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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我坐飛机到了奧克蘭,然后開車從舊金山的海灣地區高速公路到了伯克利。
  像拉斯維加斯一樣,伯克利的商業中心也是由一條一條的街環繞而成,但是面貌卻大不相同。拉斯維加斯极盡繁華奢侈、富麗堂皇;伯克利卻多多少少是由很多東西組成的和諧的“混合物”。街上有擺小攤的嬉皮士,有乘車過橋直達舊金山的衣冠楚楚的雅皮士,還有大批的學生,他們和諧地相處著。
  夏塔克大街、電報大街、本克羅弗特路,這几條環繞著校園的主要街道,在我到達的那個暖和的星期五都是車水馬龍,人聲嘈雜。加利福尼亞大學秋季學期剛開學几周。我興致勃勃地走在人群中,听著這熟悉的、我深愛的街頭聲音,就像听著我爸爸的搖籃曲一樣,陶醉在其中。
  每個新學年的開始,我最愛看的集体莫過于大一新生了。他們在開課前的一星期到來,大部分都是他們原來所在學校的优秀畢業生,心里充滿了對未來的憧憬。他們被家里送入這個大家庭,內衣內褲里還繡著自己的名字。在他們回家過感恩節之前,他們的新衣服都變成了一樣的紅灰色,因為誰也沒有時間去洗衣服。他們的頭發也沒有理、腦袋里裝滿了剛學完一半的課程,這足以讓他們形成自己半成熟的觀點。他們昂起頭,准備向他們的父輩堅守的東西發起進攻。在5月末他們的第三個學期結束后,他們有所分化,或變成在學習上失敗的人,或成為新生中的优秀人物。
  天气炎熱,但比起我剛离開的沙漠,它又太溫和了。我在冷飲店停了下來,買了一杯新鮮的水果雪泥,這也讓我找到了一個逗留的理由,看看來來往往的人群。我脫下我的亞麻布茄克衫,披在肩上;把那溶得很快的雪泥舉在前邊,以防它滴在我的襯衫上。
  我姐姐住的小型醫院在校園的西北部,离我家不到半里遠。我走上夏塔克大街,准備抄最近的路穿過校園。也許我可以在物理系停一下,向几個老朋友問聲好呢。但我還有充裕的時間,于是我繞道而行,踏上了校園南邊的賓尼大街。我在2603號前面停了一下,芭蒂·海斯特就是在這儿被綁架的。
  路旁的香柏木表明芭蒂曾經住過的屋子年代久遠了,但它的狀況仍然很好。對于大部分學生,乃至年輕的老師們來說,這樣的房子都不是他們住得起的。
  我現在可以理解,芭蒂這种舒适的生活何以會激起那群沒有任何优勢可言的人的憤怒。綁架芭蒂的人既不貧窮,也不瘋狂。他們和她一樣,都是那种中上層階級家庭嬌生慣養的孩子。
  四周特別安靜。据說1974年芭蒂,海斯特与綁架者在晚上搏斗并大喊大叫的時候,四周的鄰居一副冷漠無情的樣子。就像羅伊·弗蘭迪死的那個晚上,西部八十九街122號的鄰居們沒有一個出來幫忙一樣。這兩個案子都用了同樣的方法,有著同樣令人憤慨的大膽:盡管反抗吧,大叫吧,因為沒有人會來幫助你。
  想象著芭蒂的恐慌,我渾身也起滿了雞皮疙瘩。走進校園的時候,我總是和人群在一塊儿,并不斷地看著我的前后左右。
  校園要比街道上涼快。那些蔭蔽著地面的古老的樹木就像罩在頭上的一個深綠色的天幕。樹林中,橡樹和楓樹的葉子開始由綠色慢慢地變成黃白色、淺橙色。地上洒滿了閃亮的樹葉。即使在這個非常安靜、平和的地方,我仍然有种幽靈附身的感覺。
  我沿著草莓河向上走——它把偌大的學校的中心區域等分成兩部分,呼吸著森林里飄出來的帶著綠色香味的空气,我終于到了我父母住的山頂。醫院就在山的下面。
