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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身之前，母親千方百計地要我跟華族女子訂下個名分，免得我將來娶個英國妻子回來……母親先后給我介紹了三個背景不錯、社會地位也不差的女子，我卻無動于衷。她們年齡适中，家道丰厚，相貌也可人，就是引不起我的興趣。我有了芝，已經心滿意足了 1942年2月15日《海峽時報》出版了最后一期的一大張報紙后，宣布停刊；1945年9月7日复刊。那天第2版有一則加框新聞寫道： “‘東京時間’在馬來亞結束 馬來亞將不會再用日本時間……將來使用的是1942年2月15日以前的本地時間，比格林威治標准時間早七個半小時。” 恢复使用新加坡的自然時間，加上戰爭爆發時為節省用電開始調快的半小時，使我心情舒暢。 兩天前，印度第15軍開抵丹戎巴葛和岌巴港。lO0名通訊員先登岸，他們代表世界各地的報紙和新聞社。隨后是英國軍官和印度軍官率領的印度軍隊；他們全副武裝，以便隨時應付任何突發事件。他們分散到丹戎巴葛和岌巴港各處以及岌巴港對面的火車站，然后開往市區。交通要道還都由日本兵把守著，以确保從港口和哥烈碼頭通往主要道路的交通順暢。我看到第一批印度軍乘坐卡車開到史丹福路，這使人想起1942年參加過戰斗的印度軍。我記得他們在戰爭中表現差勁，排成整齊的行列投降，還有數千人倒戈參加了印度國民軍，我感到不安。 一兩天后，清一色的英軍登陸，開進市區，我這才比較放心。那是人們歡騰慶祝的日子。他們覺察到日治時期的噩夢終于結束，好日子就要回來了。种种好兆頭出現了。軍人慷慨地分贈香煙，那是盒裝海軍牌香煙；戰前的存貨賣完之后，三年來人們一直買不到。軍人也帶來优質啤酒、尊尼沃克威士忌和戈登純杜松子酒，這些東西全都流人了市場。我們相信很快就會有大量的白米、水果、蔬菜、肉類和罐頭食品，雖然這樣的情況還要過些時候才會到來。在頭几個星期里，人們歡欣鼓舞，興高采烈，歡迎英國人回來。 1945年9月12日，星期三，听說會舉行受降儀式。上午10點半左右我步行到市政局大廈，在對面的大草場上等候。我并沒有白等。只見以日軍總司令板垣征四郎大將為首的七名高級日軍將領，在戴紅便帽和臂章的英國憲兵引導下，從諧街走過來。他們跟許多日本軍官不一樣，不是拖拖沓沓地走，而是一本正經，面無表情，凝望前方。人們吹口哨，發出噓叫聲和嘲笑聲。日軍將領是奉了天皇之命，前來簽署正式降書的。后來人們看到許多軍官承認戰敗，紛紛解除武裝，把武士刀放下排起來，成了戰俘。但走上市政局大廈台階的七名將領，卻代表并未在戰場上打敗的軍隊。他們原本會戰斗到死，使憎恨他們的新加坡人完全相信，他們決不投降，宁可在烈火中跟大家同歸于盡。 45分鐘后，英國東南亞指揮部總司令蒙巴頓勳爵亮相了。他身穿白色海軍制服，同行的有海陸軍將領，還有七八名代表同盟國部隊的軍官，包括印度軍官、中國軍官、荷蘭軍官等。他脫下軍帽，向在台階前面組成警戒線的士兵歡呼三聲。 過去的生活不复返 到了1946年初，人們很快發現，新加坡過去的和平、穩定、自由、舒适的生活已經一去不复返了。市內到處是穿制服的士兵，新開設的咖啡館、酒吧和舞廳擠滿了士兵。戰前的殖民地商行無法立即重新開業，因為原來的英國員工不是已不在人世，就是由于被長期拘留而需要休養。商船沒有定期開來，英國本土貨物也不多。戰前商品流通的情形要恢复過來看來還需要好多年。連過去替政府工作的本地人也回不了辦公室，不少人一直失業。新局面亂成一團。正如在英國那樣，小商販興旺起來。大部分日常買賣仍然在黑市進行。黑市成了自由市場。 