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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才知道，我已經引起新加坡政治部的注意。我的名字將列在他們的監視名單中，原因不外是我在馬來亞大廈發表過一些反英反殖的演說。他們知道我不是在鬧著玩，而是個立場堅定的人。我想最好他們也知道，在憲制上我的行動是光明正大的，同時我和共產党沒有聯系，也不同情共產党的作為…… 這期間，我和芝討論了兩人在英國的生活，并著眼于未來。我們認為最好趁12月圣誕假期靜悄悄地結婚，并嚴守秘密，料想如果向芝的父母親征求意見，他們一定會很不高興。格頓學院也未必會贊同；學院的學監就給我寫過信，提醒我這一點。女皇獎學金當局也可能表示异議。但我們都是20多歲的人，已經成熟了，也有自己的想法。我們的一個來自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的朋友不知道我們的真正動机，把當地的一家小旅館介紹給我們，認為那是歡度圣誕假期的理想地點。我們還可以到舉世聞名的莎士比亞劇院觀賞莎翁名劇。然而我們一到達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便把此行的真正目的告訴當地的婚姻注冊官，并在住上兩個星期后，便依照手續結婚了。我們在前往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途中，曾在倫敦稍作停留，以便我到攝政街給芝買一枚白金的結婚戒指。回到劍橋以后，芝用一條項鏈把戒指挂在脖子上，而不是戴在手指上。 盡管生活發生了變化，我們仍然一如往常地努力讀書。我要确保自己能夠達到參加第一階段榮譽學位考試的程度。芝在應付第二年的課程時有點困難，恐怕要到第三年才能見曙光。1948年5月，考試又到來；6月，成績在評議會大廈公布。我在第一階段榮譽學位考試中獲得一等成績。芝在法科第二階段資格考試中，獲得二等成績，她感到很失望。其實，她參加的不是榮譽學位考試，并非真正重要。我安慰她，然后兩人決定到歐陸度假兩星期。 我們不想參加團体旅行，自己安排在巴黎逗留五天，再到瑞士逗留一星期，最后一站是威尼斯。 巴黎到處積滿污垢，陰沉一片，經過德國四年的占領，情形更糟。幸虧德軍司令決定違抗希特勒的命令，撤退時沒把整個城市摧毀。比起英國人來，法國人顯得很窮。他們不像英國人那樣自豪和有組織。巴黎的公共交通比倫敦差得多，雙節長巴士看起來又古怪又笨拙，轉彎時不容易操縱。交通一片混亂，司机的態度都很粗魯。法國人在搭巴士或到商店柜台付款時，都不會像英國人那樣排隊。他們在車門口推推搡搡，上下車都亂擠一通，甚至他們在說“對不起，先生”時，也使勁把你推到一邊。巴黎的地鐵，票价比倫敦便宜許多。但在1948年那個時候，一般列車都很肮髒，通風設備又差，空气不新鮮。車上的乘客只顧自己，很少替別人著想。在倫敦，男士會站起來把座位讓給女士，年輕人也會讓位給老年人。我离開巴黎時，心里對英國人更加敬佩。在社會准則和政府給人民提供設施方面，法國肯定比英國低几級；所謂設施就是人們現在所說的基礎設施。 然而對講究吃的人來說，法國餐是頂呱呱的。牛排的滋味特別美，醬料也异常可口，葡萄酒更是第一流。即使是簡單的涼拌菜，也蠻好吃，例如用又大又紅又甜的番茄為料，加上少許橄欖油和酸醋拌成的那种，如果跟烤牛排和法國面包一道吃，味道再好不過。尤其是法國面包，比英國的松脆，好吃得多。