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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懼怕“知道”，而不是害怕“無知”。 ——迪派克·喬伯拉，M．D． 打破常規，逆流而上，另辟蹊徑，不受制于陳規陋習。如果有人以一 种方式行事，你就有极好的机會反其道而行之。 ——塞姆·沃頓 專家是那些自認為對現實無所不知的家伙——因而他們從沒在生活中發現任何新生事物和偉大創舉，他們是絕對正确的原教旨主義者！相反地，新手們從不明白自己的局限性——什么能得到，哪种產品能出售——因而注定成為新事物和突破性概念的創新者。這种新生幻想家們直覺地“知道”沒有通往現實的絕對正确或錯誤的途徑，因而能以透徹的准确性和惊人的速度向目標行進；他們不陷入別人描繪的事實泥坑中、他們設計通往希望田園的自己的圖畫，針對目標，他們的眼光能摧毀舊圖畫。專家總是懼怕新鮮未知和新概念，從而讓革新創業者有机會毫無束縛地踏入創造性空檔。創造天才們往往因其探索和冒險行為收獲丰厚，他們所獲的財富和名聲只是他們對社會所作巨大貢獻的一种小小補償。這十三位幻想家都不理會專家高論，以各自不同的行為改變了世界；她們拒絕隨波逐流，因而成為各自領域認可的領袖。 宏觀視野：創造者見到森林，而不是樹本 以整体、宏觀、大場景視野看待世界是這些婦女成功的關鍵，她們能以“簡單”答案來解決复雜的問題。莉蓮·弗農知道婦女需要獨特的個性化并且在傳統目錄冊中難以找尋的東西，因而她創立了鮮明的直銷方式來贏得這些顧客，她知道与西爾斯或佩尼商品目錄冊公司針鋒相對地競爭是不可能成功的，她的直覺告訴她以西爾斯（現已倒閉）為目標，莉蓮·弗農的商品目錄冊已打破銷量記錄。 創造性婦女看到宏大場景，但以一种簡單的眼光貫徹她們的目標決策。她們明白太多的知識有礙于創造成就，她們不理會那些保護性地將其自我投于已知領域的微觀眼光的專家。專家了解世界是方的，但他們錯了！根据報界對首次飛行的解釋，認為萊特兄弟的飛行是個騙局，但正是這所謂的騙局實現了世界旅行業的革命。网絡專家認為有線電視网是個愚蠢的想法，但是泰德·特納的革新改變了電視，從而成為那些預言他死期的网絡公司的強勁對手。專家告訴艾恩·蘭達，她的作品將難以出售，但她三部巨著售出了2500万冊。專家知道像帶不能出售：它們只能出租，但是簡·芳達證明他們錯了，出售了史無前例數目的像帶。英國的政治霸頭認為瑪格麗特是時代的异己分子，不构成重大危險，但她相信自己的命運，攀升到英國政界的頂峰。瑪麗·凱·阿什和艾斯蒂·勞達的律師和會計都告誡她們會失敗，她倆都毫不理會，現在她們能用零花錢買斷這些律師。這些女幻想家有宏觀眼光：她們將決策基于長期的可能性，這使她們胜于世界微觀眼光的專家們。 自信：所有創造的催化劑 強勁的自信是創造性天才最重要的品格，對意欲以革新的大規模計划闖入一個嶄新的領域的人而言尤其重要。探索者往往面臨与現存体制及所謂行家的爭斗，這不得不具備令人惊畏的自信。有些人常常把不安全与缺乏自信混淆起來。這些婦女有許多不安全因素，但卻以其勇往直前的气勢克服了欠缺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她們對表現的焦慮成為追求完美的積极動力。心理學家，如羅拉·梅曾指出：出色的表現需要一定程度的焦慮；事實上焦慮強化了表現。這些女性以其無畏的气魄超越了自我不安。從外界看來，她們的行為更像是自信，盡管這是立于焦慮之上的假自信。無論怎么稱呼它，它奏效了。 在她們達到頂峰之前，几乎無人相信這些婦女的思想概念；前進中她們不得不相信自己以克服敵人和朋友的巨大怀疑。著名的幻想作家瑪麗琳·弗格森，在《太空時代的陰謀》（1976）一書中曾談論冷嘲熱諷的專家，她說在新范例創建中，自信是克服譏諷的傳統主義者的關鍵，“新的范例往往在降臨時被待之于冷淡，甚至嘲笑和輕視，它們的出現因异端邪說而遭攻擊……我們對趨同的恐懼部分是源自于害怕自己，害怕我們對決策正确性的怀疑。” 艾恩·蘭達對這一理論給予了認同，“我肯定，那些將成功歸之于運气的人，從未有所成就，也未曾擁有一絲一毫成就所必備的堅韌不拔精神。”艾恩·蘭達和琳達·沃切納都提到，大多數婦女有成功障礙，因為她們在年輕時种植了喜歡“得到認可”的概念。瑪麗·凱·阿什、琳達·沃切納和奧普拉·溫弗雷以同樣的語調批評婦女不愿冒不認可的風險，不敢違背家長作風盛行的社會。當面對逆境，尤其是遭受到那些讓人尊重的人士忠告時，需要有极大的自信。這些婦女愿意對專家置之不理，這并不是說她們的反對偶像崇拜行為不必付出沉重的代价，但她們抑制女性的需要，而投身于成就獲取之中。她們日复一日地与所謂的專家斗爭，最終獲胜。而對低毀者，她們運用超乎尋常的自尊和堅定不移的自信來實現自己的目標；一旦她們的自信占据上風，流行必然隱退。