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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丹也消失得無影無蹤,他曾以河岸為家的惟一證据是一小圈被熏黑了的岩石,那是他曾經生火的地方。我在這地方轉了好几圈,想找到點什么能為他的去向提供線索的東西。但是,放眼望去,除了一灘碎石岩屑以外,什么也沒有剩下。
  “再見了,神秘先生。開始我們的A計划吧!”吉多有點趾高气揚,仿佛他已經胜了一局,“《孩子殺手》,由瑪吉·麥戈溫導演。”
  我舉手示意這輪我認了,其實心里頭壓根沒認輸。我朝站在河岸上頭的吉多走去,心里想的是:對我而言,包貢才是A計划,不管有沒有米丹。我會追查下去的,我會拍出一部更精彩的紀錄片。這部片子,以在美國的越南人為主角。
  米丹告訴我們的故事并不完整,有些最基本的東西都漏掉了;但實際上,這些部分我已經略有所知。我沒把這些告訴吉多,而且不到時机成熟時也不打算告訴我的上司蘭娜·霍華德。
  沒有哪個導演在選材時是完全客觀的。但是,不管怎樣,這与單純的個人興趣之間還是應該有界限的。為了尋找包貢,我已經有些超越界線了。所以,我必須想方設法保證這一切在既不丟面子、又不失職業信譽的前提下進行。我必須盡快弄清楚阮凱到底要干什么。
  我在牛仔褲上擦了擦手:“我們和蘭娜有個會,最好馬上返回電視台去。”
  吉多開車,沿著漸漸進入車流高峰的405號公路——常常擁擠不堪的圣地亞哥高速公路行進。一眼望不到盡頭的車流來自四面八方——每個人都在為生活而奔忙,要想生活在好環境中得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啊,我想。
  在洛杉礬警署干了25年的麥克·弗林特急切地想离開這座城市,甚至于离開任何城市。而我只是受不了洛杉磯和它的高速公路罷了。
  我們到達位于伯班克的電視台時已經遲到了。我之所以安排這次會面是想介紹蘭娜和阿洛·德爾加多認識。阿洛是一個擅長找人和搜集秘密信息的私家偵探,而且有執照。
  我們匆匆忙忙地上樓,路過辦公室前廳時順便取了電影圖書館為我們剪輯好的一盤盒帶。這里面的東西統統是從去年一年的頭條電視新聞中剪輯出來的。我要這些是想把它作為影片某些部分的背景材料,并想讓吉多和蘭娜抽時間看看。
  “你會討厭這些東西的。”我一邊說,一邊把盒帶遞給吉多。他只是哼了一聲。
  我還從芬吉——我的紅頭發的助手那儿拿到了一堆留言,其中大多數与工作有關但并不緊急,可以留著過后再處理。還有五個備忘錄,我得看看:女儿要錢買新舞鞋;麥克·弗林特要工作到很晚;媽媽——永遠充滿精力的人,与一位老校友去了植物園,兩個人還要共進午餐;我的前夫斯科蒂留下一個呼机號;最后一個是父親的。
  爸爸從來不會僅僅為了問候我一聲而在工作時間打電話來的。而且,那天早上他已經打過電話了。我撥通了他在北加利福尼亞州的電話,想知道他目前情況如何。
  今年五月份,我們就將為爸爸慶祝他的72歲生日了。媽媽年輕他几歲,兩人至今仍然生活在伯克利那所又大又老的房子里——我就是在那儿長大的。總的來說他們都很健康,身体還算硬朗。即便這樣,突如其來的電話還是令我有點緊張。而且,我也很想念他們。我怀念生活在舊金山的那段日子,在那儿一旦出現緊急情況,我都可以乘地鐵很快赶回家。
