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快可出來，我與律師談過，不要擔心，這不過是漫長生命中的一段插曲，我們還有好長的一段日子。」
「你是路過還是特地到此？」
我不響。
「你原不必這麼做。」
「袁祖康，你老了，嚕裡嚕囌只有一句話。」
「我會報答你。」
離開那裡，我把身體靠在牆角，要好一會兒才透得過氣來。
記得碰見袁祖康那一口，才二十一歲，只覺得他風流瀟灑，根本看不到月亮的另一面。
第九章
他一直對我不錯。
我再去見律師，為接他出來作準備。
正在進行保釋手續，消息傳來，袁祖康在獄中自殺身亡。
我與律師都大表震驚，像是平地起了一個忽喇喇的旱雷，震聾了他，震呆了我。
完全沒有理由。
並不是大案，亦非死罪，出來之後，即使不能恢復舊觀，也不愁生活。算一算，他只得三十六歲。
深深的悲哀之後，是無邊沮喪。我成日說不明白不明白不明白。律師勸我去見心理醫生。
袁祖康的葬禮再簡單沒有，由監獄處代辦，他的朋友一個也沒有到。
是一個風和日麗的好日子，墓園裡有夏季最後的玫瑰，熟透後的香氣似水果味道，十分醉人，只得我同律師看著他落葬。
當年的袁祖康雖不致一呼百諾，卻也門庭若市，車水馬龍的盛況我看見過，如今落得如此淒清下場。我為他不平，抬起頭，看著太陽，直至雙目刺痛，而葬禮已經完成。
這次之後，我想我永遠都不會再回到這個都會來，它太喜怒無常，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而且它辦得到。
正如我們所料．袁祖康什麼也沒留下來，我倆以前住過的，在三十街的公寓，早由房東租給別人。是我不好，我不應在不適當的時候同他離婚，我應留在紐約市，天天去探望他，鼓勵他生存下去。
在這種時候，姚永欽送過來的鮮花變成了一個滑稽的對比。我問律師張伯倫：「酒店房間像不像殯儀館？」
那天早上，我正收拾，預備回家。
律師卻來找我，說：「慢著。」
「什麼事？」我是清白之身，何懼夜半敲門。
「袁祖康有東西留給你。」
「他有什麼？」
「我也不知道。他原來有物存放在銀行，立明遺囑，在他去世後，交予你，而當你有什麼事，則予以開啟。」
「開啟？是什麼，一隻盒子？」
「不，是兩隻密封的大型牛皮紙信殼。」
「裡面是什麼？」
「不知道。」
「既然是給我的東西，讓我看看。」
「不在我們處，我可以帶你去看看。」
袁祖康袁祖康，你葫蘆裡賣什麼藥。
我歎了一口氣，死者為大，我只得跟張伯倫走。
途中張伯倫忍不住問：「對於袁氏，你到底知道多少？」
我捫心自問，知道多少？一點也不知道。真抱歉，對他的底細一無所知。
他在什麼地方出生，在何處受教育，如何在西方都會崛起，我皆一無所知，甚至他與什麼人來往，我也不甚了了，因為，正如他所說，我從來沒有愛過他。所以一切都不重要。
我關心他，如對一個朋友，而我從小甚少朋友，所以重視袁租康。
知道多少？唯一所知道的，便是他對我不薄，他欣賞我的姿色，捧高我，將我放在台上。
這些年來，他總是哄著我，從未對我說過一句重話，無時無刻不挖空心思地騙著我，好讓我下台。當時或者不察，現時卻深深感激，他從不使我難堪。
袁祖康委任的律師出來見我們時，面色凝重。
客套介紹證明身份之後，我問他要那兩份東西。
「它不在我們寫字樓。」
我揚起一道眉毛。
「它們太重要，我們將之鎖在泛亞銀行的保管箱，由一個職員及閣下聯同簽名方可取得。」
任憑是誰到這個關頭也會問：「到底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但這封信對你或許有幫助。」
是袁祖康的字跡。他不能寫中文，用的是英文。
握著他的信，我不禁微笑，祖祖祖，你不愧是個好舞伴，舞步竟有這麼多花式，叫人眼花繚亂。
我拆開信。
「承鈺，我把兩隻信封留給你，但你必需牢牢記住，不要管它裡面裝的是什麼，千萬不要試圖拆開它們，有人會來向你購買它們，律師會代你開價。永遠愛你，祖。」
簽署的日子，正是他死亡前一日。
