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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警員酒吧里的柜台上擺滿了20厘米高的酒杯。半個小時之內,大約有一百個警官在這間屋子里喝了朗姆酒和可口可樂;而在一個小時之內,大約有一百個警官醉醺醺的,忘卻了一切煩心事。
  我從女人們的屋子里出來,听見麥克對許多老同事說:“海克特已經戒酒,不再追求一醉方休。他死之后,我們走進他的屋子,發現他的晚飯還擺在桌子上,他喝的只是一杯白開水。”
  “他的晚飯在桌子上?”我問道,“我認為他出去跑步了。”
  麥克看了看我說:“也許那是他的中午飯。問題的關鍵是,他喝的是白開水。”
  我從柜台上拿了一杯巴卡地酒加可口可樂,心里想著海克特,喝了下去。海克特死之后終于挺直了腰板。
  森尼克把空杯子放回柜台,又拿了一杯滿的。同時,地的手伸向我,把我拉到他身邊。我過來之前,他一直在向一群人講故事,現在繼續往下講:“于是這件案子上了法庭,麥克站在證人席上向公派辯護人解釋我們為什么走進那儿。他說:‘我的同事和我看見一束光從空曠的高樓里射出來,我們知道那儿應該沒有人,所以我們就上去搜查。我們看見被告騎在女孩身上,仔細一看,原來他們正在做愛呢。女孩向我們求救,于是我和同事就逮捕了這個男人,然后告他強奸。’
  于是,公派辯護人問我們知道那個女孩是個聾啞人嗎?麥克說我們后來發現她是。公派辯護人說,如果這個女孩不能說話,我和麥克又是怎么知道這不是雙方自愿的性生活呢?麥克說:‘我的手電筒照到她身上,她的嘴形告訴我——救命!’公派辯護人說:‘你接受過讀嘴唇語言的訓練嗎,弗林特警官?’麥克說:‘沒有,但我知道她想說救命。’公派辯護人說:‘你是怎么掌握這門技巧的?你是不是可以不看字幕而看得懂英馬爾·貝爾加馬(瑞典一影星)的電影或者你有其他的方法練習唇讀法?’麥克做出一本正經的樣子,臉上不帶一絲笑容。他說:‘不,先生,我不會瑞典語。’”
  在哄堂大笑聲中,我走到麥克身邊,挽起他的手臂:“我們該走了。”
  他的嘴唇上有一股朗姆酒的味道,吻我的時候,冰涼冰涼的。他說:“你可以再待會儿。”
  “我知道。但是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再喝一杯酒我就上路。你自己照顧自己吧。”我把頭舒服地靠在他頸部那塊柔軟的地方,拉著他的手朝門外走去,“打電話給我。”
  森尼克跟著我們出來了,一只手環住我,想把我往回攔:“你不能走,甜心。奧爾加听說麥克在這儿,她就會來的。如果你走了,誰知道會發生些什么事。”
  奧爾加是一個“警察的熟客”。大約一年以前,我還看見她坐在麥克的大腿上。這是她的主意,不是麥克的。他只想把她甩掉。但是有些人認為她特別滑稽,于是就把麥克家里的電話號碼告訴她了。
  “麥克是成年人了,他會自己選擇的,不管是奧爾加還是我。”我說。
  “哦……”森尼克唱起來,“看來我們可怜的麥克又得驗證三次离婚定律了。”
  “對,盡管這么說吧!”我抓住麥克襯衣的前部,“再离一次婚,他又是一個自由自在的光棍漢了。”
  那個下午霧蒙蒙的,非常悶熱。我在北布羅德威大街上了公共汽車,來到了我停車的地方。然后驅車向西一直開到了圣莫尼卡的海邊。
  海克特曾經住在离海灘不遠的一幢高樓里,那是他和格羅莉亞合租的。把車停在樓前,我一時無所适從,我對這個地區知之甚少。
  我走向一層管理員住的房間,敲響了門。
  “你還記得我嗎?”我問。
  管理員的名字是薩拉或者是桑德拉,我記不清楚了。雖然海克特曾經三番五次地介紹過我們認識。除了比基尼或者彈力緊身衣外,我以前從沒看見過她穿著整齊的衣服——她是個專業健美運動員。我們一直站在她房子外的大廳里說話。她穿著一件帶花邊的絲禮服,但手里仍抓著5磅重的啞鈴不停地屈伸著手臂。
  “瑪吉?”她檢查了一下我的名片說,“在葬禮上我看見過你。”
  “對不起,我沒看見你,人太多了。”
  “不用。”雖然她的下巴上全是肉,說話還有點溫柔,“我能幫你做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格羅莉亞也去參加了葬禮。”
  “我看見那個淫婦了。”
  “她說她要搬出去。但我想她其實几個月以前就跑了。”
  女管理員停下手臂屈伸運動說:“她是走了,但又回來了。她就像一只到處亂飛的烏,簡直要把海克特弄瘋。”
  “是海克特讓她回來的?”
