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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十年（1732年），在當時的山東青州，發生了一件极不平常的事件：一大批來自蘭山縣的民眾，要求輪流探視關在青州監獄里的一名犯人。當得不到允許時，老百姓就圍聚在監獄外面，把擔來的錢貝雞黍等慰問品，從牆外往里投，把屋上的瓦溝都填滿了。這樣做，雖然關在獄中的那位犯人得不到什么，但老百姓卻表達了同情和宣泄了憤恨，心里覺得好過些。 原來關在獄里的，是剛上任不久的蘭山縣的一位縣令。這位縣令才到任，就碰上了壓在他頭上的封疆大使——河南總督王士俊下令要“墾荒”。墾荒，從名義上來說，并不是坏事。可是這位總督既不了解民情，又沒有經過周密籌划，只是出于一時的心血來潮和好大喜功，便硬行規定每縣的開墾目標和嚴格的完成期限。那些唯上峰鼻息是仰的太守們更是不顧農民的死活，催逼不已，有的官員還乘机勒索，弄得農民不僅不能從事正常生產，反而加重了不堪承受的負擔。這位蘭山縣令是個明白人，看出這是“借墾地之虛名，而成累民之實害”，力陳開墾之弊，面對太守的日夜催迫，鄭重表示：“虛報無糧，加派病民，不敢□附粉飾，貽地方扰”，堅決不予執行。他這种態度，大大掃了總督王士俊的興，王一怒之下，捏造個罪名，把他投入了監獄。 這位縣令為民請命而得罪，老百姓當然站在他一邊，于是發生了上面提到的事件。 其實，這位縣令被誣已不是第一次了。在這之前，他經歷過一次宦海風波，但沒有這次嚴重罷了。 看得出來，這位縣令是位愛民、務實、有膽識的小官吏。然而他后來知名于世的，主要不在政績，而在另一种本事—— 畫藝，或者說，是為政的經歷促成了他的畫藝。他，就是“揚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 李方膺，江蘇通州（今南通市）人，生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他的家庭，据他后來追題在《三代耕織圖》的詩中所說，是個“半業農田半業儒，自來家法有規模。耳邊猶听呼龍角，早起牽牛下綠蕪”的半耕半讀的人家。龍角是他的乳名，說明他從小放過牛。這樣的人家畢竟和本色農民不同，還是以讀書為主。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父親李玉鋐中進士，走上仕途；二哥擅長繪畫；他是補邑弟子員。他受兩方面的影響，一是走父親的路，“奮志為官”，一是學哥哥的樣，“盡力作畫”。起先受父親的影響較大。李玉任福建按察使，把這個排行第四的小儿子帶在身邊，使他有机會听到了不少“嘉言善政”和“民生休戚，國家利病”的道理，懂得了怎樣做才是一個“愛民”的好官。 雍正七年（1729年），李玉鋐到京城述職，三十四歲的李方膺陪同父親進京。覲見的時候，雍正皇帝怜憫李玉鋐年老（一說李玉鋐与雍正有私交），問道：“有儿子和你一同來么？”李玉鋐答：“有第四子方膺同來”。雍正問：“現任何職，能胜任么？”李玉鋐答：“是個生員，性情憨直，不宜于做官。”雍正听了風趣地說：“沒有先學會生孩子然后才出嫁的。”立即召見了李方膺，并把他交給河南總督田文鏡，以知縣錄用。田文鏡字抑光，漢軍正藍旗人。田不是科舉出身，但因任河南布政使，巡撫期間執法嚴厲、政績卓著而得到雍正的寵眷，為他特設了河南總督這一官職，田對屬下的嚴苛是出了名的。雍正把李方膺交給田，大概有既能得到照顧，又可得到嚴格鍛煉的意思。果然在第二年，李方膺作為生員破格出任山東樂安縣令。 李方膺到任不久，就遇上了一場大水災。救災如救火，嚴重的水情使他來不及向上級報告便開倉發糧施粥賑饑，又募民筑堤防水以工代賑。不料這一救民于水災的應變之舉，竟遭到青州知府“擅動官谷”、“違例請糶”的參劾。