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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扎拉（Nzara），1979 當我和羅伊·巴倫（Roy Baron）在恩扎拉著陸時，天已快近黃昏了。夜晚并未緩解炎熱。熱气跟我們飛机在朱巴（Juba）起飛前一樣。蘇丹（Sudan）南部的濕气吸盡了我們身上的每一滴汗水，簡直沒法涼下來。 因為駕駛員只能靠視力飛行，他們不得不在這同一政府的招待所里過夜。我跟我的同事都在這里住宿過。他們并不高興。想到要在這個致命的傳染病流行地區逗留一夜，他們不禁膽戰心惊。但是又別無辦法，除非他們冒險馬上一口气飛回喀土穆（Khartoum）去。 這一耽擱于我倒是有利，給我提供了极好机會：這樣他們便能替我找些東西到喀土穆去交給美國大使館運回美國。他們不知道我托他們帶去的包裹里裝的是些什么。如果他們知道，肯定要拒絕攜帶，因為（如果我的預感正确的話）包裹里裝的正是他們急想逃离的埃波拉病毒（The Ebola virus）。 他們并沒有受感染的任何危險。我知道怎樣包裝好病毒樣品，机組人員不會遭到感染的。當我告訴他們要請他們帶一包東西回喀土穆時，他們實際上是很樂意帶的。我們需要盡快把病毒樣品送到亞特蘭大（Atlanta）“疾病控制中心”（The Centers forDisease Control一CDC）我們的實驗室去，以便确定這次疫病爆發的原因。今天有許多更快速更靈敏的檢測手段，有的甚至在采樣現場就可進行，但是在1979年那時候，唯一能夠确定埃波拉病毒的辦法，只有驗明特定的抗体或從培養的細胞和組織中分辨出這种病毒來。僅憑臨床觀察是不夠的。在世界的這個地區，人的平均壽命不到50年，傳染性疾病到處皆是。許多不同的感染，看起來像埃波拉病毒感染的初期症狀，如高燒、頭疼、腹痛，咽喉疼等，也可能是流感發作的征象。即使明顯的出血症狀看來很像埃波拉病毒感染，也難以确診一定就是。如果我們弄清楚了這就是埃波拉病毒，還有一問題仍需解答：它与1976年流行的疫病是否同一菌株？或者是另一种我們從未見過的菌株？ 我們決定當天夜晚就在延比奧（Yainbo）（距恩扎拉不遠的一個市鎮）的一所臨時醫院里檢查病人，我和羅伊一放下行李，就准備好從病人身上采取血清樣品需用的器械。獲得這些樣品只不過是戰斗的一半；我們還得保存好它們。首先，我們得從病人身上抽血，然后將紅血球細胞同含病毒的黃色血清分离，將取得的這些血清樣品冷凍在我們從喀土穆一路帶來的干冰之中，最后包裝運寄。 我們到達這家醫院后，看到的是昏暗燈光下一座泥土壘砌為牆、茅草為頂的房子，沒有窗戶，几個人聚集在進口處的外邊——原來他們是屋內臨終病人的家屬，他們臉上的表情极為悲痛。羅伊和我穿上防護套服，看起來很像是美國空軍的跳傘服——只不過我們這些跳傘服是用白色塑料膜制成的。然后又戴上防毒面具。它們不僅使人熱得難耐，又十分笨重，還常常把病人嚇得要死，如果埃波拉病毒沒先把他們病死的話。 在茅屋里，迎接我們的是一派十分陰慘的景象。在那盞小煤油燈閃爍不定的燈光下，我們看出大約有十一、二個病人，都是成年人，躺在泥土地面的草席上，有的痛得直翻騰，精神錯亂，徒然地掙扎著想逃脫病毒對他們身体的侵蝕。還有些人僵直地躺在那里，喉嚨里呼喀呼嘻的響聲，兆示著他們已經臨終了。赤道夜晚的极端酷熱將我們置于無情的控制之下，防護套服和防毒面具使我們更加難受，我們汗出如雨，几乎難以呼吸。 為了檢查每一位病人，我必須手持煤油燈，跪在地上進行。羅伊則幫助整理我采集到的血液樣品。在這以前，他從未在發展中國家工作過，更少目睹埃波拉病毒這般肆虐。因此，這一定使他大力震惊。 明顯地出血，在埃波拉熱病早期并不常見。但是輕微的出血，例如眼底出血，倒是常見。我必須審視病人的眼白、檢查鼻腔和牙齦，尋找出血的症狀。皮膚出血的微小斑點、瘀斑，是個重要的跡象。可是在皮膚黝黑的非洲人身上卻不易看出，即使條件再好也煞為困難。憑借一盞煤油燈的昏暗光線是不可能的。一個細小的疹子在某些病例中也同埃波拉病毒相關聯。但是在這樣昏暗的燈光下，我是不能指望看出它的。然而，只要看一眼這些病人的喉部就能獲得可以信服的證据。經過五天潛伏期和發病兩三天以后，埃波拉熱會使患者喉嚨腫起，疼痛難忍，甚至連唾液也不能咽下。