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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１９３７年可謂是不同尋常的一年。 １９３７年，日軍挑起“盧溝橋事變”，中國人民進入了全面的抗戰時期，開始了為期八年的抗日戰爭。 １９３７年，中國結束了１０年內戰，國共兩党開始了第二次合作。 １９３７年，以中國工農紅軍改編成的八路軍，名正言順地踏上了抗日的戰場。 １９３７年，中華民族歷史上的轉折點。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蔣介石是一個重要人物。 他曾率領國民革命軍把一個軍閥混戰的中國統一起來。 雖說在抗日戰爭的８年中，蔣介石沒有像共產党那樣積极抗戰，但他也沒有如汪精衛之流那樣投降日本，并曾作為中國軍隊的統帥，領導了數百万國民党軍隊，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國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他也被說成是“人民的公敵”。共產党說他是人民的公敵，一點也不過分。共產党吃夠了蔣介石的苦頭，蔣介石在抗日戰爭后又一次把中國四万万人推入內戰的深淵。 蔣介石最初的反共思想可以追溯到１９２３年。當時他率國民党的代表團到蘇聯訪問，在蘇聯期間，他對蘇聯的政治制度進行了具体的調查研究。然后他得出這樣的結論： “蘇聯的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与我們中國國民党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相同的。” 這可能是蔣介石最早的反共傾向。他的這一思想至死也未能改變。 從蘇聯回國之后，他又向孫中山建議要反對俄國，反對容共。 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蔣介石發動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量屠殺共產党人，把其反共信念付諸具体的行動。 為了生存下去，共產党不得不建立自己的武裝，并且這支武裝從小到大，由弱到強，成為蔣介石最大的心腹之患。 蔣介石認為，一天不把共產党剿滅，他就一天不會得到安宁。 在蔣介石与共產党較量的同時，日本侵略中國的行動也逐步升級。蔣介石對日軍一再妥協，卻不放松對共產党武裝的“圍剿”。問其中的原因，蔣介石稱之為：“攘外必先安內。”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日軍對上海發動進攻。３月１８日，蔣介石就任國民党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參謀總長。就任之后，蔣介石首先著手的計划，不是對日作戰，而是對紅軍進行討伐。 在蔣介石看來，外來的侵略只是皮膚上的瘡毒，是不會危及國家的生死存亡的。而只有國家內部持不同政見的集團才是對國民党的真正威脅。 面對著虎視眈眈的日軍，蔣介石還是騰出手來對共產党中央蘇區的紅軍發動進攻。他是非要把紅軍置于死地不可。 蔣介石開始“剿匪”，企圖一舉消滅共產党人。國民党對中央根据地進行了５次“剿匪”行動，頭４次都遭到了重大損失，卻沒有完成使命。第五次他成功地迫使共產党武裝离開了經營多年的中央根据地，開始了二万五千里長征。 紅軍撤出了自己的根据地后，蔣介石還是不放過共產党，在國民党統治區對共產党人進行“宁可錯殺一千，也不放過一個”的血腥屠殺的同時，仍不惜血本對處境十分艱難的紅軍進行圍追堵截。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中央紅軍和二、四方面軍在陝北會師，從而結束了為期一年的長征，并宣告蔣介石把紅軍消滅在北上途中的計划破產。但是紅軍也确實遭到了重大損失，中央紅軍由剛開始長征的１０万人減少到約７千人，加上其他方面軍和徐海東的紅２５軍、陝北劉志丹的紅１５軍團，陝北紅軍總共只有約３．５万人。 蔣介石沒有徹底消滅紅軍，但他仍對自己所取得的戰果沾沾自喜。紅軍兵力的大幅度縮小讓他感到亢奮。 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似乎距成功只有一步之遙。 這時，他認為自己成功在握，從而對共產党發出的國共進行第二次合作的愿望置之不理。