好在這一做法是對的，李又是特任新官，因而得到田文鏡的理解和庇護，未引起更大的麻煩。 災后，李文膺親自到附近各地勘察水利，謀求治水之道。 他在《登任城酒樓放歌》一詩中寫道： 惜哉黃河水汩汩，搴茭未得紓民憂。壺中雖有酒，樓頭不可留。拂衣又上黃河舟。 表現了一种追求實學、經世致用的精神。經過實地考察寫下的《小清河議》、《民瘼要覽》、《山東水利管窺》等著作，确實對治水利民提出了有益的意見。 雍正十年，李方膺調任蘭山縣令，其時正是王士俊繼任河南總督。這位王總督求功心切，“喜言開墾”，李方膺力陳其弊，拒不執行，遂造成了上面所說的這場冤獄。 這場冤獄，一拖就是三年。直到乾隆元年（1736年），新皇帝追究起開墾失策憂民的事，罷了王士俊的官，并召開所有因此事下獄的人員，才使這場冤獄得以平反。那天二鼓文書傳到青州，當夜李方膺就被釋放了。 李方膺入都覲見，立候在軍机房丹墀西槐樹下，大學士朱軾指給諸王大臣說：“這就是勸阻開墾的知縣李蘭山也。”那些欲見而擠不上前的人，以手加額遠望著說：“就是那個瘦而長，眼睛很有神的那位嗎？”少宗伯趙國麟和李方膺的父親是同年進士，握著李方膺的手說：“李貢南（即李玉鋐）真有個好儿子了！” 覲見以后，調安徽以知縣任用，李方膺請假回鄉奉養老母而不就任。也許是青州的這個事件給他的記憶很深吧，這次回程或稍后，他又到過一次青州。有乾隆四年十月青州題畫詩云： 市上胭脂賤似泥，一文錢買一筐提。 李生淡墨如金惜，笑殺丹青手段低。 是自負他藝術上的獨立不群也好，是以“淡墨”自喻，笑殺趨炎附勢的“丹青”也好，不論從那一角度說，都是他自我品格的真實寫照。 李方膺回鄉侍奉老母，過了不久老母便去世了。奉養接著丁憂，在家鄉南通一待就是十年。這十年，是他畫藝大進的十年。比李方膺年長而結成忘年交的南通名畫家丁煜曾說：李方膺“謝事以后，其畫益肆。為官之力，并而用之于畫，故畫無忌憚，悉如其气。”他自己也說：“波濤宦海几飄蓬，閉戶關門學畫工。自笑一身渾是膽，揮毫依舊愛狂風。”為官的正直之气，經意不經意地凝聚筆端，一种雄渾恢宏的气象，便噴薄紙上了。 大約在乾隆十一年（1733年），李方膺由家鄉入京候選。途經揚州時，在僧舍作《梅花冊》，其中有兩幀的題詩，直接提到揚州： 官閣成塵事已凋，我來僧舍畫梅條。 揚州明月年年在，收拾春光廿四橋。 知己難逢自古來，雕虫小技應塵埃。 揚州風雅如何遜，瘦蕊千千笑口開。 詩中引用了南朝何遜揚州觀梅的故事，引伸了杜甫“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的詩意，又和揚州明月、二十四橋連在一起，信手拈來，渾然一体。盡管何遜詩題“揚州法曹梅花盛開”的揚州是金陵，不是由唐及清所實指的揚州，即今天的揚州，但已成為熟用的典故，也就合二而一了。這些詩句詠的是梅花（畫梅），又都与揚州切合，李方膺對揚州的風物是熟稔而親切的。 進京的第二年，李方膺受命任安徽潛山縣令，權知過滁州府，不久調任合肥縣令。這時又逢上饑荒，他按過去的做法，自訂了救災措施，且又因不肯“孝敬”上司遭到嫉恨，太守便加了他個莫須有的“貪贓枉法”的罪名，使他罷了官。前后做縣令二十年，竟三次為太守所陷，他感慨万千地說：“兩漢吏治，太守成之，后世吏治，太守坏之。”話雖不免偏激，他确是吃了太守不少苦。那些說他“贓”的清知府，腰中貫滿了十万雪花銀，他這個“贓”縣令，卻依然兩袖清風。沒有錢不要緊，“風塵歷遍余詩興，書畫攜還當俸錢”，他怀著用之不竭的精神財富，去過另一种生活，一种不受羈絆地抒發性情、堅持信念的生活了。這時的李方膺五十四歲。 离開了官場宦海，李方膺來到了繁華的南京，借住在一位姓項的花園里。這里的景色不錯，窗前澆花木，門外橫清池，他便起了個“借園”的名字，在這里過起了賣畫生涯。 前面說過，李方膺奉母居鄉的十年，是他畫藝大進的十年。他畫花卉，畫山水，畫游魚，都能在傳神寫趣中別出心机。對那些能借以一吐胸中勃勃之气的松、竹、蘭、菊，更是樣樣精能。