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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堪薩斯中心的一個小型獨立電視台閱讀農場報告。 從那時起，吉多就斷斷續續地和我在一起工作。那時他是一個實習攝影師，我們倆都剛剛跨出大學校門。我干著一份很低級的活儿，工資也特別少；吉多每天都開車送我去上班。 离開堪薩斯后，我們就像跳探戈一般，從一個城市“跳”到另一個城市。偶爾我們也會聚在一起。在一次次的跳槽中，我們都有了業務上的升遷。最后，我成了一個大城市的晚間新聞節目主持人，每天都必須精心梳妝打扮。吉多則成了一個電視网的記者，在“沙漠風暴”行動中冒著槍林彈雨去海灣地區采訪。可隨后，我們又都不約而同地辭職了。現在我制作電影紀錄片，他則在洛杉磯電影學院教授電影課。 大約一年以前，我与三大新聞网之一的一家公司簽訂了一項合約。然后，我帶著十多歲的女儿凱茜從舊金山來到了洛杉磯。 這又是一次工作調動。我默默接受了伴隨著這個短期電視台工作而產生的所有煩惱——沒完沒了的疏忽、沒完沒了的解釋，但我只能忍受，因為，第一，我需要一份穩定的收入；第二，我需要時間留在洛杉磯，好讓麥克·弗林特与我之間的感情有個結果（他是洛杉磯警署刑偵科的一名偵探）。 麥克還有三個月零五天就可以享受全額養老金了；我的女儿凱茜四個多月以后就要高中畢業，秋天她將進入休斯頓的一個舞蹈學院學習。我正在拍攝的電影是我与電視网簽約的最后一項工作計划。那是一部關于當代沖動而迷惘的年輕人的悲劇故事，而我們在南帕薩德納租的房子也將在六月份到期。這一切完成之后該干些什么呢？眼下我還顧不上去想。 “瑪吉，你确信地址沒錯嗎？”吉多把他的攝像机從一個肩膀換到另一個肩膀。 “過排水溝的第一間小屋。就是那儿，那間用百威廣告牌當門的屋子。”我答道。 我們正在尋找米丹的房子。它是灰褐色的，看起來髒兮兮的，而且几乎是用破布和硬紙板拼湊而成。它似乎粘附于兩棵“營養不良”的蓖麻樹之間，搖搖欲墜。洛杉磯河的這段河堤碎石雜陳，寸草不生，而河水正是從這里呼嘯著流入長灘港。 貧瘠的河堤上有几處茅舍，家庭廢棄物和工業廢品充斥河道，惡臭無比。 吉多挎著他那架小小的攝像机，但卻像阿特拉斯（希腊神話中的神，以善于負重而著稱）的重負那樣令他難以忍受。今天是星期二，天空灰蒙蒙的。我的大部分同事都找借口搪塞著沒來；平時能与我愉快合作的吉多今天也顯得暴躁异常。我問過他兩次是什么原因使他如此煩悶，他卻總是緘口不言。于是我只好不再向他發問，而他卻不停地發著牢騷。 吉多把攝像机又換了一次肩膀，說：“我們不應該在這里瞎轉。住在這种狗洞般的屋子里的人都他媽不是省油的燈，我可不想被這幫在圣誕節后就再也沒洗過澡的家伙們襲擊。” “為了找到這個地方，電影學院的兩個實習老師可是花了整整三天時間！他們拿著米丹的照片在每個需要領取救濟金的貧民區里尋找他。現在是動真格的時候了。你應該為我感到自豪，親愛的。”我用拳頭打了一下他那結實的肩膀。“在我探索他人世界的職業生涯中，我一直在致力于探尋他們的生活世界，可很少成功過。找到這個該死的屋子將會是我職業生涯中最輝煌的一筆。所以，如果你不介意的話，請給我閉上嘴，讓你的攝像机開始工作吧！我們必須記錄下這一時刻。” 吉多還是嘟嘟囔囔地說：“它看起來根本不像個家！” “可是如果我們不下去看看的話，我們永遠都不會知道的。” “這個越南人——米丹可能會有武器吧？” “也許吧，但如果我被打倒，請你務必保證錄像帶還在轉動。” “這個河堤太陡了，瑪吉。我可不想与攝像机一塊掉下去！”這話竟然出自吉多的口，真令人難以置信。要知道，他曾經在伊拉克拍攝過飛毛腿導彈發射時的壯觀場面。 “你就站在這儿吧！”我把我背的死沉死沉的錄音机遞給他，“我自己下去看看米丹先生在不在家。如果他在，我會把他叫上來的。” “我想攝像机的電池可能快沒電了。” 我繞過他，伸手打開了攝像机上的電源開關。電池還可以用90分鐘，而且還有一節備用的充滿電的電池。于是我說：“還有別的理由嗎？” “我只想再提一件事，”他那刀刻般的下巴繃得緊緊的，“阮凱的傷有多重？” “阮凱所受的精神傷害比她的肉体傷害更嚴重。”我說，“她被人捆起來，還遭到恐嚇，身上有不少傷痕。不過她的身体倒還是完整的。” “她受到了恐嚇，”吉多一針見血他說，“因為她很聰明，瑪吉。像這樣的家庭暴力搶劫只有那些心狠手辣的人才干得出來。你對這件事似乎傾注了太多的熱情，是不是擔心那些翻牆越壁者有一天會出現在你自己家里？” “阮凱熬過來之后，我能做的只有幫她找到她的朋友米丹。我要使她平靜下來，讓她知道沒什么大不了的。我想這不算太過分吧？” “可是這不關你的事！” 我背沖著他，不再理他。 我以拍紀錄片為主，找人确實不屬于我的工作范圍；而且，我會盡力避開任何能夠与我的前夫斯科蒂碰面的机會。阮凱是我前夫的一個長期法律客戶，我們就是這么相識的。但是現在她的确出了問題，我也只好暫時中斷電影的拍攝。星期二早晨本來有一個預定好的聚會——該死的网絡行政會議，我也想方設法給推掉了。如今，我卻必須先去尋找米丹先生。 出于習慣，吉多和我出門時總是帶著攝像机。當然，這也是為了防止我們溜出攝影室時被人查問。米丹与我們正在拍攝的影片毫無關系。這部影片講述的是關于那些迷惘的年輕人的悲劇故事。我們來找米丹這件事對執行編劇也是保密的。 我們把電視网的敞篷小車停在長灘港的商業中心停車場。沿著一條舖好的自行車道走了大約一段路后，來到一個花園。身后的斜坡上是這個城市的修船厂船道和街道商場的倉庫；半公里長的防颶風牆上面是一道道帶刺的鐵絲网；而我們面前的河流那邊則是這個城市的西部貧民區。 “我只是不想讓你受傷。”吉多仍在与我爭執。因為我正試著离開人行道，踏上滿是石頭的河堤。大塊的石頭在腳底下凸現著，踩上去感到腳底隱隱作痛。 吉多不想讓我走在前頭，他把錄音机還給我，走在前面帶路。其實，我就知道他會這樣。 由于剛才的爭執，我們之間似乎顯得有些別扭，誰都不知道該如何恢复先前的和諧。我把錄音机的背帶挎在一只肩上，吉多就像抱小孩一樣把攝像机抱在怀里。 突然，吉多一個踉蹌滾下了河堤，幸好，他一只手緊緊抱著攝像机，另一只手抓住了一棵樹的結實的樹干。我一屁股坐在地上，慢慢滑向他，堤岸上的石子散沙般落進下面那散發著惡臭的污水里。最后，他終于努力站直了身体。 “攝像机還好嗎？”我問道。 “還好，攝像机沒問題！” “好！”我站起來，發現腳踩的地方特別硬。低頭一看，竟然是一根混凝土做的出水管。我抽出水管遞給他，他借勢跨上來一步。這位焦躁而緊張的朋友緊緊地抱住了我。 “你沒有受傷是嗎？”他問道，聲音有些顫抖。他似乎已經忘記了自己的不幸而更關心起我的情況。 “我很好。” 他用手臂抱著我，把我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遍：“跟我說實話，你真的沒事？” “我會向你撒謊嗎？”我拍了拍他的下巴，從他怀里掙脫出來。 到了那間用百威廣告牌當門的屋子，我大叫：“米丹？米丹先生？” 廣告牌移動了一下，一只黑色的眼睛露了出來，隨后我們又看見一張褐色的亞洲人的臉。按阮凱所說的，米丹該有53歲了，可看起來他比實際年齡要大些。可能由于長年的日晒雨淋，歲月已經在他臉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跡。 我又問了一次：“是米丹先生嗎？” “你們是來檢查衛生的吧？我沒有打扰任何人。