我和芝都不想再吃英國的標准菜肴了。 我們乘夜班火車從巴黎到日內瓦去。醒來時，只覺得空气很新鮮，气候涼爽。日內瓦真是個洁淨無瑕的城市。街道上汽車很少，來往川行的有軌電車都很干淨；鮮花正在燈柱的半中腰怒放(不知怎么澆水的)。我們下榻的布里斯托爾旅館(戰前這家旅館的住客顯然都是英國人)，所有的床都舖上美麗的白被單，還有白桌布、白面包，食物更是美味可口，一切都干干淨淨，但是价錢一般比法國要貴。瑞士還是那么純朴，戰爭既沒使物資匱乏，也沒帶來污穢、陰沉的景象。 我們從日內瓦往南走，到洛桑和盧加諾。我們越南下，所見的城市就越肮髒。從同行的游客口中，我們得知威尼斯很邋遢，到處散發著臭味。于是，我們決定退掉在威尼斯旅館預訂的客房，而在盧加諾多住几天。我們從一家收費較便宜的旅館轉到另一家叫“輝煌”的旅館。這有什么不好？人生難得有這么一次。我們在盧加諾痛痛快快地過了五天。每天面對著壯麗迷人的湖光山色，享受有效率和周到的服務，又有极合口味的食物，可以用一瓶不到10先令的納夏特葡萄酒送下肚。接待處的職員看著我，問我是不是華人。我說：“是的，不過，我是從新加坡來的。”對方說：“啊，蔣介石。”他不曉得我和中國人之間的區別。我并不以蔣介石為榮，因為他被中國人民解放軍逐出了中國大陸。其實我已料到歐洲人會一成不變地把我看成中國人。我們這几天所過的，依然是有生以來最快樂的假期，觀光，漫步，吃，喝啤酒、葡萄酒和香濱。我發覺瑞士人很守紀律，做事能干有效，又很講究實際，而且待人態度得体，禮貌周到，只是不夠熱情。他們不會要求你幫什么忙，反過來他們自己似乎也缺乏慷慨的本性。總之，他們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回到劍橋之后不久，弟弟金耀也從美國到英國來，跟我們在一起。他隨身帶著精美昂貴的尼龍絲襪、可以快速晾干的襯衫以及漂亮的行李——這一切都是在經濟緊縮的英國買不到的。美國看來像個物產丰富的仙境，也像童話中溢流著牛乳和蜜糖的丰饒羊角。因此，我早年對美國的印象是，一個資源丰富、物質條件优越的社會。但是，我卻跟英國人抱著同樣的看法，認為美國人缺乏經古老文明熏陶的高雅素質。他們過于急功近利，過于魯莽急躁，過于雄心勃勃，認為世界上沒有做不成的事，也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10月，我們開始修讀最后一年的課程。我們井井有條地做功課，并埋頭苦讀。上課听講，撰寫論文，做作業交給督導審閱，也到圖書館讀書，或是在“哈里斯上尉的馬廄”我租用的房間里溫習功課。但是生活并非只是讀書。有時在周末或傍晚，我會騎腳踏車到格頓去，芝就利用校工宿舍里的煤气灶煮些新加坡菜肴。我常常邀請楊邦孝和埃迪·巴克一起去。巴克也是萊佛士學院的同學，剛到英國修讀法科。有時，我把一個星期配給的肉用咖喱煮了一次吃完。芝也用黃油面條、雞肉(取代豬肉)和辣椒粉(取代生辣椒)炒“稞條”，吃起來也蠻可口。 這時候，我們的生活已經做了适當的調整，而且同有關各方也建立了良好的聯系。我能夠請劍橋大學一些第一流的法科督導輔導我，他們都是三一法學院的研究員；三一法學院是當時劍橋大學的主要法學院。第一年年底我考獲一等成績之后，就能夠說服他們做我的督導，雖然當時我是菲茨威廉的學生。這些督導來自不同的背景。我最好的督導是特雷弗·托馬斯，他心地很好，腦筋靈活，條理分明。 我同几個英國學生結交，他們多數是劍橋大學工党俱樂部的活躍分子，后來在1950年的大選中，以工党候選人的身份參加競選；其余的修讀法學的各种分科，后來成為國際法、比較法和工業法的杰出教授。