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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很注意把國外優秀的中篇小說介紹到中國來。他自己就翻譯過像《表》這樣的中篇童話。在他所主持的《譯文》上還登載過曹靖華譯的《遠方》，也是中篇。同譯者所譯聶維洛夫的小說《不走正路的安得倫》，也是中篇，也是魯迅介紹出版的。我們在抗日戰爭年代，因為缺少讀物，曾油印一次，對大家還是很有好處的。 我讀的外國小說很少，近十幾年，讀不到新的譯作，不知國外有什麼新的好的中篇產生。就我所讀過的普希金的《杜勃洛夫斯基》，梅裡美的《卡爾曼》，果戈理的《布爾巴》，契訶夫的《草原》，這都是公認的名著，各有各的風格，能找來參考，總是好的吧。 讀書，各人的愛好不同，有人喜歡讀短篇，有人喜歡讀長篇，但就有日常工作的人來說，中篇小說卻是最適合的讀物，一可不需要很長時間，攜帶也方便；二可得到較完整的藝術欣賞，也不會弄得太疲勞的。 當然，現在有些青年，一個晚上，躺在床鋪上，就能讀完一部幾十萬字的長篇，然後把書往床鋪下面一扔，酣然入睡，中篇小說，恐怕就不是他所愛好的了。 1977年8月25日 四月八日夜，夢攜眷遠行，宿旅舍，與老母對話，內心感傷，及醒，淚掛眼角。開燈吸煙，卻忽然想到與茅盾同志有關的一件小事： 一九四九年進城後，相熟的一位電影導演，要我寫一個關於白洋澱的電影腳本。當時我正在青年，對這種洋玩藝也躍躍欲試，就把我寫過的一些小說、散文，重新編排了一下。 就是把內容統一，把故事連貫，已有的用剪報，沒有的另寫篇章。弄成以後，剪貼抄錄在一本舊公文紙簿之上。 過了很長時間接到那位導演來信，說腳本先送茅盾同志審閱，同意了。後又送另一位負責同志審閱，否定了。現將腳本奉還。他並把另一位同志的批示，抄錄在腳本封皮之後。 腳本封面，有茅盾同志的親筆題字：「閱，意見在另紙。茅盾。」 但那寫在另紙上的意見，卻沒有見到。另一位同志的指示大意為：這些故事，想像的成份多，還是以拍別一部小說為好。 「別一部小說」，也是寫白洋澱的，當時頗流行。我翻看了一下，其中實錄部分固然不少，卻發見我的一篇作品，也被改頭換面，采錄在內。這是有書可查、有目共睹的事，絕不是出於我的「想像」。 當然，我那個腳本只是一次嘗試，寫得也確實很不像樣子。一部作品，根據審定程序，誰肯定，誰否定，都系平常的事，其中並無恩怨可言。我把腳本新寫部分摘出來，改成了一篇短篇小說，就是《采蒲台》，此腳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發還後，我清理舊稿時，用它生了火。從此打掉了我的興頭，以後，對寫電影腳本的事，我一直持極其冷漠的態度，並勸別人也不要輕易搞這個。 1981年4月9日 我常常考慮到作家修身的問題。人們習慣認為文人的不幸和招禍，在於文字，其實細察歷史，並不盡然。文人遭難，有的因為貧苦疾病，有的因為權大勢重，有的因為依附不當，有的因為行為不端。毀於文字者十之三，毀於立身者十之七。 其中自有仁人志士，垂名千古，確也有很多無辜者，甚至是想不到的飛災橫禍。查歷代文字獄檔案，其所謂文字獄，其直接起因，往往並非文字，而是因為別的事引到文字上，好加罪名。因此，在待人接物之間，出入進退之間，要留有餘地，要特別小心。 所以，你應該讀一些文學史的書，知道行文要注意以外，還要留心其他方面的事。同行之間，與其親熱，莫若疏遠一些，對於批評家的言論，說你好或說你壞，不要過於認真，因為他們的話是靠不住，是要常常改變的。有些討論會，也不要那麼熱心，因為有些問題，已經討論多少次，多少年了，總聽不到有什麼新的意見。節省一些時間和精力，多回幾次老家，和鄉親們談談，對創作才真正有利。 以上都是題外的話，你可能聽得厭煩了。很多事情，正像魯迅說的，在你沒有經歷之前，說多少也難領會其要義；在你經歷之後，再說多少，也就沒用了。 1982年9月30日 前些日子，我讀了你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一篇小說，我坦率地說，我不大喜歡那篇小說，我以為這種寫法，不能發揮你之所長。那篇小說，寫的是市民吧。我說那個老人的性格不統一，這個詞兒，可能不太準確。應該說是不突出，不完整。或者說性格複雜。把人物性格寫得複雜一些，不要寫得那麼單純，也可能是你在這篇作品中著意追求之點。 目前，有人說我寫的一些評論文章，是在教訓別人，或是要別人按照我的主張去寫作，這是有意的歪曲和挑撥。無論是青年，老年，誰也沒有權利要人家按照他的主張寫作，我更沒有那種野心。 但是，在當今的文壇上，確有那麼一些人，急於求成，匆匆忙忙，想樹立一面旗幟。雖有不少的人為之吶喊，時間也有幾年了，他們那面旗幟，還是沒能樹立起來，這又是什麼道理呢？ 於是，有人又想標立一些新鮮名目。半年以前吧，上海一家刊物，要我參加「問題小說」的討論。我回信說，我不知道什麼叫「問題小說」，平時沒有注意過，更沒有研究過。 「問題小說」，難道還有「沒有問題」的小說嗎？ 文學的旗幟，不是那麼容易就樹得起來的。卅年代，有一個楊村人，他想樹一面「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旗幟，但費盡心機，無論如何也沒有能把他的旗子，插在中國的地面上。這很簡單，大地不接受他這面旗幟。 另外，有人主張：一個作家要有幾副筆墨。從我學習文學以來，就認為一個作家只能有一副筆墨，比如曹雪芹的筆墨，施耐庵的筆墨。如果都有幾副，還怎樣去區別作家和作品？他們的作品，豈不成了趕時髦、追風尚、百貨雜陳的商店了嗎？ 有的作家，寫了幾篇小說，便自以為也是理論家，這是會自誤誤人的。為這種理論所指導，他們的作品，日見單薄空虛，很快就會出現胡編亂造的東西了。 1982年10月14日清晨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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