這是我個人的地方，請走開。” “我們不是衛生部的，也不是其他什么部門的，米丹先生。我叫瑪吉·麥戈溫，這是吉多·帕特里尼。我們想和你談談。我是阮凱的一個朋友。” “阮凱？”他把頭探出來一點，四下環顧著。我猜他是希望找到阮凱。 “阮凱告訴我，如果我找到你，就給你看這張照片。”我遞給他一張我和阮凱野餐的照片，上面有阮凱、她的丈夫薩姆以及他們的四個成年子女。米丹先生認真地研究著那張快照，就像護照檢察官正在搜尋一位逃跑中的恐怖分子一樣。他還不時地把照片里笑眯眯的我与現在的我進行對比。 過了一會儿，他終于決定走出來。他身材瘦削，穿著一條肥大的卡嘰布褲子，一件干淨的帶鈕扣的襯衫。黃黃的牙齒中間有一些縫隙。但看起來還算健康。至少，他的眼睛還有神采，頭腦似乎也還敏捷。 “阮凱在哪儿？”沒有征得我的同意，他就偷偷地把照片塞進了襯衣口袋里，“她和你們倆一塊來了嗎？” “她在家里。”我說，“在圣瑪利諾。她要我們給你捎個口信，是關于一個人的，他叫包貢。” 米丹先生的第一反應是恐慌地向他那破爛的屋子里退縮。 “你認識包貢？”我問道。 他背對著我，一個勁搖手：“從來沒有听說過。” “我想讓你再看另一張照片，米丹先生。” 我拿出一張舊黑白照片，上面是兩個年輕人在以越南人的方式握手。其中一個便是米丹，當然那還是在他兩鬢尚未斑白時。這張照片曾經被我的實習生們在鎮上四處傳看，希望有人能認出米丹來。大約有一打以上的人知道他是誰，但只有一個人知道他住在哪儿。 我把照片遞給米丹：“阮凱說与你站在一起的人是包貢。” 米丹轉過身來，又仔仔細細地打量了我一番，然后才伸手接過第二張照片。當他凝神注視照片時，一种惊喜的表情洋溢在他臉上。就像在沙漠中長途跋涉之后，饑渴難耐，終于可以喝上第一口水那樣。他惊歎了一聲——是那种短暫、尖厲而又快樂的惊歎。淚水一下子迷糊了他的眼睛。 “這張照片很古老了。”他喃喃他說。 “阮凱從越南帶過來的。” 米丹慢慢地轉動著照片以躲避太陽的照射。吉多則把攝像机扛在肩上并打開了開關。 也許阮凱應該讓我知道得更多些。起碼，她應該告訴我照片上這兩個人的關系。 我又問了一次：“那是包貢嗎？” “你是聯邦調查局的嗎？” “不是，我是電視節目制片人。”我把我的工作證遞給他，上面的一角有用電影彩色印片法制作的電視网標志。真該感謝電視的魔力，因為這次米丹又以一种欽佩的目光打量了我一番。 “你們想和我談談我的表弟？”他那深而柔和的棕色眼睛睜大了，“難道我們在哪些方面可以成為別人學習的榜樣嗎？” “你太有趣了。” “有趣？”他第一次沖我笑起來，那自嘲的笑里隱藏著一种睿智的幽默。“我已經試著找了很多條理由來解釋，但我從沒有認為它有趣。我和我的表弟包貢之間有什么有趣的事呢？” “我認為你能幫助阮凱。”我停頓了一會儿。我覺得如果告訴米丹太多太早，也許他會因恐懼而不再与我交談。“她一直在為你擔心，她想与你談談包貢的情況。” “哦，我明白了。我的表弟是不是死了？”米丹低垂著頭。思緒万千，面露悲容。微風吹來，吹亂了他的頭發。他用手輕輕地摩挲著照片，就像父親輕撫孩子的頭那樣溫柔。“真的，這一定是真的。如果包貢沒死，我為什么從未收到過他的信？” 盡管他的推理有點荒謬，但我暫時不想反對他。我問：“你最后一次見到你表弟是在什么時候，米丹先生？” “很久很久了……在西貢。當時是1975年4月29日，在共產党到達西貢之前，我搭上了撤离美國大使館的最后一架直升飛机。包貢沒赶上。我最后一次看見他是在我逃离時，他在直升机場朝我揮手告別。”回憶這些往事時，他戚容滿面，語調低沉。“我表妹阮凱知道包貢是怎么死的嗎？他是什么時候死的？” “据我所知，包貢沒有死。”我緩緩他說，“阮凱上周看見他了，在她圣瑪利諾的家里。” “上周？”米丹很惊訝地四處觀望著，似乎某個地方會有人告訴他更确切的消息。