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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羽生看來，張丹楓是最完美的俠。 當一切都成了歷史的云煙時，我們當中，有多少人會追問： “歷史是什么？” 史學家們當然關注歷史，但他們的精力聚集于王朝的命運和帝王的世系中，芸芸眾生的渺小事跡提不起他們的真正興趣。 哲學家們也關注歷史，他們會說：“說歷史是歷史的判斷還不夠，必須補充說，每個判斷都是歷史的判斷，或簡言之，就是歷史。”（克羅齊）“歷史意味著一种貫穿‘過去’、‘現在’与‘將來’的事件聯系和作用聯系。”（海德格爾）但他們的思想燭照的，也是歷史所包含的某些重大范疇。 文學家們亦時常被歷史的光圈所迷惑。心甘情愿地充當了歷史的謙恭仆人，為歷史補白。“史詩”之稱已很能顯示文學与歷史的最初淵源，而“講史”乃是宋代“說話”之中最負盛名的一個家數，明清時代的演義小說中，歷史故事更成了基本情緒。在今天，林林總總的歷史小說更成為了一個龐大的文學部落。 只是一般的讀者不會想到，在他們拿來輕松一下，消遣一下的武俠小說中，以往分量非凡的“歷史”一詞，會跟他們猝不及防地打了照面。 特別是在梁羽生的小說中。 將武俠小說的傳奇故事与中國歷史的具体真實背景結合起來，是梁羽生的首創。他的新派武俠小說，每部几乎都有明确的歷史背景，從盛唐到晚清，千多年浩瀚歷史風云，在他筆下都曾波翻云涌，扑朔迷离。既有正史的不朽，更多的是野史的傳神。他著眼的是江山，著重的是江湖。在描繪社會動蕩，外憂內患，改朝換代，諸強紛爭的特殊歷史階段，諸如“安史之亂”（唐朝）“土木堡之變”（明朝）以及金元對峙，元明之交，明末清初……等等風云翻滾的時代江湖儿女的可歌可泣，無人能出其右。 金庸開始走的也是這條路子，但沒有那么純粹；古龍到了最后，壓根就不再跟歷史打招呼了。 只有梁羽生，既是始作涌者，又是“堅持就是胜利”的堅定衛道者。 在新派武俠小說園地里堅持了三十二年之久，創作了長篇武俠小說三十多部計一百余冊之后，有人問梁羽生：刀光劍影三十二年，筆下涌出的人物，何止百千，其中塑造得最好的是誰？ “還是張丹楓。” 那時的梁羽生，必定是帶著笑意說的，有一分從容和几許滿足。 《萍蹤俠影錄》中的張丹楓。 因為，寫張丹楓的時候，梁羽生剛剛新婚燕爾，三十來歲，正是意气風發的時候，“也許有點希望自己是張丹楓罷！” 這回梁羽生是哈哈大笑了。 确實，再沒有一個人物能像張丹楓那樣能傾注他的熱情，符合他的理想，撫慰他的良知，渲泄他的憂患了。 呂四娘固然愛憎分明，俠膽義心，但她畢竟是“英雌”。 凌未風固然孤傲不屈，義薄云天，但偏偏失之寬容。 卓一航固然劍膽琴心，雍容瀟洒，但又過于柔懦。 惟有《萍蹤俠影錄》中的相國公子張丹楓，志向遠大，滿腹經綸，才調高華，瀟洒不羈，“亦狂亦俠真名士，能哭能歌邁俗流”，最能表現梁羽生治國安邦的抱負，抒發愛國愛民的博大情怀。 因為梁羽生實在也是一位“名士型俠客”。或者說，在某种意義上，他是把從少年時就激動自己的理想，都傾注到張丹楓這濁世奇男子身上去了。 這毫不奇怪，沒有一個作家，會在自己的作品以及自己所創造的人物中，沒有留下自己的思想的痕跡，生活的原型。 正如曹雪芹寫出了《紅樓夢》，張愛玲寫出了《傾城之戀》，巴金寫出了《家》。 梁羽生很自然就會寫出《萍蹤俠影錄》和張丹楓。 這不僅是因為他曾經治過史，在史學家簡又文先生門下接受了較長時間的熏陶，更因為他和許許多多的中國傳統知識分于那樣，秉承的是“經國濟世”的文化价值觀念，具有著強烈的社會道義感与責任感。而這种歷史責任感几乎是与生俱來，深藏于每個中國人的心靈深處的。 据說，儒家是把世間社會問題和我們的私人生活、人身修養聯系起來的，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是信奉“造物主”起家的。 許多西方人認為，上帝（即造物主）高踞在人類的頭上，暗暗主宰著我們的靈魂；當它心情愉快的時候，它就能夠把社會安排得井井有條，使統治者圣明而又謹慎，老百姓安定而又富足，整個世界都顯得風平浪靜。可是，當它一旦大發脾气，用一連串的戰爭和災難，煽旺人類的卑劣習性，使統治者失去理智，老百姓喪失良知，社會就會一片黑暗，苦難無邊無際。