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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星期后，我坐下來寫信給帕里教授，告訴他我決定离開倫敦經濟學院轉到劍橋。我接到他生气的回信：“讓我告訴你，我們拒絕了其他學生，我還想盡辦法勸學院當局錄取你。你的作為顯示我看錯了你，我不該輕易幫助你……” “大不列顛號”是丘納德公司的6．5万吨客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它的航線是從英國的利物浦經大西洋到美國的紐約。從英國南安普敦開到新加坡的客輪都沒它這么大，速度也沒它這么快。這次，“大不列顛號”滿載著回英國复員的軍人，此外大約有40個亞洲人，多數是華人。每個房艙的搭客，比平常收費時分配的搭客多了一倍，但我能搭上這艘船，就感到高興了。离開新加坡17天后的10月3日，船開抵利物浦。 沒有人知道我要來，沒人來接我，我連怎么到倫敦也不曉得，又要确保大衣箱和兩個皮箱跟我一起安全地下船。由香港政府贊助留學的香港學生有倫敦殖民部官員接他們，我事前知道了，決定跟著他們坐順風車。列車深夜開到倫敦，接著我坐的士尾隨香港學生到伯爵閣維多利亞同盟宿舍。分配給我的是底層一個地窖似的沒窗的房間，同樣是雙層床舖位，有如在“大不列顛號”輪船上。同房有大約20個非洲學生和加勒比海學生。這又使我吃了一惊。我一向沒在現實生活里見過非洲人，只在照片上看過。他們身上所發出的奇异气味，跟新加坡各民族群体所發出的大不相同。我毫無心理准備，一夜睡不好。 第二天早上，我坐地鐵到市區。按照宿舍女總管的指點，在銀行站下車，很快在格雷斯丘奇街找到了有利銀行。我身上有張有利銀行的300英鎊匯票。我開了個戶頭，提出30英鎊，然后直奔中殿法學協會。我把院方來信、劍橋高級文憑、出生證明書和身份證明書(當時新加坡還沒設立護照辦事處)一起交給柜台書記。接著注冊交費，拿到一張證明我是中殿法學協會學生的學生卡。一切手續的辦理方式都很隨便，談不上有什么人情昧。中殿法學協會許多地方都被炸坏了。圖書館設在一所瓦楞鐵皮圓頂、水泥地的臨時房子里，沒有餐廳。給學生的指示并不多。 接著我得找住所。我在電話簿里查到基督教青年會的地址，搭地鐵到托特納姆考特路。我向秘書解釋自己處境困難，問他能不能讓我租個房間。他答應了，但只能租三天。分配到的房間只住我一個人，有張單人床，配上洁白的床單；有張小書桌；還有洗臉盆，也有熱水。廁所在外面，是公用的。總的來說，房間陳設簡朴、干淨、實用。這下我輕松多了，馬上搬進去。基督教青年會會所底層有個游泳池。我在新加坡的時候經常游泳，便帶了泳褲到游泳池去。看到蒸气從水里冒起，我滿怀高興，預料水是溫暖的，也許比新加坡的海水還溫暖。我跳進水里，不禁大吃一惊。冰冷的水使我透不過气來，只覺得肺部簡直要爆炸，于是我就盡量快速游動，以促進血液循環。我不曉得在寒冷的气候里，水里的一點溫熱，竟然會在空气中引起冷凝作用。 隨后我天天到漢普斯特德一帶找房子，每隔三天就得向基督教青年會要求續租房子。我發現漢普斯特德不是殖民地學生聚居的地方，它离中殿法學協會很遠，卻不像伯爵閣那么邋遢，是個好得多的住宅區。基督教青年會秘書給我最后一次的租期是12天。到期后，我發現菲茨姜道8號有房間出租。菲茨姜道是條美麗靜謐的大路，兩旁都有樹木，走不遠就是瑞士村地鐵站，13號巴士的車站也很近。我搭13號巴士就可以直接到靠近倫敦經濟學院的斯特蘭大街。 我還得進人倫敦經濟學院，那不是件容易的事。兩個星期前學期已經開始了，回國的复員軍人要進大學的太多了。我要求見法律系系主任帕里教授，向他解釋日治時期我損失了三年半的時間，這回幸虧搭上到英國的運兵船才能這么快就來到英國。我還不知道原來可以把申請表格先郵寄過來。我拿出劍橋高級文憑考試成績，證明自己是1939年新加坡和馬來亞最优秀的學生，說服他相信，我雖然逾期入學，但要赶上其他同學是完全不成問題的。他同情我，錄取了我。 在歐洲六年戰爭時期，几乎所有英國青年都被征召入伍。六七屆學生的學業因此中斷了，他們不得不在完成學業之前當兵。戰前進不起大學的青年，現在有資格申請退伍軍人補助金，結了婚的還可以獲得妻子和子女津貼。他們是從戰場上回來的軍人，態度嚴肅認真，渴望彌補失去的時間，決心取得成功。 當時只要講師和講堂排得過來，所有英國大學都盡量招收學生。倫敦經濟學院爆滿了，學生常常連坐的地方都沒有，只能站著。這里通風設備差，冬天想開窗透點新鮮空气的人最不受歡迎，很快就有人前來把窗子關上。