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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女孩需要有能成功地將婚姻、養育和職業融為一体的女性榜樣。 ——天才者顧問琳達·西爾弗曼 如果我們處于一個男女共同工作的環境之中，婦女必須學會放棄迎合 男人的感覺。 ——瑪格麗特·米德 男人成功通常是經過有效的競爭取得，女人的成功則通過人際關系。 ——卡羅·吉利根《一种不同的聲音》 有所追求的創業家、創造天才和革新領袖在處理個人生活／職業生活的關系中不外乎有三种選擇。其一是拋棄所有限制性的個人關系因素，如丈夫和孩子（特蕾莎嬤嬤、瑪麗亞·卡拉斯、艾恩·蘭達、格洛麗亞·斯坦內姆、琳達·沃切納），其二是以序列形式安排二者關系——先結婚生孩子，當孩子長大獨立后，再轉到職業生涯（瑪麗·凱·阿什和麗莎·克萊伯恩）；或顛倒二者時間順序，先追求事業，直到30歲之后才考慮有孩子的家庭生活（瑪格麗特·米德、奧普拉·溫弗雷和麥當娜）。其三是試圖二者平行，這是最困難的方法（凱瑟琳女皇、簡·芳達、艾斯蒂·勞達、哥達·梅和莉蓮·弗農）。 請注意，書中研究的十六位女性平均地（五位，約33％）分屬這三种類型，看來沒有一种方法优于另一种，合适的途徑依個人家庭——事業偏好而定。從這些女幻想家中所發現的事實与那些男性創造天才的家庭處理態度基本相同，即相對于事業需求，家庭居于次要地位。 輿論喜歡吹捧那些擁有上述所有一切的婦女美德，這些超級婦女是杰出的成功主婦、母親和職業女性。根据我的研究，這种三重成功形象簡直可以說是個神話，成為兩個領域的主人是极其困難的，而不犧牲一方或雙方的三者兼而有之更是絕不可能。花掉成為一個出色妻子和母親的必不可少的時間，同時又管理處置一項事業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相當困難的，將個人生活成功和事業的成功相分离是基于“創造天才”在兩方面全面高度發展的這個愿望之上的。任何人可以二者兼而有之，當今美國社會中就有59％的婦女家中有6歲以下的孩子，同時又外出工作；根据蓋洛普1990年的調查，只有31％的這些婦女認為是個出色的母親，65％認為与子女關系相處融洽。然而此書不是針對一般婦女而言的，而是討論那些達到事業頂峰或改變世界進程的創造天才，這种丰功偉績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絕不是每天工作從早上9點到下午5點，然后回家与丈夫孩子共享天倫之樂的那种生活所能實現的。書中這十三位女性給每位面臨三种選擇的婦女一個生動的啟示，她們能犧牲一方或者以序列或并行爭取兩者。 基于性別的態度：事業亦或家庭 各种有爭議的然而內因化的態度盛行于西方社會，男人被看作家庭名義戶主，家中真正掌權的女皇是婦女。加利福尼亞的圣·黛安娜·法因斯坦惊訝于《紐約時代》雜志瑪麗亞·布拉斯對于問及料理家庭時的回答，她說：“當然，我認為婦女總是料理家務的，這來源于性別因素，每位職業女性都在家洗衣熨燙，拖地擦浴缸和換床單。男人通常不做”，她補充道：“我女儿能爭取地方律師資格，但她回到家仍要擦洗”。 男人一般將事業置于家庭之上。因為他們一直被塑造成相信自己是家庭中“養家糊口”的主要責任者，這就与婦女以料理家務為己任相類似，這并不是必需的權力，也并非創造性幻想女性最有效率，而是一种已定勢了的看待這兩者的性別性責任。黛安娜·法因斯坦自己也料理家務。瑪格麗特·米德從不做家務，簡·芳達也不，簡直無法想象讓麥當娜拿著掃帚掃地會是怎樣一幅景象；格洛麗亞·斯坦內姆和琳達·沃切納厭惡家務活。瑪格麗特·米德的丈夫，著名人類學家格里高利·貝特森說：“我從沒見她干過一次家務活”。 基于性別定勢，男人常常覺得有權預先不通知，打個電話宣布自己忙于事務問題周末不回家了，他們同樣會很自在（作為名義戶主和主要生計來源者）地宣布，因為工作需要，舉家要搬遷到另一個城市。這种設定的無所不能的角色起因于久遠以來的培養，換言之，男人一直被定勢成事業第一，家庭第二。 婦女則長期被培養成相反地安排主次關系。女性在家中是從屬角色，被認為丈夫不在時有責任照料孩子和家庭（即使她要外出工作），當丈夫要到一個新城市時，她又得放棄自己的職位隨夫遷居。雙收入家庭极大地改變了當今家庭戶主——家庭總是高度服從大多數女性的要求，換言之，大多數家庭在主次安排上總是家庭第一、事業第二，這便是變化。我們這十三位幻想家婦女也具備典型的婦女處置事業和個人角色的品格嗎？不，她們只對家庭發號施令，而且將目標取向型事業放在首位。 在許多方面，這些女杰模仿了模范男性，她們毫無疑問地主宰著家庭成員關系，她們是打電話（如蘭達、芳達、卡拉斯、勞達、梅和撒切爾）說：“我得呆在西海岸，下星期見”，或者是“我在歐洲簽訂了6個月的合同，你過來嗎”？這些女幻想家無疑是將事業置于丈夫和孩子之前，以尼采的“意志力”（權力授予那些自認為應有的人）形式在家庭里享有“權力”，這些婦女掌握著定向成功的權力，無論這种權力是在家庭里還是在她們的努力領袖中。她們以“男人般”气質行事，就像英國的彼埃特里克斯·坎伯貝爾描述瑪格麗特·撒切爾的那樣：“女性特征在于她的穿著，她真正向往的是男子气”。