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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与國之間，如何自處？ 愛与恨之間，如何把握？ 梁羽生的作品，是比較少去精心編撰純粹的武林故事的。他也寫綠林大盜，也寫江湖儿女，但那往往是為他在外敵入侵、農民起義、政治動亂中捐軀赴國難的偉丈夫。大英雄而附設的。他們只是綠葉，陪襯的是張丹楓之類的紅花。 這种風格，有好處，也有不足。 好處在于，主要角色一開場就光彩照人，從頭到尾都集正義、勇敢、智慧和美德于一身，确實形象突出，且很容易挑起讀者的閱讀激情。并從而引發出人人心底上都有的但在尋常時態并不那么顯露的審美情愫，諸如：公正、誠實、自由、勇敢、助人為樂、慷慨赴難的庄嚴等等。 人類有時候是要借助外在的一些東西去重新激活、支撐自己的。 在武俠小說的領域里，梁羽生的作品無疑最有條件擔負起此种使命。 而缺陷在于，對主要人物的美化，度要把握得很好，否則，亦容易導致讀者的疏离。 雖然在很久遠的時候，即有“簡單即美”的命題，但從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上看，此命題往往僅在哲學意義上成立，卻很難在實踐的層面上得到推崇。 人類是崇尚越复雜越好的的動物。 例證之一： 遠古的人類是不穿衣服的；在伊甸園中的亞當与夏娃，也僅僅是以稀少的無花果葉遮掩一下，便過著自由自在和無拘無束的生活。越到后來，人類越來越走向虛假、張揚、擺闊，甘心情愿地受化工制品對身体的束縛、壓迫，以至變形。不僅光燦燦如花葉般的綢緞類不穿了，連讓人很容易聯想到田野上的微風細雨、五彩的陽光，真正的与肌膚溫柔相親的布衣也不穿了，反而去鐘情那些晴綸、滌綸甚至是橡膠塑料制品，越加重生命過程中的緊張、拘謹与壓抑、异化。 例證之二： 日本的典籍里，有一則日本禪師和中國禪師釋禪的故事。 那時候，中國的禪師正和日本禪師同游獺戶內海，那位日本禪師在這之前是曾經到過中國，親炙過中國山水的。所以，在他們自己國土清洁的海面上，他很自豪地對中國禪師說： “你看，這日本的海水是多么清澈，山景是多么翠綠呀！看到如此清明的山水，使人想起山里長在清水中那美麗的山葵花呀！” 頗為自負。 中國的禪師听聞此言，并不在意，反而微微一笑，說： “日本海的水果然清澈，山景也美。可惜，這水如果混濁一點就更好了。” 這下輪到日本禪師惊异了，臉上寫滿了問號。 “水如果混濁一點，山就顯得更美了。像這么清澈的水只能長出山葵，如果混濁一點，就能長出最美麗的白蓮花了。” 中國禪師平靜地解釋道，日本禪師只得無言以對。 看罷這則故事，相信人們都覺得中國禪師的道行更高。尤其是中國人，因為自許污水里能開出蓮花，所以恣情縱意，把水弄髒，也覺得理所當然。 這足可證明，人們總有在复雜的事物里尋求樂趣的欲望，戰爭的始作涌者是這樣，平庸人生中尋求异常刺激的人也是這樣，即便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也時時渴望著瀟洒走一回。 所以，當現代人又開始复古，重新以多情的眼光去關注純棉布衣，并認為在現代化的大都市里，身穿干干淨淨的純棉布衣的人，是真正的貴族的時候，我們再來看看張丹楓，看看他是如何做到文武雙全，德才兼備，形神俱美，內外雙修，江山江湖齊管……是不是會有新的感悟？ 