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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正公手書日記》共四十冊，四函。宣統元年，上海中國圖書公司石印。 前有王闓運序。 一九六二年春天，我寄寓北京錐把胡同河北省駐京辦事處，有病不能上街，托張翔同志購得此書，還由中國作家協會開一證明，此蓋內部掌握之書也。從書後印記看，此書來自濟南，原來定價甚微，一至北京，則加價一倍以上。京師人物薈萃之地，物價亦必隨之增長。 瀏覽一過，亦無甚可觀。此人名重，然其書法，實不甚佳。為京官時，似甚用功，間有日課，崇尚理學，所作字或草或楷，並皆庸俗。從所記瑣事中，可略見其為人。例如此人用一女婢，寫信給他的父親，聲言此女極醜，這有什麼必要？其九弟，（即曾國荃）在他處寄居時，兄弟頗不和，涉及他的內人婢僕，他寫信給家中，引咎自責，均屬虛偽。居京官時，常為會館辦些公益事，鄉人有婚喪，他去主事，利用這些機會，鍛煉辦事應對能力，則不無可取。文人厭俗，以致終生不堪任事負重，曾非文士，有這種見解，從小事做起，故以後能擔當統治者委託給他的重任。 及至與太平天國作戰，本想從日記中看到一些珍貴材料，然記載越發零碎，不得要領。此王闓運所謂，當時與彼共事者能知之，非後人所能知者也。 及任直隸總督，處理天津教案時，所記材料，有些可取。 當時朝廷懼洋媚外，他奉旨做些不得人心之事，自歎為「傷天害理」，似尚有天良者。然天良自天良，倒行逆施的行動，並未稍減。 日記中，有當時災區人肉價目表，讀之令人心悸。 《能靜居士日記》著者趙烈文，載中華書局出版的《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三冊，系節錄。 趙烈文為曾氏兄弟幕賓，攻破南京時在場。所記甚為詳細真實，是日記中的佳品。 如記曾國荃督戰破城後，歸來時的狼狽形象，以及隨之而來的驕盈。正在關鍵之時，不聽趙的進言，竟進房大睡其覺，致使李秀成率隊，穿上清軍服裝，混出城去。如非農民告發，後事殊難定局。記城破之前，所有清軍人員，不分文武，都預備筐籠箱篋，準備大發其財。報功封爵，多有假冒。 記忠王被俘之初，曾國荃向之刀剜錐刺，以勝軍之主將，對待敗軍之俘虜，竟如青皮流氓，報復私仇。並記在這種情況下，忠王的言詞表現。又記，當一幫幕客去看被俘忠王，忠王竟向這些人談起夜觀星象等語。趙烈文等答以只要朝廷政治清明，動亂自然平息等語。讀之，均不勝感慨。天朝以互相猜忌，自相殘殺，遂使大業傾於將成，金田起義時燦爛眾星，紛紛隕落。千百萬農民戰士，頓時風流雲散，十四年爭戰經營，一旦土崩瓦解。狂瀾既止，龍虎無踞。忠王末路，哀言求生。此千古大悲劇，志士仁人，扼腕痛心，無可奈何者也。將革命大義，幻為私利者，當負此責乎？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矣。曾氏兄弟，僥倖成功，真如前人所謂：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 又如記曾國荃籠絡士兵，為其效死。士兵負傷後，令其口嚼人參，然後將渣滓，敷於傷口。聲言如此可以起死回生。 以致湖南人參，被購一空，參價百倍高於人價。又記曾國荃得勢後，如何搜刮財物，兼併鄉里，大置田產，均系曾國藩親口對趙烈文所談。 看來，小人物的日記，比起大人物的日記，可看的東西就多了。這是因為小人物忌諱較少，也想存些史實，傳名後世。 《翁文恭公日記》共四十冊，涵芬樓影印。後有目次，始自咸豐八年，終於光緒三十年。末有張元濟跋。 翁為兩朝（同、光）師傅，官至大學士，入軍機處。其父、兄均居政府、軍事高位，侄子又中狀元，門第顯赫。又值國家動亂多變之秋，他的日記部頭又如此之龐大，我買來時，是抱有很大希望的，而且逐年逐日讀下去，及至終卷，失望得很。 比如當兩個幼年皇帝的師傅吧，當時我想，他這個小學啟蒙老師，和我在鄉村私塾，所體驗的教鞭生涯，恐怕有很大不同吧？結果，什麼也看不出來。他每天進宮教學，有時只記「齟齬」或「大齟齬」，我領會就是教學很不順利的意思。 但究竟發生了什麼故障，他從不具體說明。 他記得比較具體的是買字畫，買字帖，吃魚翅，送子侄入考場，替皇帝辦山陵工程……這些瑣事。甚至和一些重要人物的交往，他也不記。比如和康有為的認識交往，記得若有若無，在疑似之間。 對於政局的矛盾、困難，他自己的遭逢感受，也不記載。 只是到了後來，廢職家居，才有時透露一些恐怖埋怨之情，也非常隱晦。 從如此大人物的日記裡，看不出時代的、政治的波浪起伏，實在使人感到遺憾。但他的行書小字，寫得實在漂亮，讀著空洞無物的日記，欣賞流暢秀美的書法，也算是收之桑榆吧。 