街上有無數的吉普車和摩托車，卻沒有新汽車和巴士。有軌電車陳舊不堪。路上到處坑坑洼洼。電話用得太久了，線路有故障，聲音不清楚，卻更換不了；電力供應也不足。一切都需要時間才能恢复正常。在淪陷時期的苦難歲月里，我們一直在怀念過去的好日子，生活在期望之中。這樣的期望往往從怀舊開始，高得不切實際，注定會破滅。基礎設施失修了，房地產沒了，人們病了、老了、死了。生活得從現有的低水平繼續下去，真叫人掃興。 話又說回來，經過日本軍管政府的恐怖和高壓統治，哪怕英國軍管政府有不少缺點，生活還是好過得多。英國官員和平民看出本地人歡迎他們回來，也以同樣的熱情回報，辦事盡心竭力。許多英國官兵跟同他們打交道的本地人分享軍方的配給品、香煙和洋酒。不少本地人會說英語，了解英國文化，了解英國的政体；連沒受過教育的人也對接触到的英國殖民制度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海峽土生華人”早就成了殖民地社會的一部分，對殖民地社會重新出現自然高興万分。他們雖然保留了大部分的華族文化，不少人卻已經不再講自己原來的方言，只以巴巴馬來語交談。早期移民沒把家眷從中國帶來，娶了本地婦女為妻，他們是這些移民的后裔。多數海峽土生華人效忠于英國人，送子女到英校受教育，希望子女將來能在以英語作為行政語言的殖民地當專業人士和政府雇員。最忠心的加入了海峽僑生公會，人稱“皇家華人”，公會的主要負責人受封為爵士。 但“皇家華人”只占華族人口十分之一左右，其余是新近到新加坡、說中國話的華人。他們說的不是英語，面是自己的方言，主要是閩南話、潮州話、廣東話、客家話和海南話。他們的子女進華校，學華語。這些人跟英國當局絕少接触，過著自己的生活，到戰后還是跟戰前一樣，沒有融入新加坡社會。 他們的效忠對象是中國，不是英國。日本侵略中國之后，進入馬來亞森林同日本人作戰的正是他們，其中多數成了馬來亞人民抗日軍游擊隊員。馬來亞人民抗日軍是馬來亞共產党的武裝組織，他們盼望將來不但赶走日本人，也赶走英國人。日本在英軍反攻之前突然投降，出現了權力真空，麻煩來了。 人民抗日軍占領了馬來亞內地一些小鎮，下令當地人筑起拱門歡迎他們，把他們當作抗日戰爭的真正胜利者。他們在當地掌了權。幸好他們沒在新加坡這樣做，但也制造了大混亂。他們身穿形形色色的卡其布制服，頭戴模仿中國八路軍的布帽，在胜利的時刻顯得飛揚跋扈，強行征用房地產。他們成立人民法庭，立即處置各族敵奸。在一次事件中，20名華族探員被逮捕，塞進豬籠等候審訊。 抗日軍以商人過去跟敵人勾結為由，向他們勒索敲詐。許多顯要人物被迫向人民抗日軍大量捐獻，以便贖罪。年輕的流氓利用抗日軍的證件，在市區公開敲詐勒索曾經跟日本人打過交道的人。馬來亞人民抗日軍來勢洶洶，加上私會党党徒借机聲稱他們也曾參与抗日，在這种情形下，英國部隊根本無法恢复法律和秩序，局面一片混亂。幸好因交通不方便，大多數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局限于在馬來亞活動。那是他們以前的活動地盤，所以他們在那里較能發揮影響力。 抗日軍暗藏武器 英國軍管政府宣布，每一個馬來亞人民抗日軍成員交出武器就可以得到350元。從1945年12月到1946年1月，大約6500名抗日軍，包括在新加坡的數百名，上交了武器。1946年1月6日，英國人在市政局大廈外面舉行一個儀式，一小隊抗日軍穿上制服，列隊接受蒙巴登勳爵的檢閱，并由蒙巴登勳爵給16名領袖別上勳章。陳平獲頒緬甸星章(1935。”45)和戰爭勳章，他緊握拳頭回禮。報上當時形容他是共產党游擊隊的司令。官方承認抗日軍為打敗日本作出了貢獻，這就使他們有了地位，借此盡量擴張勢力。