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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從倫敦到巴黎


  ●一位夫人舉起一個裝滿金幣的錢包對她說:“瞧,您替我們盲女院募到了這么多的錢!”
  ●每到這時,這個青年詩人就俯下身來,輕輕地吻伊莎多拉的面頰。
  ●她絕望地想:“他不愛我。”
  ●“這位美國姑娘即將給予世界革命性變革。”

  一個5月的早晨,奧戈爾曼全家到達赫爾。但是坐上火車,几小時后到達倫敦的卻是鄧肯全家了。
  通過《泰晤士報》上的一個廣告,他們找到了一家小旅店。
  乍到倫敦的頭几天,他們乘坐公共馬車到處游逛,心里說不出的欣喜,對周圍的一切都感到新奇悅目,忘記了剩下的錢已為數無几。他們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大英博物館、南肯辛頓博物館、倫敦塔等地玩了好久,又參觀了國立植物園、里奇蒙公園和漢普頓宮,然后興奮而又疲憊地回到小旅館。活像是有闊綽的父親從美國匯大宗款子來的觀光者。几星期后,女房東怒气沖沖來索帳,才把他們從游覽夢中惊醒過來。
  一天,他們從國立美術展覽館聆听了一場非常有趣的講演之后回來,房門迎面“砰”地關上了。僅有的几件小行李也都被鎖在里面,他們只能站在門外的台階上。翻遍各人的衣兜,總共只剩下大約六個先令了。他們只得走到肯辛頓公園,在一只長椅上坐下來,考慮下一步該怎么辦。
  后來,伊莎多拉·鄧肯回想過去的日子,她說:
  如果我們能看到一部反映自己過去生活的電影,難免要惊异地說:“我決不是這樣的!”當然我還記得那時四個人在倫敦浪跡街頭,正像狄更斯小說里的人物一模一樣,而現在我就很難相信真的有過這樣的事了。年輕人經歷這樣一系列的災難,反而興致勃勃,是不足為奇的。可我那可怜的母親一生歷盡艱辛和苦惱,人也衰老了,遭到這么大的困難卻能安然處之,現在回想起來,總是覺得難于相信的。
  他們躑躅于倫敦街頭,身無分文,沒有朋友、也沒法找到過夜的栖身之所。試了兩三家旅館,但店主看到他們沒有行李,堅持要預付房租。他們又試了兩三家供宿夜舖位的房屋,那些房東太太都表現出同樣的冷酷無情。最后,他們只好去跟格林公園里的長凳打交道,然而來了個惡狠狠的警察,喝令讓他們滾蛋。
  就這樣,整整過了三天三夜,一家人靠著廉价的小面包維持生活。不過他們的生命力确實惊人,仍然去大英博物館打發日子。一次,當伊莎多拉讀溫克爾曼《雅典旅行記》時,根本忘卻了自己的處境而哭了起來。她不是為自己的不幸,而是為溫克爾曼從他所熱衷的探險歸來后不幸身亡而失聲痛哭。
  到了第四天的黎明,伊莎多拉下了決心,一定要想個辦法。她讓母親、雷蒙德和伊麗莎白一聲莫吭地跟著她走,大模大樣地跨進倫敦一家最豪華的旅館。叫醒了半睡半醒的夜班侍者,說他們剛乘夜班火車來到這儿,行李即將從利物浦運來,快給他們開几個房間,并且把早點送上樓來。
  那天,他們在舒适的床上睡了一整天,還不時地給樓下的侍者打電話,厲聲指責行李怎么還沒運到。
  晚上他們就在房間里吃飯。
  第二天拂曉,他們斷定這個把戲已經玩到了頭,就像來時那樣,大模大樣地走出了旅館。當然這次沒叫醒那位夜班侍者。
  走到街上,伊莎多拉感到神清气爽,完全可以再次應付后面的日子了。
  他們散步到切爾西,坐在老教堂的墓地上。伊莎多拉看到地上有一張報紙,就把它拾起來,她的眼光落在一幀照片上。報道說某夫人在格羅夫納廣場買了一幢房子,將在那里大宴賓客。在紐約時候,伊莎多拉曾在她家里跳過舞,于是她靈机一動。
  “你們在這儿等著!”她對他們說。
  午飯以前,伊莎多拉獨自找到格羅夫納廣場。那位太太正好在家,十分友好地接待了她。伊莎多拉說她到倫敦來了,目前在好些人家的客廳里表演舞蹈。
  “那正好,星期五晚上我要開一個宴會,”她說。“你能在進餐后來几段嗎?”
  伊莎多拉立刻答應了,同時轉彎抹角地暗示,要能如約前來,稍許預支一筆錢是不可少的。那位夫人立即簽了一張十英鎊的支票。伊莎多拉拿著這張支票,逕直奔回切爾西墓地。到了那儿,她對大家說:
  “星期五晚上我要到格羅夫納廣場一位夫人家去表演舞蹈,威爾斯親王可能蒞臨。我們肯定要交好運了!”說著,她把支票拿出來給他們看。
  雷蒙德說:“我們得拿這筆錢去找一間工作室,預付一個月房租,再也不能忍受那些卑下的房東太太的凌辱了。”
  于是他們去找工作室,并在切爾西的國王路附近租到了一小間。那天晚上他們就睡在那里,雖然沒有床舖,睡在地板上,可是大家覺得又像藝術家那樣地生活了。一家人贊同雷蒙德的意見,以后再也不能去住那种小市民的客棧了。
  他們付了工作室的房租,又用多余下來的錢買了些罐頭食品做為儲備。伊莎多拉在商店里買了几碼薄紗,披著它出現在星期五晚上的宴會上。她跳了埃斯爾伯格·奈溫的《那吉蘇斯》,又跳了他的《奧菲莉亞》。人們交頭接耳地說:“這孩子從哪儿學來這樣悲哀的表情?”晚會結束的時候,伊莎多拉跳了門德爾松的《春之歌》。
  鄧肯夫人為伊莎多拉伴奏,伊麗莎白朗誦了几首希腊詩人戴奧克里圖斯的詩,雷蒙德也簡短地做了個講演,女主人大為高興。
  那是個典型的英國上流人士聚會,但誰也沒有注意到伊莎多拉跳舞時赤腳穿著便鞋,身上披著透明的輕紗。這种朴素的裝束几年后在德國風靡一時。然而英國人是特別講究禮貌的民族,沒有一個人想要評論她那獨出心裁的舞服。另外,大家只是說些“多美啊”、“好极了”、“多謝您啦”之類的話,僅此而已。
  不過,這次晚會之后,伊莎多拉收到了許多請帖,邀她到知名人士家里去表演舞蹈。經常地,頭天她可能在王親國戚面前跳舞,而第二天卻連飯都吃不上。因為他們有時付錢給她,而更多的時候卻一分錢也不給。女主人們總是隨口對伊莎多拉說:“您將要在公爵夫人或伯爵夫人面前跳舞。這么多的顯貴看您跳舞,您的名字在倫敦將會紅得發紫!”
  有一次,伊莎多拉在一個慈善募捐演出會上連續跳了四個鐘頭。所得的報酬只是一位有爵位的夫人親自給她倒茶,并且給她草莓吃,可是伊莎多拉好几天沒有填滿肚子,草莓加上奶油吃下去真是難受得要死。就在這當儿,一位夫人舉起一個裝滿金幣的錢包對她說:“瞧,您替我們盲女院募到了這么多的錢!”