他們是一批聰明絕頂的青年，也是我的好同伴。 1949年 2月，我代表劍橋大學到牛津大學參加模擬法庭的辯論會(正式辯論)，主持法官是塞勒斯先生。其他見習律師似乎抓不到有關法律問題的細微點。我一抓住，塞勒斯先生臉上便露出笑容。他在裁判時，對我贊譽有加。但是，我沒參加過劍橋學生聯合會的任何辯論會。我認為這么早就道出心里話，是不明智之舉。等我們返回新加坡，同朋友們商定所要采取的路線之后再表露也不遲。 不過，我在倫敦期間，倒有几次到下議院听演講。有些工党議員對殖民地學生极為友善(反之，保守党議員對殖民地學生的自由愿望往往嗤之以鼻)。伊頓和斯勞區工党議員芬納·布羅克韋常常在威斯敏斯特(英國國會所在地)的大廳里跟我會面，以便把入門券送給我，好讓我到旁听席旁听。工党里有一些著名的演說家。記得1947年我第一次到英國國會旁听時，見識了工党議員斯塔福·克里普斯如何以銳利的言辭，把保守党影子內閣的殖民部大臣駁斥得毫無招架的余地。他是一個頭腦敏銳的人。 獲得唯一的特优獎 1949年5月，我們參加法科的最后考試。6月成績公布，我相當滿意。我在法科第二階段的榮譽學位考試中，考到一等成績，并獲得那年唯一的特优獎。芝也考獲一等成績。我們拍電報把好消息告訴我們的父母。我本來應該考到更好一點的成績，但一等成績也夠好的了，可以作為我返回新加坡以后展開另一階段生涯的优异標志。根据劍橋大學的規則，一個法科學生在考獲學位之前，必須“完成”至少九個學段，一個學段是八個星期，必須住在學院宿舍或是當局批准的住所。芝在劍橋大學只有六個學段的時間，我也只有八個學段。我們得到特別的豁免，都獲准在6月21日仲夏日領取學位。 劍橋大學決心維持悠久的傳統。這种傳統隨著歲月的流逝，越來越顯得奇特，但卻增加了劍橋作為一個古老學術中心的神秘性。在舉行畢業典禮那天，學生以所就讀學院的資歷高低為序，排成一行，然后在導師帶領下，走進几座法學院附近的評議會大廈。他們一進里面，便每次五人，每人握著導師右手的一根手指，由導師逐一把他們帶到身穿禮袍坐著的校長跟前。學生和導師也依照他們獲得的學位，穿上相關的禮袍。等待領取學位的學生身穿短禮服，肩上報著一條綴有白兔毛的垂巾，在背后晃來晃去。導師把學生介紹給校長，校長于是一面說著拉丁語，一面把學位頒授給學生。比利·撤切爾以學監的身份親自帶領我和其他學生走上前去，菲茨威廉的學生因為不屬于劍橋大學的任何學院而排在最后。典禮舉行過后，我們在指導教師和其他同學陪伴下，到評議會大廈外邊的草坪去拍了不少照片。三一法學院几位教過我和芝的法科講師，以督導的身份也到場同我們分享快樂，特雷弗·托馬斯也在。楊邦孝把當時的情景一一攝入鏡頭。 接著我們轉到三一法學院托馬斯的套房，開香檳再慶祝一番。另一位講師 T·伊利斯·劉易斯博士也來參加。我們都很親切地叫他 TEL(姓名第一個字母的縮稱)。他教過我們，是個威爾士人。他有副討人喜歡而顯得滑稽的面孔，禿頭，細微的白發散在兩邊，臉上戴著無框眼鏡。他對我和芝說：“如果是男孩子，就把他送到三一法學院來。” 1952年我們的大儿子顯龍出世時，我寫信給三一法學院的高級導師，預先給他訂了個學額。可是，19年后顯龍到劍橋大學深造，卻決定進入三一學院，也就是當年牛頓所建立的最优秀的數學學府。在三一學院的优秀導師教導下，他以兩年時間修完三年的課程，并獲得數學一等榮譽學位。 在舉行畢業典禮那天所拍的照片當中，我最珍惜的是比利·撒切爾站在我和芝中間的那一張。我沒有令他失望，我的“女友”也一樣。