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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科學領域，常規的學術研究，主要有三種方法：一是從文獻學的意義上解決「有什麼」的問題，二是從歷史學的意義上解決「是什麼」的問題，三是從哲學的意義上解決「為什麼」的問題。如果願意，你也可以把它們看作成三個層次或三種境界。其中，「有什麼」當屬基礎層，而「是什麼」與「為什麼」則分別位居中心層與終極層。縱觀近百年來的曾國藩研究，似乎是潛心於「有什麼」的人較少，而著意於「是什麼」的人稍多，至於醉心於「為什麼」的人則更多了。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曾國藩文集》，將有助於大家瞭解曾國藩其人。 曾國藩最初是以詩文新秀的面目在京城上大夫中嶄露頭角的，等到他的位望漸趨隆重，遠近人等便把他奉為宋詩運動的頭領，桐城文派的領袖，所謂「以韓、歐之文章，負司馬溫公之重望，有道之士，未有不亟欲讀其書者」《曾國荃致曾紀澤書）。遵義黎庶昌（與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無錫薛福成並稱「曾門文學四子」）當年入幕之初，便有意系統地抄錄曾文。在曾國藩逝世四個月後，黎編《曾文正公文鈔》便在蘇州刊印行世了。半年之後，又有方宗誠編印曾氏《文集》之事，但影響不及前者，大概是稍後即有傳忠書局之《全集》問世的原因吧。 《曾文正公全集》事實上的主持人，並不是列名總纂的湖廣總督李瀚章，而是承襲候爵的曾紀澤。《文集》也不是如署名的「門人張裕釗、黎庶昌」所編，而是由定居長沙的曹耀湘、王定安實際編校。至於《詩集》，則有傳忠書局聘請的楊書霖、張華理這兩位長沙紳士將之一稿兩用之事：先有坊間單行本，後有傳忠《全集》本。《全集》之詩文皆有同治十三年四卷編年本與光緒二年三卷分類本。事過五十年，《四部叢刊》影印本與《四部備要》仿宋本皆以三卷分類生二為底本。究其原因，大概是編年本倉促輯刊，未速細辨，雖然是按年編次，也只是大致可尋而已，其中疏忽外誤之處尚多。而分類本雖未系年代，但一卷之中，仍按編年本之先後編次。此後各種版本，皆與此大同小異。 進入民國，始有改編本與註釋本。自今觀之，則改編之功實淺，而註釋之勞稍多。至於輯佚本，則有近人劉聲本的《曾文正公集外文》。仔細校讀，佚文十四篇，或根本未佚，或他人捉刀，存疑待考者也不只一二篇。百餘年來，真正的全編「足本」，應是岳麓書社版《曾國藩全集》，其中《詩文》不分卷，匯入舊版（雜著》、《鳴原堂論文》、《孟子要略》與《聯語》，且輯得佚詞八首，於1986年出版。 初版也好，新編也好，其實都有悖於曾國藩晚年的心願。他在赴天津辦理教案之前所作的遺囑說：「余所作古文，……尤不可發刻送人。不特篇幅太少，且少壯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適以彰其陋也。如有知舊助刻余集者，婉言謝之可也。切囑，切囑！」「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如此反省自訟之詞，想來當是由衷之言。所謂反省自訟，也確因他早年有心氣過高之病，有視事太易之舉。後人之所以對他的詩文時有過譽，未始不起於他年輕時的高自標置與自我期許。 陳衍《石遺室詩話》說：「湘鄉出而詩學皆宗涪翁，《題彭宣塢詩集後》『……自僕宗涪翁，時流頗忻向。』其明證矣。」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說：「國藩詩學韓愈、黃庭堅，一變乾嘉以來風氣，於近代詩學有開創之功。」錢仲聯《夢苕庵詩話》說：「自姚姬傳倡為山谷詩，而曾滌生祖其學，遂開清末西江一派。」