哥達·梅一生中許多時候面臨著死亡和毀滅，但她依然自信而樂觀，這种自信是創建自由的以色列王國的基石，沒有她堅韌的自信不可能有以色列。 細胞質的知識与創造力 在本章開頭引用的迪派克·喬伯拉的話講道，知道是創造活動的致命殺手，而不知才适合于創造性天才。喬伯拉認為我們將生命的潛在机會建立在預知的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的概念之上，我們常常對于什么是得以獲取“可能”的東西了解得太多。喬伯拉是相對于精神和身体健康而傳播這一信條的。他在報告中顯示人体中每個細胞是如何每年更換一次的，當問及癌症和愛滋病患者何以未能以新細胞每年得以治愈時，他解釋道：“專家”由于其滿腹經倫而不斷制造著致死的細胞，他繼續解釋人体每個細胞每年都更新一次，但是人腦成為限制性的聯系因素，因為它每天有6万個思想細胞，而其中90％在其遺傳性复制中被預決成如同舊細胞。因此，教條主義思想能使病者生病，因為他們以負面細胞來复制，反之健康者因同樣原因保持著健康。病体負想性細胞（預先程式化細胞）污染了新的健康細胞，結果使病人的醫療診斷結果毫無變化。癌症和愛滋病患者通過复制“病細胞”思想預先決定了自己的健康，這种思想每天印刻于腦細胞，決定了他們体內新細胞的性質。 喬伯拉聲稱：我們對于生病的內在知識決定著我們生病的狀態，我們因為擁有太多的我們“是有病的”知識而在自我摧殘。研究顯示迅速的康复基本上都發生在“弱小老婦”身上，她們通常未曾浸染太多的知識，她們有較高康复可能，是因為她們不知道自己會死，統計表明較早死于癌症和愛滋病的往往是醫生和其他一些“知道”太多自己死亡可能性的人。創造活動、創業和革新很多方面与健康類似，知識當然重要（見第3章），然而當著手新概念時，具有開放式思維很重要，不要“知道得太多”。事情如何完成的預先知識是重要的，但能完成什么的預先知識，則有礙于創造性過程。換言之，我們內在的事實圖景支配我們的創造潛能。從研究這些男女創造天才中發現一個有趣現象，他們基本上從沒生病過，盡管他們都是A型工作狂（另一本書的主題）；并且肆意濫用自己的身体和感情系統。 知識性傲慢与創造力 不成功者知道一切，成功者知道太多，天才們知道极少！是個悖論嗎？不！有經驗的老師教會我們太多的什么不起作用，什么不要嘗試，什么不能做到。事實上，我們學校体制所褻瀆的正是那些他們應力圖嘗試著去做的東西，他們以自己具体化實現了的限制教育學生。哥倫布被教導地球是方的，但他不信。其他天才也遇到如此境遇。西爾維納斯·P．湯普森教授說愛迪生的電燈泡計划“注定要失敗，顯示出他對電和力學的基本原理都一竅不通”。教授的想法并不孤立，斯蒂文森研究所的亨利·默頓博士也稱愛迪生電燈泡的發現是“純粹無知引致的荒誕行徑”。這兩位飽學之士都在嘲笑一個只接受過3個月正規教育而恰恰是正确的人。貧窮而無教育的愛迪生沒有受到什么是可能和什么是不能做的約束——因而他實現了不可能，他創造了真理。真正的創造天才，就像愛迪生一樣，從承認無知中脫穎而出，這些創造性婦女有著同樣簡單的直覺領悟，引導她們不顧陳規和專家高見。瑪格麗特·米德在《冬天黑豆》中令人信服地說道：“就我而言，毫無疑問自己是個离經叛道的人，因為我以极大的興趣從事著那种大多數婦女不感興趣，更不用提以此為職業的事情。” 過多的知識無疑自殺！ 眾多的研究說明，世界上偉大的革新者有開放式思維頭腦，使他們探索無人問津的處女地；歷史也給出無數事例顯示，專家們是如何以其維護傳統的熱情阻撓著創造力，甚至愛迪生否認泰斯拉的交流電理論，因為它与自己對事實的概念了解不符，更重要的是這与他自己直流電的發明相違背。更多事例說明，對那些頑固相信專家所傳授的知識的人來說，太多的知識害人非淺（托馬斯·S．奎恩在《科學革命》中歸納出，沒有一种新范例能在舊范例代表性專家逝世前得到公眾的普遍接受）。 再想想那位不幸被鎖在冷庫廂中的人，他明白如果不在几小時內得救，自己會凍死，他在臨死前記下几句話，涂寫在車廂牆壁上，“越來越冷，馬上要完了。”當第二天發現他尸体后，人們檢查了冷庫，發現開關關著，溫度是58度。這個人“知道”太多，因而殺死了自己。 醫學甚至記錄了一個更离奇的故事。8個人被困于深坑，因為沒有水和食物，他們知道除非在几天內獲救，否則必死無疑。他們中只有一個有手表，他負責向別人宣布時間，讓他們明白生還的机會大小。為了保持其他人的精神，這個人撒了謊；當過去1小時時，他說過了30分鐘；他連續几天謊報時間。一星期后這群人才得救，在缺水情況下他們能活這么久實在不容易。其他人都活著，只有那個知道事實的報時者死了。太多的知識殺害了他，而太少的知識救了其他人。 心理學家已證明思“之”則有之。如果棒球指導對投手說：“別把球扔得太高滾進去”，在投手潛意識腦海內記住的話正好与指導完全相反：“高點和進去”。唯一适當的交流必須有助于潛意識貼切植入的信息，在這個例子中“低點和外面”是唯一合适的交流語言。