他畫松的“虎爪龍鱗老更堅”，畫竹的“滿耳叮咚万玉空”，畫蘭的“神完气足”，畫菊的“含香只自珍”，一种“落落如直矢”的自家精神直透毫端。 李方膺愛梅，据說他權知滁州的時候，一到任沒會見一個人，先打听歐陽修手植梅花的所在地，當得知在醉翁亭，便急忙前往，在梅樹前舖下氈毯，納頭就拜。愛梅是愛梅的秉性，愛梅的品格，其實是自我人格的外射。“庭前老千是吾師”，畫梅猶為他的一絕。他畫的梅，“盤塞夭矯，于古法未有，識者謂李公為自家寫生，晴江微笑而已”。“為自家寫生”，确是一語道破了李方膺畫梅心態和內蘊。“我是無田常乞米，借園終日賣梅花”，他賣畫也是以畫梅為主，也許是要把他玉洁冰清的情操遍示人間吧。他的字也寫得絕妙，用筆結体很像李鱔。他自稱是李鱔的族侄，這或許有些關系。 李方膺只身在外賣畫，但并不孤單，他和居住在南京的大詩人袁枚和篆刻家沈鳳結為摯友，過從甚密。袁枚曾同時有詩贈沈鳳和李方膺，在給李的詩中說： 我愛李晴江，魯國一男子。梅花雖倔強，恰在春風里。超越言鋸屑，落落如直矢。偶逢不平鳴，手作磨刀水。兩搏扶搖風，掉頭歸田矣。偶看白下山，借園來居此。大水照窗前，新花插屋底。君言我愛听，我言君亦喜。陳遵為客貧，羲之以樂死。人生得朋友，何必思鄉里。１ 抒寫了他們的親密無間和許為知己。三人時常聯袂出游，談笑風生，瀟洒自得，人們稱之為“三仙出洞”。 李方膺還有机會結識了大篆刻家杭州丁敬。丁敬是個傲岸不群的人，在當時千金也難換其一印，但李方膺卻得到過他刻贈的好几方印。有人覺得很奇怪。其實丁敬自己說得明白：“通州李方膺晴江，工畫梅，傲岸不羈。罷官寓金陵項氏園，日与沈補蘿、袁子才游。……予愛其詩，為作數印寄之，聊贈一枝春意。”２原來傲岸人愛傲岸人，藝術的交流達到了心靈的溝通，于是產生了最高的价值！ 在李和丁之間搭起相知的橋梁的很可能是金農。金和丁敬是終身不渝的知心密友，金往來南京又常是借園的座上客，是最有條件在雙方之間結起這种翰墨金石之緣的。 乾隆十九年（1754年），在南京賣畫有五個年頭的李方膺要回鄉了。他年齡不大，才五十九歲，而身体卻漸漸不支。這年秋天，袁枚有詩為他送行，其中一首云： 小倉山下水潺潺，一個陶潛日閉關。 無事与云相對座，有心懸榻竟誰攀。 鴻飛影隔江山外，琴斷音流松石間。 莫忘借園親种樹，年年花發待君還。３ 老朋友走了，留下來的人是寂寞的，多么希望能早些回來再聚。“莫忘借園親种樹，年年花發待君還”，你在借園中种的樹，樹上年年發的花，都在等待你回來啊！老友的依依不舍之情，溢于言表。 這年年底或到第二年初，李方膺才動身還鄉。有材料記載，途中他曾在揚州逗留過，并和李鱔、鄭板橋合作過一幅《三友圖》。鄭板橋有《題三友圖》詩： 复堂奇筆畫老松，晴江干墨插梅兄。 板橋學寫風來竹，圖成三友祝何翁。４ 注明的年代是“乾隆乙亥”，即乾隆二十年（1755年）。畫是贈給別人的，松、竹、梅“歲寒三友”卻是他們的自比，表現了他們品格上的一致性。就活動地域來說，李雖數次經過揚州，在揚州作過畫，寫過揚州詩，与“八怪”中的一些人有過交往，但畢竟是過路客，与“八怪”中其他寄寓在揚州者不同，主要活動是在南京，把他列入“揚州八怪”似乎有些牽強。然而只要考察一下他們的共同經歷，和由這些經歷所形成的共同思想和藝術趣味，進而考察他們在藝術大風格上的相似或相近之點，就不難從中得到解釋了。 李方膺回鄉不久就病倒了。病重時，他勉力致書袁枚：“方膺歸兩日，病篤矣！今將出身本末及事狀呈子才閣下。方膺生而無聞，借子之文光于幽宮可乎！九月二日拜白。”５他是托袁枚為他寫墓銘。這倒不僅因為袁枚文章寫得好，重要的是相知深。 待到袁枚收到這封絕筆，李方膺已离世多日了。据送信人說：此書寫于死前之一日，也即乾隆甲戌（1754年）的九月三日，這年他59歲。他得的是“噎疾”，就是今天所說的食道癌，大夫說這是怀奇負气，郁而不舒所致，非藥物所能治，即是從現代的觀點說，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袁枚不負故人，寫下了《李晴江墓志銘》，可以說是有關李方膺最翔實的一篇文字。