許多其他人也說到鐵女人，“她不是個真正的女人”，或者如同吉米·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所說：“在她面前，你會馬上忘記她是個女人，她沒有极其明顯的女人气”。瑪格麗特·米德的摯友，和老師羅斯·班尼迪克對她說：“你更象個父親而不是母親。”這种結論几乎适應于書中每一位女性，艾恩·蘭達就公開承認她喜歡男子气更胜于女人味。 充當多种主人的代价 每位成功的創造天才都致力于追求完美，然而，想充當多种主人是极其困難的。研究的一致性結論是：婦女能成為妻子、母親和事業家，但并不是沒有代价的。成功的事業、稱職的妻子和母親需花費時間，每項都有相應的代价，試圖同時出色地充當這兩种角色看來几乎不可能。副總統戈爾的妻子蒂珀告訴《紅色書籍》雜志（1994年2月14日）：“我認為你不可能同時兼而有之”。她說道：“如果我想從事自己的事業，我們將會有分离的生活方式，我甚至不知道我們是否還能維持婚姻。”瑪麗·凱·阿什和麗莎·克萊伯恩選擇順序法，直到將各自孩子養育成人后才進行創業冒險，在這种情況下成為兩個主人，使她們在45歲以后才開始商業生涯，那些試圖同時實現者（芳達、勞達、梅、弗農）都被迫犧牲家庭時間而用于事業，她們的事業极其成功，然而她們的家庭卻代价高昂。將家庭和事業同時實現，看來使婦女付出將大部分精力用于一項為此支付巨大的心理和金錢代价。其中的六位女性沒有孩子，而格洛麗亞·斯坦內姆從未結婚，這些卓越成就婦女中有半數沒有孩子，這并不讓人惊訝。她們選擇成為另一領域的主人，因而導致她們犧牲家庭生活的机會。 女領袖能二者兼而得之嗎？ 凱瑟琳大帝20歲時与塞吉·索特克夫生下了保羅一世，他理所當然地成為俄羅斯皇位繼承人，自出生之日起便被伊莉莎白皇后帶走，這不僅极大地激怒了凱瑟琳，而且使她立下更大的決心要掌握自己的命運，成為俄羅斯女皇。以這种決心，她害死了她的丈夫彼得三世及她的侄子伊凡六世。對自己的儿子也不例外，她滿足于將他置于“她的陰影之下，一位有教養而馴順的孩子——一個可取的繼承者，而不是未來的對手”，而且，只要她活著，她固執地認定沒人能統治俄羅斯。當瑪格麗特·米德与馬羅塞克萊斯曼結婚時，他們決定不要孩子；此后，當她与羅·弗通結婚時，她投身于“以野外工作為生活方式”，瑪格麗特在与丈夫格里高利·貝特森一起在南太平洋野外工作時，有几次流產，此時她決定圓做母親的夢，說：“我決定，不管有多少次流產，我也要有個孩子”，她在38歲時有了凱蒂·貝特森，但仍然身兼二職：紐約大學講師和紐約博物館館員。米德生孩子后雇了個保姆，當孩子兩歲時，將她讓另一對夫婦萊雷和瑪麗·弗蘭克撫養，以讓孩子有個家。她与貝特森忙于國際會議，取得了事業成功；女儿是生活中的寶貴財富，但也不得不被置于他們鐘情的事業之后。凱瑟琳大帝和瑪格麗特·米德都在事業上极其成功，但都不是哺育孩子長大的母親及好妻子。 這十三位當代婦女中有五人選擇平行道路，企圖同時兼而有之，她們想同時有孩子和追求事業。很明顯，她們的家庭因為有這种富有才气而事業取向型的妻子、母親而付出了代价。試圖選擇平行處置法的有簡·芳達、艾斯蒂·勞達、哥達·梅、瑪格麗特·撒切爾和莉蓮·弗農，在她們心目中，世界水平的事業大大优先于家庭生活的需要，要成為最佳，達到頂峰需要具備預先排除生活中其他一切的全身心的、冷酷無情的投入，這些婦女所從事的事業高度基本不容忍有其他主人。我們引用過的芭芭拉·沃特斯說過的話：“女性能從成為妻子、母親和擁有事業間作出選擇，她能兩者俱得，但不可能三者兼而有之”。瑪麗·凱·阿什深表贊同，她描述自己在成功地成為瑪麗·凱化妝品公司創建人和總經理后与麥爾·阿什的婚姻時說：“我必須作出些巨大調整來成為他所需要的妻子，他不需要公司總裁做妻子，不想讓別人告訴他該以什么方式、什么形式和什么模式去做事情；我回到家，他需要我在那段時間成為好的妻子”。根据來自這些成功女性的反饋信息，很顯然你能兼而得之，但并非毫無代价。 這些成功女領袖為事業抑制所有其他一切，在許多情況下犧牲了她們的家庭，可能有許多偉大婦女沒列入此研究中，因為她們在事業上沒有杰出的成就，她們在這個關鍵的選擇中，天平傾向了家庭。瑪格麗特·米德最后決定成為母親時已38歲，在此以前她已成為國際知名人士，她以极大的決心和喜悅迎接女儿的誕生，但卻將女儿托給保姆和寄養其他家庭，以能立即進行講課和研究，看來她是如此沉浸于職業生活方式，以至無法适應新的母親角色。書中其她婦女在試圖适應和處理家庭和事業關系中有類似的經歷。瑪格麗特·撒切爾在雙胞胎麥克和卡羅爾出生后4個月便站在法庭上，當孩子1歲時她便開始律師生涯，他們6歲時，她成為保守党一員，她對事業目標的焦灼投入明顯超過她的哺育本能。麗莎·克萊伯恩在儿子亞歷山大出生前一直從事紐約城時裝設計，在他出生后兩周便重返設計工作。 哥達·梅疼愛女儿和儿子，但卻投身于猶太复國主義事業，而沒有成為全天候的母親，她留下孩子在集体農庄讓別人照料，自己去追求建立以色列王國之夢，梅在自傳中承認，自己犧牲婚姻和孩子去追求猶太复國主義事業。她說：“無論我被要求去做什么，我都去做了；党說我必須去做，我便去了”。瑪格麗特·撒切爾的雙胞胎儿女，從她開始攀登英國政界階梯起就在寄宿學校讀書。她家的一個老朋友評述她試圖同時處理好家庭和事業所作的努力，“瑪格麗特·撒切爾政治上獲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功，但她明白自己不是一個好母親。”