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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凱勒教授


  午后的天空晴朗無云,香格里拉的院外長廊中,一個中年男子穿著熱帶風情的運動衫、褐色的寬松褲,腳趿涼鞋,跪在一個差不多人頭大的毛茸茸的椰子邊,一只手握著一根白色的圍欄木樁。這是個非常英俊的男人,長著黑黑的頭發、高高的前額,戴著金絲邊儿眼鏡。他好像正在主持一個奇怪的宗教儀式,那木樁則像是刺擊的長矛,不斷地要扎破椰子。過了一會儿,我果然听到了一聲碎裂的響聲,是木樁裂開了,椰子卻完好無損。
  “都看到了吧,”萊昂納多·凱勒教授的臉上現出一絲胜利的微笑。他把鼻子上的眼鏡向上推了推,“我保證突起的骨頭比椰子殼更硬。”
  “是什么鈍器可能導致哈利先生耳后的四處傷呢?”我問,“如果那個老淘金者哈利打盹時,有人偷偷溜進來用鎬刨了他四下,那會怎么樣呢?”
  凱勒搖頭表示否定,說:“如果那樣,他那倒霉的頭骨便會被擊碎。”他手中拿著椰子,挨著厄爾·加登在鍛鐵桌子旁坐下,看著大象噴水池及周圍的繁花競艷的熱帶花園,鳥儿輕快地唱著歌,一股潮濕的微風輕輕吹過。
  我是在黑胡子酒吧里遇到加登的,在那儿,我整個早晨都同几個目擊證人談話。他們是克拉克夫人、愛斯麗夫人以及弗來迪的美國朋友,他們都對遇害者深表同情。這几位證人都堅持說曾于七月九日被帶到西苑審問,同時,他們對于德·瑪瑞尼所說的曾于上午十一點半被麥爾岑帶上樓的說法加以肯定,這与警察所掌握的下午三點的證据相矛盾。
  不管怎么說,這樣很好,我現在所需做的就是同林道普上校談一談此事,如果林道普确認弗來迪所說的時間,我們就不僅要怀疑那中國屏風上的指紋,還要怀疑貝克及麥爾岑他們倆。
  我只獨享了片刻宁靜,身著西式襯衫,打著領帶的加登就邁著自信的步伐走向我。他被三名漂亮健美的女秘書圍著,就像一名矮胖的狙擊手。他在維多利亞皇家賓館的一個套房中向三個秘書口述日常創作內容、播音稿及正著手寫作的小說章節。現在是他們休息用午餐的時間。
  “女孩儿們,這位就是我常向你們提起的廉价偵探。”他善意地開著玩笑,“黑勒,你還在躲我嗎?你不知道一個好的夏洛克需要一個華生嗎?”
  “你認為自己扮演的是哪一個角色?”
  他在喉嚨里咕嚕著笑了起來。我邀請他們同我共進午餐——我已品嘗了酒吧的獨特風味——威爾士酒。
  “謝謝你,孩子。”加登說著,挨著我坐下,那三位頭發鬈曲、笑聲動听的女孩也坐下了,卻一句話也不說,就像几個安靜的修女。
  吃過一點儿東西,閒聊了几句,最后加登說:“好吧,黑勒——讓我這樣一個老家伙休息一下吧。”他大概只比我大七歲。他又接著說:“就像二手車銷售員所說,你可以信任我……你不想讓我寫到文章中的每一件事、每一句話,我都會遵命的。”
  “好吧,”我說,把吃光的食物盤子推到一邊,對他說:“你是否愿意進行說謊測試?”
  他瞪眼咧嘴笑了,表情就像一個小孩躲在窗帘后向外偷看。
  現在,加登擺脫了他的女秘書,与我在香格里拉共度了一個下午,一起听凱勒教授對案件的分析。凱勒的研究确有獨到之處。
  盡管年輕,可凱勒發明了測謊器,那是在一种能測量疑犯血壓變化的德國儀器基礎上所做的改進。凱勒的儀器對疑犯受審時的呼吸頻率、脈博、皮膚電傳導性等也進行了監測,更提高了測謊的准确性。
  “你們知道乳突炎是什么病嗎?”凱勒問我們。
  我和加登坐在鍛鐵桌子旁,桌子上擺著几瓶酒、那個裂開的木樁、椰子以及一些案發現場的照片,照片呈扇形排開,就像一把扑克牌。
  凱勒——這位西北法學院畢業的芝加哥犯罪偵察組組長,可以和我的老朋友文略特相媲美,稱得上是這個國家中經驗最丰富的測謊師;也是一名科技犯罪研究方面的權威。我們現在要研究的對象是四處傷口,檢察當局聲稱是為一鈍器所致。
  “要治療乳突炎,醫生必須用一把鑿子擊穿骨質疏松之處,”凱勒告訴我們,“甚至包括乳突附近一些有可能感染斷裂的較硬的骨頭。可那需要极高的技術,而且不可能所鑿的每個洞都大小相同。”
  “那么像哈利頭上的那几個洞是什么所致呢?”