自１９３５年１０月至１９３６年１２月間，蔣介石先后對陝甘宁紅軍進行了３次圍攻，企圖一舉消滅紅軍。 可是就在第三次圍攻紅軍的過程中，發生了“西安事變”。一下攪醒了蔣介石“徹底消滅共党”的美夢。１９３７年１月，蔣介石下令停止“剿共”。國共兩党開始就有關合作和紅軍改編問題進行談判。 “西安事變”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局勢，并改變了國共兩党以后的命運。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有兩位重要人物是無論如何也抹不掉的。這兩位人物就是毛澤東和蔣介石。 毛澤東和蔣介石都出身于比較富裕的農民家庭。但兩人的道路卻不相同。１９２４年春，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毛澤東曾擔任中國國民党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代理過宣傳部長，地位比蔣介石還高。但他們在廣州見面的机會并不多，各种材料上也沒有什么記載。据蔣介石回憶，他對毛澤東的印象并不深，只說毛澤東在會上發言不多，好談農民問題。似乎當時兩人之間還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即支持北伐，消滅北方的軍閥。但要從更深的內心中去了解當時兩人的想法，卻是不一樣的。 蔣介石留過洋，學過日本人的作戰理論。毛澤東沒有出國學過外國的作戰理論，卻對中國的《孫子兵法》以及《水滸》和《三國演義》等中國的兵書和反映中國古代戰爭的小說研究得很透。自１９３０年１２月以后，蔣介石的“洋”軍事學說和毛澤東的“土”軍事學說開始了激烈的斗爭。 隨著時間的推移，兩人之間的矛盾是越積越深。蔣介石曾出大价錢要過毛澤東的人頭。 長征中遵義會議以后，毛澤東接過紅軍的指揮權，開始在貴州、四川、陝西、甘肅等省份的叢山峻岭中，淋漓盡致地發揮他的軍事天才。 可當時共產党的實力太弱小了，要不是毛澤東的英明，紅軍可能早就垮了。 日本人的威脅，要求中國國內有一個團結一致的環境，共產党也需要一個生存和發展的環境。 于是，遵義會議以后，共產党向國民党頻頻發出團結抗戰的信息，表示紅軍可以接受改編。 但蔣介石對共產党的團結抗戰信息均不予理睬。 蔣介石沒有給共產党面子。 共產党更恨蔣介石，毛澤東更覺得与蔣介石不共戴天。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蔣介石被張學良、楊虎城囚于西安。 “西安事變”后第三天，斯大林就致電中共中央，希望中國共產党利用自己的影響使蔣獲釋。 蔣介石沒有被殺掉，仍回到了南京。 在中國命運生死攸關的時刻，毛澤東和蔣介石這兩位死對頭又變成了合作者。 此乃中國之大幸。 １９３７年１月，蔣介石下令停止“剿共”，標志著第二次國共合作進入運作階段。從那時開始，國共兩党開始談判有關合作事項和紅軍的改編問題。１月３１日，蔣介石指示撥給紅軍每月軍費２０到３０万元，紅軍番號不變。 ２月８日，蔣介石又指出，如要統一軍隊，中共不能再宣傳共產主義。中國共產党表示如國民党政府堅持原談判條件，則中共停止武裝暴動，改蘇維埃為中華民國特區。 這是共產党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特區”這一概念，這比提出香港可以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區早了整整４７年，這也可以算是一國兩制的最初形式。現在鄧小平著作中提到的“陝甘宁特區”就是指這一件事。 中國共產党還提出紅軍改為國民革命軍，受中央政府領導，并停止沒收地主土地。 但蔣介石還是沒有完全放棄反對共產党。２月１５日，南京國民党五屆三中全會通過《根絕赤禍案》，其重點內容為，根絕赤化宣傳；根絕階級斗爭。同時認為紅軍要向國民党中央政府投誠，而不是統一改編。 從根本上講，蔣介石對中共的態度仍沒有發生變化，只是在策略上作了調整。他在２月５日的日記中就說：“對內避免內戰。然一遇內亂，則不放棄戡亂安內之責任。” 蔣介石之所以調整“剿共”的策略，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他确實感到了日本人的威脅，二是中國共產党也答應放棄武裝斗爭的政策。 ３月６日，蔣介石又對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說： “我國對共產党政策并未有何變更。