撤切爾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為人精明，富有洞察力，而且對手下的學生不借花費許多時間細心教導。有一天，我在他的套房同他一起喝茶時，他指著几個正在特朗平頓街挖掘泥土的工人說，他們在短短三個小時里就喝茶休息兩次，過去和戰爭期間他們的工作態度就不這樣。現在他們不愿意賣力工作，國家是不會進步的。我原本以為他是一個反動的老頭子，但他教的卻是經濟學。几年之后，我得出的結論是，他知道國家的經濟靠什么才會增長。又有一回，他對我說：“你是華人，你們華人有數千年的悠久文化作后盾，這是极為有利的條件。”1949年6月，就在我們快要离開劍橋的時候，一天早晨他邀請我和芝最后一次在一起喝咖啡。他輕拍一下芝的手，然后看著我說道：“他太急躁了。別讓他老是這樣匆匆忙忙。”他對我的性格果然看得很透徹；但他也曉得我這一生有個認真奮斗的目標，而且一日不實現，絕不罷休。 既然畢業了，我們就趁机外出度假10天，這一次是乘旅行車到英格蘭和蘇格蘭游覽觀光。但是，我們對法科的研究還沒完成。要在新加坡當律師，單靠劍橋大學的學位是不夠的。我們還得在英國取得普通律師資格或是能到高等法院辦案的律師資格。我們于是加人中殿法學協會。中殿法學協會是英國四個法學協會之一，負責教導法科學生和鑒定學生的律師資格。 我們旅行回來便設法住在倫敦，不久找到了一個居住單位，距离菲茨姜道我的舊住所不遠。可是在芝方面，家務和學習總是難以兼顧。于是，我們決定不上法學協會的課，留在康沃爾的廷塔格爾獨自苦讀，准備參加律師資格的最后考試。 我們曾經在這個地方的一座庄園舊宅里度過几次假期。這座舊宅由梅勒太大和她的三個儿子協助管理。梅勒太太為人通情達理，樂于助人，對我們的飲食照顧得很周到。整座房屋就住我們兩個人，到了夏天才有其他几個住客。我們舒服地坐在椅子上休息，或是沿著周圍的鄉間小路散步，呼吸新鮮的空气。溫暖、潮濕的西南風吹得我們心曠神情。我們唯一的娛樂就是收听英國廣播公司的國內廣播，所用的派耳牌收音机是我從劍橋買來的，它給我們帶來許多輕松歡樂的時刻。我發覺收音机比電視更能起刺激作用。我們听過好些節目，包括第一系列的“里思講座”，由羅索主講，講題是《權威与個人》。羅素老人的聲音优美，帶點舊式的聲調和發音。他的講話閃耀著智慧的光芒，他能用簡單高雅的詞語表達自己的思想。晚飯后則有《又是這個家伙》的輕松娛樂節目，由托米·漢利主持。他所講的笑話逗人發笑，不下流，有趣，不談性，也沒有雙關語。 在運動和消遣方面，我打高爾夫球，大半是一個人打，地點在阿瑟王城堡旅館的九洞高爾夫球場。除了假期以外，這座球場平時空無人影，加以場內多丘陵又多風，像我這樣一個笨瓜，有這么一個球場，正是求之不得。它使我保持身体健康。我和芝花費許多時間尋找打失的高爾夫球，卻往往找到別人打失的，質地比我的好。芝也趁机采摘野生蘑菇，由梅勒太太替我們煮，味道倒是挺鮮美的。 馬來亞大廈里的談論 我們在中殿法學協會勉強果腹的餐室就餐，食物可就不那么可口了。為了要取得律師資格，我們每個學段必須在協會的餐室“進晚餐”3次，這是所有學生都必須遵守的。換句話說，我們必須乘坐7個小時的火車，到帕丁頓車站。但這也讓我們有机會在布賴思斯頓廣場的馬來亞大廈，會見馬來亞和新加坡的朋友。我們所談的，是留學倫敦的英國殖民地學生所喜歡談論的課題，那就是我們未來的自由斗爭。在我的萊佛士學院同學當中，有些在政治上是很活躍的，如吳慶瑞和杜進才。 吳慶瑞是我就讀萊佛士學院時期的經濟學導師。他在倫敦經濟學院修讀理學士課程。杜進才則在倫敦大學攻讀生理學理學士課程。