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來源，香港）
夏、商、西周實行世卿世祿制（憑借宗法血緣關係，以官爵世襲的一種制度。）。到春秋戰國時，統治階層改革舊有制度，更為了富國強兵，破格任用一些地位低下而才幹出眾的人。戰國時期出現軍功爵制度（按軍功賜爵的一種制度。），又興起養士之風，招攬有才幹、善言辭的人才，不論出身，為國君、諸侯服務。到秦代則以辟田（開墾田地從事農業。）和軍功為選官依據。但這些都不是完備的選官制度。
到了漢代，為了適應國家統治的需要，建立了一整套選拔官吏的制度，名為察舉制。察舉是自下而上推選人才的制度，也叫選舉。漢高祖劉邦下求賢詔，要求郡國推薦具有治國才能的賢士大夫，開察舉制先河。惠帝、呂後（二人執政時間為公元前194－前18o年）詔舉孝弟力田，察舉開始有了科目。
漢代察舉制度，嚴格地說是從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開始，他下詔要求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並且定下了對策（考試）和等第。武帝時察舉制達到完備，各種規定相繼推出。其後，各種科目不斷充實，特別是有了統一的選才標準和考試辦法。
考試是漢代察舉制度的重要環節。被舉者經考試後，由政府量才錄用，這樣既保證了選才標準能貫徹實行，選出真正的人才，還能保證競爭的相對公平，令下層人士有進入國家管理層的可能。隨著考試制度不斷展和完善，到隋唐以後更展成科舉制度，這一制度實行了1,3oo年之久，成為中國重要的選官制度。
名詞解釋：
察舉，主要是指在漢代實行的一種自下而上選拔人才的制度。察舉就是考察以後予以薦舉的意思。朝廷根據不同的需要設立各種科目，指定有關的官員擔任舉主，依照規定貢上相應的人才，經朝廷檢定後給予錄用或陞遷。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雖把中國統一起來，但是秦朝只有短短15年的國祚，其間實行中央集權制，地方行政則實行郡縣制。從公元前2o6年到公元22o年，是漢朝（包括西漢及東漢時期）的天下，長達4oo餘年。在這期間裡，從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官員，主要是用察舉的辦法產生，即由地方長官在自己管轄區內考察選拔人才，按照一定的科目和標準，向中央政府推薦（舉），再經過適當考核（察），授予官職。
漢代正式實行察舉制度，是在漢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當時有一位大思想家董仲舒，奏請漢武帝實行固定的選才辦法──規定每個郡國要向中央推薦一名孝廉。漢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議，公佈了具體名額分配和科目要求。從此，察舉就成為漢代主要的選官制度。到魏晉南北朝，這個制度仍在推行，但主要是通過九品中正制的選舉形式，察舉制度已非當時主要的選才辦法。
漢代實行的察舉制度，除按照舉期分類，分為常科（歲科）與特科兩大類外；還有詔舉、歲舉與特舉的區別。
詔舉
詔舉是皇帝因應某些特別事件生而下詔選拔人才的制度。其特點是：
（一）不定期；
（二）多數是在生天地災異的年代才有詔舉；
（三）指定選拔某種科目的人才。例如：漢成帝二年（公元前19年），生水旱災害，皇帝下詔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之人。
歲舉
歲舉，規定地方郡國每一年都要向中央推薦人才，主要是舉孝廉。有人數上的規定，即按各郡人口多少，舉一至兩人不等。這一辦法是在漢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確定的，使察舉孝廉有了制度上的保證。
特舉
特舉，實際上是指特定或特別指定的科目，也稱特科。其中最重要的是賢良方正，於漢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才下詔開此科，目的是掘有識之士，並授以官職。這一科目，一般也是在生天象異常或自然災害後才舉行。此外，還有明經、至孝、勇猛等科。
西漢－察舉制的形成
察舉是漢代選拔官吏的一種主要方法。選的對象為沒有官職的讀書人，拔的對象是下級官吏。按規定，他們都必須是品德高尚、學識才幹出眾的人。