在學生過多的情況下，來自殖民地的學生就得排在第二位。他們沒打過仗，沒犧牲過自己的事業，英國學生自然有權优先獲得所有大學的學額。其他學生主要來自白人地區——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非。來自殖民地的少之又少。 生活很奇特。倫敦經濟學院像座忙碌的酒店，跟新加坡萊佛士學院完全兩樣。萊佛士學院生活既悠閒又优雅，學生住在宿舍里，可以优哉游哉地走去講堂，或到休息室閒聊。輔導課每次只有兩三名學生參加，最多是四名。倫敦經濟學院卻是座多層建筑物，學生坐電梯沖上沖下，人人都忙著到一些地方做一些事，听課必須分秒必爭。我在倫敦經濟學院听完一堂課．就得沖過斯特蘭大街到國王學院听第二堂，然后搭地鐵或巴士到尤斯頓倫敦大學學院听第三堂。三所學院當中，倫敦大學學院環境最好，因為它离開倫敦中區熱鬧地帶，學院內還有醫院，比較有學院气氛。 第一學年初期，倫敦經濟學院大門正廳出現了一個有意思的場面。大約有一個星期時間，代表各個俱樂部——工党俱樂部、自由党俱樂部、保守党俱樂部和社會主義俱樂部——的學生站在貼著俱樂部海報的臨時小窩棚旁邊分派小冊子，招收新會員。最積极地向殖民地學生宣傳的是共產党人，他們成立了“社會主義俱樂部”。我跟所有俱樂部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認為最好是慢慢摸索著前進。 在“文化震蕩”這個短語出現之前，我也受到了“震蕩”。气候、衣著、食物、种族、風俗、習慣、街道、地理、旅行安排都不同。除了懂得英語和具有少許英國文學知識，以及過去跟英國殖民地官員有過交往以外，其他對我來說一概生疏。 現在我一星期花6英鎊租了一間大臥室兼起居室。對一個沒收入的人來說，這是個大數目，幸好還供應早餐。臥室里有個煤气爐，也有個可以拉動的煤气圈。我得把几個先令塞進一個計量表里，才能生火煮飯。做飯成了苦差事，食物一律要配給。可以不用配給票進餐的餐館則貴得很。買來的配給品我不懂得怎樣煮來吃，況且分量也不夠。即使分量夠，我也不曉得怎樣分開一星期食用。我沒有冰柜，那時也還沒有人撰寫有關如何在大臥室兼起居室里的煤气圈上煮東西的書。 我有過慘痛的經歷。煮牛奶溢了出來，熏咸肉、牛排和肉塊煎得縮水，在房間里留下濃重的气味，冒著天寒打開窗戶和門通風，几個小時后依然不散。睡衣和布帘都有味道，可怕得很。三所學院餐廳的午餐都使人發膩，難吃得要命。為了換換口味，我有時光顧萊昂街角餐館或它的分店。那里的食物也同樣膩人：冷肉煎餅面多肉少，否則就是用油酥煎的香腸。我只好蘸芥末吃，外加小圓面包和牛油。 晚上又冷又寂寞。每天晚上我跟許多英國白領文員一起搭地鐵到瑞士村地鐵站，不必再到殖民地學生聚居區，感覺很好。但在住所里總是孤零零的一個人。由于沒有公共的餐室和起居室，人人都進自己的房間關上門，早上早餐有人送進來或自行解決。家務遇到困難，不知該怎么辦，我便找英國女孩子幫忙，她們是合租頂樓的六個年輕的辦公室秘書。她們教我到哪里買肉，沒有冰柜怎樣讓牛油牛奶保鮮(留在窗沿保凍，放在屋里會發酸)。 同學教我把手巾洗了挂在洗臉盆的鏡子上晾干，可以省下6便士，這卻不适用于襯衫和內衣。通常襯衫穿不上一天便會被倫敦的煤煙弄髒。我异常气惱，不為什么大事，而是我在新加坡認為理所當然的小事。在家里我一切需要都有人照顧。飯有人煮，皮鞋有人擦，衣服有人洗，也有人熨，而且要什么就有什么。如今我樣樣都必須自己動手。生活非常累人，外加要花很多時間走路。路走得太多，坐巴士和地鐵時間也太長，我疲憊不堪，沒有足夠的精力坐下來靜靜讀書和思考。 一天在倫敦經濟學院上完憲法輔導課之后，我找講師談話，他叫格蘭維爾·L·威廉斯。根据倫敦經濟學院的記錄，他來自劍橋大學圣約翰學院，在那里考取了博士學位。我向他打听劍橋大學和那里的生活情況。他說，劍橋跟倫敦大不相同，是個小鎮，就靠大學生存。那里生活悠閒得多，學生和教師都騎腳踏車代步。听起來很吸引人，我決定去走走。 決定轉到劍橋 1946年l1月底我到劍橋去，遇到了萊佛士學院的學生黃塞西爾。他進了菲茨威廉宿舍，那是個非院校机构，專門收比較窮的學生，收費也低得多。塞西爾帶我去見菲茨威廉學監威廉·撒切爾。學監的職位相當于一所學院的院長。撒切爾給人印象深刻。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佛蘭德斯受了重傷，臉上留下疤痕，榮獲了軍事十字章。由于硬顎受過傷，說話受影響。他強烈信奉基督教原則，對發奮圖強的不幸者很有同情心，教師和學生都很尊重他。