  鄧肯夫人和伊莎多拉母女倆實在太靦腆了,沒有勇气告訴這些人,她們的殘忍簡直前所未聞。恰恰相反,為了省下錢來穿得体面,裝出發跡的樣子,她們連應該吃的東西都舍不得吃。
  他們在工作室里添置了几張吊床,還租了一架鋼琴,不過大部分時間都消磨在大英博物館里。在那里,雷蒙德給所有的希腊花瓶和浮雕統統畫了素描,而伊莎多拉則捉摸著如何用舞蹈來表達。他們每天還在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里消磨几個小時,在休息室里吃些廉价的小面包和牛奶咖啡做為午飯。
  倫敦的美麗使他們著了迷。伊莎多拉在美國從沒机會見識的各种文化美和建筑美,在這儿她可以盡情地欣賞。
  在离開紐約以前,伊莎多拉已經有一年沒見到米羅斯基了。后來,她接到芝加哥一個朋友的來信,說他志愿參加對西班牙作戰,隨軍運往佛羅里達,在那儿患傷寒病死去了。這封信對伊莎多拉是一個可怕的打擊,她不敢相信這是真的。一天下午,她到庫柏學院翻遍了舊報紙的合訂本,在用很小的鉛字印著的几百個死者的姓名中間,查到了米羅斯基的名字。
  那封信中還告訴了她米羅斯基在倫敦的妻子的名字和地址。到倫敦后,有一天她雇了一輛雙輪小馬車去找米羅斯基太太。當時,伊莎多拉多少還怪米羅斯基在倫敦還留下了一個妻子,而他從來也沒有向她說過。因此她去的打算跟誰也沒有提過。她把地址交給馬車夫,上車就走。
  不知跑了多少路,几乎到了倫敦城邊。那里有一排排灰色的小房子,樣子彼此完全一樣,都有十分灰暗的前門,伊莎多拉最后才找到了那所房子。她按了下門鈴,出來開門的是一個异常陰郁的倫敦女仆人。
  伊莎多拉問起米羅斯基太太,女仆于是把她引進一間悶熱的客廳。那天伊莎多拉穿的是白色的細棉布連衣裙,腰里系著一條藍色的帶子,頭上戴著一頂闊邊大草帽,鬈曲的頭發一直披到肩上。
  伊莎多拉听到樓上響著腳步聲,一個尖銳而清脆的聲音說道:“姑娘們,守秩序,守秩序!”原來房子是一所女子學校。這時走進來一個女人,矮矮的頂多四英尺。
  伊莎多拉非常激動,既駭异又嫉妒,盡管米羅斯基已經不幸亡故。
  米羅斯基夫人不僅矮小,而且消瘦不堪。可灰色的雙眼卻炯炯有神,灰色的頭發稀稀拉拉,一張小白臉上兩片薄嘴唇緊閉,顯得格外蒼白。
  她的歡迎是不大熱情的。伊莎多拉試圖說明自己是什么人。
  “知道,知道,”她說,“你就是伊莎多拉。伊凡在他的信上多次提到過你。”
  “我很抱歉,”伊莎多拉結結巴巴地說,“他從來沒有對我說起過你。”
  “那就對了,”她說。“他不會的。不過我當時真該到他那邊去,可惜現在他死了。”
  米羅斯基太太說這些話時帶著一种悲涼聲調,惹得伊莎多拉哭了起來。接著,米羅斯基太太也哭了。這樣一來,她們仿佛成了老朋友。
  她帶伊莎多拉上樓到她的房間里去,牆上挂滿了伊凡·米羅斯基的相片。這里有他年輕時的相片——一張非常漂亮而又剛健有力的臉,還有一張他當兵穿軍裝的相片——四周圍上了黑紗。她對伊莎多拉談起他們的生活經歷,他怎樣到美國去找出路,只因為沒有足夠的旅費,他倆沒能夠一塊去。
  “我真該跟他在一起啊!”米羅斯基太太說。“他時常來信說,不久就要有錢了,那你就可以來了。”
  可是若干年過去了,她還是女子學校的教員,頭發也熬白了,而伊凡始終沒有把去美國的錢匯給她。
  伊莎多拉拿這位有耐心的瘦小婦人的命運跟自己的闖蕩生涯相比,實在不能理解:既然她是米羅斯基的妻子,她又想去,怎么不到他那儿去呢?即使坐底艙去也行啊!伊莎多拉始終不能理解,為什么一個人想做什么,卻不可以去做!因為她自己是決不延宕自己想做的事的。這雖然常給她帶來災禍,不過至少她的自行其事同樣給她帶來了很多樂趣。伊莎多拉想,這位可怜的、极有耐心的瘦小女子,怎能年复一年地等著一個男人——還是她的丈夫——來叫她去呢?
  伊莎多拉坐在房里,四周盡是伊凡的相片。米羅斯基太太緊緊地握著她的雙手,談著伊凡以前的事情,不知不覺天已黑了。
  米羅斯基太太要伊莎多拉以后還去看她,而伊莎多拉則請她一定來看她們。米羅斯基太太說她一點空閒也沒有,因為必須從早到晚教書,批改姑娘們的作業本。
  伊莎多拉已經把馬車打發走了,所以只得坐在公共馬車的頂篷上回家。一路上她都在為伊凡·米羅斯基和他那瘦小可怜的妻子的命運而哭泣,但同時她有一种認為自己堅強有力的奇特优越感,有一种對失敗者和終身等待著的人們的蔑視。
  以前她一直与米羅斯基的相片和信件一起睡覺,但從那天起,她就把它們放到箱子里一個密封著的封套里去了。
  當他們在切爾西的工作室第一個月租期滿了后,天气已經很熱了。他們就在肯辛頓另外租了一間有家具的工作室。在那里,伊莎多拉有了一架鋼琴和較大的工作空間。可是一下子到了7月底,倫敦的社交季節結束了,而他們在旺季里卻沒有攢下几個錢。他們在肯辛頓博物館和大英博物館的圖書室里度過了整個8月份,時常在圖書館關門之后,徒步走回肯辛頓的工作室。
  一天傍晚,米羅斯基太太來了,請伊莎多拉去吃晚飯。伊莎多拉十分惊异,而米羅斯基太太也非常激動。上一次伊莎多拉去她家作客,對米羅斯基太太來說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吃飯時,她還開了一瓶勃艮第葡萄酒。米羅斯基太太老是要伊莎多拉告訴她伊凡在芝加哥時是怎么個樣子,說過些什么話。伊莎多拉當時告訴她伊凡多么喜愛在樹林里采集野菊花,說有一天她看到陽光照在他的紅頭發上,他怀里挾著一大抱野菊花,還說她時常把他跟這种花聯想在一起。听了這些,米羅斯基太太哭了,伊莎多拉也流下了眼淚。她們接著又喝了一瓶勃艮第葡萄酒,兩個人完全沉醉在對往事的回憶之中。最后米羅斯基太太告辭回去了。
  轉眼就是9月。伊麗莎白決定回美國去掙些錢。因為她同從前在紐約的學生的母親們通信,其中的一位寄給她一張支票,足以支付她回去的船費。
  “如果我掙了錢,就可以寄些給你們。不久伊莎多拉一定能夠又有名又有錢,那我馬上就可以回來跟你們團聚了,”她對大家說。
  伊莎多拉上街,在百貨店里給她買了一件暖和的旅行外套,最后家人送她上了郵船。剩下的三個人回到家里,以后几天都跟掉了魂似的。
  快樂溫雅的伊麗莎白走了,而寒冷陰郁的10月逼近了。他們初次嘗到了倫敦大霧的滋味,天天喝廉价的羹湯也許已使他們患了貧血症。連大英博物館也失去了它的魅力,有好些日子他們甚至沒有勇气出門。裹著毛毯,坐在工作室里,用一塊塊紙板在臨時湊合的棋盤上下跳棋。
  實際上,有時候早上他們都失去了起床的勇气,整天躺在床上。
  最后,他們收到了伊麗莎白寄來的信和匯款單。她已經到達紐約,寓居在第五大街的白金漢旅館,開辦了一所舞蹈學校,日子過得不坏。
  這個消息使他們振作起來。這時恰巧工作室的租期滿了,于是他們就在肯辛頓廣場租了一所帶家具的小房子。這樣,她們去廣場的花園就方便了。
  一個晚秋之夜,伊莎多拉和雷蒙德正在花園里跳舞,一個頭戴大黑帽、艷麗迷人的婦人走過來,問道:“你們是從哪儿鑽出來的?”
