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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題目既分為兩個部分，也該分為兩個部分來談。第一部分談我的寫作，談寫作必先談寫作經驗。 每一位作家都有寫作經驗，由於各人稟賦和生活習慣不同，寫作經驗也大不相同。人的文思有的敏捷，有的遲鈍，寫作時間的長短，遂亦隨之而異；有人擅長寫詩，有人擅長寫散文，有人則擅長於寫小說或戲劇，作品的形式，當然也有差別了。 我個人的文思是遲鈍的一路，一篇二三千字的小文，也要費我一二天或三四天的時間。看見別人下筆萬言，倚馬可待，每稱羨不置，無奈天生氣質所限，想學也沒法學得來。 我以前在某文中也常談到這類的話。我說我的腦筋好像一架機器，日久不用，則必生銹，運用時，每覺其轉動不靈，必須將銹擦去，再塗上潤滑劑，始可恢復原來功能。所謂擦銹，便是臨紙前的準備工夫，換言之，便是構思。日久不寫文章，構思是相當艱苦的，一支筆在紙上亂塗亂畫，不知從哪裡開始才好，好容易起了一個頭，又覺得不愜意，塗去重起，起了好幾次，塗了好幾次，才選定了一個。頭算是起定了，怎樣劃分段落，怎樣佈置主要和附從的論點，又都要費許多心思。這樣鬧了半天，腦子里長的銹好像擦得差不多，機器才可以開動了。少年時代擦腦銹僅費一二小時，中年則需半日，老年竟需要一二天。所以我說我的文思是遲鈍的一路。 我知道或者有人要驚異地問，你寫文章既這麼艱難，那麼你一生中何以寫了這麼多的文章，單以結集出版的單行本而論，也有差不多十幾本，那是怎樣來的呢？我要回答說：這些成績實在得之非易，費了我30餘年的時間和勞力，而且每一單行本不過十幾萬字，像現代作家一年裡出版磚頭一樣厚的書兩三本，我是愧不能比。 不過，我也要替自己回護一句：現代作家所寫磚頭一樣厚的書，大都是小說，而且是長篇小說，而我寫的則大半屬於散文。寫小說容易，長篇比短篇又更容易，只須將幾個人物造型塑出，全書情節安排妥當，便一段一段地，一章一章地寫下去。筆鋒寫到滑溜的時候，一天寫上幾千字，或萬把字並不怎樣困難。諸位大概都有踏縫紉機的經驗——若沒有，則可以問你們的太太——我們用縫紉機器時，先把底線上足，安入梭子裡，再將線陀安上機脊的立軸，再將線頭抽出，左一繞，右一彎，在機器各部位按順序搭好，再穿過針，將底線鉤上，然後才可縫紉衣服。這時候機器「嘀嗒」、「嘀嗒」地響，可以無休無止地整天縫下去，直到一件衣服縫成為止。所以用縫紉機只有起頭有點麻煩，從後便一直順利了。寫小說也是如此，只有起頭難，起了頭以後便可以一線到底寫下去。至於寫散文呢，一篇僅有二三千字，至多四五千字，每篇要起一個頭，這篇的頭和那篇的頭，又毫不相涉。好容易起了一個頭，文思正在活潑進行時，計算計算篇幅，又不得不戛然而止。這像踏縫紉機器，縫一條手帕也要新起一個頭，費的時間和精力當然多得多了。感覺想又有人要問，那麼，你為什麼不寫小說，也寫現代作家磚頭一樣厚的小說呢？小說我也寫過。自敘傳《棘心》便是用小說體裁寫的。另兩本短篇小說，一本是歷史小說，以前名為《蟬蛻集》，現在改名《秀峰夜話》；一本是神話小說，以希臘神話為題材，名為《天馬集》。這兩本小說決沒有磚頭一樣厚，連瓦片都談不上，（因為台灣目前所用瓦片都采洋瓦型式，也有相當的厚度呢。）為什麼寫不長，為的歷史小說不能憑空杜撰，既需要相當豐富的資料，也需要比較精確的考證，否則寫的人物不知是哪一朝的人物，寫的故事不知是哪一代的故事，便不免貽笑方家了。我的神話小說系採取美文體裁，為的希臘神話本來瑰奇美麗，閃射寶石一般的奇光，假如不用美文體裁來寫，豈不落了古人兩句話：「刻畫無鹽，唐突西子」，用美文來寫文章比之普通文體，自然比較費力。 我也曾用美文體裁寫一個三幕劇，名為《鳩那羅的眼睛》，系採取佛經裡印度孔雀王朝阿輸迦的太子與其王后的故事。