我把自己的難題告訴了他，不知怎的他喜歡上了我。那年的春季學期定于1947年1月初開課，他表示准備在這個學年錄取我，只要塞西爾愿意讓我住進他的房間。塞西爾馬上答應了。我既感激又喜出望外，回倫敦辦好應辦的事，收拾了行裝。1月初我在國王十字車站坐上火車，大約兩小時后到達劍橋，轉坐的士到貝爾沃路36號塞西爾的住所。 兩星期后，我坐下來寫信給帕里教授，告訴他我決定离開倫敦經濟學院轉到劍橋。我接到他生气的回信：“讓我告訴你，我們拒絕了其他學生，我還想盡辦法勸學院當局錄取你。你的作為顯示我看錯了你，我不該輕易幫助你。你的忠實的D·休斯·帕里。”收到信后我決定親自去見他，解釋自己為什么离開倫敦。我到他的辦公室面對他，准備接受應得的處分。我敘述了自己在第一學期所面時的生活問題：從一個小城市，來到一個有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人人都匆匆忙忙地以快得不得了的速度做事，我感到不知所措。此外我也照顧不了自己。 他听了我的傾訴，看來相信了我所說的一切。他對我說，我早該告訴他這一切，他本來可以安排我住到宿舍里，我的一切需要都會得到照顧，語气几乎是原諒了我。如今回顧那些歲月，我為自己沒留在倫敦感到慶幸，留下的話日子肯定不好過。但他特別照顧我、我卻辜負了他，總感到后悔。70年代末期他出任倫敦大學校長，我成了新加坡總理，一度想寫信給他，最后認為最好還是忘了過去。也許我是應該寫信的，告訴他我沒忘記他的恩典。 不過倫敦也不是沒有优點。對未來的律師來說，這里可以借鑒的地方很多。在倫敦經濟學院的第一學期，政治學教授哈羅德·拉斯基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跟其他許多以前沒修政治學的學生一樣，听了他的一些課。他個子小，長得不起眼，頭腦卻靈活极了，說話很有魅力。他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對許多殖民地學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不少人后來掌了權，他們自認為從拉斯基那里學來了理論，并根据他的理論推行不恰當的政策，結果搞垮了本國發展不足的經濟。多虧我在執政之前，在能起坏作用之前，就看到了多個經濟体失敗的經驗。從而提醒我這樣做是危險的。 在接触這類政治主張之前，我在萊佛士學院第一年上經濟課時，至少是在征稅的課題上，已被灌輸英國社會主義的价值觀。基本經濟教科書是溫和社會主義者貝納姆的著作，公共財政教科書是戰后工党財相多爾頓編寫的。他們所用的術語臆斷一些稅收是進步的，另一些是退步的：所得稅是公平進步的，因為賺得多就得多繳稅，稅率也更高；對食鹽和進口貨征收一律的稅額或征收國產稅是退步的。這些社會主義价值觀損害了英國的經濟成長。倡導這樣的主張的人沒考慮到人性的特點，因為累進稅會扼殺勤奮工作和創造財富的主動性，尤其是扼殺了有本領、有能力這樣做的人。 拉斯基的社會主義理論 我听過兩三次拉斯基講課，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社會主義理論，立即被吸引了。世界上每一個人在生活中都應該机會平等，在公平和井井有條的社會里，不應由于人們或他們父母的地位而出現貧富懸殊，這樣的主張我認為是非常公平的。我對不同的种族和人民，都不分彼此。我們是英帝國的一部分，我相信英國人是在犧牲英籍其他民族人民利益的情形下過著优裕的生活。因此，拉斯基和倫敦經濟學院當時所倡導的主張對殖民地學生有吸引力。我們都要獨立，都要保住自己的財富。 我當時以為，有沒有財富，主要取決于有沒有領土和自然資源，雨量是否充足，是否有可發展農業的肥沃土地或林地、有价值的礦藏和石油、天然气。只有在掌權若干年以后，我才認識到，新加坡不同种族的表現不一樣，同一個种族內部各類人的表現也不一樣。我嘗試過以好些方式來縮小差距，都不成功，只好逐漸得出結論：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人──他們的天賦才能，加上受過的教育和訓練，以及他們和他們政府的組織結构。知識和對技術的掌握，在創造財富時是至關重要的。 奪取領土的斗爭曾導致后果不堪設想的戰爭，誰也不是贏家。但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通過國際貿易和交換貨物勞務進行的競爭，使參与的所有國家的產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增加。