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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軍管政府的統治方式，是讓你不寒而栗而不必借文明行為來偽裝。嚴懲不貸使犯罪活動几乎絕跡……有人主張對待和懲罰罪犯應該從寬，認為刑罰減少不了犯罪，我從不相信這一套，這不符合我在戰前、日治時期和戰后的經驗。 日治時期的三年零六個月，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階段，它讓我有机會把人的行為、人類社會以及人的動机和沖動看得一清二楚。沒有這段經歷，我就不可能了解政府的作用，也無法了解權力是進行徹底改革的工具。我親眼看著在殘酷無情的占領軍面前，整個社會制度突然垮了。日軍要求絕對服從，除了极少數人，人人都從命。几乎所有的人都憎恨他們，但是大家都深知惹不起他們，只好調整适應。應變比較慢以及不愿意轉而接受新主人的人就倒霉背運了。他們生活在新社會的邊緣，財富有減無增，地位也下降了。馬上看風使舵，趁机向新主人獻媚的人們，在新加坡這場大災難中發財致富。 日本軍管政府的統治方式，是讓你不寒而栗而不必借文明行為來偽裝。嚴懲不貸使犯罪活動几乎絕跡。1944年下半年過后，在物資匱乏、人們半餓不飽的情況下，可以夜不閉戶，犯罪率之低叫人惊奇。家家都有戶主，每10戶設甲長一人。黃昏過后人們開始在區內巡邏，直到天亮。他們拿著棍棒，不過是做做樣子．因為刑罰太重了，沒有犯罪事件可以報告。有人主張對待和懲罰罪犯應該從寬，認為刑罰減少不了犯罪，我從不相信這一套，這不符合我在戰前、日治時期和戰后的經驗。 經過最初的震蕩和有過這段緊張經歷后，我意識到．生活非像往常一樣過下去不可。人們要吃飯、要服藥，也需要牙刷、牙膏、衣服、鞋子、自來水筆、墨水、紙等日用品。當時連刀片也難以買到，它變得珍貴了，人們只得把用鈍了的在玻璃杯內緣磨一磨再用。煙草比日本鈔票更值錢。一些專業技術不再那么有用，賺的錢也少了，商業活動也不多。罪犯在軍法下受審，受過英國法律訓練的律師派不上用場、生意少之又少，會計業癱瘓了。但是人們仍然生病和牙痛，醫生和牙醫還是非找不可。盡管藥物和麻醉藥奇缺，醫生和牙醫卻發了財。 在日治時期頭10個月里，人們常常看到日軍把英國和澳大利亞戰俘押到市區，命令他們做些諸如裝卸貨物的工作。戰俘們會偷偷溜到咖啡店找食物，店主和家庭主婦送些面包、罐頭、糧食和錢給他們。華人非常同情他們。他們瘦多了，拘留使他們身体衰弱，他們的軍上衣和短褲破爛不堪。到1942年末，戰俘出現的次數越來越少，一年后几乎絕跡。人們相信他們被送到泰國、印尼和日本服勞役去了。1944年末和1945年初他們重新露面，只剩下皮包骨頭，一條條肋骨凸顯可數。他們是到緬甸修筑鐵路做苦工，有的身上只纏著遮羞布，髖骨畢露，到處是潰瘍和傷疤，尤其是手腳。當時雖然缺糧，但還不至于不能讓他們吃飽。他們受到的折磨，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世界其他地方的俘虜來得嚴重。 我相信日軍殘酷成性，但是他們之所以會虐待戰俘，主要原因是瞧不起投降的英軍和澳大利亞軍，認為他們不像日軍那樣宁死不屈。 他們建立一种制度，平民、士兵和學生都得接受精神教育，背誦天皇圣旨，以接受天皇是神的意識。