  電話鈴響了三聲,爸爸的電話留言机講話了。還是沒弄清他為什么打電話來,我只好留了言,挂斷了電話。要是有什么緊急情況,爸爸會先打電話找媽媽的;找不到她,他會再打給他的弟弟——我的叔叔麥克斯,接下來才是我。想到這些,我覺得心里稍稍好受了一點。
  出門的時候,我告訴芬吉繼續和爸爸聯系,一旦聯系上了就把電話打到蘭娜的辦公室。
  我和吉多到達蘭娜的辦公室時,阿洛·德爾加多已經把他的電腦擺在了蘭娜的大會議桌上,電解調制器也已接上了電話插頭。而蘭娜顯然已經被這一切弄暈了。我們要他幫忙去找一些我們正在采訪的孩子們的父母和其他家人,并想對這些少年犯的成長歷程有所了解。此外,我們最起碼要了解這些孩子的家族中是否有過吸毒或酗酒的歷史,而阿洛現在擺弄的這一套卻把我們弄糊涂了。其實,幫我忙只是阿洛來這儿的部分原因。
  阿洛年近50歲,禿頂,有點大腹便便,頗有些領袖人物的超凡魅力。蘭娜面臨著第三次离婚,正是孤獨無助的時候。他們是很好的一對儿。看著我們的制片人在阿洛面前那溫柔淑女的派頭,我就知道:這次我可是找准了對象。
  我很早就明白,在電視网絡這個反复無常的世界里,即使一個項目主管早就不管什么事了,但是你還得不斷地向他通報情況。如果他們認為該項目尚有一些創造性貢獻的話,便很少隨隨便便把它取消,也不會用令人討厭的方式強加干涉。這次与阿洛的會面其實是無足輕重的,但這已經足以吸引蘭娜的注意力了。
  我知道阿洛想成為這里的中心人物,而我和吉多請他來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獲取信息。
  “我們在車上給你打過電話。”我邊說邊握住了阿洛伸過來的大手,“你已經离開辦公室了。”
  “我和菲力·PD在街上巡邏的時候學到了一個道理。”他吻了一下我的手背,“永遠別做晚會上最后到的一個。有什么事情要通知我嗎?”
  “只是想告訴你別著急,我們遇到堵車了。我知道你的時間很寶貴,很抱歉讓你久等了。”
  他沖蘭娜眨了眨眼:“我沒關系。”
  吉多沒有過來与他寒暄,而是徑直走到對面的牆壁前,那里安裝了一套電視系統。吉多把我們剛剛取來的盒帶放入了影碟机中,調低了聲音開始播放。揚聲器里傳出畫外音:“女孩分別為11歲和14歲,因殺害一位老鄰居而被捕。”“男孩6歲,因虐待嬰儿被拘留。”“家庭保安,被控強奸。11歲的女孩過于早熟了……”膠片還在依次播放,快鏡頭閃過:兩個面帶笑容的女孩,露著不洁的牙齒;一位警官的副手帶著一個在押的弱小的身影走出一座破舊的公寓樓;一個衣冠不整、頭發蓬松的女人,手指間夾了一支無過濾嘴的香煙,在咒罵著那些帶走她儿子的人和好不容易出了這口惡气的鄰居們……
  會議桌上,阿洛把他的椅子稍稍退后,好讓我和吉多看看他帶來的一些設備。他身上散發出咖啡、威士忌和汗的味道。
  “知道社會保障號碼吧?把它敲進去。”電腦屏幕一頁一頁閃過,阿洛不停地敲著旁邊的桌面。“羅納德·科菲先生的生活和境況。太簡單了,我親愛的瑪吉,這些我在哪儿都能做。我需要的只是一個電源插座和電話插座。我并不需要一間辦公室。”
  “看見了嗎?”阿洛厚實的拇指敲著屏幕,“羅納德·科菲先生在俄勒岡比瓦圖市斯布魯斯大街3號有一座用于抵押借款的房子,他訂的《汽車司机》和《花花公子》雜志就寄到這個地址。他從俄勒岡汽車租賃公司租用的一輛舊切諾基的租用憑證上也填了這個地址。”
  “大有趣了。”蘭娜纖細的手指從椅背上移到了阿洛的背上。
  “有趣?”吉多反問道,“簡直太可怕了。”
