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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怒与挫折的淚水在我眼里不斷涌出。我站在扎伊爾首都金沙薩瑪瑪·那模（MamaYemo）醫院一張肮髒病床的床頭看著一位婦女死去，她大概不過25歲，直挺挺地躺在破舊的床墊上，身体裸露著，連一條覆蓋的被單都沒有。我猛力拍打著在我耳邊嗡嗡地飛來飛去的蒼蠅，病房內大約有30到40位女病人，其中有几位跟我面前這位婦女的情況完全一樣。她的頭發全禿了，面色腊黃，眼眶深陷，嘴唇全都潰爛。我進一步仔細檢查，發現她口內舌上全是酵菌泡泡，這一定曾給她造成過极大痛苦。現在我們知道那是艾滋病晚期患者常見的症狀。她們皮膚緊繃在骨頭上，像尚未著墨的油畫框架上的帆布，上面分布著許多鉛灰色腫脹的卡普西氏肉瘤（Kaposi's sarcoma）疙瘩，是一种皮膚血管癌，艾滋病患者中最是常見。她身上其他部分長著褥瘡，變成了許許多多流膿的小洞。她身材中等，体重卻不過五十或六十磅。 她沒有家屬，沒有朋友，沒有人照料她。就我所知，這在扎伊爾文化中是反常的。按照非洲人的文化傳統，一家人都圍在臨終病人身邊，好讓死者安詳地壽終正寢。條件許可時，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必須讓垂危病人在舒适、而且具有文化并對個人有深遠涵義的環境中离開人世，以便确保死者的靈魂受到祖先的款待，我曾在非洲見過因患糖尿病、結核病、麻風病、甚至拉沙熱病而死亡的人。他們的家人總是圍在他們身邊，這樣就給予了他們很大的慰安。凡是患了絕症的病人一般都是被家人接回家中而不肯死在醫院里，這是极其常見的。 現在我面前見到的是新的、我在現代非洲的經歷中從所未見的人類悲劇：一個被遺棄的年輕婦女正在孤獨地死去。 怎么會這樣呢？ 是何等大災難和文化扭曲的巨變導致了這一悲劇？我在扎伊爾的學校里教書時也曾見過苦難、窮困和疾病。我見過人們死于狂犬病和天花。我見過儿童死于瘧疾，而他們的媽媽只是一旁看著，毫無辦法，一味地悲傷。可是從未見過像眼前這個女人這樣。在非洲，人們決不一個人孤獨地死去。或者這只是我的認識。 雖然我見慣了那些絕症，但這位婦女的悲慘景況仍使我感慨不已。她集中体現了互相傾軋的、混亂的現代世界已在非洲脫穎而出，一切常規習俗全都摒棄不顧。我极力試圖理解出現這一切的理由。是什么樣的疾病能夠如此戲劇性地、殘酷地轉變了傳統文化？我在非洲見到過的所有致命疾病中唯有艾滋病已經造成了一座分水岭。我在世界偏遠地區跟疾病斗爭取得的一切經驗現在都得重新評价了。我沒有什么防止辦法可以提供，沒有慰藉可給，沒有什么小小珍貴的希望可供吸取。 突然，她呻吟了一聲，睜開眼睛望著我。不顧自身的疼痛，她禮貌地招呼我：“MoyoWanji”——您好，先生。 她向我投出一絲微笑，表明她也許有力气回答我几個提問。 我問她是哪里來的。 “文博一尼亞瑪（Wembo Nyama）”她答道。我知道這個市鎮。1965年學年開始時，我到過那里。那是我讀了四年大學又在布魯塞爾學了一年法文之后來到那里的，對一切都很新鮮，又很熱情，當時我剛21歲，差不多就要在我教授科學和數學的一所中學里擔任該校校長助理。 轉瞬已近20年了。 我是在印第安納州農村長大的。如果那時有人告訴我說我將來要在扎伊爾農村給窮困的學生教授科學課程并壽終于此。……只是，那時印第安納農村里沒有人對我說過這類的活。至于我自己，我怀疑我甚至都不會在地圖上查找扎伊爾——那時候叫做比屬剛果——這塊地方。我生長在遠离大城市的農家，過著隱逸的簡朴生活。我媽媽想要我受到良好教育，可是我們家從來沒有人上過大學。我高中同班的全体同學中只有五個人不怕麻煩花費時間向大學提出過入學申請。