每次舉行紀念或慶祝活動時，報道部的職員都必須出席在國泰大廈天台舉行的集會，聆听最高級官員宣讀天皇敕令： “奉日本祖先天照大神之命，這個物產富饒的國家將永遠由女神的后裔日皇統治。國家將昌盛，日皇統治下的人民將繁榮，与天地共長久；這是上蒼的意旨。” 比新主人更囂張 日本人雇用了一些亞洲人，他們的表現比新主人更囂張。其中包括新加坡警察部隊里的錫克教徒，共有650人，有警官也有普通警察。他們是英國人從旁遮普招募來的，都是彪形大漢，馬來亞、香港和上海英國租界也聘用他們當警察。他們在森路平民集中營擔任守衛時凶神惡煞、仗勢欺人的惡行無人不知，市面上傳說被拘留的英國婦女也遭他們凌辱。毆打起平民來，他們是警察當中最凶狠的。戰后這批警察全被解雇，送回印度，過后再也不從旁遮普招募警察。警察部隊里現有的裹著頭巾的錫克教徒全是在新馬出生、在本地招募的。 行政和管理語言從英語換成日語，對老一輩非常不利。他們學日語并不那么容易。會日語的人，像來自台灣的華人，占盡便宜。他們有的早在日治之前便已來到新加坡，其余是隨同日軍前來。本地年輕人為了找工作，也多少學些日語。多數人有骨气，不跟敵人合作，只想馬馬虎虎混日子，盡量少對敵人奉獻。只有少數人敢反抗，哪怕是暗中反抗。 聰明人和投机分子則千方百計地討日本人歡心，為日本人效勞。他們向日本人提供勞工、原料、情報、女人、烈酒和美食，撈到盤滿缽滿。承包商走運了，日本人需要他們供應必需品，建筑承包商也一樣。但富得最快的是領到執照可以在大世界和新世界游藝場開賭場的人，當時物資匱乏，人民情緒低落，英軍可能在三兩年內回來赶走日本人，到時許多人會喪命。在這樣的气氛中，賭博是最好的鴉片。許多人到賭場碰碰運气，把財產輸光；還有很多人到場看熱鬧，消磨時間。 人們在賭場里消磨漫長的時光，在簡單的賭博方式里傾家蕩產的情形真叫人吃惊。由于生命沒有保障，賭博大受歡迎。生活本身已成了一場賭博。 但正如我所說的，無論你賺多少錢，最重要的是把它變成貨物或舊的海峽殖民地貨幣。谷物和糧食占地方，難以儲藏處理，最吃香的是体積小又容易收藏而一旦英國人回來還有价值的東西。因此隨著香蕉票越來越多地出籠，從1944年開始，英國海峽殖民地貨幣的黑市匯率天天上升。其次是首飾。但要買賣首飾，經紀人得知道什么是真金，24K是多少，18K是多少，得辨認怎樣的鑽石才是色澤好、瑕疵少的上等貨；當然還得了解紅寶石、藍寶石、海藍寶石、貓儿眼和其他次貴重寶石的特點。 膽子大的有錢人買房地產。房地產是不動產，漲幅不如黃金和海峽殖民地貨幣。轉讓房地產要通過律師辦理手續，到契約登記局登記。將來英國人回來，宣布轉讓無效的可能性是50％對50％。此外，建筑物也可能被炸毀。結果是英軍沒進攻，轉讓手續沒宣布作廢，建筑物也沒被炸毀。到日治時期的最后階段，德國投降了，日本准會戰敗，人們只要賣12瓶一箱的尊尼沃克威士忌，就能換到足夠的香蕉票，可以買維多利亞街一間店屋。買下店屋的人戰后發財了。 槍炮軍刀和暴行 三年零六個月的日治時期讓我學到的東西，比任何大學所教的來得多。當時我還沒讀到毛澤東的名言“槍杆子里出政權”。但我知道，關于誰說了算，誰能使人民改變行為，甚至改變效忠對象的爭論，是由日本槍炮、日本軍刀和日本暴行解決的。我說過，他們首先要人們服從，這一點，他們做到了；接著，便是強迫人們作出調整，接受日本人會長期統治下去的前景，讓子女通過接受教育，适應新制度以及新制度之下的語言、習慣和价值觀，使自己變得有用，能找飯吃。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我們确認他們是我們理所當然的新主人。