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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源自于牆（混亂）狀態——不要鄙視混亂”。 任何藝術大師和科學家的創造活動都包含從無序到有序的轉變。 ——阿雅·普利高津博士《耗散結构理論》 我們變化不定的自己都是歷史秩序混亂的產物，是急劇動蕩的混亂 品，無論后者是由戰爭和災難造成的，或者是由不斷變化的技術帶來的， 還是由政治和文化觀念劇烈轉變造成的。 ——羅伯特·杰·利夫頓博士 危机是創造之母嗎？ 如果危机并非創造之母，也是其教母。創傷和危机能為那些從此類經歷的幸存者中孕育出偉大的創造力，所有卓越成就者都有著魔般的推動力，而這無疑是成功的重要標准。這种著魔般的推動力源自何處？是遺傳的嗎？研究結果不是。阿德勒說我們所有人都追求完美和优秀，但觀察顯示偉大者被瘋狂般的需求所驅使，而其他人則更滿足于過正常人生活。一周過度性地工作100個小時，不是普通的力量驅動，而是這些人難以抗拒的沖動力使然。看來這种中邪的魔力來源于孩子時期或年輕時候，注入了得到平衡補償或向世人顯示其特殊的念頭。盡管獨特行為來源于獨特經歷，然而許多因素与這种孩子時代的著魔能量的輸入有關。危机和創傷是一种獨特的經歷。 有時著魔般能量和驅動力來自狂亂的抑制個性。在恩斯特·克萊奇馬1931年出版的《天才男人心理學》中，他把瘋狂作為大多數天才的品格特征的成因，他說：“在瘋狂和創造生產力過程之間有相似之處”。安東尼·斯托研究了藝術家和科學家的創造力，說：“世界上許多偉大的創造者都具有著魔症狀或性格特征……也許著魔气質最惊人的特征是同時控制自身和環境的沖動性需要”（1993）。我們所討論的十三位婦女符合這种描述，她們著魔般地取得卓越成就，這看來是她們早年生活中創傷性事件或危机的結果，這些事件注入了強烈的需求，要向自己和社會證明些什么。 其他研究者發現了類似事實。赫爾希曼和利伯在《天才之鑰匙》（豆988）中指出：“輕躁狂被沖動驅使，堅持使自己的需要和渴望立即得到滿足，并有一种‘鋼鐵般意志’。……許多高級經理和政界成功者是輕躁狂，他們的動力、想象、領袖魅力和其他輕躁狂特征為人熟識，他們的問題卻隱而未露”。作曲家柴可夫斯基聲稱：“沒有作曲生活，我會毫無意義”。這句引語也适用于我們這十三位女性。凱瑟琳大帝是個完全能生活得悠閒自在的皇后，她的傳記作者特洛亞特（1980）描述她瘋狂地工作：“她每天早晨5點起床，每天工作12至14小時，她很少有時間吃飯。晚上9點，和几個親密朋友在餐桌前草草吃一頓后，她精疲力盡地癱倒在床上。她起草條文之神速讓人惊奇，也使譽抄者煩憂”。 琳達·里爾納德，一位榮格學派心理學家描述到危机和創傷是如何導致著魔般工作和創造性成就的，她在《与瘋女人相會》（1993）一書中說：“出自內在混亂和感情動蕩能出現創造性激發性的幻想，給個人和文化帶來嶄新的生活天地”。諾貝爾獎獲得者阿雅·普利高津說得更明确：“心理折磨、焦灼不安和消沉頹喪能導致新的情感的、理智的和精神的力量。”這十三位婦女的研究結果可證實，她們的卓越成就可能与儿童時期給她們留下創傷的事件有關。 典型例子是凱瑟琳大帝，她遭遇了眾多危机——個人的及政治性的，身体的及心理上的——挺過一切后成為俄羅斯、歐洲和世界歷史上最功勳卓著的統治者，她遭遇手足之死，7歲時因脊椎骨彎曲而臥床不起。瑪格麗特·米德也目睹妹妹去世，對她是個极大的創傷。寄達·梅也經歷5個兄妹去世的事件。