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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的詩是一種失敗的嘗試，我將於論新詩時論他。至於他的小品散文，則周作人氏稱之為「近來第三派新散文的代表，是最有文學意味的一種」。他的散文作品已成為單行本者有《雜拌兒》、《燕知草》，又有與葉紹鈞合作的《劍鞘》。他的文字的特點，據周氏說就是直承明末小品文的系統。周氏嘗以「集團」、「個人」兩時期表示文學的變遷，又嘗把三千年文學分為循環出現的「言志」、「載道」兩派。載道派屬於集團，言志派則屬於個人。言志派必在王綱解組，君師勢力衰歇的時代方得發展。所以晚周，魏晉六朝，五代，元，明末，民國有著真的言志文學。明代公安、竟陵一路的文字是那時的一種新文學運動，兩派文學融合起來產生了清初張岱（宗子）諸人的作品。他們所作以小品為多。小品是文學發達的極致，其位置處於個人文學之尖端。是集合敘事說理抒情的分子，浸在自己的性情裡，用了適宜的手法調理起來的東西。（參看周氏《中國新文學源流》，《近代散文鈔》新舊兩序） 現在的新散文實在還沿著明末小品文字的系統發展。所以周氏又在《陶庵夢憶序》中說：「現代散文在新文學中受外國的影響最少，這如其說是文學革命的，還不如說是文藝復興的產物，雖然在文學發達的程途上復興與革命是同一樣的進展……我們讀明代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覺得與現代文的情趣幾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難免有若干的距離，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對於禮法的反動，則又很有現代氣息了。」又《雜拌兒跋》說：「現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條湮沒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以後又在下流被掘了出來；這是一條古河卻又是新的。」他說俞平伯和廢名的文字像竟陵派的清澀，而其情趣則又似明末諸子。 關於前一點，周氏於講主張抒寫性靈的公安派之餘，又說道；「不過公安派後來的流弊也就因此而生。所作文章都過於空疏，浮滑，清楚而不深厚，好像一個水池，污濁了當然不行，但如其清得一眼能看到池裡，水草和魚類一齊可以看清，也覺得沒有意思。於是竟陵派又加以補救。竟陵派主要人物為鐘惺、譚元春，他們的文章很怪，裡面有許多奇僻的詞句，但其奇僻絕不在摹仿左、馬，而任著他們自己的意思亂作的。其中有許多很好玩，有些則很難看得懂。」他又說：「胡適之，冰心，徐志摩很像公安派，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好像個水晶球樣，雖然晶瑩好看，但仔細地看多時，就覺得沒有多少意味了。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廢名兩人，他們的作品有時很難懂，而這難懂卻正是他們的好處。同樣用白話寫文章，他們所寫出來的卻是一樣，不像透明的水晶球，要看懂必須費些功夫才行。」俞平伯有一篇《夢遊》是用文言寫的，脫稿之後不署姓名叫朋友們去猜，他們猜是明人做的，至遲也在清初。其白話文字也如他評張岱的文字，「練熟還生以澀勒出之。」又如周作人《燕知草跋》：「以口語為基本，再加上歐化語，古文，方言等分子雜揉調和，適宜或吝嗇地安排起來有知識與趣味的兩重統制。」 關於後一點，則朱自清曾說：「近來有人和我論平伯，說他性情行徑有些像明朝人。我知道所謂明朝人，是指明末張岱，王思任等一派名士而言。這一派人的特徵我慚愧還不大弄得清楚；借了現代的流行話大約可以說『以趣味為主』吧。他們只要自己好好他受用，什麼禮法，什麼世故，是滿不在乎的。