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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使中國任武官，盧溝橋畔起狼煙； 兵民血肉筑長城，沃倫万里闖險關。 1935年7月7日，史迪威上校到達北平。不管中國局勢如何，他一到這里就感到安穩、幽靜，似乎身處世界上最优美、大度的地方。15年前他到這里的第一印象立刻又浮現在腦海里。 現在，他是武官，美國駐華使館的重要成員，身份和15年前大不一樣了。他的住所是一座有百年歷史的宅院，里邊有許多小套院和紅漆柱子，原來是為廣州總督建造的。里邊客廳寬敞，史迪威請人畫了一幅中國山水畫，挂在客廳的牆上，還購買了一些蒙古鞍毯、慈禧太后穿過的一件華麗的罩袍，以及一些珍寶、古董，陳設在客廳里。他喜歡收藏象牙扇柄的扇子，威妮也喜歡。 在社交方面，史迪威不以身份的升高而有變化。他避而不去北京俱樂部，那里的常客也不認為他是“自己人”。可是，他与作過慈禧太后宮女的一位滿族皇親——一位杰出的、有教養的女人相處融洽。史迪威的家人也常招待她。還有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先生，經營玉器的商人“翡翠喬”等各色人物，是他家的常客。 7月6日，史迪威到達北平的前一天，國民党政府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复函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全部承諾日方的無理要求：撤消平津兩市的國民党党部，撤退東北軍第51軍、國民党中央軍及憲兵第3團，撤免抗日的河北省主席于學忠和平津兩市市長，禁止一切反日團体活動等等。這就是臭名昭著的《何梅協定》，它使中國喪失了河北省的大部分主權，日軍在華北的勢力更加擴大，活動更加肆無忌憚。 日本軍人在大街上橫行霸道，用槍托子驅赶路邊的中國人，向其傀儡行政長官發號施令，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气勢洶洶的聲明，大吹大擂其領導亞洲各國的“神圣使命”。顯然，中國被日本征服的情況比史迫感所估量的要嚴重得多。与此同時，中國平民乃至官員的反蔣情緒也在增長。對日本和蔣介石同樣反感的山東省主席韓复矩，就公開拒絕奉者蔣命令撤离河北省的中央軍通過山東地界。愛國的第29軍軍長宋哲元被留在平津維持有名無實的中國主權，每天遭到日本人的侮辱，憤懣不已。甚至胡适教授也對美國人說，國民党“已經死了，但是尚未埋葬，而一切沒有埋葬的東西，都會給活著的人們制造麻煩”。 史迪威在使館的頂頭上司，是納爾遜·T·詹森大使，一位48歲的、健壯的中產階級人士。他1907年到中國學習語言，開始外交生涯，在漢口、重慶等城市出任過領事，1925年晉升為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司長，1927年曾拒絕駐華公使敦促美國插手反對國民党人的要求，1929年再次到中國出任公使。他是第一位會講漢語的駐華大使，對中國有廣博的了解。他的座右銘是道教的一句格言“無為而無不為”，無論走到哪里，他總是自己書寫好這几個字，挂在辦公室的牆上。也許由于都是務實的人，史迪威和他有一見如故之感。美國軍界頗有造詣的語言學家戴維·包瑞德上尉，是史迪威的助理武官。他們三位對中國文化、中國人都有獨到的見解。每每在一起談論起來都很愉快。 南京國民党政府极力想使各國公使館遷人南京，以顯示外國承認這個政權是穩定的。但北平的外國公使大多不想去那座泥泞的城市。政府能否長期維持下去，仍是可疑的。但各國都在南京設立了由領事或代辦主持的辦事處進行工作。史迪威到北平時，英美兩國為了不讓日本在南京的外交級別高出一頭，也都把公使館升級為大使館。9月，詹森率全体館員到了南京，止或以大便身份舉行了遞交國書儀式。史迪威身著白色軍服，佩戴著各种獎章，看上去文質彬彬，是個极其英俊的武官。第二年北平使館所在地成了美國總領事館，但史迪威被留了下來。因為美國認為，從軍事角度考慮，繼續注視華北的情況是非常必要的。 1935年10月，美國大西洋艦隊旗艦“奧古斯塔號”到泰國進行正式訪問。史迪威的職務包括兼駐泰國武官，于是搭乘旗艦入曼谷灣登陸，到了這個東南亞唯一的獨立國家。