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梯的門一開，我就走出去，一邊說：「我先走一步。」
我不敢回頭看他。
他成為我心頭的一塊大石。
我覺得對他不起，相反來說，如果他不是一個盲人，我就不會有這種感覺。如果他不是一個盲人，我們此刻可能已更進一步的談到其他問題了。
我硬生生強自壓抑著感情不露出來，很快就瘦下來。
母親假裝看不到，並沒有逼我說什麼。
直至一日，她同我說：「朗家要移民了。」
「啊？」我很意外。
「他們一早就申請的，因覺得景昆到外國去會得比較方便，因在西方，社會對傷殘人士有更好的照顧。」
「是。至少能夠閱讀的刊物也多一點。」我說。
「公共場所也有特別為他們著想的設施，」媽媽說：「我很替他們高興，也很替你高興，因為你可以鬆下一口氣。」
知女莫若母。
「我此刻可不可以見一見朗景昆？」
「我想他會得找你。」母親說。
我低下頭。
「你看你，優柔寡斷，喜歡他，但又不致於為他犧牲，以後真正談戀愛時，切莫這樣。」
「是。」我說。
景昆直到收拾行裝的時候才來找我。
我們兩人默默散步，大家都心事重重。
他說：「到了那邊，我想再讀幾年書。」
「那也好。讀書是最好的。」
「會不會來看我？只伯你到時兒女成群了。」
「我有空一定來。」
「別哄我，」他緊緊握住我的手。
我禁不住也緊緊的握著他的手。
「我們是朋友。」他再三重複。
但我們兩人那知道，他不止視我如朋友。
我說：「我會得寄錄音帶給你。」
「一定要。」
「我讀武俠小說給你聽。」
「真的？你真的會那麼做？」他興奮的說：「我渴望聽到金庸的武俠小說。」
「我保證讀完全部。」我也高興起來。
「謝謝你。」
「我要謝謝你才真。」我說：「很少人能夠提供如此純潔的友情。」
他苦笑。
「祝福你。」我說。
我們終於擁抱了一下。
他動身那日，我去飛機場送他，他戴著太陽眼鏡，一切與普通人一樣。
我站在母親身邊，不發一語，只把三盒錄音帶放在景昆手中。
他微笑，「有沒有說到聲音沙啞？」
「沒有。」我哭了。
「我們還有見面的機會。」他輕輕說。
我連忙擦乾眼淚。
我們再次道出再見。
在進入飛機場禁區的時候，他轉過頭來，彷彿看我一眼。
母親唏噓的說：「那麼好的男孩子，真可惜。」
但他不需人可憐他，他好強、獨立、有毅力，他集全許多優點，不解釋、不埋怨，但不幸他是盲人，更不幸我只是一個庸俗的人。
我一直黯然。
相信以後想起他，還是黯然。
外國人與我
小表姑有個綽號，叫外國人。
因為她跟我們有分別。分別不在外表，而在性格。
樣子上她跟我們家其它女子沒有分別，一貫的扁面孔，不愛熨頭髮，但性格上有很大的距離。
「我們也不知外國女子是否就像她那種脾氣，反正不像我們，就當她是外國人與異族，就像廣府人士，管誰是湖北山西上海陝北黑龍江人士，通通是外省人。
表姑從小就有那種驕傲的樣子，一大堆小孩在一塊玩，小舅舅小阿姨都與年紀相差無幾的外甥侄兒在一起，就她不肯，只是把雙手繞在背後，冷冷觀望，微微皺眉頭，有點兒不屑。
她從來沒玩過洋娃娃，對任何棋類都沒有興趣，凡是分勝負的遊戲，也一向不參加。」
真是個外國人。那時候科幻故事尚未時興，否則乾脆稱她為外星人。
母親說，她父母親分開．對她的影響很大，自幼寄宿讀書，更使她孤僻。
到大家十七八歲時，女孩子都迷著學化妝，看時裝雜誌，認定一個歌星崇拜，她從來沒有。
噯呀，真了不起，她看存在主義的小說。
「這是什麼？」
「借給你，加謬的《陌生人》。」
那本薄薄的書放在我那裡至今足足三個世紀，動也沒動過，一打開就頭痛，看不下去。
那時候咱們都看《香港映畫》。
我們跟風學打網球，她早已膩了球類，跑去踩腳踏車，我們打橋牌，她又去學書法，有意無意，總不與我們合群。
大家忙著考港大，她一聲不響溜到歐洲去升學，寄回來的明信片都不是風景，而是美術館裡的傑作，一套套的，要不是從喬叟到但尼遜的詩人肖像圖，便是印象派宗師名畫，特別新鮮。