因此，此好彼坏，全都是上帝的一意孤行，人類哪里能主宰自己？ 中國的儒學所倡導的正好相反，尤其是宋朝之后的儒學更是認為每一個人都該懂得，一個國家內的歷史進展以及社會和政治的發展趨勢，都是以各种個人的內在觀念為依据的。所以，就算是梁羽生他們那一輩人，在啟蒙時所讀的第一課，內容必定也有著下列的這一段話：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進道矣。 這种“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因而在歷史重大關頭，當個人感情与社會責任發生沖突且不可得兼時，無論怎樣痛苦，怎樣艱難，感情總要讓位于道義，這已成了許多中國人的共識。 張丹楓就是這种良史之憂氛圍下產生的人物。 他既秉承了儒家文化的血緣——有著強烈的入世精神，又有著江湖儿女的豪邁洒脫——視功名利祿為浮云。 所以，他除了是一位才調高華的名士外，還是一個胸怀安邦志，鏟除世間不平的快客，更是一個心連廣宇襟怀坦蕩的的民族英雄。 這當然值得梁羽生驕傲，試問，在數量浩繁的新派武俠小說中，還有那一位人物能集張丹楓的美德于一身，再進行超越？ 但悠長的三十二年過去了，梁羽生依然要以張丹楓為傲，說明他也沒能超越自己，最難燦的光華似乎只凝聚在張丹楓頭上了。這對于一個責任感特別強的作家來說，是不是一种遺撼，甚至是悲哀？ 梁羽生封筆至今也十年有余了，縱觀他的新派武俠小說，張丹楓這個人物，依然具有著里程碑的意義。 所以，我們也依然有話可說。 張丹楓所處的朝代，距今已有五百多年了，有人曾怀疑地問梁羽生，作為那個時代的貴族子弟，張丹楓能具有那么多進步思想么？ 梁羽生當時的回答是商量式的，并不是那么斷然肯定。但在今天我們看來，張丹楓這個形象，除了作者過于鐘愛，賦予他的性格過分純粹之外，其他的都是有著真實的可能性存在的，作者的本身條件和時代的環境都給這种可能性提供了相當好的机緣。 從梁羽生本身的師承來看，他除了酷愛中國文學，熟悉中國歷史之外，對十九世紀的西方文學也有很大的興趣，涉獵較多。雖然他自喻說自己是名士气味甚濃（中國式）的，而金庸才是現代的洋才子，但西方小說的影響在梁羽生作品中還是處處有跡可尋的。且听他的夫子自道： ……我們可以看到在厲胜男的身上有卡門的影子，卡門不顧個人恩怨，要求愛情自由，甚至死去也在所不惜；在金世遺身上有約翰·克利斯多夫的影子，金世道在未受谷之華的影響轉變之前，那种情世嫉俗，任性縱情的表現，与克利斯多夫宁可与社會鬧翻也要維持自己的精神自由，不也是如出一轍？玉羅剎的大鬧武當山，敢与武當五老沖突，這与托爾斯泰創造的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上流禮會的虛偽，敢于和它公開沖突，兩者在精神上也接近得很…… 如此說來，梁羽生作品中的一些人物，實在是中國名士气与歐洲十九世紀文藝思潮的結合。 按梁羽生對托爾斯泰、羅曼·羅蘭等文學巨匠的這么深刻的了解，他當知在貴族階層里，清醒者絕不是寥若晨星的，何況中國也還有一個納蘭容若（性德）？ 所以，也有人認為，張丹楓的原型，實在是清代的第一詞人、相國公子納蘭容若。 是否如此，當是見仁見智吧？ 不過，梁羽生對納蘭容若情有獨鐘，在另一部作品《七劍下天山》中，專門以很大的篇幅，很深的功力，刻畫了另一個光彩照人的藝術形象。 我們過去，往往只是對納蘭詞稍有認識，因為几乎所有的古代中國文學作品選里，都會選到他的這一首詞：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關那畔行。夜深千帳鐙。 風一更，雪一更，聒碎鄉心夢不成。故園無此聲。 《長相思》 但納蘭容若是一個怎樣的人，他有著如何的精神面貌，是否就如他詞中所自況的“冷處偏佳，別有根芽，不是人間富貴花”？ 相信許多讀者是在梁羽生的《七劍下天山》中才第一次窺見這個一生享盡富貴，卻极厭惡由富貴生活所派生的虛偽無聊的貴族子弟的心靈与才情的。從這個層面上說，梁羽生除了是一個小說家之外，還是一個歷史學家，因為他在盡情地想象個人的悲歡离合時，又盡可能將個人命運提升到歷史的高度予以認識。 當然，具体的納蘭容若是另一個話題了，我們有著另外更為詳盡的論述。 還是回到張丹楓身上吧。 