“簡直是天方夜譚……怎么會這樣？包貢一直沒与我聯系過。我想他一定死了，即使他還活著，寫信給我對他來說也是有危險的。” “為什么有危險？” “共產党，”米丹咂咂嘴，似乎這個詞在他嘴里留下了坏味道，“在越南時，我就知道共產党想逮捕或者干脆把他干掉。” “和你一樣，包貢也乘直升飛机逃离了越南。”我告訴他，“他雖然錯過了撤离的飛机，卻成功地登上了一架加拿大的運輸机。1975年9月，包貢從洛杉礬港口進入了美國。” 米丹使勁搖著頭，說我在騙他。他雙手不停地擺動著，似乎在抵擋我話語的力量：“不可能，絕對不可能。” “上周包貢闖入阮凱家，把房子洗劫一空，并把她當做了人質。” “上周？”米丹似乎更惊奇于這個時間而不是這件事情。 “是的，很抱歉告訴你這件事。但我們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事能使他對親人痛下毒手？” 他沒有回答我的問題，而是又回到了那個一直困扰著他的話題上：“可這些年來包貢會在哪儿待著呢？” “我希望我知道的更多些，米丹先生。可我能告訴你的只有這些了。”我說，“1975年包貢進入美國后，任何電腦數据庫里都沒有關于他的記錄。除了一些老照片和他進入美國時由移民局簽發的海外身份證號碼外，我們對他一無所知。他沒有進過難民營；沒有用他的本名拿過居民身份證；也沒有駕駛執照；并且從未納過稅。直到阮凱打開她家的大門，發現包貢拿著一把槍站在那儿，我們才認識了他。” “電腦？”米丹又露出了狡黠的笑容，“我想，也許我表弟包貢只是不想被人發現而已。” 我沒有說話，潑水聲和遠處的車鳴聲更加襯托出我們之間的沉默。 “我們可以請你吃午飯嗎，米丹先生？我們還想和你談談。”他輕輕地點了點頭，表示同意。 我和吉多走在前面，米丹則跟在后面。我們准備回市中心帆船港口的旅游度假村，那儿有一流的禮品店和飯店。我感覺到米丹身上有股傲气。他偏向一邊的走路方式表明：雖然我們現在走在一塊，但我們仍然是陌路人。 我們在一個食品攤前買了些食物，米丹選了漢堡包，拿著它來到了涼台上。一排排的小船靜靜地泊在紅木欄杆的那一端。我挪動了一張長凳，以便他坐下時背能靠在船上。在正午太陽的照耀下，長灘市中心的天空顯得异常高遠，隨風飄來的粉紅色和古銅色云彩也越來越濃，演繹成一幅絢麗多彩的奇妙畫卷。 稀稀落落的窗子發出的散射光對鏡頭有些影響，但最大的影響還是那些揮舞著手想擠進鏡頭的游客們。我們坐定了，把那些揮手的人擋在視線之外。除非有人從水里跳出來搶鏡頭，否則我們不會再看到他們。為了避免他們的呼喊聲和城市的喧囂，我們在米丹的襯衫上別了一個小小的胸麥并打開錄音机。 吉多仍然很乖戾，他一屁股靠在6英尺遠的一張桌子上，狼吞虎咽地吃下一個油膩膩的雞肉漢堡。他用一疊餐巾紙擦擦手，然后把攝像机扛在肩上，試了試机器。調整一番后，他沖我舉起了大拇指。 米丹的注意力游离于一對在附近閒逛的人身上；而他們也正注視著我們。他們看上去有點像政府公務員或中型公司的白領階層：短袖、沒有皺紋的襯衣，普通的領帶，松松垮垮的褲子上因久坐而起了褶子——都是廉价的隨處可見的服飾。但他們顯得揮洒自如，這令我想起与麥克·弗林特一起工作的偵探們。 “米丹先生，”我叫道，把他的視線重又拉回到我身上，“請跟我說說包貢的經歷吧！” 他沉思了一會儿，用吸管喝了一口可樂。他講話的時候，看起來是那么不動聲色、超然物外。他的冷漠讓我再次感到了他的傲慢。 “從孩提時代我就認識了包貢。”他說，“我們在同一個村子里長大。我們的父親以及祖父都是在一塊長大的。我們的家庭送我們一塊上學。在我的表兄和包貢的姐姐結婚后，我們就成了一家人。” “阮凱告訴我，在越南戰爭期間，你、她還有包貢在博物館工作，那是一個在帆港的法國殖民地博物館。” “噢，是的。”