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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學》是梁啟超所撰的一篇長文，它是資產階級史學家批判傳統史學，試圖建立新的史學理論體系的重要標誌。 梁啟超（1873—1929年），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子、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早年結識康有為，研究新學，宣傳變法。戊戌政變後，政治上日趨保守。1918年起脫離政界，此後專事講學與著述。史學是其所長，在中國近代史學發展上有一定的影響。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梁啟超繼上年在《清議報》上發表《中國史敘論》之後，又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了著名的長文《新史學》。前者著眼於撰寫「中國史」的具體構想； 後者著眼於從理論上批判「舊史」。作者自稱「新史氏」，倡言「史界革命」，意在創立「新史學」。這兩篇文章，後來分別收入《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冊和第四冊。 《新史學》全文凡6節，其次第是：中國之舊史、史學之界說、歷史與人種之關係、論正統、論書法、論紀年。它與《中國史敘論》在節目上多有異同，然其基本思想前後連貫，二文在內容上互相補充，故宜結合起來考察，益可見作者倡導「新史學」的旨趣所在。梁啟超對西學有廣泛的涉獵，他在這兩篇文章中，運用西方學者的歷史哲學（主要是近代進化論思想）和史學方法論，提出並闡述了一些重要的史學理論問題。 關於歷史撰述的性質和範圍。作者在兩文中都論到史學的「界說」，而歷史撰述的性質和範圍則是「界說」中居於首要地位的問題。作者指出：「歷史者，敘述進化之現象也。」他說的「歷史」，按其意，當是歷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來的歷史。歷史撰述是「敘述進化之現象」，這實際上是指出了「新史學」之歷史撰述的性質。以此為前提，作者給歷史學確定了一個內涵，就是：「進化者，往而不返者也，進化無極者也。凡學問之屬於此類者，謂之歷史學。」質而言之，歷史學當以進化論為指導思想，考察和敘述種種進化現象，這就是「新史學」的本質。作者認為，「歷史之真像」即運動規律「如一螺線」。這裡說的「歷史」，是指客觀歷史過程。他的這個認識，把中國傳統史學中的樸素進化觀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但梁啟超之言歷史進化和歷史真象，並未超出他的老師康有為所謂據亂、昇平、太平與世漸之說，即局限於庸俗進化論的範圍。關於歷史撰述的範圍，梁啟超說：「歷史〔撰述〕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也。」作者認為，任何事物都有進化的現象，都「屬於歷史之範圍」，但通常歷史撰述所記常限於人類，這是因為：「人也者，進化之極則也，其變化千形萬狀而不窮者也。」指出了人類進化在「凡百事物」進化中是最為複雜的特點。這樣，梁啟超就注意到歷史研究有「廣義」、「狹義」之分：「言歷史之廣義，則非包萬有而並載之不能完成；至語其狹義，則惟以人類為之界。」這種劃分，在理論上是重要的。梁啟超進而又指出：就「狹義」的歷史來說，也不是都可以寫入歷史撰述的。他認為：「欲求進化之跡，必於人群」，「人類進化雲者，一群之進也，非一人之進也」。因此，「歷史〔撰述〕所最當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關係人群者，雖奇言異行，而必不足入歷史〔撰述〕之範圍也。」從中國史學之歷史觀的發展來看，從尊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進步；從重視個人的作用到重視人群的作用，是又一大進步。但梁啟超強調「人群進化之現象」，並沒看重「人群」的物質生產活動及其分配關係對於這種「進化」的作用，這是他的局限性。 關於歷史哲學和史學的社會作用。梁啟超認為，歷史研究的目的，是要尋求一種理性的認識；但是這種理性認識的獲得則必須是「客體」和「主體」的結合；而只有獲得了這種理性認識，史學才具有了它應有的社會作用。他指出：「歷史〔撰述〕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所謂「公理公例」，就是下面他說的歷史哲學。梁啟超認為，史學是由「客體」和「主體」結合而成的。所謂客體，「則過去、現在之事實是也」；所謂主體，「則作史、讀史者心識中所懷之哲理是也」。他進而闡述說：「有客觀而無主觀，則其史有魄無魂，謂之非史焉可也（偏於主觀而略於客觀者，則雖有佳書亦不過為一家言，不得謂之為史）。是故善為史者，必研究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於是有所謂歷史哲學者出焉。