泰國原名暹羅，從16世紀起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侵略，到19世紀末，由于成了英、法殖民地之間的“緩沖國”而保持了獨立地位。1939年5月改國名為泰國。它的西鄰是緬甸，1858年被英國侵占，被划成了英屬印度的一個省。它的東鄰是柬埔寨，也是亞洲的一個古老國家，1363年被法國侵占。所以泰國的戰略地位很重要，但此前的几位武官都不曾來過這里。這次泰國王室隆重接待了“奧古斯塔號”旗艦上下來的一行人，并第一次見到了美國武官。史迪威除參加宴會、社交聚會和王室人物會見外，還參觀了步兵、騎兵和防空部隊，編寫了一份關于泰國陸軍訓練、編制和防御能力的詳細報告。這是他作為武官要觀察、研究駐在國的軍事能力和意圖的必盡職責。 史迪威自泰國返回北平時，已進入初冬的11月。日本在平津非軍事區以北集結了重兵，對宋哲元將軍施加壓力，要他宣布河北、察哈爾、綏遠、山西和山東等5省脫离南京政府，以完成日軍割取華北之計划。宋哲元這次奉南京政府旨意，在日本壓力下依從了。但是，他并沒有屈服，他指望南京能作出抵抗的決定，但蔣介石卻按兵不動。 此時，美國使館看到，蔣介石不敢冒險同日本對抗，而宋子文卻對報界說：“是抗戰的時候了，即使戰敗，也胜過不戰而放棄一切。”史迪威問詹森大使怎么看？得到的答复是：蔣宋二人意見相左，美國的政策要看哪一种意見取胜而定。 日軍肆無忌憚，在平津一帶舉行軍事演習進行恫嚇。11月25日，國民党專員、漢奸殷汝耕在通縣宣布冀東22縣脫离中國政府，日本要宋哲元12月10日前宣布“華北自治”。中國人的怒火驟然爆發出來了！12月9日，北平學生舉行了大規模抗日游行。史迪威觀察到了這個如“五四運動”一般的“一二九運動”。當時路旁的行人，都為游行的學生們鼓掌，一同高呼抗日口號，好多人不顧軍警的阻攔加入了游行的隊伍，甚至連黃包車夫也振臂高呼起被禁止的抗日救國口號。這次游行立即擴大到全國各大城市，勢不可當。向南京政府請愿的學生們，乘上京滬線火車，沿途勸說人們迫使政府立即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隨后几個月里，北方民眾中出現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全國救亡聯盟”等抗日救國團体。共產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口號，在各階層民眾中廣為傳播，并受到熱烈擁護。 史迪威在這期間，不斷看到《大公報》等中、英文報紙上有關紅軍長征的報道。1935年底，他著手整理了一本“關于中國共產党情況”的小冊子，也給別的武官看過。1936年2月，英國大使館在一項照會中，還專就史迪威提供的小冊子“很有意思”，表示感謝。史迪威當然不了解馬克思主義，但他熟悉并同情中國農民的苦難，所以他把共產党的出現，看作是農民遭受壓迫的結果。小冊子中有這樣的話： 由于受饑荒、旱災和沉重的租稅、利息的壓力，中間人 和地主的壓榨，他們自然要奮起改變所有制，這就使他們成 了共產党人——至少這是對他們的稱呼。他們的領袖采納了 共產党的方法和口號，但是，真正追求的，是在合理的條件 下擁有土地。 史迪威的資料，大部分來自報紙，也有他的朋友提供的。當時他在西點軍校的校友、駐天津第15步兵團團長林奇上校曾對他說，1932年他從菲律賓來中國休假，在江西看到了共產党軍隊，他們不抓壯了，卻給士兵發餉，而且不允許他們欺壓老百姓，這种做法与南京政府控制下的地區形成了非常鮮明的對照。還有一位副領事，說他在云南看到長征的共產党軍隊士气高昂，几乎是不可思議的目標一致。雖然他們裝備簡陋，吃不飽飯，疲憊不堪，但他們是由經歷過艱難困苦磨練過的人領導的，他們作為一個組織，表現出了自太平軍以來不曾有過的獻身精神和無私品德。 1936年2月20日，毛澤東、彭德怀指揮紅軍長征到陝北，和陝北紅軍會師的13000人，以“紅軍抗日先鋒軍”的名義，東渡黃河，在山西汾离公路南側的石樓、隰縣城郊和中陽縣關上村的戰斗中，殲滅閻錫山的兩個團又兩個營，并在孝義縣兌九峪地區打退閻錫山的反擊。隨后紅軍在晉西北、晉南、晉東南的20多個縣開展群眾工作，進行抗日宣傳，歷時兩個多月，殲敵約7個團，擴大紅軍8000人，胜利回師陝北。 3月末，史迪威到太原和汾陽調查了這次軍事行動。他給陸軍情報部的報告說，紅軍是在“尋找維持生存的新地盤”。