  媽媽已經告訴過我游行的事了。我希望看見一些標志,哪怕是一輛新聞采訪車。我看到一群人在醫院那儿時,感到很惊奇。但是我仍然直接朝著爭吵的人群走過去。
  任何標語的目的都是為了得到大眾媒介的注意。這個游行的組織者對新聞界有著熟練的控制。
  我拐過街角的時候,那儿已有了兩部新聞采訪車;就在我走到街區的一半時,第三輛車也來了。
  一個頭發蓬松的女人在我面前揮舞著一把“救救艾米莉”的小旗幟。如果不是一架攝像机正停留在她身上,也許我已經揮拳把她打倒在地。
  走向醫院前門的時候,我拒絕看那些不斷地朝我喊叫的揮舞著小旗幟的人們。但突然,一個人伸出手來,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過頭,用不屑的眼光死死地盯著他。
  “你好,親愛的。”他的語气中充滿鼓勵之情。我被弄了個措手不及,用了几秒鐘才認出這個煽動民眾的人是奧古斯特·珀爾米特。他是原子能物理學教授,現在已經退休了,是我父親長期的同事。
  站在他旁邊的、穿著一件柔軟的粉紅色套裝毛衣的是珀爾米特夫人,我母親最好的朋友。她的標語上寫著:“僑民也是美國人。該是解釋事實真相的時候了。”珀爾米特夫人的网球鞋和她的毛衣很相配。她朝我眨眨眼,然后走到人行道上,揮舞著她的標語。當一架攝像机轉向她的時候,那個“救救艾米莉”的標語就被擋往了。
  我走了几步,到了她的身后,用一种非常親密的方式向他們問好。這种問候方式只在爸爸和媽媽的三重奏鳴曲小組、他們的橋牌伙伴、他們的同事、以前的學生和鄰居中間使用。
  “獨身生活是惟一的答案”,這張標語被弗雷沃·沃爾什舉在頭頂,她今年82歲了。我走過她的時候,她左右搖擺著標語,輕聲說:“親愛的,不要相信它。”
  我估計了一番,在所有的標語中,“救救艾米莉”的標語占了四分之一多,并且在每個拐角處不停地移動。沒有什么大的新聞團体認真地對待這群明顯是小打小鬧的人。那些反對、阻止游行的人也是我從沒有見過的“友好和溫柔”。
  我一路上笑著上了樓梯,來到了光禿禿的醫院的走廊。走進艾米莉的房間,看見我的父母時,我的情緒又變了。他們兩個都累得灰頭灰腦的。
  “誰組織這次游行的?”我問道,依次吻著他們倆。
  “你的媽媽。”爸爸說。
  “我想在記者們走后,得招待他們吃一頓便飯。”我說。
  “在珀爾米特家。”媽媽笑了,“我們也邀請了記者來。只是一頓便飯。”
  我一時不知該說什么好。
  我進來,打斷了爸爸的踱步。在我坐在艾米莉的床頭,沒有擋住他的路后,他又開始踱起來。
  爸爸有6英尺5英寸高,長手長腳的。他從房子的一邊走向另一邊時,腿的脛部和手的肘部總是發出聲音。
  “現在的問題是,如果艾米莉陷入危机的話,我們該告訴醫院怎么做?”爸爸說。
  “你們兩個到底討論些什么?”我問。
  “就這個。”爸爸說,“最后的決定要由你來做,瑪吉。因為最終,一切的后果都會留給你來承擔。你媽媽和我都已經活過了上帝給我們的時間——70歲。如果我們授權醫院救艾米莉脫离危險期,那么我們就必須准備讓艾米莉活下來,再負擔30到40年——考慮到她的年齡和健康狀況,這是有可能的。她可以輕松地比你媽媽和我活得更長,親愛的瑪戈,那么你就得一個人孤零零地負擔艾米莉的生活。”
  “媽媽?”我向媽媽求助。她正在給我的姐姐艾米莉做一周一次的修指甲,很少抬頭看我。
  “我知道了。”我說,“你們兩個正為這個爭論,你們想我投最后的一票。”
  “我們沒有爭論。”媽媽把艾米莉的長長的指頭彎起來,用藥液輕輕地按摩著。“我們連話都沒有說,怎么能夠爭吵呢?”