有三個人（卡拉斯、勞達和斯坦內姆）遭遇母親進精神病院，其中一個人的母親自殺。每個人都克服了特定的創傷，許多人早年還面臨死亡的威脅，這些事件常常使她們煩憂和不快，不快是創傷中的重要因子。精神病專家安東尼·斯托曾多年調查創造者個性，認為一种“非凡的不滿”激勵著他們朝向創造性成就，這种不滿可能產生自我适應，因為挫折有助于內部想象世界的形成；……轉而引發標志著成就和滿足的創造性發現（1988）。 不快／孤獨的童年和創造力 大多數創造和革新者都有不快活的童年，看來已契入其個性，驅動他們對社會的巨大貢獻。牛頓、狄更斯、貝多芬和凡高都是童年歷經坎坷不幸的典型。德國作家高塞說：“我總被看作一個受幸運之神特別偏愛的人……但是……我确信無疑，在自己75年光陰的生涯中，我沒有几天腦于得到真正的休息”。 這十三位女性早年生活創傷和危机看來對她們爬上頂峰也大有影響。她們經歷了“最糟情況”劇情，而自此以后，能极其輕松自如地處置世俗的生活規則。一個人遭受破產打擊后，再也不會為錢擔憂；從雪坡滑下而沒摔斷大腿，就能更輕松自如地滑雪而絕無任何恐懼。對未知的害怕比未知本身更可怕；因而對那些有幸經歷創傷和危机者而言，童年的打擊有助于培養應付技巧和自我滿足，他們知道如何毫不惊慌地處置面臨的障礙，而這是每個創業／革新者的必修課；這种技巧能賦予這些人能曲能伸的彈性品質，而這种彈性正是那些過著平靜順利生活的人身上所缺乏的。危机幸存者學會了如何有效處置競爭性世界。 格洛麗亞·斯坦內姆早年与危机的較量（一位感情嚴重錯亂的母親）給予她面對女權主義運動挫折時的力量和決心，她反叛性地對听眾說——“在接下去的24小時內，為簡單的公正去做件出格的事情”（《出格行動和每天的叛逆》1983）——這便是她過去經歷練就的彈性精神气質的證明。很顯然，斯坦內姆覺得自己不用摧毀它，也能給現行制度以重大打擊。大多數人從早年就學會不与現行制度斗爭，因為這會被它埋葬；而對那些几乎被葬身其下的人來說，這种滅頂之災就不那么可怕了。大多數孩子早就學會：卸下威嚇者武裝的唯一辦法是威嚇，威嚇者并不想戰斗，他們只想嚇唬人們。只有那些從危机和創傷中幸存的人，才能徹底体驗那种滋味，從而不再對此懼怕。他們是最糟糕劇情安排的幸存者，能對不太友善的環境處之泰然。看來危机是創造之母，因為它決定人們以積极姿態有效處置矛盾。 危机和超級學習 弗洛伊德學派的威爾海姆·里奇和克羅拉多大學醫療中心的生物反饋專家托馬斯·布辛斯基認為巨大的危机強化超級學習，因為它使人陷入一种狀態（腦波動极低的昏睡和夢幻狀態），從而學識、記憶和創造力都得以強化。當人們經歷危机和創傷，他們的腦波活動轉移到這种狀態，換言之，人們的行為往往在創傷事件后改變定型；在創傷性狀態下，任何人都以极快的速度學習和記憶此事。當瑪麗亞·卡拉斯6歲時被車撞倒，昏睡了12天，她受到了創傷；當她從昏迷中蘇醒立刻呈現一個沉溺而著魔的預兆，決定不惜一切代价到達頂峰，她在自己自動選擇的聲樂歌劇事業中成為一個完美主義者和卓越成就者。這种夢境對成為歷史上最偉大的歌劇女主角有多重要呢？這很難說，但确定無疑的是任何經歷類似危机的人都會同樣被驅向成功，凱瑟琳大帝、哥達·梅、艾恩·蘭達、琳達·沃切納、奧普拉·溫弗雷、瑪麗·凱·阿什和麥當娜在生活中也有嚴重的危机，其他人則有創傷极大的事件的打擊。依我看來，即便不是原因，危机經歷也肯定相關。瑪麗亞·卡拉斯身上所發現的激情動力和异乎尋常的能量是少見的，而往往是危机或創傷性事件的結果。 