他還寫道：“他們的情報工作搞得很好。組織健全，戰術高明。他們不要大城市，甘愿在農村過艱苦的生活。他們的武器裝備很差，然而卻把政府軍嚇得要死。” 史迪威還發現了共產党丟下的傳單、布告、宣言，強調他們代表全体中華民族的利益；用“人民共和國”的口號代替了“工農民主共和國”的口號；政策方面有了“不廢除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歡迎華僑資本家到根据地去發展工業”，“成立國防政府”等條文。史迪威認為，他們知道民族戰爭比階級戰爭的號召力大，而且能使他們和北方人接近。 詹森大使預料，中國民族抵抗運動的發展，“將是迫使日本使用武力的因素，這也就會使世界各國再次陷入尷尬境地”。但是，蔣介石知道，同日本人促和必將危及他作為國家領導人的地位，授人以柄，使共產党人和他的其他許多對手能鼓動國人反對他。南方的李宗仁、白崇禧集團已經在利用采取抗日行動的要求作為借口，再次企圖赶他下台。所以，蔣介石在私下里也談論武裝抵抗日本，用意是指望美國提早而不是過晚地給他援助。這時，詹森听到了蔣介石給他捎的口信，說他的政策是繼續對日本進行武裝抵抗。詹森說，必須馬上查實這种意圖的虛實、真偽，免得使美國處于尷尬境地。怎么查實呢？史迪威認為，看看他們是否在進行對日作戰准備就會清楚。這差事自然又落到史迪威身上了。 史迪威的第一站，是到廣西會見李宗仁。他先到了廣州，視察了軍官學校，發覺毫無抗日准備的跡象。后乘江輪到梧州，再乘坐長途汽車前往南宁會晤了李宗仁。了解到确有蔡廷鍇、程潛等一批將領要求蔣介石武裝抵抗日本的進攻。 第二次出差，是了解揚子江北軍隊的部署情況，由此可以估計出中國政府是否在准備進行認真的軍事抵抗。史迪威到了徐州、開封和洛陽，又返回徐州，乘大運河的貨船北上。在觀察了部隊位置，辨明部隊番號以后，他在報告中說：“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有計划地作抗擊日軍進一步蚕食的防御部署。沒有增加兵力，沒有訓練和調動。”他斷定：中國政府“根本沒有作任何准備”。這份報告正本發給了軍事情報部，詹森大使把抄件送給了國務卿。然而，史迪威由此對蔣介石的所謂軍事才干更加藐視。他在日記里寫道： 他——蔣介石，可能就沒打算采取什么行動，若不然就 是他對准備用第一流的部隊打仗的含義全然不知……如果他 真的打算沿著隴海路作戰，那他要么是個大笨蛋，因為到現 在尚未做好准備；要么是個傻瓜，因為他自以為打響以后可 以立即投入戰斗并能阻止住敵軍。若蔣真想堅守隴海線，應 加國鐵路，在南邊舖設支線。在鐵路以南地區修建公路网。但 是現在未采取任何行動。 為了對中國軍事力量作出估計，史迪威還在7月、9月兩次去南京調查研究。他視察了步校和炮校，結識了后來成為他的禍根的何應欽。他估計中央政府的軍隊（不含非正規軍）總共130万人，地方軍隊36万人。現有36名德國教官在黃埔軍校任教，并通過他們的關系辦妥了購買德國武器的交易。然而，史迪威認為，由于政治制度沒有根本改變，仍然無法把中國軍隊統一整編為國民軍。蔣介石不是摧毀舊事物的活動家，他沒有改變任何東西，只是保持一切的保守者。 史迪威在南方，在中原，在南京都找不出蔣介石要對日本進行武裝抵抗的跡象，最后又到了長春，見了“滿洲國”的外交部長，日本人大橋先生。大橋對史迪威說，他們在阻止俄國實現把亞洲赤化的目標，這是日本面臨的一場“极大的危机”，必須在今后三五年作出決斷。這時是1936年9月。 由以上各方面看來，蔣介石給詹森的口信，證明完全是謊話。10月，蔣介石調兵遣將，准備對共產党人發動第六次圍剿時，要求美國勸說日本對他不要采取什么行動。同時，一個中國上校帶著上司的建議找到史迪威，說“如果美國采取行動，是能夠制止日本的”，否則，日本終將控制中國的資源，這將有損于美國。對此史迪威在報告中說，“看來這再次表明，中國總想讓別人來干他們不敢干的事”，或者說“他們不打算在沒有援助的情況下抵抗日本”。史迪威再次斷定，“無為”代表了一些中國人的特性，他們天生討厭影響正常生活的事件。這話听來尖酸刻薄，但确實道出了當時蔣介石及其政府的真相。 1936年12月蔣介石到西安去發動第六次“圍剿”，指揮這次M圍剿的總司令張學良和東北軍不想打共產党。因為他們是被日本人強占了家鄉的流浪者，他們要奪回自己的家鄉，蔣介石卻逼迫他們去打共產党。于是，12月12日發生了張學良、楊虎城果斷扣押了蔣介石的“西安事變”。 