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現代教育方法沒有完全扼殺圣洁的好奇心，簡直可以說是個奇跡了。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知道是無知的表現，不知才是智慧的開端。 ——J.克利西那莫蒂 知識對于創造過程是關鍵的，而正規教育并非如此。上述愛因斯坦和克利西那莫蒂（世界著名的研究教育和真理的哲學家）的引語指明：正規教育并非我們曾認為的是通往成功和權力的圣殿，這絕對不是成功的革新、創造活動和創業精神的關鍵。盡管必須強調完全徹底的知識和理解是任何成功努力的關鍵，但正規的教育卻不是。教育机制有分化生活整体的功能，因而將任何人、任何事物裝入符合其体制的封箱里，結果是崇尚平庸，否決异樣。而正是不一致是所有創造努力之所在。 一個典型事例是歷史上最多產的發明家托馬斯·A．愛迪生的教育背景，他只有3個月的學校生活，卻在即使是他那個時代也需要有技術專家的領域革新發明。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經歷更离奇，想想他曾因不适合教育机构的繁文縟節而被多次回絕教師職位，不得不到瑞士郵局當職員，只有當他遞出舉世聞名的相對論文章之后，才謀到了大學教師的職位。愛因斯坦從未接受過院士頭銜，因為他不附和學院王國的正規研究：他直覺到許多偉大的思想，但總是留待他的同行去證實。 著名批評家和歷史學家杰奎斯·巴松在《創造的悖論》中說，“成為太好的學生會限制創造性”，換言之，在生活中過于追求繁文縟節大大限制了廣義洞察世界的余地。劇作家伯納德·蕭認為天才是：“事實的主人”，指明复雜問題簡洁化的重要性。最完美的結果往往是最簡明的，啟發式試錯結果遠比費盡心机的實現快捷而實用。愛迪生在他的名言：“天才是百分之一的靈感加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奮”中有同樣的意思。本田汽車發明者本田給予試錯創造性活動以更高評价，“我的成功代表著百分之一的工作——是得自于百分之九十九的失敗”。經濟學家喬治·基爾德更加滿怀嘲諷地說道：“近年來在美國企業界中，再也沒有比憑借名牌大學文憑取得重大革新更為稀有的了”，他繼續批評我們的教育制度，說道：“商業院校著力于培養現存价值的玩世不恭的操作人，而不是新价值的創業性人才”。 女性，教育和知識 凱瑟琳大帝是在几乎沒有正規教育的情況下登上頂峰的，但卻擁有知識和智力性的好奇心。在她与傻子彼得三世結婚后，她花了18年時間埋入書堆，去探尋純粹的知識，她成為18世紀許多知識分子的庇護者，其中包括伏爾泰、狄德羅、格林和波多米格，凱瑟琳的致力于哲學和思想，使17世紀的俄羅斯女皇保持不該有的對知識的好奇心，她負責資助第一本百科全書出版，并在自己的沙龍里款待哲學家和知識分子。凱瑟琳尊重知識尊重哲學和世界歷史，這些幫助她奮斗，成為歷史上偉大的女領袖之一。特蕾莎嬤嬤深受愛迪生傳統的啟發式好奇心的影響，到大街上群眾之中獲得知識，組建基督姐妹團，她然后用街頭知識幫助貧窮、瀕臨死亡的人，并以此方式改變了歷史，她的努力使她榮獲1979年諾貝爾和平獎。特蕾莎嬤嬤也几乎沒有正規教育，而是憑借真理和智慧的普遍性知識。 瑪格麗特·米德是第一位獲得博士學位的美國女人類學家，她是野外觀察的先驅，這与她所受的正規教育几乎無關，而是啟發式觀察技巧推動她考察文化。具有諷刺性的是她直到高中才開始接受正規教育：她那有學問的父母不想讓她成為學校教育体制的犧牲品，他們教會她整体觀，培養她現實地處置生活問題，她在小孩時便學會“觀察”自然，最終運用“觀察”來顯示文化影響著個性，她以此銳利的眼光改變了人類學世界。米德受過伯納德學院和紐約大學极好的正規教育，但只身前往叢林世界探尋真正的事實，她前往荒蕪的薩摩亞群島和新几內亞調查各种文化的特性，并找出其原因。 本書中所有十三位幻想家都對各自所在領域絕對通曉，但即使是具備良好正規教育的人，也絕不讓自己的教育束縛自己探尋真理的能力。