故事是阿輸迦王后愛上前妻所生太子鳩那羅的眼睛，想和他戀愛，為太子所拒絕，王后懷恨遂設法挖取太子的雙目。我寫這個劇本，是受了王爾德劇本《莎樂美》的影響。莎樂美愛上了施洗約翰，想約翰給她一吻，不得，便設法慫恿她的叔父也可說是後父希律國王斫下了約翰的頭，送到她面前。她說：「約翰，你不許我親吻你，現在我親到了。」王爾德這個劇本和聖經上所記是不同的。作家對於古代的故事原有改造的權利，那也沒甚要緊。他這個劇本是不道德的，但因為用美文體裁寫，讀者只覺一種哀感頑艷的趣味直沁心脾，道德不道德，在所不論。我這個《鳩那羅的眼睛》也可說是不大道德的，但系採取美文的體裁，那不道德的氣氛便完全給沖淡了。這個劇本乃系30餘年前所寫，抗戰勝利後始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現商務又發行台灣第一版，收入人文庫內。除了這寥寥可數的幾個集子算是純文藝以外，其餘都是散文，散文也不是風花雪月，流連詠歎的一類，而是一些帶有學術性的雜文。為了難寫，所以磚頭厚的作品，與我無緣。現在談第二部分，我的研究。 我自開始寫文章時，便不想做一個文學家，若說我薄文學家而不為呢，也未嘗不可以。我是歡喜學術的，只想在學術上有所成就。為了不大瞧得起文學，故亦不肯在這上面努力。我深知一個人精力有限，一石投兩鳥，結果必一鳥都不能得，不如專心於一項為妙。關於學術，我在廿幾年前便以屈原作品為探討的對象，為了八年抗戰，又為了三年內戰，生活難得安定，耽擱研究光陰太多，及41年返台，又為了教書，時間精力不能完全用於研究，但頻年以來也寫了一百數十萬字。將來全書告成後，擬定名為《屈賦新探》，分為正副兩編。正編是《九歌》、《天問》、《離騷》、《九章》、《遠遊》、《招魂》等，屬於屈原親自撰寫的作品，副編則為有關屈賦問題，而自成單元的一些論文，譬如《崑崙之謎》、《從屈賦看中國文化的來源》等。 一個人想研究學術，非博覽群書不行。即不說像杜甫一樣「讀書破萬卷」，或像朱彝尊一樣天下有字之書均曾讀過，至少幾部主要的經史子集必須寓目。可是我的身體在少年和壯年時代，外表雖然豐腴，實際甚為脆弱，我的神經又有過敏的毛病，不能多讀書，尤其晚餐用過後便不能開卷，否則定必通宵失眠。所以我讀的書非常之少。我更有一種壞習慣，不能有系統地讀書，別說廿四史、十三經，我沒有從頭至尾讀過，便是《史記》、《漢書》也沒有全部瀏覽過。像王雲五先生少年時連大英百科全書都能閱讀一遍，在我簡直是不可信的奇跡。只有小說因其文理顯淺，趣味濃郁，我倒能讀個通篇，並且讀過一遍後，隔幾時再讀一遍，常讀三四遍至十餘遍不止。像三國、水滸、西遊、封神、紅樓、今古奇觀及文言文的《聊齋誌異》、《閱微草堂筆記》等，我可說都是讀到滾瓜爛熟。還有許多唐宋明清的筆記小說和民初翻譯的西洋小說也讀得相當多。若能將讀這些稗官野史功夫用之於讀正經典籍，我雖不能說「學富五車」，一車半車，總該有的吧。 我讀書還有一個不好的習慣，平日不肯讀書，到要用的時候才東一篇，西一篇臨時抓尋。說也奇怪，好像學問之神特別厚我，私自偏護我，給我抓到的時候多，抓不著的時候少。 我讀的書份量既不富，我的學問便像清代章學誠所說的「橫通」一流的人了。章氏所說的橫通者是些什麼人呢？那是善於販書的老賈，富於藏書的舊家，勇於刻書的好事者，其類人皆道聽途說，根底淺陋，唯以所業及所為，其所見所聞，有時博雅名流反有所不及，非向他們請教不可。可是他們的學問也只有這一點點，再請教便底裡盡露，不知所答了。所以這類人也可說是通，無奈只能名之為橫通，橫通當然是不值什麼的，故此章學誠用之為嘲笑的對象。不過以我研究學問的經驗而論，有時覺得橫通亦未可厚非。橫通若通得好，比直通更為有用。 所謂研究學問不過在探求某一目標的事理，這便是學者所欲尋找的寶物。現在作一譬喻，這裡有根竹竿，我們所探求的目標物，藏於竹竿頂端的某一節，直通者像一個蛀蟲，它從竹竿下部逐節向上鑽通，不知要費多少時間，才能鑽到那藏寶的一節。