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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之解字》又簡稱《說文》，作者是東漢許慎。此書作於和帝永元二年（100年），歷時21年，直到安帝建光二年（121年）才告完成。許慎在病中遣其子許衝將此書獻給皇帝。 《說文》舊稱字書，按今天觀點看，它是我國語言學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說解字義、辨識聲讀的字典。同時，它創立了漢民族風格的語言學——文獻語言學，《說文》就是文獻語言學的莫基之作。《說文》成書不久，就被當世學者所重視。 如：鄭玄注三禮，應劭、晉灼注《漢書》，都曾援引《說文》以證字義。《說文》對傳統語言學的形成和發展有巨大影響，後世所說的文字、音韻、訓詁之字，大體不出《說文》所涉及的範圍，而《說文》本身則形成一個專門學科。《說文》完整而系統地保存了小篆和部分籀文，是我們認識更古文字——甲骨文和金文的橋樑；《說文》的訓解更是我們今天註釋古書、整理古籍的重要依據。所以《說文》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學術價值和應用價值。 《說文》這樣一部巨著，是在經學鬥爭中產生的。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爭是漢代學術思想領域中最重要的一場論爭。秦以前的典籍都是用六國時文字寫的，漢代稱六國文字為「古文」，用古文書寫的經書稱為古文經。秦始皇出於愚民政策的需要，把這些用古文字寫成的《詩》《書》等典籍付之一炬。西漢初年，一些老年儒生憑記憶把五經口授給弟子，弟子用隸書記下來。隸書是漢代通行的文字，稱「今文」，用今文書寫的經書，稱今文經。後來陸續發現用古文字寫的經書。 這樣在漢代經學家中就分成了今文經學家和古文經學家。 兩派的區別不只是表現為所依據的經學版本和文字不同，更主要的表現為怎樣使經學為封建統治服務上。今文經學家喜歡對經書作牽強附會的解釋和宣揚迷信的讖緯之學； 古文經學家則強調讀懂經典，真正理解儒學精髓，為此側重名物訓詁，重視語言事實，比較簡明質樸。許慎屬於古文經學派，他編著《說文》是要以語言文字為武器，擴大古文經學在政治上和學術上的影響。 《說文》全書共收單字9353個，另有重文（異體字）1163個，附在正字之末，把9353個字分別歸在540個部首之中。 《說文》一書的突出貢獻可以概括為以下四點： 1．建立部首是許慎的重大創造之一。漢字是憑借形體來表示意義的，因此，對漢字義符加以分析，把所有漢字都按所屬義符加以歸類，這是漢字學家的工作，這項工作，由許慎最先完成了。《說文》一共分540部，除了個別部首還可以合併與調整外，從總體上說都是合理的，都符合造字意圖。許慎在安排540部的次序上煞費苦心，把形體相近或相似的排在一起，這等於把540部又分成若干大類，這可以幫助讀者更深刻地理解義符，更正確地理解字義。 每部所屬的字的排列也不是雜亂無章的，而是依據以類相從的原則。具體說來有三種情況：其一，詞義相近的字排在一起；其二，詞義屬於積極的排在前邊，屬於消極的排在後邊；其三，專有名詞排在前邊，普通名詞排在後邊。 許慎創造的540部首和一部之中各個字的排列方法，都是從文字學角度出發的，這種排列方法更能體現部首與部首、字與字之間的意義聯繫，這與後世從檢字法角度的分部和按筆畫多少分類迥然不同。 2．訓釋本義。許慎之前的經學家為經典作注，都是隨文而釋，所註釋的字（詞）義，基本上是這個字在一定語言環境中的具體意義和靈活意義。許慎在《說文》中緊緊抓住字的本義，並且只講本義（由於歷史的局限，個別字的本義講得不對），這無疑等於抓住了詞義的核心問題，因為一切引申義、比喻義等都是以本義為出發點的，掌握了本義，就能夠以簡馭繁，可以推知引申意義，解決一系列有關詞義的問題。 此外，許慎在訓釋本義時，常常增加描寫和敘述的語言，使讀者加深對本義的理解，擴大讀者的知識面，豐富本義的內涵和外延。 3．對漢字形音義三方面分析。許慎在每個字下，首先訓釋詞義，然後對字形構造進行分析，如果是形聲字，在分析字形時就指示了讀音，如果是非形聲字，則常常用讀若、讀與某同等方式指示讀音。漢字是屬於表義系統文字，是由最初的圖畫文字演變而來的，這樣通過字形分析來確定、證實字義完全符合漢民族語言文字的一般規律。而語音是語言的物質外殼，文字不過是記錄語言的符號，許慎深知「音義相依」、「義傅於音」的原則，所以在《說文》中非常重視音義關係，常常以聲音線索來說明字義的由來，這為後世訓詁學者提供了因聲求義的原則。 4．以六書分析漢字。在許慎之前，有倉頡依據六書造字的傳說。現代文字學家認為，六書是對漢字造字規律的總結，而不是漢字產生之前的造字模式。在許慎之前，僅有六書的名稱：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沒有具體闡述，更沒有用來大量地分析漢字。許慎發展了六書理論，明確地為六書下定義，並把六書用於實踐，逐一分析《說文》所收錄的9353個漢字，這在漢字發展史和研究史上有著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重要意義，從而確立了漢字研究的民族風格、民族特色。 《說文》問世以後，研究者蜂起。清代是《說文》研究的高峰時期。清代研究《說文》的學者不下200人，其中稱得上專家的有數十人之多。清代《說文》之學，可分為四類：其一，是校勘和考證工作，如嚴可均的《說文校議》、錢坫的《說文解字斠詮》等；其二，對《說文》進行匡正，如孔廣居的《說文疑疑》、俞樾的《兒笘錄》等；其三，對《說文》的全面研究，如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桂馥的《說文解字義證》、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王筠的《說文句讀》；其四，訂補前人或同時代學者關於《說文》研究的著作，如嚴章福的《說文校議議》、王紹蘭的《說文段注訂補》等。其中第三種最為重要，段玉裁、桂馥、朱駿聲、王筠被譽為清代《說文》四大家。4人之中，尤以段玉裁、朱駿聲最為突出。 《說文》問世以後，也很快就引起當時學者的重視，在註釋經典時常常引證《說文》。到了南北朝時代，學者們對《說文》已經有了比較完整、系統的認識。唐代科舉考試規定要考《說文》。自唐代以後，一切字書、韻書及註釋書中的字義訓詁都依據《說文》。 《說文》早期傳本不得而知，有記載最早刊刻者是唐代李陽冰，他在代宗大歷年間刊定《說文》，但其中摻雜李氏臆說頗多。南唐徐鉉、徐鍇兄弟二人精研《說文》，徐鍇的《說文解字系傳》是第一種《說文》注本，成書於南唐末年，世稱小徐本，徐鍇對李陽冰謬說多有匡正。徐鉉於宋太宗雍熙年間奉旨校定《說文》，世稱大徐本。另外，今尚存有唐寫本《說文》木部殘捲一捲，僅188字。清人研治《說文》，多以大徐本為基礎，同時參校小徐本。大小徐本今天均有中華書局影印本。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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