与此同時，他們把許多武器暗藏起來，准備將來使用。 共產党把一些受英文教育者吸收到正在形成的統一戰線中。一批所謂的知識分子——律師、教師、萊佛士學院畢業生、從劍橋大學回來的學生——組成了馬來亞民主同盟，總部設在橋北路自由舞廳內舞池上方的几個破舊房間里。他們誘騙老菲利普·何亞廉出任主席，使民主同盟顯得体面。他們需要他作掩護，以便利用民主同盟作為外圍組織。老菲利普·何亞廉是個律師，也是我家的朋友，因為認識他，我偶爾會到民主同盟走動。民主同盟成立的意圖看來倒還合法。英國已經宣布組織馬來亞聯邦，包括九個馬來士邦和檳城、馬六甲兩個海峽殖民地，不包括新加坡。那就是說，新加坡會繼續成為英國殖民地。這是不能接受的。民主同盟要求讓馬來亞和新加坡作為一個整体獨立。 菲利普·何亞廉協助起草憲法。我雖然看過草稿，卻沒參与其事。共產党方面認為，憲制改革的主張無關重要，他們要的是全部的權力。民主同盟不過是個外圍組織，目的是動員受英文教育者協助他們實現目標。1948年共產党采取武裝斗爭的形式反對英國，民主同盟宣布解散。 在日治時期的三年半里，我目睹了人世間許多不公平与荒謬的事。這段教育，戰爭一結束也就完成了。如果說我因此而獲得一張現實生活的大學文憑，那么，新加坡光复后第一年的所見所聞，則是我的研究生課程。這個時期的情形跟我記憶中30年代殖民地時期的情形大不相同。從拘留營出來的英國文官紛紛回國療養，臨時湊合的政府部門由英國軍管政府臨時官員掌管。 擔任主管的英國准將、上校和少校都知道，他們的任期只到复員為止。一旦复員，職務會全部解除，得恢复平凡的平民生活。意識到這點之后，許多人盡量利用手中的權力。他們的需要嘛，唉，跟日本軍官沒什么差別——找些便于隨身攜帶的值錢的小玩意儿，到時帶回英國。因此這類玩意儿很吃香。得到好處后，他們發出許可證和提供稀有物資，給本地人一個發財的机會。但他們跟日軍有點不一樣，他們不欺負人，也不壓迫人。 日本人下台了，許多房子空置著。我們得离開華廈的住房，維多利亞街的店屋又不合适，母親和我開始物色新居。歐思禮路是個中產階級住宅區，1942年歐洲人离開之后，一度住的是日本平民。我們在歐思禮路38號和40號找到了兩棟一模一樣的房子，兩棟房子里還有些笨重的家具，但都人去樓空。我們決定投標租下38號。我到敵產管理處找主管吳喬治，他是個在爪哇出生的華人，是我家的朋友。他欣然批准讓我們以戰前租金租下這棟房子。 歐思禮路38號房子很大，格局凌亂，共有五間臥室，后面還有三間，最初原是工人房。我們租下之后，很快就住滿了人。韓瑞生夫婦攜帶年幼的女儿從檳城回來，成了我們的房客。后來我動身到英國讀法律時，這里熱鬧得很。這條街上其他房子也都住滿了人，因為戰時遭破坏的房子還沒條件修复，而人口卻增加了。人們從馬來亞和新加坡南部的廖內群島回來。許多華人也像我的表親一樣，從印尼逃難而來。 父親重回蜆殼石油公司工作，擔任新加坡巴西班讓倉庫主管。這個時候我得決定怎么謀生。到公開市場做買賣，還是不愁沒錢賺。但貨物种類不一樣了，風險也大了，該買進哪些緊俏的貨物賣給軍人，我可不在行。于是便去找主管公共工程的英國軍官們，向他們打听有沒有建筑工程可做。經過兩三次的努力，終于同軍管亞歷山大路日軍貨倉的一個印度旅談成了生意。我跟一個個頭高、身材瘦削的英國少校洽談，他需要工人清理貨倉內的日本貨，然后把英軍的貨物搬進去。我和原籍上海的朋友劉友霖找了10O到150個工人給他，工資是每人每天2元。弟弟金耀當財政，也負責發工資。每天收工時，由軍方點算工人，付錢給我們，再由我們發給工人。還有些建筑上的活儿另外計算。貨倉工作由1945年10月開始，我一直忙到次年5月。新加坡總工會的活動基本上影響不到我們。