他微微地點了點頭，表示承認這件事，“南越最后一任總統的妻子蒂厄夫人要包貢當這個博物館的館長。包貢則請我和阮凱幫忙。” “這個博物館听起來像是一筆家庭財產。”我說，“包貢先生与蒂厄夫人有過聯系嗎？” 他再次點了點頭：“這是越南人做事的方式。” 我越來越感覺到，對于一個居住在污水橫流的河堤旁的小屋里的人來說，米丹先生真可謂“出污泥而不染”。他的英語口音純正，言談舉止文雅大方。這一切組合在一起似乎有點不太和諧。 “當共產党從北方大舉進攻時，我們——包貢、阮凱和我只有一天時間把那些最重要的博物館珍品裝入箱子，并裝上軍車。”他的目光穿越港口，回憶著往事。“我們只有一天時間和四輛卡車。但我們卻要挽救經歷過八百年風風雨雨和侵略者破坏的歷史文化遺跡。時間太短了，是不是？” 也許根本沒有保護的必要，我在心里暗暗地想，但我控制著自己沒有說出來。那個法國博物館已經被河內政府重建了，并以世代居住在峴港地區的人們的名字重新命名為查姆博物館。我猜想，除了脫离逃亡的西貢政府的控制這一事實外，里面的文物從未有遭受損坏的危險。 “你把那些文物送到了什么地方？”我問道。 “西貢。我們一行四輛卡車在軍隊的護送下出發了。但我只看見兩輛車到達——我和包貢的。路上擠滿了逃出來的人。在帆港南部几公里遠的地方，一群被拋棄的士兵搶占了阮凱的卡車。第四輛車呢，我就不知道了。”他抬起了像學者一樣纖細柔嫩的手，“上路后的第二天，我們就沒再見過它。要折回去找它几乎是不可能的。也許它后來也到了西貢，但我不知道。” “你和包貢、阮凱，還有誰一塊逃离的？誰開著第四輛卡車？” 他打量著我，眼神里閃動著一絲机警。然后，他用手擋住了臉以避開吉多的鏡頭，談話到此終止。“你說你叫什么來著？”他問我。 “瑪吉·麥戈溫。”我回答。 米丹把手伸進兜里，摸出我先前給他的名片仔細看了看，然后又抬頭盯著我：“麥戈溫？你的本姓嗎？” “我丈夫的姓，也是我工作中使用的姓。在國家稅收檔案上我叫瑪戈·迪尚斯。” “是個普通的名字，對吧，麥戈溫？” “是的，很常見。” 他點了點頭，收起名片，但仍充滿警惕。可是他并沒有站起身离開，這倒真讓我松了一口气。 “那第四輛車呢？”我督促道。 他避開了這個問題：“那么久了，誰還記得呢？” 我接著問：“那些被你們送到西貢去的文物后來又怎樣了？” 他聳了聳肩：“到達之后我就走了。我們把車停在了皇宮的后門，拿到了外交憑證，就直奔美國大使館等待撤离。事情就是這樣。” 我提示他繼續講下去：“然后你离開了越南？” “所以今天我才會在這儿嘛。”他攤開兩手，好像我不該問他這么傻的問題。 “你好像過得很不好。跟我講講你在這儿的生活吧！” “我開了一個小禮品店，可是不景气。然后我找了份廚師的活儿。”他笑了笑，撇撇嘴，露出一副灰白的牙齒。“我父母送我上大學的初衷可不是讓我在飯館里當廚子，可我還是成了一名成功的廚師。” 米丹攪了攪杯子里的冰，眼睛望著遠處的船只：“你說對了一半，麥戈溫小姐。搞藝術的确是我們的家業，可我爸爸和我爺爺都只是出口商，不是收藏家。他們堅持留在越南多撈點儿。” “你現在有工作嗎？” “我被解雇了。”他臉上的表情与其說是懊惱不如說是憤怒。“我和最后的這個老板吵了一架。這件事本來無足輕重。但是他告訴所有愿意听他的話的人，說我是河內的奸細。現在連我的老朋友都不愿意被人看見与我在一起，更沒有人肯雇佣我了。” “河內的奸細？戰爭已經結束了，米丹。” 他往椅背上一靠，兩手交叉于胸前：“是嗎？” 我不愿給他目前的處境雪上加霜。緩了一會儿，我問：“你陷入困境時，為什么不向你的家庭尋求幫助呢？” “傲慢。傲慢是你們美國文化中的七宗罪狀之一，對吧？”他捶捶胸脯，“看看這個罪人。” “如果你想弄清包貢從1975年到現在這段時間里究竟去哪儿了，你會從哪儿下手？”