臨行時袁枚盼故人再來，想不到一去竟成永訣。袁枚甚至不敢再打開李方膺的畫冊，他有詩說： 几番怕見晴江畫，今日重看淚又傾。 十四幅梅春万點，一千年事鶴三更。 高人魂過山河冷，上界花輸筆墨清。 听說根盤共仙李，暗香疏影盡交情。６ 縱橫的老淚，揮洒著生死不渝的交情。 李方膺字虯仲，號晴江，一號秋池，又號借園主人，還有一方印章曰“木頭老李”，乳名角龍。在“揚州八怪”中与揚州關系最淺，以畫謀生的時間和享年也是最短的。 -------- 注： １袁枚《小倉山房詩集》卷九《秋夜雜詩并序》。 ２丁敬《印跋》。 ３袁枚《小倉山房詩集》卷十一《送李晴江還通州》。 ４《鄭板橋集·補遺》。 ５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五《李晴江墓志銘》。 ６袁枚《小倉山房詩集》卷十三《題故人畫有序》。 乾隆甲戌秋，李君晴江以疾還通州。徙月，其奴魯元手君書來曰：方膺歸兩日，病篤矣！今將出身本末及事狀呈子才閣下，方膺生而無聞，借子之文，光于幽宮，可乎？九月二日拜白。讀未竟，魯元遽前跪泣曰：“此吾主死之前一日，命元扶起，力疾書也。”嗚呼！晴江授我矣，其何敢辭！ 晴江諱方膺，字虯仲，父玉鋐，官福建按察使，受知世宗。雍正八年入覲，上憫其老，問有子偕來否？對曰：“第四子方膺同來。”問：“何職，且胜官否？”對曰：“生員也，性贛，不宜官。”上笑曰：“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即召見，交河南總督田文鏡以知縣用。八年，知樂安。邑大水，晴江不上請，遽發倉為粥，太守劾報，田公壯而釋之。募民筑堤，障滋水入海。又敘東郡川谷疏瀹法為《小清河》一書，載之省志。十年調蘭山。 當是時，總督王士俊喜言開墾，每一邑中，丈量弓尺，承符手力之屬麻集，晴江不為動。太守馳檄促之，晴江遂力陳開墾之弊：虛報無糧，加派病民，不敢□附粉飾，貽地方憂。王怒，劾以他事，獄系之，民嘩然曰：“公為民故獲罪，請環流視獄。”不得入，則擔錢貝雞黍，自牆外投入，瓦溝為滿。 今天子即位，乾隆元年，下詔罪狀王士俊，凡為開墾罷官者悉召見。詔入城，已二鼓，守者即夜出君于獄，入都，立軍机房丹墀西槐樹下，大學士朱軾指示王大臣曰：“此勸停開墾之知縣李蘭山也！”愿見者或擠不前，則額手睨曰：“彼頎而長，眼三角芒者，是耶？”少宗伯趙國麟，君父同年進士也，直前，握其手曰：“李貢南有子矣！”悲喜為之泣。奉旨發安徽，以知縣用。晴江乞養母家居，四年，服闕，補潛山令，調合肥，被劾去官。 晴江言曰：“兩漢吏治，太守成之；后世吏治，太守坏之，州縣上計，兩司廉其成，督撫達于朝足矣，安用朝廷二千石米多此一官以惎間之邪？”晴江仕三十年，卒以不能事太守得罪，初劾擅動官谷，再劾違例請糶，再劾阻撓開墾，終劾以贓，皆太守有意督過之，故發言偏宕。然或擠之而不動，或躓而复起，或發而不振，亦其遭逢之有幸有不幸焉。而晴江自此老矣。 晴江有士气，能吏術，岸然露圭角，于民生休戚，國家利病，先臣遺老之嘉言善政，津津言之，若根于天性者然。性好畫，畫松、竹、蘭、菊，咸精其能，而尤長于梅。作大幅丈許，蟠塞夭矯，于古法未有，識者謂李公為自家寫生，晴江微笑而已。權知滁州時，入城未見客，問：“歐公手植梅何在？”曰：“在醉翁亭”。遽往，舖氍毹再拜花下。罷官后得噎疾，醫者曰：“此怀奇負气，郁而不舒之故，非藥所能平也。” 竟以此終！年六十，葬某。 銘曰：揚則宜，抑不可。為古劍，為碩果。宁玉雪而孑孑，毋脂韋而瑣瑣。其在君家北海之右，崆峒之左手？已而，已而，知子者我乎！ 《小倉山房文集》卷五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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