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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堂讀書記(二)



《三國誌·關羽傳》

  自《春秋》立法,中國歷史著作,要求真實和簡練。史家為了史實而犧牲生命,傳為美談。微言大義的寫法,也一直被沿用。但是,讀者是不厭其詳的,願意多知道一些。於是《春秋》之外,有三家之傳,而以左氏為勝。司馬遷參考《國語》、《戰國策》等書,並加實地考察,成為一家之言的《史記》,對於人物和環境的描寫,更詳盡更廣闊了。它適應了讀者的需要,而使歷史與文學,異途同歸,樹立了史學的典型,並開闢了文學的現實主義道路。
  歷史強調真實,但很難真實。幾十年之間的歷史,便常常出現矛盾,眾說紛紜,更何況幾百年前,幾千年之前?歷史但存其大要,存其大體而已。
  我國的歷史,在過去多為官書,成書多在異代。這種作法,利弊參半,一直相沿,至於《清史稿》。
  《三國誌》在史、漢的經驗基礎上完成,號為良史,裴松之的注,實際起了很大作用。但歷代研究者,仍以志為主據,注為參考。後來,歷史演變為文學作品,則多採用裴注,因為這些材料,對塑造的人物,編演故事,提供了比較具體生動的材料。
  史書一變而為演義,當然不只《三國演義》一書。此外還有《封神演義》,以及雖不用演義標題,實際上也是演義的作品。
  演者延也,即引申演變之意。但所演變也必須是義之所含,即情理之所容。完全出乎情理之外,則雖是文學創作,亦不可取。就是說,演義小說,當不背於歷史環境,也不背於人物的基本性格。
  當然,這一點有時很難做到。文學的特點之一是誇張,而誇張有時是漫天過海,無止無休的。文學作品的讀者,也是喜歡誇張的,常常是愛者欲其永生,憎者恨其不死。在這種形勢的推動下,一部演義小說,能適當掌握尺寸,就很困難了。
  《三國演義》一書,是逐漸形成的,它以前有《三國誌平話》,還有多種戲曲。這部書的故事幾乎是家喻戶曉的,流傳之廣,也是首屈一指的。過去,在農村的一家小藥鋪,在城市的一家大錢莊,案首都有這一部「聖歎外書」。
  在舊社會,這部書的社會影響甚巨,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謀士以其為知囊,將帥視之為戰策。據說,滿清未入關之前,就是先把這部書翻譯過去,遍賜王公大臣,使他們作為必讀之書來學習的,其重要性顯然在四書五經之上。
  在陳壽的《三國誌·蜀志》中,《關羽傳》是很簡要的:
  關於他的為人,在道義方面,寫到他原是亡命奔涿郡,與劉、張恩若兄弟,「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終不負先主。
  關於他的戰績,寫到在「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奔袁紹,曹公禽羽以歸,拜為偏將軍」。寫到他誅顏良,水淹於禁七軍。
  關於他的性格,寫到諸葛亮來信說馬超「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羽大悅,以示賓客。
  關於他與同僚的關係,寫到他與糜芳、傅士仁不和,困難時,眾叛親離。
  關於他對女人的態度,本傳無文字,斐注卻引《蜀記》說:
  曹公與劉備圍呂佈於下邳,關羽啟公,布使秦宜祿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許之。臨破,又屢啟於公。公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