真正的受教育的本質不是她們的身份，而是她們在紛扰的生活中追求知識和真理的能力。再沒有比偉大的教育家、哲學家卜克利西那莫蒂表述得更好的話了，他說：“你為什么要成為書本的學生，而不是生活的學生呢？通過你身處環境的壓力和殘酷來發現正确与錯誤，然后你才會真正找到什么是對的。”艾恩·蘭達告訴傳記作者芭芭拉·布蘭登：“我并不是從學校里學到价值觀的”，格洛麗亞·斯坦內姆也同意，認為她在史密斯學院度過的光陰，對她以后專業生活的准備毫無用處。 表6 正規教有 高中或更少 瑪麗亞·卡拉斯 紐約市八年級，在希腊上聲樂課 麗莎·克萊伯恩 新奧爾良十年級，在歐洲學藝術和繪畫 艾斯蒂·勞達 紐約11年級 瑪麗·凱·阿什 德克薩斯豪斯頓高中全优生，進過大學 哥達·梅 米爾沃基師范學院一年 麥當娜 密歇根全优生，密歇根大學舞蹈獎學金1年，次年退學赴紐約開創事業。 簡·芳達 維莎（女子大學）兩年，退學往巴黎學藝術。紐約市李·斯特勞斯博格演員劇社兩年。 莉蓮·弗農 紐約高中，紐約大學心理學三年 大學畢業 艾恩·蘭達 歷史學學士，俄國圣彼得堡大學，1924年 格洛麗亞·斯坦內姆 政治科學學士，史密斯（女子學院），1956年，优等生。一年的瑞士交流學生 琳達·沃切納 工商管理學士，水牛州立大學，1966年，20歲 奧普拉·溫弗雷 戲劇表演學士，田納西州立大學，1976年（1988年授予學位） 研究生 瑪格麗特·撒切爾 化學學士，索麥維爾（女子學院），1947年。化學碩士，牛津大學，1950年；法學學位，牛津大學，1953年。 正規教育 這些女杰所受的正規教育各不相同。四人未完成高中學業，四人上過大學，四人大學畢業（見表6），只有瑪格麗特·撒切爾讀到研究生，1950年獲牛津大學化學碩士學位，1953年獲牛津大學法律學位，化學和法律都沒讓她給世界留下印象。看來這些婦女所擁有的商業／創業業績极少依存于正規教育。瑪麗·凱·阿什，艾斯蒂·勞達和麗莎·克萊伯恩在商業上留下了杰出的成功標志，但沒有一人念完高中。据1992年《幸福》雜志估計，勞達淨財產已達50．2億美元，阿什和克萊伯恩都擁有几百万美元，然而沒有一人是靠進大學獲得的。如果這些婦女沒有著手控制自己的公司，情形肯定會不同，如果她們獲得了更多正規教育极有可能成為另一個雇員或經理。泰德·特納曾譏諷道：“我在擁有CNN之前，甚至連一次露面的机會也沒有”。另兩位商業巨頭，琳達·沃切納和莉蓮·弗農比勞達、阿什和克萊伯恩多受點教育，沃切納獲得布洁羅州立學院的商業學位，莉蓮·弗農進了紐約大學心理學系，但退學結婚了。 對于想從事人文和政治生涯的人而言，正規教育顯得更重要些，這些領域需要一种身份以慰藉選民或已有的統治等級，在這方面与進入公司等級制度類似，必備的正規教育是人場券。創造、革新和創業的入場費是勤奮工作，敢冒風險傾向，以及不受約束的達到成就的觀念，這些品質在大多數公司組織人員的特征中很難發現。在政界，一個學位，最好畢業于聲譽卓著的大學，是入場券，選擇政治生涯的婦女（梅，撒切爾和斯坦內姆）感到學位的重要性，盡管梅從不愿意費神去得到。瑪格麗特·撒切爾進入牛津最好的女子學院學化學，然后以化學研究者工作3年后獲法律學位。格洛麗亞·斯坦內姆是史密斯學院政治專業的优等生，但她堅持認為這對她的職業生涯毫無幫助，相反在某些方面起反作用。哥達·梅期望成為教師，但一年后便离開了米爾沃基師范學院。 四位女幻想家，瑪麗亞·卡拉斯，簡·芳達，麥當娜和奧普拉·溫弗雷，在娛樂界大獲成功。瑪麗亞·卡拉斯是這群人中受教育最少的，只讀了八年級，她初中后放棄了紐約市的學業，到希腊雅典從事聲樂訓練和歌劇生涯。芳達和麥當娜一年級時便离開各自的大學從事娛樂業，她們獲得教育的一部分都在巴黎的“街頭”獲得。奧普拉·溫弗雷進田納西州立大學，但直到1987年才學完所需的課程，她拒絕電視節目主持人的職位，直到教授對她說：“看，從CBS獲得職業是人們想進大學的原因”，她才接受，奧普拉是本書受過最多正規教育的娛樂圈人士，主要是由于他父親堅持認為沒有大學學位，她將是個失敗者。