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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柳蔭同志，已經有三十多年沒有見面。前兩天他來天津公幹，到舍下來，一進門就問： 「你還能認得我麼？」 我一下就從聲音、舉止認出他來，兩個人都樂了。 一九三九年，我在晉察冀通訊社工作，就認識了柳蔭。那時他和倉夷一道工作，兩個人形影不離。我和他雖然並不是那麼親近，但給我留下的印象，特別深刻。在同伴們中間，柳蔭被公認為「狀貌如婦人好女」，正像司馬遷形容留侯張良一樣。 現在他也六十多歲了。談話間，他說晚年，有時感到寂寞。我勸他寫點東西。他說，寫一些詩，帶來了，因為怕我沒時間，放在了李湘洲那裡。我說，我很願意看看他寫的東西。第二天，湘洲就把詩稿送來了，共三冊。是用小學生的練習簿抄寫的。字體細小纖弱，像是十三四歲女學生的手筆，偶爾抄錯一兩個字，還用白紙貼上，重新抄好。所用練習簿，如同新從南紙店買出來，乾淨得似未觸手。 三本詩稿，裝在一個舊封套裡，表面又糊上一層同樣顏色的紙，寫好他自己的姓名和通訊處，貼好郵票一角八分，旁注「掛號」二字。這是為的，別人看過以後，即可很方便地送到郵局，給他寄回去。 我想：這都是老一代人的習慣。當天下午，我就坐在院子裡，讀完了一冊。 和其他文學形式相較，「五四」以來，中國的新詩，受外國詩的影響最迅速也最顯著，這是詩的形式特點決定的。歐美各國的著名詩人，古典的以及新的流派，中國差不多都是很快就有了譯本，加上會外語的人很多，他們的詩，在中國都曾有人學習過嘗試過。但影響比較深遠的，則要數拜倫、斐多菲、普希金、涅克拉索夫、惠特曼和馬雅珂夫斯基。這些詩人的作品，有兩種特點：熱烈的情感和對現實的凝注。歐洲的形式主義的詩和象徵主義的詩，在中國也曾得到流傳，並有名家，但這種詩，多行之不遠，影響不大。因為這都是詩人書齋裡的玩意，廣大的群眾無法接受。 與人民的現實生活及當前的命運相結合，在中國的土地上，不斷產生自己的歌手。他們的成功之作，多在早期，即青春熱情興旺之時。這種熱情多是單純的，無私的，並沒有其他干擾。及至晚期，經過各種消磨，大多失去朝氣，影響也就漸漸微弱。 我以為，中國的新詩，從誕生就是歐化的成分居多，受外來影響較大。但這究系形式，並不妨礙中國新詩的作者，發揮其天才及熱力，為中華民族的興盛而呼號。實際上，每當變革之期，都有代表這一時代的歌者，應運而生，作雄雞之唱，風靡一代。中國新詩的形式，恐怕就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這是無法挽回，也無法改變的。 對於柳蔭的詩，我的印象是：婉約舒暢，節拍和諧，有一條脈脈的情緒，貫穿其間；有一點鮮明的理想，懸諸詩外。 章法完整，讀過後，餘味無窮。 不可諱言，我對他的詩的評語，是年歲相當，經歷相同，處境相似的人的一種共鳴，也可以說是知音。有些青年詩人，恐怕就不是這樣看的。他們會說，這是一種過時的詩歌，是涅克拉索夫、惠特曼的老調重彈。 很可能是這樣。我也承認，柳蔭的詩，並不是雛鳳之聲，而是老鳳之聲。 詩貴有我，我也是這樣主張的。這個我，必須聯繫人民，聯繫時代，這也是沒有爭論的。但在中國，強調一面，總要漸漸走到它的反面去，雖聖賢豪傑之士，亦所不免。