  他又向上推了一下眼鏡,“一個小口徑手槍,最大不超過三八型,但很有可能不是三八型的,更像三二型。”
  “那几個洞是槍傷嗎?”加登問。
  “有人用噴霧槍在尸体上做了手腳,”我說,“以致掩蓋了證据。”
  “好讓我們無法從這些照片中得出正确的判斷,”凱勒說著,又展開一些照片,“即便如此,無煙火藥也不會留下灰跡。至于這些三角形傷口,是由于子彈在近距离范圍內射出造成的。”
  我敲著照片上哈利先生頭部的四個洞說:“這些是槍傷?”
  “毫無疑問。”凱勒斷然地說。
  巴哈馬強烈的太陽光及深思冥想使加登的雙眼眯了起來,說:“或許這個老家伙是在正當防衛?”
  “很可能。”我說,“我會把這一切都告訴黑格斯的。”
  “還是別提這個了,”加登悶悶地說,“如果那樣,當局就會有借口對這個案子置之不理。”
  “你覺得怎么辦好?”凱勒問道。
  加登聳聳肩,“讓他們說服你的委托人別去威脅死人,如果他們被判有罪,你就把這個證据隱藏起來,以便日后再審。”
  凱勒笑著點點頭,“那是佩里·梅森的絕招。好吧,我同意你的說法,一味反駁他們荒唐的謊言——四個洞都在頭骨最硬處,距离一英寸,屬刀傷——這樣做是沒有什么好處的。”
  “你可以趁這個机會仔細研究一下那個指紋證据。”我說,“你怎么看?”
  凱勒擠出了一個笑容,“我想貝克上尉這個指紋專家一定是一名出色的交通警,還沒搜遍整個房間就找到了指紋。那三個警察把那個中國屏風抬進大廳時,上面的痕跡還未被抹掉呢!誰知道貝克一天后檢查時,上面多了那么多黑爪子印。”
  “不用考慮牆上那些帶血的手印了,”我說,“因為它們太小了,不會是德·瑪瑞尼的——這不能扰亂整宗案件。”
  凱勒搖搖頭,“讓人難以置信,貝克找到了一些帶血的手印,卻想趁血跡變干前擦掉它。”他看了看加登,說,“你這位新聞記者意識到了嗎?這兩個邁阿密天才沒有化驗血型來證實那血是否是屬于歐克斯的?”
  加登不解地搖頭低語,“該死的畫蛇添足。”
  “不,”我說,“是該死的存心設計。”
  加登疑惑地看著我。
  “想一想,”凱勒說,他的眼睛放出了光芒,“貝克作為指紋專家被召來,但他攜帶的只是一個輕便的小手提箱——他沒帶指紋照相机。”
  拍指紋需要特殊的照相机,需要一個可以隨著灰印表面移動的透鏡,可以緊貼著指紋拍攝。
  “沒有指紋照相机?”加登說,“當地沒有人有這种照相机嗎?”
  “沒有。”我說。“當然,他可以從皇家海軍那儿借到……”
  “但他沒有。”凱勒預感不妙,“他只印出灰跡,拿起來將之挫平……”
  “該死的家伙。”加登罵道,怒目圓睜。
  凱勒聳聳肩,“在有些情況下,用薄而易粘的膠帶也能取樣拍照——但貝克身邊沒有膠帶。”
  “什么?”加登說。
  “他用的是橡膠,”我解釋說,“那的确能從原始表面取出印跡樣本。”
  但在取樣的過程中卻會對原型產生破坏。
  “不管怎樣,無論貝克說指紋來自何處,都不重要。”凱勒說著,順手拿起放大指紋照片。
  “指紋不是從屏風上取下來的,我可以按著一摞《圣經》發誓。”
  “一本《圣經》就夠了。”我說。
  “你怎么這樣肯定?”加登問他。
  凱勒站起來,“不信你自己去看看。”
  他把我們帶到舞廳,上周末,公爵夫婦曾在這儿跳過華爾茲,一個六折的奶白色中式屏風立在哪里。
  “但是,那不是……”加登說,“它不是被烤焦的……”
  “我查到歐克斯夫人購買屏風的那家商店,”我說,“也買了一塊,圖案雖不一樣,但其它地方完全相同。”
  凱勒用一只手摸著屏風,研究著它表面的紋理,另一只手里拿著指紋照片。
  “我從這個該死的東西的每個角落都取了樣本,每次我都能碰到帶木質螺紋背景的印跡。”
  我點點頭,“假使那放大的指紋是從屏風上取下來的,背景上的圓圈不應是那個樣子。”
  “花紋不相符。”凱勒邊說邊輕輕拍著那個中國屏風,就像愛撫一個嬰儿。
  “那是完全不同于此的物体表面。”.