同樣地，簡·芳達在1971年將女儿維妮莎留給羅杰·維迪姆，去追求自己的社會反戰事業；隨后，她又置維妮莎和新生儿子不顧，追求形形色色的表演練習，她只能成為各种主人，而遠非一個合格的母親，她承認如果沒有足夠的錢雇保姆，她將不可能取得事業上的成就。艾斯蒂·勞達的婚姻是她追求事業的第一個悲劇，在她与喬·勞達离婚的4年間，孩子被送往寄宿制學校，來回奔波于紐約和邁阿密海灘。在開始建設化妝品王國時，她試圖處好二者關系，但卻每次都听從美容護膚事業的召喚，將這置于家庭之上，她走遍美國，營建了這一領域主導性公司艾斯蒂·勞達化妝品公司。 所有這些女性都成為各自領域的巨頭，但她們的孩子卻因為有位卓越成就的母親而蒙受損失。她們經常因商務出差，孩子則因母親不在身旁而擔惊受怕，盡管研究表明，早年隔离生活和獨立性是影響成功的積极因素，但這些創造幻想家的孩子，沒有接受到來自“正常”父母的養份，她們的丈夫因為被置于第三，更承受超過孩子的更大痛苦。想表達的主要意思是，這些婦女如此全神貫注于達到頂峰，她們几乎犧牲了其他一切東西。男人長期以來一直在為這种行為而受到譴責，而這些婦女在犧牲個人生活換得事業成功方面更有男人傾向。 家庭／事業關系排序 兩位婦女順序地解決了家庭／事業問題——瑪麗·凱·阿什和麗莎·克萊伯恩，在開拓創業冒險之前她們是母親，她們所付的代价是直到40歲才開始建立公司。阿什年近50時，克萊伯恩是46歲后才有突破性的商業企業。從27歲被丈夫拋棄時起，阿什一直承擔著撫養三個8歲以下小孩的義務；克萊伯恩則不是迫于需要從事工作，因為在孩子小時候，她有丈夫，克萊伯恩的第一次婚姻成為她事業的犧牲品的情形是：她在米爾沃基設計項目中遇到了一個將成為她第二任丈夫的男人，他們相愛了，在与各自伴侶离婚后便結婚了。 按時上下班与自己擁有和經營自己的公司相比，在追求事業責任心方面相距甚遠。瑪麗·凱·阿什和麗莎·克萊伯恩在孩子年幼時都是全天工作的母親，并獲得了最終成就所需要的有用知識，為另一個机构工作遠不如發展自己的公司費神費力，新企業通常需要每周工作80個小時并承受不斷的壓力和緊張。阿什和克萊伯恩避免這种狀況，直到孩子長大离家后才開始建立公司，她們所付的代价是多次婚姻，阿什結婚3次，克萊伯恩是2次。阿什認為一個人不可能二者同時兼得，她說：“我不認為，人們能同時兼而有之，你怎么可能做一個三個孩子的母親，同時為一家大公司的經營操心憂慮，還要同時顧著丈夫和其他瑣事？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 為了事業犧牲個人生活 那些為事業犧牲個人生活的女性有麥當娜，瑪麗亞·卡拉斯、艾恩·蘭達，格洛麗亞·斯坦內姆，琳達·沃切納和奧普拉·溫弗雷，其中麥當娜和奧普拉并不跟著不變的生物時鐘運轉，奧普拉已年近40，麥當娜在80年代末与西潘有多次調解，答應少工作，生個孩子，然而，當表演迪克·特雷西中气喘吁吁的女孩机會來臨時，麥當娜不僅將許諾拋在了腦后，而且与沃倫·比蒂發生了關系，再婚也就成了泡影。她犧牲母親天性去追求事業，在她通往頂峰的途中這种情況時有發生。麥當娜的一位朋友梅琳達·科珀說：“在她体內沒有一份母性血骨”，并說麥當娜在這過程中至少有過三次人流。 琳達·沃切納從沒打算要孩子，但覺得這是個錯誤的決定。現在年近40中旬時她說：“我真的喜歡有個孩子”。但承認事業總是居先，“我想我是根本沒有時間生養孩子，而且會以通常有的男子沙文主義行為來處理事情”。格洛麗亞·斯坦內姆總感到年輕時應該結婚生孩子，她覺得應該結婚以使自己覺到生活完整，但她內省性反思道：“我不斷地認為我确實應該結婚，但不是現在。”斯坦內姆從事著一項又一項的女權主義事業，直到最后超過了結婚生育的生理年齡。1984年她用自己的婚姻狀況作為平等權力修正案通過的動力，發誓說：“我要等修改案通過后再結婚”。它沒有通過，格洛莉亞在年滿60時還單身一人，而自嘲地將目前的狀況稱為是：“我不再能迷住別人了。” 奧普拉·溫弗雷与有孩子的斯泰德曼·格蘭漢姆訂婚并生活在一起，她一直潛意識地推遲婚期，現在已近生孩子困難年齡，難道這是個放棄母親權力的無意選擇嗎？到1994年1月29日，她已40歲，而自1986年以來一直与斯泰德曼難分難舍。盡管她事業達到佳境，但溫弗雷對結婚和生孩子的遲疑，使她失去了多年具有男性伴侶的生活及可能降生的孩子。她在1993年告訴《紅色書籍》“她不能与斯泰德曼結婚，因為她無法把他——或任何人——置于自己的事業前面”，溫弗雷作為完美的談活節目女主持的杰出成功是以犧牲個人生活為代价的。她常常為生孩子之事猶豫，這可以從下述引用1991年《好管家》一書中的話得以反映： 我想有個自己的孩子嗎？有時候是的，我想有那种經歷，有時我必須 承認有個孩子并不那么令人唉聲歎气。也許我會害怕，養育孩子是件嚴肅 的事情，你必須心理成熟而有責任心，但我在說這些話時，我不能保證做 到這些，至少目前還無法做到。 瑪麗亞·卡拉斯像琳達·沃切納一樣，与一個比自己大許多（事實上大27歲）的人結婚，為什么？原因之一是深重的不安全感，需要有個年長而有經驗的導師領導和指引她，她的傳記作者常將卡拉斯描繪成一個“孩子气的婦女”，由此反映出她選擇年紀大的伴侶的原因。貝蒂斯塔·梅涅根尼成為她的指導、老師、愛人和經紀人。卡拉斯需要不斷的公眾吹捧來滿足深重的不安感，她的丈夫，貝蒂斯塔成為平息她內在烈火，滿足她安全需要的重要因素，貝蒂斯塔的寵愛和指導平息了她基本不安感和發瘋的郁悶天性，讓她得以犧牲孩子而成全事業。