我幸運地結識了一對夫婦，一個名叫吉姆·科弗爾特（Jim Colverts）的牧師同他的妻子蘇（Sue），他倆對我很友好，而且多多少少地庇護著我。蘇在甫佛羅里達州立學院———所不大的文科學院上過學。她鼓勵我向該校申請。即使那樣，我仍怀疑能否前去。我們家沒有錢。后來當地衛里公會資助了我一部分獎學金。 我怀著恐懼、疑慮和激動的心情于1960年秋天，帶著一只士兵用的用品箱、一只手提箱和大約五十美元現鈔，搭上一輛灰狗長途公共汽車奔向佛羅里達。 大學不能全部回答我的問題。它使我更加渴望拓寬我的眼界。我知道我喜愛科學，我盡可能地修讀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的每一課程。對于任何一個對科學有興趣的美國青年，這時期真是再好不過的机會了。蘇聯已經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并且威脅要在太空中控制美國。美國同蘇聯展開了競賽，要赶過蘇聯。突然大量經費撥出來用于科學教育。我向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申請到了一筆補助金，于是我就能夠繼續深造，研究物理學。當我拿到補助金時，我馬上想到：這就是我真正需要的嗎？ 對于外面世界我一無所知。跟我的許多同齡人一樣，我是個理想主義者。我覺得如果有机會，我能夠做得不同凡響。當時，美國和平隊成立才只几年，對于那些好奇，尋求冒險的人似乎是合理的選擇。他們准備把我送到地球上遙遠的角落里去，這正合我的心意，不過我要教科學，用我的學生的語言講課。和平隊所能提供我的机會只是去教英文。 正當此刻，衛理公會又來幫忙了。他們正征尋新近畢業、尚未結婚、愿意去扎伊爾教書的年輕大學畢業生。他們將替補那些死亡了的、或在60年代早期扎伊爾獨立后動亂期間被迫离去的教師。當我獲悉衛理公會愿意讓我去教科學，另外還資助我先在布魯塞爾學習一年法文再去，我就決意這么做了。 畢業后兩個月，我便登上了開赴比利時的輪船，還是帶著我上大學時用的那只軍用日用品箱和手提箱。比利時向我展現了我前所不知的文化与生活方式，而歐洲卻未能讓我作好在非洲農村生活的准備。 60年代扎伊爾首都金沙薩是一座管理運作得很好的城市，跟今天該市的情況形成了明顯對比。車輛在保養良好的大馬路上往來飛駛，兩邊行人道上整齊地种植著棕櫚樹，蔭涼喜人。夜間燈火燦然。一打開水龍頭，自來水就嘩嘩流出。對我這個來自遙遠的印第安納的人來說，這一切都很新鮮，很了不起。也正是我在金沙薩那段期間，我第一次听說到文博尼亞瑪這個地方，那是位于扎伊爾東部開賽省（Kasai province）的一個小市鎮，就是我即將去執教的地方。從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帕特里斯·盧蒙巴（Patrice Lumumba）領導該國取得獨立以來，到這時已有五年了。事實上，盧蒙巴曾經在我即將被派去的那所寄宿學校讀過書，后來因“行為不軌”被學校開除了。1965年盧蒙巴被殺害，一位名叫約瑟夫·蒙博托（Joseph Mobotu）的陸軍上校掌了權。直至現在，他仍然身為總統，孤立地統轄著這個分裂的、陷于混亂的、貧困的國家。扎伊爾艱難地誕生以后，矛盾沖突蔓及全國，在這种情況下，那所學校關閉了三年。在我去到那里之前的一年，有兩位傳教士在那里被殺了。該校重新開辦，意味著文博·尼亞瑪的年輕人又有了受教育的机會。這是一次复興，我很高興能夠參与。 我到達文博尼亞瑪后便發現我的職責不限于只是教書。我還受命負責安排學生的生活。每一間學生寢室面積只有20平方英尺，要住12到15個學生。我感到學生們需要更多一些空間。在沒有磚瓦泥灰的情況下，我抓到什么材料就用什么材料，主要是焙干的泥土，用來擴建學校的設備。