在蔣介石命運未卜時，外國武官們奉命赶到洛陽。史迪威是在圣誕節那天到洛陽的，正好蔣介石乘飛机也到了洛陽。使全世界都大吃一惊的是，扣押他的張學良將軍也一起到了洛陽。蔣介石的聲望提高了，而張學良卻被軟禁起來。 西安事變后出現的民族團結与合作的跡象，使西方人印象良好。共產党的部隊編成了隸屬南京中央政府的第八路軍，并在南京、上海、西安等城市設立了辦事處。延安的報刊也可以在各地發行了。 詹森大使的報告，使華盛頓認為，中國“為實現政權民主化的真正努力終于開始”。但是，史迪威對“西安事變”后出現和解的表面現象沒有這樣樂觀。1937年初，他對中國形勢的估量是：“目前中國關于民主的議論，是毫無意義的空談。（南京政府）將推行拖延政策，硬說正在准備戰斗，其實并不想打……”史迪威又寫道：“中國十分軟弱無力，對付日本的本錢，僅有地廣人多和仇視。中國既沒有領袖、士气、團結、彈藥，又沒有統一籌划的軍訓。一旦發生戰爭，日本可以封鎖中國的港口。” 史迪威在此期間，對中國軍事，包括紅軍的作戰，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使他看到了中國人的天資和潛力，加強了對中國改變現狀的信心。1937年6月，他和法國武官上校動身去綏遠、內蒙古等地考察，然后步行到平漢線上返回北京。 1937年7月7日，史迪威的武官處得到一個通知：日軍今晚在盧溝橋舉行軍事演習。第二天清早，武官處獲悉，中日軍隊開槍打炮，發生了沖突。武官助理包瑞德少校和戈特立即赶到現場了解情況。他們看到一排日軍守著一具日軍尸体。中國守軍說日軍開炮轟擊了宛平城，要中國守軍交出槍殺日軍的中國軍官。宛平守軍指揮官拒絕日軍提出的條件。雙方正舉行談判。史迪威已獲悉，大批關東軍正穿過長城。他和包瑞德一致認為，日軍要采取行動強占華北了。后來事實證明，這就是中日戰爭的開端。 第三天，史迪威乘車去宛平，突然遇到中日雙方的猛烈交火，轉頭回到了北平。他立即組織了情報小組，密切注意戰局變化和日軍動向（他的儿子小喬也是情報員之一）。他為了便于讓全世界及時了解日軍侵略關內的真相，把武官處發往美國軍事情報部的報告，放在自己的辦公桌上，供記者翻閱。 南京的沉默使史迪威感到沒有指望。但蔣介石的廬山講話，宣布在華北不能再放棄陣地，并說同日方達成任何解決協議，都不得損害中國的主權。這個講話表明中國已忍無可忍，必須進行武裝抵抗了。北平人听過廣播后激動不已，敲鑼打鼓上大街游行，表示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戰。 不幸的是，這股熱情隨后又平靜下來。史迪威感到憤怒的是，日軍已犯下种种罪行，美國政府卻遲遲不表態。日軍已控制了北平，只在城外還有宋哲元的部隊進行英勇抵抗。威妮到秦皇島去送大女儿、二女儿回美國，要到8月才回來。史迪威孤獨一人，情緒抑郁，認為華北算是完了！ 7月29日，日軍飛机轟炸天津，重點卻是南開大學。這和日軍過去打朝鮮時一樣，始終是有計划地破坏民族覺悟的源泉——學校。日軍還在通往天壇的路上伏擊了一支中國部隊，史迪威和包瑞德一起到現場觀察，看到30卡車的中國士兵全被打死，無一人幸免。与此同時，駐通縣的偽保安隊听說中國軍隊打了胜仗，信以為真，于是殺了大批日本官員和傀儡官員，但是隨后便被日軍的增援部隊消滅了。整個通縣城變成了一片廢墟。 平津地區的中國軍隊全撤走了，日軍成了這里的“主人”。史迪威對中國政府缺乏統、的防御政策和計划感到失望。中央政府、蔣委員長這時方調集兵力進行作戰了。兩廣部隊愿效力中央，白崇禧到南京擔任了參謀總部次長，大批川軍正開往前線，共產党的部隊編為第八路軍，轄第115師、第120師、第129師，已在陝西誓師，正向華北敵后挺進。 9月24日，日軍占領保定。3万日軍獸性大發，在保定恣意燒殺奸淫搶掠長達一周之久。日本兵像鬣狗般的凶殘，越是得手越發貪婪嗜血。9月25日，八路軍的第115師在平型關殲滅日軍1000多人、打了盧溝橋事變后的第一個胜仗，人民受到振奮，蔣委員長也給予褒獎。這也引起了史迪威的注意，認為共產党掌握了确實值得研究的戰術。几個月后，史迪威同到過五台山八路軍總部并隨軍轉戰几個月的史沫特萊，花了整整半天時間，探討、分析平型關戰役和八路軍的高超戰術。 8月中旬開始的上海保衛戰，整整打了3個月，打破了日軍要3個月滅亡中國的夢想，使全世界關注中國。中國被看成是在為民主國家而戰，大批記者擁到中國來采訪這場戰爭。