道德和公平都無關重要，他們已經胜利了，高高在上地指揮我們。我們必須歌頌日本神祗，贊揚日本文化，模仿日本人的行為。但是這樣的事未必成功。在朝鮮，日本一開始企圖統治這個國家就遇到了頑強的抵抗。朝鮮民族有古老的文化，對自己的歷史有強烈的自豪感，決心反對野蠻的新壓迫者。日本人想方設法壓制他們的本能和習慣，殺害了許多朝鮮人，卻始終挫不了他們的銳气。 馬來亞歷史太短，民族太多，社會可塑性太強。一些馬來人受過英國136部隊的訓練，在馬來亞的森林里加入了抗日游擊隊。但是多數馬來人當時希望日本成為他們的新保護者，正如在英國人赶跑了日本人之后，他們希望英國人保護他們那樣。 唯一有勇气和信心而且敢于挺身而出反抗侵略者的是華人。他們大多加入了馬來亞共產党，有些則參加了國民党領導的抵抗運動。這兩批人都受到了中國民族主義的激勵，而不是出于對馬來亞的忠誠。正如在戰爭時期他們成了給日本人制造麻煩的根源，后來在和平時期，他們也成了給英國人制造麻煩的根源。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從這時候起到9月底，是英國在全島建立有效統治的過渡時期。整個新加坡是抗日集團的天下。他們用私刑對付日軍的內線、爪牙以及那些曾經殘酷迫害他人的人和嫌疑分子，毆打他們，虐待他們，甚至殺害他們。我還記得當時在維多利亞街和華廈兩處家里，曾听到有人光天化日下在小巷子里被人追逐逃命發出的腳步聲，听到拳打腳踢聲，听到中刀喪命的凄厲喊叫聲。結果是許多漢奸走狗消失無蹤，不是躲藏起來，就是逃到馬來亞內地和南部的廖內群島去了。 解放并未為人們帶來期待已久的懲惡勸善。老賬不可能算得清清楚楚，要公平合理需要文件證明和深入調查。單靠原有的人力物力而要把所有戰犯都繩之以法，是不可能的事。無論是日本戰犯還是本地戰犯，人數太多了。他們少數受到懲罰，多數卻逍遙法外。 戰犯審訊開始了，但是主要的日本戰犯卻沒受懲罰。下令檢證大屠殺的遷政信大佐(上校)不知去向，以總司令身份批准檢證的“馬來亞之虎”山下奉文中將先被調到中國東北，然后又到菲律賓。1945年他向麥克阿瑟的部隊投降。他在馬尼拉受審，因冷酷血洗馬尼拉的罪名成立，上了絞刑台，而不是因為他批准殺害了5到10万名無辜的新加坡青年。 林金山的經歷 共有大約260名日本戰犯在新加坡受審，只有100個罪名成立，判處死刑。而數以百計的人曾在新加坡日本憲兵部被扣留和拷問，有一些是我的朋友。林金山就是一個。他在1963年到1980年擔任過內閣部長。以下這段是他為我寫下的1944年的恐怖經歷： “我被扣留在歐思禮坡兩次。第一次在1944年1月，時間是兩個星期；第二次在1944年2月，前后一個多月。有個到過橋北路我的店舖的華族青年，指認我是把錢交給他讓他捐給共產党的人。我分辯說我這個資本家不可能親共，他們用繩子鞭打我，用腳踢我，粗暴地對待我， “我昏了過去，直到有人往我臉上潑水才蘇醒過來。我發現自己被關在一間長6米寬4米的牢房里，牢房里大約有3O個男女。 “牢房一角有個抽水馬桶。那是個蹲式馬桶，水是來自高過人頭的水箱。我們不斷抽水，以便從廁盆出水的地方接裝‘清洁’的水。我們喝的和盟洗用的都是這樣的水。患病的話會被送到什么鬼地方，誰也不曉得。同房的一個婦女來月事，叫人受不了。 “我們吃的是用舊煤油桶裝的跟爛菜一起煮的稀粥。它使人想起喂鴨子。我吃不下，一吃就吐。“我們一律得蹲下來，沒得到看守許可不能換姿勢。他們是本地小伙子應征當看守，日本人訓練他們待人要殘酷。 “一天來了個斷了腳的印度老人。