為了爭取最高的國民總產值，人們必須在自由市場里相互競爭，同時在大体是自由的市場里跟其他國家競爭。但我不相信在我逗留英國期間，任何殖民地學生都了解這一點。他們以為，取代了离開的英國人，他們會自動富起來。 拉斯基的社會主義理論中有不少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确實通過擁有更多資本和權力剝削其他人，由于人的產值超過他維持生存所需要消費來的數量，雇主或地主因此可以拿走多余的部分，這個看法我同意。我之所以討厭共產党人，根源在于他們采用列宁主義的方法，不在于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理想。日本投降后，我見過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在新加坡如何殘酷無情，他們立即向被怀疑當過奸細或出賣過他們的事業的人報复，根本不設法證明對方有罪。甚至他們所穿的制服，所戴的軟布帽，他們的言談舉止傲慢自大、咄咄逼人，也都使人反感。我發現，倫敦經濟學院的共產党人同樣熱心地向人強行灌輸他們的看法，利用一切手段(包括利用准備跟孤獨的殖民地學生交朋友的年輕婦女)，迫不及待地促使人們改變信仰。 我也在英國報紙上讀到，蘇聯人曾經利用占領軍，在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建立共產党政權。兩件事使我感到反感：捷克斯洛伐克外長馬薩里克被殺害，從窗口墮地“跌”死，共產党人因此可以接管；匈牙利紅衣主教明森蒂挺身為自己的天主教信仰辯護，受到了騷扰，不得不躲進布達佩斯美國大使館避難。劍橋法律學院講師杰克·哈姆森是個天主教徒，他對這些事情气憤得不得了。消息傳來的當天早上，上課時他花了一小時不講契約法，卻大談蘇聯共產主義的邪惡，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我對共產主義更加反感。 但是建立平等、公正和公平社會的主張，對所有殖民地學生都有吸引力。英國費邊主義者１建議一步步地走向這個理想社會，那就不必砍富人的頭，不必沒收他們的財富。一切分階段進行，不扰亂經濟，不制造社會動亂，通過征富人一輩子的稅，通過在他們去世時抽重重的遺產稅，便能剝奪他們的財富。這一來，他們的子女就得在跟窮人子女平等的基礎上從頭開始。我當時看不出有什么破綻。我年紀太輕了，不知道英國律師在訂信托契据時巧妙得很，使政府難以征收太多遺產稅。 費邊主義方式深深吸引了我。從英國回來后，我訂閱他們的雜志和小冊子多年。但是到了70年代初期，他們的不諳世事使我感到絕望。有一期雜志的內容令人難以接受，那是有關教育的。兩個校長寫了一篇嚴肅的文章說，英國的綜合學校制度失敗，不是因為辦學方法不對，而是因為最优秀的教師仍然在教最优秀的學生。文章認為最优秀的教師應該教最差的學生，后者需要前者教導才能獲得平等，好學生無淪如何都會有好成績。這种強求一致的主張我可受不了，于是不再訂閱他們的雜志。 對于馬克思主義，我所獲得的最有价值的教訓，是在1955年到1959年學華語的時候。雄心勃勃的工會親共活躍分子几乎天天午餐時間都到我的辦公室來教我一小時，有時晚上到我家再教。他們用《人生觀》等書名吸引人的小書教我，實際上是在宣傳通俗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但最發人深省的，是跟老師一起讀毛澤東原著。一篇有關共產党人如何摧毀敵人的文章，使我對毛澤東的看法感到不安。文章題目是《關于正确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非對抗性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對抗性矛盾是敵我矛盾。分析的關鍵是“人民”的定義。根据毛澤東的精确分析，“人民”的定義因時間和形勢而异。例如當中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時，反對日本的都是人民，因此國民党是人民。1945年抗戰胜利后，敵人日本被打敗了，國民党在中國掌權，代表民族資本家和地主剝削群眾，國民党成了敵人，反對國民党的都成了“人民”。我讀毛澤東辯證法這個樣本時得出結論，一旦英國人离開新加坡，如果人民行動党執政，我就會變成敵人。