（梅涅根尼，1982，斯坦辛那伯拉斯，1981） 以后卡拉斯遇見了阿里斯蒂德·奧納西斯，她那長期壓抑的母性需求和浪漫气質立即复蘇，她為阿里放棄事業、丈夫及一切，令她高興的是他同意結婚和有個孩子，但隨后又背棄了許諾。當1966年意外怀孕，有了“阿里斯托的”孩子時，他命令她作流產，她受到的打擊沉重但還是默忍了，并為自己解釋理由說：“我怕失去阿里斯托”（斯坦涅考夫，1987），她隨后在巴黎的公寓中以兩個搖籃作為假想的孩子。 艾恩·蘭達從來沒有時間要孩子，所有一切都服從寫作需要，蘭達不計較其他一切，以及她未曾有過的母親角色。她理智到极點，与南森尼爾·布蘭登保持了達15年之久的精神戀愛關系，艾恩告訴她的丈夫和布蘭登的妻子，他們的關系是种精神上、知識上的關系，不包含任何情感沖動。蘭達的坦誠和理智是令人稱羡的品格，但卻沒有留下做母親的余地。蘭達愿意犧牲生活中的一切來補償寫作生活，以及主觀主義哲學思想。 創造幻想家的丈夫們 有權勢的婦女往往習慣于在婚姻生活中像男人般地起主導作用。女幻想家——根据十三位女主人公的事例——傾向類似于以有權勢男子們慣用的方法來處理伴侶關系，這些女領袖的丈夫常常像典型的女性“花瓶”似地成為陪襯。杰出領袖的女伴常常被報界描繪成她們負有盛名的伴侶的鏡子（希拉里·克林頓成為當今社會的例外）。事實上，弗蘭西斯·里爾在她与諾曼·里爾分离時，戲稱自己常被當作“某人之妻”，她感到自己處于嚴重的屈從性地位，甚至感到里爾的离婚補償費是對她屈從地位的賠償。這些婦女在處理伴侶關系中的態度与男人沒多大區別，有權勢的男女都操縱她們落在后面的伴侶。 凱瑟琳大帝不僅鄙視她的丈夫——彼得三世，而且謀害了他，根据英國當時駐俄大使的說法，她花了相當于15億美元的錢保持与年輕隨從的關系。瑪格麗特·米德在三次与有權勢男人的婚姻中保持強烈的獨立，堅持保留自己的姓（這种舉止在二、三十年代并不流行）。米德在22歲時与魯塞·克里斯曼結婚時保留自己的姓——米德，并自信地聲稱：“我不久會成名”，她又結婚兩次，每次都保留自己的姓，即使与世界著名人類學家格里高利·貝特森結婚時也不例外。 弗蘭西絲·里爾兩次婚姻中也保留自己的姓利爾伯，將里爾放在自己姓氏之后，她又不理會邏輯和女權主義者的思維，在80年代中期用她前任丈夫的姓作為《里爾》雜志的名字。自從走出“某人妻子”的角色，里爾自認為是個有力量的婦女，她聲稱：“我有多种理由成為男人”。芭芭拉·沃特斯是對此書作研究的另一女性幻想家，她也在三次婚姻中保留了姓氏——沃特斯，每次丈夫都在相互關系中被怠慢（奧本漢姆，1990）。莉蓮·弗農在最后一次（第三次）婚姻中才改姓，以此來命名公司，弗農早就是她那世界著名的莉蓮·弗農目錄冊公司的標志品牌，將引來作為自己与凱茲或她的姓麥那斯基的聯系。 艾恩（羅森鮑姆）·蘭達保留“自己名字，盡管這是取自打印邏輯的假名字。人人都知道弗蘭西絲·里爾的世界著名的丈夫諾曼·里爾，然而誰是艾恩的丈夫呢？他是忠誠如一而通情達理的弗蘭克·奧考納，充其量只是男人般自治的妻子的花瓶人物。她是個年輕的俄羅斯移民，寫作新手和臨時女招待，她不得不結婚以獲得美國簽證成為美國居民。這婚姻維持終生，弗蘭克最終成為她長期的編輯和校對，這是英俊有才華的男人無法想象的角色。 簡·芳達在三次婚姻中也保留自己的姓，這是一個更家喻戶曉的姓，除了她新任丈夫泰德·特納是例外。她利用這些男人來填補精神上對父親人物的需要，但她從未喪失個性，以其無与倫比的方式，芳達在每次婚姻關系中卻成為主導人物。 莫里斯·梅爾森是哥達·梅的終身伴侶，在她政治生涯和家庭生活中無足輕重。梅的傳記作者雷夫·馬丁描述她的丈夫形象說：“莫里斯与哥迪亞的生活力相比簡直無足輕重”，他說：“哥達是宮殿的操縱者”，他們婚姻中主導／眼從關系在婚后不久便顯露，梅單方面決定居住生活到以色列進行猶太复國主義運動，邀請她丈夫共同遷居异國他鄉，她与莫里斯挑明，如果他拒絕同行，她會單身前往。 丹尼斯·撒切爾同樣是個沒名气的丈夫，而榮幸地有位使用其姓的的妻子，他是她事業中無形的力量，而又是她成功無關緊要的因素；他只是在需要時露面，作為正規場合的一件必備擺設。同樣地，喬·勞達如果沒和化妝皇后艾斯蒂·勞達聯姻，不可能在美國企業界成為認可的名字。誰又是歌劇明顯瑪麗亞·卡拉斯的丈夫呢？人人都在談論她与阿里斯蒂德·奧納西斯20年的羅曼關系，而且一直維持到他与杰奎琳·肯尼迪結婚后。做了卡拉斯10年丈夫的貝蒂斯塔·梅內吉尼是意大利的工業巨頭，但只是變幻無常的歌劇女主角的一個台階，她利用他，而在充滿魅力的奧納西斯登場后又拋棄了他。琳達·沃切納結婚過一次，在她導師般丈夫1983年去世后沒有再婚，原因之一是她所處的位置，她的事業比個人生活更重要，1990年她告訴《世界主義》雜志：“我想再結婚，但遇到一個能明白我以生意為第一需要的人，實在大難”。她難以找到合适伴侶的另一個原因是她那頗具威攝力的個性，她的權力欲。沃切納不喜歡与軟弱的人相處，她那壓倒一切的气勢使人難以開口，她讓大多數男雇員望而生畏，在婚姻關系中無疑是個卸下武裝的斗士。 養育孩子 高度傾注于事業的創造女性傾向于否認自己的母親天性。艾恩·蘭達，格洛麗亞·斯坦內姆，瑪麗亞·卡拉斯，奧普拉·溫弗雷，麥當娜和琳達·沃切納都沒有孩子，盡管她們都聲稱希望有孩子，她們母親天性愿望遠不如事業魔力強烈。