果真如此嗎？《題彭宣塢詩集後》作於道光二十六年，請看此前的曾國藩做了些什麼，別人又做了些什麼。道光二十三年正月，曾國藩給諸弟寫信，說：「兄少時天分不甚低，厥後日與鄙庸者處，全無所聞，竅被茅塞久矣。及己未到京，始有志學詩古文並作字之法。」可知他是在道光十五年入京之後，才識得持古文的宗尚，而當時京中詩壇，正是程恩澤、祁會藻輩提倡宋詩之時。程恩澤一再參與會試選舉工作，他的詩風趨尚，當然更易感染曾國藩這種公車舉子。但此時曾國藩雖有心向學，卻又苦無良友扶掖，且其間一心應著，並未專注於詩。直到欽點翰林，始著意詩文，以求不失詞臣體面。正在此時，翰林前輩何紹基服闕還京，曾國藩便與之日相過從，切磋詩藝。何紹基久居京城，又是程恩澤的門生，此時已漸有詩名。因此，曾因藩結納之意甚切，而何紹基則扶掖之心尤殷。茲舉一例：何紹基藏有項榮「墨梅圖」，其上名家題詩很多，何紹基乃向曾國藩索題。曾國藩似乎受寵若驚，於是刻意構思，亟欲顯露詩才，兩天後詩始寫成。正好何紹基來訪，曾國藩便迫不及待地談起此詩，聞其獎譽，竟至「心忡忡，幾不自持」（曾氏《日記》中語）。稍後，曾國藩又致書諸弟說；「子貞深喜吾詩，故吾十月來已作詩十八首。」露才揚己，爭奇鬥勝，受到表揚便詩興不可遏止，正是大多數青年詩人開發詩藝階段的普遍表現。不過，時過兩年，曾國藩便開始狂言「近日京城無大家」，「余於詩亦有工夫，恨當世無韓昌黎及蘇、黃一輩人可與發吾狂言者」了，再往後，便自然要誇言「自僕宗涪翁，時流頗忻向」了。 再說文吧，曾國藩與桐城文派的關係，一直是樁不大不小的學術公案。他在咸豐四年所作的《歐陽生文集序》帶有很強的宗派意識、文人舊習，且不計較，但看他在京城是怎樣走入桐城文法的圈子吧。曾國藩中年以後，每自稱為姚鼐的私淑弟子，其《聖哲畫像記》便稱「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可是他的文學知交朱琦卻並不這麼認為，他在《柏樹山房文集書後》一文中，非常明確地將曾國藩列為姚門高足梅曾亮的「徒友」之列，說「自曾滌生……之屬，悉以所業來質」。對此，曾國藩每欲洗刷表白，說自己與梅曾亮的關係。並非「從游」，而是「接游」，甚至一口咬定「往在京師，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後塵」《咸豐五年致吳敏樹信》。面事實是，梅曾亮雄居文壇數十年，當年京城士人之趨附桐城義法者。幾乎無不受其影響。在梅曾亮稱雄一代，即將告老回鄉之時，曾國藩還只是初識桐城源頭，尚無理論建樹。在曾國藩於鹹、同年間「中興桐城」之時，梅曾亮早已告別人世了。 對曾國藩的詩文創作與理論，前人多有論述。在此，我謹呈一說，以備質證。我認為，若論創作，曾詩以前期為佳。詩藝初開之日，風華正茂之時，以翩翩詞臣之身，處優遊清閒之地，無疑是潛心詩藝的大好時光。曾國藩後期詩作本不多，且軍政要務集於一身，宦海風波，時虞顛滅，正如《贈吳南屏》所說：「蒼天可補河可塞，惟有好懷不易開。」詩人興會，僅此一開，其他造作，不過應景罷了。至於文則相反，前期所作，規仿之跡頗重，且閱歷有限，文氣浮泛，自難為工。後期則文腕圓熟，自成套路，且歷盡險屯，筆力沉雄，類多上乘之作。若說理論，則更有趣，其價值實不及創作，而影響卻頗能炫迷人心。苛刻一點說，曾國藩並不具備嚴格意義上的批評家素質，他的詩文理論並沒多少理性深度：論詩宗宋，源於清初以來的宗來諸家陳辭；文主義法，即使未溷於梅郎中後塵，卻也是拾取姚惜抱牙慧。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他還是稱得上為一名較有見地的鑒賞家。從初入京師的時文選評，到《十八家詩鈔》、《經史百家雜鈔》、《鳴原堂論文》到《古文四象》，皆可見曾國藩並不曾想到要避選家之嫌。至於《家書》之教弟諭子，則更是直截了當的欣賞課入門輔導。