  “她總是在午夜出現。我自個儿想呀,要么是新情人揍了她,要么是那個人沒有海克特給她的刺激多,但是她又想要這些。”
  “她回來之事,海克特只字未提。”
  “他感到很尷尬,看起來她好像在利用他。你知道,海克特在付房租,但她在外面卻又有了野男人。”
  “海克特告訴過你我正在進行的工作了吧。我的一些文件在他房間里。我能拿到它們嗎?”
  她聳了聳肩,想了一會儿,說:“我不應該讓你進去,可又為什么要這么做呢?你是他的朋友,而且我也可以找到你。海克特的媽媽昨天晚上過來轉了一圈。她說她明天之前再來把海克特的東西整理一下。如果那里面有你的東西,也許你應該在她來之前拿出來,以免生出很多麻煩。但是,我得和你一塊上去。”
  “如果你這么做,我心里會更踏實些。”
  她拉上她房間的門,帶我走向電梯。她隨身帶著她的啞鈴,去五樓的路上還一個勁地屈伸著胳膊。“我告訴梅倫德茲夫人不要著急。房租付到了這個月底。”
  到了五樓,她打開了海克特房間的門,然后咕噥了一句:“狗屎!”
  我越過她走入一個几乎空蕩蕩的房間:“昨天晚上家具還在嗎?”
  “噢,天哪!格羅莉亞是怎么把這些東西弄走的?什么時候干的?我明明在葬禮上看見她了。”
  “你認為是格羅莉亞干的?”我問。
  “還能有誰?只有她還有一把鑰匙。”
  “她有一個幫手。”我拾起地上一個隨處亂扔的枕頭,“或者几個幫手。還有一輛卡車。”
  “我應該叫警察嗎?”
  “你是管理員,一切由你決定。或許你可以打電話給海克特的媽媽,看看她想怎么辦。”
  几個月之前,在格羅莉亞搬出這幢房子之后,海克特只好又買了一套新的起居室家具,因為她帶走了他們的新家具。這樣就留給了他兩份債單。他曾經告訴我,他自己的房租也是剛好付得起,這另一份多余的房租簡直要使他窒息。
  海克特制作的“家庭相冊”畫廊和裝在鏡框里的單位獎狀還完整地留在那儿。一個借來的小屏幕電視机放在地板上。他的新電腦不見了。在靠廚房的角落里原來擺放電腦的旁邊,他的一箱箱的磁盤和一打沒有標簽的錄像帶還豎立在書架上。我最后一次進海克特的房間——也許是他去世的三天以前,它們就是這個樣子的。
  臥室里的家具是從一個舊貨市場買來的,很明顯它們不值得一拿。床還沒有整理過,兩個枕頭上還有腦袋壓出的凹痕。二手梳妝台上擺滿了衣服,大部分是內衣和運動服。我打開了梳妝台的抽屜,因為這間屋子散發著一种特殊的香味,警察住的臥室都會有的——一股新鮮的槍油味。
  女管理員站在一邊,喋喋不休地說著格羅莉亞趁著葬禮的時候,搶奪海克特的房間是多么卑劣。我打開梳妝台的抽屜,把里面放著的運動短襪拿開。我找到了兩盒9毫米的子彈。把它們放到桌面上,盯著它們看。
  “他死的那天是不是一直有朋友在?”我問。
  “有几個我不認識的人。格羅莉亞有一段時間也在這儿。我早上看見過她。槍殺是發生在下午3點左右。我不知道那么晚了他們之中是不是還有人留在周圍。”
  槍油從小柜子里發出濃烈的气味。
  海克特總是穿戴得整整齊齊去上班。他那些貴重的衣服和鞋子都不見了。他平時穿的衣服,一些用舊的東西,如磨破了的襯衫,用坏了的浴衣,几雙旅游鞋都還在。架子上塞滿了多余的毯子和一個睡袋。我用手在毯子底下摸索著。一開始我摸到一個柔軟的有拉鏈的槍袋;再繼續摸索,又發現一個又大又沉的足夠裝兩支手槍的硬袋子。還有一個鞋盒,里面裝著擦槍的東西。
  “這些東西讓我毛骨悚然。”女管理員看著我把手槍放在梳妝台上,小心翼翼地說,“你怎么知道它們在那儿?”