她在獲得學位之前已擁有自己的娛樂公司，每年收入達250万美元。 很顯然，如果有此動机，這些女性中任一位都已拿到了大學學位，而她們沒拿。看來正因為避免了正規教育，使她們更出色。 男／女教育 我對十三位男天才的研究顯示出与書中這些婦女相同的情形。本田汽車創立人本田和Nautilus体育器材發明者阿瑟·瓊斯只上了八年級，但都對世界技術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微軟公司的比爾·蓋茲和苹果計算机公司的斯蒂夫·喬伯斯，盡管在世界計算机高科技領域表現不俗，卻只上過一年大學。根据《福布斯》和《幸福》雜志，蓋茲以淨值70億美元榮登美國首富，他在19歲時离開哈佛大學，從事軟件事業。多明諾比薩餅發明者湯姆·莫納岡，僅在密歇根州上了一學期。弗雷德·史密斯，通宵傳遞之父和聯邦捷運發明者說，在耶魯大學“我是差等生”，他是那儿的經濟學畢業生。比爾·里爾以其里爾汽車音響在商業領域進行了革命，他是僅以9年的教育經歷來獲得這一成就的。 “啟發式知識＝創造力” 喬治·基爾德對正規教育格外地直言不諱，如上所述，他批評商業學校制造只能達到標准態的學生，而不是“新价值的創業者”。職業教育家沃倫·貝納斯以其名言一針見血地描述了這一問題：“教學將主体和客体一概同等化”。這种情況的存在是由于受過較高教育的人感到，應該從一個組織的中部或頂部做起，而不是從頭開始，他們被教育成從不愿意從具有風險的不利環境如糖果店或卑微地步做起，而正是那些地方是革新和創造活動的產生之地。几乎每位有偉大主張的人都希望將主意出售給某大公司，輕松地獲取分紅利潤，然而這是絕不可能的。唯一致富的辦法是，將主張推向市場，證明它的优點，然后賣掉它。大多數人不愿付出這种高昂的代价。 大學文憑确實是步入已建好的組織經理者階層的身份證。創造幻想家、創業者和革新天才從不尋找公司職位，因而也不看重表面身份；而且，他們對自己的能力异乎尋常地自信，他們不認為自己需要有證實自己的文憑。書中研究的許多創造天才獲得卓越成就，正是因為不具備謀得經理職位的必備身份，這迫使她們從頭做起。因而，看來沒有文憑無疑顯得更有利于偉大的創造努力。“如果你完全信任自己的能力，你不必有個身份；如果你沒有它，你將超成就地獲得你根本不需要的文憑。” “知識就是力量”，但這并不是憑一張文憑所能獲得的，這些創造天才通過掌握遠超過任何文憑持有者的職業知識證實了這句格言。她們從最底層干起，大多數人認為具備本領域完備的知識是自己成功的關鍵，但如果認為她們的知識來源于書本或課堂，那是大錯特錯。正規教育常常是獲得知識最容易、最便宜的途徑，但它不是唯一的途徑，尤其是對試圖嘗眾人之先者是如此。在街上學習或經由課堂、通過個人試錯研究都是從事任何工作和職業可接受的方法。這些婦女常常是采取了更花功夫、代价更高的“街頭道路”，她們都是在毫無知識、從本領域底部做起，在沒有其他許多幫助的情況下升到頂層，這條道路費時又艱辛，但如同所有事情一樣，最艱難之路往往是最能得到物質上和精神上回報的道路。 這十三位女幻想家通過試錯的啟發性方法來獲取她們的知識和事業。麥當娜不斷排練新節目，將其提練到完美為止；艾斯蒂·勞達會嘗試新的推銷術，但如若它沒有能產生預期結果，她便棄之不用；琳達·沃切納以其特有的工作方法達到頂層，33歲時成為馬克斯公司總裁，在40歲仍沒被容許獲得公司時，她便毅然辭職；她的目標是擁有和經營自己的公司，因而她辭職，冒著一切風險去實現自己的夢。瑪麗·凱·阿什和莉連·弗農都是從餐桌起家建成公可的，其裝備不過是黃色的台布和一個主張。甚至奧普拉·溫弗雷也是從底層演講開始其演職業，以其工作方式達到頂峰的，她的成功來自于与眾不同，她將警告拋在腦后，述說自己所想，那“人情味”是頗具感染力的，她的听眾被鼓勵敞開心扉，因為她本人便是袒露胸怀的，這种獨特而又基本的策略使溫弗雷空前成功，在談話節目中創立自己特有的風格和形象。 格洛麗亞·斯坦內姆也是隨其姐姐從大街起步的，她常常冒著生命危險走到哈萊姆去獲取一個种族或性歧視的題材，在成為一個自由作家后，她創立了自己的交流媒介——《女士先生》雜志——以傳播自己的信條給大眾。