這是他的遺囑。
「買主來過沒有？」我問。
「還沒有。我們會與張伯倫先生聯絡。」
「謝謝你。」
我們離開事務所。
「每隻信封值多少？」我問。
張伯倫說了個價錢。
我不相信耳朵，隨即明白了，「這是勒索，張伯倫，我知道信封裡是什麼。」我失聲。
他很鎮靜，「我們什麼也不知道，也許是兩張舊藏寶地圖，可以使買主發財，周小姐，你悲慟過度，千萬別胡言亂語。」
好一隻狐狸。
「誰會來買它？」
「買主。」他真幽默。
他與我一起吃午餐。
我問：「我會不會有危險？」
「他們什麼時候接頭？」
「今日下午。」
「你怎麼知道？」
「袁祖康如此吩咐。」
「我不需要錢。」
「但袁氏認為他欠你人情，」張伯倫說完這句話停了一停，「我也認為如此。」
我低下頭。
幫我們離婚的，是張伯倫的事務所，一直為袁祖康訴訟的，也是他們。張伯倫很清楚我們之間的關係。
「我只能說一句話，我希望我的女人像你。」
「謝謝你。」
「這個地方你們常來？」
我點點頭，「俄國茶室，袁祖康以前是本城名人。」
「這話奇趣，你才是名人。」
「我？嘿，這城市早已遺忘我們。」
「有沒有計劃？」
「沒有，我的生命沒有計劃。」
「我想即使有也沒有用，因有一樣事叫命運。」
我啜著咖啡，是的，張伯倫說得太正確。
「你的照片與真人的眼睛最使我們迷惑的是你彷彿絕端渴望一個人一件事，到底是什麼？」
我把思維拉回來，笑笑說：「你。」
張伯倫被我整得啼笑皆非。
在下午，買主親自上門。
第一位客人是中年男人，上來時身後跟著兩名保鏢，面孔不怒而威，我們一行人即時到毗鄰的銀行去開啟保管箱，把東西交予他。
信封的尺碼剛好放得下一卷錄映帶。
我們都認得該位先生，他是政客，非常受擁戴，一直在往上爬。
他以另一隻信封作交換，看著我收下。
在這麼尷尬的場合中，他維持風度，替我拉椅子點香煙，推門。
我開始明白祖做的是什麼生意。
大家正在訝異，跟著出現的是當時紅得發紫的玉女明星，由她母親陪同，一起上來。
她大約只有十五六歲，身材成熟，表情細膩，一如成年女人。
她的令堂大人修養比較差，骨眼碌睛的與我們交換了信封，滿心怨懟地離去。
罪惡的大都市裡什麼事都會發生。
祖在過身之後還可以償還他欠我的錢債。
張伯倫問：「你不會留下來吧。」
我搖搖頭，到公墓去獻下最後一束花。我喃喃地說：「祖，你原不必如此。」
張伯倫送我去飛機場。他說：「如果你要見我，只需吹口哨。你懂得如何吹口哨，懂不？」
我笑了。
回到家中，姚永欽再向我求婚，我考慮這件事的可能性。
沒有把這件事同馬佩霞商量，她是一定反對的。她會問：姚永欽可以給你什麼？
問題就在這裡，我不需要他給我任何東西。
我一點不愁生活，只需要一個丈夫。只有不愁生活的女人才可以自由選擇丈夫。
這種想法太過偏激，我知道。但是一個人怎麼跳舞呢，一個人怎麼吃晚飯，一個人，又如何向傅於琛示威？
我太過想念這人，往往上午起床，呆坐在書房中，點著一枝煙，可以什麼都不做，一直在腦海中溫習我們共度的快樂時光，一小時一小時過去，直到姚永欽催我吃午飯，直到他車子在樓下等，直到他上來按鈴催。
多次在傅廈底下徘徊，想出其不意的上去看他。
說：婚姻生活還好嗎，我也要結婚了。
或是：我們應在二十五年前私奔，你認為如何？
甚至買三文治，與他靜靜在辦公室吃午餐，說幾句體己話。
但我們當中永遠隔著無關重要的事與人，因為我們互不信任，身邊永遠拉著個後備，充作煙幕，不甘示弱。
我記得那是一個滂沱大雨的早晨，雨自六點半開始下，它把我吵醒，起床開窗，之後靠在枕頭上看清晨新聞。我沒有開燈，那種氣氛，像小鎮生活，除了電視機聲響，就是烤麵包香。
真沒想到門鈴會響。
不會是姚永欽，他來不及起床。
那麼是郵差，郵差總是按兩次鈴，為什麼只得一次？
一個人閒得不能再閒的時候，猜門鈴也變為遊戲。
昏暗的早上，我拉開門，門外是一位穿雨衣的女士。
我立即說：「我已經篤信主耶穌。」順手要掩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