看看那喉嚨情況，就知道了。它就像漢堡生牛肉那樣地鮮紅，黃色濃汁從扁桃腺內不斷地滲出。 埃波拉熱的另一症狀是直腸出血。但是，若非明顯出血（經常并不明顯），就很難确診。要么詢問患者家屬，要么化驗糞便和血液，而由于邏輯的以及文明的理由，這類檢查通常是很難做的。 我們好像在中世紀黑暗時代進行醫療工作，沒有調光机、沒有血球計數、沒有血液培養、沒有輔助診斷的設備條件，唯有依靠我們自己受過的訓練和經驗。可是我們仍然努力進行，一個病人一個病人地檢查著。 每一個病人顯示出來的情況都是一种不同的挑戰。其中有三人已經精神錯亂，手足亂動。我只得請護士或病人家屬幫助把住病人手臂，才能抽血。檢查了以后，我便确有把握地斷言至少有七人染上了埃波拉病毒，對其余病人我還沒有十分把握，他們患的可能是其他疾病。我們的職責是馬上把那七位患者隔离，然后盡最大努力予以救治。 三個小時后，一切都辦好了，這時已近半夜十一點了。我已經差不多二十個小時沒有睡覺，真累极了。工作還沒做完，還得把血清同紅血球細胞分离。“疾病控制中心”的技術人員一定要生气的（他們要生气也是對的），如果他們接到我寄去的血清樣品中混有溶解了的紅血球細胞的話。因為那將要影響他們檢驗的精确。這里沒有電，我只得想法臨時湊合。幸好我有點先見之明，來時帶了一台陳舊的手搖离心机。可是它只有兩個吸取器，一次只能做兩個樣品。我共有十二份樣品要分离，每一對試管大約總要搖上十分鐘才能做到合乎要求的分离。我至少要搖上整整一個小時才能做完這十二份樣品。然后我還得把它們一一等分，用簽條標明，包裝起來放在干冰里。很快我就發覺我已筋疲力盡，不可能一口气搖上十分鐘，中間要時時停下來喘口气。 我工作的房間里只有一張搖搖晃晃的小木桌，我只能自己干這活，不能讓任何人參与。因為，一個試管可能意外地破裂，而我由于過度疲勞可能注意不到而被洒濺到身上。何必又讓別人來冒此危險？我只戴著外科手術用的口罩和塑料膜紙做的防戶套服，天太熱了，不能戴防毒面具。我是戴眼鏡的，覺得無需再戴護目鏡。盡管已經筋疲力盡，我還是盡量仔細用心，不過這并不意味我就沒有危險。我几乎隨時都可能受感染而不覺。如果受了感染，不到潛伏期過后，發起高燒，全身痛楚，埃波立病毒感染的初期症狀明顯時，我是不能确定自己受了感染的。我花了將近五個小時才做完全部十個血清樣品。這時已是清晨五點。草叢中洋槐樹上的晨鳥鳴聲瞅嗽，在迎接東方的朝曦。 我的精神振奮起來，美麗的非洲黎明景色在朝霧中顯得有些模糊，我們住宿的招待所（我曾試圖在里面睡上一覺）只有几個房間，几張塌陷的鐵架鋼絲床上舖著棉布墊子，沒有被單。雖然這里比醫院里要稍微涼快了點，但仍悶熱得叫人透不過气來，很難入睡。不過時間并不長。我得在早上七點左右起床把那些裝滿我艱難地分离出來的血清樣品的貴重包裹送交飛行員們，請他們帶回喀土穆去。這一切只不過是序曲。正式調查將于明天開始。 我們的任務很明确：測定疫病流行的范圍，鑒定所有的病例，隔离所有病人，防止傳染。嗣后的日子里，几天或几周，將深入細致地查訪染患埃波拉病毒的病人。同時，我們將設立一個小型實驗室來檢驗抗体，免得老在等待亞特蘭大送回檢驗的結果。 我們到達延比奧鎮兩天之后，我又來到那所臨時醫院檢查可能染上了埃波拉病毒的患者。在這种場合，我決定不戴防護面具，因為戴著它實在太難受了。病人是位年紀很大的婦女，是從确認有埃波拉病毒感染的地區送來的，她發著高燒，有時狂言訖語。据說，這位老婦人在住人醫院前就已發作過一次。埃波拉病毒熱患者有時候會出現這种情況，尤其在熱病的晚期常會發作。雖然我沒有查出任何出血的症狀，老婦人病得很重則是毫無疑問的。 我跪下來給她抽血，她手腳亂動，翻騰不停。遇到這种情況，一般我都叫人握住病人胳臂。可是這個老婦人年紀太大了，又很虛弱，我想還是我自己來處理吧。我緊緊抓住她的左臂，准備把針頭插進她的靜脈。針頭插進后便開始回抽注射器以保證針頭确在靜脈中。這時，她突然猛烈翻身，力量大得异常，我根本沒有料到一個病弱老太太能有這么大的力气。這一出乎意料的動作，使得針頭滑了出來，刺穿了我的手套。接著，我便發現手套上有一滴鮮血，是我的血。 過了一會儿，我記錄下針刺情況。我看見我姆指甲根部的皮膚被划破了。 我悄悄地詛咒了。 我怎么竟會這樣大意呢？我已經替三百多位拉沙熱（Lassakve)病人抽過血，從來沒刺到過自己。