  “不是從哪儿鑽出來的,”伊莎多拉回答道,“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好吧,”她說,“不管是鑽出來的,還是掉下來的,你們非常惹人喜愛。你們愿意到我家里去玩玩嗎?”
  她的家就在附近,他們跟她到了那里。房間里懸挂著伯恩·瓊斯、羅塞蒂、威廉·莫里斯等著名畫家給她畫的十分逼真的肖像。
  她就是帕特里克·坎貝爾夫人。她坐在鋼琴旁為他們兄妹演奏,唱古老的英國歌曲,接著背誦詩歌給他們听。最后,伊莎多拉跳起舞給她看。坎貝爾夫人美麗非凡,一頭濃厚的黑發,一雙又大又黑的眼睛,膚色嬌嫩,還有女神般的美妙歌喉。
  兄妹兩人完全被她迷住了。這次跟她相會,終于把他們從憂郁和沮喪的狀態中解救了出來,成為他們否极泰來的轉折。
  坎貝爾夫人對伊莎多拉的舞蹈十分欣賞,寫了封信把她介紹給喬治·溫德姆夫人。
  溫德姆夫人极其熱誠地接待了伊莎多拉,而伊莎多拉生平第一次在爐火前品嘗英國式的午茶。
  坐在爐火前确實不錯,有面包和黃油三明治吃,有沏得很釅的茶喝。外邊是一片黃澄澄的大霧,屋里是悠閒的清談,這一切使倫敦變得十分誘人。如果說伊莎多拉過去已被倫敦吸引,那此刻她已熱切地愛上了它。屋子里有一种迷人的气氛:宁靜、舒适、高雅和安閒。伊莎多拉感到如魚得水,那美妙的藏書室也引起她极大的興趣。
  就在這間房子里,伊莎多拉初次注意到那些文雅得体的英國仆人不同凡響的舉止:行走的姿態穩重而高貴,一點也不像美國仆人那樣因為當了仆人而感到委屈,或者只想往上爬。他們為自己能在“最高尚家庭”里服務而感到驕傲。他們的父輩從前是這樣做的,他們的后代將來也將這樣做。這是促使生活安定的因素之一。
  溫德姆夫人安排伊莎多拉在一天的晚上在她客廳里表演舞蹈。那個晚上,倫敦所有的文藝界人士几乎都在場。在這里,伊莎多拉碰到了一個后來深深地影響了她一生的男人。
  他大約五十歲,是她所見過的男人中最英俊的一個。他突出的前額下嵌著一雙深邃的眼睛,希腊式的鼻梁,优美的嘴唇,修長的身材,背稍稍有些弓,中間分開的灰白頭發卷曲到耳根,臉上的表情特別和藹可親。此人就是查爾斯·哈萊,一位著名鋼琴家的儿子。
  那時,盡管伊莎多拉見到的很多年輕人都樂意向她獻殷勤,可是一個也沒有引起她的好感。她甚至根本沒注意到他們的存在,但她卻一下子對這個五十來歲的男人產生了熱烈的感情。
  查爾斯·哈萊原是美國著名女演員瑪麗·安德森年輕時的摯友。他請伊莎多拉到他的工作室去喝茶,并且把瑪麗在《科里蘭納斯》里扮演維吉利亞時穿過的舞衣拿出來給她看。這件舞衣,他當作神圣的紀念品珍藏著。這次初訪之后,他們的友情越來越深,伊莎多拉几乎沒有一個下午不想方設法到他的工作室里去。他給她談了許多有關文藝界的事情。在他的工作室里,伊莎多拉度過了許多非常有趣的時光。她多少懂得了一些老大師們的藝術,部分原因是通過這位逗人喜歡的藝術家的友誼。
  查爾斯·哈萊當時是新美術館的館長,那里展出當代所有畫家的名作。這是一個非常令人著迷的小型美術館,中央有庭院和噴泉,噴泉四周有珍貴的花木和一行行棕櫚樹。查爾斯·哈萊提議讓伊莎多拉在那邊演出,介紹她跟他的朋友們結識。其中包括畫家威廉·里奇蒙爵士、安德魯·蘭先生和作曲家赫伯特。他們答應做一次講演——里奇蒙爵士講舞蹈和繪畫的關系;安德魯·蘭講舞蹈和希腊神話的關系;而伊莎多拉在中央庭院里繞著噴泉跳舞。那些節目都獲得很大的成功,報紙熱情地贊揚她,查爾斯·哈萊也為伊莎多拉的成功感到非常高興。從此,倫敦的知名人士紛紛邀請她去喝茶或吃飯。
  一天下午,羅納德夫人舉行酒會,小廳里擠滿了人,伊莎多拉被介紹給威爾斯親王,接著又被引見給愛德華國王。他稱贊她是個畫中美女,這個贊詞更提高了伊莎多拉在倫敦社交界中的聲譽。
  伊莎多拉的運气越來越好。她在沃里克廣場上租了一大間工作室。每天探索在國家美術館看見的意大利藝術品影響下產生和新發現的靈感。
  接著,一個年輕的詩人闖入了她的生活。他剛從牛津大學畢業,有一副柔和的嗓子和一雙夢幻似的眼睛。他出身英國皇族的一個旁系,名字叫道格拉斯·安斯利。
  每當黃昏時刻,他就出現在伊莎多拉的工作室里,腋下挾著三四本書,把斯溫伯恩、濟慈、勃朗宁、羅塞蒂和奧斯卡·王爾德的詩篇念給她听。他喜歡大聲地朗誦,她也很愛听。鄧肯夫人認為在這种場合下跟女儿作伴是絕對必要的,雖然她也懂得并且愛好這些詩,卻不能理解詩歌朗誦的牛津風格。約摸一小時后,特別是在讀威廉·莫里斯的詩篇時,她就打瞌睡了。每到這時,這個青年詩人就俯下身來,輕輕地吻伊莎多拉的面頰。
  伊莎多拉為有這樣的友誼而感到非常高興。除了安斯利和查爾斯·哈萊之外,她再也不想交別的朋友。一般的小伙子她都覺得很討厭,盡管有許多人看了她在倫敦客廳里的舞蹈之后,總是興沖沖地來拜訪她,或者想帶她出去。伊莎多拉的態度很高傲,他們也就完全灰心了。
  查爾斯·哈萊和待在閨中的妹妹一起,住在一幢古老的小房子里。哈萊小姐待伊莎多拉也很和善,時常請她吃便飯,于是他們三個人待在一起了。伊莎多拉初次去看亨利·歐文爵士和女演員戴姆·艾琳·泰瑞,也是和他們一起去的。
  亨利·歐文是舞台世家的頭面人物,19世紀末英語舞台上的主角。他生于1838年,因其戲劇表演獨具一格,深受觀眾歡迎,使他成為英國第一位獲得爵士封號的演員。戴姆·艾琳·泰瑞1847年生于一個戲劇家庭,由父母訓練成為非常有名的儿童演員。她是有才智的女演員的典型,既能演自然主義戲劇,又能演內涵深刻的戲劇。兩人從1872年開始合作,一直到1902年。他們的合作珠聯壁合,成為英國戲劇史上的美談。伊莎多拉第一次看歐文爵士的演出是他演的《鐘》,那偉大的藝術激起她內心的熱情和敬佩,使她陶醉在它的影響下,整整几個星期不能安睡。至于戴姆·艾琳·泰瑞,她始終是伊莎多拉一生的偶像。