  羅納德·科菲的私生活——包括他那不光彩的歷史——一一從屏幕上顯示出來。吉多一邊看一邊拉緊了自己的衣領,仿佛怕有人把他剝光了似的。我也深有同感。
  你有沒有做過這樣的夢:夢見自己一絲不挂地走在街上,或者只穿著睡衣站在辦公室所有正在工作的人面前。看著科菲先生的私生活一覽無余地在電腦屏幕上顯示出來,我覺得好像那個噩夢已經成為現實了。我們好像真的在一絲不挂地走來走去,因為我們再也沒有任何隱私可言了。
  我兩手交叉在胸前,讀著科菲的個人檔案:他的軍人生涯;他因不付費停車而遭罰款;作為債務人部分工資停發;以及一張病理化驗單:患的是前列腺腫大而非惡性腫瘤。如果我在這計算机時代制作一部反映私人生活的影片,題目定為《剝光》,肯定再合适不過了。
  我把鼠標指向他的病歷記錄:“這是違法的。”
  “合法与不合法,那是專為納稅人服務的警察們考慮的問題,不用我去想。我只是個私家偵探。”阿洛不屑一顧他說。他從未提過他是在什么情況下离開費城警署的;可我有种感覺,那可能多少与他不守規矩有關。
  他接著說:“對我來說,合法与否的關鍵在于我以什么方式工作。多數情況下,我總是為那些有理由又有錢請我幫助的人去尋找一些不愿被人發現的人。我怎么工作是我的事,而我保證不會給我的當事人任何多余的信息。我可不想有一天讓人帶著一張起訴書或一支裝了子彈的槍來找我麻煩。”
  “債務報告是一回事,而病歷報告是另一回事!”我的聲音中充滿了火藥味,“你要了解這些信息,必須經過許可。這樣的信息是受保護的。”
  “我是經過許可的。我在這儿拿了執照,又在那儿注了冊。雖然這一切都來得那么容易可能會讓你吃惊,但我做到了。我能得到醫務信息是因為我從事收集工作,收集最原始最詳細的賬目。可實際上,大多數情況下,我不需要什么特別幫助。看見這個了嗎?”阿洛舉起一張光盤,“這里包括了全國的電話號碼簿上出現的所有號碼,你在任何一家計算机商店都能買得到。”
  阿洛把光盤放入驅動器,屏幕上隨即出現了羅納德·科菲在比瓦圖的電話和地址。“我敢說這一定特刺激。你一定想找他,瑪吉,而且我想你也一定能找到他。你甚至可以打個電話通知他你要來了。”
  “被他遺棄的女儿正需要幫助。女儿想殺死她的母親。”我說,“我怀疑科菲是想躲開她。但是如果他真想逃避,對他來說那也太容易了。”
  “那可說不准。”阿洛明目張膽地把蘭娜的手從他的肩上移到了他的脖子上。“如果科菲是一個假名,他從不与朋友和家人聯系,只使用現金;他不擁有任何東西:租金、工作、電話、郵件、納稅單,甚至不生病,那樣就比較困難了。但如果真是那樣,恐怕就要訴諸法律了。在這种情況下,你最好把所知的任何線索都提供給官方,讓他們去工作。”
  “与司法部門合作是個好主意。”吉多越過阿洛的肩頭敲擊鍵盤,屏幕上出現了包貢和一堆電話號碼及地址。“要得到電話號碼不成問題,因為這些都是公開的信息。而真正困難的是其他東西。警察若不經許可也不得查看。”
  “記錄。還有其他諸如有關經濟方面的記錄,也是需要傳票才能搞到手的。至于醫務方面的資料,根本就不能查。”
  “所以大家愿意雇我嘛!”阿洛攤開兩手,“除了那些有點儿歇斯底里的家伙,沒人會找我的麻煩的。”
  “如果要你調查的人是一個名字极普通,而且只有一張他21歲時簽發的僑民身份證的家伙,你怎么辦?”我問道。
  “沒有社會保障號碼嗎?”
  “沒有。”
  “那就難辦了,親愛的。”
  吉多敲了几下鍵盤,包貢的地址和電話便被打印机打印出來。
  阿洛接過來說:“你們要找這個家伙?”