從沒有人嘗試過，但她毫不畏懼，憑借沃納傳播公司的經濟后盾做到了。所有這些女性都用其新概念、新思維進行試驗，從不偏离最終的目標，她們嘗試一种新方法，提練后毫不停頓地朝目標奮進。 這些幻想家用“質量方法”解決“數量型問題”，她們從不屑于使用學院派傳教的“數量分析法”。一位接受過MBA正規培訓的人能很好地了解現存的事物。但這些對于解決新的技術、營銷或社會問題無濟于事。被創業活動稱作“分析癱瘓症”的數量分析法，對任何領域開拓性活動都不相适應。建立在假設基礎上的概念可通過數量分析加以證實或否認；而取得突破性革新的唯一真正的技巧是針對創造過程的核心部位，反复進行試錯實驗。 托馬斯·愛迪生作為歷史上最多產的的發明家，也只相信試諸實驗，他認為所有發現都通過啟發式方法通往創造活動，絕非課堂教育所成，他說：“你會認為如果我去學校能有所成就嗎？大學培養科學家以他們所教授的方法尋找發現，因而忽視了大自然的偉大秘密……發現不是發明，它只不過偶然事件的性質”（杰斯弗森，1959）。 從實踐中學習 一位好萊塢律師在麥當娜与西·潘訴訟案中為她辯護說：“她正規教育的缺乏，已從實踐學問中得以補償，我認為她從實踐學到的經商學識，超過任何一位有哈佛MBA學位的人”。這是在創造性成功事例中常見到的，在体育項目中也相當普遍，學會如何救起一個网球對于成為出色的网球選手很重要，但是通過書本學習救球的理論几乎無助于成功，只有救球的實踐才是能達到救球藝術完美境地的靈丹妙藥。試鍺性學習是任何努力的良方，反复單調的“操練”而不是去讀，是“成為巧手”的終极途徑。經驗成為成功主導因素的有趣事例得自馬來西亞，這個小國生產著成百万美國人的常用品，在我最近的一次旅行中，收到一位沒受過任何教育而獲得极大成功經理的名片，他的名字背后印著相當于我名片上博士頭銜的三個字母QBE，后來我高興地發現QBE代表具有同等資歷。 上述引例都是成功行為的事實所在。知識和技巧只會成為開掘創造性深井的干扰因素，攫取自我，糟踏資材，摧毀自信。真正的知識（或救球例子中的技巧）只會是愛迪生所說的通過勤奮而不是靈感所獲得的事實。一言以概之，學會救球或獲取偉大的創造性突破概念只會是“操練”的結果，而不是理論化得到的，書本中所獲得的“怎樣的”知識，只能通過實際生活中反复練習和失敗得以完善。 想想為你危險至深的心髒手術挑選最好的醫生的例子吧，接受過久負盛名的名牌醫學院正規教育當然很好，但是就像任何醫生會告訴你的那樣，如果沒有大量的動手經驗，那种教育無濟于事。正規教育教會學生從那些書中學到合适的醫療操作程序，但并沒教會新手如何處置實際情況。想想你會在下述情況下作出何种選擇：一方是一位從沒做過難度較大手術的醫學院新近畢業的醫生，另一方是已在南美叢林中作過近万例手術的沒受過教育的開業醫生。常識告訴我們選擇具有經驗而無學歷的醫生。 我們討論的創造性女性通常是通過經驗性方法來獲取知識的，并將其運用于質量方法來達到自己的目標，她們以任何可能方式獲取知識——在街上、工厂里，圖書館——以創造性方法運用它，給世界留下印象。想想麥當娜，她并不是因為是個頗有成就的舞蹈演員，具備良好的嗓音條件和天賦的表演才能而登上職業高峰的，事實上，她所有這些資質平平，她的才能正是此書所要論及的。麥當娜能以其平庸的資質，造就成世界級的知名的“物質女孩”，她堅持不懈，敢冒風險，自我驅動，踏過許多人的身軀，邁向了頂峰，她通過開拓未知領地來實現這一切，為流行音樂知識的完美而刻苦不倦。麥當娜在生活的大街上發現“知識”，她模仿偉大的明星瑪麗蓮·夢露和珍妮·哈羅，她的試錯實驗代价很大，因而也使她名利雙收。這些女性證實了愛迪生的格言，是勤奮而不是靈感才是通往成功的金鑰匙。她們功成名就了，但這只是因為她們愿意年复一年，無休止地勤奮工作，以此來實現自己的目標。 知識、創造和力量 瑪麗琳·弗格森，一位著名的科普作家，《太空時代陰謀》的作者說到我們的教育制度以犧牲“開放”為代价，強調成為“正确”；她強調學習“在于你去尋找到東西”，這是傳統教科書和課堂找不到的東西。