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國家稅收檔案上有你的地址，我們按那個地址去找，結果房東太太告訴我們你搬走了，但時不時還在那一帶看見你。于是我們拿著你的照片四處尋找，直到有人認出了你，告訴我們你住的地方。”我說，“但是包貢從他踏進美國的那一刻起，就再也沒人知道他的行蹤。我想知道——警察也想知道——他1975年以來到底去哪儿了。阮凱說沒有任何親戚收到過他的信。” “的确沒有。”米丹想了想，然后聳了聳肩。“如果他沒有与家人聯系，當然沒有人收到他的信。包貢不想被人發現。誰知道為什么？我覺得，像包貢那樣不在電腦數据庫中留下任何資料是明智的。” “那你覺得應該從哪儿找起呢？” “我想包貢也許會像當初离開難民營時那樣，去那些擁有亞洲文物的博物館、畫廊或拍賣行找工作。他也許還是個藝術品進口商呢。這种人不多，或許有人能記得他。你們可以在電視上登出他的照片嗎？” “不太容易。”我回答。 “嗯，”米丹的目光又放遠了，顯然又陷入了沉思，“那我幫不了你們。” “那么你知道包貢為什么要躲起來嗎？” “不知道。” 他回答得匆忙而簡短，接下來的几個問題他都這樣處理了。午餐已經用完，一堆餐巾紙整齊地堆在他的手邊。顯然，米丹已經不想再回答我們的任何問題了。 最后，他很不情愿地答應我們：若再有問題，以后還可以找他，并讓我們見到阮凱時代他問候她。我們向他道了別，留下他一人在那儿晒太陽。 吉多收拾好錄音机和攝像机快速地朝我們的小貨車走去，好像還在生气。平日夸夸其談的吉多今天卻如此沉默寡言，真有點奇怪。 “來杯啤酒怎么樣？”我在他背后喊，“能報銷的。” 他停下來，想了想，重新卸下了他的那副行頭說：“好吧。” 我們鎖好車，沿著河岸走到了這小小水村的盡頭，這里有一處帶露天甲板的酒家。 這是一個典型的二月天：天气晴朗，有著微微的海風，攝氏21度左右。其實，除了八九月份會熱几天，新年伊始時下點儿雨，七月份有點霧，洛杉磯海岸一年到頭都是這樣的好天气。這天惟一煞風景的是吉多的憂郁。 一位身著短裝的女侍者把兩杯冰啤擺在我們面前。吉多瞟都沒瞟一眼她年輕的背影。他用胳膊時斜撐在桌子上，壓根沒看一眼面前的冰啤。 “你做這些到底為了什么？”他問。 “你知道麥克正在辦的那件案子嗎？” “知道。”吉多皺了皺眉，“一群孩子把一個老家伙折磨至死。在我們新制作的影片中將要用到的題材。” “佩德羅并不老！他剛21歲。”我說，“但殺他的人令我想起包貢，也許我們能把他也加進影片中。” “把他加進來？”吉多皺了皺眉，“佩德羅死了，包貢是個惡棍，這之間有什么聯系嗎？” “難道你看不出來嗎？”我提高了嗓門，這不僅讓我自己吃惊，也震住了吉多。 他像拳擊手上場前那樣用手托著自己的下頜：“你究竟怎么了？” “我不想按原計划完成這部影片了。我不想再面對那些几近病態的青少年和他們無能為力的母親們。‘我的孩子不坏’，我每天都陷在她們這樣的哀訴之中，‘是這社會毀了我的孩子’。” “你需要休息。”吉多說，“你已經馬不停蹄地拍完三部電影了。” “問題不在于工作量，而在于那老一套。我制作的三部電影全是關于噩夢的制造者——那群小畜生的。” “我了解。”他稍稍放松了些，“你已經成為你自己成功的犧牲品。你為電視网制作的第一部影片真的太棒了。所以他們希望你沿著成功的軌跡繼續前進，一而再、再而三地創作出相同的作品。這就是他們的思維方式。只要在他們手下，你就會永遠拘泥于這一套。” “可我想擺脫出來。” “但我看不出包貢怎樣能使你繼續創新。你打算怎樣？去弄清包貢這二十几年來究竟在哪儿？像電視劇《尋找沃那多》那樣？” “也許吧。我想搞清楚神秘的包貢———個失蹤了二十多年后又突然出現，卻是來襲擊自己家人的。你不能否認這是個謎。” “謎？”