十三位女幻想家中六人——占46％——沒有孩子，這是具有創業舉止的婦女的典型反映。喬娜·威爾肯斯在《她自己的事業》（1987）一書中發現她調查的117位創業婦女43％沒有孩子，美國人平均水平是11％，很顯然，事業取向与母性取向相背离。 麥當娜說：“我一直想有個孩子”，但她在事業生涯中始終抽不出時間來成為一個母親。格洛麗亞·斯坦內姆和瑪麗亞·卡拉斯都作過人流，斯坦內姆是在剛出校門的年輕婦女之時，卡拉斯則是在40歲時听從阿里斯蒂德·奧納西斯的命令之后。奧普拉·溫弗雷在14歲時有過目睹早產儿出生后死去的悲慘遭遇，她從來沒有從這种打擊創傷中完全康复（布萊爾，1993）。斯坦內姆和麥當娜都在童年時有過換尿布、燒飯和哺乳的經歷，潛意識地避免成年充當母親角色，對女性創造領袖來說哺育本能遠在事業之后。 人際關系：女性的真正力量 卡羅·吉力根极其貼切地將女性描述為听見不同聲音者（1982），使她成為“集中于關注”，而不像男人更“集中于公正”；吉為根感到女性道德价值体系圍繞“關系、責任和關注”，而男性主要集中于“分离、自治、原則和權力，以及等級尊嚴制度”。心理學家戴維·布拉什證實了吉力根的假設：“男人成功通常經過有效的競爭取得，女人的成功則通過人際關系”。原則上講，在多數領導角色中，女性喜歡干得漂亮，而男性偏好有權勢。 對創造天才的研究顯示：女性關注人際關系，而男性注重內在關系；女性傾向個性化，而男性好無個性；女性易于關注，而男性更重准則；女性試圖通過日常教養獲取成功，而男性愛好教訓、立法通往成功；當面對爭斗時，女性試圖以妥協來解決，男性則傾向更具進攻性和威嚇性的結果。性欲驅動的情感滿足，在女性是通過浪漫行為來解決，而男性則偏好性結果。女性在商業經營中好用安全途徑，而男性喜歡風險取向。女性要求獲得勸告而男性提供勸告。面對爭執，女性通常同情、理解，而男性借助進攻。女性在新的人際關系中尋求尊敬，而男性尋找自我滿足。女性希望變得美好，而男性渴望有權勢。玩游戲時，女性滿足于玩的過程，而男性注重贏的游戲。女性的決定基于自己感覺如何，男性則依賴于如何思考。權力使女性獲得解放，而使男性變得腐敗。女性用美貌和性關系來獲得權力，而男性運用權力來獲得性的愉悅。總而言之，女性在所有個人相互關系中注重關系，而男性在人際交往中將個人放在首位。 家長制社會往往借助力量和有形的權力來解決紛爭，因為在這种社會中，是由男人掌權的；進攻是解決所有問題的方法，有形的權力是主宰。相反地，女性崇尚理性而少用進攻性方法解決問題，以同情怜憫而絕非物質權力來解決紛爭，也就是說，女性偏好辯論，而男性喜好戰斗（是睾丸激素水平的功能）。任何社會面臨的爭執，當有待于方法解決爭執時，總有利于女領袖出面，女領袖更傾向于借助語言交流通過調停、妥協和尋找同情來解決，女性會致力于維持社會和組織合理化的穩定，這是由于她們內在對教養和安全的需要。男人更愿意推毀社會和組織，以使自我和個人得以報償。女性最偉大的力量一直是她們最偉大的弱點：在試圖避免爭斗時，她總是講得太多，解決問題的机會往往在她們的滔滔不絕中失去。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對任何人都适合（大多數人并沒覺察到這种二分法）。 一個揭示——男人和女人不同 伯克萊的克里斯蒂娜·德·洛克斯特發現男女大腦有差別（根据尸体解剖），它們的差別如同男女手臂和大腿的差別。羅伯特·奧斯坦因在《知覺心理學》中說：“男性腦半球比女性更專門化，左半腦的分析、序列思維的專門化男性比女性更明顯，右半腦的空間立体能力也比女性更明顯”，換言之女性大腦更有“歸納概括”傾向，而男性的則有更“專門集中”傾向，這就得以證明何以一般男性數學分數較高，而何以女性更能以整体觀看待世界，更以“女性直覺”出名。 表9 男女領導者品質 變量 女性解決方法 男性解決方法 大腦取向 歸納概括 專門化 倫理价值 相互間關系 內源關系 道德傾向 注重關心 注重公正 行為方式 連接分裂 個人需要 關系 個人性 感知 感官方法 空間方法 深層壓力 語言 身体性進攻 領導方法 教養 教訓 決策決定 感情 思維 交流 妥協 威嚇 性欲驅動 羅曼史／愛 生理的性 爭執 同情 進攻 素質 安全導向 風險導向 游戲規則 欣賞過程 爭取獲胜結果 教養天性 給予 索取 權力 解放型的 腐敗型的 誘惑 用性來獲得權力 用權力來獲得性 情緒需要 反應 自我力量 表9以方陣形式列出上述概念。請注意，大多數女性是“關系”驅動型的，而大多數男性是“個人”或“自我”驅動，這是他們“歸納概括”和“專門化”取向的例子說明。你還會發現婦女努力變得美好，而男子渴望權力，這是他們相互關系背后的驅動力，也成為二者有效交流的一個障礙。 性欲驅動 哥達·梅和麥當娜成為女主人公中最具性欲驅動力者，簡·芳達和瑪麗亞·卡拉斯并列第二。性動力常常与成功相關聯，因為它与冒風險、競爭和創造力活動高度相關（根据弗蘭克·法雷對創造個性的研究），所有上述品質是較高睾丸激素和卓越成就的功能作用，根据此項研究，女天才不像男天才那樣多地受性欲驅動。對男天才的研究發現，主人公有异常之高的性欲能量，對性有极其充裕的需求；對這些婦女來說則并非如此，盡管有些比男人有更高的性驅動力。