蔣介石的目的本來就是想引起全世界的注意，他調重兵保衛南京，設想南京有外國使館，會把外國牽扯到戰爭中來。然而，在中國實際出現的是一個接一個的大撤退。 在北平，史迪威不得不同日本占領軍打交道。為此，他從東京借調了一名語言教官——馬克斯韋爾·泰勒上尉（后來曾任美軍參謀長）。在日軍占領張家口后，他們兩個人在日軍大佐陪同下前往張家口參觀。史迪威提出了一些令對方難堪的問題，被鈴木將軍轟出了辦公室。他怒不可遏！后來，日軍飛机在美國使館上空150英尺的低空盤旋，進行恫嚇，他被气得暴跳如雷。只是出于職責需要，在泰勒勸說下，他才違心地面帶笑容同對方交往。史迪威難以忍受這种屈辱，一再要求華盛頓對日施加壓力。然而這不但毫無結果，還接到了陸軍部轉來的指示：“切勿采取任何會使我們卷入戰爭的行動。”并按這個指示精神，撤銷監視日軍調動情況的觀察站。不久，日軍又安排美方人員到城外參觀，日方特意通知史迪威說，邀請的人員名單中沒有他。史迪威在給美國的大女儿、二女儿的信中說：“我自7月8日以來發泄的怨恨，加在一起，足以浮起一艘戰列艦。” 進入9月前后，每天都有成批的外國人員家屬离開中國回國。美國國務院唯恐美國僑民發生意外，鼓勵僑民回國。9月7日，總統頒布命令，要全体美國僑民离開中國。同時，國務院和海軍部也命令所屬人員的家屬全部回國。但是，陸軍部卻沒有給史迪威下達任何這類指示，他的家屬—一他的兩個女儿后來又從美國來到中國同他們在一起——一直呆在中國，直到他1939年离任回國。 1937年12月，史迪威离開北平，乘船從海上繞過山東半島，然后由隴海線到鄭州，再向南到達漢口。從南京遷來的國民党政府和各外交使團都在這里。在此后的8個月當中，這里是中國的首都。蔣介石把他的總部設在武昌，外交使團擠在漢口江畔租界區的几幢洋樓里。美國海軍長江巡邏隊的旗艦“呂宋號”停泊在江邊。市區一片混亂。 史迪威到達漢口一周后，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本人想就此脅迫中國結束戰爭。他們實行的殘酷殺戮達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中國，認為与其毀滅不如同日本言和的人大有人在，其中有的是政府官員，后來投降日本的汪精衛就是他們的代表。但不容許投降，反對与日本達成和解的占大多數。史迪威寫道：“蔣介石無法罷手。他向全國發出過號召，全國人民作出了響應，現在不得不繼續打下去。”17日，蔣委員長公開重申全力以赴繼續抗戰。他說：“日本的軍事力量終有枯竭之日，到那時，中國就能取得胜利。”這時，日本在大陸上的兵力已超過100万人。詹森大使說：“中國現政府既不能同日本媾和，也不能同日本決戰。” 12日，發生了日本飛机襲擊美國停在長江的“帕奈號”炮艦事件。艦長等48人負傷，2人死亡。史迪威坐立不安，焦急万分。因為他的助理武官羅伯茨上尉正在艦上。但直到下午他才得知羅伯茨平安無恙，而且當艦隊長負傷后，他代理指揮，領著水兵們上岸，表現不錯。日本隨后就“帕奈號”事件表示了歉意。史迪威見政府不再追究日本人，怨恨、抑郁的心情更加重了。 由于中國軍政部不准史迪威到前線去，只准他在漢口，他得不到關于戰局的任何可靠的情報，派到戰場上去的助手也搞不到任何東西，他的“醋性子”發作得特別厲害。他正式請求外交部允許他到前線去看看，仍未獲准，只有怒气沖沖地呆在漢口。他有個黑封皮的小本子叫“傷感簿”，專門記載令他不快之事。而這一段的不快一個連一個，“傷感簿”差不多要記滿了。 令史迪威開心的是，他竟和15年前的老相識馮玉祥將軍在武漢重逢了！馮是來找他的“把兄弟”老蔣，要求改組政府，讓共產党人入閣。他們談得很痛快，史迪威寫道：“這個老家伙看上去身体挺好，滿怀希望，說他還能繼續打半年仗。”當時，史沫特萊在援華委員會工作，到了武漢。史迪威常去找她談論共產党人的情況。有一天，她正往一輛卡車上裝東西，史迪威問她裝的是什么？她說：“藥品。”史迪威說：“我告訴你一件事，國際紅十字會的倉庫里堆滿了新運來的藥品，其中還有新的黃胺藥品。”他讓史沫特萊到倉庫里去要一些來，給她喜歡的軍隊去用。 史迪威就在這時通過史沫特萊結識了在漢口的中共代表周恩來、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周恩來向他講了共產党、毛澤東主張放手發動群眾，進行全民抗戰的方針，八路軍“獨立自主”的作戰原則与意義，這些對史迪威是完全生疏的。