他們的文字也如其人，有著『灑脫』的氣息，平伯究竟像這班明朝人不像，我雖不甚知道，但有幾件事可以給他說明。你看《夢遊》的跋裡，豈不是說，有兩位先生猜哪篇文字像明朝人做的？平伯的高興從字裡行間露出，這是自畫的供招，可為鐵證。標點《陶庵夢憶》，及在那篇跋裡對於張岱的嚮往，可為旁證……我知道平伯並不曾著意去模仿那些人，只是性習有些相近，便暗合罷了；他自己起初是並未以此自期的，若先存了模仿的心，便只有因襲的氣氛，沒有真情的流露，那倒又不像明朝人了。」（《燕知草序跋》）又，周作人也說，平伯的雅致與明末人士相近。 按明末人士輕視傳統思想，掙脫禮教束縛，其性格大致豪邁清狂，風流放誕，甚有流於古怪偏僻不可向邇者：如張岱《文秕五異人傳》，張山來《虞初新志》所記人物，頗有魏晉名士和希臘犬儒派精神。其生活則主張「情趣主義」，興之所在，立即見諸行事。沒有什麼可以阻擋得住。甚至有人將他全部生命犧牲在興趣上面的，好像徐霞客肩荷一袱被，手挾一油傘，遨遊國內名山大川30餘年，遠至粵西滇貴，飢渴寒暑，盜賊虎狼，及其他困難均不足稍沮其氣。嘗因友人一言之激，登雁宕絕頂與麋鹿為群三晝夜；以一念好奇，西行萬里，求黃河之源。這樣奇人奇事實為以前歷史所無，也就是明末人士精神之所在。 又，他們對於生活能仔細地欣賞，享受。有周作人所說「好事家」態度。讀張岱《陶庵夢憶》，劉侗《帝京景物略》，李漁《笠翁偶集》及《隨時即景就事行樂之法》，均可覘其一斑。俞平伯《夢憶跋》謂張岱「其人更生長華腆，終篇著一毫寒儉不得，然彼雖放恣，而於針芥之微，莫不低徊體玩，所謂『天上一夜好月，與得火候一杯好茶，只可供一刻受用，其實珍惜之不盡也』……」這就是生活享樂法的具體解釋。 相傳平伯赴美留學，到數日即歸，朋友挽留不住，其興到即來，興盡即返，與山陰訪戴故事相彷彿，性格之脫落不羈可以想見。又，平伯為俞曲園孫，家世甚舊。詩集憶所述童年瑣事，富有細膩溫麗風光！在這樣環境裡長大的人當然能將生活加以藝術化。他的趣味與明末人士暗合，就不算什麼奇事了。 《燕知草》有許多文字情趣逼似明人，如《春晨》、《緋桃下的輕陰》、《西泠橋上賣甘蔗》、《眠月》、《雪晚歸船》、《打桔子》、《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 作者文字可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時期注重細緻綿密的描寫。第二時期則文句較為單純，表現一種素樸的趣味。朱自清說：「書中文字頗有濃淡之別……平伯有描寫的才力，但向不重視描寫。雖不重視，卻也不至於厭倦，所以還有《湖樓小擷》一類文字。近年來他覺得描寫太板滯，太繁縟，太矜持，簡直厭倦起來了。他說他要素樸的趣味。《雪晚歸船》一類東西，便是以這種意態寫下來的……書中前一類文字好像昭賢寺的玉佛，雕琢工細，光潤潔白；後一類呢，恕我擬於不倫，像是吳山四景園馳名的油酥餅——那餅是入口即化，不留渣滓的。」（《燕知草序》） 作者之詩喜談哲學，作散文此癖亦不能改。朱自清謂其「夾敘夾議的體制，卻沒有墜入理障裡去，因為說得乾脆，說得親切，既不隔靴搔癢，又非『懸空八隻腳』，這種說理，其實也是抒情的一法。」但我以為這還是作者失敗的地方，《湖樓小擷》寫風景大談其佛理，和同異之理，實覺令人頭痛。朱自清的小品散文有《背影》、《蹤跡》（一部分為新詩）及《歐游雜記》等。朱氏與俞平伯為好友，文體亦頗相類，蓋同出周作人之門而加以變化者也。但俞氏雖無周廣博之學問與深湛之思想，而曾研哲學，又耽釋典，雖以不善表現之故有深入深出之譏，而說話時自然含有一種深度。至於朱氏則學殖似較俞氏為遜，故其文字表面雖華瞻，而內容殊嫌空洞。俞似橄欖，入口雖澀，而有回甘；朱則如水蜜桃，香甜可喜，而無餘味。俞、硃筆法都是細膩一路。但俞較綿密而有時不免重滯，朱較流暢有時亦病其輕浮。俞似舊家子弟，雖有些討厭的架子，而言談舉止總是落落大方；朱似鄉間孩子初入城市，接於耳目，盡覺新奇，遂不免憨態可掬。這話或者有些唐突我們的作家吧。