梅的事業成就得益于她与許多以色列偉大領導人物的性關系，她的這种舉止被敵人冠以“床墊上的梅”；麥當娜因其性牽聯而臭名昭著，芳達和卡拉斯也留下了各自性游戲的花邊新聞，其他大多數人則不那么性欲驅動，瑪格麗特·米德和瑪格麗特·撒切爾的傳記作者都聲稱她倆在20歲結婚前是處女。 這些婦女婚姻和生孩子情況列于表10。請注意有兩人（格洛麗亞·斯坦內姆和奧普拉·溫弗雷）從沒舉行過婚禮，盡管奧普拉婚期定于1994年。艾恩·蘭達，麥當娜，瑪麗亞·卡拉斯和琳達·沃切納結過一次婚，但沒有孩子。艾恩·蘭達盡管与納森尼爾·布蘭登保持15年之久的關系，但她的婚姻一直維持著，蘭達与丈夫有著較開放的婚姻協定，他接受了艾恩的輕率請求。麥當娜与肖·西潘的關系只持續了几個月，但由于多次調解和西潘的監獄生活，使婚姻關系持續了4年。卡拉斯与年長27歲的人結婚，這种聯姻注定會失敗，盡管在遇到阿里斯蒂德·奧納西斯之前，婚姻維持了10年。奧普拉·溫弗雷与斯坦德曼·格萊姆維持長期關系并有婚約。 從未結婚 格洛麗亞·斯坦內姆和奧普拉·溫弗雷是僅有的兩個從未結婚的人。斯坦內姆早就打定主意不結婚。溫弗雷在此書寫作時已訂婚，但一直在遲疑，沒最終走上圣壇。 表10 婚姻、母親角色和性驅動力 婚姻次數 孩子 性欲動力 瑪麗·凱·阿什 3 3 适中 瑪麗亞·卡拉斯 1 0 階段性關系 凱瑟琳大帝 1 1 有個年輕的隨從情人 麗莎·克萊伯恩 2 1 适中 簡·芳達 3 2 積极 艾斯蒂·勞達 2 2 平均 哥達·梅 1 2 過度 麥當娜 1 0 過度和雙性 瑪格麗特·米德 3 1變化的，升華的 艾恩·蘭達 1 0 一种長期關系 格·斯坦內姆 0 0 几次系列性牽連關系 特蕾莎嬤嬤 1 2 低于平均 莉蓮·弗農 2 2 平均 琳達·沃切納 1 0 升華到工作中 奧普拉·溫弗雷 0 0 适中 結婚一次沒有孩子 琳達·沃切納，瑪麗亞·卡拉斯，艾恩·蘭達和麥當娜都結婚過一次但沒有孩子。沃切納与一個年長許多的人結婚，他在她接收沃納考公司前去世，由于他身体欠佳年歲過大，她一直不想要孩子，她后來說她的決定是個錯誤。瑪麗亞·卡拉斯与一個年紀大許多的人結婚，也由于与沃切納類似的原因，沒有要孩子。為了奧納西斯，她与丈夫离婚，奧納西斯曾承諾与她結婚并要孩子，當天主教堂允許卡拉斯意大利式的离婚時，奧納西斯已被杰奎琳·肯尼迪迷住，卡拉斯則成為他過去的回憶。艾恩·蘭達結婚過一次，但從沒將生孩子排入計划，直到40歲，才開始与內森尼爾·布蘭登保持長期關系。麥當娜与西潘的婚姻以轟動公眾的离婚而告終。根据她的前代理人卡米爾·巴伯恩的說法，她有許多男女情人，仍保持單身生活，沒有孩子，麥當娜玩世不恭的態度可以用引自1992年《今日美國》的話來概括：“我認為每個人有必要結婚一次，這樣才能明白這是個多么愚蠢、過時的制度”，她還說：“一直想要個孩子……有個父親很重要，因此當你想到這點時，便不得不想一下，這個人合适嗎？”她在1993年1月說，她想要個孩子，但不是通過婚姻渠道得到。 結婚一次，有孩子 兩位女幻想家，瑪格麗特·撒切爾和哥達·梅，都是各自國家的首相，都結婚過一次并有兩個孩子。撒切爾有一對雙胞胎儿女，是她在法律學院時生的。哥達·梅也有一男一女，是她早年在巴勒斯坦時生的。撒切爾終身伴侶是結過一次婚的丹尼斯·撒切爾，在生下雙胞胎后，撒切爾忙于法律界和政界事業，再也沒時間生孩子。梅的婚姻從法律上持續了一生，但實際上在婚姻維持頭几年后便名存實亡，在集体農庄的艱苦生活環境，以及以色利在那段時間的性開放鼓勵著公開關系，梅与兩位以色列首相有關系：戴維·本·居林和賽曼·莎沙（馬丁，1988），她“畢生的愛”是戴維·雷姆茲，他是她的良師，她与波爾·凱茲內森關系密切，他以以色列的蘇格拉底而聞名。她還与賽門·阿雷尼有過浪漫關系，共同生活了一段時間。美國杰出的基金籌集人，亨利·曼托，也在梅的迷惑下与她上了床。她曾答應离婚，与她傾心相愛的情人塞曼·莎沙結婚，但他不愿离婚，他倆的關系也因此中斷。 多次婚姻和關系 十三位女主人公中有五人多次結婚：瑪麗·凱·阿什（三次），簡·芳達（三次），艾斯蒂·勞達（兩次），莉蓮·弗農（兩次），麗莎·克萊伯恩（兩次），勞達的兩次婚姻是与同一個人，喬·勞達。阿什的兩個丈夫去世，第一個丈夫遺棄了她（阿什，1987）。麗莎·克萊伯恩与時代生活藝術指導結婚，与他离婚后与現任丈夫，設計經理阿瑟·奧頓伯格結婚。 性和權力 米切爾·哈辛森在《性和權力》（1990）中說：“權力是終极催欲劑”，并得出結論，“性等于權力”。他是針對婦女如何通過性獲得權力，以及男子如何通過權力獲得性而言的。哥達·梅的政治對手會深表贊同，他們會更确信她是通過与以色列最有權勢的領袖睡覺而爬上高位的（馬丁，1988）。格洛麗亞姐妹們和敵人都相信，她是運用性能力和女性神秘色彩來達到女權主義運動事業的高峰，即使是那些不相信她使用性力量的人，對她用女性魅力推進事業深信不疑。 根据傳讓作家比爾·戴維森（1990）的說法，簡·芳達在維沙和兩年及此后在巴黎和紐約的7年中有种“永不知足的女色狂驅動力”，他說她在竭力尋求她沒從父親那儿得到的愛和感情。麥當娜的情人不計其數，据她的前經理兼情人卡米爾·巴布思說，從1979年到1983年，她就有100多個隨意的情人，麥當娜從不限制于一种性別、种族或條規，甚至于任何特定的結合，她隨時隨地滿足著自己的需求，抓住任何正好碰上的人。弗蘭西絲·里爾以一本触目惊心、充滿性滲透力的自傳《第二次誘惑》（1992）引起世人震惊，這位女性在年逢60時，還坦率地將自己的生活描繪成引誘和成功（我承認她比這十三位女性坦誠得多）。