  關於他的應變能力,寫到他因為激怒孫權,遂使腹背受敵,終於大敗。他這一敗,關係大局,迅速動搖了鼎足的平衡,使蜀漢一蹶不振,諸葛亮歎為「關羽毀敗,秭死蹉跌」者也。
  陳壽寫的是歷史,他是把關羽作為一個具體的人來寫的。
  這樣寫來,使我們見到的是一個既有缺點,又有長處;既有成功,又有失敗的活生生的人。我們看到的是真正的關羽,而不是其他的人,他同別的人,明顯地分別開來了。我們既然準確認識了這樣一個人,就能從他那裡得到啟發,吸取經驗,對他發生真正的感情:有幾分愛敬,有幾分惡感。
  《三國誌平話》,關羽個人的回目有六。《三國演義》,關羽個人的回目有十,其中二十五回至二十七回,七十三回至七十七回,回目相連,故事趨於完整。
  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裡談及此書時,說:「至於寫人,亦頗有失,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於關羽,特多好語,義勇之概,時時如見矣。」
  中國舊的傳統道德,包含忠孝節義;在歷史觀念上,是尊重正統。《三國演義》的作者,以人心思漢和忠義雙全這兩個概念,來塑造關羽這個英雄人物,使他在這一部小說中,佔有特別突出的地位。
  於是,在文學和民俗學上,就產生了一個奇特現象:關羽從一個平常的人,變為一個理想化的人,進而變為一尊神。
  這一尊神還是非同小可的,是家家供奉的。舊時民間,一般人家,年前要請三幅神像:一幅是灶王,是貼在鍋台旁邊的,整天煙薰火燎;一幅就是關老爺,他的神龕在房正中的北牆上,地勢很好;一幅是全神,是供在庭院中的。這幅全神像,包括天地三界的神,有釋、道、俗各家,神像分數行,各如塔狀。排在中間和各行下面的神像品位最高,而這位關羽,則身居中間最下,守護著那刻著一行大字的神牌,神態倨傲,顯然是首席。
  在各縣縣城,都有文廟和武廟。文廟是孔子,那裡冷冷清清,很少有群眾進去,因為那裡沒有什麼可觀賞的,只有一個孤零零的至聖先師的牌位。武廟就是關羽,這裡香火很盛,遊人很多,因為又有塑像,又有連環壁畫,大事宣揚關公的神威。
  關羽廟遍及京城、大鎮、名山、險要,各廟都有牌匾楹聯,成為歷代文士賣弄才華的場所。清朝梁章巨所輯《楹聯叢話》中,關廟對聯,數量最多,有些對聯竟到了頭昏腦熱,胡說八道的田地。
  當然,有人說,關羽之所以成為神,是因為清朝的政治需要。這可能是對的。神雖然都是人造出來的,但不經政治措施的推動,也是行之不遠的。
  幸好,我現在查閱的《三國誌》,是中華書局的四部備要本,這個本子是據武英殿本校刊,所以《蜀志》的開卷,就有乾隆皇帝的一道上諭,現原文抄錄: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內閣奉上諭: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凜然。乃史書所謚,並非嘉名。陳壽於蜀漢有嫌,所撰《三國誌》,多存私見,遂不為之論定,豈得謂公?
  從前曾奉
  世祖章皇帝
  諭旨,封為忠義神武大帝,以褒揚聖烈。朕復於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靈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義烈忠誠,海內咸知敬祀,而正史猶存舊謚,隱寓譏評,非所以傳信萬世也。今當抄錄四庫全書,不可相沿陋習,所有志內關帝之謚,應改為忠義。第本傳相沿日久,民間所行必廣,難於更易。著交武英殿,將此旨刊載傳末,用垂久遠。其官版及內府陳設書籍,並著改刊此旨,一體增入。欽此!