  “是。”我回答。
  全美國居住著好些個包貢,但沒有一個符合我們的條件,如年齡和進入美國的時間。
  我問阿洛:“你能查到僑民身份證嗎?”
  他搖搖頭:“除非有社會保障號碼或國家稅收檔案作參照,可是他沒有。移民來的人不好辦,我調不到有關他們的資料。最有效的辦法是到他們的聚居地去打听,用越南語寫一張廣告。你們只知道一個名字就想辦成事,那可沒門。”
  “只有名字,那怎么找呢?”蘭娜第一次張口說話了。
  “是啊,我也不知道怎么找!”阿洛咯咯地笑了。“必須有人真正認出這個包貢。很多人移民后改了名字,也許他現在的名字叫貝基·薩切爾呢。”
  “可問題是怎么去找他。”我說。
  吉多盯著對面牆上的電視屏幕:一個优秀的女高中生因殺害了她酗酒的母親而被定罪,因此被剝奪了上哈佛大學的机會。這种故事太悲慘了——她花費了大量時間、精力,沒日沒夜地學習——但它一樣被當做一個電視話題公布于眾。整個一盤盒帶里全是這些令人痛心的故事。少年犯罪已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
  吉多轉向我,我問:“我說對了吧?”
  “是,我的确討厭這些東西。”吉多把列滿了包貢的那張紙折起來,塞進牛仔褲的口袋里。
  “瑪吉。”蘭娜不理會吉多說什么,也不理會其他任何東西,除了她眼前的這個阿洛。“阿洛的這些資料怎么辦?”
  “讓他上電影可不行。”我說,“我們最多只能給他一個坐在計算机前的鏡頭,不能拍攝屏幕上的東西。那都是些私人信息,受法律保護的。”
  我應該在這個時候向蘭娜挑明,其實我根本無意把阿洛拍入影片中。很顯然,蘭娜的興趣在于阿洛,而不在于影片的形式和結构本身。為了照顧蘭娜的面子而影響我們保質保量地完成影片,真讓我感到無可奈何。
  蘭娜對阿洛簡直到了痴迷的地步。她退后了几步,開始親手給阿洛設計造形——像一個導演為將要上鏡的演員那樣。“我要給阿洛一個正面鏡頭。我們越過計算机的頂部,把鏡頭向這張漂亮的臉推進。”阿洛的眼睛朝我們骨碌碌地轉了几下。
  “把該寫的標語都寫在計算机后面吧,蘭娜。”吉多說著用手輕輕捅了我一下,放低聲音,“這樣我們還能省點錢省得再拍一遍。”
  “也許你應該在我臉上貼一些藍點儿呢。”阿洛突然顯得有點不安,“像被肯尼迪誘好的那個女孩一樣。”
  “是強奸。”吉多糾正道。
  “隨便什么吧。”阿洛沖我眨眨眼。“我可不想讓哪個喪心病狂的家伙在電視上認出我來給找麻煩。”
  “別擔心,阿洛。”蘭娜溫柔地說,“我相信你知道如何保護自己。”
  “我當然知道。”阿洛有种被駕馭的感覺。我覺得他希望這樣。
  蘭娜伸手攬住他的肩膀:“那我們成交了?”
  “成交了。”
  蘭娜轉向我,直截了當他說:“阿洛多先生從哪儿插進去合适?”
  我們和阿洛之間已有了一筆交易,蘭娜知道這一點。現在,她和他又達成了一筆交易。
  在蘭娜迷上了這位阿洛之前,拍誰、拍什么、什么時候都是由我決定的,只要我保證不延期、不透支,蘭娜是從來不加干涉的。她也從不屈尊來參与制定計划。我覺得她的動机很明顯:把這個可怜的家伙“捧”成所謂的三流電視明星,然后讓他陪她上床。我心里感到有點別扭,好像是我給她牽了這根線。
  我說:“阿洛,我和吉多從蒙特利爾回來后再打電話給你。”
  吉多惊訝得差點跳起來,一副被我愚弄了的樣子,但最終沒有吱聲。
  “蒙特利爾?”蘭娜應聲道,“去那儿干嗎?”