  在那個夏季里,有一天查爾斯·哈萊帶伊莎多拉去探望大畫家瓦茨,她就在他的花園里跳舞給他看。在他房間里,伊莎多拉看見泰瑞那奇妙的臉龐多次出現在他的畫板上。瓦茨和伊莎多拉一起在花園里散步,他給她講了許多關于他的藝術和生活中的美妙的事情。
  戴姆·艾琳·泰瑞這時正在女性完全成熟的時期,已不再是瓦茨以絕妙想象所傾心的那個修長而苗條的姑娘,胸部高聳。她臀部丰滿,具有一种与現代理想迥然不同的庄嚴健美的丰姿。
  就這樣,伊莎多拉在倫敦跟現代最出色的文學界和藝術界知名人士有了交往。
  隨著冬天的消逝,沙龍舉行得少了。伊莎多拉一度參加了本森劇團,但除了在《仲夏夜之夢》中扮演過仙女以外,再也沒有什么進展。劇場的經理們似乎總是不能理解她的藝術,或者說,不懂得她的主張對他們的營業會有什么好處。這确實奇怪,因為以后萊因哈特、吉邁爾和先鋒派其他名人的演出中,出現了那么多模仿伊莎多拉·鄧肯的流派的東西。
  一天,伊莎多拉被介紹給泰瑞夫人。在一次排練中伊莎多拉上樓進了她的化妝室,她非常熱情。可是等到伊莎多拉听從她的指示,穿上舞蹈服裝,由她帶領上舞台去為比爾博姆·泰瑞跳舞——給他跳了門德爾松的《春之歌》——的時候,他卻心不在焉地仰起頭,凝視著蒼蠅打圈圈,几乎不瞧伊莎多拉一眼。后來,在莫斯科的一次宴會上,當他為伊莎多拉·鄧肯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而祝酒的時候,她向他談起了這件舊事。
  “什么?”他惊叫著說。“我以前曾看過您的舞蹈、您的美貌和您的青春竟會不知贊賞?唉,我多傻呀!”他接著又說:“現在是太遲了,太遲了!”
  “永遠不會太遲的,”伊莎多拉回答。從那以后,他對伊莎多拉做了极高的評价。
  确實,那時伊莎多拉很難理解,既然自己已經激起了像安德魯·蘭、瓦茨、埃德溫·安諾德爵士、奧斯丁·杜布森、查爾斯·哈萊這些她在倫敦所遇到的所有的畫家和詩人的狂熱贊賞,為什么那些劇場經理們卻仍然對她無動于衷。好像她的藝術使命是他們那种劇場里藝術粗劣的實用主義所無法領略的。
  伊莎多拉整天在自己的工作室里練功。到了黃昏時分,不是詩人安斯利來給她朗誦,就是畫家查爾斯帶她外出,或者看她跳舞。他們兩人總是設法不一起到來,因為相互之間已經有了醋意。詩人說他真不懂她怎么會跟那個老頭消磨這么多的時間;畫家則說他真不能理解一個聰明的姑娘怎么能跟那么個頑童相處。然而伊莎多拉在他們的友誼中都感到非常快樂,實在說不出更喜愛跟哪一個在一起。不過,星期天她總是給哈萊留著,兩人一同在他的工作室里吃午飯,嘗嘗來自斯特拉斯堡的鵝肝,喝點雪利酒和他自己煮的咖啡。
  一天,他允許伊莎多拉穿上瑪麗·安德森的舞服,擺出各种姿勢,給她畫了許多張素描。
  冬天就這樣過去了。
  雖然經常入不敷出,但這個時期他們的生活還比較安定。然而雷蒙德不滿足于這种宁靜的气氛,离開倫敦到巴黎去了,倫敦只剩下了鄧肯夫人和伊莎多拉母女二人。到了春天,他接二連三拍電報,催促她們去巴黎。于是,伊莎多拉和母親收拾了行裝,登上了橫渡英吉利海峽的渡輪。
  离開大霧迷蒙的倫敦,到達瑟堡,正是明媚春天的早晨。在她們看來,法國就像一座大花園。從瑟堡到巴黎的路上,她們一直把頭探出三等車廂的窗口,向外眺望。
  雷蒙德在車站上迎接她們。他留著披到耳邊的長發,穿著一件翻領上衣,系著飄垂的領帶。她們對他改變的裝束有些看不慣,他解釋說這是他所居住的“拉丁區”里的時髦服裝。
  他領她們到他的住所,碰到一個女店員正從他那里跑下樓來。他拿出一瓶据他說价值三十生丁的紅葡萄酒來款待母親和妹妹。
  喝完了酒,他們出去找工作室。雷蒙德會說几句法國話,他們便一路喊著:“尋求工作間”。但他們不知道他們用的“工作間”一詞在法語里還可以指“任何一种工場”。黃昏時分,他們終于在一個院子里找到了一間工作室,租金特別便宜,每個月才五十法郎,還備有家具。他們喜出望外,立即預付了一個月的房租。
  他們不知道為什么房租會這樣低廉,然而到了晚上就明白了。正當他們安靜下來想要休息時,一陣可怕的震動搖撼著整個工作室,一切東西似乎一會儿躍向半空,一會儿又掉到地上。這樣的震動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著。雷蒙德下樓去察看,才發現樓下原來是一家夜間印刷厂,奧妙就在這里。
  一家人感到相當掃興,但對他們來說,五十法郎可是個大數目,因而伊莎多拉提議把這种噪音當作大海的波濤聲,就算是置身于海濱吧。這里的看門人供應伙食,午飯每人二十五生丁,晚飯連酒在內每人一個法郎。
  雷蒙德同那個女店員斷絕了關系,專心照料母親和妹妹。剛到巴黎,伊莎多拉什么都覺得新奇。她每天早晨五點鐘起床,到盧森堡花園里去練舞,然后在巴黎到處逛,一走就是好几英里路,并且在盧浮宮里一泡就是好几個小時。他們在希腊花瓶陳列室里待的時間太長,以致管理員對他們起了疑心。伊莎多拉用手勢告訴他,自己到巴黎來只是為了跳舞。管理員斷定他們是無害的怪人,也就隨他們便了。他們一小時又一小時地坐在打蜡地板上,滑行著去瞧底層的架子,或者踮著腳尖喊道:“瞧,這里是酒神狄俄尼索斯!”“到這儿來吧,這儿有美狄亞殺子的場面!”