創傷或“打擊”狀況的學習并非新鮮事，這种行為改變裝置在戰爭年代清洗戰俘頭腦中廣泛運用，知覺剝奪（面對黑洞或坐地牢）用于降低腦波來定勢脆弱的囚犯改變主張。另一种強化超級學習可接受的方法是玄妙思維，這常被成功地用于考試和講演之前，或其他一些需要智能完成的任務。不管如何稱呼，超級學習看來是創造成就的影響因素。 危机和女幻想家的創造力 凱瑟琳大帝能從螞蟻山幻想出高山，她面臨失去一切的危險境地，包括她的自由、儿子、生活；而她踏上雄馬，攫取了俄羅斯皇位，達到了始無前例的高度。兩個世紀之后，8歲的艾恩·蘭達以凱瑟琳為其老師，她差點喪命于布爾什維克革命，9歲時面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恐怖，她九死一生，12歲時遇到革命，在戰爭最后几年，她又几乎餓死。持續多年的俄國革命攫取了她的家園，她家的生意以及她的自尊，蘭達承受了這些危机，變成一個自亞當·斯密以后最響亮的資本主義宣揚者，她早年与災難的較量激勵她創造自己的史詩哲學小說，她進行了本世紀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圣戰宣傳（1982年她的棺木上印有巨大的美元標志便是證明），并孕育了以主觀主義者聞名的哲學運動，而這又成為政府的意志自由主義政党的理論基石。 瑪格麗特·米德是個有反傳統父母的早熟孩子，在她4歲時他們讓她為新生的妹妹（凱瑟琳）取名，當凱瑟琳6個月后不幸在圣誕節死去，對瑪格麗特打擊沉重。此事在她的傳記中及自傳《冬天黑豆》（1972）中沒有多提，但35年后，米德為她自己的女儿取名凱瑟琳。在她成長的關鍵階段喪失一個親人，看來成為她身不由己地驅使到人類學世界頂峰的一個原因。 簡·芳達在12歲時母親自殺，使她進行了以厭食為方式長達23年的較量。她母親過著神經頹喪的錯亂生活，影響著幼小的簡，她与母親有种愛恨交加的關系，一直希望凱瑟琳·赫本能成為她母親。所有這些使她有种負罪感，最終著魔般地驅使她達到完美和卓越成就。她母親一直為自己的体重和体型操心，這最終使芳達飲食紊亂，芳達承認厭食症是源于對母親死亡的內在化的負罪感。在她听到母親的悲劇后，夜晚常常做惡夢，從而形成了著魔的极度憂郁行為。她的大學同寢室室友說：“經常有持續几小時的尖叫”。簡·芳達在母親自殺前對她很不好。她和哥哥在母親拼命想与他們交流時，都躲著她，芳達夫人叫著簡，但她不應聲，芳達夫人回到療養院，兩天后割喉自盡。簡對這一創傷事件的負罪感，在她的精神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在70歲時，哥達·梅還回憶起在俄國基輔惡夢般的經歷。她只有4歲，首次听到“基督徒殺手”的罪名，這种急促的惊請給天真無邪的孩子注入的恐懼是如此之深，她在70歲寫傳記時還在回憶起這一創傷和恐怖，這些創傷和恐懼使梅投身于猶太复國主義運動，并畢生為流浪的猶太人建立穩固的家園而戰斗。一個以自由的以色列王國成為她潛意識的夢，她為此貢獻了整個生命的每一份能量。梅在成為以色列首相的征途上面臨眾多創傷和危机。本世紀初在俄國的日子是如此艱難，她的五個兄妹都沒滿兩歲便去世，哥達在饑餓和恐懼之中長大，因而練就了她從未丟失的令人惊畏和能屈能伸的自尊以及鋼鐵般意志。在20多歲時，她几乎在耶路撒冷餓死，此后為了在艱苦卓絕的開拓先鋒者道路上存活，她形成真正的“無畏的女性”。在50歲時她還在每日每時与死亡爭斗，她生活中每天都經歷著死亡和毀滅，而這并沒嚇倒她，她比本書中任一位女性經歷更多的危机，但這從沒讓她改變態度。