由下而上推舉官吏的辦法，在秦代已有，但作為完整選士制度的察舉制，則是在西漢時期才開始確立。漢高祖劉邦（公元前2o6—前195年在位）雖是馬上得天下（靠打仗而奪天下）的，卻深明不能以馬上治天下（治國不能靠武力）的道理。所以高祖在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下詔求賢，輔佐帝業。
漢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在即位第二年就下詔，說：天下治亂，在予（自己）一人，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這便是察舉制度的開始。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又下詔，舉賢良能直言極諫，對策者百人，唯（晁）錯為高第。這裡說明當時不但有了考試（對策），而且還有等第區別，顯示此時察舉制度已趨成熟。
漢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o年）下詔舉士，規定非治儒術者不取，董仲舒取為上第。這正標誌著察舉制度的完備與正式確立。這時候，漢朝的統治者已從初期的與民休息、清靜無為，轉為積極進取，確立以儒家思想為指導原則，並以法治繩之，達到了學術思想、政治體制、知識分子三位一體的結合，使中央集權制有了進一步的展。
1、先聲－高祖詔舉三老
劉邦（公元前256—前195年）在與項羽的楚漢戰爭中取得勝利，建立漢朝，即西漢（公元前2o6—公元8年），他當上了皇帝，是為漢高祖（公元前2o6—前195年在位）。劉邦和他的謀士鑒於秦朝國祚短，二世而亡，思考如何能長治久安。起初，劉邦瞧不起儒生。儒生6賈與他談《詩》、《書》，他說：我馬上得天下，《詩》、《書》有什麼用？6賈說：馬上得之，不能馬上治之，治國不能靠武力。後來劉邦採納了蕭何、曹參的清靜無為、與民休息的治國方略，使亂紛紛的局面得以穩定。
早在劉邦立國的第二年，曾下令詔舉三老，就是要求選拔年齡在5o以上，有修行，能率眾為善者，協助地方長官推行政令。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又下詔，把選拔人才的事情提到了重要的議事日程。
劉邦瞭解選拔具有治國才能的賢士大夫對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性。他命令郡國向中央推薦人才，記錄他們的行（品行）、義（儀表）、年（年齡）。要求郡國按一定標準推薦人才，開啟了漢代察舉制度的先河。
2、形成－文帝詔舉賢良
漢代在惠帝（公元前194—前188年在位）、呂後（公元前187—前18o年臨朝執政）時期，均曾下令詔舉孝弟力田，可免其徭役，或厚加賞賜，讓他們為民表率，做鄉官。這是漢高祖（公元前2o6—195年）詔舉三老的延續。
漢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二年，第一次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文帝因為這一年生兩次日蝕，他深信這是因為上天對他施政的不滿警告，所以文帝希望通過下詔求才，以匡朕之不逮。
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再下詔，要求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並由皇帝親自考試──對策。對策的內容有四項：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這一次晁錯被選為高第，陞遷中大夫。
文帝的兩次詔舉，明確訂立了舉薦制度，有了科目，有了考試辦法，也分出了等級，這標誌著察舉制度正式形成。不過，當時科目僅有一種，沒有固定的期限，也沒有人數的規定，所以制度還未臻完備。
3、確立－董仲舒應策
漢武帝時代（公元前14o－前87年），察舉成為比較完備的選官制度。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o年），下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舉主為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丞相衛綰上奏說，被舉之人或治申（即申不害）、商（即商鞅）、韓非、蘇秦、張儀之學，亂國政，請皆罷，不是儒學出身的都不取。這說明以儒學為正統，從這時開始確立。這實際上是武帝的意見。