他們和其他几個人組織了一個稱為“馬來亞論壇”的團体，目的是要在學生當中培養政治意識，同時促使包括新加坡在內的馬來亞獨立國早日成立。論壇的成員來自所有种族群体，包括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和歐亞裔。而論壇本身，既非左，也非右，完全不涉及意識形態問題。它采取反殖立場，但主張非暴力，同馬來亞共產党毫無關系。論壇的成員舉行集會時，往往邀請英國的政界人物、工党政府的初級部長如伍德羅·怀亞特或是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國會議員來演講。 我們大談了一陣子之后，便從馬來亞大廈出來，到大理石拱門，并沿著埃格韋爾路一間一間地到酒廊痛飲一番。英國的啤酒糟透了，談而無味，又帶有濃濃的英國特有的“苦澀”味道。即使經過多年之后，我還是不喜歡英國啤酒。可是當年我們這些窮學生，除了喝啤酒以外，哪里喝得起其他的酒呢？談醇啤酒价錢很貴，威士忌則貴得叫人動也不敢動。我們只好一面喝啤酒，一面暢談我們回到新加坡之后所要干的大事。 我离開英國之前，決定同馬來亞共產党駐倫敦非正式代表林丰美接触。林丰美于1934年獲得女皇獎學金，但是后來他對讀書失去興趣，卻被共產主義事業吸引。他參加律師資格考試，從未及格，劍橋大學學位也不曾考到。他留在倫敦，出版一份親馬共的油印小報，叫做《馬來亞箴言報》，內容糟透了，是一种粗糙的宣傳品。但他本人卻是一個意志堅強的家伙。我打電話約他會面，他約我在《每日工人報》辦事處外見面。《每日工人報》是英國共產党的机關報，設在艦隊街附近。我帶著芝一起去。芝認識他，原來芝的哥哥是他的朋友。 他真是一個怪人，不直接到我們能夠談話的地方，而是帶我們繞了一個大圈子，穿過狹窄的街道，毫無必要地東轉西轉，最后才在一個工人出入的酒廊兼餐室停下來。這地方顯得很僻陋，而且具有濃厚的無產階級气息。開始時我們講了一些社交上打趣的話，接著我單刀直入問他為什么所有共產党人都把他們統一戰線中的社會民主主義工人一舉吞沒，并且引用共產党人在捷克和匈牙利的所作所為做例子。他极力否認這一點，而且表示這兩個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分子加入共產主義陣營，是因為深信共產主義事業比他們的优越。我認為他完全脫离現實，只生活在自己編織的美夢中，而他本人則是這個美夢中的一個偉大的革命家。 一兩個月后，我接到新加坡警察總監福爾杰的一封信。他認識我的父母，并且听說我在康沃爾，就邀請我和芝到他在德凡郡瑟斯頓的老家作客。我們在他家住了三天。他所感興趣的，是衡量我是一個怎樣的人；我感興趣的，是同他接触，并且看看戰后的英國殖民地警察首長是怎樣的一個人。我們一起打高爾夫球。我的球藝很差，但卻度過了一個有意義的周末。現在我才知道，我已經引起新加坡政治部的注意。我的名字將列在他們的監視名單中，原因不外是我在馬來亞大廈發表過一些反英反殖的演說。他們知道我不是在鬧著玩，而是個立場堅定的人。我想最好他們也知道，在憲制上我的行動是光明正大的，同時我和共產党沒有聯系，也不同情共產党的作為，因為我們不久就要返回新加坡了。 1950年 5月，我們到倫敦去，參加律師資格的最后考試。那個周末，剛好碰到一大批足球迷，我們下榻的旅館，大門小門從早到晚一直砰砰作響，使我們完全不能集中精神溫習功課。但考試結果沒有什么不同。我們必須為不在倫敦而付出代价。因為不在倫敦，我們沒听有關講師講課，而這些講師正是主要科目的主考人。