毛澤東說：“對敵人不能仁慈。” 另一番新天地 劍橋就在北海風可以吹到的平坦的沼澤地以南，比倫敦冷得多，也潮濕得多。1946年的冬季是50年來最寒冷的，也是最漫長的。盡管如此，在倫敦待過之后，劍橋是另一番天地。在戰爭剛結束的年代，這個地方上的集鎮宁靜安詳。車輛不多，腳踏車不少，私人汽車只有三几輛，外加一些巴士和卡車。多數大學教師、學院研究生、導師、講師和教授都騎腳踏車，包括菲茨威廉學監本人和一個受人尊敬的、名叫溫菲爾德的在大學執教的律師。后者75歲左右，騎腳踏車動作還挺麻利。大學生活跟萊佛士學院差別不大。 我花8英鎊買了一輛腳踏車，二手的，還管用，但跟我1939年在新加坡買的漂亮的禮里牌腳踏車自然不能相比。這是一輛設備十分簡單的腳踏車，20多年來由學生們一手轉一手地傳下來。車把前有個柳條籃子，用來放書籍、學生袍等東西。腳踏車沒有鏈罩，我跟大家一樣，騎的時候用夾子夾住褲管。這里的生活叫人不滿意的地方有的是，可健康多了，也愉快多了——沒有煤煙，沒有塵埃，沒有喧鬧的車輛來往，沒有巴士，也沒有地鐵。我精神振奮了。 我很快就适應了新的生活方式。我騎腳踏車到處逛，下雨也不例外。買了件連帽粗呢風雪大衣，這是海軍部的剩余物資。風帽既能保持頭部干爽，又能撩到背后。雖然氈不如羊毛那么暖和，但也頂事。三餐問題不大，自己不再煮了。菲茨威廉的食物還是以英國傳統方式烹調，談不上可口，但比較有營養，有足夠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質。深海鱈魚和大比目魚都很老，不像我在新加坡吃慣的近海魚那么好吃。完全沒有配菜。所有菜看都加鹽和胡椒，有如在“大不列顛號”一樣。不時會有奇特的葷菜，像鯨魚肉，腥得不得了，難以下咽，還有罐炖野兔肉，這是英國佳肴，可我始終不喜歡。我在清洁潮濕的沼澤地騎腳踏車，吃得又不差。1952年回新加坡后，蒙蒂羅醫生替我用X光檢查肺部，他通知說我在英國讀書時期患過輕微的肺結核，幸好痊愈了，在X光片里只顯現白色的一塊。無論如何，我還是為能到劍橋讀書而高興。留在倫敦的話肯定好不了。 為了鍛煉体魄，我決定參加划船俱樂部。最初不是坐船到河里，而是在河邊練習划槳，坐在一艘不動的練習艇里，接受如何握槳，如何伸展身体往后拉以及把腳放在什么地方的訓練。經過三星期每星期兩次的訓練之后，我便正式划船。第二個定期下河划船的日子，下午有暴風雪，我以為練習會取消便沒去，過后受到了嚴厲的責備。七個船員和舵手都到了，由于我缺席，湊不夠八個人，划不成。我認定英國人必定是瘋了，于是放棄划船，离開俱樂部。從此騎腳踏車從宿舍到講堂听課，听完再騎到菲茨威廉用餐，借此鍛煉身体。 法律系第一年預備班學生人數大約只有30人，比倫敦的200人少得多。上大學的多數是前國民服役人員，他們獲得特許，讀兩年便能考取學位，不必三年，因此直接進入第二年。他們是跟我一起讀第二年。在這之前，我得讀第一年預備班，總共要讀三年。所以，第一年跟我在一起的英國學生是直接從中學來的十八九歲的年輕人，我當時已經23歲。還有几個學生來自馬來亞，包括20歲的楊邦孝，他來自吉隆坡(90年代他擔任新加坡大法官)。我第一個學期沒上課，邦孝借筆記繪我。筆記寫得很工整，很全面，對我沒听過的課做了很好的概要記錄。他的筆記是我求之不得的，因為劍橋課程標准所規定的科目跟我在倫敦第一年的課程不一樣。倫敦的水平更高，包括憲制法和契約法。劍橋要學生先了解歷史背景，所以必須修英國法律制度，這在律師考試里是完全沒有關連的。對于羅馬法，倫敦和劍橋的重點也有所不同，但我應付過去了。我非這樣做不可。在大學的复活節假期里，我拼命補完沒學過的功課，赶上了其他同學。到5月第一年淘汰考試舉行時，我已經准備得不錯了。 嚴冬過后是愉快的夏天。樹木蔥蔥郁郁，劍橋煥發出新的光彩，學生都穿上顏色鮮艷的上衣，我心情也愉快得多。三個星期后的6月，考試成績在評議會揭曉時，我欣喜雀躍。我和另几名學生考獲一等榮譽。我拍電報把好消息告訴父母。 學監只憑我過去的學業成績，就讓我直接進入第二學期，我為沒叫他失望感到高興。同學們都管學監叫比利·撤切爾。我在菲茨威廉停放腳踏車，准備進去吃午餐時，他看見我，停下來祝賀我。我可以感受到他十分滿意。1946年12月我見到他的時候，他告訴我：“李，當你到劍橋來，你是來參加一支特別的隊伍，就像參加近衛騎兵團，不只是參加軍隊而已。你得出人頭地。”我回答說會設法爭取一等榮譽。他嚴肅地望著我說：“李，拿不到可別失望。在牛津和劍橋，你需要有天才的火花，得与眾不同，才能獲得一等榮譽。”當劍橋的考官們認定我与眾不同時，我心中的石頭才放了下來。 