葉劍英知道他是自北平來的，告訴他八路軍的賀龍將軍在晉西北，劉伯承將軍在晉東南，還有聶榮臻部、肖克部、呂正操部，在晉察冀三省廣大地區、平津保城市周圍收复了國民党軍隊丟掉的國土，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北平西山門頭溝一帶都在八路軍手里。听到這些，史迪威感到親切、振奮。他曾听說，葉劍英年輕時曾是孫中山的警衛上校，是東洋式“刺殺”冠軍。作為軍人，史迪威對周、葉都怀有敬意。他們一道進餐后，史迪威深感共產党領導人“談吐坦率，舉止彬彬有禮，態度友好，同國民党身著毛領大衣、腳穿踢馬刺靴的新式拿破侖們形成鮮明對照……那幫家伙一個個裝腔作勢，盛气凌人”。他后來總是說，周恩來儀表英俊，很有涵養，文質彬彬，深得外國人喜愛。提到葉劍英，他總是說，同大多數紅軍戰士一樣是好樣的，穩重，才干超群。同這些為中國革命的理想奮斗而沒有被權力腐蝕的熱誠而精力充沛的人交談后，史迪威感到他們同國民党將軍那類人之間存在著“深刻的裂隙”。 當史迪威獲准可以到外地去時，他先到了江西和湖南，發現前線已經沉寂下來，但沒有一處在進行和談。后來，他又到了河南的第32軍軍長商震那里，并隨他到了徐州，終于看到了中國的前線部隊，但他馬上又產生了悲觀情緒，因為他們毫無進攻的打算。他抱怨“蔣介石根本不是個軍人”。后來在漢口他第一次見到了從華北八路軍中歸來的卡爾遜。卡爾遜撰寫的關于八路軍的報告，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卡爾遜十分欽佩朱德總司令和八路軍的艱苦奮斗精神，和史迪威一樣，厭惡國民党官員的萎靡不振。兩個人都認為，南京的失陷，中國的慘敗，“主要原因是國民党行政腐敗”，“他們對祖國的前途毫無責任感”。 1938年開春，史迪威听了周恩來贊揚第13軍在南口的戰績后，要去安徽前線參觀湯恩伯將軍指揮的這個軍。但是陸軍部電令他立即到蘭州去了解俄國向中國提供援助物資的情況并寫出報告。這要取消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爭得的去安徽前線的机會，他發怒了，他提出种种借口直到几乎違抗命令的地步。陸軍部電告他，這是總統要求做的。總統要知道從各种渠道，包括從香港、印度支那、緬甸以及從俄國經由陸路運往中國的武器的种類和數量。史迪威知道這個背景后才不再爭辯，只得在去往蘭州的途中度過他的55歲生日。 他先乘火車到西安，前往七賢庄拜訪了八路軍辦事處，找了西安城里的傳教士，查清八路軍從未得到過俄國的一槍一彈，對于俄國援助蔣介石軍火也一無所知。然后他乘長途汽車經過四五天的顛簸赶到蘭州。這里有很多白俄，他搜尋各种線索，買通俄國賓館的雇員以獲悉俄軍到達的人數。他詢問哨兵、警察、公共汽車司机、旅館老板、侍者、甘肅省政府主席及其秘書以及藏族翻譯、汽車銷售商、中國軍官、飛行學員、蒙古族人。雖然史迪威的活動受到限制，談話被人偷听，但他還是觀察了飛机場，弄清了俄軍提供的飛机有300架，其中30架停在基地里供訓練飛行員使用。他還搜集了運送彈藥和燃料的車輛的數目，然后根据行車距离和往返時間估計出一個月的運輸量。總的說，運輸量同經海路比起來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史迪威斷定，這條線路主要是防備廣州陷落后作為一條應急補給線的。 4月15日，史迪威回到漢口。由于中國軍隊在台儿庄第一次打了大胜仗，全國人民高興得發狂，把過去的悲觀情緒一掃而光。台儿庄是日軍向徐州推進必經的一個小鎮。在桂系李宗仁將軍的指揮下，這場戰斗共打了17天，日軍傷亡16000人，損失40輛坦克、70輛裝甲車、100輛汽車和許多大炮。這是日軍現代化以來遭受的第一場大慘敗。在大戰中湯恩伯那個軍是增援部隊，打得很好，史迪威如果不去蘭州，正好同他們在一起。但他和一些支持中國的外國人一樣，認為中國沒有乘胜追擊，已經喪失了良好戰机。他對參謀次長白崇禧說：“中國人永遠听不進發動進攻的主張！” 史迪威到台儿庄現場參觀時，同李宗仁談了話。坦率地抨擊了不乘胜追擊，向日軍發動進攻，就想以拖垮日軍而取胜的想法，認為中國抗戰的前途令人悲觀。李宗仁對這位美軍上校的看法印象很深，他要史迪威建議美國政府向中國提供大筆貸款，以使中國購買作戰物資。李宗仁懇切地說，幫助中國可使美國自身取得可靠的保障。