詩中有我，但如果把我神化，不斷擴張自我意識，以自我為中心，觀察一切，判斷一切，並且不斷神化自己的天才、靈感、膽量，漸漸也就會出現一種很不健康的症狀。所寫出的詩，也就會變成大言欺人的東西。這種詩，以其短促、繁亂、淒厲的節拍，造成一種於時代，於國家都非常不祥的聲調。讀著這種貌似「革新」的詩，我常常想到：這不是那十年動亂期間一種流行音調的變奏和翻版嗎？從神化他人，轉而為神化自我，看來是一種新的探索，新的追求。實際上這是一個連貫的，基於自私觀念的，喪失良知的，游離於現實和人民群眾之外的，帶有悲劇性質的幻滅過程。 我也明白，時代不同了，一切都沒有過去那麼單一了。戰歌和牧歌，都不應時了。你聽窗子外面是什麼聲音，斧鑿叮咚，青年人在婚前，製造著一米多高的衣櫃；「磚來！」「泥來！」 是住戶擴建幾平米的小屋。伴奏著勞動之聲的，是翻來覆去，百聽不厭的《毛毛雨》和《桃花江》。 在這種環境裡，在這種氣氛裡，老年人感到一點寂寞，也是勢所難免理所當然的吧。回憶過去，當然有你的自由。多數人在面對現實。 我想，柳蔭，正是面對現實，他才去寫這些帶有回憶錄性質的詩的。 什麼事情，忘記根源，蔑視根源，糟蹋根源，都會受到無情的懲罰。陝西、四川因為砍伐了上游的樹木，破壞了水土，都已經暴發了水災。老的一代，經歷了十年大霧四塞，荊天棘地，蛇蠍環逼的痛苦生活，創傷未及平復，又寫下了回憶戰爭，回憶饑寒，回憶瘧疾，回憶戰友死亡的詩。它的意義或者說它的終極目的何在呢？當然不是對現實的失望或絕望，而是寄托著一種為了祖國，為了未來，為了青年一代的希望。 讀著柳蔭的詩，我像聽著暮鼓晨鐘一樣。也有回憶，也有憧憬；也有過去，也有未來；也有結束，也有開始。有多種情緒，有多種感慨，交織在我的心中。過去，是不可能這樣想到今天的，然而今天，是無法忘記那樣的過去的。 柳蔭這次來天津，在我這裡只談了兩個小時，我想留他吃頓午飯，他也沒有答應。辦完公事，他就回到北京去了。今天，夤夜二時，我從床上爬起來，坐在燈下。只有這個時刻，我的周圍最安靜。我要利用它，來為故人的詩寫點什麼。晚秋的蚊子集中到我的腳面上來，我忍耐著。回憶著我們在窮山惡水的阜平，共同工作的那一段歲月。 自從這個「敵」字被簡化，故人隨便加上一撇，便可以變成「敵人」。因此，故人的情況也已經變得很複雜了。有這樣的故人：被一個跟著「四人幫」造反的頭頭，只是打了兩拳頭，就倒了過去。從此成了頭頭的隨從、侍衛，端茶倒水，擺椅子，擦桌子，拿筆記本，捧眼鏡盒。並且充當頭頭的密探，打小報告，甚至栽贓誣陷過去的同志。這種人現在正想著什麼呢？ 這樣的回憶，就使人不愉快了，這也就是容易使人感到寂寞的原因之一。但是，作人、寫詩，總是不能排除回憶的。 最近，我為吳芝麟同志抄了一段唐寫本《世說新語》，在跋尾寫道：「今日午睡起，擬寫十年人物誌，繼思：以百紙寫小人之醜事，不若以一紙記古人之德行，於心身修養，為有益也。」 讀柳蔭的詩，幫助我回憶了過去的有益的生活，給了我生活的力量，使我對堅持民族傳統道德更有信心。這種回憶，對於身心的修養，自然更是有益的。柳蔭的詩，也可以說是哲理的詩。所謂哲理，是從生活的變化，推演出來的，這樣的哲理才能使人信服。 1981年9月26日晨，寫完並改訖。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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