我還得搜集糧食供我手下的這些人食用。這對我自力更生上了一大課。學校沒有糧食，當地市場也不能充分供應200多個學生的口糧。我變成善于組織人員到鄉間去搜購任何可以買到的食物。那時正是扎伊爾的困難時期（越來越艱難），人們自己都難找到供自己食用的糧食，當然更無法供應我們的學生。搜購食品的任務需要藝術，善于外交手段和很大的決心。戰爭留下的影響使情況更加复雜了。當地很多人過去几年中一直藏在森林里，他們的田地拋荒了。搜購食品的做法未能成功。我只好雇佣當地人替我們捕獵野味。我得讓孩子們有吃的。 上課、建宿舍、搜購食物之外，我還在當地醫院里兼任工作。內戰中這座醫院遭到嚴重損坏，亟需修复。從小在農庄長大的我，學會了許多有用的技巧，現在都用上了。例如，我能安裝發電机，甚至能修好手提式調光机。沒有高質量的膠片，但是它還能湊乎著用，至少能辨別股骨是否折了。 當了醫院干雜活的電工，使我得到了几個新同事。一天深夜，我被從床上叫起，來到手術室。黑暗中我瞥見好几個外科醫生擠在一張帶輪子的床前，手里拿著手電筒，要做完一個危急的剖腹手術。可是發電机坏了。我被眼前的景象（一輩子都難忘）惊呆了：手電筒光下一名婦女躺在那里，大部分腸子都攤在剖開的肚腹外面。 “快來”，有人喊道。 我用手摸了摸我的臉，吸了一口气，走到發電机前。我發現一條線路短路了，就把它修好了。 自那以后不久，我就開始同醫生們一起巡視。我可以直接看到那些折磨文博·尼亞瑪人民的可惊的疾病，僅舉几例，如：狂犬病、天花、肺結核、霍亂、瘧疾等。瘧疾對小孩特別嚴酷。有一次，一個不過八九個月的嬰儿患了瘧疾和嚴重的貧血病。儿科醫生雷·伊思利（Ray lslev）說這嬰儿是心力衰竭。嬰儿的血液非常稀薄，血色淡紅。雷就給孩子輸進新鮮血液。 “這將會使孩子好一些，”我對我自己說。 我站在孩子的床邊，靜靜地觀察著他，起初假定，接著又希望，這嬰儿可以康复。 可是由瘧疾引起的貧血症發展太快，于是這孩子成了我生平第一個見到的嬰儿死亡。 這是個可怕的經驗：那稀薄淡紅的血液；那僵直的微小身軀。可是這的确是一次經驗。它促使我深思：一個雷·伊思利在像扎伊爾這樣的國家能做出些什么來？他救活了一個病人，又有多少病人、像眼下這個嬰儿，他卻來不及或沒能救活呢？ 我怀疑：單單一個醫生的工作如何能遍及陷于如此苦難和疾病之中的全体人民呢？雖然那時我并不知道，我卻帶著這個問題把自己引進了公共衛生界。 在扎伊爾教書第一年的年底，我決心向美國醫科大學申請就讀。我說服雷請他對我進行考試，看看我是否夠格被醫科大學錄取。在扎伊爾向美國醫科大學申請，純系例行公事。首先，我對美國各醫科大學情況實際上一無所知，又沒有可咨詢的人或机构。過去從未想過要學醫，因此現在不知道該找誰請教，除非找現在文博·尼亞瑪的醫生們。他們中有一位曾在明尼蘇達州立大學（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另一位在堪薩斯州立大學（TheUniversity of Kansas）受過教育。我還有一個親密的朋友，名叫皮特·彼得森（PetePeterson），他是杜克神學院（Duke Dlvinitv School）畢業的。他建議我向杜克醫學院申請，最后我向好几所第一流大學提出了申請，包括：斯但福大學、哈佛大學、那魯大學、印第安納大學、以及杜克大學。印第安納大學把我當成了外國人，不予錄取。哈佛、那魯、斯但福、杜克都給我寫來回信，說由于他們沒有校友在扎伊爾，不能對我進行面試，所以礙難考慮我的入學申請。 過去几個月里，我同另一位名叫香濃（Shannon）的教師建立了深厚友誼。我們不僅十分親近，而且還商量了要訂婚。（我們不僅訂了婚，并且于196＆年結了婚。）碰巧她有個叔叔是杜克醫學院畢業的。我讓她看了杜克給我的回信。