  “他們的指紋是偽造的?”加登問道。
  “不,”我回答說,“那只是個替代品。”
  作家抱著雙臂站立著,就像一個農場主在注視他的農場,“怎么會是這樣?”
  我從凱勒手中拿過指紋照片,“那是弗來迪的右手指紋,是他們從別處扒下來的絕好樣本,昨天我同弗來迪談及此事
  在弗來迪的小牢房里,當我問及他是否在調查時被掌握了什么證据時,他聳肩表示沒有。
  “噢,我為麥爾岑倒過一杯水,”德·瑪瑞尼說,“從一個玻璃罐里倒的。”
  “他要你替他倒的水嗎?”
  “是的。”德·瑪瑞尼說,不情愿地點點頭,而后皺眉深思。“很有趣,在我倒完水后,那個高個子貝克正遠遠地站著注視著我,他問:‘一切正常嗎?’麥爾岑回應:‘沒什么,一切都很好。’”
  而一天后,凱勒指出指紋背景中的圓圈可能是壓平的水珠……
  “你知道自己在說什么嗎?”加登目瞪口呆地問道,“你的委托人被警方騙了,也被溫莎公爵的私人偵探騙了。”
  我聳聳肩,“這對我來說不是新聞,大約一周前,我在他們威脅目擊證人時抓住過他們。”
  加登被搞糊涂了,轉向凱勒,問道:“教授,你為德·瑪瑞尼做過測謊實驗嗎?”
  凱勒看著我,毫無表情地一笑,搖搖頭。
  “法庭不允許這樣做,”我說,“即使我們的目的是考察證据,法律也不允許我們在任何目擊者身上使用。”
  凱勒露齒一笑,“我多想抓住克里斯蒂的罪證呀!”
  “你在浪費自己的才智。”加登几近悲觀地說。
  我把手放在作家肩上,“凱勒還有很多花樣,你已見識到了,他對殘留的睡衣碎屑進行過燃燒實驗,證實了我們的結論,凶手在現場逗留了大約一個小時。”
  “可我做實驗時卻損坏了一件昂貴的家具,”凱勒懊惱地說,“我不懂為什么迪安娜女士沒有將我攆走,我給你們看看最近的新發現……”
  他走到桌邊,就是這張桌子,不久前還擺放著炸蟹、魚子醬。現在,白色的桌布上卻散布著一些奇怪但又很眼熟的燒焦的小洞,桌子上放著殺虫用的噴霧槍,一個瓶蓋沒有擰緊、裝著透明液体的玻璃罐,還有一盒做飯用的火柴,有几根已燃盡,丟在一邊。
  “我找到了你一直在尋找的東西。”凱勒有些沾沾自喜地說。
  “你指什么?”我問。
  “這個噴霧槍同在哈利先生房間里找到的一樣。”
  “分毫不差。”我說。
  “黑格斯說噴霧槍里裝著一半的‘滅蠅靈’,就是女佣留下的那瓶。”加登說。
  凱勒微笑著拿起噴霧槍,將下面的殺虫劑管擰開,把它放在桌上,然后他做了一個祝酒的姿勢舉起玻璃罐。
  “內特,你的預感對,”他說,“可燃物噴射到地板上,不用說哈利先生,什么都會燃燒……可燃物正如你所料的那樣,并不是汽油,而是酒精。”
  “是的。”我說,“汽油燃燒會把天花板燒得一塌糊涂。”
  “而且還會留下一股很刺鼻的气味。”加登補充說。
  “在熱帶地區,酒精有許多用途,”凱勒不經意地說,擰開玻璃罐安到噴霧槍上,“除了不能飲用外,替自己或朋友涂擦傷處,做燈油,在船上做飯,或者刷油漆……你可以在任何簡陋的民居找到裝酒精的瓶瓶罐罐。內特,點一根火柴,扔到桌子那邊。”
  他將噴霧槍一端用手指按住,我手里拿著已點燃的火柴放到酒精中。酒精燃燒起來,火苗呈淡藍色。
  “看著。”凱勒說著,像孩子一樣格格笑起來。
  他越用力抽,火苗就越大,燃燒的時間也越長。
  “你想讓火苗到哪儿火苗就到哪儿,”他說,“只要你不停地抽壓。”
  他停下來時,酒精燃燒后的小顆粒掉了下來,落到桌子上,將桌子燒出了一些圓形小洞,火苗著了一會儿就熄滅了。
  “見鬼!”我說。
  “看看你的噴霧槍吧。”凱勒說著,把噴霧槍放在桌子上。
  我瞥了一眼,噴霧槍的頂端有點儿變黑。我取出一塊手絹將它擦干淨,現在,誰也看不出,它剛才噴過火了。
  “厄爾,”我說,“在你的專欄中不要提及此事……”
  他點點頭,繼而舉起一個手指以示警戒,說:“別把此事張揚出去……”
  凱勒看著我點點頭,我們應該把這告訴黑格斯。加登是對的,當局對謀殺案中的細節誤差越多,黑格斯就越容易提出上訴。另一方面,糾正審問中的細節錯誤對德·瑪瑞尼毫無幫助
  “先生,我得走了。”我說,“凱勒,迪和南希從天堂海灘回來時,告訴她們我大約七點半回來。厄爾,你想和我散散步嗎?”