弗格森以瑪格麗特·米德的家庭教育為例，說明未受學校体制污染的儿童時代，使她不受傳統、封閉性思維參數約束，實現散發式思維，這一精神气質才使米德在文化人類學方面作出標志性的突破。教育學家、作者沃倫·本尼斯（1989）證實了弗格森的假說：“每當我們教會孩子某些東西，而不是幫助他學習時，我們是在阻止他自己創造……或再創造自己”。 教育机构由那些官僚所管理，他們武斷地認為每個人都應被放入平庸的盒子內。那么那些注定要成為我們創造天才的人，何以能變得才華橫溢而反對偶象呢？研究者發現有才華者對于“無用的統一難以容忍”，不幸的是，大多數學校除了建立在按部就搬之上的“無用的統一”之外，什么也不教，無怪乎愛因斯坦、愛迪生和畢加索憎恨學校，瑪格麗特、米德和艾恩·蘭達輕視她們的學校和老師。幻想家不适合于呆板嚴厲的環境，迫使他們就范于這种統治，只會抑制他們的創造力，迫使他們反抗。 阿爾文·托夫勒在《權力變移》（1990）一書中指出從經濟力向知識力的巨大轉移，他描繪道，我們是從中世紀的軀体力演變到工業化年代的金錢力。最后進化到信息年代的知識力，托夫勒將知識力稱作終极的充分實現自我抱負時力量，最終將給使用者帶來物質上、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力量，他預言知識力將成為所有偉大領袖和創造者的催化劑，他說：“對知識力的控制將成為未來每個人類机构中全球性權力爭斗的關鍵”，并進而證實了我們的發現：“大眾教育制度已大大過時”。書中每位女性是托夫勒知識力在其各自領域起作用的典范，她們大多數并沒浸染哲學的、認知性知識，然而卻利用高超的知識力占据了各自領域的利益。 麗莎·克萊伯恩是個高中退學生，但卻比所有第七大街受過正規教育的時裝巨頭們，憑直覺更多地了解工作女性想穿什么，她掀起了女裝世界的革命完全是憑其直覺的知識，而這正是受教育的專家所完全缺乏的。奧普拉·溫弗雷從沒受過大眾演播或談話主持的培訓，但她直覺地明白該說什么，該什么時候說。哥達·梅沒有受過國家領導的訓練，但卻成為以色列首任駐俄大使而且深得贊頌，是因為她比世界上其他人更多地了解文化交流中的問題。瑪麗·凱·阿什創立了以婦女為主体的組織，是因為她創造了自己想要的工作職位，她打破了公司經營的一切常規：堅持對她的推銷人員不設任何規則、銷售額和工作時間，她的化妝品營業額達10億元，為其他公司所崇拜和仿效。 瑪麗亞·卡拉斯在表演其偉大的詠歎調時從不看指揮，她是近視眼，不得不記住歌劇的所有內容和程式，因而以其革新的技巧獲得轟動性成功。艾恩·蘭達違背寫作和出版的所有准則，在這過程中她的書銷量達250万冊。簡·芳達承認她制作健美像帶的唯一原因：是她了解婦女鍛煉超過世上任何其他東西，因為她堅持二十多年每天鍛煉以保持体態健美，她一舉掀起了健美像帶業的革命。所有這些婦女都比世上其他人更了解自己的領域，盡管她們并不必以身份的裝備來炫耀自己的知識，她們的成功再次證實：“知識就是力量”。 知識力 瑪格麗特·米德開辟了人類學的新徑：她的開拓是由于前無先例讓她效仿，她闖蕩南太平洋的叢林，以她的話來說：“當我走到那儿便創造了野外工作方法”。凱瑟琳大帝的力量更微妙，身著上校軍服，登上全鞍的雄武白馬，男人般矯健地騎到她那贏弱的丈夫面前，獲得了心理优勢。他以前從沒見過軍事表演，直到他那堅定執著的妻子出現在他面前，他心痴神迷，立即讓她成為俄羅斯女皇。騎全鞍馬在18世紀女士中從未有過，她們通常騎側鞍馬。根据自傳作家（亞歷山大，1989）的說法這一情節不僅具有精神的性含義，同樣也顯示出凱瑟琳的熱情和“渴望操縱、個人自由、感官愉悅和權力。” 艾斯蒂·勞達對于權力的神韻沒有如此精通，但她運用知識力在化妝品業獲得成功。她沒受過正規教育，但了解自己領域該了解的一切，因為沒進學校前她已開始給別人護膚，她不具備身体和臉部護膚的技術性教育，但卻比她這一行任何人都通曉女性的面部，因而賺取了數十億美元。哥達·梅對政治科學一無所知，但卻指導性地創立了以色列王國，因為她熟悉猶太复國主義及其信徒，她煞費苦心地了解她的敵人阿拉伯人的一切，這便是為什么她能成為以色列女首相。