到8月30日，美國財政部駐華代表洛辛·巴克拜訪史迪威，了解中國的軍事形勢，史迪威陳述了李宗仁將軍的觀點，巴克隨后在給財政部長摩根索的報告中寫道： ……史迪威上校認為，在目前情況下，我國政府應奉行 更加積极的政策。我國以提供貸款和軍事裝備的形式幫助中 國，對我們本國也是一种很好的防御措施，這比我們僅僅生 產本國需要的國防設備要好得多。即使把生產本國防務裝備 費用中极小的一部分提供給中國，起的作用也會大得多。 財政部長摩根索同意史迪威的觀點，認為“我們太平洋地區保住民主政府的可能性只有一點點了”。他力促羅斯福總統向中國提供貸款。1938年12月，美國政府通過進出口銀行安排了2500万美元貸款。所以，就在這個月的最后几天，蔣介石夫婦接見了史迪威，贊許他辦了一件大事！ 台儿庄大戰胜利后，中國的對日作戰使美國產生了深刻印象。記者、傳教士和其他觀察家，都集中宣傳中國值得贊揚的方面，只字不提中國的缺點和弊病。中國在美國人心目中，成了被理想化的形象。《時代》雜志把“蔣委員長夫婦”的照片刊登在一期封面上，稱為被選就的“1937年夫婦”。該雜志的發行人亨利·盧斯，生于中國，父母都是傳教士，他崇拜蔣介石夫婦不是偶然的。而封面上這對夫婦清高地凝視著前方，表情嚴肅而從容，博得了讀者的贊揚。 台儿庄大戰后，日軍重新發起進攻，5月底，徐州失守。同時日軍另一路部隊從華北南下，企圖在開封以北強渡黃河。整個中原地區，包括武漢本身面臨危險。蔣介石這時不是組織軍隊進行抵抗，而是孤注一擲，不計后果地求助于黃河。他命令商震將軍在日軍先頭部隊過河后，立即炸毀鄭州大堤。后來商震對史迪威說，蔣三番五次打電話催問，督令執行。商震一直拖到他的部隊撤到安全地帶后才炸堤。炸藥爆炸了！目擊者都惊駭万分。當時在場的杰克·貝爾登報道說：“混濁的河水涌過黃河故道，卷起巨大的旋渦，翻騰著沖擊堤壩上炸開的缺口。突然，隨著一陣天崩地裂的巨響，河水沖開缺口，洶涌地沖向地勢低洼的地區，咆哮著向東奔人大海。11座城鎮、4000座村庄被淹沒，3個省的庄稼和農田被毀坏，200万人流离失所，四散逃荒。日軍暫時被擋住了，而在這片幅員遼闊的災區里，又積起干百万平民百姓對蔣氏政府新的仇恨！” 1938年8月，日軍決定向漢口推進。史迪威是從北平回到漢口的。共產党人要求政府動員15万工人、學生和市民青年組成一支部隊，由一批“革命覺悟最高的青年擔任先鋒”。但蔣介石根本不相信在日軍進攻下能守住武漢三鎮，更不希望看到一支由共產党人控制的工人骨干隊伍，此事只好作罷。史迪威悟出了蔣介石的戰略：宁愿拖垮敵人，不同日軍交鋒。中國的防御戰節節失利根本原因就在這里。 史迪威同英、法武官，還有位曾在西班牙采訪過一年的攝影記者卡帕一道前往前線。但英國武官中途告辭了，法國武官染上了痢疾，返回漢口不久就死了。史迪威和卡帕連夜朝前走，离前線越近，受到的歡迎越熱烈。他們爬上一座高山，沿長江朝德安方向眺望，發現士兵從湖的后邊拖出各种各樣的大炮，說是拖到可以使用的地方去。史迪威后來到了那支炮兵部隊，參觀了一個75毫米口徑的火炮群，官兵們告訴他，不敢拿出來用，因為拿出來就可能失掉它們。史迪威感歎道：“要等到戰爭結束后，就什么用也沒有了！”他們參加過上海戰役、徐州戰役，但沒開過一炮。 蔣介石把希望寄托在中國空軍身上，但空軍一直不中用。駕駛員和領航員，是從知識層挑選來的，他們缺乏尚武精神，伯在同日軍作戰中犧牲。1937年，蔣介石聘請美國著名戰斗机駕駛員陳納德上尉來為他籌建空軍。陳納德因耳聾和有意見分歧而從美國空軍退役。陳納德很得蔣介石的賞識，1938年晉升為中國空軍上校，開始實施一項建設机場的龐大計划。但他培訓駕駛員的工作不怎么成功，于是回美國招募雇佣兵，組織一支志愿軍，以保衛中國領空。 蔣夫人宋美齡是在漢口堅持到“最后一刻”的人之一。9月間史迪威拜訪過她，發現她“非常有魅力，聰明，待人誠摯”。雖然她承認自己說了許多宣傳性的話，但是，她工作干得很出色。那次會見后，史迪威給她送去了一束鮮花。 10月，史迪威又前往華南前線。步行15里，到王亮峙上校的指揮所里，觀看了德安爭奪戰。那場戰斗打了5天。起初王上校控制著一個高地，后來被迫撤進城里，戰斗繼續逐屋進行。王上校到夜間帶領一批人，穿過狹窄的街道，襲擊日軍。戰斗一直打到后半夜和第二天。他的部隊原來1500人，但撤离戰場時，只剩下不到400人了。史迪威通過觀察這一類戰斗，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在給陸軍情報部的報告中說，中國的防御戰術，肯定會造成不必要的失敗。