但看下面這一節文字，我又覺得這樣批評不算過分了。 她那幾步路走得又敏捷，又勻稱，又苗條，正如一隻可愛的小貓。她兩手各提一隻水壺，又令我想到在一條細細的索兒上抖擻精神走著的女子。這全由她的腰；她的腰真太軟了，用泉的話說，真是軟到使我如吃蘇州的牛皮糖一樣。不止她的腰，我的日記裡說得好：「她有一套和雲霞比美、水月爭靈的曲線，織成大大的一張迷惑的網！」而那兩頰的曲線，尤其甜蜜可人。她兩頰是白中透著微紅，潤澤如玉。她的皮膚，嫩得可以掐出水來；我的日記裡說「我很想去掐她一下呀！」她的眼像一雙小燕子，老是在灩灩的春水上打著圈兒。她的笑最使我記住，像一朵花漂浮在我腦海裡。我不是說過，她的小圓臉像正開的桃花麼？那麼，她的微笑的時候，便是盛開的時候了；花房裡充滿了蜜，真如要流出的樣子。她的發不甚厚，但黑而有光，柔軟而滑，如純絲一般。 這段文字真是風流跌宕，詩意蘢蔥。尤其那活潑輕靈的筆調好像並不吃力，要摹仿時半句也難。在新文學中這樣不落窠臼的「女性美」描寫，果然少有。但你知道他描寫的對象是什麼人呢？原來僅僅是友人家裡的一個青年傭婦。我並不說傭婦中沒有美人，也不敢限製作家描寫的自由。但總覺得作家說話應當有點分寸。一個傭婦用了這樣美麗的形容詞去形容，真的見了西子、王嬙又當說什麼話呢？作者與俞平伯共作《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把那「一溝臭水」點染得像意大利威尼斯一樣，我已嫌其「描寫力」之濫用；但那是夜間所游，所見景物本不明確，作家以想像力加以改造尚無不可，至於人物也要「化腐臭為神奇」，那就不大妥當了。總之作者見聞過於偏狹，而描寫才力有餘，不擇對像而亂用，所以如此。又他對於生活感覺得很美滿，只有讚頌，永無詛咒，表現於文字者遂亦覺太甜，甜得至於令人膩。 其寫自然風景則頗多□E麗委婉，性靈流露之處。如《荷塘月色》之一段： 月光如流水一般，靜靜地瀉在這一片葉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霧浮起在荷塘裡。葉子和花彷彿在牛乳中洗過一樣；又像籠著輕紗的夢。雖然是滿月，天上卻有一層淡淡的雲，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為這恰是到了好處——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別有風味的。月光是隔了樹照過來的，高處叢生的灌木，落下參差的斑駁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彎彎的楊柳的稀疏的倩影，卻又像是畫在荷葉上。塘中的月色並不均勻；但光與影有著和諧的旋律，如梵婀鈴上奏著的名曲。 《溫州的蹤跡》記馬孟容海棠橫幅，筆致之細緻秀媚，也如畫中的花一般，「嫵媚而嫣潤」，「紅艷欲流」。 但我們要知道作者風格也和俞平伯似的，顯然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期如工筆花卉，設色鮮活而究覺板滯。第二期則是寫意筆法了。像《旅行雜記》與《溫州的蹤跡》作風便不相同。 作者有些文字頗有稚氣，像《仙巖梅雨潭的綠》一段；「那醉人的綠呀，我若能裁你為帶，我將贈給那輕盈的舞女，她必能臨風飄舉了。我若能挹你以為眼，我將贈給那善歌的盲妹；她必明眸善睞了。我捨不得你；我怎捨得你呢？我用手拍著你，撫摩著你，如同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我又掬你入口，便是吻過你了。我送你一個名字，我從此叫你『女兒綠』，好麼？」便是最可厭的濫調。新學為文者每易蹈此而不自覺。所以成為近人所譏笑的洋八股，特為拈出，以便知所警戒。 葉紹鈞為五四後有名之小說家。散文有與俞平伯著的《劍鞘》和《腳步集》。前者多寫抒情，後者則多雜感和短篇小說體的散文。 作者散文的好處第一是每寫一事，刻畫入微，思想深曲沉著，有鞭辟入裡之妙。