這些婦女比大多數婦女更具性驅動，但不如所研究的男性具有挑釁性，可能這些婦女中許多有較高的睾丸激素，她們不僅充滿性誘力，而且更具競爭和冒風險性。 男子气亦或女人味 心理學家卡爾·榮格為男性和女性构設了心理學模型，分別稱為“靈魂”和“宗旨”，他認為每個男人有种內在化的、強烈的情欲女性味力量，而每個女人有男子气內涵的同樣力量，他認為這种婦女具有的內在化的“靈魂”或男子气与她們的天才創造力有關，這种“男子气”證明了這十三位女革新家身上發現的生命力，正像本章前面提到的，這些婦女個人生活和職業取向決定极其“男人化”。 這些婦女散發的男子气惹惱了女權主義者，她們認為這些人不是本性別的理想婦女形象。瑪格麗特·撒切爾常常因缺乏對婦女問題的敏感性而遭譴責，她說：“家應該成為婦女生活的中心而不是界限”，并繼續說：“我討厭听到那种婦女解放運動者發出的刺耳的聲調”。女權主義者希望這位“鐵女人”作為自己事業的支持者以改變男女不平等現狀，她對女權主義者的答复是：“女權主義者過于刺耳，有害于婦女事業，因為這把自己變成不是我們應該是的那种人，你到達某點是因為你有這种才能”，她与《每日鏡報》（1980年3月五日）談了對自己所達到地位的看法：“我從沒注意到自己是個女人，我把自己看作首相”。這句話表明了她的哲學信仰觀：婦女必須愿意在被男人占領的政治戰役中与他們相斗，而不要試圖改變游戲規則，她對于那些力圖獲得比過去更多待遇的人毫不同情。然而，撒切爾也有自身的弱點，她的傳記作家，雨果·揚說：“她不是個真正的女人”。 艾恩·蘭達也因為其不斷將男子理想化而深遭女權主義運動者的譴責，她建立了男人偶象作為完美的英雄人物，惹惱了許多女權主義者，這位杰出善辯的女性比任何女權主義者都獨立，許多從事婦女運動的人都將她作為具有巨大影響力的潛在領袖。但事實上她始終認為男人更优秀，并將這個觀點告訴任何愿意听的人。當她說到：“男人是英雄人物”時，她是指她的史詩英雄，《本源》中的哈沃德·洛克和《阿特拉斯聳肩》中的約翰·戈特，這兩個小說人物是她“崇拜的男人”個性的代表。約翰·戈特，她的另一個自我，是個完美的史詩般英雄，也是那些在自由競爭世界中典型人物的個性化代表，難怪蘭達會讓她同時代的女權主義者深感不安。蘭達和瑪格麗特·撒切爾在她們的決定中都摻有大量的如榮格所說的“宗旨力量”，這使得她們獲得非同尋常的成就。 大多數這些女性都展現了男子取向的品格和行為，几乎所有人都极具進攻性、競爭性、野心勃勃，并有种賭博精神，這并不是說她們不具女人味，她們很注重修飾打扮，保持容貌美好，她們都是追求感官愉悅的女性，會憑借自己的個人魅力來行事，就如同她們利用力量工具寶庫中其他工具那樣，這些婦女利用她們的男子气概來達到最終目的，根据皮爾特里西亞和阿伯迪思的說法，這是西方社會的一种潛在趨勢，他們与榮格的“宗旨”概念不謀而合，這可以從他們的代表性作品《婦女的大趨勢》（1993）中看出： 成功者同時具有男子气魄和女性气質，最成功的創造者是這种沖突性 品格的混合体：競爭而又富于同情心，目標取向而重教養滋潤，直覺而又 具冒險性。徒具其表，單向思維的女性和男人都注定要失敗。 有趣的是，十三位女性中大多數都有更多的男性朋友，只有瑪麗亞·卡拉斯，瑪麗·凱·阿什和奧普拉·溫弗雷例外，只有這三人是“感情型”個性型式，她們有教養成的气質，使她們更具“感情型”的女人味而不是“思維型”的男子气，她們注重感情使她們在個人生活中更敏感，更關心女人。而像凱瑟琳大帝，瑪格麗特·米德，艾恩·蘭達、瑪格麗特·撒切爾，簡·芳達，哥達·梅，莉蓮·弗農和琳達·沃切納更喜歡与男性交朋友。艾斯蒂·勞達，麗莎·克萊伯恩和格洛麗亞·斯坦伯恩都沉浸于自己女性取向的事業（美容、設計和姐妹組織），她們成功自如地運用其女性品質，從不曾有利用個人宗旨部分的時候。 大多數這些婦女具備如此強烈的“宗旨”特征，原因之一可能与她們幼年時的榜樣基本是男人有關，這些女人同大多數女性一樣，崇拜父親或父親般的形象，撒切爾說：“我的一切几乎都歸功于我的父親”；溫弗雷告訴記者：“從我的父親帶走我時我的生活改變了，他拯救了我”；麥當娜敬畏她的父親，溫柔地說道：“我的父親非常強壯，他是我的偶象”；簡·芳達一生都在竭力搏得她那著名的父親亨利·芳達的喜歡，她告訴記者：“有個父親作偶象，真是活得太難了”；格洛麗亞·斯坦內姆承認父親的影響遠遠超過母親；瑪麗亞·卡拉斯一直喜歡父親，而對母親憎恨不已；艾恩·蘭達模仿著父親成為一個作家的夢想；莉蓮·弗農的榜樣也是父親，她崇拜他度過了一個又一個的災難和危机；艾斯蒂·勞達從叔叔約翰那儿受到鼓舞。其中有四位婦女与有力量的父親般人物結婚——卡拉斯，芳達，撒切爾和沃切納。 一個強有力的事實是：男人和女人不同。1993年《下流提議》因刺激而具挑逗性創下票房收入記錄，因為羅伯特·萊得福德愿出100万美元——一個下流的提議——与已婚的黛米·摩爾睡一夜，想想如果人物顛倒一下，這部電影將會怎樣。如果是黛米·摩爾愿出100万美元，叫羅伯特·萊得福德与她過夜，那這部電影會沒戲，為什么？從原則上講，沒人會在意他們為一夜風流付出25美元，是用于我們社會中眾所公認的男主角還是女主角，我們潛意識地在諸如此類的提議中將女性看作抵押品（值錢的資產），而把男性當作進攻者，婦女被看成憑借性力量來獲得權力，而男人是憑借權力擴大性威力。這個觀察并不是殘酷條文的优美表述，而即便不是在所有社會中，也是在西方社會存在的一個現實。