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大的恭維，我笑了，滿懷溫暖。那一夜，真是很溫馨的一夜。第二天，我就乘火車回高雄，鑫濤仍然到火車站來送我。我上了車，他遞給我一個很大的牛皮紙口袋，說：
「一點小禮物，回家以後再拆！」
我拿起來，沉甸甸的，像是一本大開本的書。我收下了，一路都沒有拆封。回到家裡，慶筠迎了過來，滿臉困惑的對我說：「嗒！好奇怪的事，有人送來一架落地電唱收音機！不知道是不是送錯了地址！」我奔過去一看，好豪華的一架落地電唱機，四聲道身歷聲的，簡直太奢侈了！自從我的小破收音機被小偷偷掉以後，我就和音樂絕緣了。此時看到電唱機，實在驚訝極了。電唱機上沒名片，沒卡片，什麼都沒有。我突然想起鑫濤給我的牛皮紙口袋，匆匆打開一看，竟然是一疊唱片，有柴可夫斯基，有貝多芬，有史特拉文斯基和莫札特！我翻弄著唱片，一張小紙條掉下來，鑫濤那天馬行空的「草書」，草草的寫著：
「知道你寫作的辛勞後，深覺慚愧，稿費一直算得不高，因《皇冠》也撐持得相當辛苦。一架落地電唱機，是從閒談中，得知你們家庭中所需要的，請看在特意讓高雄朋友代勞的一片苦心中，笑納吧！」
我衷心感動，不止為了唱機，還有我手中的唱片，如此細心的安排，實在是個有心人。（事隔多年以後，我笑著問鑫濤：「第一次見面就煞費苦心的送唱片，送唱機，有沒有心懷不軌呀？」鑫濤正色回答：「別冤枉了好人！知道你寫作得那麼艱苦，覺得太抱歉了，想補償你一些稿費，又怕傷了你的自尊。後來聽你說不喜歡熱門音樂，比較愛古典音樂，我才好不容易，想出送唱機的點子！」然後，他又笑笑說：「雖然沒有『心懷不軌』，倒的確是『用心良苦』呢！」）
就這樣，我們家裡有了唱機，我可以一邊寫作，一邊聽音樂，寫作時不再那麼孤單了。我也有了冰箱，可以一星期買一次菜，節省了不少時間。《皇冠》和《聯副》的稿費加起來，已是一筆不小的數字。眼看生活的困窘，即將成為過去。但是，慶筠的落寞和失意，卻與日俱增。我越忙於寫作，他就越孤寂，我的稿子發表出來，他不再有笑意。一天，他苦惱的凝視著我，說：「我應該到『清水』去的！」
「清水」是台中附近的一個窮鄉僻壤，慶筠在剛到鋁業公司上班未久時，忽然想轉行去教書，「清水」有個中學給了他聘書。他認為，「隱居」到「清水」，可以逃掉都市裡的誘惑，可以埋頭寫作，那麼他就能寫出不朽名著。這個「去清水」的決定，被我推翻了，我不肯跟著他一再搬家，也不認為「寫作」與「清水」有什麼大關係。再有，鋁業公司待遇好，「清水」待遇低，也是我考慮的一大因素。自從推翻去「清水」的決定後，慶筠每當最失意時，就會提到「清水」。
「只有到『清水』才能寫作嗎？」我問他。「那麼，你就去吧！這次我不攔你了！」「你已經『攔』過了！」他憂鬱的說：「你攔住了我，然後你自己可以平穩的走下去！我給了你一個寫作環境，你卻從來不給我寫作環境！」他緊緊的盯著我，沉痛極了。「你現在已經得意了，報紙、雜誌，大家搶著要你的稿子，可是，我呢？我在哪裡呢？我在哪裡呢？」
他悲愴的說著，落寞的，頭也不回的出去了。
那夜，我抱著兒子，對著窗外黑暗的穹蒼，做了一個最後的決定：我要放掉慶筠，我要給他自由，我要讓他從家庭的束縛裡解脫出來！我再也不要拖累他，不止我不要，兒子也不要！如果沒有我和小慶的羈絆，說不定他還有很燦爛的一片天空！
第十六章 1964年，離婚·寫作·出書
一九六四年，我的生活全然改變。