此點可于前次三中全會之宣言及決議案證明之。” 看來，蔣介石雖然在口頭上答應与共產党合作，但其內心是极不情愿的。他的想法是，合作可以，但共產党必須付出相當大的代价。 協議已經有了，但國共兩党能否成功地進行合作還是一個未知數。 可就在這時，“七七事變”爆發了。 自１９３３年以后，因為國民党當局的一再妥協，使得北平、天津成為日本人的勢力范圍。自山海關到丰台，鐵路沿線均有日軍駐扎。通縣已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純系日本人的傀儡。北平北面則駐有日偽重兵，西北面是李守信、王英偽軍。只有盧溝橋仍為中國軍隊宋哲元部把守。如果把盧溝橋再划到日本人的勢力范圍內，那么北平就盡入日本人手里。因此，日軍又制造事端，進攻盧溝橋，從而挑起了“七七事變”。 盧溝橋事變爆發時，蔣介石正在廬山。事變的第二天，他才接到當時的北平市長秦得純的報告。接到這個報告后，蔣介石對是否立即進行全面抗日仍未下定決心。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倭寇在盧溝橋挑釁矣。彼將乘我准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為難，使華北獨立乎？” 隨后又寫道：“倭已挑戰，決心應戰，此其時乎？” 當時，天皇裕仁葫蘆里到底賣的什么藥，蔣介石還未搞清楚，他根本未下定抗日的決心，難怪他在日記中自問自疑。 但蔣介石也感到應准備在日方擴大事態時，与之抗爭，不可麻痹大意。所以他在７月８日接到日軍進攻盧溝橋報告后，當天就指示宋哲元： “宛平城應固守勿退，并需全体動員，以備事態擴大。” 經過一夜的考慮和思想斗爭后，蔣介石于７月９日定下了准備進行全面抗戰的決心，并立即召何應欽自四川返回南京，著手編組部隊，同時又電令宋哲元嚴陣以待： “守土應具必死決戰之決心与積极准備之精神相應付。至談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慣伎，務須不喪失絲毫主權為原則。” 蔣介石也吃夠了日本人狡猾的苦頭。 在當天，蔣介石還派孫連仲第２６路軍北上保定、石家庄地區，准備同日軍作戰。 １０日，蔣介石又采取了三項緊急措施： 一是編組作戰部隊。第一線為１００個師，預備軍為８０個師，并要求于７月底前組建好大本營和各集團軍、軍團等。 二是將供６個月用的彈藥圍置長江以北三分之二，長江以南三分之一。如果兵工厂一旦被摧毀，則從法國、比利時購買軍火，經香港、越南運回國內。 三是准備后備兵員１００万人，軍馬５０万匹和６個月的軍糧。 老蔣這次是真的要干了，并且態度還十分堅決。 當被中國一直視為抗日英雄的宋哲元也被迫向日軍妥協時，蔣介石也沒有改變他要抗擊日本人侵略的立場。 ７月１０日，宋哲元派出代表張自忠，与日方代表松井太郎進行談判，并于１１日下午達成屈辱協議： 同意向日方道歉，并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宛平城和龍王庄不駐中國軍隊；徹底取締抗日團体等。 但是這一協議未經蔣介石批准，它只是宋哲元對日的妥協，因此蔣介石對此屈辱和約不予批准，并命外交部長王寵惠以備忘錄的形式通知日本駐華使館： “任何諒解，未經中央核准者，無效。” １３日，蔣介石又向宋哲元發出電報，表示其抗戰的決心，指出：“中央已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宁為玉碎，不為瓦全，以保持我國家之人格”。 蔣介石不但已定下了抗戰的決心，并且也意識到，只有抗戰，才能維護國家的尊嚴。 宋哲元仍抱著局部解決的幻想。當時日本代表香月清司于１４日派參謀向宋哲元提出七項苛刻的、完全控制華北的條件，最主要的是撤退中國軍隊，撤走中央机關，取締“排日”活動。而宋哲元居然派張自忠于１９日簽署了該協定及其７項條款，并報請中央批准。 蔣介石對宋哲元擅自簽署的協議不予批准。在此之前，蔣介石就多次電示宋哲元切勿對日軍抱有任何幻想。其中１８日的電文中說： “倭寇不重信義，一切條約皆不足為憑。上海‘一·二八’之戰，本于開戰之前已簽和約，乃于簽字后８小時仍向我滬軍進攻。此為實際之經驗，特供參考，勿受其欺。” 看來，這時蔣介石是真的看透了日本人的野心和一貫使用的花招，日本人的最終目的就是吞并整個中國，或者是讓中國臣服于它。蔣介石是万万不會答應的。 再說，蔣介石也不想成為日本人的傀儡，不想任別人擺布，他想一直當中國的老大，不想有其他人來管他。 １７日，蔣介石在廬山再次表達了他的決心。