麥當娜未曾上過商業課程，但《工作婦女》在1991年稱贊她超凡的商業敏銳性，稱她是一完美的企業家，她獲此殊榮是由于她那嫻熟駕馭大公司的技巧，她几乎沒雇什么人員。麥當娜不同凡響，她了解娛樂業的神韻所在，1992年与華納公司簽訂了6000万美元的合同。麗莎·克萊伯恩被一家不亞于《幸福》雜志權威性的雜志稱為是“美國偉大的女企業家”，因為她在女裝業的轟動性革命，在10年之內，克萊伯恩主導了女裝業，這是歷史上其他公司未曾做到過的。雖然沒進高中，她卻比任何活著的其他人都了解自己的領域。莉蓮·弗農“知道”什么是郵購者的需要，她稱自己的市場研究包括：“自我測試”。瑪格麗特·撒切爾知道英國需要什么，她減少聯邦政府的權力，創造一种更放任自由的商業環境，她的眼光使她占据政府首腦達10年之久。 即使是那些花費大量時間完成正規教育的婦女，也并沒有得自于學歷的多大幫助。奧普拉·溫弗雷主修戲劇，但面對電台、電視主持時，她承認自己不得不零敲碎打地學會大眾媒介的表演，她說：“我沒有任何經驗、任何課堂知識能給我臨場表演的任何印象感覺。”不受教育也恰恰幫助了莉蓮·弗農創立舉世聞名的商品目錄冊，她創造名，是因為作為一個怀孕的年輕母親，她需要以此來增加家庭收入，她坐在餐桌旁，一邊干一邊就學會了。瑪格麗特·撒切爾有著最正規的教育，她的大多數學校生涯用于學著成為一名分析化學家，這有助于她了解英國的工業，但無疑對她攀升到首相職位是毫無用處的。艾恩·蘭達有歷史學學位，卻對她首部偉大的史詩哲學小說几乎毫無幫助。 智力：動因還是阻力？ 根据最近美國心理學家的研究，長子女有比其他孩子略高的智商（約高7分），然而太高的智商同樣有害于偉大的革新和創造。書中所有女性都很聰明，艾恩·蘭達，奧普拉·溫弗雷和琳達·沃切納都有超凡的智力水平；格洛麗亞·斯坦內姆，瑪麗·凱·阿什和瑪格麗特·撒切爾是榮譽學生，基本上本書中所有女性在小學和高中是全优生，甚至“物質女孩”，雖然能以精神品格為代价毫不羞愧地展示其身体資本，也在高中智力測試中獲140智商分。奧普拉·溫弗雷幼儿園和小學二年級跳級，她像撒切爾，斯坦內姆和蘭達一樣，是學校巧舌如簧的能言善辯者。 教育家、心理學家及作家弗里德里克·赫茲伯格發現智商并非革新成功的關鍵，他說：“不可否認，高于平均水平的智商是革新的先決條件”，但是“革新者并不必是聰明絕頂之人”，“极高的智商可能成為革新的障礙，因為它往往与教育成就相關聯”（1989）。弗蘭克·拜倫在《創造者和創造過程》（1969）一書中發現：“對于特定的內在創造活動而言，特定的最少的智商可能与從事的活動相關聯，但超過這個常常是很低的最小值，創造性活動与智商測試几乎毫不相關”，拜倫理論中引用瑪麗亞·卡拉斯的例子，這位全球公認的現代歌劇天才只上了八年級，歌劇評論家約·翰·阿托尼在1994年描述她：“無理智，但一旦開始歌唱，她比其他任何人都聰明。音樂將她變成另一個人，一個對事物有更多更深刻了解的人。”（《今日美國》，1994年2月） 此書中的女天才情況證實了上述發現，因為十三位女性很聰“明，但并不具備超星級的智力，其他品質，如恒心、直覺、領導魅力、勸誘性、叛逆傾向則是她們借以達到頂峰的途徑。她們是聰明的，但比她們心智敏銳更重要的是她們通過驅逐過去不安的魔鬼和失敗的恐懼去獲取成就的需要。 天賦孩子及其榜樣 過于保護的父母傾向于給天賦孩子樹立反面榜樣；他們限制冒風險從而阻礙了潛在的創造力。相反地，寬容的父母傾向給有天賦而早熟的孩子施予正面影響，因為他們鼓勵他去冒險。有天賦的儿童早年需要榜樣，允許他們犯錯而不予資罰，鼓勵其自發行為。根据天賦者顧問琳達·西爾弗曼博士的說法：“天才女孩需要成功地將婚姻、孕育和職業安排妥善的婦女榜樣。”看來，一個寬松的環境對于年幼的儿童樹立自尊、培植偉大成就是個關鍵，它訓練孩子去獲胜和失敗，從不因為害怕失敗而不敢玩任何游戲。天才一般容不得一致，這常常使他們獲得“叛逆”的稱號，而這恰好是創造天才的理想模胚，他們在沒有人身誹謗的情況下學會冒險和失敗，因而成為世界的推動者和震憾者。寬慰這种自由行為的榜樣是創造性行為的發酵劑。 