董仲舒是此次被察舉者之一，由漢武帝親自策問。董仲舒認為治理天下，要靠皇帝的德政，不是靠天；並提出刑者不可任以治世，治天下不能光靠刑罰，又引孔子說：不教而誅謂之虐；因此，治國以宣德政、施教化為主。此外，董仲舒還提出培育人才的方法：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關於用人，他說用天下之賢人，量才授官。最後，董仲舒提出，要推孔子之術，對其它各家皆絕其道。這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方略。這篇對策，武帝聽了非常信服，就定董仲舒為上第，任為江都相。
到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又詔舉賢良，董仲舒提出以各郡人口多寡定舉人之數，以及四科之制，被採納。這是董仲舒對察舉制正式確立和實行所作的貢獻，並奠定了察舉制度的基礎。
東漢－察舉制的演變
漢代察舉制度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舉士（選拔人才）與舉官（提拔官吏）沒有分開。而且，選舉與考課沒有區分。察舉的對象既有未入仕者（無官職者），也有入仕者（現任官吏）。選舉科目的設置，也是對現任官吏的考課內容。總的來看，考試（考課）是輔助形式，不佔主要地位。這說明漢代對選才、任職官吏的考核還未制度化、嚴格化。
到了東漢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時，開始對選拔與提拔的對象，施行授試以職，即進行文字方面的測試，內容有策、經、箋奏（章奏文體）等。初在部分科目，後向所有科目滲透，說明考試這一環節變得愈來愈重要。
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詔辟四科，這所謂四科不是具體科目，而是與察舉有關的四項標準。早在漢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的一次對策中，就提出四科的概念。這兩個時期提出的內容亦大體相同。
順帝陽嘉元年（公元132年），時任尚書令的左雄提出改察舉之制，主要內容是：
（一）限年四十以上；
（二）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包括
年齡及課試內容的規定。又提出先
詣公府的辦法，把考試分為兩個層
次，先在中央公府初試，再由尚書省
複試。這是察舉制度中考試環節的重
大改革，是選才用才的一個進步。
1、東漢的察舉人數
東漢時，由於察舉制的弊端不斷湧現，因而作出了不少重要的改革；其中察舉的有關科目在人數上時有變化。這些變化主要是各郡按人口方面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薦舉名額。
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詔各郡舉明經之士，十萬人以上推舉五人，不滿十萬推舉三人。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o1年）下詔，指幽、並、涼州等緣邊地區，人口稀少，良吏進仕路狹，為此，令緣邊各郡人口十萬以上每年推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每兩年推舉一人，五萬以下每三年推舉一人。
不過，仍有不少科目是以郡為單位，不論人口多少，郡之大小，推舉人數均相同。如：安帝本初元年（公元1o7年）令郡國舉敦厚質直各一人。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令郡國舉有道之士各一人。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令郡國舉至孝篤行各一人。
東漢時對舉主任職年限，也有不同的規定。如安帝延光元年（公元122年）定視事（解作任職）一歲以上至十歲得舉。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又定視事未滿歲者，一切得舉孝廉吏。這是一種比較靈活的做法。
2、年齡的限制
漢代察舉制度中，對被舉者的年齡，在不同時期、不同科目中，有不同的規定。這裡簡述東漢時的規定。