寶物是到手了，它的一生也完了。雖說能夠尋到寶物，朝聞夕死，也可無憾。可憐的是，它鑽到藏寶的一節對所要覓取的目標物，卻往往視而不見，交臂而過，還要再向上鑽。古今有恆河沙數的學者，青年受傳，皓首窮經，窮老盡氣，一無所得，和這個情形不正相像嗎？ 橫通者則不然，他也像個蛀蟲，也可說是鐵喙蜂吧。它一飛近竹竿，端詳一下，便知道寶物藏在哪一節，鐵喙一鑽，便鑽成一洞，直取目標物，滿載而歸了。這和那只從最下竹節慢慢向上鑽的蛀蟲相比，究竟哪個簡單？哪個節勞省時？哪個有真正的效果呢？可是想橫通也並非易事，必須具有靈敏的頭腦，銳利的眼光，並須賦有先天性，也可說帶有幾分神秘性的預感能力，才可勝任愉快，這等於禪宗的頓悟，心理學上的直覺，不是每個人都能辦得到的。 我的屈賦研究不敢說都是由這種「橫通」得來，但與「橫通」也有些關係。為了入世稍早，女孩子缺乏受教育的權利，對中國的聖經賢傳，沒有下苦工誦讀，對於古人那些高積如山的疏注，更絲毫也未曾注意，直到長大以後，再來涉獵，所以我的腦筋未曾被古人那些穿鑿附會的謬說所支配，迂腐不堪的主觀理論所毒化。我以純粹客觀態度來讀古書，是以得以不陷於前人的窠臼。我的頭腦既保持冷靜，我的眼光也就永遠保持明澈，常能透過千層霧障，看見前人所不能看見的情節，發現前人所不能發現的問題；我更能以快刀軋亂麻的手腕，從那像一團絲的古籍裡尋到端緒——問題中心——將它抽出來，織成一個秩然有序的網。不，這個網原來形式便是如此的，不過為了年深月久，幾條主線斷了，又混雜在許多斷線裡，便變成零亂的一堆了，現在我只須將那幾條主線連接起來，提起來一抖，那網子便又變成完整的了。 我說這話並非勸人不必讀書，不過在敘述自己研究經驗而已。一個人想做學問究竟非博覽不成，取精多，用物宏，才可成其名山絕業，像我這種浮光掠影的讀書法是萬不可為典範的。「學我者病，來者方多」，我倒悔不該說這段話了。 我寫學術文的興趣，比寫文藝性的文章，興趣不知濃厚多少倍，也不知迅速多少倍。譬如我撰《崑崙之謎》時，連搜尋參考材料，撰寫、謄清，七八萬字論文，費時不過一個月。撰《〈天回〉正簡及疏證》的後半部十餘萬字，也只費了一兩個月的工夫。前面不是曾經說過，現代中國作家寫小說不是往往日可萬言嗎？我這種速度又算什麼呢？不過學術文究竟非文藝性的作品可比，參考所費的光陰比撰寫超過幾倍，這是每個從事學術寫作的人都是知道的，不必多說。 胡適之先生曾說人生最大樂趣是在獲得學術上的新發現。我對這句話極為承認。發明相對論的愛因斯坦也說：「我們最美妙的感覺便是好奇心。這是真正藝術與科學研究的開始。」好奇心便是發現的動機。沒有好奇心是不能有藝術和科學上的發現的，也就不能享受發現的樂趣。我以前曾寫一篇文章，曾說道： 「當你研究一項學術，忽然發現了一條以前任何人沒有走過的道路，你循此路向前走去，忽然有個莊嚴的燦爛世界展開在你面前，奇花異卉，觸目繽紛，珍寶如山，隨手可拾，這都不算什麼，頂叫你咄咄稱異的，是一般原則到了此地，會發生改度，價值也因之不同了。原來是金科玉律不能動搖的，忽如冰山遇日而崩潰，原來是價值連城的，忽然賤如糞土，原來是針芥之微的，忽然要泰岱比重，還有一切一切駭目驚心的壯麗景致，說不盡，賞不完，你幾乎要懷疑是踏入天方夜潭的世界！」 我又說道： 「我覺得學術發現，給我趣味之濃厚……使我忘記了疲勞、疾病；使我無視於困厄的環境，鼓舞著我一直追求下去，其樂真所謂南面王不易。」 本來是談研究經驗的，現在忽又談到研究的樂趣，好像筆鋒又跑了野馬，也可說是畫蛇添足。不過研究樂趣是研究經驗的重點，是最重要的一章，這趟野馬不可不跑，蛇足也是不可不添的。 選自《蘇雪林自選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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