  “去一個拍賣會。有几件在最近一起家庭搶劫案中丟失的東西出現在他們的存貨清單中。物主和我都想弄清那些東西怎么會到那儿去的。”我說,“我們需要協助人員和設備,可我們怎么能只通過一個便條就說服加拿大与我們聯合并在那建立一個分支机构呢?”我捅了捅吉多,“你知道帶全体人員出動很困難,而且,如果我們在那附近買不到所需設備,我們還得把所有東西都帶上。”
  “不可能有分支机构。”蘭娜也顯出一副很為難的樣子,“那是加拿大,加拿大廣播法不會允許我們聯合。而且我在那儿也沒有熟人。”
  “那我們只有大動干戈,自帶所有的東西了。吉多,你看我們帶誰去,帶什么去?”
  “越省力越好。”他咬了咬牙齒,“能行嗎?”
  “不一定。”我扭頭問阿洛,“你能查到船只的物品清單嗎?”
  “我以前從沒干過這事,你想查什么?”
  “我想要1975年包貢到達美國時乘坐船只的名字、船員和其他旅客的名字,以及船上的貨物清單。能找到船長的航海日志更好,你覺得行嗎?”
  他挺起胸脯,以一种驕做自負的口吻問:“什么時候要?”好像任何困難對他來說都不成問題。
  “我現在就要。那樣就不必到蒙特利爾去了。”
  “好吧,就現在,先得打几個電話。”他關上計算机——會議算是結束了,“回頭跟你聯系,親愛的。”
  蘭娜的臉漲得通紅:因為气憤,懊惱?也許都有。阿洛顯然准備出發了,因為他現在有任務在身。
  阿洛是情場老手,但我知道他現在并不輕松。從蘭娜明顯的表現來看,阿洛被体面地“放走”是完全可能的。那天下午,可怜的蘭娜將不會得到她想要的東西。所以我有种預感:她會從嚴格控制經費方面來報复我的。
  阿洛在收拾他的設備,我拿起桌上的電話打給芬吉,要她查一查航班,并為我想出一支可以跟我去蒙特利爾的主力軍來。她有點為難,但還是答應馬上去辦。
  我挂斷電話,發現蘭娜正盯著我。她冷冷地問:“這次出去要花多少錢?”
  “我會与當地的審計人員好好合作。保證想方設法給你省錢。”
  她支吾了兩聲,沒說出什么來,然后把注意力又放回到阿洛身上。放他走之前,蘭娜又給他拍了一個鏡頭。我和吉多离開的時候,蘭娜和阿洛還在會議室里。
  吉多按了電梯按鈕:“當真要去蒙特利爾?”
  “我們先看看阿洛能搞出點什么名堂來吧。如果我們要從包貢這事儿入手,我倒是真想見見蒙特利爾那個畫廊老板。他接受了几件珍貴的亞洲雕刻,出處不明,我想知道他和誰談過話;那几件東西全是阮凱家的。他從國際刑警組織的贓物清單上發現了它們,而國際刑警組織已經找到了阮凱。”
  “現在是二月份。”吉多為我開著電梯門,“你知道蒙特利爾的二月是什么天气嗎?”
  “很冷,吉多,”我說,“蒙特利爾非常冷。”
  當我坐在辦公桌前准備回一些電話的時候,已經差不多5點鐘了。
  孩子們——女儿凱茜、21歲的儿子邁克爾——告訴我他們先出去吃比薩餅,然后邁克爾帶凱茜去學校的圖書館幫她完成一個課題。他們說大概10點鐘才回家。而且他們誰也沒和麥克通過信儿。
  我給警署打電話,他們告訴我麥克到現場去了。
  于是我呼了麥克,留下的信息是4—4——我們互相問候的密碼。大約半小時后我的事差不多處理了一半了,麥克打來了電話。
  “你還好嗎?”他問道。不是平時那种几乎格式化的問候,倒是一個充滿了關心与焦慮的語气。
  “該下班了。”我說,“我很好。”
  “要我來接你嗎?”