正面看待是給成功的行為反應刻入合适形象的唯一方法，有兩個標准是：限制合适的知識，植入新的正面知識。我們這十三位女幻想家只想自己的終极目標，從不讓舊條規來破坏自己的任何思想！ 創造天才踏上無人問津的禁地 麥當娜告訴制作人打破常規，嘗試別人未曾做過的。她堅持說要他們試試“不同”，盡管那是有背傳統的，這种哲學觀幫助她打破了甲殼虫樂隊在80年代保持著的流行歌曲單曲唱片銷量記錄，同時給她帶來了金錢。瑪格麗特·撒切爾，在她第一個職位教育大臣的任期中，為控制教育經費預算，毅然停發儿童免費牛奶，她因此立即遭到了新聞界和反對党的批評，給她冠上不友善的頭稱：“牛奶掠奪者撒切爾”，反對她的文章稱這是“母狗的壕溝”，預言她自取滅亡。她是在政治自殺嗎？她全然不理會這种宣傳，沉浸于未來，義無反顧地邁向長遠目標，這种大膽行徑正是導致撒切爾踏上這塊領地最高位的一個原因。在沒有一個男人敢于獲取不可能的職位時，她登上了保守党領導人的位置，她不怕烈火的襲擊，承受著熱浪，她因而獲得成功。 作家艾恩·蘭達撰寫的小說《本源》和《阿特拉斯聳肩》也打破了所有規則。她的出版商懇求她取消重寫這种史詩小說。因為這實在太深奧，不适合一般讀者。艾恩·蘭達不了解出版界關于讀者人數的統計調查，但毅然拒絕對手稿修改一個字，造成了与出版商之間的矛盾。事實證明她是對的，根据專家說法，兩本書創造了史無前例的2500万冊銷量，《本源》還拍成了由加利·考伯主演的，深得贊揚的電影。 打破常規 打破常規的能力是創造幻想家的關鍵行為品質。當塞姆·沃頓提到自己成功經營的規則時說道：“我常為自己能破別人之常規而感到驕傲，我始終偏愛能對我的規則提出挑戰的异己”，這一哲學觀使他成為80年代中期世界首富。在他90年代的自傳中，沃頓說：“首先要破除陳規……所有知道我以不成熟想法向前行進的人，都以為我是完全失去了理智，沒有人敢將投資賭注押向第一家沃·馬特聯鎖超市時……我們傾家蕩產起家”。 像塞姆·沃頓一樣，瑪麗·凱·阿什的律師也告訴她：“立即清償你的資產，拿回所能得到的所有現金。如果你不這么做，將會分文不名”；她的會計師，在她開店前30天，丈夫突然死于心髒病的時候告訴她肯定會失敗，阿什不理會這些悲觀者，她繼續行進，創立了數十億美元的化妝品帝國。具有諷刺性的是，艾斯蒂·勞達在15年前也受到律師和會計師相類似的警告，他們叫她不要到競爭激烈的化妝品行業去，那樣几乎毫無成功希望。她置之不理，創建了數十億美元的化妝品帝國。 哥達·梅到達了大多數男人都不敢去的地方。她連夜穿過沙漠，去和她的至敵阿布杜拉國王見面，在以色列國建立前，爭取最后一分鐘的和平；她怀揣手榴彈來保護自己的國民，爭取以色列國家的保存。她度過了多年生存水平線上的苦行憎生活，她毫無怨言地几乎在躺椅上度過了三十多年時光，大多數婦女可能從沒想象過多年來只以兩件棉襯衫度過光陰，她卻只有這兩件替換衣服。對這位激昂旺盛的女性來說這，這些物質條件并不重要，更不用提化妝了。她打破了所有女人特性規則，但卻具有諷刺意味地在年滿50歲時還被看作是最迷人、令人愉悅的女人。 反對偶像崇拜的女性 許多婦女幻想家被看作是叛逆者，因為她們否認習欲。簡·芳達、瑪麗亞·卡拉斯、莉蓮·弗農、麥當娜、艾恩·蘭達和格洛麗亞·斯坦內姆是极其倔強的女幻想家，她們具有強烈的自尊和自信，能讓她們面對傳統的挑戰而不喪失自我；她們的怪僻源于同行和對手的強烈反對和敵視，她們那不撞南牆心不死的決心使她們富有趣味而与眾不同。看看移民艾恩·蘭達（又名艾麗莎·羅森伯姆），將她的姓取連合活字，頭一個字母与她的“大塊”的好萊塢電影贈品相嫁接，以不致于被驅逐出境，然后力圖保存她的名，蘭達。再想想瑪麗亞·卡拉斯告訴她羅馬天主教徒的丈夫貝蒂斯塔取消与教皇的見面“今天上午我不想去見教皇，天在下雨，在灰暗的天气穿著黑衣眼讓人不舒眼。我們換個時間去吧。”貝蒂斯塔發瘋般地解釋沒有人會因為下雨而不去朝見教皇，但無濟于事，卡拉斯固執己見。教皇——偉大歌劇迷——答應了她改日接見，當時反复無常的异已者卡拉斯与教皇就歌劇的原則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斯坦內姆告訴女性听眾，“在接下去的24小時，根据簡單的法律原則去做一件出格的事情”。海努埃·珍妮听從此言持續5年，她說“我是個激進派”，在1969年和1972年，她坐在北越南的榴彈炮上，通過向軍人的實況轉播，懇請他們停止戰斗。這种出格的行為舉止并非毫無代价，大多數婦女會在這些女性每天所受的精神折磨中垮掉。凱瑟琳大帝是歷史上偶像崇拜最激烈的反對者，她顛倒社會現有的男女性別觀念，像男人般騎上雄馬，跟著個讓她愉悅的男侍從。特蕾莎嬤嬤顯得同樣离經叛道，羅馬教皇在去印度時贈給她一輛嶄新的卡迪拉克車作為交通工具，大多數婦女會出于政治禮節，至少在儀式上使用它，但不趨同的特蕾莎嬤嬤卻不顧繁文縟節，將它賣掉后把錢分給了窮人。