歷史〔撰述〕與歷史哲學雖殊科，要之，苟無哲學之理想者，必不能為良史，有斷然矣。」梁啟超從歷史研究和撰述之客體與主體的關係著眼，提出歷史哲學是為良史的前提，這在史學理論的發展和建設上有重要的意義。他認為，歷史哲學之所以重要，還在於它對從認識「局部之史」到認識「全體之史」、從認識史學本身到認識「史學與他學之關係」，是必不可少的。而尤為重要的是，還在於它的社會作用，即：「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為理論之美觀而已，將以施諸實用焉。歷史〔撰述〕者，以過去之進化導未來之進化者也。吾輩食今日文化之福，是為對於古人已得之權利，而繼續此文明、增長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對於後人而不可不盡之義務也。而史家所以盡此義務之道，即求前此進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後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於無疆也。史乎！史乎！其責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難！」這是表明，史學對於文化進化的社會作用，主要不是對於一人一事之經驗教訓的借鑒，而是從公理公例中得到啟示，即「循其理、率其例」而表現出來。這是「新史學」理論體系的又一個顯著特點。 關於「史學與他學之關係」。重視史學與其他學科的關係，也是「新史學」的特點之一。梁啟超認為：「地理學也，地質學也，人種學也，言語學也，群學也，政治學也，宗教學也，法律學也，平准學也（即日本所謂經濟學），皆與史學有直接之關係。其他如哲學範圍所屬之倫理學、心理學、論理學、文章學及天然科學範圍所屬之天文學、物質學、化學、生理學，其理論亦常與史學有間接之關係，何一而非主觀所當憑藉者！ 取諸學之公理公例，而參伍鉤距之，雖未盡適用，而所得又必多矣。」他在《中國史敘論》中，討論了地理學、人種學、年代學、考古學與撰述中國史的關係；在《新史學》中，有「歷史與人種之關係」、「論紀年」的專題。舉例說來，他強調「地理與歷史，最有密切之關係」，諸多論述，皆源於孟德斯鳩和黑格爾的理論；他論「歷史與人種之關係」，則多據康德學說。他所引進的西方學人的一些認識，即便在當時來看，有的也是不正確的；但從他倡導的「新史學」的方法論來說，在當時卻是有積極意義的。 關於對「中國之舊史」的批判。這是梁啟超「新史學」論綱的一個突出的部分。這個批判，貫穿於二文之中，其勢之猛，其辭之烈，前所未有。他認為中國史學是「發達」的，但他對這種「發達」卻持否定態度，認為它不過是「陳陳相因，一丘之貉」。梁啟超具體指出「中國之舊史」有「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二曰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三曰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四曰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緣此四蔽，復生二病」，一是「能鋪敘而不能別裁」，二是「能因襲而不能創作」；「合此六弊」，又有三「惡果」，即「難讀」、「難別擇」、「無感觸」。其議論排擊，多以西人、西史為據。梁啟超雖也慷慨地把司馬遷、杜佑、鄭樵、司馬光、袁樞、黃宗羲奉為中國史學上的「六君子」，但認為其餘史家多碌碌無為，「因人成事」，《二十四史》不過是二十四姓的「家譜」，是「地球上空前絕後之一大相斫書」，所有的本紀、列傳只是「無數之墓誌銘」的「亂堆錯落」，「汗牛充棟之史書，皆如蠟人院之偶像」等等，其所否定，可謂淋漓盡致，頗有不容分辯之勢。這在當時提倡西學、批判舊學的思潮之下，提出對「中國之舊史」的批判，為「史界革命」和開創「新史學」開闢道路，在思想觀念的轉變上對中國史學的近代化過程，具有客觀上的積極作用。但也必須看到，梁啟超的這種對「舊史」的批判，在立論上，往往得失參半；在許多結論上，更是誤解強於精審，謬誤多於正確。究其原因，主要有兩條。一條是，這種批判不是建立在冷靜的、科學分析的基礎上，因而帶有明顯的武斷和感情色彩。又一條是，作者錯誤地認為，在「新史學」和「舊史學」之間絕然存在著一道鴻溝，既無任何聯繫，卻有對立之勢，故以徹底否定「中國之舊史」為目的。指出這一點，並不是苛求於梁啟超。其實，有一個最有說服力的參照者，即章太炎1904年出版的《訄書》重訂本。《訄書》對西學的理解、消化、吸收，對中國史學的剖析、揚棄，反映出更多的理性認識，是梁啟超二文所不及的。總的來看，《新史學》的成就，在倡言史學之「新」的方面，有首開風氣的歷史作用；而在批判史學之「舊」的方面，雖也提出一些有價值的問題，但尚不能作為一種理性的批判來看待。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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