除了1月30日和31日罷市兩天以外，工人們天天清理貨倉，把新的貨物搬進去。 1946年3月的一天傍晚，金耀領了錢准備發給工人，騎腳踏車回家途中，發生了嚴重事故。一輛羅厘行經維多利亞紀念堂時，不知怎的撞到他，拖著他走了好一段路，几乎把他的左臂給扯斷，他的臉部也受了傷。我赶到醫院看他。我們一家人一向相處得很融洽。金耀見到我，問的第一件事是錢有沒有丟失。我听了不由得心痛。那不過是几百塊錢而已，可見他對工作是多么認真。我盡量安慰他。幸好外科醫生替他動手術，一切順利。不過，他痛了几個月，不能走動。 到英國去讀法律 我一面擔心金耀的情況，一面也想到尚未完成的學業和對芝的感情越來越深。能不能很快在萊佛士學院讀完文憑課程，我并不樂觀。學院至少要一年后才能复課，我還要多花一年到一年半的時間才能畢業，算起來就要浪費兩三年的時間。我跟母親商量，如果動用她的積蓄和首飾，外加我在黑市和包工賺到的錢，家里就負擔得起我和金耀兩人到英國讀法律課程的費用。于是我打消了回萊佛士學院爭取女皇獎學金的念頭，而計划盡快到英國去。 1945年10到11月間，我介紹芝認識萊佛士圖書館(國家圖書館的前身)的管理員，使她當了圖書館的臨時雇員。她一家人搬到了德文莎路一座浮腳樓，离我家有一英里，我經常送她回家。有時我們會中途停下來，到歐思禮路圣諾猶太教堂一個安靜的角落坐下來談心。日本憲兵隊的一個分部過去就設在附近。1945年l1月，我手頭寬裕，買了一輛二手汽車。那是一輛戰前的莫里斯牌汽車，換上了來自英軍的部件。后來生意比較好，几個月后我把它賣掉，賺了一筆，換一輛經過修理的戰前的福特牌V8型汽車。在日治時期，這輛汽車很可能是日軍將領使用的。 除夕我帶芝到安珀路振裕園參加一個年輕人的社交集會。振裕園是李浚源夫人在海邊的房子。李浚源夫人是海峽土生華人的老前輩，丈夫去世了，非常富有。社交集會結束前，我牽著芝的手走到對著大海的花園。我告訴她我不打算再回萊佛士學院，要直接到英國讀法律，三年后獲得律師執業資格才回來，問她愿意不愿意等。芝問我知不知道她比我大兩歲半。我說知道，還仔細考慮過了，我少年老成，朋友大多比我大。此外，我要的是跟我同樣成熟的伴侶，不是入世未深、需要我照顧的那种；而另外再找到跟我同樣成熟，興趣也相同的女子，可能性很小。芝答應等。我們沒告訴雙方的家長。要他們同意等那么久，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就是我們相處的方式：勇敢地面對遇到的個人難題，設法解決，既不躲避，也不置之不理。這次求愛終于開花結果。同年，即1946年，我開始策划如何离開新加坡。 3月間我寫信給中殿法學協會，附上劍橋高級文憑考試成績。中殿法學協會是英國倫敦四個培養律師的組織之一。不到一個月就接到回信，說我親自報名就會錄取。當時開始有船開抵丹戎巴葛港，載英軍回國复員。我拿著信找讓我包工的英國少校，問他有什么辦法可以讓我搭上一艘運兵船。少校讓我同負責運送軍隊的軍官接洽。1946年5月間，我見了他的一個下屬。我給對方留下了深刻印象，因為當時很少本地人能說流利的英語，語法和用法都不成問題，又不帶濃重的本地口音。我向他解釋了自己的難題，告訴他戰爭中斷了我的學業，耽誤了我五年的時間，如今中殿法學協會錄取了我。我出示中殿法學協會的來信，說我迫切需要坐船到英國去。對方同情我的遭遇，答應幫我的忙。7月間我接到便條，通知說能安排我登上一艘運兵船，在1946年10月送我到倫敦。 在忙碌奔波准備离開新加坡的兩個月期間，我跟母親一起到處尋找能頂得住英國冬寒的毛衣。我們在雙溪路結霜橋舊貨市場找到了用得上的大部分寒衣。