  他們天天到盧浮宮去,直到關門的時候才依依不舍地离開。雖然沒有錢,在巴黎又沒有朋友,好在他們一無所求,盧浮宮就是他們的樂園。伊莎多拉穿著白色外衣,戴著一頂自由帽;雷蒙德戴著大黑帽,穿著翻領上衣,飄垂著領帶,看到過他們的人后來告訴伊莎多拉說,他們這樣年輕,卻又這樣沉迷在希腊花瓶中,活像兩個大傻瓜。當他們吃完云豆和色拉,喝過紅葡萄酒后,又快樂得像神仙一般了。
  雷蒙德擅長鉛筆畫,不多几個月就把盧浮宮里的希腊花瓶都臨摹完了。但后來人們把雷蒙德所畫的伊莎多拉的裸体跳舞像誤認為是希腊花瓶上的圖案。
  除了盧浮宮以外,他們還到過克呂尼博物館、卡納瓦萊博物館、巴黎圣母院以及巴黎其他的博物館。此外,伊莎多拉對歌劇院前面的群像和凱旋門上的浮雕也特別入迷。每經過一處歷史文物,她無不佇主觀賞。得見這些曾經夢寐以求的燦爛文化,使這位年輕的美國人的心靈無比興奮,歡欣不已。
  春去夏來,1900年規模宏大的博覽會開幕了。
  一天早晨,查爾斯·哈萊忽然出現在他們的工作室。伊莎多拉非常高興,而雷蒙德卻深感不悅。哈萊是特地來參觀博覽會的,此后他就經常跟伊莎多拉作伴,他是個聰明而有魅力的向導。他們整天穿越各种建筑物漫游,晚上就在埃菲爾鐵塔那里進餐。他非常和藹可親,當伊莎多拉累了的時候,就讓她坐上輪椅,他推著她走。伊莎多拉時常感到懈怠,因為博覽會里的藝術品根本不能跟盧浮宮里的藝術品相比。不過她還是很快樂,因為她愛巴黎,也愛查爾斯·哈萊。
  每逢星期天,他們就坐火車到鄉下去,在凡爾賽花園或圣日爾曼森林里漫步。她在森林里跳舞給他看,他為她畫速寫。
  1900年的博覽會給伊莎多拉留下的一個深刻印象,就是偉大的日本悲劇舞蹈家貞八重子的舞蹈。接連好几夜,她和哈萊為這位偉大悲劇演員高超的舞蹈藝術所傾倒。
  另一個甚至比這更深刻的終生難忘的印象,就是羅丹館。在那里,偉大的雕塑家羅丹的全部雕塑作品首次公開展出。伊莎多拉初次踏進這個展覽館,站在這位偉大藝術家的杰作面前,崇敬之情不覺油然而生。那時她對羅丹還沒有什么認識,但感到自己置身于一個新的世界。每次去參觀,听到有些庸俗的觀眾說:“這個塑像的腦袋到哪里去了?”或者“他的胳膊呢?”她便憤然回頭大聲呵斥:“這也不懂?!這不是人体,這是藝術,不過是一种象征,對于人生理想的一种設想。”
  秋天來了,博覽會也將閉幕。查爾斯·哈萊不得不回到倫敦去,臨行前把伊莎多拉介紹給他的侄子夏爾·努夫拉。“我把伊莎多拉托給你照顧,”他說。
  努夫拉是個二十五歲左右的青年,對生活多少有些厭倦。但托他照顧的天真爛漫的美國姑娘頗使他入迷。他開始幫伊莎多拉在法國藝術教育方面補課,給她講述了許多關于哥特式建筑的知識,還使她懂得了鑒賞路易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時代的藝術。
  這時,他們已經离開了原來的工作室,用僅有的一點積蓄,在維利埃大街租了一間寬敞的工作室。
  在這間工作室里,鄧肯夫人重振旗鼓,像孩子們童年時代一樣,接連几小時地演奏肖邦、舒曼和貝多芬的樂曲。工作室不帶臥室,也沒有浴室。他們也沒有床,晚上把床墊放在竹木箱上,在上面睡覺。
  努夫拉成了鄧肯家的常客。有一天,他帶著兩個好朋友來到工作室:一個是漂亮的小伙子,叫雅克·博尼;另一個是青年文人,叫安德烈·博尼埃。努夫拉特別以有伊莎多拉這樣的朋友為榮,欣然把她當作美國的一個稀世之寶介紹給他的朋友們。
  伊莎多拉為他們跳了舞。當時她正在研究肖邦的序曲、圓舞曲和瑪祖卡舞曲。鄧肯夫人那天彈得好极了,就像男人那樣堅定有力,并且富有感情,對作品理解深刻。她為伊莎多拉伴奏了好几個小時。
  就在那時,雅克·博尼想出個主意,要他的母親德·圣馬索夫人請伊莎多拉在某個晚上去跳舞,以款待她的朋友。
  德·圣馬索夫人的沙龍是巴黎最藝術、最時髦的沙龍之一。她在她的雕塑家丈夫的工作室里安排了一次預演。彈鋼琴的是一個相貌堂堂的男人,他的手指仿佛有鬼神之功,伊莎多拉立刻被他吸引住了。
  一見到伊莎多拉,他就大聲喊道:“何等美妙!多美!多么標致的孩子啊!”接著按照法國的習慣,把伊莎多拉摟在怀里,吻了她的雙頰。他就是著名作曲家梅薩杰。
  首演的夜晚來到了。整個過程中,觀眾的親切熱情使伊莎多拉受寵若惊。往往不等一場舞跳完,他們就喊了起來:“妙,妙!她跳得多妙!了不起的孩子!”
  第一個舞剛跳完,一個目光銳利、身材高大的男人便站起來把她抱住。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他問道。
  “伊莎多拉,”她回答。
  “小名呢?”