  我看了看爸爸,他線條分明的臉上眉頭緊鎖;又看了看媽媽,她的臉上一副傲慢而冷漠的樣子。
  寬容——他們50年婚姻的巨大的力量——讓他們在我的姐姐艾米莉的生存問題上,又一次走向和解。爸爸和媽媽把這個連所羅門也值得思考的問題留給了我,讓我進退維谷。
  從我的其他家庭成員那儿,我也得不到什么幫助。在過了一個失敗的看望艾米莉的兩天假后,叔叔麥克斯回到了他自己家里。我的侄子馬克正在進行他環繞地球的研究生步行之旅。兩周之內,他不會到達他的下一個聯系地點。當然我還有女儿和麥克的建議,還有艾米莉以她的方式告訴我的東西。
  當我還是一個小女孩時,我就和我的姐姐在水泥管里爬來爬去。和她興致勃勃地談論一些事情。此刻,坐在硬梆梆的醫院的床頭,我的腦海里就浮現出這些童年時的情景。
  “艾米莉,”我怀念著她的聰慧,“你是家里的醫生。我們正在決定你的生命,請給我一些力量吧!”
  艾米莉一言未發,她兩年以來一直沒說過一句話。
  我按照醫師教我們的方法,抓住了她的小腿,把它們拉直了一些,然后給她按摩著腿肚子。她的小腿就像一塊牛排那樣堅硬而多筋。我又做了几次。看起來,我每做一次,她的腿就少了些肌肉,多了一份抵制,從來沒有什么反應。
  艾米莉的進食、排泄都由導管來完成,用人工保持一种生理上的平衡。兩年以來,她已經成功地完成了那些決定性的環節:呼吸、讓心髒不停止跳動。意識到艾米莉再也不會恢复任何智力和思想時,我們都同意不再給她人工的維持生命的治療,不再試圖讓她恢复知覺。
  兩年以來,艾米莉就這樣拖著,躺在醫院護理室的床上。她的身体慢慢地恢复著知覺,但她這种持久的健康卻迅速地讓家里瀕臨破產。
  兩年以前,我們都認為,如果艾米莉自身的机体停止作用的話,就不會有什么奇跡發生。聰明的艾米莉如今沒有了會思想的頭腦,對我們來說只是一具僵尸。但奇怪的是,一段時間以來,我們都習慣了艾米莉的這种樣子。我們愛撫她,同她說話,圍繞著她調整家庭生活。
  我看見了挂在艾米莉床邊的排泄管里,有几條細線般的紅色——受感染的標志。
  “我明白了。”我說,“我知道艾米莉想說什么。她想讓我保證,不管發生了什么,她都能得到我的幫助。”
  媽媽沖我笑著,我等著他們贊揚我的陳詞濫調。但媽媽卻說:“爸爸告訴你了嗎?他正考慮法國的一份顧問工作。巴黎南部有一片好极了的工業區,可以乘坐城市高速鐵路到市區里去。”
  我抓住爸爸的皮帶,不讓他再踱步:“你要出國多久?”
  “兩年,或者是三年。我們下周將和那些人談談。”
  “你們要拋下我?”我覺得太陽穴好像被人重重地打了一下,呼吸也變得困難了,“你們不想留在這儿幫我,不管我做出什么決定?”
  “這是最好的解決辦法。”媽媽說。
  “你們的房子怎么辦?”
  “萊爾會照顧好的。”她說。
  “該死!”他們原來早就准備好了這次逃跑。我到南方結婚時,也是把房子交給了萊爾。
  我仰躺在床邊,開始數天花板的磚塊,數到20時,還沒有找到一個成形的答案。艾米莉一個痙攣,把腿蹬了出來,狠狠地撞在我的肋骨上。我抓住她的雙腳說:“艾米莉,謝謝你的提示。”
  艾米莉的醫生走進來告訴我們對于艾米莉的病情預測,他和我們一樣無能為力。爸媽跟在他后面出去了,留下我一個人陪著艾米莉。我猜爸媽也許是要和醫生商量一些事情吧。
  我打電話到了麥克的辦公室里。
  “刑事科,我是弗林特。”他听起來惡狠狠的,但這就是他的工作。
  “我是瑪吉。”我說,聲音听起來就像一條挨打的狗那樣可怜。
  “發生什么事了?”
  “你的手怎么樣了?”
  “有點點痛。飛机沒事吧?”
  “安全降落。”我告訴他媽媽組織的游行,他笑了。
  “艾米莉怎么樣?”
  “她的病情加重了。醫生說她的腦部也許受傷了,但是做昂貴的手術确定受傷部位在什么地方也沒有多大意義。艾米莉會隨時發生大腦血管破裂。”
  “什么時候,是今年的任何時候?”
