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時尚未覺悟過來，還一直在調整結他的弦。
「劍橋城不是不好，但學生大多了，做不到什麼生意，於是我說：搬了也好，其實這件事，計劃了也一秋了，我總覺得劍橋氣氛好點。據人家說：利物浦活脫脫就是香港的灣仔，這又怎麼辦呢？」
我看著她！漸漸我明白了，呀，就像有誰在我的胸口給了一記悶拳一樣，我呆呆的看看她，臉色就變了，她是要搬走了呀。
「不過慢慢總會習慣的。這裡的房子，我們賣給朋友了，也是中國人，你不會介意吧？我特別關照好了，不准加房租的，而且他們一家，有孩子，不會太靜，那位太太非常勤儉，一定把你的地方收拾得更好。」她微笑著。
「你要……走了？」我問。
「是的。利物浦。張做事總是這樣，事先不大告訴我，不遇到時也總有相當妥當的安排，我會把地址與電話給你，你有了空，可以來看我們。」
然後她說了一點關於他們店裡的事。
我都沒聽進去，我唯一知道的是，她要離開我走了。
忽然之間，帶著一點氣憤的，我的眼淚汨汨的淌下我的臉，停也停不住，我也沒有要停住的意思。
她看見了，很是吃驚，連忙來替我擦眼淚，我用手推了她幾次，終於抱住她大哭起來，像一個小孩子為了一個同學抱不平的哭，我哭得十分盡情。
我只是斷斷續續的說：「……請容許我先搬走……」
她先頭還怕我的肩膀，後來就默默的抱著我，讓我的頭理在她肩膀上。
我哭了很久，直至沒有什麼眼淚了。
然後她也沒說什麼，看我睡了，把被子替我蓋好，她下樓去了。
第二天我去上課的時候，眼睛又紅又腫，我找到了舍監，請他盡快給我一閒宿舍，他答應星期一。這兩天我都沒有看見張太太。我沒有後悔哭了那麼一場，我早說過，她是一個善良可靠的女人。然而她還是替我收拾房間，弄得快快齊齊。
我開始收拾我的東西，把她織的毛線圍巾與手套折得好好的，藏在箱子底下，到了星期一，我就搬過去了。她是不會不知道的，她一定知道我今天搬。等我把行李都裝上了車的時候，她走出來了，身邊的是她的狗。約莫是過中國年的時分吧，她穿了絲棉襖，臉色是非常白的，她向我走過來。
她說：「怎麼笑也不笑呢？搬家也不可以生氣的。」
我說：「我……是一直很喜歡你的。」
「家明，我也喜歡你啊。可是……」她微笑一下，「你不能把聖三一學院住利物浦搬啊。」
就這樣，她把一大漬濃墨給化開了，就像她作畫的時候。我握住了她的一隻手，看著她。
她說：「別鬧孩子氣，你這個人……家明，又帶點女孩子的小性子，好好兒唸書，有空寄個信來，喏，這是我的地址。」她塞了一個紙條給我。
「我說：你叫什麼名字呢，你叫什麼名字我都沒來得及問，我以為--我以為還有很多時間。」
「我叫玫瑰。」她輕輕的說。
「你叫玫瑰？」我問：「你應該叫淑貞的啊。」
她微笑，仍然是標緻的，四平八穩的一個微笑。
我說：「再見。」
「再見，家明。」她揚揚手。
自她手裡，我彷彿可以看得兒我的快樂也跟著落下來。一道虹彩落下來。
我發著呆，然後我上車，搬回宿舍去了。
宿舍比我想像中的好。但是那張床是小小的，被單是白的，漿得挺硬，有種睡醫院的感覺，一隻小小的洗臉盤。小小的房間，一間間的排滿了核條走廊，每個門上一個號碼。就像監獄。
我哭了很久，只曉得是剛剛得到的新東西，還來不及細看，就被別人自手中搶走了。
哭了一個春季。
到夏季，因考試的成績還不錯，父母匯了一筆款子來，叫我到處玩玩，我到歐洲痛玩了一次。
回來之後，總算好過得多了。
然而每次在箱子底看見那套手致的毛線圍巾帽子，總還是出奇的想念她。
畢竟後來我沒有寫信給她。
她也沒有寫信給我。
公幹
我到台北十天了。
除了公幹，就在酒店休息。說實話，也夠累的。這次來的只我一個人，早上七點半就得起床跑廠家，看貨色,與經理談論生意問題，不停的十天，像疲勞轟炸似的，真要倒下來了。
晚上，廠家的老闆請我吃飯，請到酒家去——「來來來，陸先生，你第一次來台北，觀光觀光。」