  “小時候他們叫我多麗塔。”
  “喔,多麗塔,你真可愛!”他嚷著,吻了伊莎多拉的雙眼、雙頰和嘴唇。接著,圣馬索夫人拉著她的手說:“剛才那位就是大名鼎鼎的薩杜。”
  薩杜是法國的一位享有世界聲譽的劇作家,1877年被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
  實際上,在座的都是巴黎數一數二的人物。
  臨走時,伊莎多拉被包圍在鮮花和贊美聲中。她的三位“騎士”——努夫拉、博尼和博尼埃一同送她回家。一路上他們志得意滿,喜气洋洋,因為他們邀來的神童竟然大獲成功。
  這三位青年中間,后來跟伊莎多拉最要好的不是快活的高個子努夫拉,也不是一表人材的博尼,而是那位可以說是身材矮小、臉色蒼白的博尼埃。雖然他臉色蒼白,圓圓臉龐上還戴著一副眼鏡,但他的心智卻非常出眾。
  伊莎多拉始終是一個富于理智的人,她的戀愛事件也多半是訴諸理智的。
  安德烈·博皮埃正在創作他最早的兩本書:《彼特拉克》和《西蒙德》。他天天來看伊莎多拉。通過跟他交往,伊莎多拉對所有法國最优秀的文學作品有了些理解。
  這時伊莎多拉已能相當流利地閱讀法文和講法語。博尼埃常常一連几個下午在工作室里為他們高聲朗讀,聲調抑揚頓挫,十分悅耳。他把莫里哀、福樓拜、狄奧菲·高地葉和莫泊桑的作品讀給伊莎多拉听。從他那里,她首次听到梅特林克的《佩利亞和梅利桑德》,以及當時流行的各种法國現代名著。
  下午,每當工作室響起叩門聲,便是博尼埃來了。他總是挾著一本新書或雜志。
  鄧肯夫人不能理解為什么女儿對這個人那么熱情。做為女儿的情人,他并不符合她的理想,因為他是個小胖子,眼睛很小。
  通常他給伊莎多拉朗讀兩三個鐘頭,接著他們就坐在公共馬車的上層到城島去,凝視月光下的巴黎圣母院。他了解這個建筑物正面的每個塑像,能夠給她講述每一塊石頭的來歷。然后,他們就步行回家。她不時地感覺到安德烈膽怯地用手指按著她的胳膊。
  每個星期天,他們便乘火車到馬爾利去。后來在博尼埃所寫的一本書里,就描寫過他們在森林里散步的情景——伊莎多拉怎樣經常在他前面沿著小徑邊走邊舞,像一個山林女神或者一個樹精那樣,格格地笑著向他招手。
  他向伊莎多拉傾訴了想要創作的文學作品的類型和全部构思。一天早晨,他臉色慘白來到伊莎多拉那里,一言不發,臉上毫無表情,兩眼直瞪瞪。臨走前在她額上吻了一下,神色意味深長。
  伊莎多拉預感到他要去死了,一直為他擔惊受怕。三天之后,他神采飛揚地又來了,向伊莎多技承認自己進行了一次決斗,刺傷了他的對手。她始終不知道這次決斗的起因,事實上,對他的私生活她絲毫也不了解。通常他每天下午五、六點鐘到來,然后根据天气和他們的興致,決定給她朗讀或者帶她去散步。
  有一次,他們坐在墨登樹林中一塊空地上,那里有四條道路交叉。他管右邊那條道叫做“成功”,左邊那條道叫做“安宁”,筆直向前的那條叫做“不朽”。
  “那么我們坐著的這條道呢?”伊莎多拉問他。
  “愛情,”他低聲回答。
  “好,我宁愿留在這儿,”伊莎多拉興沖沖地喊了一聲。
  他卻說:“我們不能留在這儿。”說完便站起身來,沿著筆直向前的那條道飛奔而去。
  伊莎多拉非常失望,又覺得迷惑不解,急急忙忙跟在他后邊喊道:“可這是為什么?為什么?你為什么要离開我?”
  然而,在回家的路上,他再也沒說什么,把伊莎多拉送到工作室門口,突然扔下她就走了。
  這种古怪而又熱烈的友情延續了一年多。出于天真無邪的心愿,伊莎多拉渴望著把他們的友誼朝著另一個方向發展。
  一天晚上,伊莎多拉設法叫母親和雷蒙德去看歌劇,只留下自己一個人,下午還偷偷買了一瓶香檳酒。晚上,小桌子上放著鮮花、香濱酒和兩只玻璃杯。她穿上一件透明的舞衣,頭上戴著攻瑰花環,像個小情人一樣期待著安德烈的到來。
  他來了,似乎十分惊异,而且局促不安,那香擯酒几乎碰也不敢碰一下。她跳舞給他看,但他好像心不在焉。最后,他突然走了,說那天晚上有好些東西要赶著寫完。伊莎多拉孤零零一個人待著,玫瑰花環和香擯酒還在面前,她傷心地哭了。
  她絕望地想:“他不愛我。”
  由于虛榮心和自尊心受到挫傷,她開始和那三個密友中的博尼調情。他身材高大,金色的頭發,一表人材。在擁抱、接吻這些方面跟安德烈那种畏畏縮縮的表現恰恰相反,非常大膽。但伊莎多拉這次嘗試的結果也不大妙。
  一天晚上,在飯館吃了晚餐之后,他把她帶到一家旅館里,開了一個房間。
  伊莎多拉渾身戰栗,但內心實在高興:我終將嘗到愛情的滋味了。在博尼的怀抱里,沉浸在暴風雨式的愛撫之中,她的心怦怦亂跳,每一根神經都沐浴在歡樂中,整個身体淹沒在醉人的歡悅里。最后她終于蘇醒過來,欣喜若狂。
  突然間,他惊跳起來,跪在床邊,用難以描摹的激情對她嚷道:“啊!你為什么不提醒我?我几乎犯下多大的罪啊!不行、不行!你應當保持純洁無暇。把衣服穿上,赶快把衣服穿上!”
  他對她的悲歎充耳不聞,把外衣給她披在身上,急忙送她上了馬車。在回家的路上,他狂亂地痛罵自己,把伊莎多拉嚇得不知所措。
  伊莎多拉問自己:什么罪?他几乎犯了什么罪呢?她感到頭昏眼花、四肢無力、惶惑不安。在极度沮喪的情況下,她又一次被扔在工作室的門口。此后,那個年輕的、金頭發的朋友再也沒有來找過她。不久以后,他就到殖民地去了。
  這就是伊莎多拉青年時代在愛情這個奇妙境地的邊緣上的最初几次探險。多年來,她總渴望著進入,卻不能如愿以償。因為她給追求者們造成的印象過于嚴肅,甚至令人敬畏。不過最后這次震動對伊莎多拉的感情气質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促使她以這种气質的全部力量投入舞蹈藝術。
  伊莎多拉日日夜夜在工作室里潛心探索著一种舞蹈,它能夠通過身体動作給予人的精神以神圣的表現。她常接連几小時紋絲不動地站著,兩手交叉地放在胸口,遮住太陽神經。鄧肯夫人見女儿呆若木雞、精神恍惚地持續那么久,經常惊惶失措。不過伊莎多拉還是在思索著。在她進行的研究中,最初試圖表達肖邦的序曲,也曾學習格魯克的音樂。鄧肯夫人總是孜孜不倦地為女儿一遍又一遍地彈奏《奧菲烏斯》,直到窗戶上曙光閃耀。
  窗戶很高,而且沒有窗帘,因此鄧肯夫人一抬頭總是能看到天空、月亮、星星。有時大雨傾盆而下,雨水的細流就淌到地板上,因為工作室頂棚的窗戶很少是能防雨的。到了冬天,工作室里朔風凜冽、冷得可怕,而夏天則熱得像蒸籠一樣。他們只有這么一個房間,大家各行其事是不方便的。不過年輕人能屈能伸,對這些滿不在乎。鄧肯夫人又是個刻苦耐勞、自我犧牲的模范,一心只想給孩子們的工作助一臂之力。一次,伊莎多拉接受格雷夫爾伯爵夫人的邀請,去她家客廳表演。
  格雷夫爾伯爵夫人是當時社交界的皇后。因此那天晚上,伯爵夫人家的沙龍里濟濟一堂,到處都是服裝華麗、珠圍翠繞的婦女,千百朵紅玫瑰香气襲人。伊莎多拉跳舞時,第一排的几個漂亮的小伙子總是盯著她,他們的鼻尖几乎可以触到她那跳舞的腳尖。伊莎多拉怏怏不樂,覺得這次演出完全失敗了。可是第二天早晨,她收到伯爵夫人的一個彬彬有禮的字條,除了表示感謝,并叫她到她的門房去領“封包”。伊莎多拉不喜歡到人家的門房里去,因為她對錢實在太敏感了。然而不管怎么樣,這筆錢夠付工作室的房租了。