吉多嘟噥著，“這事儿是有點邪門。” 這時，甲板那頭的爭吵聲引起了我們的注意，又是我們先前看到的那兩個人——穿著短袖襯衣，觀察過我們与米丹談話的人——正在為一張餐桌与小姐發生爭吵。他們要求坐靠水邊的桌子，那桌子就在我和吉多的旁邊。但是服務小姐不肯把這邊僅剩的一張桌子給他們，因為這是一張六人桌，已經被人預定了。兩人顯得极其粗魯無禮，并用所謂的行政机构的名義來威脅她。 幸好那位小姐沒有屈服，這讓我感到高興。我討厭与多嘴或者愛管閒事的人為鄰。兩個人怒气沖沖地走了，其中的高個子臨走時還推倒了一把鐵椅子。 他們往外走的時候，我赶緊把椅子往里挪了挪。 看著他們的背影，吉多罵了一句：“混賬！” 我伸出手按住他的手臂，他這才轉向我。我問道：“如果我們廢掉目前正在制作的見鬼的《墮落的一代》，而是完全換個方向，你猜會怎樣？” “我得提醒你注意‘經費’、‘最后期限’，還有你那位自以為是的制片人的血壓。你說結果會怎樣？” “蘭娜能把我怎么樣？”說完這話，我突然發現有一件事我早該注意到。“我的合同是要到期了，讓他們解雇我好了！我們為這部片子所做的一切只不過是一种重复勞動，這樣的事我們已經做得太多了。可那些無人管教的青少年長大成人之后還是成了街頭的惡棍和便民店里的竊賊，甚至成了強奸犯，那又怎樣呢？” “怎樣？讓我來告訴你這是怎么回事。我們所完成的那部分影片的确是些触目惊心的、偉大的、經過深入分析的、甚至很玄妙的東西，瑪吉！” “可我們能做得更好。想想那些殺佩德羅的人和包貢，他們几小時地折磨自己的獵物并置之于死地，卻沒得到錢，也沒得到別的東西。我問你，他們到底為了什么？” 吉多咬住下唇，陷入了沉思。 “想想吧，”我對他說，“佩德羅的錯誤在于他低估了對手，他想不付出任何代价而獲得某些東西，結果勢必自討苦吃。” “什么苦頭？” “我說不好，但是我有种感覺，也許他知道是誰主使的。”我說，“佩德羅年輕，又有點好色，兜里還揣著一周的薪水。他性格高做，但他并沒有走到大街上去狎妓。他去了公園，因為他知道那几經常有一群女孩閒逛——他看到過好多次。他知道她們很窮，都是孩子，毫無頭腦，容易上當。也許給她們几個零花錢，她們就會投入他的怀抱。說不定只要几句花言巧語他就能得到戰利品呢。佩德羅自以為魅力十足，因為那些女孩競相邀請他回家。” 我用余光看著吉多，繼續說：“我在想，在長達九個多小時的折磨當中，佩德羅什么時候才認識到自己搞錯了幕后指使者。” “嗯……”吉多開始聯想了。我知道有一幅幅連貫而完整的畫面正通過他的腦海。 “那些女孩不是因為上當受騙而有了孩子，孩子只是她們的誘餌，而待在遠處的男孩們則是她們的爪牙。對那群女孩來說，性意味著權力。” “對，我明白，但阮凱有什么？他們為什么折磨她？” “她有著包貢自認為屬于他的東西。” 吉多并不那么容易改變主意：“你想廢棄整整一個月的工作？” “并不是全部。”我啜了一口啤酒，腦子里想著電視台我辦公室里的那些盒帶的內容。 “圣瑪利諾离那個貧民窟十万八千里呢。”吉多提醒我，“你有沒有認真考慮過你的決定？瑪吉，你需要最好的東西來填補這中間的空白。” “我們不必大肆宣揚我們的行動嘛，吉多。”我揉了揉眼睛，望著面露怒色的吉多，“讓我們這樣試試看：利用新年這個舉家歡慶的日子，我們去找阮凱。我們到小西貢，錄制下周六的游行。最好我們再飛到舊金山去拍下格蘭特大街舞龍的鏡頭。難道你還看不出，慶祝新年能為我們遇到的困難提供解決的契机。” “沒什么可爭論的了，對嗎？”吉多閉上嘴，心不在焉地看著遠處的海鷗。 “爭論什么？” 慢慢地，他那雙褐色的大眼睛又盯住了我：“包貢与麥克·弗林特沒有聯系，對吧？” “是，一點關系沒有。” “而佩德羅与他有關。” 我點點頭：“佩德羅被殺案由麥克主管。” “我知道，瑪吉。”