我去啦，去了一次，貴得不得了的地方，菜也不錯，陪酒的女孩子都廿二、三歲年紀，美麗得很，溫順得很，聽話得很，差點兒沒跪下來敬酒，酒來酒去，據說幾萬台幣就完蛋了，這筆賬將來可不能算在公司貨品頭上。
我不喜歡酒家，一般中年男人是喜歡的，他們以為花點鈔票，弄幾個女孩子來陪著，呼么喝六，顯盡威風，那班女孩子卻想：「這些瘟生，不過低聲下氣，給個笑臉，他們的鈔票就到咱們口袋來了，這真天下第一營生。」
不過我不願做瘟生，也不想把別人當瘟生，去過一次，不是味道，從此婉拒，幾個老闆都覺得「陸先生」難伺候，到了台北也不找幾個臨時女朋友，這男人有毛病。
我不是不好色。
天下哪有不好色的人。
女人喜歡好看的男孩，漂亮的珠寶，美麗的衣服，也都是好色。
何況我。
只是我好色範圍略窄一點，他們是「人盡可色」。
廠裡有幾位年紀輕輕的女秘書，對我很有好感，和藹可親，台北的女孩子都很溫柔，輕輕的，糯糯的，像她們慣吃的蓬萊米，然後，笑，半掩著嘴，輕輕的，帶著畏羞的笑，半古典半時髦，她們都好看，雪白的皮膚，合格的身裁，態度也過得去，都有種洋娃娃的感覺。
香港的女孩子是太妖冶乾瘦濃妝了。
星加坡的都黑，且粗，黑得連五官都瞧不清楚，也就失去了興趣。
這幾位女秘書問我：「陸先生結了婚了？」
我說，「是，三年了。」
「有孩子了？」
「一男一女。」
「叫什麼名字啦？」
「男的叫思，女的叫恩。」
「很好的名字，聽說陸先生在英國念的書？」
她們當真不厭其詳。
我是無所謂，擺什麼鬼架子，人家與我說話，也是給我面子，一大疊一大疊的文件，不讀完脫不了身，閒談幾句，也有好處。不過後來這幾個女孩著實被她們上司嚴責了幾句。
當時我答：「是，在英國倫敦念了好幾年。」
「念紡織工程嗎？現在與紡織打交道。」
我笑了。不不不，我念的是「高能物理」，與紡織一點關係也扯不上。只是祖上連父親三代都開著紗廠，最近想到台北來投資，想到的自然是我，我是他唯一的兒子，他派我來調查調查，而我呢，居然也幹得頭頭是道，真是好笑。
我有什麼好處？，
我唯一的好處是懂得投胎，我老子有錢，不是那種有幾個錢的人，而是真有錢。他的錢也不是苦賺來的，他運氣也好，祖父也有錢，咱們家沒暴發味道。我父親從來不花三十多萬港幣去捧一個歌女，三十萬買一對花瓶倒是常有的事，他也集郵，集的是中國古郵票，一大本子。
我是個頂普通的獨生子，十八歲時開費拉裡地通那。香港那些子的趣味低級，一部E型已經叫她們如癡如醉，那裡懂什麼通那，我著實清靜了一輩子。
後來，後來就溜到英國去了，讀書倒用功，自然，十年前生活程度那麼低，我一個月的零用是兩百鎊，暑假到處跑。唉，那些日子。我有什麼好處，不過是老子有錢，於是乎我這一生簡直活得像絲像緞像花。
據說來了台北，不找女朋友，沒地方可去。
我借了一部車，開到陽明山，陽明山是美麗的，一個人踱了很久，忽然寂寞起來。
我來得不是時候，應該春天來，冰涼的，又舒服，現在炎暑，灰塵大，怎麼透得過氣來，只好回酒店淋浴休息，老了，我想。玩都玩不動了。
妻來了電話，我照例與孩子說幾句話，一歲的孩子居然也會叫「爸爸」了，我很開心。
聲音裡有倦意，妻聽得出。
秦安慰我，「台北是好地方，該去的地方你都得去，他們那些做生意的人懂什麼？爭玩女人，我介紹你去故宮博物館，包你走進去就出不來。」
我問：「你怎麼知道我沒玩女人？」
「得了，家明，你那德性，那種女人，你看得上眼？我還不明白你的？你要挑好的，挑到更好的，就扔了我，找那個更好的去了，我就擔心那麼一天。家明，人家都說你是不玩的男人，我知道你是驕傲……不提了，早點睡，辦完事回來。」
知夫莫若妻。
我住在圓山，第一流的酒店。
每天晚上在酒店吃飯，西菜也做得好，佈置十分堂皇，卻又不俗，一個女人坐在那裡彈鋼琴，是那首不了情。我天天坐在那裡吃飯，她天天彈不了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