張元濟說他的日記，「小心寅畏，下筆矜慎」，並深以他的遭遇不及宋之司馬、歐陽為恨。歷史是不能如此比較的。同為皇太后，或為聖母，或為災星，這只是客觀事物的一個方面。這個方面，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她們的存在，必有其歷史的土壤、雨露、氣候。大臣自身，即應列入以上三者之間，起到什麼作用，是因「己」而異，因「人」而異的，並不能完全怪罪女人們。 我看此人，並非政治上的干材，也只是一個書生。凡是書生，當政治處於新舊交替轉折之時，容易嚮往新者。而本身脆弱，當舊勢力抬頭，則易於餒敗，陷於矛盾。古今如此。 我尚有燕京大學圖書館民國二十八年影印的《翁文恭公軍機處日記》，共二冊。所記更為簡略，系備忘性質。 《緣督廬日記鈔》長洲葉昌熾著，王季烈輯，上海蟫隱廬石印，十六冊兩函。前有目錄，始自同治庚午，終於民國丁巳。 葉昌熾是一個學者，他著的《語石》，是研究石刻的體裁很好，很有見解的書，商務印書館列為國學基本叢書之一。他著的《藏書紀事詩》，搜采藏書逸事典故，甚為完備，詩亦典雅。這個人做學問的態度，是很嚴肅認真的。他代潘祖蔭家編的叢書，校勘精細，惜字體太肥大，這恐怕和他的視力不佳有關。 他只是一名翰林，出任過學政，沒有做過顯要的官。 他的日記是摘鈔，數量已經可觀，但內容也是叫我失望的。他最有興趣的，是經幢石刻。因此整部日記，幾乎有一半篇幅，記的是購買經幢、考訂經幢。他是金石家，把範圍定得很小，很具體，因此研究成果，也特別精細。他是經幢的專門收藏家、鑒賞家、學者。在這一範圍，可以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這種治學方法，是很值得學習的。 他也經歷了清末民初的政治變革，但所記亦寥寥。如庚子事變，八國聯軍進京，他是目擊者，所記一般，無可采擇，甚為可惜。 這是一位保守派，對革命以後的社會生活，甚為不滿。民國後，他還常穿戴翰林的服裝，出門去給人家「點主」，遭到群眾的圍觀譏笑，使他頗為難堪。可謂不識時務。 頗似一書獃子，然又自負知人之明。長沙葉德輝去與他聯宗，遭到他的拒絕。據他說，是看到葉德輝的眼睛裡，有一種不祥之光，斷定他不得好死。不幸而言中，這倒使人不知他所操何術了。 日記抄得很工整，字體遒勁，也可作臨池之用日記這一形式，古已有之，然保存至今者寥寥，每種篇幅，亦甚單薄。至晚清，始有大部頭日記，最渲赫者為《越縵堂日記》。此記我未購買正本，只有《越縵堂日記補》十三冊，及《越縵堂詹詹錄》二冊。後者為作者之侄所輯錄，以事相系者也。 我尚有《湘綺樓日記》，為涵芬樓排印本，兩函三十二冊，印製甚精美。越縵所記，多京居瑣事，可見此人生活、性情。 但塗抹太多，閱讀不便。其內容以讀書記為最有價值，自由雲龍輯出後，此記遂可覆瓿。湘綺為晚清詩文大作家，並經歷過同、光以來國家政治變動，然從他的日記，實難看到重要史實，正像他自謙的，所記多為閭巷之事，餖飣之學，治學亦不及越縵堂之有統系。此外，新印的《林則徐日記》，文字簡潔，記事真切，尚有可觀。 日記，按道理講，最能保存時代生活真貌，及作者真實情感。然泛覽古人日記，實與此道相違。這是因為，人們雖然都知道日記對歷史人生，有其特殊功能；但是，人們也都知道，這種文字，以其是直接的實錄，親身的記載，帶著個人感情，亦最易招惹是非，成為災禍根源。古今抄家，最注意者即為日記與書信。記事者一怕觸犯朝廷，二怕得罪私人。 古人談日記之戒，甚至說：「無事只記陰晴風雨。」如果是這樣，日記只能成為氣象記錄。 可以斷定，這些大部頭的日記，經過時間考驗淘汰，千百年後，也就所剩無幾了。目前所以是龐然大物，只因為還是新出籠的緣故。 我一生無耐心耐力，沒有養成記日記的良好習慣，甚以為憾事。自從讀了魯迅日記以後，對日記發生了興趣，先後買了不少這方面的書。小本的尚有《郭天錫手書日記》，都穆《使西日記》，薛福成《出使四國日記》，潘祖蔭《秦輶日記》，董康《東遊日記》，趙君舉《三願堂日記》，汪悔翁《乙丙日記》，《寒雲日記》等。最後一種，為袁世凱之二公子袁克文所作，閱後已贈送他人。 日記，如只是給自己看，只是作為家乘，當然就不能飽後人的眼福。如果為了發表，視若著作，也就失去了日記的原來意義，減低了它的價值。這實在是這一形式本身的一大矛盾。 六十年代初期，我曾向各地古舊書店，函購書籍，索閱書目，購買日記的人很少，所以容易得到。當然，如果細心鉤稽，還可以得到一些有用材料。但我只是瀏覽，所獲僅僅如上。 1980年4月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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