我沒理會他那“万事通”般的沾沾自喜，他繼續說，“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你要做的其實与這部影片或者其他影片甚至与包貢都無關。你只是想獨立于麥克，你想充分地表現自己，你覺得該是一鳴惊人的時候了，但我認為你不該為私人問題妨礙工作。” “你知道你在胡說些什么嗎？”我吼道。但是無可否認，他說的确實有些道理——這該死的家伙！ 气氛有點不對頭。我靠在椅子里，望著吉多的側面。“你想說什么？”語气中充滿了挑戰。 他好像很吃惊，反問道：“什么？” “發泄出來吧，吉多。”我放下酒杯，“免得你整天都郁郁寡歡，如果是我做了什么讓你傷心的事或者傷害了你，那么你就直言不諱他說出來。” “沒什么。”又是一個不假思索的回答。 “那……” 他又把目光投向了海鷗。 “吉多？” 終于，他望著我，雙目含情：“我們做了多久的朋友了？” “很久。” “好朋友？” “你對我就像兄長。” “我們是一家人了？”他問。 “甚至更親。” “我想知道你到底怎么了，瑪吉！” “如果真的發生了什么，我想我現在一定還沒察覺。” “你沒事吧，瑪吉？我是說你的身体。” “我整天与你在一起，吉多。如果我有事，你怎么不知道？” 他雙臂交叉在胸前，滿臉怒气，一副要吵架的樣子。帶著指責的口吻，他說：“你母親星期天早上來的，現在應該還在你家吧？” “媽媽的來訪對我們來說太好了。你母親不也飛來陪你了嗎？” 吉多整個人突然變得僵硬起來，我顯然傷害了他，是我對他的忽略傷害了他，因為我故意把話說得像兩家人。 他又開了口：“是四頻道新聞台的萊姆·法林頓周六晚在西奈醫院追蹤一起汽車肇事后逃逸的線索，他看見麥克把你送進了急診室。” “所以他馬上給你打了電話，告訴你這條頭條新聞？” “他很為你擔心。他說看見了好多血，還听見你在哭喊。” “他是想知道那里是不是有什么故事。”我說。 “真的有事嗎？瑪吉？”吉多打斷了我。 我啜了一口啤酒，卻哽咽著几乎吞不下去。吉多伸過手來抓住我的手，我卻把手縮了回來。因為我知道，如果這時我喪失了鎮靜，感情就會如洪水一般一發而不可收拾。 星期六傍晚時分，整個世界對于我來說分成了兩半：了解內情的和不了解內情的。該知道的人都知道，他們是麥克、孩子們以及我的父母。 我深吸了一口气，終于咽下那口酒。我的目光越過吉多的肩頭，說道：“我們忘了要米丹的簽名，得回去一趟。” “瑪吉？” “而且我們還需要再拍一點他的小屋作為背景。”我迅速站起來，“你准備好了嗎？” “既然你已經好了……”吉多不再看我，我想他是忍著才沒哭出來。他把錢扔在桌上，站起身來幫我把椅子拉開，就像我突然問變得嬌貴起來，需要人幫助似的。 米丹已經离開了我們一起吃飯的地方，我很慶幸他已經走了，因為我其實根本不想再見到他。也許以后想見也說不定，但絕不是這會儿。 我們順著自行車道往回走。一路上，我和吉多閒扯著些不相干的事情：什么數字膠片的質量啦，剪輯時把35毫米膠片和VHS錄像帶混用其實很容易啦等等。這些內容表明了我們之間的疏遠。不管現在我倆之間距离多近，吉多都無法插手我和麥克之間那种微妙的關系。 我們几乎是与污水道并行的。這時，我突然看到了那張曾作為米丹家的門的百威廣告牌在河里飄蕩。和它連在一起的還有硬紙板、蓖麻樹的大葉子等等那些曾作為他家的牆啊、房基啊之類的東西，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統統翻卷著流入了大海。 我心中一惊：米丹所謂的“家”就這樣消失了。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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