他的那些近乎深得文學三昧的玄妙之論，使人很容易誤認為他確是一位身體力行的文學大師。其實說得到不一定做得到，口若懸河易，妙筆生花難。當然，這並非曾國藩一人之尷尬，古今理論家，大多不能脫此窘迫。 如果說，曾氏詩文還只是為文人們所褒貶的話，那麼，他的家書、日記卻是為大多數人所賞譽。曾國藩家書的內容，當然主要包括齊家術與治學觀，這是人們熟知並且艷羨不已的。不過，談的人太多了，眾口一詞，人為地予以拔高，不免叫人聒耳煩心。倒是從內心情感上去認識曾氏家書的文章，似乎比較少見，我曾據此分析了曾氏家書的幾個階段性特點，不揣淺陋，簡述如下。 （一）京官得意時期的特點：首先是親情濃郁，瑣細錄切。遊子離鄉，家山萬里，白雲親捨，最是仕宦難耐之事。其次是神采飛揚，志趣高昂。皈依理學之初，曾國藩以唐鑒、倭仁為師友，言行舉止，處處模仿，而且迫不及待、連篇累犢、喋喋不休地教訓起諸位老弟來。無奈，對這位新教徒以近似癡迷的熱情而傳授的新知秘訣與正言大道，他的弟兄們並不領情，反而來信譏責，連其父也頗不以為然。稍後，曾國藩便在家書中改談詩文之道，也不免好為人師之譏。第三是報喜慰親，宦情蓬勃。陞官以後家書，多談部中公事，而對家中瑣事之問訊，進德修業之說教，則大為減少了。 《二）南北征戰時期的特點：一是危急之時，不避生死，而得失之際，則計之過熟。曾國藩其實是一個工於心計、深於心術的謀略家。仔細品味他的軍中家書，可知他在關係一生名節的時候，他可以坦然不苟，而在關係門庭盛衰、一己得失之時，他又總是絞盡腦汁，反映出這位「理學純臣」的另一面。二是責弟嚴切，而教子溫婉。一般說來，為父訓子，類多威嚴，而為兄誘弟，類多平和，但在曾國藩家書中，我們很容易看到一個嚴厲的兄長，而找不到一個威嚴的父親形象。 （三）暮年羈絆官場時期的特點：一是他飽諳宦味，意緒蕭索，對得失浮沉日漸漠然；二是注重親情，追求平安，對子侄之身體學業，甚為關切，似乎他此時最大的奢望只是保全門戶、消災祛禍。 曾國藩《家書》的首次編刊，是在光緒五年由傳忠書局印行。據查考，編校者為曹耀湘。曹本對家庭瑣事、訓斥言詞與政治密謀諸端刪落殆盡。避忌諱、避嫌疑、避繁瑣，本來也是舊時編書的慣例。選本之不可盡信，不可盲從，由此可見一斑。而收錄最全、影響最大的，自然要數岳麓書社版《曾國藩全集·家書》了。 至於曾國藩的日記，最早是由王啟原編為《求闕齋日記類鈔》，光緒二年傳忠書局刊印。這是一個節抄本，分問學。省克、治道、軍謀、倫理、文藝、鑒賞、品藻、頤養、遊覽十類，便於即類考求。雖無日期，但它畢竟為世人提供了一個深知曾氏進德修業、治軍輔民的基本面貌的藍本。趙烈文責其簡，劉聲木譏其濫，皆不免於求全責備。 據現有資料統計，曾國藩斷斷續續大約寫了十八年日記。早年的日記並非通日記注，旬記甚至月記也時有所見，據此可知曾氏通籍之初優遊文酒的詞臣風貌。及至究心性理之學，始作一絲不苟的莊諧小字，痛心疾首地反省每日之言行與心理，反映了一個初聞大道的新教徒的虔誠與滑稽。極端的心性修煉，畢竟近於禁錮性靈，堅持兩年之後，曾國藩中斷了這種省身日記。但是，這種修煉工夫並沒有白費，正是在這幾年間，曾國藩得道之名鵲起，而道光帝晚年又習用務虛人士，因此，曾國藩很快以時譽幸邀聖眷，竟至超升四級，位居二品。大概是為了維護這種儒臣形象吧，咸豐元年二年，曾國藩又寫了七大本的《綿綿穆穆之室日記》。這是一個固定格式的刻板冊頁，雙頁十欄，首頭為日月，本為題記，中間八欄，依次為讀書、靜坐、作字、辦公、課子、對客與回信。表格之中，視當日具體情形分別填寫。這七本日記僅見於台灣學生書局1965年影印出版的《湘鄉曾氏文獻》，彌足珍貴。從咸豐八年再出治兵到同治十一年病逝金陵，共十三年又八個月，曾國藩的日記再無一日間斷。這裡面應該記錄了大量的重要史料，但他卻對具體人事多有隱晦，王(外門內豈)運曾有意為之作注，惜未實行。其間暢所欲言者，似乎只在談詩論文之時。 此外，曾國藩還有奏疏、批牘為人盛讚。