避開專家：他們知道得太多了； 專家有對過去和現在的自我投資，他們常常知道為什么任何新東西不會起作用的所有原因，這些人拒絕變化因為他們對自己的權威患得患失，正是這种品性使得好奇事物和哥白尼、伽利略、哥倫布遭遇如此困難。專家往往知道新的未知是危險的，而這正是革新幻想家何以有机會致富和成名的原因。新時代作家安頓·威爾森描繪專家是傲慢的“無所不知者”：權威者是‘絕對正确的’；傾向于獲得權力的位置。[這种人]糾纏于事實和數字……我認為正是這种人殺死了蘇格拉底”（《普羅米修斯的崛起》，1983）。 市場研究不起作用，你無法研究尚未存在的東西。你會認為在推出進化論假說之前，達爾文會与教會意見相符嗎？或者愛因斯坦在形成相對論之前，會与牛頓定律一致嗎？絕不！只有涉足無人知曉的創造性荒原，才能建立新概念。這些婦女在啟動成功創舉之前，無人听從專家的意見，如果她那樣做了，便不可能出現在此書中。 悖論意圖：不要太聰明 女創造天才們有幅真實的圖畫，讓她們能開拓模糊的地域，她們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不了解自己做不到。對某事無知，承認它并向學習過程邁進。那些處于危險之中的人正是不知其境者，但也并不了解他們的不知。這些幻想家知道她們所不知的，換言之，她們并不是太聰明。學校教育我們什么能完成，并無關痛痒地教育我們生活的限制；偉大幻想家不理會這种說教，很少受未知的約束。她們并不知道自己不能，因而她們便行。換种說法，她們剔除了追求自身生活的自我，隨著自我的消遁，才能占上風，推動著她的成功。讓“本質的”本能占上風，增加了大多數冒險者生活的成功性，而讓“自我”擋道，則阻礙了成就。 維克多·弗蘭克將這一概念稱作“悖論意圖”，他發現“恐懼造成人所害怕的結果，過高期望則使愿望成為泡影”，簡而言之，這一理論告訴我們不要太過份，否則便無法達到目標。确立目標對于偉大的成功，如贏得一場网球賽是必備的；但目標一旦确定就應該忘記，而將所用精力集中于打好每個必須擊中的球。想著取胜往往對獲胜起反作用，因為自我的闖入，阻礙了身体自然性本能的表演。總而言之，只有在不想到贏球時才能獲胜；人們越是刻意去追求，越是難以獲取胜利。試試三個一模一樣的簽名吧，絕不可能！追求愛情和浪漫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最糟途徑，唯一獲得愛和浪漫的方法是不去刻意追求。悖論意圖告訴我們不要集中于整個戰役的胜利，而要集中精力贏得每場戰爭，這便是創造天才的本質。 悖論意圖同樣顯示，認知性愿望不利于有效成就。我們要成為“不是我們意識所愿望的那种人”，而是“我們潛意識注定我們成為的那种人”，就是說，我們要盡量放松有意識的頭腦，讓我們潛意識思想自由探索嶄新而未知的領域。整体性地運用我們所有的有意識和潛意識功能，是創造性過程成功的關鍵。瑪格麗特·米德是這方面的完美代表。她的父母放棄正規教育，在少年時代前培養她以這种方式看待世界，他們從生活各方面全方位培養她——藝術、音樂、詩歌——并鼓勵她去試驗和嘗試失敗，她8歲，時便記下其他孩子的行為，9歲開始寫詩。作家和心理學家珍妮·豪斯頓說米德早年全方位教育剔除了她“或者”精神，她說到米德時說：“雙重性是有害的；她被培養成身心并行、思維和感覺并用地接受事物”。豪斯頓認為瑪格麗特的早年教育使她能“自如出入于她的潛意識”。大多數這些女性有這种能力，但沒達到瑪格麗特這种程度，只有她獨樹一幟地具有利用潛意識力量來實現不可能。 米德是非凡的，但我們卻能運用內在（潛意識）信仰体系來輔助我們的日常行為，重要的是确信我們的潛意識印象是積极可取的形象；如果不是如此，關鍵是我們要改變內部劇本來适合達到目標所需的積极形象。創造性幻想型婦女和瑪格麗特·米德一樣有一种程序化的潛意識母帶告訴她們事無止境，她們有一幅向一切机會敞開大門的現實圖象，這一才能使這些女性非凡而自如地達到偉大的創造性成就。 單性學校 女生學校、教會學校和寄宿學校看來是造就女性未來創造成就的重要因素，這為她們樹立早年女性榜樣創造了有利條件，許多這些成功女性都有對以后成功起基礎作用的女性行為模范。