她最初在俄國的危机明顯地定勢她能承受以后生活中發生的任何事情。 麥當娜和芳達一樣，對失去母親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麥當娜母親在她5歲時死于癌症，她潛意識的精神里從沒讓她忘記這一創傷。麥當娜的傷痕升華成她個人生活和職業生活中每個想象出來的怪誕和反叛行為，她承認這种經歷一直縈繞著她：“母親去世留給我的是孤獨感，對事情的莫名的渴望欲。如果我沒有那种空虛，我不會這么受驅動”。她后來談到這种被丟棄的傷害，說：“沒人再會讓我傷心”。麥當娜兌現了諾言，以強烈的著魔般驅動力達到頂峰，擋住了任何試圖從情感上接近她的人。 格洛麗亞·斯坦內姆早年的創傷和危机也形成于她那憂郁狂的母親，母親在她出生前精神消沉，在格洛麗亞12歲時已极其嚴重，她被俄亥俄特拉多報社解雇了記者職位，這導致了她的病症。格洛麗亞知道母親的病症与女性的多愁善感有關，這是真正的憂郁狂症。格洛麗亞在青年時不得不關心照料母親，在別人玩樂聚會時，不得不忍受煎熬充當護士。這种早年創傷成為斯坦內姆拒絕婚姻和家庭的一個主要因素。她有過几次按部就搬地進展順利的戀愛過程，一旦達到固定化地步，她就消失了。斯坦內姆的過去給予她成為美國女權主義運動領袖的精神性能量和必備的堅持不懈精神。她也許會更希望有個正常的童年生活，而如果真是那樣，她絕不會獲得卓越成就，而可能已成為俄亥俄特拉多地區的一個祖母。 莉蓮·弗農剛5歲時，她的家庭不得不逃离德國反猶太運動而到了荷蘭；5年之后，當納粹的鐵蹄踏遍歐洲大陸時，他們不得不再度舉家逃往美國，第二個創傷是弗農的哥哥死于這場戰爭。她不得不學習新語言和新文化，交新朋友——對孩子說并沒什么好，但有助于未來創業天才的培養。 瑪格麗特·撒切爾是在格蘭漢姆——英國遭炮火襲擊最嚴重的城市中長大的少年，成為堅定的反納粹者，3万英國人在這場戰爭中喪命，這种經歷也有助于將她塑造成不屈不撓的鐵女人。 琳達·沃切納10歲時椅子倒下，11歲起几乎被石膏繃著度過了兩年，她簡直沒把握自己是否還能行走，發誓一旦能走路，她將永不知疲倦。自那次創傷后，她成為一個被驅動的女性，她承認：“我有种不屈不撓的需求去做一件事，盡可能達到目標。有時我感到很累，我仍然夢想著銀色牽引力懸挂在頭上”，由于危机，她說：“我有巨大能量，我早上是個人，下午是個人，晚上還是這個人。我會一連兩、三天把事情干好。”那些無法跟上她這种動能的雇員和公司經理，會相信她在兌現童年的誓言。 瑪麗亞·卡拉斯過著被危机和創傷包圍著的生活，這极可能是形成她變幻無常個性的一個主要因素，同時也使她具有無可比擬的天賦。卡拉斯的母親在她出生后的頭4天中不想要她，甚至拒絕看她和碰她。5歲那年，瑪麗亞在曼哈頓被車撞倒，昏迷不醒，醫生告訴嚇呆的父母已經沒什么希望了，她昏睡了12天，在醫院住了22天，她呈現了成為世界偉大歌唱家的堅定念頭。在卡拉斯8歲時，母親由于大蕭條造成的家境困難而企圖自殺，隨后在貝利維醫院住了1個月。17歲時卡拉斯在雅典，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納粹戰火燃到她的國家，雅典被占領達4年之久，這段時間她不得不靠吃垃圾罐維生。戰后，在一次血腥事件中，她穿過槍林彈雨，几乎喪生。這些危机形成了她憂郁狂個性，從而將卡拉斯塑造成一個沒有耐心而任性的完美主義者，激起世界觀眾喜歡和憎恨的變幻無常的歌劇女主角。卡拉斯從來未曾從母親最初的冷漠對待中恢复，在30歲時她給予回報，買了一件皮毛大衣給她，和她永遠地再見，以后再也沒和母親見過面。 