他說； “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臨到最后關頭，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講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完全投降、整個滅亡之條件。全國民眾要認清‘最后關頭’的意義。……” “和平已非輕易可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只有讓人家（日本）軍隊無限制地出入于我們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在；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 “我們東四省失陷，已有６年之久；現在沖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占，那么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軍事重鎮北平，就要變成沈陽第二！” “今日的北平如果變為昔日的沈陽；今日的冀察（河北和察哈爾省）將變成為昔日的東四省。” “北平若可變成沈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 最后他表示，“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的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這些是事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和維護國民党政治統治的根本大計。 蔣介石的抗戰決心能如此迅速地堅定起來，其根本原因是日本侵略者要滅亡整個中國。蔣介石已經意識到，如果再不抗戰，就要亡國；北平就要成為沈陽第二，南京就要成為北平第二；國民党政府就要倒台或充當日本的傀儡，對此，蔣介石無論從個人的角度，還是從民族觀念考慮，均無法接受。就蔣本人來說，他從來都不愿受人管束，況且他現在已為一國之尊，要他對日本人稱臣納貢，他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雖然蔣介石到日本留過學，但他對中華民族的古老文化卻非常崇拜。在蔣介石看來，泱泱文化古國，怎么能受制于倭寇。他曾對斯諾說： “我國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留給我們的歷史上的責任。” 蔣介石之所以能堅定其抗戰的決心，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已与共產党達成諒解，統一戰線不久也將建立起來，對共產党會堅決抗日這一點，他是沒有任何怀疑的。也有可能，蔣介石覺得共產党當時已對他构不成太大的威脅，建立統一戰線后共產党也會受他的左右。 當然，蔣介石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在抗日戰爭中，共產党的力量發展得如此之快，以致于在抗日戰爭結束時，八路軍的力量已經能与國民党軍隊分庭抗禮。 共產党与國民党雖然已經達成了妥協，但開始時，蔣介石還是准備在談判中同共產党討价還价，從而進一步削弱共產党的實力，限制共產党的活動。但是，由于日本人挑起了盧溝橋事變，使得蔣介石沒有更多的精力來顧及与共產党的斗爭。此時，蔣介石政策的重點已不是“安內”，而是把“攘外”放在优先的位置上。蔣介石重點考慮与日本人作戰，在与共產党的談判中多付出一點代价已算不了什么。“七七事變”的爆發，無疑加快了國民党与共產党達成最后協議的速度。 可以這樣說，盧溝橋事變是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催化劑。 國共兩党達成了協議。共產党在中國的合法地位得到了确立。雖然國共兩党內心的想法是不大相同的，但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兩個對立的政治集團又走到一起來了。 國共合作，全民抗戰，終于成為現實。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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