  “還有很多問題,電話里一時說不清楚。麥克,找一個人替代你。過來吧,我需要你。”
  一聲長長的歎息:“我不能去,寶貝,我找到了一條殺人犯的線索。而且我正在等著法官下達搜查安東尼·劉易斯的屋子的命令。我有太多事情纏身。”
  “你整個晚上都工作嗎?”
  “也許吧。我找到了那個殺人犯藏身的肮髒的地方,只看見他的衣服留在那儿。我把他所有的東西都放到了汽車的車廂里。他不能回家了,他也沒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了,所以我們只需要等待。等到他在街上走累了,嗅到了食物的香味,在某個小餐廳吃飯的時候,我們就抓住他。我在他可能出現的地方都安排了監視者。他會碰見其中的某一個,然后我就把他抓起來。或許是今天晚上,或許是下周。但是在抓到他之前,我不會离開的。”
  一段長時間的沉默后,他說:“我看了看你從海克特那儿拿來的槍?”
  “怎么樣?”
  “一把是巡邏用的。其他兩把都是廢棄物。我不知道海克特為什么要把這些東西留在家里。”
  “也許他從來沒有想起過把它們處理掉。也許它們是格羅莉亞的。”
  “也許吧,但她否認了。”
  “你和格羅莉亞談起過那架攝像机嗎?”
  “是的。但是要把它送回來就等于承認她拿了它。所以她就支支吾吾的。”
  “吉多可以把編號告訴你。我們可以把它當做一樁民事案件嗎?”
  “那是我們最后的選擇。事情的關鍵在于,如果攝像机里有一盤帶子的話,我們最想要的是那盤帶子。我可不想暗示格羅莉亞這一點,因為她也許會在上面做點手腳。也許我可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同樣的方法從她家取回來。”
  “你進去的時候可別傷著她。”
  “我會盡力的。”他輕聲笑了,“你還知道些什么?”
  我告訴他拉斯維加斯之行是多么的糟糕,然后說:“我与一個房地產商有個約會。今天晚上我會在我的房子里見他。”
  “与一個房地產商約會?”
  “我想在我們做出決定之前,應該先估一個价。”
  “我們?”他說,“我們是指誰?”
  “你和我。”
  “噢、噢。”
  “麥克,我想帶著一個确切的答案到那儿。我想念你,我也需要你。”
  “太動听了。”他大笑起來,就像一個男人听到有人夸他的孩子特別聰明而發出的那种笑聲。“你看看,如果我有逃脫的辦法,我就會去你那儿的。如果今天晚上我圓滿地完成任務,也許我明天早上就可以飛過去。我們可以停留一會,然后明天晚上一起飛回家。這是我能提出的最好的解決方法,它也比較容易做到。”
  “我會怀著希望等你的。”我說。
  艾米莉看起來好像睡著了。她的呼吸緩慢而有節奏。我抓住她的腳晃了晃,一點反映也沒有。
  休斯頓這時候是下午,正是把我的女儿在宿舍里“逮著”的好時候。我打通了電話,凱茜帶著一個令人興奮的消息過來接電話。
  “圣誕節我不回家了。”
  “為什么呢?”我抑制住心中的感情,用听起來也許很平靜的語气問道。
  “我將在休斯頓的芭蕾舞《堅果鉗子》中扮演白雪公主這個角色。”
  “祝賀你!這個消息确實可以改變一些事情。我剛才正在考慮我們是不是要去巴黎和爺爺、奶奶一起過圣誕節。”
  “為什么去巴黎呢?”
  “我們正在談論去那儿待一段時問。”
  她沉默了一會儿遺憾地說:“噢,媽媽。也許圣誕節你就一個人過了。”
  “我會和麥克、邁克爾待在一塊的。如果你在休斯頓跳舞的話,我們會在那儿陪你的。”我看了看艾米莉。不管我們最后做出什么樣的安排,艾米莉都將第一次過一個孤單的圣誕節。我抓住了艾米莉貓爪一般的手。
  “我為你感到自豪,凱茜。”我說。
  凱茜開始喋喋不休地說起了她的舞蹈,非常滿足的樣子。她充滿朝气和活力的聲音讓我陶醉。
  艾米莉又狠狠地踢了我一腳。我把她的腿推向一邊,她又蹬回來。那一腳并不是自發的反應,我看見她的眼珠又滾回到眼窩里。她臉上的皮膚繃得緊緊的,就好像一個收縮性塑料薄膜覆蓋在她的骨頭上一樣。
  我對女儿說:“艾米莉的中風又發作了。你能拿著電話等一會儿嗎?”