瑪格麗特·米德甚至走得更遠，將自己和丈夫喬治·貝特森都稱為是“离經叛道之徒”。 許多這些標新立异者都被她們的敵手冠以不雅觀的稱號。撒切爾的綽號是“鐵女人”，這也确實是她好用的方式寫照；卡拉斯被稱為是“惡魔女主角”，甚至特蕾莎嬤嬤也被杰曼·格里爾稱作“宗教帝國主義分子”。麥當娜成為“都市妓女”和“物質女孩”的同義詞，她高興地將此作為獲得20世紀最神秘，最具性滲透力女性形象的美稱，她說：“我將喪失貞操作為職業生涯的動力，”由此可見她的叛逆天性。當1993年底，她將波多黎各國旗從她兩條大腿夾縫間穿過時，激怒了兩万波多黎各人，這种舉動只有麥當娜做得出。蘭達被坎特、斯金納、索利文和塞特拉責罵性地冠以“認識論的良心”；沃切納因為生意場上冷酷無情而被冠以“冰与火”和“斧頭女人”，她的經商哲學觀是：“我的方法至高無上”使其臭名遠揚。溫弗雷因為她對觀眾的施情与同情而以“美國精神病醫生”聞名，阿什被她崇拜的推銷員賦予“王中女王”的稱號。這些形象無不纏繞印刻在這些女性的個性行為之中，她們常常無愧于這一榮譽（我們所有人都常有這种內在傾向）。 所有這十三位女异端者以這种或那种方式反叛著陳規陋習。艾恩·蘭達反叛了，但不像其他人那樣用言語表述，那樣充滿敵對，她學會面對現實生活的艱辛，但決心在長大后改變它并埋葬它；在隊伍的發展中，她從不讓“現實”生活的艱難來干涉她的主觀想法，她在自傳中將自己總結為“負有使命的女性”。瑪格麗特·撒切爾和哥達·梅都以不妥協的個性聞名，她們從不對自己的看法閃爍其詞，裝腔作勢。莉蓮·弗農，麗莎·克萊伯恩和瑪麗·凱·阿什在她們邁向頂峰的爭斗中也遠非柔順謙恭，因其強勁而优雅的風格達到目標而深受崇拜。所有獨立的精神個体都毫不畏懼地以內在鼓聲行進，不受外在樂隊的干扰。 專家：自我沉湎之徒 1906年1月的《科學美國》否認萊特兄弟的飛行，而稱之為一場騙局；J·P·摩根，當時的金融天才寫信給貝爾說他的電話發明“毫無商業用途”；威廉姆·里爾將軍，一位爆破專家，在廣島原子彈爆炸前1個月的1945年6月說道：“曼哈頓計划是我們曾有過的最愚蠢的行為，我以爆破專家的身份保證原子彈絕不會爆炸。”專家是些相信自己無所不能之徒，他們忙于保住自己的權威，因而根本無法發現新生事物；他們的自我是賭本，因而他們必須不惜任何代价去保住它。亨利·福特在20世紀初營建帝國大廈時与一位專家針鋒相對，對他作出了最簡練精确的描述：“他是了解一個主張不起作用的所有原因的人”。馬克·謝伯德，70年代得克薩斯机械公司的總裁，當被問及何以成為工業界巨頭時，他巧妙地答道：“那些公司了解所有不可能的事情；我們不懂，我們很愚蠢”。 瑪麗琳·弗格森，《太空時代的陰謀》（1976）作者說：“我們對于趨同的恐懼，部分地源于對自己的害怕，自己決定正确性怀疑的害怕”。趨同不是書中這些婦女的品質，這些女性比男同伴們更少感情外露，而更多荒謬离奇的怪癖。瑪格麗特·米德使其反對者大惑不解，“我被婦女斥之為缺乏女人味而被男士尊稱為最具女性魅力者”。 專門技能發自肺腑 所有這些婦女不理采專家意見。麗莎·克萊伯恩以她特具的品味來勾勒女性職業時裝的線條，這完全有背于70年代時裝制造行家的准則。麥當娜以可能是本世紀最大逆不道的女性形象出現，不斷打破一切傳統，她的書《性》（1993）和她的禁帶是其反偶象崇拜天性的證明。莉蓮·弗農常表達自己偏好“与眾不同”，她聲稱這使她得以成功，她放棄傳統的市場研究方法論，而代之以自己特有的市場分析“黃金內髒”。簡·芳達，曾一度是新左派的領導、資本主義的敵人，卻成為徹頭徹尾的資本家，她建立了一系列工作演播室，制作出最暢銷的健美像帶，讓她諷刺性地成為了杰出資本家；這位女性更离奇的行徑是將所有錢（估計約1億美元）捐贈給丈夫湯姆·海頓的左翼事業；最要命的是芳達与徹頭徹尾的資本家、她左翼政治事業的仇敵泰德·特納聯姻，特納一生中許多時間用于追逐女色，是資本主義巨頭，右翼分子。芳達不僅否定專家，而且令他們大惑不解。 甚至是貌似柔順被動的特蕾莎嬤嬤，為了幫助窮人也抗拒著專家意愿。她打破宗教規則，要求教皇授權給她，住到加爾各答的貧民窟中，這從未有過先例，但她卻能獲得教皇的應允，運用職位的權力，為加爾各答的窮人和瀕臨死亡者爭得了格外多的利益，她以其巨大的努力，成功地榮獲諾貝爾和平獎。這些女性的事例生動地說明：創造發自“肺腑”，而非來自頭腦。 害怕知道者，而不是不知者 我們是自己的至敵，因為我們“知道”自己的局限所在。這些女幻想家能夠不理會內部的自我演講，而踏上樂觀愉悅的更高境地；她們有巨大的自我价值觀念，否認任何拒絕她們內在信仰体系的人；她們不知道自己難以做到，因而她們實現了。瑪格麗特·米德不知道一位25歲的年輕單身女子是不能獨自踏入新几內亞和薩摩亞島叢林之中的；瑪格麗特·撒切爾也不去過問英國女首相能否為同行所接受，她基本上毫無机會升上如此高的職位，但她卻做到了；奧普拉·溫弗雷并沒因菲爾·達那休擁有日間談話市場而退縮，她花了6個月的時何超過他。