由于生活中角色的感知性質，使男人和女人受到不同的對待，有不同的相互關系，所有創造成果都必須導人這些設定的參數之中。 “大寫的T”個性 高水平的睾丸激素看來使男人有較高的性動力，而比女性更富進攻性，這使得威斯康辛大學的研究人員弗蘭克·法雷（美國心理學協會會長）給具有較高性動力的進攻性冒風險男人冠以“大寫的T”個性、根据法雷的說法，這种個性類型趨向于“更富創造性，更外向，冒更多風險，有更多實踐藝術家偏好，在性生活中更喜歡品种多樣”。相反地，法雷把典型的婦女個性稱為“小寫的t”，因為她們一般遠沒有冒風險、競爭性行為和高的性動力。研究顯示，當女性具有較高睾丸激素時，她們傾向于模仿男人，“更頻繁地以不同的男人為伴，而對性伙伴選擇，更少挑剔，也更容易不慎怀孕”（《性和力量》，1990），睾丸激素看來是男女取得事業成功驅動力的關鍵變量，書中許多女主人公看來都賦有（或咒責成）較高水平的睾丸激素，使她們富有創造性，冒風險傾向、競爭精神和進攻態度，根据事實，其中只有五人有高于常人的性動力，她們比一般婦女更富競爭性、進攻性，更傾向于冒險，這使她們更具男子气。 卡米爾·巴布思，麥當娜的前經理說：“麥當娜身上有強烈的男子气，她以男人勾引女人的方式勾引男人。”哥達·梅在年少時也被罵作“meshugge”——野蠻瘋狂的意思，戴維·本.居里恩說：“她是我班子中唯一的男人”，意思是說當面解決困難問題時，她的進攻性和冒風險傾向（“雷厲風行”）。艾恩·蘭達《阿特拉斯聳肩》中的英雄約翰·戈特是她理想化人類形象的另一個自我，他是個英雄“超人”，代表她所想往的所有男人（和女人）。男人是她主題中的精髓，這可以從她對男女偏愛問題的回答中看出：“我總是喜歡雄性男孩，及其理性品格，女人在這方面不能令我感興趣”，更有甚者，哥達·梅和瑪格麗特·撒切爾由于她們男人般的激情，被世界上政界人士稱為“強硬的人”，這在女人气的婦女中并不常見，即使她們手中有權。 創造天才的表達方式和情緒 約翰·格萊1993年在《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水星》一書中寫道：“男人和女人來自不同的星球，因為他們是如此大相徑庭”，他是指男人和女人在表達感情和處置壓力方面有极其不同的方式。格萊同意陳舊的表達方法与成功性結局相抵触，他感到性別不同對問題處置方法不同。我同意（見表10）男女有別，在個性章節中討論的“感情”亦或“思維”方法對創造性過程是關鍵，幻想家必須去除情緒反應（婦女中常見），運用更理智的方法進行決策，梅葉斯·布里格斯“思維亦或感情”尺度顯示了這點。75％的美國婦女的決策是基于她們對一事物“感到”如何，只有25％的人是根据她們如何“思考”此事作出決定的；相反地，75％的美國男子一般根据自己如何“思考”此事，而不是如何“感覺”此事來決策的，難怪格萊得出結論：兩种性別的人難以用同樣方法來得出結論，互相溝通。 小結 正如索夫可斯所說：“女人一旦成為男人，她會比他更出色”，這些婦女具有同樣的力量在同一水平上与男人競爭，達到与男人同樣的高度——在許多情況下超越了他們。研究表明如果女人要想像男人那樣有所成就，她必須具有男人般的性格，能將事業目標高于一切，包括高于家庭。婦女一般根据選擇成為哪方面的主人，來進行個人生活（家庭）和職業（事業）的選擇；然而無人能成為兩個領域的主人，因而她的選擇往往是個危險的結果。如果她選擇家庭优先于事業，她不可能成為創造幻想家而取得杰出成就，但這也沒什么，并非人人能成為創造天才。那些作出相反選擇的必須作好為事業犧牲個人生活的准備。書中的女性創造幻想家不約而同地選擇：事業胜過家庭，主導胜過服從，坦率胜過委婉，力量胜過軟弱，表現胜過表面，理智胜過情感。 許多与這些婦女付出同樣代价，選擇事業胜過家庭的婦女沒有獲得杰出成就，只有少數人達到頂峰取得巨大成功。社會中從不失敗的人是那些從不嘗試的人。這些婦女敢冒眾人之先，但她們的成就是有代价的。有人的代价是女人味，像瑪格麗特·撒切爾和哥達·梅，因為她們強硬的行為使她們披上了男人般的外套，這是使她們偉大的因素，但也使她們失去女人味，從而招來敵人。這些婦女被愛戴或遭憎恨，這是創造革新大聯盟游戲的一部分。其中許多婦女犧牲了生孩子的机會（瑪麗亞·卡拉斯、艾恩·蘭達、格洛麗亞·斯坦內姆、琳達·沃切納和奧普拉·溫弗雷）。其他像瑪麗·凱·阿什、麗莎·克萊伯恩、簡·芳達，艾斯蒂·勞達和莉蓮·弗農犧牲了与孩子相處的時間，只有她們能回答這种犧牲是否值得。此項研究表明，這种犧牲對她們取得偉大成就是极其關鍵的，這些婦女獲得偉大事業正是因為她們樂意將事業置于個人生活之上。她們的決策代价慘重，但不是任何女性都愿意玩這种大賭注游戲的。對我們女創造天才來說，這是美妙而有收獲的旅行。 《工作婦女》（1994，4）以“戰利品丈夫們”為封面，根据銀行存折、明星力量和節儉作為“高權力”婦女的主要特征來排名次，泰德·特納因為有他那強有力的伴侶簡·芳達而名列榜首。成功和性在這些力量型婦女的個人生活和事業追求中起關鍵作用，她們對世界的整体觀使她們大大有別于那些單向思維（專門化的）的男人。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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