  使她愉快的是,有一天晚上,在著名的瑪德蘭·勒瑪爾夫人的工作室里跳舞,她第一次看見了在觀眾席上的諾瓦伊伯爵夫人,讓·洛蘭也在座。
  除了盧浮宮和國立圖書館,她又發現了第三個快樂的源泉:歌劇院的圖書館。那里的管理員對她的研究工作非常關心,不管什么樣的書籍,只要是關于舞蹈的、關于希腊音樂和戲劇藝術的,都搬出來讓她隨意選用。伊莎多拉便聚精會神地閱讀上自古埃及,下至當代的一切有關舞蹈藝術的書籍,隨讀隨記,專門抄錄在筆記本上。但是,在她完成了這個工程浩大的實驗之后,她才知道能夠求教的大師只有三人:讓一雅克·盧梭、沃爾特·惠特曼和尼采。
  一個天色晦暗的下午,有人叩伊莎多拉工作室的門。伊莎多拉打開門,看到門外站著一位儀態大方、令人肅然起敬的女士。伊莎多拉覺得她的到來似乎預示著將有重大事件發生。
  “我是波利尼雅克王妃,是格雷夫爾伯爵夫人的朋友,”她自我介紹道。“我看了你的舞蹈。你的藝術使我,特別是使我的作曲家丈夫發生了興趣。”
  王妃容顏秀麗,美中不足的是下顎太大,如果不是冷若冰霜的矜持神態,她的眼神和容貌還是給人以嬌艷的感覺的。她說話時帶鼻音,生硬刺耳,人們听到這樣的嗓音會感到迷惘,因為原以為她的嗓音會圓潤和深沉得多。后來伊莎多拉才捉摸出,盡管她貴為王妃,那冷漠的表情和生硬的聲調,卻是用來掩飾內心极度敏感和羞怯的。
  伊莎多拉對她講述了自己的藝術和希望,王妃立刻提出在她的工作室里為伊莎多拉舉行一次演出。
  王妃會作畫,同時又是個出色的音樂家,會彈鋼琴和管風琴。
  這位王妃似乎從這個空蕩冰涼的工作室察覺到鄧肯一家的貧困,看出了他們面有饑色。當她告辭离去的時候,羞怯地把一個信封放在桌子上,那里面裝著兩千法郎。
  第二天下午,伊莎多拉到王妃家里去,見了波利尼雅克親王。他是一位頗有才能的优秀音樂家,是一位高雅清瘦的紳士。他時常戴一頂小黑絲絨圓帽,這种帽子跟他那張表情細膩的漂亮臉龐十分相稱。
  伊莎多拉穿上舞服,在他的音樂室里為他跳舞。他看得出了神,贊美她正是他多年來夢寐以求的幻象。伊莎多拉那關于動作和音響之間關系的理論引起他的濃厚興趣,她對舞蹈做為一种藝術而复興的种种期望和理想也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很高興地為她彈奏鋼琴,那纖巧的手指彈上去,宛如戀愛著它、撫摩著它。他的贊賞像一股暖流涌上伊莎多拉的心頭。最后他叫了起來:“多可愛的小姑娘,伊莎多拉,你真可愛!”
  伊莎多拉用法語羞澀地答道:“真的,我也很喜歡您。我愿意總是為您跳舞,在您那動人的樂曲啟發下創作舞蹈。”
  接著他們就設想今后合作的前景。不幸的是,后來因為他的早逝,希望化作了泡影。
  在波利尼雅克王妃工作室里舉行的晚會极為成功。而且,由于她慷慨地把工作室對外開放。觀眾不僅限于她的好友,這樣一來,伊莎多拉的舞蹈引起了更為廣泛的興趣。從此,鄧肯一家也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接連舉行收費的晚會,每次接納二三十個觀眾。波利尼雅克親王每次都到場。有一次,他眉飛色舞地摘下他的小帽在空中揮舞,并且喊道:“伊莎多拉万歲!”
  歐仁·卡里埃爾和他的一家人也來觀看,還為伊莎多拉做了一次關于舞蹈的簡短演講,在他的演講中有一段話說:
  “伊莎多拉為了要表現人的情操,從希腊藝術中找到了最好的典范。她對那些美麗的浮雕形象贊歎不已,從中取得了靈感。但是,富于創新精神的她卻返回自然,從而產生了她的一切舞姿。在相信能夠模仿和复活希腊舞蹈的同時,她還找到了自己的表現方式。她所想的是希腊的藝術,而表現的是她自己的東西。她自己的愿望就是要忘卻時間,追求幸福。這种愿望表現得這樣真摯,引起了我們的共鳴。在复活的希腊藝術珍品面前,我們也像她一樣年輕了。一個嶄新的希望在我們心中高奏凱歌。當她表現她順從命運之必不可免的時候,我們也和她一起屈從了。伊莎多拉·鄧肯的舞蹈不再是一种余興節目,而是一种個性的表現,也許是一种更有生命力的藝術品,它無比丰富,激勵著我們努力實現自己命定要實現的事業。”
  盡管伊莎多拉的舞蹈已經為許多知名人士所賞識,但他們的經濟情況還是十分拮据。時常為無力支付房租而心煩,或因沒有煤炭生爐子而挨凍。不過,在這樣貧困的處境中,她總能獨自接連几小時站在冰冷凄涼的工作室里,期待著靈感的來臨,用動作表現自己。
  一天,伊莎多拉正這樣站著,一位衣飾華麗的紳士前來拜訪。他穿著一件貴重的皮領大衣,戴著一枚鑽戒。他說:
  “我從柏林來。我們听說你在搞一种赤腳表演。我是從一家最大的游藝場來的,想立即跟你簽訂一個合同。”
  他搓著雙手,笑容可掬,好像給伊莎多拉帶來莫大佳運似的。
  可是,伊莎多拉卻像一只受傷的蝸牛,急忙縮進殼里去。漠然答道:“噢,謝謝您。不過我決不同意把我的藝術送進游藝場。”
  “可您并不了解,”他惊异地說,“好些最偉大的藝術家都在我們游藝場里表演。再說還能掙大錢。我現在就答應演出一個晚上給你五百馬克,以后還要增加。我們要為您大肆宣揚,說您是‘世界上第一個赤腳舞蹈家’。一個赤腳舞蹈家,了不起、了不起!您一定會答應吧?”
  “決不、決不!”伊莎多拉發起脾气來。“任何條件都不行。”
  “但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不可能。我不能接受否定的答复。我已經把合同帶來了,”他說。
  “不行,’伊莎多拉說,“我的藝術不是為游藝場准備的。將來總有一天我要去柏林,希望能合著你們的愛樂交響樂隊跳舞。但要在音樂堂里,而不是在玩馬戲和雜耍的游藝場。老天爺,真太可怕了!不,什么條件我都不要。再見!”
  這位德國劇院的經理對房間里的陳設和伊莎多拉破舊的裝束瞧了一眼,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第二天他又來了。過了一天,他第三次來了,答應每晚付她一千馬克,先訂一個月合同。他發火了,說她是個“傻姑娘”。
  最后,伊莎多拉向他喊道:她到歐洲來跳舞,是為了通過舞蹈傳播宗教信仰的偉大复興;通過人体動作的表情來讓人們認識人体和心靈的美和圣洁,根本不是給那些腦滿腸肥的資產者茶余飯后做為消遣的。
  “請你赶快出去!你走!”她叫喊道。
  “每晚一千馬克您還拒絕嗎?”他簡直透不過气來了。
  “當然不行,”伊莎多拉厲聲回答。“就是一万、十万我也不干。我所追求的目標你是不會了解的。”
  他臨走的時候,她還加了一句:“將來總有一天我會到柏林去的。我要去為歌德和瓦格納的同胞們跳舞,但是要在一個配得上他倆的劇場里,也許還不止一千馬克!”