中國軍隊缺少飛机、坦克和大炮，遇到日軍的這些武器時，只敷衍了事地抵抗一下，就輕易放棄了陣地。中國最大的失策是沒有利用自己最大的財富——人力。中國士兵的素質极好，但他們遭到愚蠢的領導人的貽誤和背棄。史迪威推論說：“假如讓中國士兵吃飽，供給他們精良的武器和裝備，好好關心他們……那會出現什么情況呢？” 在10月21日至25日這5天時間里，日軍不僅占了漢口，而且占領了中國最后一個出海口廣州。史迪威不在漢口，沒有目睹日軍入城。他离開漢口到了長沙商震的司令部里。長沙是新防線的中樞。但戰局變化不定，他和前線部隊、外國同僚、記者和大潰敗中流离失所的人一道轉移。 來自廣州、南京、徐州等城市的人群、貨物和各种設備，天天往大后方轉移。人們冒著敵机的狂轟濫炸，長途跋涉。纖夫們弓著腰，背著沉重的纖繩，頂著湍急的江水，拖著船穿過一座又一座峽谷。大學的教職員工、學生，兵工厂的工人，農村的苦力，形成長長短短、各有重負的大遷徙的隊伍。中國勞工、普通民眾那种不屈不撓的精神，使史迪威惊歎不已。 史迪威和中國部隊的几個師保持著聯系，和指揮官們研究戰局發展，在混亂中弄清真實情況。他們一起向南走，經過衡陽到了廣西的桂林。他發現這樣走要等到1939年2月才能到重慶，這是不行的。于是，設法在一輛小汽車上弄了個座位，沿著唯一的一條汽車公路，經過貴州，抵達重慶。因為他將在1939年5月結束任期，在重慶停留的時間不過十來天。 重慶是座有500年歷史的名城，如今是中國的首都。應史迪威的要求，蔣介石定于12月28日會見他。這次會見僅有15分鐘，但蔣氏夫婦是愉快的。史迪威也說：“非常融洽，兩人看上去都非常健康。他們相當坦率，給了我一張簽名的照片，并向我表示贊許。”史迪威回到北平以后，把照片挂在了臥室的顯眼處。 1938年的最后一天，史迪威乘飛机离開重慶到達昆明。昆明已是中國的空軍基地，是滇緬公路的起點。他下榻于湖賓飯店，晚上同陳納德共進晚餐，徹夜長談。 1939年1月，史迪威心緒安定之后，在給陸軍情報部的報告中認為，美日之間爆發戰爭勢不可免，在這個前提下，中美是盟友的關系。他概述了對中國領導人蔣介石的看法。他寫道：“在蔣介石的指揮系統中，通常存在的混亂狀況，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本人直接造成的。”其原因，史迪威認為，在于蔣介石總是怀疑有人反對他，不信賴自己的部下，不想讓部下掌握應有的權力，而總是把盡可能多的指揮權握在自己手里。他“首先考慮的是他本人，控制最精銳的部隊和物資，以使自己的地位不致受到威脅”，“從來不肯把好大炮分配給各師使用，因為他不希望自己手里的任何東西被別人拿走，他只讓各個師有机槍和迫擊炮……他總是盤算著如何把軍備省下來，留待將來他的地位一旦受到威脅時使用”。當然，這些情況主要是史迪威觀察和体驗到的，有的則是蔣的部下的抱怨。他所以坦率直言給陸軍部，是他的職責使然。他對中國軍隊的評价是肯定的，他認為，中國軍隊如果能得到美國的充分幫助，是能夠卓有成效地抗擊日軍的。 史迪威在日本占領的北平生活，十分煩惱，他很少离開自己的宅院。但是，他的懂日語的助手，堅持要他拜會一次日本的同村將軍，認為這是不可少的外交禮節。他勉強去了，回來便列了一張日軍素質优劣對照表，長處列了6點，列出的缺點卻有26條，其中不少條是在中國的外國人都會有同感的。然而，使史迪威精神上真正受折磨的是美國政府在日本侵略面前的消极被動態度。例如，美國仍在向日本出售廢鐵，他所希望的那种行動協調一致的軍事抵抗始終沒有出現。 1939年5月，又一個美好的春天，史迪威离開他最鐘愛的中國古都北平。依依惜別之情，在他心底深處掀起層層漣漪。他們一家人從天津乘船前往塘沽，同行的還有使館館員的妻子埃德蒙·克拉布夫人。當他們要在甲板上打開午餐籃子准備聚餐的時候，突然看到一具溺死的男尸從船旁漂過，那具男尸的雙手還緊緊地抱著一個淹死的孩子，孩子身上系著一塊船民用作救生工具的木板……。大家默然無語，收拾起午餐食品，回船艙里去了。正是：渤海灣里遠航船，血雨腥風不揚帆；京華四年轉眼過，再見京華難上難。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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