她立即寫了一封措辭強烈的信給杜克的教務長悉德·奧斯特豪特（Svd Osterhout），對他們拒絕我的做法深表不滿，同時又提出她的叔叔就是杜克大學醫學院的校友。使我惊訝的是奧斯特豪特教務長竟給她回信，說他們重新考慮了我的申請，保留我的檔案直到我6月份回去面試。 但是杜克和我都沒有料想到扎伊爾政治局勢的變化。為了鎮壓60年代早期叛离的加丹加（Katanga）省的革命，蒙博托雇用了比利時的雇佣軍替他打戰。現在那些雇佣軍本身已成了一支反叛軍隊。蒙博托沒有及時發錢給這些雇佣軍，這些雇佣軍便不再忠誠于該政權了。1967年4月末5月初，那些雇佣軍集結在金沙薩（過去叫斯但利維爾一Stanleyville）市內和周圍，決定反叛。他們占据了包括電台在內的一些要害建筑物。蒙博托則采取了獨特的對應手段，把全國的白人全都軟禁起來。他命令他自己的軍隊進駐學校、醫院和其他机构，去“保衛”那些白人。任何白人一律不得以任何理由离開其住處。我們的學校也不例外。一天，扎伊爾軍隊襲擊我們學校附近的一個小型飛机場。在跑道上放置了許多圓鐵桶，使任何飛机都不能起飛或降落。然后他們就散布在學校和宿舍各處，确保我們這些人不得逃走。 不過他們還讓我們做我們的工作，繼續教學。我跟那些士兵相處得惊人地好，跟他們分享食物，共看連環漫畫雜志，等等，但是無論如何決不能讓我們走出自己居住的地區。為了确保我們不得与外界聯系，他們甚至沒收了我們的收音机。他們甚至拿走了我們的電動剃須刀和其他他們怀疑可能是偽裝的無線電設備的小机件。几個星期過去了，我開始醒悟到我有失去進入醫科大學學習机會的危險。沒有無線電，我無法讓杜克知道我不可避免地被阻留的情況。 6月來了，又去了。我陷入失望之中。最后，經過十個星期軟禁之后，7月下旬，我試著跟看管我們的士兵說理，要求他們允許我進城去。 “那有什么害處呢？”我強調說。 怎么也不行。 說理升級到爭論，結果總是以一方面的“不行”而告終。 我鑽進我的小吉普向公路上開去。當我接近蒙博托的部隊時，他們威脅地向我揮舞著手中的步槍。我裝作傻子似地微笑著繼續開車前進。我試著裝得很安詳，實際上心里嚇得要命。我唯有希望他們不要叫我腦袋開花，殺一儆百。我确信子彈馬上會向我飛來。但我還是盡力控制了自己沒有低下頭來。 什么事情也沒發生。 我驅車徑往卡南加（Kananga）簡易机場，想法疏通在DC一3航机上弄到一個珍貴的座位。我總擔心怕有人會注意到有一個在逃的“白人佬”在市內流竄。幸好似乎并沒有人在意，我才放了心。我花了三天時間試圖訂到一個座位。這全是碰運气，像買彩票一樣，沒有常規。“到机場看看能不能搞到一個座位，”人們這么對我說。我很听話地每天提著手提箱和袋子到机場走一趟。 我終于說服了机場售票的人賣給我一張机票。這時已是7月的最后一個星期。 在金沙薩的一番耽擱使我直到8月第一個周未才到達紐約。在教會總部領取了我的工資后便馬上出發前往杜克大學校本部所在地、北卡羅來納州的達勒姆市。第二天早上，我帶著全部所有的錢一116鎊，穿著褪了色的舊開領短袖襯衫和褪了色的舊卡嘰布褲，來到悉德·奧斯特豪特的辦公室里。我作了自我介紹，試著解釋不能早早來到的原因。他听得似乎很感興趣。要么是我的故事（是真假都無關緊要）真好，要么是他真的相信我所說的。總而言之，他讓我感到受歡迎。他說他將為我安排几次面試。所有面試我的人似乎對听我講述的冒險奇遇更感興趣，向我提問复雜的醫學問題倒在其次了。他們告訴我兩周內將作出決定。如果我被錄取，只有一周多點的時間准備開學了。我乘坐長途公共汽車回到印第安納我媽媽的住處。媽媽看見她的在扎伊爾農村晒了三年，吃的粗茶淡飯，變得又黑又瘦的儿子的形象，惊駭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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