  后來,伊莎多拉的預言終于實現了。三年之后,在克洛爾歌劇院里,她在柏林交響樂隊的伴奏下演出。當劇院售出了二万五千多馬克的戲票的時候,這位經理先生捧著鮮花到伊莎多拉的包廂里來表示祝賀。他友好地承認了自己的過錯,對她說:“小姐,你的話沒說錯。”
  可是他們的經濟情況很不寬裕,無論是王公貴族們的賞識,或是伊莎多拉本人名聲与日俱增,都不能帶來溫飽。
  在此期間,一個身材矮小的姑娘時常到他們的工作室里來,她的長相很像一位埃及公主。她來自美國西部的一個名門望族,唱起歌來十分迷人。清晨,常有散發著紫羅蘭香气的小字條塞進鄧肯家的門縫里來,接著雷蒙德便偷偷摸摸地不見了。終于有一天,雷蒙德告訴大家們說,他已經受聘去美國做巡回演出。
  這樣,在巴黎就剩下伊莎多拉和母親兩個人了。那時鄧肯夫人病了,她們不得不搬到一家小旅館里去住。在那里,鄧肯夫人總算可以睡在床上,不像在工作室里那樣受地板下冷風的侵襲,同時進餐也可以正常了,因為是三餐包飯。
  在這家供膳宿的公寓里,有一對夫婦非常引人注目。女的大約三十歲,美貌出眾。一雙出奇的大眼睛,眼神溫柔、深沉、嫵媚而又富有吸引力,充滿著火一樣的熱情。同時又流露出馴順和謙卑。她那滿頭金紅色的頭發如火焰一般,一舉一動都激起人們的愛欲。任何人只要窺視一下她那雙眼睛,就會像掉進了火山的噴火口一樣。那男的身材纖長,有兩條秀气的眉毛,臉上時常帶著年輕人少有的倦意。通常還有一個人跟他們在一起。他們總是專心地談著話,談得熱烈,十分起勁。這三人似乎与常人不一樣,從來不知疲憊,也毫不厭煩。
  一天早晨,那少婦來到伊莎多拉桌前,介紹說:這是我的朋友亨利·巴塔伊先生。這是讓·洛蘭先生,他為你的舞蹈撰寫過文章。我叫貝特·巴蒂。我們很希望哪天晚上能造訪你的工作室,如果您愿意為我們跳舞的話。”
  伊莎多拉非常激動,也十分高興。她從未听見過像貝特·巴蒂那樣有魅力、那樣熱烈、那樣洋溢著生命力和愛情的嗓音。她以前就一直注意這三個人,貝特·巴蒂時常穿著令人吃惊的緊身衣,色彩不斷變化,上面還綴著閃閃發光的金屬片。
  那次會晤之后,他們就經常到伊莎多拉的工作室來。有一次巴塔伊還給他們朗誦他的詩作。就這樣,伊莎多拉以某种神秘的方式覓得了一把鑰匙,打開了巴黎知識界和藝術界名流的心胸。要知道,巴黎當時在世界上所處的地位,如同古希腊全盛時期的雅典。
  自從在1900年展覽會上觀賞了羅丹的作品之后,他的藝術天才總是索繞在伊莎多拉的心頭。有一天,她到大學路上他那工作室,去向羅丹參拜。
  羅丹的身材矮小粗壯、健壯有力、須發丰美。他的作品寓偉大于簡雅。有時他低聲吟哦著他的塑像的名字,不過可以感覺到,名字對于他是沒有什么意思的。他時常伸手去撫摩那些塑像。最后他兩手摸住一小塊粘土揉捏的時候,呼吸也急促了,熱流從他內心奔涌而出,好似火爐在熊熊燃燒。不一會儿便捏成了一個女人的胸部,她仿佛在他的手指下悸動。
  他攙著伊莎多拉的手,坐了馬車去她的工作室。伊莎多拉急忙換上舞衣,把希腊詩人德阿克里特的一首牧歌跳給他看。
  接著,她把自己那套創造新舞蹈的理論講給他听。但是不久她就發覺他并沒在听她講,而是注視著她,兩眼閃閃發光,接著臉上的表情就像在他面前的是他的作品。他向她走過來,伸手撫摩她的脖子和胸部,捏了她的胳膊,又滑過臀部和赤裸著的腿和腳。他開始按摩她的全身,就像揉捏泥巴一樣。同時,他身上發出熱焰。伊莎多拉燒焦了,她熔化了。她當時整個的心愿就是要把自己的一切都獻給他。是的,要不是由她所受的教養使她害怕起來,她真會這樣做的。她躲閃開去,急忙把外衣技在舞衣上,把他打發走,他當時莫名其妙。
  兩年以后,伊莎多拉從柏林回到巴黎,才又見到了他。以后若干年中,他一直是她的良師益友。
  伊莎多拉·鄧肯同另一位大畫家歐仁·卡里埃爾的會晤就大不一樣,但也充滿樂趣。她是由作家凱徹爾的夫人帶引到他工作室去的。凱徹爾夫人怜憫鄧肯一家的孤寂生活,時常請他們到她家吃飯。有一次,伊莎多拉注意到牆上挂著的一幀奇异、迷人而憂傷的畫像,凱徹爾夫人告訴她說:“這是卡里埃爾給我畫的肖像。”
  一天,她帶伊莎多拉到卡里埃爾家里去。她們登上最高一層的工作室。在那里,卡里埃爾被他的書籍、家人和朋友們團團圍住。他擁有一股极其強大的精神力量,同時周身流淌著對于一切的深情厚愛。他的畫作的一切优美、力量和奇特,正是他那崇高心靈的直接表現。當伊莎多拉來到他面前的時候,感到自己仿佛見到了基督,滿怀著敬畏。
  几年之后,約斯卡夫人描述這次會晤的情景,寫道:
  伊莎多技站在這位謙遜的大師和他的朋友麥基尼科大之間。她比他們倆還要文靜得多。我几乎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美國女孩子會像她那天一樣顯得那么害臊。看見我目不轉睛地瞧著她,歐仁·卡里埃爾就拉著我的手,好像領著一個孩子去見識應該贊賞的什么東西似的,對我說:“這就是伊莎多拉·鄧肯。”接著一片寂靜,更加烘托出這個響亮的名字。
  平時一向低聲說話的卡里埃爾突然用深沉而高昂的聲調宣布說:“這位美國姑娘即將給予世界革命性變革。”
  伊莎多拉很快成了卡里埃爾工作室的常客,他們很快就推心置腹地待她,把她看作他們的摯友。這是伊莎多拉青年時代最美好的記憶之一。從那時起,每當她怀疑自己的時候,只要想起跟他們在一起的情景,就恢复了自信心。在她整個生活道路上,歐仁·卡里埃爾一直激勵她堅持自己的最高理想,召喚她永遠奔向深入探索藝術的圣洁殿堂。甚至當憂傷几乎要把伊莎多拉帶到病人院里去的時候,是卡里埃爾的作品給了她活下去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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