傳來最好的消息 我買了一輛二手摩托車，那是軍方剩余的舊物資，樣子不怎么好看，引擎卻不錯，花了我60英鎊。突然之間，我變得能夠快捷地來來去去。我到劍橋鄉下到處兜風，到那些坐巴士和火車到不了的地方觀光。遇到農民豎立告示牌招請工人來采櫻桃或草莓也歡迎其他人來買的地方，我會停車下來買。6月底芝寫信告訴我，她考到了一等文憑，現在大有希望贏得到英國讀法律的女皇獎學金。我有把握她會贏得獎學金。臨近7月底傳來了最好的消息。芝從新加坡拍來電報說，她獲得了女皇獎學金。但是在1947年10月開始的學年，殖民部找不到任何大學可以讓她就讀，她必須等到1948年。我開始動腦筋，看看如何能使她到劍橋來。 我去找菲茨威廉的主管書記巴雷特。他年近50，長得肥胖，既能干又有經驗，來來去去的學生多的是，他都見過了。他知道學監喜歡我。我告訴他，一個新加坡女朋友很聰明，獲得到英國深造的最好的獎學金，想讀法律，不曉得怎樣才能在秋季學期開學前及時進人劍橋。他眨了眨眼對我說：“你知道學監跟格頓學院的女院長巴特勒小姐很熟，如果你能求學監跟巴特勒小姐說情，情形可能不一樣。”既然有這种可能，我當然高興。 离新學年開學只有兩個月。我要求見學監。他不但接見我，還愿意幫忙。8月1日他寫信給巴特勒小姐，為了保險起見，也寫信給劍橋另一所女學院紐納姆學院的院長。兩邊都立即回信。紐納姆准備在1948年錄取。巴特勒小姐更積极，准備在1947年10月提供一個特別保留的學額，只要芝具備入學資格。撤切爾寫信繪我，把兩份答复都附上。我赶到設在卡姆河畔銀街附近的考試委員會，告訴他們芝是在1936年參加劍橋高級文憑考試的。他們查出她考試成績优异，是當年名列第一的學生；我拿到了一份查核過的考試成績副本。 接著我寫信到格頓學院，要求見巴特勒小姐，她表示愿意見我。8月6日早上，我依約見她。我告訴她，我的朋友柯小姐很聰明，比我還聰明，在萊佛士學院就讀期間曾多次排名第一，名次在我之上。我也說，我遲了一個學期才來劍橋，在第一年淘汰考試中考得一等成績，相信柯小姐也會一樣。巴特勒小姐戴眼鏡，頭發銀白，有點富態，外貌慈祥，待人友善。一個華族青年贊揚自己的女朋友學業成績比自己好，把她給逗樂了，她很想知道這個女孩子是不是那么出類拔萃。同一天我拍電報告訴芝：“格頓學院接受你入學。公函隨后就寄出。現在就做好准備吧。” 8月底芝在新加坡登上一艘運兵船。10月初，她終于抵達利物浦。我在碼頭上焦急地等待著。分离一整年之后再見到她，我興高采烈。我們立刻啟程，坐火車到倫敦。在倫敦，事前我已經向一個英國同學借來一輛莫里斯·牛律牌汽車，我駕車載著芝到處觀光，甚至在當天帶她到布賴頓看舖滿小石子的海灘。在倫敦逗留五天后，我把汽車還給同學，兩個人坐火車到了劍橋。 學監的回信 這時我已經适應了劍橋的生活，雖然老馬識途，但還是遇到新的問題。菲茨威廉的初級導師兼財務總管龐茲分配給我的房間，是在劍橋以南三英里的地方，我嚇呆了。格頓學院是在市鎮的北邊。我千方百計物色离芝比較近的房間，始終找不到。龐茲不講情，我向學監上訴，他的回信語气很慈祥，但不乏一絲冷冰冰的幽默： 親愛的李： ……你申訴說要去看未婚妻路途遙遠，或者說是妻子吧，因為你顯然希望她會成為你的妻子。實際的路途不像你所說的那么遠，尤其是在愛情提供了動力的時候。我不曉得你有沒有讀過偉大的神話，但你會記得，有位先生天天晚上游過博斯普魯斯海峽，為的是見他心愛的女子。与此相比，到格頓是小事。不幸的是，一天晚上那位先生游過海峽時淹死了，但你是否非得在路上因疲乏而死，我很怀疑。然而如果你能在格頓附近找到房間，我們會盡力跟你配合，發出許可證。所以，如果你想去找找看，就找找吧。 順便說說，格頓學院會不會賞識你那么快跟這個少女結婚，我沒把握，因為他們會順其自然，而且是恰當地假定，在愛情的最初的光芒下，人們只會花很少時間讀書。但我太老了，不能對一個男士和他心愛的人提什么忠告。 你的真誠的 W．S．撤切爾 一星期后，我在菲茨威廉附近的“哈里斯上尉的馬廄”找到一個房間。哈里斯上尉養馬和獵狐狗，我是他唯一的學生房客。租金很貴，光是床舖和早餐每星期9英鎊，洗澡等其他服務另外算。我別無選擇，方便嘛。隨后兩年我就住在這里，直到1949年夏天离開劍橋。 現在可輪到芝面對“文化震蕩”了。冬天她不習慣穿用厚呢絨做的衣服和笨重的大衣，還有那用羊毛襯里的長靴。呢絨衣是用衣料配給票買來的；這些衣物壓得她好不辛苦。何況格頓學院又是在市鎮西北兩英里的地方，她不會騎腳踏車，只好乘巴士去上課。她的方向感一向不算好。今后只好靠她自己去闖了。 但是，她運气很好。