  “不用。我有點累,但還過得去。孩子們出去了,媽媽今天一整天也和朋友出去了,所以,如果家里沒人的話,我想在這儿再多待會儿,等到不堵車了,我再回去。”
  “你媽媽出去了?那你的雞湯怎么辦?”
  “媽媽不是個小題大作的人,我自己也不希望人家那樣對我,她已經給我做了足可以喝兩天的雞湯。做完今早的燕麥粥她也該去休息休息了。現在她在植物園,和朋友在一起,看看花草,呼吸呼吸新鮮空气。”
  “如果你覺得可以的話,我可以從佩德羅的案子里抽出點時間來陪陪你。我正在等一個證人的母親,她不來的話,我們不能詢問那孩子。她的孩子因涉嫌謀殺被關在警察局。這案子著實令我頭疼,瑪吉。”麥克語調沉重,因為他馬上就要退休了。“我的最后一個案子竟然是這樣的,這可不是我所希望的。這些日子以來我一直在問自己,這年頭儿到底是怎么了?二十多年來我一直在街上抓坏蛋以保證孩子們安全成長,結果呢?結果是我們自己倒不安全了,而危險的源頭正是現在的孩子們!”
  “你太累了,麥克。讓那個母親明早再來,我們倆回家安安靜靜地過一晚上,好不好?”
  “我倒希望這樣。”他清了清嗓子,“我不該听你的話打消了這個星期申請度假的念頭。如果我去度假了,就會有別人來接這件案子,而我還是繼續辦那件掘墓案。知道嗎?墓地的主人把舊墳挖掉再把地賣出去。這案子的确有點古怪,但它不涉及殺人。我們要做的只是在他挖出一堆堆的白骨時,把他當場抓住,公布于眾,然后結案。”
  “你要度假并不需要我批准。”我說。
  “可如果我留在家里,而你在上班,那又有什么意思?”
  我打斷他:“不久前我打電話給你,你還在話筒里為我唱歌來著。”
  “我現在可沒那心情了。如果那個母親出現,我可能會大半夜都待在這儿,審問那個14歲的女孩為什么要參与佩德羅一案,那家伙只不過是想去找個小婊子消遣一下而已。”
  “麥克!”
  “別企圖阻止我,我們并不是在污辱一個純洁的小姑娘。她已經有兩次賣淫記錄在案了,并且有了孩子。”
  “可她也是個孩子,麥克。”
  “她是個小妓女!我一點都不因為她只有14歲而心軟。她14歲的生命中有一半時間是在做坏事。佩德羅根本不是她的第一個犧牲品。我只是希望法官好好看看她的檔案,讓我們把她當做一個成人來對待。”
  這下我無話可說了。
  “你不了解現在外面的世界,瑪吉。”
  “我當然了解。”
  這次輪到他沉默了。
  “今晚整晚上都沒有人在家,所以我打電話給你。”我說。
  “對不起,可我實在走不開。如果你不想一個人待著,也許吉多……”
  “你搞錯了!我說的是家里沒人,麥克。多難得的机會,我們可以在房子附近散散步、練練拳擊、打打台球什么的。”
  “打台球,嗯?”
  “是啊,消遣一下。”
  我听見他用鉛筆敲桌面的聲音,這表明他正在思考。我給他時間去想。他終于說話了:“你能開車到這儿來嗎?我們可以去吃晚飯,直到人家關門。我帶了呼机。”
  “我這就去。”
  芬吉把頭伸進來:“你爸爸的電話,在二線。”
  我告訴麥克我一小時內到,然后去接二線電話。
  “爸爸?”我問,“你沒事吧?”
  “我很好。”他的聲音听起來也的确如此。
  “那您有什么事儿?”我問。
  “很糟糕,親愛的。”他說,“我今天下午接到了你舊金山的鄰居杰理的電話,說那個房地產商……”
  “他好嗎?”
  “他很好,他說他又被委托了一項任務。”爸爸說到這儿打住了,故意引我發問。
  “什么?”
  “瑪吉,有人想買你在舊金山的房子……”
  在電視台,我整天就是這樣忙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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