東漢順帝陽嘉元年（公元132年），下詔規定：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舉，規定舉孝廉必須在4o歲以上。但又規定：其有茂才異行，不拘此例，就是對有特殊才幹者，可以放寬限制。上述規定，源於尚書令左雄的意見。左雄在關於察舉改制的建議中提出限四十以上，但對於有顏回、子奇之類，不拘年齡，即學識、才幹特別高的人，年齡不受限制。朝中有人反對左雄的意見，但順帝十分支持左雄的改革，最終頒布了詔令。
其實以上的規定也不盡然。如在徵詔博士人才時，年齡限制則為5o以上。到質帝（公元145－146年）時，又令郡國舉明經之士，年齡限制在5o以上，7o以下。
從以上例子可見，東漢時期對被舉者年齡的限制，普遍偏高，這並不一定是好現象，因為此舉無疑是對於青年才俊仕途的壓抑。
3、培養機制的確立
漢代察舉是選拔人才的制度，在西漢武帝時（公元前14o－前87年在位）確立，但如果從國家的需要出，想獲得更多、更優秀的人才，必須建立相應的培養機制，而這個機制由西漢武帝開始，至東漢時期展至高峰。漢武帝時董仲舒就提出了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的建議，說明董仲舒是很有遠見的學者。而且把養士（教育）與選士相結合的做法，從長遠看，對改善行政官員的質素，至為重要。
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在都城長安（今西安）設立了太學──國家最高學府。進入太學的稱為博士弟子，條件是年齡18歲以上，儀表端正。甄選方法有二：
（一）由中央有關部門（太常）典選；
（二）由地方郡縣長官推薦。
博士弟子在太學裡學習的內容，主要是儒家經典，有《詩》、《書》、《易》、《禮》、《春秋》等。每一年考試一次，是選拔性考試，通一藝（一種儒家經典）以上，可以任官，考獲較高等級的能任郎中。如一藝也不通，該名博士弟子會被打回家，而推選他的人還要受罰。這樣嚴格的制度，不只能培養人才，還直接為國家選拔優秀的官員。
太學剛成立時，招收的學生只有幾十人，以後規模愈來愈大。主要原因是課程（經）門類增多（如《公羊》、《左傳》、《爾雅》等等），一種經就有若干博士。在成帝（公元前32－前7年在位）時，博士弟子的名額增至3,ooo員，東漢時更多達3o,ooo人，為太學規模之極盛時期。
魏晉南北朝的
漢代之後是魏晉南北朝，從公元22o年到581年，長達3oo多年。這個時期的特點是分裂紛爭，政權交錯。這時的選官制度，針對東漢後期大族名士主持鄉閭評議及控制選舉過程的流弊，改行九品中正制。但察舉選士的辦法仍在實行，不過退居次要地位。九品中正與察舉本質上代表著兩種選官導向。由於以九品中正為主，所以察舉受到它的制約：由察舉入仕者，也須經過中正品第，而且，入仕者的成分、陞遷、地位等也受到相當的限制。
附註：九品中正制——魏晉南北朝時的選官制度。在州郡設中正官，由該州郡在朝廷任職的人擔任，負責察訪本州郡士人，根據他們祖先作過的官以及本人的才能，劃分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個品級，然後向朝廷推薦。朝廷對他們依品授官，品第愈高，官職愈大。
這時期的察舉制，仍以舉薦為中心環節，而當中有所變化：
（一）除歲科和常見的特科，如：孝廉、茂才、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等繼續延設外，其特科的設置更為靈活，範圍擴大，增加了許多特詔科目
（二）察舉的對象，由原來的儒生、文吏兩途，融合為一，儒生成為主體人選。這改變是從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開始的，規定貢士以經學為先。
（三）考試範圍擴大、黜落程度加深。東漢時僅對孝廉一科的考試、黜落較嚴，西晉時擴大到秀才科。
（四）門第限制較寬鬆。魏晉南北朝時，下層人士通過察舉入仕者，佔了接近一半，在漢代僅佔四分之一。至於高官子弟入仕，另有途徑，不再通過察舉了。總之，察舉制的門第因素，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呈下降趨勢的。
附註：漢代除了察舉之外，還用征辟的選拔人才方法，兩者均為選士的重要形式。征辟與察舉的最大不同之處，是前者不需要進行考試，也不需要經過地方薦舉。
此外，征與辟亦有區別。由皇帝直接聘請人做高級官員，稱為征或徵召，他們大多數是德高望重、學識淵博或聞名於世的人。如張衡精通天文歷算、機械明，被征為郎中。
由官府（中央或地方）直接聘請人來任職，稱為辟或辟除。被聘者只能擔任低級官吏，如掾史等。在漢代，被皇帝徵召做高官的人很少，而被官府辟除任職的人則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