她接受我的建議，第一年選修經濟學，准備參加第一階段榮譽學位考試。由于她當年在萊佛士學院念過經濟學，功課應該不難應付，所以有閒余時間可以修讀法科。可是，當經濟學研究主任，一個名叫瑪喬里·霍蘭的美國人，發覺芝已經在萊佛士學院念過三年的經濟課程后，認為再讀下去是浪費時間，便叫芝去見她的丈夫哈里·霍蘭教授。當時，霍蘭教授是法學院里權力很大的人物，也是三一學院的特別研究員。他幫芝取得特別通融，即所謂豁兔權，她可以直接參加法科第二：階段的資格考試。這跟另一所受承認的附屬大學的畢業生所享受的优惠待遇相同。然而芝直接修讀第二年的課程，并非一帆風順，她還得适應這里的地理環境、食物、气候，以及諸如羅馬法之類的新科目，還有講師們的奇腔怪調。有一名愛爾蘭講師所講的話，听起來不知所云。 經過几個星期的大幅度調整之后，芝對我說，她發現我跟以前完全不一樣。過去我是一個開朗、樂觀的活躍分子，沒有事情能夠難倒我，而且能盡情享受人生的樂趣；現在可不同了。盡管我深得人心，受比利·撤切爾的特別照顧，而且在1947年陽光燦爛的夏季里心情特別愉快，但我卻似乎變成了一個強烈的反英分子，尤其是心中萌生要鏟除英國對馬來亞和新加坡殖民統治的意念。我在倫敦和劍橋的一年里，思想的轉變逐漸具体化。這种變化從1943年日本占領新加坡時期便開始了。如今我所看到的，是英國本土的英國人。我怀疑他們是否能本著新馬人民的利益治理這兩個地區。在新馬的英國人對推動殖民地的進步毫無興趣，他們所在乎的是這些殖民地給他們帶來的高級職位和丰厚薪金。在國家的層次上，英國人所關心的，主要是如何輸出馬來亞的樹膠和錫，賺取美元外匯，以支持百病叢生的英鎊。 芝談起我的思想如何轉變之后，我開始自我審察，看看這种轉變到底是怎么發生的。莫非是我在英國勞動階層當中所受的种族歧視引起的？這些英國低層人士，包括男女巴士剪票員、商店女售貨員和餐館的女招待，加上我在漢普斯特德找房子時碰到的几個女房東。好几次，我到瑞士村地鐵站附近接著“空房出租”牌子的房屋詢問時，女房東一發覺我是華人，便說房間已經租出去了。后來，我為了避免再碰釘子，便先打電話告訴女房東說我的名字叫Lee，拼寫起來是一個L加上兩個e，但我是華人。如果她們不愿把房間租給華人，可以當場拒絕，兔去我登門詢問的麻煩。 我所碰到的英國上層社會人士，如劍橋大學和中殿法學協會的教授、導師、秘書和圖書館管理員，都很有教養，而且彬彬有禮，樂于助人，只是有點拘謹。英國學生大体上都舉止文雅，甚至很友善，一般都表現得很得体。當然，每一回碰到運動隊伍爭名次，或是大學的校隊隊員和替補隊員爭資格時，种族歧視便抬頭了。亞洲學生几乎不可能加入板球、擻攬球或划船等主要的運動隊伍；划船隊是最受尊崇的。 不過，如果說這一切都出于种族歧視，也不盡然。階級制度也是症結所在。對我這個來自年輕而且富流動性的移民社會的人來說，這是另一种奇异現象。即使在白人學生當中，那些出身于著名公學的，也處在有利的地位。至于其他學生，他們之所以渴求學院的院旗，是因為將來可以把它列入履歷表，而且可以作為未來干大事的墊腳石——任何學生只要具有划船校隊隊員的資格，未來的職業便有了保障。同樣道理，一個學生如果當上劍橋學生聯合會主席，便有助于成為工党或保守党選區的未來候選人，或是在這些政党的研究局謀得一職。 要考最好的成績 我對這些額外的活動不感興趣。我決定集中精力設法考到最好的成績，因為一旦考到第一，我回新加坡時，情況就不同了。另一方面，我很渴望同工党的政治領袖接触，特別是同那些能夠幫助我的人接触。我的愿望是早日結束英國的殖民統治，建立一個包括新加坡的獨立的馬來亞。工党比保守党較為同情英國殖民地的獨立愿望。在我參加的集會中，英國保守党人仍然以低沉、圓潤的聲調，大談“英王与帝國”。我也希望同將來可能在主要政党里頭扮演重要角色的英國學生接触。在我日后同新加坡和馬來亞的殖民當局糾纏不清時，這种聯系自有好處。因此，我抱著濃厚的興趣，開始研究英國的政治制度。 英國的國會民主制度，似乎能發揮很好的作用。一場包括經濟、社會和政治等方面的惊人革命，正在我眼前和平地展開。1945年5月，英國選民把丘吉爾和他的保守党推下台，雖然丘吉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英國爭取到胜利。選民把艾德禮和工党擁上台，因為他們答應給英國帶來歷史上最深遠的改革。艾德禮政府履行的綱領，目的在于創造一個福利國，負責照顧英國各階層人士從生到死的福利。可是，反對党卻沒有提出強烈的抗議，也沒有街頭流血事件。只有保守党議員在國會和選區里就人們的負擔能力這一課題展開辯論，聲稱改革應有所節制和按照常識辦事時。