他坐不住，只能在地上爬，拖著受傷的腳。一個年輕的看守軍補１折磨他，把一根木棒扔在地上，他必須痛苦地爬上前撿起木棒，還給軍補。這樣的折磨一直繼續下去，直到印度人痛得几乎暈過去。 “被扣留的人當中有個高頭大馬的潮州小伙子，十七八歲，為人樂觀。他原是個軍補，逃跑后給逮著。一天晚上，憲兵隊把他赤裸裸地吊在天花板上，雙手反綁，繩子繞在橫梁上，讓他的腳稍微离開地面。不時可以看到他拼命地伸長腳尖踞地，設法減輕雙臂的負擔。 “他們吊了他一整晚，不讓他吃喝。他用粗話高聲叫罵，用潮州話罵日本人。“第二天早上，一個憲兵用藤條鞭打他的背，喊聲和罵聲逐漸變小變弱，成了哀號和呻吟。持續了几個小時后，連哀號和呻吟也越來越弱，最后靜了下來。他死了，還吊在我們面前一段時間。這是給軍補看守和我們的警告。 “有一回憲兵用水龍頭向一個男人灌水。肚子灌得脹鼓鼓的之后，行刑者就跳起來坐到他肚子上，那人嘔吐昏迷過去。 “每天早上我們一听見橐橐的靴聲由遠而近時，就渾身哆嗦。那就是說有人會受到拷問。一些人一去不回。 “我是在地位最高的台灣聯絡官說情下獲釋的。 “我在監獄內外看到了日本人的本性。文明禮節，90度鞠躬全都是表面文章。他們骨子里是禽獸。同盟國的胜利拯救了亞洲。” 控方辛酸的總結 1946年3月18日“雙十事件”２一案在新加坡開審時，主控官科林·斯利曼中校在開場白里對日軍的暴行做了辛酸的總結： “要准确地形容這些人的胡作非為，我非得描述一些行徑不可。這些行徑使人接触到人類最卑劣、最墮落的一面。全案的基調可以歸納為：無法形容的恐怖。 “本案從一開始到結束，恐怖無處不在。那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駭人程度始終不稍減。我在諸多證据中搜尋，用心地搜尋，但求能在這些人的所作所為中找出那么一丁點儿，起一些抵消作用，以減輕他們的罪責，使案情不至于是清一色的恐怖与獸行，至少把它化為一場悲劇。最終我承認自己失敗了。” 然而戰爭結束后的半個世紀以來，歷屆日本自民党政府、日本各政党的多數領袖、多數日本學術界人士以及几乎所有日本媒体，都選擇閉口不談這些邪惡行徑。他們跟德國人不一樣。他們希望隨著几代人過去，世人會把這些罪行忘得一干二淨，日本當年的所作所為會埋在塵封的記錄里。但是，當他們拒絕向中國和韓國這些鄰國承認這些行徑，拒絕向菲律賓和新加坡這兩個蒙受苦難最深重的東南亞國家承認這些行徑時，人們不能不擔心他們可能會重蹈覆轍。一直到1992年非自民党政府上台時，才有一位日本首相細川護熙對日本過去的行徑表示毫無保留的道歉。 ----------------------------------------------- 注： １占領新加坡的日軍當局在1943年5月設立的制度。當時征召本地青少年接受基本軍訓，提供軍服与住宿。受訓后，他們在軍中做些瑣碎的事務性工作。 ２1943年夏末，一些日本船只在新加坡海港被炸毀之后，日本憲兵隊怀疑關在樟宜俘虜營里的平民策划了這次行動，就突擊搜查監獄，逮捕了57人，包括3名婦女。他們被嚴刑逼供，到1944年5月僥幸活著的人才獲釋。由于這次逮捕行動是在10月10日進行的，所以稱為“雙十事件”。 -------------------- 亦凡書庫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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