其實梁羽生的作品中的人物也不全是那种真善美与假丑惡的模式鑄造出來的產品。 《萍蹤俠影錄》里，他就很用心地在俠与國運、俠与家仇、俠与愛情、俠与江湖的矛盾、沖突以及相容中，努力把握人物的個性形象及其獨特心理。 張丹楓由蒙古到中原，由中原到江南，又從江南到蒙古，就像一匹神駿异常的“照夜獅子馬”縱橫千万里，到處留下他的萍蹤俠影。 只不過，張丹楓也不是一開始就有那么高的思想境界，他其實是為報仇而想到中原來刺探軍情，以備有朝一日奪取大明江山的。他和云蕾一見鐘情，所以，在兩人被因石洞里的時候，他就對云蕾坦誠以告： “我此次實是瞞著父親，私逃回來的，事情只有我師父一人知道，中原武林的种种情形，也是我師父對我說的。我是中國人，我絕不會助瓦刺入侵，可是我也要報仇……” “我入關之后，細察情形，明朝其實已是腐朽到极，要報仇我看也不很難。我若找到地圖寶藏，重金結士，揭竿為旗，大明天下不難奪取。” “皇帝也是常人做，一家一姓的江山豈能維持百世？不過我搶大明的江山，也不只是為了做皇帝，也不只是就為報仇，若然天下万邦，永不再動干戈，那可多好……” “人壽有几何？河清安可俟，焉得圣人出，大同傳万世！哈，哈，若能酬素原，何必為天子？” 霸气宏圖在這個相國公子的心中是扎下了根的，祖先的仇恨，在年青的后輩身上也不那么容易斷根，所以，當云蕾看不得他的狂態，忍不住說道：“做不做皇帝，那倒沒什么希罕，只是你若想搶大明九万里的江山，不管你愿不愿意，只恐也要弄至殺人盈城，流血遍野。何況現在蒙古入侵，你若与大明天子為仇，豈非反助了瓦刺一臂？” 張丹楓一下子倒怔在那里。 從來都是這樣的，每一場奪取政權的戰爭都是男人戰死，女人傷心的，苦的都是平民百姓。 張丹楓何嘗不知，卻苦在心結難解，到了第十五回，他在寫給于謙的一首詩中，仍是這种心態的抒寫： 愁里高歌梁父吟，猶如金玉戛商音。 十年勾踐亡吳計，七日包胥哭楚心。 秋送新鴻哀破國，晝行饑虎嚙空林。 胸中有誓深如海，肯使神州竟陸沉。 直到在中原、江南盤桓了一段日子，深深感到云蕾的話是有道理的，加上出現了“土木堡之變”，听說朱家皇帝已被瓦刺所俘，才堅定了把寶藏獻給明朝的決心。 土木堡之變發生在1449年，瓦刺大舉向中原騷扰，明英宗朱祁鎮親自統帥京營五十万大軍出征。當年8月13日，明軍在土木堡（今北京的怀柔縣）被瓦刺破城而人，抵抗不了，連朱祁鎮也束手被俘。這一事變，對于一心要找明王朝的麻煩，以報殺祖之仇的張丹楓來說，無疑是一個复仇立國的大好机會，但張丹楓卻選擇了令人惊訝的道路。 這邊廂，他安排云重把剛掘到的張家寶藏悉數獻給明朝政府以抵御外侵。 那邊廂，他以民族危亡之大局為重，拋棄私家仇怨，鐵騎千里從陰險毒辣的瓦刺太師也先手中救出了被俘的仇人后代朱祈鎮，一片丹心可昭天日。 這一切，張丹楓都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出色，雖然其中不乏艱難險阻，也几乎有功虧一簣的絕望，但張丹楓最終都闖過來了，當然，是一步一步闖過來的。 但張丹楓闖過了國仇，卻差點闖不過家仇。 《萍蹤俠影錄》說到底，也還是一個复仇的故事。 每一個武林故事里，几乎都有“复仇”這种故事元素。 甚至可以說，自有人類始，复仇故事便層出不窮。世代延綿。 誰說不是呢？西方的神話中專門有一個“复仇女神”，即使是最仁慈的上帝，在夏娃被蛇誘惑動員亞當一塊吃了美麗的紅苹果后，也把他們逐出了伊甸園。 