才使用激烈的言語。這一點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國民保健服務法案于1948年通過后不久，我到劍橋攝政街一家眼鏡店領取所配的眼鏡。我預料這副眼鏡需要五六英鎊。在柜台旁，眼鏡店老板驕傲地對我說，我不需要付錢，并請我在一份表格上簽名。我很高興，心想，這樣一個文明社會，确實能使人民過著优雅的生活。几個月后，我在牙科診所也碰到同樣的情形。至于學院的醫生，他連請我在表格上簽名也省了，因為我已經在他的病人記錄簿里登記了。這又使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當然，我是英籍民，有權享受新制度給予的福利。不過，報上的消息說，許多法國人和其他歐陸人士也紛紛到英國看免費牙醫。我想這未免太過分了。但當時法國人的确比英國人窮得多。我對英國人所進行的改革，深表欽佩。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制度本身的公平。英國政府創造的社會，使每一個人——不論貧富，也不論是屬于上層、中層或下層階級，都能有相當不錯的生活水准。這期間物資仍然缺乏。戰時開始實施的糧食衣物配給制度，一直延續到50年代中期才由保守党政府取消。但是，茶、糖、巧克力、牛油、肉類、熏肉和雞蛋的配給，卻取消不了。經濟耐用的布料市面上有的是，价格也合理，只是非憑配給票購買不可。 當時我年紀還輕，滿怀理想，根本不了解政府的負擔是何等沉重。更糟的是，在這么一個平均主義制度下，每一個人所感興趣的，主要是他能夠從共同資源中得到些什么東西，而不是他應該怎樣工作，為共同資源做出貢獻。其實，個人設法多賺錢，以改善生活條件，在人類進化史上，是進步的動力。我是到60年代掌管新加坡之后，才了解政府負擔的沉重。小如彈丸的新加坡，比英國窮困得多，在想到要如何重新分配財富之前，我面對的挑戰是如何開拓稅源和創造財富。因此，當時根本無法談論重新分配財富的問題。 這期間，我從家書和英國報紙的零星消息中，得知新加坡眼看就要發生麻煩了。馬來亞共產党正挑起工潮和引起社會不安。罷工罷市、政治騷亂時有所聞。到1948年6月，馬共開始在內地射殺英籍樹膠園主。馬共游擊隊又回到森林里去，殖民地政府宣布馬來亞進入“緊急狀態”。而在公開的憲制舞台上，根本看不到任何政治力量，只有一些軟弱無力、毫無骨气、受英文教育的領袖，他們巴不得順應和討好英國統治者。我深切感到在我這一代人回到新加坡的時候，我們必須填補這個政治舞台。我于是加人劍橋大學工党俱樂部，并經常參加他們的集會，特別是每逢星期五晚上，工党政府的部長到俱樂部暢談該党向國會提出的各种綱領時，我一定出席。 難得的教訓 這是一個令人振奮和變革的時代，也是民主社會主義發揮作用的時代。一切都顯得那么開明。工党政府的衛生部長貝文以极端刻薄的言詞，指保守党“連害虫也不如”后，便使國民保健服務法案在國會通過。工党也替地方當局興建了許多房屋，以低廉的租金出租，它們是靠政府大量津貼，才能把租金壓低的。工党也擴大福利的范圍，以确保“安全网”能照顧到所有不足以應付最低生活需求的人家。對我來說，他們的最低生活需求，跟我記憶中新加坡被日本人搞得一窮二白之前的情況相比，簡直是奢侈的享受。這是一個難得的教訓，關系到如何确保社會公正的問題。 我這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到英國留學的新馬學生，完全接受了工党政府的公平合理綱領。我們也很向往成熟的英國制度。在這种制度下，憲制傳統和容忍精神，使得權力和財富都在和平中進行基本的轉移。我們把在英國所看到的一切，拿來同新加坡和馬來亞比較。新馬人民大多數沒受教育。報紙軟弱無力，對基本問題一概不理，只管報道重要人物的來來往往。所謂重要人物，多數是白人老板和周旋于他們之間的本地人。總之，新馬的情況顯得落后，前途未可樂觀。 ------------------------------------------------------- 注： １費邊(Fabian)原是古羅馬的將軍，以使用迂回戰術聞名。19世紀80年代在英國興起的以溫和改良手段實現社會主義的思潮，就稱為費邊主義。 -------------------- 亦凡書庫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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