  這就不僅是胡說八道,而是用行政方式強加於人了。
  至於在戲劇上的表現,關羽也是很特殊的。他有專用的服裝、道具;他出場之前,要放焰火;出場後,他那種莊嚴的神態,都使這一個角色神秘化了。
  但這都是文學以外的事了。它是一種轉化現象,小說起了一定作用。老實說,《三國演義》一書,雖如此渲赫,如單從文學價值來說,它是不及《水滸》,甚至也不及《西遊記》的。《水滸》、《西遊記》雖也有所本,但基本上是文學創作,是真正文學的人物形象。而《三國演義》,則是前人所譏評的「太實則近腐」,「七實三虛惑亂觀者」的一部小說。
  把真人真事,變為文學作品,是很困難的。我主張,真人真事,最好用歷史的手法來寫。真真假假,真假參半,都是不好的。真人真事,如認真考察探索,自有很多材料,可寫得生動。有些作者,既缺少識見,又不肯用功,常常借助描寫,加上很多想當然,而美其名曰報告文學。這其實是避重就輕,圖省力氣的一種寫法,不足為訓。

《三國誌·諸葛亮傳》

  本傳與小說,出入較大的,還有諸葛亮。小說和戲劇上的諸葛亮,幾百年來在群眾中,形成了一個固定的形象,即所謂搖羽毛扇的人物。還影響了其他歷史小說,幾乎各朝各代,在爭戰交替之時,都有這樣一個軍師:《封神演義》的姜子牙,《水滸傳》的吳用,瓦崗寨起義的徐茂功,明朝開國的劉伯溫等等。
  諸葛亮在本傳裡,是一個非常求實的人,是一個實幹家。
  陳壽奉晉朝之命修《三國誌》,蜀漢為晉之敵,但他對諸葛亮的評價,我以為還是很客觀,實事求是的。他說:
  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於將略。
  綜覽陳壽所記,諸葛亮的一生,功勞固然很大,失敗和無能為力之處也不少。最後的失敗主要是客觀條件所致。諸葛亮的隆中對策,說孫權,前後出師表,高瞻遠矚,文詞質樸,情真意誠,叮嚀周至,感動百代,成為名文。他死以後,人民哀其處境艱難,大功未竟,敬仰他鞠躬盡瘁的精神。追思懷念,千古不衰。人民願意看到他在文學藝術上的形象。但《三國演義》和一些戲劇,把這一人物歪曲了。
  最失敗的是把諸葛亮寫成了一個非凡的人。把他寫成了一個未卜先知,甚至能呼風喚雨,嘴裡不斷唸唸有詞的老道,即魯迅所說近於妖了。
  諸葛亮在《後出師表》中,曾對後主反覆說明,世事難以逆料,舉出當時很多事例,完全是科學態度。
  出現如此大的差距,原因是作者有意識把這樣一個人物,塑造得更高大,不知不覺走到反面去了。作者對這一人物性格,並沒有認真調查研究,作者的學識見解,都不足以創造這樣一個人物形象。正如在《水滸傳》裡,他寫在鄆城縣當一名書吏的宋江,寫得很真實生動,到寫當了水滸首領的宋江,他就無能為力了。因為他熟悉一個書吏,著實沒有體驗過一個水泊首領的生活,甚至見都沒有見過。於是只能以主觀想像出之。宋江和劉備,如出一轍。和他相反,《西遊記》的作者寫了猴、豬等怪,完全以寫人的筆法出之,因此,猴、豬都具備了完整的性格。寫唐僧亦如此,所以唐僧頗具人性。
  《聊齋誌異》寫狐鬼,成功之道亦在此點。凡是小說,起步於人生,遂成典型,起步於天上,人物反如紙紮泥塑,生氣全無。
  群眾是喜愛英雄的,群眾可以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出一個神,但這個神對他們來說,只能起到安慰的作用。群眾有高級的心理、情操,也可能有低級的心理、趣味。人可以有作為人的本能,也可以有來自動物的本能。文學藝術,應該發揚其高級,擯棄其低級,文以載道,給人以高尚的熏陶。
  創造英雄人物,揚厲高尚情操,是文學藝術的理所當然的職責。
  其基礎是現實的人和生活。
  再現歷史英雄人物,不是輕而易舉的。作者除去學的修養,還要有識的修養,學識淺薄,如何創造英雄人物?在創作準備上,識力不高,則應輔之以學。如研究歷史,考察地理民俗,採集口碑遺跡,像司馬遷所做的那樣,司馬遷寫了劉、項那樣的英雄人物,全從周密的調查研究入手,然後以白描手法,自然出之。
  如果不這樣做,那麼,創造英雄人物,反倒成了很容易的事。今天,在文學藝術中,假諸葛亮的形象,還是不少的。
  雖不羽扇綸巾,坐四輪車,但也多是口中唸唸有詞,不斷發誓賭咒,一言而天下定的。
  一個作者,有幾分見識,有多少閱歷,就去寫同等的生活,同類的人物,雖不成功,離題還不會太遠。自己識見很低,又不肯用功學習,努力體驗,而熱衷於創造出一個為萬世師、為天下法的英雄豪傑,就很可能成為俗話說的:「畫虎不成,反類其犬」。
                     198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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