曾國藩的奏疏，明快簡練，凝重沉穩，不過，在不同的具體環境中，隨著他本人性格與作風的變化，它們又各具特色。具體說來，便是前期憨直、激切而又倔強，後期則綿裡藏針、縝密老到而又平淡質實。 至於他的批牘，老成周密，寬嚴適度，既不同於胡林翼之切直肫城、肝膽照人，也不同於左宗棠之凌厲明快、鉅細無遺。具體說來，長沙辦案時期之批，威嚴果決；江南征戰時期之批，強蠻嚴厲；直隸總督任內之批，細緻精審，而回任江督時期之批，則隨手畫諾，不甚究心了。 作為一名歷仕三朝的軍政大員，曾國藩的奏疏與批牘，實在應當是史學工作者潛心研究的重要史料。但是迄今為止，偏偏是這方面的研究顯得相對貧乏。熱門話題不在這裡。 那麼，曾國藩是一名詩人嗎？當然是。曾國藩是一位古文家嗎？當然也是。僅就創作而言，在宋詩派與桐城文派的兩大陣營中，曾國藩也還算得上顯赫的一員。至於他的影響，則更在其創作與理論的實際水平之上。古往今來的「以高位主持文壇」的慣例，在他身上照樣得到了真實的體現。不過；如果將他置入中國古代文學或近代文學的視野之中，那麼，無論是他的創作，還是他的理論，或者是他的地位與影響，都不能不大打折扣了。從古代文學的角度看，他的那些宗宋理論與桐城義法，不過是明清以來的唐宋詩之爭、道支一源說的一種近於自鄶以下的騷動而已，何況還有較為明顯的功利目的與山頭意識呢？從近代文學的角度看，宋詩派、桐城派，都沒有多少近代意義，都比不上龔自珍、魏源等人的叛逆精神與啟蒙意識，也都比不上黃遵憲、康有為等人的創新追求與維新傾向。在新的時代潮流即將到來之際，曾國藩和他的同道們的詩文多少顯得有些陳舊，有些蒼白。 把曾國藩當作理學家、倫理學家甚至思想家來研究的人是越來越多了。我認為，當然可以從理學、倫理學甚至思想史的角度來研究曾國藩，從而探討理學、倫理學與中國思想史究竟給予了他什麼影響，而他又為理學、倫理學與中國思想史提供了什麼新的內容，產生了多少作用。但是，迄今為止，所有的研究似乎都還不能證明，現在就可以將理學家、倫理學家甚至思想家的桂冠合適地戴在曾國藩的頭上。就像「漢奸」、「賣國賊」的帽子一樣，戴上了又取下，豈不無事生非？ 時至今日，還要就「劊子手」諸事翻來覆去地爭論其是非曲直，實在是意義不大了。站在當時的立場，多數的人會認為「打對了」，而站在現在的立場，多數的人又都認為「打錯了」。假如能將兩種人作一時空轉換，結論還是不外「對」、「錯」二字。試想，這說明了什麼問題呢？依我看來，研究「打贏了」與「打輸了」，可能更有史學價值，或說更有歷史意義與現實作用。 曾國藩研究，確是湘系軍政集團研究的關鍵一環，也是太平天國研究的重要一環，甚至可以說，它還是中國近代政治史、軍事史、經濟史、文化史研究過程中的一個難以迴避的課題。學術研究，肯定是要解決「是什麼」與「為什麼」的難題，只是最好先從「有什麼」做起。那麼，就請大家看看這本《曾國藩文集》，看看它究竟「有什麼」吧。如果還有興趣，再看看他的同時代人又「有什麼」，然後從事「是什麼」與「為什麼」的研究，或者將會離我們共同尋找的正確答案不遠了。這本《曾國藩文集》從宏浩的曾氏全集中選錄了一些精華之作，分散文、筆記、詩詞、聯語、書信、日記六類，每類文字又按編年排列。此外，還附錄了歷來頗多爭議的曾氏《冰鑒》和鉤玄提要的《處世金針》。這樣，讀者既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去選讀曾文，又可以從編年上知人論世。較之閱讀卷帙浩繁的全集，的確是舉重若輕之感。我認為，這是一個很有特色的曾氏文選，(纟番)閱之餘，極感欣喜，謹綴數語，以應「前言」之屬。 （作者系湘潭大學教授、《曾國藩學刊》主編）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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