  “我想留下來同凱勒先生閒談一會儿,黑勒,你呢?”
  我說:“我需要在六點鐘政府机關下班前拜訪一下林道普上校,跟他探討一下你們所怀疑的指紋問題;我們還需要林道普證實是在上午十一點半,而不是在下午三點半看到弗來迪被問訊。”
  我到了林道普的辦公室門口,在二樓的走廊里看見了一位當地畫家,正戴著帽子,穿著連褲工作服,在林道普上校辦公室門上的玻璃上潤色“赫伯特·潘波頓少校”這個名字。
  “打扰一下,”我說,“這里不是林道普上校的辦公室嗎?”
  “不再是了,先生。”他說,“他搬走了。”
  “什么?”
  那個人聳聳肩,繼續專注于他的作品。
  我在希爾斯上尉的辦公室門口停了下來,他也不在辦公室。我向上尉的秘書詢問起林道普的去向,他的回答讓我大吃一惊。
  “林道普上校已調到特立尼達了。”那個秘書說,他是一個瘦小的白人,留著撮小黑胡子,神態高傲、目空一切。
  “嘴立尼達?什么時候?”
  “大概這個星期之初。”
  “噢,要多長時間呢?”
  “從現在直到永遠,”他暗帶諷刺地答道,“据我所知。”
  几分鐘后,我順著長長的石板路走到喬治大街一頭,石階上的政府大樓就像一大塊粉白相間的婚禮蛋糕,石階一半處,佇立著哥倫布的雕像,他一手按劍,一手叉腰,目視著前方。
  台階頂端,穿過一個水泥平台,一個穿白制服的黑人哨兵站在前門拱道,盤問我是干什么的。我說同殖民部長事先約好了,蒙混過關。
  我推開印有精美的“E”字母以及漂亮的紋飾鑲邊的玻璃門,走到了一大堆皮箱、口袋中間。
  貼著大理石花紋壁紙、挂著淺色窗帘(毫無疑問是伯爵夫人的品味)的高棚門廳處,傳來了腳步聲,那個我謊稱与之有約的殖民部長萊斯里向我大步走來。他的一條腿有些瘸,曾有人告訴我說這是一戰中受的傷。
  “黑勒,你是怎么過門崗的?”萊斯里雙眉緊鎖大聲質問道。
  “他問我萊斯里是誰,我說我和他很熟。”
  對一個四十五、六歲的職業兵來說,這個玩笑毫無意義,那件白色的制服是他身上唯一生動、純洁的地方。
  “如果你仍抱著幻想想見到公爵,”萊斯里說,“那么你不僅是在浪費你的時間,也在浪費我的。”
  “這事我一會儿和你談。現在,告訴我,林道普上校到底怎么了?”
  “什么事也沒發生,他被調開一段時間。這是政府的命令。”
  “但他在審判德·瑪瑞尼時會回來,對嗎?”
  “我不能确定——戰時交通是那么糟糕,而林道普又剛剛擔任特立尼達警局專員。”
  我輕蔑地一笑,“這真有趣儿——在審判即將開始時,一位重要的目擊證人卻突然從這個小島搬到月亮上去了。”
  萊斯里的下頦同他的腿一樣僵硬,“林道普上校确是一名目擊證人,他已對此案件所知曉的事做了筆錄,他的接替者潘波頓少校可以代他出庭。”
  我并不認識潘波頓,他的名字還在林道普上校的門上字跡未干。如果他參加調查,再努力、正直也只是知之皮毛而已。
  “誰要走?”我用大姆指指著一堆行李,問道。
  他的嘴角擠出一絲笑容:“不是你,是公爵同其夫人。”“什么?別告訴我他們也要遷到特立尼達。”
  “他們要去美國旅行。”
  我墓地想起,公爵夫人在香格里拉的舞會上曾明确表示,紐約是她青睞的休憩之所。我茫然地問:“那么公爵不會參加德·瑪瑞尼的審判了?”
  “是的。”萊斯里說,“他為什么要去?”
  他把我送到了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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