再從當時梁羽生寫作武俠小說的處境來說，開始他寫《龍虎斗京華》時，固然是偶然加匆忙，其中的緣起，許多看武俠小說的讀者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如果說，一開始時梁羽生并沒有要重振武俠小說雄風的野心，要開創一門“教派”的宏愿，那么，到了他的第八部作品《萍蹤俠影錄》，之前的《白發魔女傳》、《七劍下天山》等既已奠定了他的新派武俠小說鼻祖的地位，那么，張丹楓這個超級俠士的脫穎而出，就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了。 他是作者理想的化身，具有著現代意識。現代觀念當是預想中的事。 他是讀者崇尚的民族英雄，若沒有進步的思想，不俗的所為，何來讓人景仰？ 當然，現代人已越來越隨波逐流，越來越顯得凡俗了。何況，中國又不同于希腊，從來沒有出現過史詩，甚至連淵源都找不到，但是，我們的史官文化卻是脫胎于巫官文化的。 据考，遠古的時候，巫官掌管御敵和祭祖——這無疑是兩項大權在握的政治事物。史官逐漸代替了巫官之后，史官的職責之中依舊殘留著參与社稷大事的功能，這也就是歷史學家与崇尚政治情緒的廣大中國人的政治情怀的始源。 所以，喜歡梁羽生作品的讀者，有許多都是為他所杜撰編造的优美的政治歷史童話所吸引而沉醉其中的。 張丹楓既是梁羽生的理想，也是他們的最愛。 他挑起了他們蘊藏已深的愛國情怀，以及日漸被凡塵掩蓋的高洁情操。 梁羽生是把張丹楓放在國家的命運和一個家族稱霸雄心的尖銳矛盾中描寫的。他的先祖，其實和明太祖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他們都曾逐鹿中原，張家先祖以私鹽販子而崛起，卻敗于叫化子出身的朱元璋，被朱元璋沉尸長江。所建立的大周，也已風流云散，僅在蘇州留下了快活林舊居和一個藏寶點。 張家的后代，直到張丹楓的父親張宗周也以复仇為念，遠避蒙古，數代幫助瓦刺整軍經武，欲借瓦刺兵力与明朝再爭江山。為此，不惜惡待明朝派去的使者，又鬧出了一場蘇武牧羊二十年的新公案。云靖一家家破人亡，全是拜張宗周所賜……正所謂，國仇未報，家仇又添。 張丹楓作為張家第三代，肩上所負的重擔當是苦不堪言：明朝天子固然要防范他，云家后代亦要追殺他，而瓦刺國王也不見得會重用他。何況瓦刺國中還有一個居心叵測、凶殘毒辣的太師也先在處處設梗，事事刁難？張丹楓可謂是步步惊心，時時留意。 他的俠士風度正是在這种蒺藜滿布的環境中体現出來的，在几代人的苦心經營中，在殘酷的現實提醒下，他漸漸看穿了父祖輩們為一家一姓爭天下，不惜借助外族的做法，是狹窄自私、不顧百姓死生存亡和國家社稷利益的。為此，在明朝內憂外患的深重危机下，他幫助曾留下一代英名于世的于謙抗擊蒙古軍的入侵。憑著一身惊人武功，滔滔辯才，肩負國家民族重任，奔波于塞北中原之間，屢建奇功。 他的名士風格也是在刀光劍影中确立的，在作品的第三回中，他才顯身，顯身之后有好長時間又神龍見首不見尾。他胸有丘壑，卻從不矯情飾俗；能歌善飲，卻不見輕浮；俠骨柔腸，卻充溢浩然正气。 他的不拘性情，讓人想起了同樣善哭縱酒的另一典型——晉時代的名士阮籍，但他又絕不似阮籍以及稽康等人的消极避世。 他的才調高華，讓人想起了長歌“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复來”的大才子李白，但他又沒有李白的過于恃才傲物。 他的心胸見識，讓人想起了《虯髯客傳》中的那位見李世民即“推抨斂首”的真漢子。但虯髯客獻資產助李世民，是迫于“天命不可違”，張丹楓的獻出藏寶，卻是為了社稷平穩，蒼生安宁。 所以，熟知梁羽生的龍飛立才在他的《劍气蕭心梁羽生》中對此大加贊賞，說梁羽生的張丹楓要比虯髯客境界更高一籌。 所以，當七十年代的香港佳視首播《萍蹤俠影錄》連續劇時，千万觀眾都為陳強所扮演的張丹楓著迷。 在讀者和觀眾心目中，張丹楓首先是一位民族英雄，他所被大眾看重的，也是他的俠骨，而不是柔腸，雖然其實他二美兼備。 如此，云蕾等人的形象豈不成了陪襯？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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