那時本市還沒有名店林立，她常常送我們狄奧的小皮夾子，或是寫著大大ＹＳＬ字母的圍巾。
這一些玩意．等我們學會的時候，都已經不流行了，換句話說，她永遠比我們先進，咱們一直比她老土。因為自幼一齊長大，接受她的個性，倒是不覺她古怪，反而欣賞她。
自歐洲回來， 也有人在長輩面前說她壞話。
母親說，堂嫂偷偷講，某女的男朋友多得不得了，時常在外邊過夜，不返宿舍。
母親只得回答：「那還不人人如此，不交男朋友，難道還槁同性戀不成。」
由此可知是有人不喜歡她。
與眾不同是不大好的。
我們找理想男人的時候，她找理想的工作。等我們發覺婚姻生活其實並不那麼牢靠，她已經獲得升級，等不少同年紀女子鬧離婚時，她已是董事長第一助理。嘿，請看看誰的投資較為聰明。
她什麼都走先一步，佔了便宜。
當年要爭取一個好男人的競爭是激烈的，而女人投身工作的機會卻比較好。而現在，她有名譽有地位，又沒有老，真是什麼樣的男伴都有。
我同我那一半說：「外國人真聰明，而且還不是小聰明。」
丈夫說：「你也不壞呀，有個好家庭。」
「生孩子誰不會，哪個女人不是把一個背一個拖一個。」
丈夫說：「像我這樣的男人，打著燈籠還沒處找。」
「那還得看下半輩子，言之過早。」
「外國人也得付出代價的。」丈夫說。
「我也有付出呀，你看人家仍然是細腰身，七年前的衣服仍然穿得下，我已成為水桶。」
「但是你可以說是為家庭犧牲的，她可不能說是為社會犧牲。」
這倒也是。
「你有一點頭昏身熱便可挾以自重，在丈夫子女前歎聲勞苦功高，她可不能在老闆面前嚕囌。」
話都給男人說盡了。
有時候只覺生活沉悶，不知外國人如何應付，也許未必夜夜笙歌，到底多幾個變化。
近來她也不大打扮，很多時給我們的感覺是有點疲倦，但誰有膽子及自信去批評她。
反正她之步伐與我們從不一致，大家熨頭髮，她留直，大家把頭髮洗直，她又熨發，人捨她取。
最近一次我間：「你在哪一家理髮店？」
她說：「我一向自己洗，半年沒上理髮店久」真不得不服貼。
她梳一個阿婆髻。其實女人並不會因髮型而變得年輕或年老。束髻跳芭蕾舞的小女孩仍然是小女孩，因缺乏自信，很多女人一過廿七八便愛打前劉海企圖遮住皺紋，弄得不好看上去只覺油膩，適得其反。
或許外國人的諸般恐懼都擱在心中、我們看不出來。
或許她午夜夢迴，痛哭失聲，但這些沒有人知道，我們看見的，仍是她的風光。
在一個偶然場合，她被我丈夫的一個老同學看見，人家即時驚為天人，要求介紹。
我丈夫想推：「現在這種獨立型女性很多，何勞我們作媒。她們不大肯生育，不會是好妻子。工作又忙，說不定應酬比另人還多。」說了一大堆侮辱之辭。
我看不過眼，拍胸口說：「此事包我身上。」
那位同學歡天喜地的去了。
我被抱怨：「你幹麼接這個球？人家還會沒有朋友？聽說升職的時候花籃連房間都軋不下，直擺在走廊上。」
我笑說：「我雖只在小家庭中兜圈子，也懂得送花的不一定是朋友，朋友不一定要送花，這種表面功夫哈人都會做，你只要在高位上，那還少得了花友飯友。」
「真心朋友不是那麼容易找的。」
「我願意為她試一試。」
「當心碰一鼻子灰。」
「她也是人呀。」
「你敢不敢打件毛衣給她穿？你一定會想：她萬一不穿丟進垃圾筒怎麼辦，一片心血付之汪洋。別野人獻曝了，你認為難能可貴的東西，人家眼中不值一哂，人家道行多麼深，不會因你高興的事而高興。」
我扮個鬼臉。
當時雖無作說服狀，但事後也覺得丈夫說得對，他不會指一條黑路給我走。
故此包在我身上的這件事，遲遲不見實施。
那同學益發盼望，求了又求，求了又求。
我只得辦一個茶會，請三五知己，認明大家聚一聚，並不是相看。
這才知道原來擺下筵席，不一定有出席的人，大家都說忙，茶會又無吸引力，到頭來反而是外國人最爽快，答應來吃點心，到底叫她外國人，不是沒有理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