雙溪路舊貨市場戰前是買賣賊贓的地方，戰后又活躍起來，專門售賣從英軍那里弄來的物品，其中不少是英國當局送給复員回國的英軍的物品。母親買了一個四角有金屬保護套的大木衣箱，把一張地毯、一床被褥、一件外套、兩件運動衣、兩條法蘭絨褲和一套皇家空軍巴拉瑟亞軍服呢大衣全塞了進去。皇家空軍大衣是向諧街最好的裁縫定做的。 動身之前，母親千方百計地要我跟華族女子訂下個名分，免得我將來娶個英國妻子回來。有几個學生帶了英國妻子回來，往往鬧得很不愉快，家人不高興，最后不是婚姻破裂，就是小兩口到英國定居，因為他們無法在英國殖民地社會立足。在殖民地社會里，人們如果不是以屈尊俯就的態度對待他們，就是公開冷淡疏遠他們。母親先后給我介紹了三個背景不錯、社會地位也不差的女子，我卻無動于衷。她們年齡适中，家道丰厚，相貌也可人，就是引不起我的興趣。我有了芝已經心滿意足了。后來我決定把真相告訴母親。母親精明得狠，一發現我打定了主意，將來不大可能帶個陌生的英國女子回來，就不再找人了。她對芝的態度變得像個未來婆婆似的友善親熱。 我曾經告訴過母親，芝是柯守智的女儿，在萊佛士學院英文和經濟兩科考試成績壓倒我。在我們制造膠水的那段日子，她也見過芝，到過她的家。芝的父親是銀行家，在華僑銀行辦事。他在爪哇出生，就像我父親和祖母一樣。芝的母親是在新加坡出生的海峽土生華人，跟我母親一樣。我們背景相似，在家里使用同樣的語言，傳統習慣一樣，食物也一樣。 芝是在美以美女子中學受教育，16歲考完劍橋高級文憑考試進入萊佛士書院一個特別班，准備爭取女皇獎學金，可惜沒爭到。她后來告訴我，她在等待白馬王子。出現在她面前的王子是我，但我不是騎著白馬前來，而是騎著硬胎腳踏車到來。1940年她進入萊佛士學院。我們在晚宴上和野餐時見面。當時我跟她保持一定的距离，因為我讀第一年，适應方面有些困難；此外我也不急于接近女孩子，還不想找對象。我們偶爾在社交場合和講堂碰面，彼此很友善，但關系談不上親密。1943年到1944年，我們在不同的境遇下重逢。經歷了三年半的日治時期，我身心都成熟了，開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她。芝關在公寓里做家務，學華語，有書就看，而且隨時可以參与制造膠水的生意。 她生長在一個大家庭里，兄弟姐妹共八人，童年在保守家庭里受到充分的照顧，生活很愉快。家道還算不錯，上學、到萊佛士學院和其他地方都有汽車接送。她家很重視舉止得体。搬到德文莎路之后，有一回我從圖書館用電單車送她回家，讓她坐在后座。她母親見了既惊愕又擔憂，狠狠地訓了她一頓：人們會怎么想呢？誰會娶你？不久，她家又搬回巴西班讓，那里离市區很遠。那時多虧我有了汽車，可以開車子繼續追求她。 在1946年9月前往英國之前，我們相聚的時間很長。動身前，我叫住在我家的表弟林哈羅德在一兩天內拍下我們一系列合影。我們當時年紀輕，又相互愛戀，渴望把生命中的這個美好時刻記錄下來，作為我离家到英國三年的紀念品。分別后什么時候能重逢，我們不曉得。我跟她一樣，盼望她能回萊佛士學院，贏得讀法律的女皇獎學金，到英國跟我團聚。她是鐵了心跟我，我感覺得到。我也決心不辜負她。 1946年9月16日，就在我23歲生日這天，我登上丘納德公司的“大不列顛號”客輪，在甲板上向她揮手告別。她熱淚盈眶，我也不禁掉下眼淚。父母親、弟妹和一些朋友，還有韓瑞生，到碼頭給我送行，祝我一路順風。 -------------------- 亦凡書庫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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