  “我和警察住在一起。他們所有的襪子都有股子火藥味,他們不用的毯子都有股槍油味,你還沒有嗅到嗎?”
  她抬起鼻子四處嗅著:“你准備怎么處置它們?”
  “我想這些槍不應該留在這儿。任何人都可以進來把它們拿走。除非你有一個更好的辦法,我會把它們交給麥克。他會知道怎么做的。”
  “我會讓你填一張收据。但是,天哪,如果有人說什么,我會要他們打電話給警察。”
  她沒有主動提出幫我把彈藥或槍支搬到另一個房間里。我說:“告訴我,海克特最后一天都干了些什么。”
  “就像一個普通的星期天一樣。他會先在洗衣房待一段時間,看看電視節目,然后去沙灘上跑步。如果有人來,他們會与他一塊跑步或者一起游泳。我沒有看見他走出去,但我也沒有看見他進來。這有什么關系嗎?”
  “我想是的。你能問問這幢樓里的其他人嗎?”
  “當然可以。但是警察不是把所有的問題都問完了嗎?”
  “不,”我說,“因為這是不可能的,看起來似乎弄清楚了,但事實上可能遺漏了很多。”
  她四處走動,看著那些原來放著家具的地方:“你是干什么的,麥戈溫小姐?”
  “我是海克特的一個朋友。”我又翻了翻那些有標簽的磁盤,“槍殺發生的時候你在大樓里嗎?”
  “我就在樓下我的房間里——這些我都告訴警察了。我什么都不知道,直到阿爾圖納斯夫人——就是那個殺死海克特的凶手的媽媽——直到她下去我才知道發生了這件事。”
  我看見一張磁盤上貼著“弗蘭迪”字樣。
  “這是你要的東西嗎?”她的目光越過我的肩膀。
  “也許是。”我把磁盤放入我的口袋,把錄像帶疊放在一塊,“這些也是。”
  她從放垃圾的角落里撿起一個蔬菜袋子,幫我打開。
  “還有一件事,你能不能給我看看槍殺發生的那間屋子?”
  她畏畏縮縮地不敢往前走。
  “幫個忙吧。”
  “好的。我會告訴你是哪一間,但我不會走進去的。今天我可不想再和阿爾圖納斯夫人說話。”
  我同意了。麥克以前告訴過我,阿爾圖納斯夫人已經把她的儿子火化,什么線索都沒了。海克特葬禮的報道出現在新聞上,這位母親也將在地獄里過上痛苦的一天。我上樓是想親自走走海克特走過的路,想象著這在電影里會是什么樣子。
  “阿爾圖納斯夫人說她儿子准備跳樓時,都有誰上樓了?”我問。
  “只有海克特。阿爾圖納斯夫人求他去阻止她的儿子,然后她下樓到了我的房間想打電話給警察求救。”
  “她一路跑下來的?”
  “是的。”
  “為什么她不在海克特那里打電話?或者鄰居那儿?”
  女管理員看起來有點不耐煩了:“好了,事情就是這樣的。夫人不想叫警察,明白嗎?她害怕如果叫了警察,她的儿子又會被送入精神病院。她下來的時候只想叫一些人幫忙。她告訴我海克特會和她的孩子談話,讓他鎮靜下來,讓他吃藥。槍響了,人們才叫了警察。”
  “海克特是一個人上去的嗎?”
  “我不知道。”好像這個問題触到了什么她不想說的心事,她有些惱怒,“這幢大樓會因為他而聲名狼藉的。你問的這些我不知道。我一直在樓下待著。不是我最先听見槍聲的。”
  阿爾圖納斯夫人住在915房間,她的房間面對著后花園,而不是海灘,就像海克特的房子一樣。我同女管理員下了樓,向她道了謝。并答應一旦發現什么新情況就告訴她。作為回報,她答應在海克特的房門上加把新鎖。
  我覺得自己像個以恐怖事情為樂的人。我花了這么多的時間,想把每個与羅伊·弗蘭迪打過交道的人的動机摸清楚。也想把那些与海克特有關的事情搞清楚。我可以憑著我那有些妄想狂的腦子,想出至少三种海克特死的場景來,但它們与一個忘記吃藥和想要跳樓的孩子一點關系都沒有。是誰槍殺了海克特呢?動机又是什么呢?
  我想和麥克談談,但我又不想打電話到警察局去,因為他的同伴會以為我在“審問”他。于是,我開車回到了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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