根据常規，這些婦女中無人能成功，她們并不去過問這個問題，因而踏進了天際城堡，就好像是她們有權這么做。 冒風險性：自信胜于恐懼 所有孩子和雇員都應有冒險和失敗的机會，不然知識、自信或自我价值將難以獲取；創造能力是早年經歷活動的功能，如果孩子沒有嘗試冒險和失敗的經歷，他們將無法掌握創造活動的關鍵因素，凱瑟琳大帝告訴一位大臣：“沒有比我更大膽的女人，我的膽大妄為無以复加”，正是這种態度，使她成為俄國歷史上最負盛名的女性，沒有她便沒有俄國。特蕾莎嬤嬤所冒的風險之大超過書中任何女性，她与臨死病人共同工作、居住達50年之久，她住在麻瘋病人隔离區，不理會醫學避諱，幫助世上的窮困潦倒者。 一般婦女比一般男子缺乏冒風險傾向主要有兩個原因。從生物學上講，女性只有极低的睾丸激素，荷爾蒙導致男子更富進攻性、競爭性、冒險性和較高的性動力。從社會學上講，女性歷史地被塑造成崇尚“安全”，不去“冒險”，女性繼承持家育儿的遺傳；在女性的頭腦里，冒險是男人的權力。然而書中的這些幻想家女性具有遠遠超過一般女性的冒險傾向，看來她們除了被養育或自我滿足和富于競爭，不傷自尊地嘗試冒險和失敗之外，還具備較高水平的睾丸激素，追逐的狂喜可能是她們終极目標的主導因素。 大多數冒風險行為形成于儿童時期。如果父母想讓孩子長大后敢冒風險獲取成就，就該讓孩子有机會嘗試風險和失敗。瑪麗·凱·阿什的母親讓她獨自照料殘廢的父親，在离開的14小時里讓瑪麗·凱爬到椅子上為臥床不起的父親燒飯，她每天要打二十多個電話，以從母親那儿獲得做一個大人的鼓勵。瑪麗·凱年僅7歲時便迫不得以嘗試風險，這种經歷難以忘怀，風險在瑪麗·凱的詞語庫并非貶義詞。 像父母一樣，公司如果要塑造自信、敢冒風險的有能力雇員，也應讓他們有嘗試風險和失敗的机會。与孩子養育中相類似的風險／獎勵訓練，在商業經營中也應該允許，這种气度應該由每位机构領導所建构，大多數机构是靜態的，因而很少有革新。 我發現大多數机构管理形式有三种類型。第一种是風險取向型，是允許創業或革新的机构；第二种是現狀取向型，存在于大多數靜態或成熟机构；第三种是低取向型，常在那种走下坡路，混亂不堪的机构中發現（參見《改變世界的十三位男性》（1993））。所有這些婦女是風險取向型。 風險和直覺 風險取向型管理模式往往在那些剛剛起家或開辟新徑的公司中發現，与書中的這些婦女相類似。這种直覺性類型對任何創造努力都是必需的，這能增加成功的机會。 傳統主義者信奉守財持家；老年人及老化机构則傾向于少冒風險。他們財大而輸不起，因而變得更趨于躲避風險，因為賭注太大，他們在自己的生命階段中更成熟。然而，生活中沒有了風險，也就喪失了一切潛能和机遇，机遇的潛力總与風險成正比，唯有高風險才能帶來大成就。關在房間里的孩子從不知道擦破膝蓋的滋味，但同樣也不會有所成就。除去風險值得嗎？通常不是，想想我們能達到目標的有限的生命年限吧。那些從未曾嘗試冒險探索的孩子，也极不可能對社會有所貢獻，因為他們受制于自我維持動力。 不曾允許嘗試風險性決策的雇員最容易維護現狀、停滯不前，唯一能培養雇員成功自如地應對動態環境的方法是：讓他們在變化的環境中練習操作。一個邏輯性的結論是：如果風險取向与制造程度相關，那么不可能有任何制造人才產生于風險回避型環境之中。孩子必須被允許并鼓勵去嘗試風險和失敗，以練就創造革新人才。這十三位婦女之所以有成功机會，起因于她們在鼓勵冒險或不是尋求安全的寬容環境中長大。自我維持從來不出現在她們的需求層次中。沒有大量的風險，不存在誘人的机會。 風險和家長引導 在孩子幼小的心田注入冒風險品質的典型是理查德·布蘭森的母親。布蘭森是英國企業界天才，他建立了弗琴唱机和弗琴飛机公司，是英國第三大集團。在他上幼小時，母親決定培養他自我依賴的技巧和應付風險的能力，她把他扔在离家5英里的田地里，讓他沒法自己回家。她說這种風險導向型訓練經歷有助于“發展他高度成功性的創業舉止”。布蘭森的母親深諸心理學自我形象的實踐之道，她的儿子贏得了許多熱汽球賽，成為風險躲避社會中完美的企業家。這位高中退學生，否定了他所嘗試的每個商業冒險計划中的條規，在40歲之前成為億万富翁，他的成功無疑在于孩提時代造就的風險取向品格。 許多不成功者常常具有高于理查德·布蘭森和書中這些成就女性的才能，這些風險躲避者通常有完成反面自我形象的內在需求，或者崇尚一种無風險生活方式，他們對失敗的本能性恐懼使他們害怕探索創造、創新和創業的未知領域。風險躲避者害怕失敗，而成功的創業者往往由恐懼不成功所驅動。比爾·蓋茲37歲成為美國首富，承認害怕驅動著他的日常表現。奧普拉·溫弗雷反复承認她尤其恐懼失敗，正是這种恐懼推動她取得成就。這种內在對失敗的恐懼具有諷刺性的同時成為創造天才和無創造者的驅動力——前者是積极的動力，而后者是消极的。創造性人才為如何獲胜而焦慮，而無創造者為如何不失敗而擔心；大多數世界級運動員都直覺地感到這條公理。 