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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久遠的事，非我所知。就親身經歷過的而言，我們的黨，是非常重視新聞報道工作的。抗日戰爭開始不久，在各個根據地辦起了報紙，同時成立了通訊社。例如，在晉察冀邊區，就於一九三八年冬季，成立了晉察冀通訊社，各分區成立分社，各縣、區委宣傳部，都設有通訊幹事。我那時在晉察冀通訊社通訊指導科工作，每天與各地通訊員聯繫，寫信可達數十封，我還編寫了一本小冊子，題為《論通訊員及通訊寫作諸問題》，鉛印出版，可惜此書再也找不到一本存書了。 在戰爭年代，所謂文字工作，主要是通訊報道。大家都給報紙寫稿，大家都做抗日宣傳。在長期的戰鬥生活裡，我們培養出大量的優秀的通訊員、記者，也犧牲了很多年華正茂、奮發有為的同志。在通訊員中間，並出現了不少詩人、作家，出現了不少新聞工作的骨幹。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我們的通訊報道，都是與群眾的戰鬥和生產、生活和感情，息息相關的，都是很真實誠摯的，都是為戰爭服務的。在這一時期，四方多難，大業始創，我們的黨，在制定每一項政策時，都是非常謹慎的。政策是很鮮明實際的，與群眾的意願是完全一致的。每一名記者，都時時刻刻生活在群眾之間，為群眾工作；群眾也時時刻刻關心他，幫助他，保護他，向他傾訴心曲。因此，在這一時期，新聞也好，通訊也好，特寫也好，都不存在什麼虛構的問題，其中更沒有謊言。 戰爭年代的通訊，可以說是馬上打天下的通訊。是戰鬥的，真實的，樸素的，可以取信當世，並可傳之子孫的。 但是，自從我們取得了全國性的勝利，下馬來治理天下的時候，通訊報道工作，就遇到了不少新的難題。特別是一九五八年以後，我們的政策偏左，主觀的成分多了。而這些政策，又多是涉及農村工作的。有時，廣大農民並不很理解這些政策，但懾於政治的風暴，當記者去採訪時，本來質樸的農民，也學會了順風走，順竿爬，看顏色行事，要什麼給什麼，因此，就得不到什麼真實的情況了。更何況，有些記者，在下鄉之前，自己先有滿腹的疑慮和雜念。在這種主客觀的交織下，所寫出的通訊，內容的真實性，就可想而知了，這種情況，到十年動亂，已經登峰造極。只有在黨的三中全會撥亂反正以後，才又逐步回到實事求是的路途上來。這方面的經驗教訓，非我所能詳知，留待新聞工作者去總結吧。 關於通訊、特寫，現在我想到的，卻還是一個真實問題。 我以為通訊、特寫，從根本上講，是屬於新聞範疇，不屬於文學創作的範疇。現在有一種所謂「報告文學」，把兩者的性質混淆起來，造成了不少混亂。通訊、特寫都是新聞，是直接為宣傳工作服務的。說得冠冕一些，是制定政策或修訂政策的基礎。其真實性、可靠性是第一義的，是不允許想當然的。現在有些報告文學，名義上寫的是真人真事，而對人物只是一知半解，各取所需；對歷史情況，又非常生疏無知。強加一些感情抒發，捏造一些生動的場面，採取一些電影手法，以此吸引讀者，其結果，因為與事實相違，就容易成為虛無縹緲的東西了。 當然，通訊、特寫，其優秀者，也必然會成為文學作品、文學讀物。有人把通訊、特寫，看成是外來的樣式，新興的東西，其實在中國古典散文中，是常見的，占很大的比重。例如在古文選本上常見的，王禹偁的《唐河店嫗傳》，就可以稱為「戰地通訊」，至於柳宗元的《捕蛇者說》等篇，就更可以說是「人物特寫」了。有些記者，醉心於外國式的報道方式，不去研讀中國的散文寫法，也是使一些新聞通訊，現實主義不強，缺乏中國氣派的原因之一吧。 必也正名乎！我覺得通訊、特寫要和當前有些報告文學劃清界限，規規矩矩地納入新聞報道的軌道。 田流同志的散文特寫集，就要出版了，這是一部有真實內容並有中國散文傳統的特寫集。他來信叫我寫幾句話，我感到非常榮幸。田流同志是我們黨在抗日戰爭期間，更準確地說，是在解放戰爭期間，培養起來的青年記者。經過長期的努力和修養，他後來終於成為名記者，新聞工作的領導骨幹。他很有才華，如果我記憶不錯，他在青年時，還時常寫詩、寫歌詞。老區土地改革期間，在饒陽一帶，我們曾有一些日子，在冀中導報社的大院裡，一塊蹲著吃小米干飯。後來雖然一直沒有機會見面，他那青年有為又非常謙虛質樸的精神，長期以來在我的印象裡，是很深刻、很清楚的，很值得懷念的。 1982年3月29日上午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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