复仇實在是人類在相當長的時間里認為最正常、最理所當然的行為。 正如人類有美好的一面，也有邪惡的一面一樣， 不是有“有仇不報非君子”的名言嗎？又有誰不想當君子呢？ 何況武林世界里并不是公平義气、鳥語花香的桃花源或烏托邦，而是強者為尊，刀光劍影，舞槍弄棒，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天地，腥風血雨，爾虞我詐，复仇危机触目皆是。 即便很有創新精神的梁羽生，也不能超脫于此种故事模式，如《西游記》中孫悟空的七十二變，變來變去都變不掉那根尾巴，跳來跳去也跳不出如來佛的巨掌。 “所有值得我們歌頌的，我們都歌頌過了。所有值得我們挽救的，我們都挽救過了。”一個詩人如是說。這大約也可以比擬武俠小說在選擇故事元素中某种近乎极限的窘境吧？ 但無論怎么樣，“我必須講下去，我不能不講下去，我愿意講下去。”（貝克特語） 在這种兩難的境遇里，張丹楓便只能被卷入复仇的漩渦中。 在這里，梁羽生還是作了一番努力的，因為他給張丹楓設計的漩渦，并不僅是一個，而是一個套一個，它們既有獨立的流向，更多是相糾相纏的复雜与麻煩。 一方是國仇的樊篱，另一方是家仇的偏見，兩方合力，都要耗盡張丹楓的心力。 在剪不斷理還亂的際遇中，張丹楓憑著至上武功、滔滔辯才以及一顆丹心，消彌國仇。在民族死亡的關鍵時刻，保全了中原的版圖，免去了一場大的民族戰爭。 但他卻沒有辦法在家仇面前也手揮目送，瀟洒從容。 所以，當云蕾被她的父親一聲冷冷的呵斥提醒，一手拖著父親，一手拖著母親，走進家門，把柴門砰的一聲關上，再也不出來后，張丹楓的魂便掉了。 第二十七回中，有這么一段凄涼的描寫： 張丹楓就這樣如痴如狂地獨自走上唐古拉山，第一日還有點清醒，記得自己此來是要找師父，第二日就迷迷糊糊，不知道自己為什么會單獨在這荒山之中。見著山花枯樹，怪石奇峰，眼前都幻出云蕾的形象；听到流泉山澗的聲音，也好像云蕾在呼喚他，然而這“呼喚”之聲倏忽又變成了那“砰”的一聲關門的聲音。張丹楓永遠忘不掉這個聲音，這聲音在追逐著他，他不敢下山，茫無目的地向山上跑，好像這樣就可以躲開那個聲音，避開那個令人厭煩的山下的世界。 這么一個一腔熱血的奇男子，卻闖不過冤冤相報的偏見，大風大浪都過來了，卻迷途于這小小的雞虫之爭……這樣的安排，實在是有梁羽生的深意在。 他希望能把《萍蹤俠影錄》寫成一首長篇抒情詩，“一首感歎人生之多艱，命運之莫測，心愿之難償，恩怨之難忘，塵緣之難斷，情孽之難消的詩”。（方志遠語） 他希望讀者既看到張丹楓“亦狂亦俠真名士，能哭能歌邁俗流”的一面，還看到他“難忘恩怨難忘你，只為情痴只為真”的另一面。 這樣，他心愛的張丹楓就不但是個民族英雄，文武全才的俠客，還是一個真正的“人”。 如果說，在故事的設計中，梁羽生并未能更好地超越慣常有的复仇模式，那么，在對張丹楓的刻划中，他确實花費了許多心血，努力把他鑄造成有血有肉、有歌有笑、有愛有恨的生活著的人。在某一個層面上說，這個形象無疑是相當成功的。 所以，當我們讀完全書的時候，我們忍不住又翻回開頭，對那首作者自撰的《浣溪沙》，有著深深的感触： 獨立蒼茫每悵然，恩仇一例付云煙，斷鴻零雁剩殘篇。 莫道萍蹤隨逝水，永存使影在心田，此中心事倩誰傳？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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