女領袖和革新者對自己進行生存性訓練，她們直覺地明白如何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求得生存和成功。她們早就明白風險取向是冒風險的准備，而不依存于冒風險的天性；不把它當作風險的話，這純粹是一場賭博。瑪麗·凱·阿什講起她的歷險，“我沒把它看作風險，而視它為一個机會……我甚至從沒有過失敗的念頭，那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這些婦女的冒風險傾向歸納于表8。 表8 幻想女性冒風險傾向 幻想家 風險傾向 瑪麗·凱·阿什 “我沒把它看作風險，而視它為一個机會……我甚至從沒有過失敗的念頭，那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 瑪麗亞·卡拉斯 在戰爭中，冒著槍林彈雨的硝煙飛奔，戰后駛入紐約港從事嶄新的生涯。冒著犧牲事業、丈夫及其一切的風險与阿里斯蕾德·奧納西斯真心相愛。 麗莎·克萊伯恩 在47歲時傾其畢生積蓄的5万美元投資“come line”沒有麗莎·克萊伯恩入股，公司將無以為繼。 簡·芳達 頂住對手及敵人對自己信仰的沖擊，進行無所畏懼的競爭。她起訴聯邦調查局、尼克松總統、美國國會和政府，獲胜而贏得280万美元。 艾斯蒂·勞達 “風險取向是帝國大廈的基石”，她以旋風般的步伐不斷周旋、穿行于競爭對手之中，創立自己的東西。 麥當娜 卡米爾·本鮑因說：“麥當娜總是生活在邊緣地帶，從不害怕任何東西”，有刻意違背所有的傳統性穿著、表演和道劇方法。 哥達·梅 她從不懼怕失敗：“憑良心說，我從未曾因為想到失敗而改變處事方式”。她怀揣手榴彈，深夜穿行沙漠，去見她的致敵阿布杜拉皇帝。 艾恩·蘭達 持6個月的簽證從俄國來到美國以實現長期居住，為免遭驅逐而結婚。此后，她冒著風險，反對盛行于三、四十年代的左派思潮。 格洛麗亞·斯坦內姆 在一項項亭業中冒著尊嚴和生命的風險，參加了許多轉成暴力行為的軍事游行。她會前往哈萊姆的大街上收集素材。 瑪格麗特·撒切爾 “無畏而不妥協精神”，這是許多傳記家的評論，鐵女人堅韌不拔，常常樂意冒險獲取有利于其政府的結果。 莉蓮·弗農 “准備著去冒風險……我依靠我的‘黃金內髒’去抓住机遇”。 琳達·沃切納 貪婪的滑雪者和競爭精神，她將所有賭注（1000万美元）押在對沃納考公司敵視性接收 奧普拉·溫弗雷 始終愿意為正确冒一切風險。她是個脆弱的女人，常常顯露靈魂以讓別人也如此。她的餐廳取名為“怪癖”，以此可對她的風險取向性略窺一斑。 最大的風險是不冒險 精神病專家和作家戴維德·維斯考特在《風險》一書中說到：在十字路口車禍中最易喪身的不是那些沖過去的人。而是猶豫不決的人，照此說法，冒風險是由于害怕、毫無准備而危險，不具備或沒有一定的風險准備比具有它更危險。泰德·特納常說，對他來說，較大的風險是不去購買MGM，而不是購買它，如果他沒買斷MGM，他將沒有充實巨大有線网絡廣播時間的片子。然而，行家卻說他瘋了，而5年之后又說他是天才。他說：“不，我不是，我只是選擇了風險較少的事情”。 在多數情況下，冒風險是令人振奮激昂的經歷。在游樂場，最刺激的是旋轉滑翔，看似惊險然而卻不，能給坐著感到不舒服的人帶來恐懼和惊顫。自信建立在冒風險和克服內心對未知的害怕之中、當年者時，我們感到后悔的不是沿途所日的風險，而是那些我們沒膽量去冒的風險。書中所講的都是人們所曾冒過的較大的風險。沒有人為所冒的風險后悔，而只為那些沒膽魄去冒的風險而后悔。 這些女幻想家早年就學會風險和失敗，她們早年培養歸納于樹立強烈的自我形象，造就她們成為創造革新人才。她們習慣于將風險當作實現夢想的“机會”，每當她們征服后在沿途樹起一塊丰碑，她們便因取得經驗而變得更堅強，更充滿信心地接受下一次風險的挑戰。他們越趨自信、更定勢地把新風險看作比先前更少危險性，她們樹立越來越強的冒風險品格，對危險環境更能處置泰然。其結果是照公眾和同行看來的离奇越軌行為，對她們來說這只是通往成功的另一條道路。 站在高牆上面對5000名觀眾，對害怕摔下或出丑的人來說是個冒險。而對具有絕對自信和信心的人而言，這种經歷并非冒險，而是挑戰。這并不是有意混淆冒險与焦慮，焦慮就某种程度而言是有益的，但它与冒險無關，擔心接下來的進展和工作做好當然不錯，這有利于對冒險決定的擔扰。在許多商業冒險投資中，同樣的心理過程在起作用，例子層出不窮。這十三位女性有較高的冒風險傾向，使她們有別于那些与冒風險無緣的婦女。 女性對鳳險的恐懼 在文明進化過程中，女性千百万年來一直被培養成躲避風險，她們被保護、定勢和鼓勵成尊崇安全、逃避机會。石器時代女性生養孩子，退縮于洞穴（家）中保護后代，這种遺傳植入腦海，使她們被教養成尋求安全者，保護家庭免遭外人闖入或破坏，除了洞穴和家庭的安全，婦女們不愿冒更大的風險。