一項被稱為“掌權的婦女”（1993）研究發現，美國偉大的女政治領袖以高于其他人10倍的比例進過女生學校，研究認為女生學校為婦女提供更好的女性榜樣，因為“在共處群体中，女孩有別于男孩”，一位成功的女政治家說：“女孩在男女共讀學校不會成功，沒有优勢，你在希望男孩像你，而不是期望成為班級的頭腦人物。” 瑪格麗特·米德在自傳《冬天黑豆》中當提到自己從一所男女共讀學院轉到女生學院時，更多地談到這一點。她強烈地感到她在女生學院樂觀地感覺到作為女性所擁有的潛在力量。根据父親的意思，她曾在芝加哥德珀學院學習1年，然后轉到紐約城伯納德女子學院，因為在德珀“很明顯地，所有超過聰明男生的聰明女孩都為此而受挫折”，她繼續說道：“在德珀的那段日子，我時刻感到自己是個亡命之徒”。米德确信，在大學環境女生要与男生競爭很難獲胜，因為壓力使得男孩占优勢。在伯納德學院，她能有自己的辦公室，以她喜歡的方式進行競爭，她在那儿交了群終生的朋友“阿什罐頭貓們”，米德是她們的頭，羅斯·班尼迪克成為她們的榜樣，最后成為米德的朋友、知己和伴侶。 這些婦女中六位進過女子小學、中學或大學（見表7），瑪麗亞·卡拉斯，麗莎·克萊伯恩，簡·芳達，麥當娜，格洛麗亞·斯坦內姆和瑪格麗特·撒切爾從這些女生學校環境中受益于女性榜樣，其中四位一直在女子學院就讀。 只有艾恩·蘭達，奧普拉·溫弗雷和琳達·沃切納畢業于男女共處院校，從女子學校畢業的有格里亞·斯坦內姆和撒切爾。簡·芳達在維薩度過了艱難的兩年，發現了許多女性榜樣，但她們的影響值得怀疑，因為她那些大學生女聯誼會的姐妹們說她很少在那儿。瑪格麗特·撒切爾從學校的女性榜樣中受益頗大，因為她有個獨特之處，即在研究生之前從沒和男孩同班過，她從小學到中學再到大學，一直在女子學校就讀。 表7 單性學校教育 瑪麗亞·卡拉斯 八年級前紐約城教會和公立學校 麗莎·克萊伯恩 比利時和新奧爾良教會學校 簡·芳達 加利福尼亞和康涅狄格寄宿學校，女子預料學校（康涅狄格洛林威治學院，紐約艾瑪·威爾萊德）和紐約維莎女子學院 麥當娜 高中前教會學校，以修女為榜樣 格洛麗亞·斯坦內姆 美國各种學校，六年級前沒在一所學校滿1年，紐約和華盛頓特區的學校。史密斯女子學院 瑪格麗特·撒切爾 小學及中學女子學校。牛津索姆維爾女子學院。研究生院是她首次与男生共受教育的經歷 小結 正規教育不是偉大女性成功的因素。十三位中有八位沒有大學學歷，只有瑪格麗特·撒切爾一人受過研究生教育。盡管缺乏正規教育，這些女性都是各自領域有素養的行家，她們通過啟發式的方法獲取知識，以試諸方法解決問題，進行腳踏實地、平地起步的革新，她們通過實踐獲取知識。她們的知識是她們的力量，她們比任何人，包括那些在本領域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都對自己的領域了解得更多。 智力或智商并不是女創造天才成功的因素，頗具諷刺性的是，麥當娜是這些女性中智商分最高者。所有這些女性都很聰明，但其他個人品格，如恒心、冒險傾向、領導魅力、自尊和工作熱情是導致她們成功更大的因素。然而她們都富有才華，因而難以忍受無用的認同，這使她們不喜歡官僚權威。她們的難以忍受使她們成為不趨同者，而這正是偉大的成功努力的積极性品質。這些婦女在踏入自己的領域之前，并不完全具備這方面的知識，盡管不知道自己的局限，她們卻成功了。專家們曾斷言她們必敗無疑，因為她們踏入了男人的世界，或者間人了陌生的禁地。然而她們卻證明專家們錯了。 單性學校教育看來是有利于她們成功的另一積极因素，一半婦女在早年的學校中找到自己行動的女性榜樣。這种經歷給她們注入的印象是：不用依存于女性神秘光彩或得到男老師的認可，婦女也能達到頂峰、獲得成功。這些成功的幻想家女性，現在已成為世界各地崇拜和模仿她們的年輕婦女的榜樣。她們證實知識就是力量，能夠被任何愿意付出代价的人所獲取。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