瑪麗·凱·阿什在生活中有三次巨大危机。她兩歲時父親患肺結核，從7歲起當母親外出干兩份活以維持家庭生計時，她便成為父親的護士。27歲時被丈夫拋棄，留給她三個8歲不到的孩子。對她打擊最大的是瑪麗·凱化妝品公司開張前1個月，她的丈夫——新公司的管理者和財政顧問，因心髒病墜地身亡。這些危机給阿什注入了神奇力量，置生活中的不利因素不顧，積极從事自己的事業，她以熱情和信心，以諾曼·文森特·皮爾化妝品牌子進行了美國多層推銷市場的革命。 奧普拉生來就背負沉重的十字架，她是個私生女，在最初的6年生活中沒有父親和母親。9歲時遭強奸，隨后又遭到家中三個成員的性騷扰和折磨，在三個不同城市中讀了不計其數的學校。奧普拉深受這些經歷的負罪感的壓迫，在巴爾迪摩遭人拋棄后企圖以自殺得以解脫。這些事件看來都深深契入腦中使她成為美國頭號談話節目主持人，她极度的敏感和移情能力來源于自己童年的創傷。奧普拉對觀眾傳授的信條是這种創傷是積极因素，說自己所受的性虐待“不是生活中可怕的事情，從中能有所教訓”，然而她承認自己的体重問題和對結婚豫猶不決是由于沒有完全從早年的創傷陰影中擺脫出來，她承認她早年的創傷与自己偉大的成功及驅動性性格有關。用她的話來說：“我努力使自己被愛，我所能接受的被我看作是愛的東西只能來自于成就”。 表11 危机和早年過境 人物 危机或創傷 瑪麗·凱·阿什 7歲起照料殘廢的父親，孩子時便得行使大人的責任。27歲時第一個丈夫拋下三個8歲不到的孩子，第二個丈夫在瑪麗凱化妝品公司開張前30天去世。 瑪麗亞·卡拉斯 5歲時遭受嚴重車禍，昏迷12天。7歲親企圖自殺，被送往紐約精神病醫院呆了1個月。17歲時納粹入侵雅典，她不斷生活在恐怖与饑餓之中。 麗莎·克萊伯恩 10歲時納粹侵占比利時，迫使舉家逃往美國。 簡·芳達 11歲時母親因精神崩潰住進療養院，12歲時以可怖形式自殺，引發芳達長達23年厭食性的抗爭。 艾斯蒂·勞達 孩子時妹妹患天花。 麥當娜 5歲時母親死于癌症，她“代表一切”的父親背棄她与保姆結婚，后者成為刻薄的繼母。 哥達·梅 從出生到8歲那段時間俄國基輔運動，烙下了她“基督殺手”的烙印，創傷驅使她50年來每日面對死亡致力于猶太复國主義運動。20年代在耶路撒冷几乎餓死。 艾恩·蘭達 9歲時度過一戰的恐怖生活，12歲時經受俄國革命，少年時在俄國几乎餓死。少年時不斷面臨死亡威脅。 格洛麗亞·斯坦內姆 母親在其出生前已神經崩潰，在斯坦內姆儿童時代一直是神智不清和精神錯亂。10歲時父母离婚，14歲母親去世。 瑪格麗特·撒切爾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在英國遭受炮彈襲擊最嚴重的格蘭漢姆市度過，當時她是少年。 莉蓮·弗農 希特勒掌權后的反猶太運動迫使全家离開德國到荷蘭，隨后為逃离納粹的魔影前往美國。弗農的哥哥死于戰爭。琳達·沃切納 8歲時臥床不起，并有不能走路的危險，身体繃石膏達兩年之久，發誓成為偉人，能像常人般行走將永不知疲倦。 奧普拉·溫弗雷 私生女，10年內遷居五次。9歲遭強奸，被家中三個成員虐待。14歲時怀孕，孩子出生便死去。在巴爾迪摩被戀人遺棄，使她几乎自殺。 与莉蓮·弗農類似，麗莎·克萊伯恩在1939年納粹入侵時，也不得不离開布魯塞爾。艾斯蒂·勞達主要生活危机是在貧民窟長大，并且從不愿意承認它。這种危机和創傷列于表11。 女性危机和創造努力 書中這些女性生活中經歷了几次重大危机，但這些創傷有助于各位婦女創造和革新生活的准備。