相反地，在這种人際關系中，男性演化成冒風險者，走出安全的家庭到陌生的荒野尋找食物，這种遺傳賦予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冒風險認識。男性傳統地習慣于探索新領域、滿足于冒較大風險；女性則更滿足于維持和保護家庭免受外在風險。由于遺傳女性一般在風險躲避方面遠比男性嚴重。 女性一般不孤注一擲，因為這有關家庭安全。相反地，男性能更輕松自如地處置不确定，一般比女性更容易選擇更冒險的途徑；女性對個人及孩子安全方面的需要遠遠超過男性。我們這十三位婦女沒有如此浸染于安全感，事實上她們比一般女性更傾向于冒風險、探索、生活在邊緣地帶，看來她們對風險和矛盾的忍耐力也遠遠超過大部分男性。她們寬容慣愛的家庭，教育她們自由探索，毫不畏懼地去冒險，這种早期地培植使她們定勢為更滿足于風險取向型環境。研究顯示咱山”地探索和試錯境況下的失敗塑造培養了具有輝煌革新的有膽之士。艾里森·斯坦列布拉斯在《自尊的孩子》（1979）一書中進行過以色列猶太人居住地的少年与西歐、中東環境下孩子的比較研究，發現猶太區孩子有智能發展优勢，這是由于早年環境允許他們自由探索，她說：“自由探索環境，發展我們身体技能与智能發展相關聯”，這种早年自由地探索和嘗試失敗，看來是培養創造性冒風險者的關鍵。 女性直覺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認為：“真正有价值的是直覺”。在他追求宇宙真理的過程中，更依賴于直覺性。哥達·梅直覺到約姆基普戰役，但她的預言不為男同僚理會，他們自以為“了解”得更清楚。如果她听從了自己的直覺，成千人的生命將會得到拯救。凱瑟琳女皇在法國革命和拿破侖的來臨上具有同樣的直覺洞察力，在1788年時曾說到： 這位凱撒何時會來？噢！他會來的，肯定會來的，如果革命獲胜…… 如果法國得救，它會比任何時候都強壯……它所需要的是一個非凡的人， 比當代任何人都偉大，可能是本世紀最偉大的人。他是否已經誕生？…… 他何時來臨？一切取決于此。（特洛伊特，1980） 多么敏銳的眼光，她在1788年描繪的這位超人已經于1769年誕生于科西嘉；她的預言在几年后就變成現實。法國革命在她偉大洞悉后的一年便發生。拿破侖，這位歷史上有爭議的偉大軍事領袖，于1799年成為法蘭西統帥。他以對歐洲大多數領土的征服，證實了她的預言，只是沒能在這位俄羅斯女皇的領土上逞強。 藝術家和音樂大師常与直覺過程相關聯，企業家、革新者、政治家和娛樂家則不如此。然而任何這些領域獨特新概念的思維過程沒有多少差別，過程包括具備智能自由地探索新事物，不受制于約定俗成。在真理探索過程中，不知如何行走，要比有張地圖重要得多，因為地圖是別人感知的現實，它只標明別人所到達過的地方；要踏入無人問津之地，重要的是扔掉地圖，走你自己的路。這十三位女性正是扔掉所有地圖，踏上自己通往成功的大道。 女性直覺事例層出不窮。婦女比男人更傾向右腦驅動，更能自如地表達自己的感情，西方社會通常對婦女的感情奔放較為寬容，因而与男人不同，婦女具有更多的文化認可和自由去經歷自我感覺，從而驅動右腦去探索未知世界。西奧泰里亞大學的多林·基默勒發現女性更明顯地通過兩側大腦來表達語言，而男性只用左腦。這再度證實大多數冷靜男士知道的事實：婦女更借助于直覺。 創造是個質量型而不是數量型的過程，因而直覺（右腦）的婦女比男士們更具資格，這也是她們通常比男人注重人際關系的一個原因。已有規則通常是以數量型演算而成的數字操作，這种高度預定化的環境導致自我穩定，但它同樣成為一种生存本能去約定俗成或服從“過去的好网絡”，因為他們會不惜任何代价維持標准態。這對于世界靜態組織沒什么不好，因為它們是依賴于穩定性和數量可靠性；然而，數量品性正恰好相反地不利于世界上創造和創新活動的成功；動態社會和創新成就需要立足于直覺的質量方法。因而，婦女以其直覺优勢，高度的風險和矛盾承受力，是領導動態組織的最合适人選；如若容許，她們會成為創造和創新組織的杰出領導者。 右腦思維 羅伯特·E．奧斯坦因的《知覺心理學》觀察到，學校培養學生左腦思維傳統，有背于創造活動，他發現學生強調分析能力培養，忽視非語言培養，其代价是創造力的喪失，“藝術家、舞蹈家、神秘主義者學會運用智力的非語言部分”，因而成為創造人才。弗利吉夫·凱普拉在《轉折點》（1982）發現，由于遵從陳舊的哥白尼／牛頓式的將人作為机械性個体，我們常常有因小失大的毛病，凱普拉准确地將世界描繪為質量型的，而非雷卡爾所說的數量型的。名牌大學培養的MBA學生，將現存的商業模式化，以了解在動態環境中變幻莫測的經營，這對靜態組織管理還有用，但對培養學生在新的未知世界創業是絕對有害的方法。你不能通過研究現有的來了解嶄新的，這种方法論是過時的笛卡爾理論的化身，那是脫离現實世界建立理想化机械式模型的陳舊方法。偉大的革新者和創造天才不同程度上擺脫了數字性崇拜，右腦驅動革新者學會運用應付動態社會必備的數量式問題解決技巧。