他們根据所教的新個案出考題。沒有人獲得一等文憑。我考獲二等文憑，名列第三；芝則考獲三等文憑。不過一切還算順利。1950年6月21日，我們根据典禮的要求，戴上假發，穿上禮袍，在中殿法學協會的宴會大廳里，獲頒律師資格。生命即將由此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想到就要回家，我十分高興。回顧過去四年在英國的生活，我相當滿意快慰。我目睹飽受戰爭摧殘的英國，人民并不因為他們蒙受慘重的損失而淪為失敗主義者，也不因為在戰爭中取得胜利而變得傲慢自大。倫敦市區每一個被炸過的地方，都整理得干干淨淨，殘瓦斷垣都整齊地堆疊在一邊，有些還种上花草灌木，使廢墟顯得不那么刺眼。這是英國人所表露出來的含蓄的自豪感和講究紀律的一部分， 英國人對自己人和外國人都彬彬有禮，令人敬佩。給人印象最深的是駕車人士所表現的禮貌態度：你向有權先行的車子揮手示意，對方也向你揮手致謝。這真是一個文明社會。我也很怀念劍橋大學。就在這所大學里，我跟不尋常的一代一起學習。他們都是20多歲的歸國戰士，有些甚至30多歲，結了婚，有孩子。他們親眼看過死亡与破坏，變成很認真嚴肅的人。有些人大難不死僥幸歸來。菲茨威廉就有一個學生因為所駕駛的飛机墜毀，臉部嚴重燒傷，盡管再三施行整容手術，看起來仍然叫人心痛。然而他戰胜了自己。他知道自己臉容毀損變形，頭几次碰面會把陌生人嚇一跳，所以盡量表現出一种自然、自信和毫不自怜的神態。由于不向命運低頭，他的生活過得最有意義， 當時的劍橋并不是屬于那些只求玩樂、以華而不實的作風互相炫耀的年輕人的。不錯，校內有几個在和平時期服役剛剛期滿或是豁免服役的青年，但他們是少數，起不了帶頭作用。倒是那些复員后入學的學生，也就是那些帶著丑陋的戰爭傷疤的學生，使戰后的劍橋大學成為一個學習如何收拾戰爭殘局的地方。我有幸跟這一代的英國人一同生活，一起學習。 當然，那時候也有過并不愉快的遭遇，主要出自一些不得不為我服務的英國男女，他們也許覺得服侍一個邋遢貧窮的亞洲學生有損尊嚴。有些女房東尤其刻薄和頑固。可也有像廷塔格爾的梅勒太太和倫敦中國協會的管理人杰克遜太太那樣的英國人，她們待我非常好。我負笈英國數年，最難以忘怀的就是杰克遜太太。會所設在戈登廣場的中國協會，是英國政府利用庚子賠款設立的。協會向所有華族學生開放。會所靠近倫敦市中心，我覺得對華族學生最為方便，何況地方又是那么清靜。 杰克遜太太對所有學生都很友善，對我一開始便特別和藹。大學放假期間，由于我的地址從劍橋改為倫敦，又從倫敦改為劍橋，再從劍橋改為廷塔格爾，戈登廣場16號便成為我的通訊處，也是我們存放備用皮箱或書籍的地方。我和芝在倫敦沒有家，所以時常到中國協會去。我們可以在里頭用熱水、肥皂和干淨的臉盆洗去身上要命的煤煙灰，一分錢也不必付，只需帶著自己的浴巾就行了。由于協會會所免付租金，所以杰克遜太太也能夠給我們提供上好丰富的下午茶，每人只需付1先令而已。 至于不如意的小事有哪一些呢？在戰后初期英國物資短缺的歲月里，如果你不是外國留學生，你無法想象在倫敦租用起居兼臥室兩用的房子，生活是多么困難和不便。房東太太只提供早餐。早餐過后，我和芝便得离開房間，好讓房東太太打掃。我們只好到公共圖書館去讀書，午餐和晚餐則在餐館解決。因此能找到一個清洁宁靜的地方休息和梳洗，簡直是莫大的奢侈享受，何況還是免費的。 意想不到的后果 1956年，我在倫敦參加有關新加坡前途的憲制會談時，特地到戈登廣場探望杰克遜太大。她看見我异常高興，我又何嘗不是這樣。但我跟中國協會的聯系，卻使我在政治上面對意想不到的后果。