莉蓮·弗農感到所有創業者都需要時刻准備著危机，“每家公司都需要不斷与危机較量……但我已學會處置，以一种積极的方法邁向前方”。与創傷的較量教會這些婦女以積极的姿態對待變化，而不要看作不利的經歷，使她們能以更有效的態勢來處置矛盾，變化成為驅逐過去個人生活魔鬼的催化劑。由于已目睹家園遭毀，她們能以內在感覺賦予的力量說自己能孤注一擲來償還夢想。 醫生、作家兼哲學家保羅·皮爾塞爾在《創造奇跡》（1993）一書中將危机描繪成我們生存可能性的證明，“危机是我們經歷的由第五种能量引起的混亂，這种能量在不斷攪動事物達到更高、更發達的水平”。這是他對歷經九死一生后重生的描述，科學術語是熵：在達到混亂點或自我毀滅點之后的再生体系。 普利高津博士的“耗散結构” 耗散結构由諾貝爾獎獲得者，理論化學家阿雅·普利高津博士創立，他認為秩序來源于無序，生活源自于熵，換言之：“藝術和科學創造”也來源于混亂和嫡。普利高津的假設從這些將生活危机轉變成創造努力的婦女中得到了顯示。按普利高津的說法：“正是從混亂、騷亂和無序中，才會產生高層次的秩序和智慧”；運用到人類行為，普利高津的科學理論含義是：遭受深重打擊的人——身心遭到摧殘，處于混亂狀態——最容易有創造性突破革新。普利高津有個貼切的表述：“許多看似崩潰的体系，往往恰恰是突破的前兆”。這与古希腊快樂／痛苦原理不謀而合，后者是說不首先遭受痛苦，無法体驗真正的快樂。這也同樣能說明德國和日本如何能從二戰廢墟中崛起，成為兩個世界強國，這十三位女性如何能在經歷如此創傷性生活后成為偉大的創造天才。 危机是創造力之母！ 耗散結构理論為我的假設“危机是創造力之母”提供了科學依据。普利高津說得更透徹：“一個組織（或人）越不穩定，就越不可能變化——演進”。我們從日常自己的身体中也可發現這個過程，當病得嚴重時，我們處于危机階段，會發高燒危及生命或結束生命，然后身体重新工作、建立新的抗体，“新細胞”比“舊細胞”抗病力更強；同樣地，斷骨也比原先的骨頭牢固。根据耗散結构理論，身体或死亡會變得比危机前更強健。 對于“危机是成功之母”的另一個論据來自多那德·麥金能（1975），他在研究創造者個性后發現：“那些取得最大成就的人，在其生活歷史中往往數不胜數有嚴重挫折、深重劫難和創傷性經歷”。歷史上例子數不胜數，如阿伯拉罕·林肯、西奧多·羅斯福和馬哈蒂馬·甘地悲劇性生活，他們從危机中爬起，達到了成功的頂峰。當還是個法律學生時，馬丁·路德被雷電擊中几乎死亡，他說：“圣安救命！我將成為一個道士。”他活下來了，兩周后成為道士，不再寫法律文件，他進而進行了宗教革命。更近的有諾特拉斯（Nuiiius）体育器材公司創立人阿瑟·瓊斯，從尼日利亞政府手掌中死里逃生，這位年富力強的鱷魚獵手杰出地成為企業家。泰德在父親自殺后不久創立了他的公司。弗雷德·史密斯作為一名越南前線的戰士，回來不久便創立了聯邦捷邁公司。 几乎每位偉大的創造革新天才都受變化激勵，而不是受其限制。軟弱被危机摧毀，由于創傷的作用，堅強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正如普利高津所表述的那樣：“生活源自于摘（混亂）狀態——不要鄙視混亂”，危机是變得堅強的催化劑，而不是像弱者所描述的那樣是不可逾越的障礙。書中十三位幻想家直覺地知道這點，利用自身的弱點來推進事業，社會也如此。 文化危机和創造力 危机孕育偉大創造成就的一個有趣事例是美國從混亂動蕩中一躍而起，成為強國。