試引《回過頭來》一節： 低頭做功課也只是微薄的強制力，勉強支持著罷了。 這可以把樂器的絃線來比喻：韌強的絃線找不到，固然可以把粗松一點的蹩腳貨來湊數，從外貌，這樂器是張著整齊的絃線，偶一揮指，也能夠發出卜東的聲音。但是這粗松的絃線經不起彈撥的，只要你多彈一會或者用力量一點，它就拍地斷了。當然的，你能夠把它重行續上；然而隔不到一歇，它又拍地斷了！斷是常，不斷是變；不能彈是常，能彈是變；這蹩腳的絃線還要得麼？可憐我僅有這蹩腳的絃線，這微薄的強制力，所以「神思不屬是常」，而「心神傾注是變」了。 形容不能潛心之苦，何等深細，而譬況又何其恰當巧妙。第二，他因為氣力充足之故，常能不借「比喻」、「形容詞」的幫助而為正面的描寫。描寫借助於「比喻」原是文學上少不得的辦法，但真正上乘文字則自能以白描見長。如《老殘遊記》聽白妞說書一段文字是有目共賞的了。但胡適說它不如齊河縣看黃河打冰的一段。俞平伯、朱自清的描寫好用比喻，徐志摩更多，甚至近於鋪排。而葉氏獨能擺脫這種習慣，「白戰不許持寸鐵」，哪得不令人拜倒！ 《回過頭來》記福州某校籃球比賽，描寫球員跳擲奔馳的姿勢，曲折自如，淋漓頓挫，真公孫大娘舞劍手段！ 葉紹鈞與俞、朱亦屬至契，所以無形中有些受他們的影響。像《腳步集》裡的《讀書》、《雙雙的腳步》、《與佩弦》、《國故研究者》、《怎麼能……》頗有《雜拌兒》風味。但以著者私見而論：這實是葉氏失敗之著。葉氏自己的文字，結構謹嚴，針縷綿密，無一懈筆，無一冗詞，沉著痛快，愜心貴當，既不是舊有白話文的調子，也不是歐化文學的調子，卻是一種特創的風格，一見便知道是由一個斫輪老手筆下寫出來的。這實在是散文中最高的典型，創作最正當的軌範，豈惟俞平伯萬不及他，新文壇尚少敵手呢——周作人雖為小品散文之王，但其所長在思想不在藝術——若他捨自己之所長而學他人之所短，那真不啻下喬木而入幽谷了。我希望他以後不再如此。 豐子愷是一個藝術家，以漫畫出名。關於藝術文字甚多，散文則有《緣緣堂隨筆》。豐氏乃葉紹鈞之友，與俞、朱大約也相識。其作風雖不能強說與俞平伯一路，但趣味則相似。所謂趣味即周作人之「隱逸風」及俞平伯「明末名士的情調」，我們又不妨合此二者以日本夏目漱石的東方人「有餘裕」、「非迫切人生」、「低徊趣味」來解釋。 漱石《草枕》解釋東方趣味說，即「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的生活，他以為「如果在20世紀睡眠是必要的話，那麼在20世紀，這出世間的詩味是很要緊的。在這些詩裡我們尋著了別的乾坤，那就是在令人疲倦的輪船、火車、權利、義務、道德、禮義之外，尋著了一個忘卻一切，酣然入夢的乾坤。」 豐氏說他的心為四事佔據著：天上的神明與星辰，人間的藝術與兒童。他說：「世間有一個極大而極複雜的網。大大小小的一切事物，都被牢結在這網裡，所以我想把握某一種事物的時候，總要牽動無數的線，帶出無數的別的事物來，使得本體不能孤獨地明晰地顯現在我的眼裡，因之永遠不能看見世界的真相。」把這世網剪破，真相便顯露。藝術宗教，便是剪破世網的「剪刀」。怎樣剪法呢？他教人「對於世間的麥浪，不要想起是麵包的原料；對於盤中的桔子，不要想起是解渴的水果；對於路上的乞丐，不要想起是討錢的窮人；對於目前的風景不要想起是某鎮某村的郊野。」這就將網剪破了。其人便能「常常開心而讚美」了。這類思想在現代批評家看來，也許要加以什麼「反革命」、「落伍」等等攻擊，但弓弦張而不弛便不免繃斷，人類心靈永遠充滿戰鬥思想也不免苦悶難堪。在這十分緊張的工業時代和革命潮流洶湧的現代中國，搏鬥之餘，享樂暫時的餘裕生活，也是情理所許的事，不過沉溺其中不肯出來，成為古代真的避世者風度，卻是要不得的罷了！ 原載《青年界》，1935年3月，第7卷第1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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