特蕾莎嬤嬤以其簡單方法取得成就，對此了解透徹：“如果我們等到數字出來，我們會在數字中迷失”。 科學家早就發現，左半腦控制語言、序列、數字和邏輯思維過程，西方式方法是左腦導向，圍繞組織和預測。相反地，右大腦負責非語言、視空、感知和直覺，更具東方特性，右大腦所思維的是即將涌現的思想泉流，愛因斯坦對此了解甚多。當离船踏上紐約港時，一位年輕記者問他從地球到月亮距离多遠，愛因斯坦說他不知道，記者深感惊訝，認為這是高中生都知道的簡單問題，愛因斯坦說，“如果我要費神去知道這些小事情，我會無所适從。我需要集中精力于更重要的事情”，他明白自己的右腦直覺力會被毫無用處的左腦數量性事情所限制，他不想讓左腦瑣碎之事充斥地扭曲自己的右腦思維能力。 科學家同樣發現，在數字演算過程中，左腦占主導，但基本不可能有很好的直覺或創造性思想，這便是為什么偉大思想總是產生在飛机上，在細雨中，或在退潮前，這些時候，腦子沒受制于數量問題的解決，而讓右腦，直覺的大腦，向創造思維敞開，我們如何能將自己處于這种創造狀態之中呢？徹底放松，沉思、感覺消遁封閉和睡覺是最好的途徑。坐在計算器或打字机前是不可能有所創造的，這時你的左大腦主宰思維，讓右大腦處于催眠狀態，無法發揮功效；到海灘邊去散步，讓左大腦休眠，右大腦就會發揮神奇的直覺力量。莉蓮·弗農就采用這种方法選擇新產品，她從不采用正規的市場研究技術，而是依賴于自己所稱的“我的黃金內髒”，以她的話來說：“我只是賣出了自己想買的產品。” 幻景 安頓·威爾森，著名的新浪潮作家說：“未來首先存在于幻景，然后于意愿，然后才變為現實”。卡爾·榮格在1988年發展了威爾森的觀點“幻景是創造的机制”。幻景或象景不受什么“是”的制約，它們去追求什么“可能是”，因此，傾听自己內在心聲感覺，讓嶄新而未知的啟示掠過腦海，它讓個人隨心所欲去試錯，卸掉自我，摒棄同伴影響。內在的深刻的成功印記，是完成突破性創造過程的唯一途徑，而幻景是導致這种想象出現的過程，無論是通過沉思、放松、感官消遁、催眠還是与個人有關的其他方法都是如此，這种力量只能通過放松性的集中來建立。書中許多女性沒听說過安頓、威爾森和卡爾·榮格的理論，但她們以其敏銳的感覺實踐著這些科學家智能型創造力的意境。 教條主義思維有背于創造 哥達·梅畢生与一個异端邪說的宗教運動相聯系，頗具諷性的是她不是教徒。由于母親的堅持，哥達以猶太人信奉的儀式成婚，而哥達自己認為教條主義的儀式完全不需要。艾恩·蘭達創立了自己的教條，她13歲時，便是個徹底無神論者，但她的作品頗具宗教狂熱，以致在美國孕育了一种嶄新的政治運動，意志自由主義者運動。她由于一個對抗性的電話而寫了《阿特拉斯聳肩》，一位朋友告訴她“你有責任為你的哲學撰寫非小說論文”，艾恩被激怒道：“我罷工又怎么樣呢？世上所有有創建者都罷工，又會怎么樣呢？”這便是《阿特拉斯聳肩》故事的主要線索和道德哲學觀：“在道德哲學歷史中最具傷害力的反概念之——責任！”蘭達概述道：“責任摧毀推理；責任摧毀价值；責任摧毀愛情；責任摧毀自尊（它不讓自我存在以受尊重）；責任摧毀道德”。 大多數創造天才探尋真理，為達到這一目的不得不摧毀舊的教條，不讓教條限制新生事物。約瑟夫·舒姆彼得的“創造性摧毀”定義了革新過程的本質，任何新生事物的呈現都必須以舊事物為代价，教條思想必須被任何想成為真正創造者的人清除出去。書中這些女性將自己的透析立于教條條規之上，是首先摧毀過去偶像的人。 小結 書中這些女性所顯示的反叛性的“打破規則”的品質是創造過程的本質，每個人都愿意踏入別人不敢問津之地，并以宏觀視野來達到，她們女性化的直覺是她們成功的一大因素，她們以其歸納的、宏觀的、質量的視野對待一切事情；她們具有直覺眼光，有福生活大圖景和一种長期觀念；這些婦女不理會一切教條，運用自己的視野和想象眼光來實現自己的目標，她們借助叛逆性和离經叛道的態度，達到了各自事業和領域的頂峰。 這十三位創造幻想家也是傳統女性角色的叛逆者。不管結果如何，她們是自我的圣人。這种反偶像崇拜被一個富有彈性的自尊武裝著，這在商界，政界或娛樂圈并不多見。她們不是程序化為取悅于世界，而是听任自己內在需求和夢想的指揮，她們以优雅而反叛性方式實現自己的目標。她們以哲學家阿瑟·叔本華所認可的那种方式實現這一切，他說“所有真理經歷三步曲”， 第一＝它是荒唐的 第二＝它遭強烈反對 第三＝名被視為不證自明 叔本華進一步證明，只有3％的人卷入前兩個步驟，97％的人等待著不讓自明階段，而往往是太后面了，不可能有較大机會發生。這些女創造天才愿意被嘲笑，因而列入3％的行列，也因此99％地成為大有收獲者。她們滿足于矛盾使她們名利雙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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