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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國自我毀滅，曾國藩僥倖成功，又竄身文藝，一時被阿諛權勢者推為領袖，號稱桐城派的復興。他提出文章有三大領域，即義理、詞章和考據。義理一類，實即指的散文。 其實，仔細讀讀曾氏的文章，只會感到矯揉造作，既無真情，亦無實感。在起承轉合上，學習桐城派的氣的運用，也不過是虛張聲勢。 因為所謂義理，在他那裡，雖然說得冠冕堂皇，都是虛偽的，空洞的。刻之碑碣，自無不可；懸之廟堂，也是合乎體統的。如果想使讀者信服感動，就很困難了。 義理依附於現實，依附於時代和社會。文章必作真實的反映，然後才有義理產生，義理才能深入人心。作者無真情，所反映者即非真相，雖然虛情假意地在那裡大哭、大笑、大喊叫，只能使路人有滑稽之感，和莫名其妙的心情。 古往今來，這樣的文章是很多的，並非曾國藩一個人。 桐城派古文，到了同、光時期，它原有的一點生命力，也漸漸消失了。這和當時的政治、經濟很有關聯。「五四」新文學運動，有人振臂一呼，這一派文章，應聲土崩瓦解，是有時代的因素的。 廣大讀者厭棄了這種空談義理的文章，乃去探求真情實感的文章。這一時期，人們推崇像《浮生六記》那樣的作者，有很多人去模擬學習。其實寫個人私情，不過是散文的一體； 散文和別的文字一樣，所重仍在社會意義。同時因為翻譯大興，從國外又介紹進來很多新品種，英國的，俄國的，日本的，印度的散文，都對中國散文創作，起過很大影響。其中，有的在中國現實土壤生根，也有的只是曇花一現。 總的趨勢是，避免空談和說教，解放思想和感情，面對現實人生，抒發作者的真情實感。「五四」以來，確實出現了不少優秀的散文作品。 所謂生活的義和理，在這些散文中，都有所反映，並有所形成。 王昌定同志要出一本散文集，征序於我，年老多病，眼界不寬，只能談些感想如上。 昌定曾以一篇談詩歌創作的雜文，招致大禍。短短一篇與政治毫無關係的文章，當時竟引出那樣的聲勢和局面，千百年後，是一定不能理解的。「四人幫」倒台以後，昌定在刊物上發表了一篇揭露性的文章，我當時看後，曾對他說揭露得含糊了一些。昌定笑著答：太露骨了，恐怕再惹亂子。我聽了以後，一方面自悔失言，因為自身卑弱，我是從來不在處事為文上，去鼓勵別人「勇敢」和「大膽」的。另一方面，我又為昌定能不忘前事，作為後事之師，十分讚賞。 我有時想：在人生漫長坎坷的旅途上，受些苦難，心有餘悸，並不是壞事；而有恃無恐，則很危險。歷史上一些紈褲子弟，處一帆風順之時，罷棹傲歌，玩忽天地之覆載，自視為時代的寵兒，目空一切，得意忘形，他們的前途，就常常有可憂慮的地方了。因為，以其膏粱嬌嫩之軀，稍遇顛簸，必至傾覆，泥首污身，不能自拔，尚能望其如平日放言，以名節自立耶？ 昌定的文才是多方面的，評論、創作，都有自己的風格。 習字貴藏鋒斂鍔，為文亦當如此，這應是我同昌定共勉的吧！ 1982年3月6日下午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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