好多年后，我在新加坡政治部的檔案里發現一些舊報告，指我和芝經常到中國協會去，以便同來自中國的親共分子打交道。當時，毛澤東在中國內戰中即將取得全面的胜利，緊跟著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有一份報告甚至說芝是一個比我還要激進的左翼分子。我對政治部的報告完全失去了信心。 我和芝搭乘荷蘭郵船“威廉勒伊斯號”返回新加坡。“威廉勒伊斯號”是來往于南安普敦和新加坡之間最好的輪船，很新，又有冷气設備，所提供的印尼和荷蘭飯食頂呱呱，還有几百名身穿民族服裝的爪哇侍應生殷勤服務。這該是我們告別英國的一次大膽花費。我們住頭等艙的兩個艙房，旅途中始終很愉快。我只有兩次暈船，一次是在船抵大西洋的比斯開灣時，另一次是船在阿拉伯海航行的時候。我吃不下飯，只吃點不涂牛油的烤面包和牛肉干。除此以外，全程是令人難以忘怀的。 8月1日，我們抵達新加坡。回到家的感覺真好！我知道我的生命從此將進入一個不同的階段，而且是一個异常不同的階段。很快地就有人使我意識到今后可能面對的危險。雖然我們住的是頭等艙，可是那位系著領結親自上船來的移民官福克斯先生，卻要我安分和識趣。他讓我和芝一直等到最后，才查看我們的護照，然后莫測高深地說：“李先生，我想我們會多了解你的事。”我瞪他一眼，不睬他。他存心恐嚇我，我可不會被他嚇倒！ 后來，我發現他給我記下的黑點，包括怀疑我在1949年8月到布達佩斯出席世界青年節大會。那年暑假，蘇聯利用匈牙利充當東道主，舉辦這個由共產党組織的大會，設在倫敦的國際學生聯盟則邀請英國的有關團体參加。有些馬來亞和新加坡學生之所以接受邀請，是因為這不過是一個出國廉价旅行的大好机會，只需付回程的火車旅費而已。吳慶瑞、莫里斯·貝克、我的弟弟金耀和其他許多人都去了。然而他們一到那里，林丰美和新加坡一個秘密共產党員約翰·伊巴卻讓他們組成一支代表隊，舉著“馬來亞為自由而戰”的橫幅列隊游行。英國情報人員得到這個消息，考慮到有些人回新加坡之后可能鬧事，便把參加者的名單寄給新加坡政治部，其中包括K．Y．Lee。政治部人員跟我父母親面談，然而由于父母親對我們的行動一無所知，無法作出任何澄清。結果，當局不曉得他們心中的可疑人物是我的弟弟D．K．Y．Lee(DennisKimYewLee)，而不是我——H．K．Y．Lee(HarryKuanYewLee)。 不過，在有關我的檔案中，卻有其他的報告使我与眾不同，從而使我成為“威廉勒伊斯號”最后一名辦妥手續下船的乘客。1981年，一名研究員把1950年 6月28日總督府的一份會議文件拿給我看。原來在這次會議上，政治部主任奈杰爾·莫里斯建議在我和芝從英國回到新加坡時，立刻扣留我們。但是警察總監福爾杰，也就是那位不久前邀請我們到他在德凡郡的老家度周末的先生卻不同意。會議記錄還進一步記述總督、英軍總司令和輔政司支持福爾杰的看法。他們認為我們兩人都出身名門，如果逮捕我們，公眾的反應一定很坏。相反地，他們表示如果善待我們，并把我們爭取過去，那就有利無弊。有人認為英國駐東南亞最高專員麥唐納，“就是—個适當的東道主，因為他經常邀請學生共進晚餐”。事實上，我們返回家門几個月后，麥唐納便邀請我和芝到他府上做客。 -------------------- 亦凡書庫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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