我當時本能地反應：脫下手套，放聲大哭。但是，這樣做又有什么用處呢？雖然我用清毒劑清洗了傷口，可我知道傷害已經造成了。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把老婦人的血樣取好，繼續工作。我不能說我很鎮定，但我也不惊慌。我有著一种很晦气的心情。我比大多數人都清楚，在致命的流行疫病中，一旦被可能受過污染的針頭刺著——像我早些時候在扎伊爾調查過的那种病毒——能夠活下去的希望實在不多。 實際上，我應該說，其死亡率大概是百分之百。 當然，我現在是在蘇丹，有可能這里這种病毒的菌株并不那么厲害，——盡管這方面資料還不大清楚。我也知道，一位名叫杰夫·普拉特（Geoff platt）的英國研究人員，在1976年扎伊爾的疫病流行之后，在波登·當（Porton Dewn）的“熱實驗室里給老鼠注射時，也曾被沾滿英國索爾茲伯里（Salisbury）附近流行的埃波拉病毒的針頭刺著過。他大病了好些日子。他像我一樣，針頭刺著了姆指，但并未流血。跟我一樣，他也是馬上用消毒劑洗了傷口。后來，一位同事問他為什么不干脆把姆指截斷。因此，我不能從他那個先例增加多少信心。我也不能對醫療寄托任何希望。沒有特效藥，沒有埃波拉病毒的疫苗，沒有什么可治療的方法。 几乎無可救藥。有一种可能，也許沒多大价值，但我別無他法了。1979年那時人們認為康复血漿，即從患過埃波拉熱病痊愈的患者身上抽取的血漿，對埃波拉病毒可能有一定療效。但是英國迄今做過的几次試驗的資料——那些試驗的設計大都欠佳——令人信服的根据不足。1976年間我們為防万一需用也曾采集過一些這樣的血漿，這次到蘇丹來，我也隨身帶了一些。這些血漿狀態并非最佳，不過至少經過仔細過濾，除淨了其中的綠色雜質。我想就請羅伊替我輸進這些血漿，希望能起作用。除此之外，我還能做些什么呢？ 按照這類緊急意外事件的處理辦法規定，我必須由專門配有現場隔离室的飛机送我离開此地。可是，這架飛机此刻正停在歐洲的某机場的跑道上，机上的隔离室又存放在開羅美國海軍醫學研究所（U.SNaval Medical Research Unit）里。而且，即使我馬上可以撤离，那實際上就等于由我中止了這次調查。小組里其他同事都沒有我的經驗，我离開后他們就不能繼續工作，那就意味著我們一向的努力都將成為泡影。如果我留下不走，將會出現什么情況？如果我撤离了，又將出現什么情況？我開始權衡著這兩种不同的后果。 一、這位老婦人死了。如果那樣，我身上就很可能潛伏有埃波拉病毒。不過我估計等她死后我至少還有足夠的時間可以离去。 二、她可能患埃波拉熱病，但是活過來了。假如那時我們檢驗她的血液并且找到了抗体，我們就有了無可辯駁的證据表明我已經感染了埃波拉病毒，在那情況下，我就得立即采取行動——無論可能是什么樣的行動。 三、有可能她根本就不是埃波拉熱病。如果那樣，我若是提前走了，而且安排從開羅運來隔离室，我將會感到荒謬可笑。總之，我這樣推理：既然血漿是目前唯一可用的醫療藥物（盡管對它的療效還有疑問），回美國去使用它，同留在蘇丹使用它，對我并沒有多大差別。無論怎樣，在我病倒以前，已來不及返回美國了；像我這樣感染的埃波拉病毒，潛伏期至多也只几天。 其次，我還得考慮另一問題。如果我留下不走，而我又的确感染了埃波拉病毒，我會不會連累別人的生命也遭受危險？這种疾病在早期階段不易傳染，除非有人沾上污染了的血液。于是就這樣決定了：我留下不走，爭取平安度過危險。 那天晚上，羅伊替我輸了血漿，我們喝了大半瓶威士忌酒。我很愿該酒能有一點治療作用。如果這是想入非非，至少我也得到了一點安慰。酒瓶已經空了，我無事可做，只有回招待所躺到那棉墊和薄布被單上去。 從那以后，我繼續仔細觀察著那位可怜的老婦人，每天至少到病房看她兩次，檢查她的脈搏、呼吸和体溫等等，抽她的血，看看她身上有沒有長出抗体。假如我睡過覺的話，也只是斷斷續續地時睡時醒。雖然我按常規到處走來走去，但是腦子里總是記挂著她。無論她身上發生什么事，都好像發生在我身上一樣。她的命運已經成了我的命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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