更能給人以啟迪的是日本和德國從戰敗的廢墟中崛起成為前所未有的經濟強國，日本還由此創立了一种以眾所未有的方法主導著工業的經濟，它占有世界25家大銀行中的23家，主導著家用電器市場以及汽車制造業，在半導体制造業中起領頭作用，它的勞動生產率和產值赶上了美國。在德國，奔馳，寶馬和寶奇主導著精密自動化市場，德國馬克是世界上最堅挺的貨幣。 日本和德國在1945年時几乎遭戰火毀滅，國家混亂不堪，它們的經濟非但沒崩潰，反而變得前所未有之強大，這兩個民族經過搞變，轉變成有動力、革新力和創造力、內涵丰富的民族，它們任何一個經濟指標都處于戰后領先地位，因為在它們的人民中有种內在化的精神能量——戰爭几乎使他們失去了一切，失去了工作、家庭、未來、金錢、家園和希望，他們的損失還有被摧毀的自尊，以及精神。他們是挨打的人，但他們重新振作，重建生活和經濟，他們所受的戰爭創傷激勵他們取得更大的成就和創造力，而這些是不遭受危机而無法達到的。普利高津以其格言概述這一假設：“心理挫折，苦悶和頹喪能產生新的情感，理智和精神力量——混亂和怀疑能產生新的科學主張”。上述理論運用到“社會行為，生態學和經濟學”便成為文化危机是經濟創造力之母。根据普利高津的理論，可怕的混亂是一個民族、文化和個人及生物体系走向有序和創造成功的先兆：“以自我組織范例，我們能從無序走向有序，在心理學創造力領域，這是我們最常有的經歷——每項藝術或科學成就都蘊含著從無序走向有序的過程。” 普利高津的“分支點”是危机的關鍵點——一個系統或滅亡或重生。在這個關鍵點上，人或系統邁向偉大的創造努力或被危机摧毀。這十三位婦女在到達分支點后，激奮地取得偉大成就，她們在經歷逆境后變得更強健，利用她們的危机搬動高山而不是山丘。 小結 危机是創造力的伴隨物。穆罕默德几度輕生，馬丁·路德曾沮喪、臆想，處于瘋狂的錯亂狀態。瘋狂的沮喪，中邪似的沖動行為及其他形式的极度狂亂在多數偉大創造天才身上都能找到。瑪麗亞·卡拉斯是典型，這种心理問題常常是儿童時代創傷或危机的直接后果，這些行為特征并非所有偉大創造活動必備，但會對后者有所幫助；也并不必讓一個人童年受重大悲劇的折磨，以使其將來成為杰出的企業家、發明家和革新者。但一個經歷此類危机的不同尋常的人物往往會取得無与倫比的成就。 危机也將人塑造成能屈能伸，在動蕩的環境中應付自如。書中這些婦女童年時遭受极度的創傷和危机；其中有一半的人經歷家人死亡或嚴重致殘，許多人有死里逃生的經歷。這些創傷給她們注入了女性中罕見的堅強和堅毅。 普利高津發現，當一种体系到達分支點（混亂），它或者消亡，或者變得比以前更強大。這正是在這些女性身上所發生的事實，她們面臨逆境，克服后到達了頂峰。孩子達到普利高津的無序或熵狀態，出現創傷性的或狀態使他們能夠“超學習”，會在他們個性中注入彈性，早年的創傷和危机銘刻成异乎尋常的取得成功的決心，使他們以后在自己的領域中達到頂峰。危机、變遷和童年的不快在創造和革新成就中起相當大的作用。許多這些女幻想家經歷了童年机能障礙、重置和耗散狀態，應證了普利高津“分支點”理論。 早年經歷可怕的危机看來有助于培養創造人才，這种經歷定勢著成年去處置相同的環境。創造性努力、突破性革新和偉大創業無异于學會應付日常危机、克眼它們。卓越成就者看來在早年生活中已學會了這些。這些婦女經歷了常人不曾有的危机，因而學會了更好地應付，看來這個因素成為創造天才的构造因素。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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