  我一只手抓住床旁邊的橫欄,防止她掉到地板上。然后,我按動了呼叫護士的按鈕,直到我听到跑動的腳步聲時才放下。艾米莉正在經受又一次的劇痛。
  護士來了,醫生就跟在后面。艾米莉弓起背,做著各种鬼臉,嘴里吐出泡沫。在這個恐慌的過程中,我成功地撒了一個偉大的母親該撒的謊。我什么都沒有告訴我的女儿,不讓她和我分擔恐慌。雖然我努力地做著這一切,但凱茜還是警覺起來。
  “告訴我發生了什么事,媽媽。”
  “醫生正在給艾米莉吃一些藥。”
  “她好嗎?”
  艾米莉的身体還在晃動,但是肌肉不像剛才那么僵硬了。中風症狀正在消失。她的呼吸仍在進行,心髒也沒有停止跳動。
  “我想她很好,凱茜。”
  “姥姥告訴我艾米莉姨姨一直在生病。是感染還是別的什么?”
  “只是一點感染。”
  “人們都說我与艾米莉是多么相象。”
  “在很多方面都像。”我說。凱茜除了像她姨姨一樣有6英尺高以外,她們都有著像我爸爸那樣的中間隆起的鼻梁,都比其他人聰明。
  “我希望姥姥錯了。”她說。
  “什么?你不想像艾米莉嗎?”
  “不是這個意思。”凱茜說,“姥姥老是說我們必須注意在艾米莉姨姨面前說些什么,因為誰也不能肯定艾米莉是否能听見或者感覺到。我希望她毫無思維能力。因為我知道,如果她不能動彈或者不能說出她腦子里所想的東西,她就會發瘋的。原諒我這么說,我知道她是你的姐姐,你很愛她。但是如果我像她那樣全身僵硬,我宁愿死去。那樣真比活埋更難受。”
  “這樣的話居然出自一個孩子之口。”我說。
  “天哪,媽媽,我不再是孩子了。”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說,“你像艾米莉,凱茜。不要停止說出你腦子里想的東西。”
  她說:“是嗎?”
  “打電話給麥克、邁克爾,告訴他們你得到了你想演的那個角色。他們會像我一樣為你感到驕傲的。我敢肯定我們都會去休斯頓過圣誕節的。”
  艾米莉的中風過去之后,她像雪花石膏一樣白的肌膚上撞擊出一塊塊的青紫色。她的前額上,子彈留下了一個雛菊形的傷疤。她有著一個真正的黑眼圈,就好像誰曾經用盡全身的力量打了一拳似的。但是她仍在呼吸著。她的心跳非常正常,即使我的已經不正常。
  星期五下午剩下的時間里,我都待在叔叔麥克斯在奧克蘭的法律辦公室里,和麥克斯的合作伙伴——杰克遜·奧爾古德討論著有關艾米莉的法律問題。
  “在今晚回家之前,我們會把簽字要用的文件准備好。”杰克遜說,“告訴我你將在哪儿,我會親自送過去的。”
  “在我的房子里。”我說。他給我的擁抱充滿了感情。杰克遜曾經對我的姐姐有一股狂熱的迷戀。在某种程度上,我怀疑他仍然這樣。
  他摟著我的肩膀,送我回到了伯克利机場。他對我說:“決定不介入是多么的艱難。我欽佩你的決定,但是你認為你的父母會堅持它嗎?”
  “他們有理由反對。”我說,“如果他們其中一個人發表一些強烈的看法的話,我會感到一种巨大的解脫。現在我是騎虎難下了。我知道艾米莉也宁愿選擇死,而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但是我的父母……誰知道呢?”
  “我理解你的處境。”杰克遜說著,壓了壓我的手臂。
  我在他身上靠了一會儿:“在我的一生中,我相信我的父母會為救他們的孩子赴湯蹈火。但現在我的困難是,如何界定對与錯,怎樣才是救一個人。是在法律意義上活著?還是把人從更深的侮辱中解脫出來?”
  “我們是否需要再起草一份建議?”
  我搖搖頭:“我們先這么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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