那一年，父親受聘於南洋大學，到新加坡去教書了。母親帶著妹妹，仍住在那棟日式小屋內。儘管，大部分日式小屋都在拆除，改建高樓大廈，師大的這批日式宿舍，仍然維持著原狀。我和慶筠，在幾百次幾千次的爭吵討論，痛苦掙扎，流淚傷心……之後，兩人都比較理性了，終於發現我們婚姻中最大的問題，不是賭，不是窮，不是愛得不夠深。這些都可以糾正，都可以克服，我們真正克服不了的問題，是我們的寫作。夫妻二人，從事同一樣事業，潛意識中，仍然有競爭。慶筠是台大外文系畢業的，是正統科班出身，他一直自視比我強。但是，今日的社會以成敗論英雄，寫得再好，只有自己看是沒有用的。他很迷惑，繼而迷失。他無法在我面前掩飾他的痛苦，他更做不到以我為榮。可憐的我，可憐的慶筠，我們因有「共同興趣」而結合，最後，卻因這「共同興趣」而分手。正像慶筠說的，我們不是神，我們只是一對最最平凡的凡人！那年，我和慶筠分居了一段時間。我帶著兒子，搬到台北去住。房子在敦化北路一條巷子裡。是兩層樓，樓上有三間房間，樓下是客廳餐廳和廚房，前面後面，都有小小的院子。這房子對我來說，實在太豪華了。初搬進去，我非常不安，算算房租，尤其不安，雖然房東算得很便宜，對我仍然是筆大數字。搬進去第一天，鑫濤來看我們，見我一副愁眉不展的樣子，他在客廳中一站，用極肯定、極權威的語氣說：
「你負擔得起！只要你不停下你的筆來，你就負擔得起！不止負擔得起這棟房子的房租，你將來還會擁有一個你想像都想像不到的世界！」他盯著我，穩穩的、篤定的加了一句：「可是，你要讓你的才華，發揮到極致，絕不能讓它睡著了！」
鑫濤這人，實在奇怪極了。我一生沒碰到過像他這樣的人，他渾身都是「力量」，好像用都用不完。他做事果斷，絕不拖泥帶水，他思想積極，想做就立刻付諸實行。他不止對自己的事堅定果決，連帶對朋友的事也堅定果決。我們剛搬到台北，他對慶筠說：「你不必回鋁業公司上班了。現在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到報社去當編譯，報社的上班時間是晚上，你有整天的時間可以去寫作。另外一條路，是你暫時放棄寫作，去從事翻譯，翻譯需要中英文都好，你是難得的人才！」
慶筠兩條路都沒有走。關於第一條路，他說：
「聽起來很不錯，可是，我不要靠你的關係進報社，我要靠我自己！」至於第二條路，慶筠簡直有些生氣。
「翻譯是一種再創作，再創作和創作怎能相比？難道你屬於創作人才，而我只配去翻譯嗎？」
兩條路都堵死。而我已不眠不休的開始寫《幾度夕陽紅》。慶筠看我寫得頭都不抬，他一咬牙，決定回鋁業公司。我對他說：「我們暫時分開，你願意去清水也好，去蘭嶼也好，去綠島也好……你去打你的天下，不要讓我和孩子再來拖累你，天下打完了，或者你不想打了，回來，我還在這兒等你！」
慶筠也是個奇怪的人，他回到高雄，居然沒去清水、蘭嶼或深山大廟，居然不找一個地方去從事他心心唸唸的寫作，他仍然留在鋁業公司上班，這一上，就上了一輩子。前些年，才從鋁業公司調到經濟部。他一腳走進公務員的圈子，就再也沒有跨出來。我和慶筠拖到那年夏天，兩人都覺得累了，情雖未了，而緣分已盡，為了讓彼此都有更大的自由去飛翔，我們終於到律師樓，去簽了字，協議離婚。小慶給了我，從此，小慶就跟著我姓陳，稱呼我的父母為「爺爺、奶奶」，他從出生，就在陳家，似乎注定是陳家的孩子。
剛離婚那段日子，我情緒低落。覺得我這一生，似乎做什麼都做不好。既不能成為好女兒，又不能成為好妻子。回憶這五年的婚姻生活，我實在有太多太多的錯誤。離婚，是結束兩個人的悲劇。我雖然有這種觀念，真正離婚後，卻感到無限的惆悵。畢竟，慶筠和我做了五年夫妻，畢竟，他是我兒子的父親呀！好一陣子，我無法寫作。對著稿紙，會忽然悲從中來，抱著兒子，也會情不自禁的悄然落淚。這種情緒，無法讓任何人瞭解。傷情之餘，交稿的速度很慢，那時，《幾度夕陽紅》已在《皇冠》上連載，這是我第一次「邊寫邊登」。《皇冠》登我這篇小說，為了遷就我的情緒，每個月刊出的字數忽長忽短。這樣，有一天，鑫濤來看我，他興沖沖的站在我的客廳中，對我很「肯定」的「宣佈」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