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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清皇朝自戊戌維新以後，繼之以義和團的胡鬧，引起了八國聯軍，帝后蒙塵的奇禍。後來和約已簽，列強武力的壓迫雖暫告停止，人民對於清室的敬意卻完全失去，怨恨之念與日俱深。並且一方面世界民主憲政的潮流，以不可抗的勢力，衝進了我們這個古老的國家；一方面國父孫中山先生種族革命的鼓吹，因了庚子的國恥，吸引了很多的知識青年，革命的種子在國內到處潛伏，遇有機會便要爆發開來。 我便在那個動亂時代，像一滴水泡似的出現於這個淵■人海，在我祖父縣署裡，過著說黃金固不似黃金，說黑鐵也未必是黑鐵的童年。不過為了生性渾噩，在那並不十分愉快的環境裡，仍然無憂無慮，逍遙自在，掏蟋蟀，撲蝴蝶，整天嘻嘻哈哈，和幾隻小貓相追逐。政治上有什麼變動，大人們都不去注意，與我們小孩當然更風馬牛不相及了。 可是，我在很幼小的時候，似乎便聽見「革命黨」這個名詞。我的祖父每日閱讀報紙，有時和賓客閒談，也得著若干新的政治知識，他知道有戊戌維新，他知道有所謂宣傳興漢撲滿的革命黨。但祖父雖並非讀書人出身，而且僅僅是一個七品功名的縣太爺，卻富於忠君思想，凡侵犯皇室尊嚴的，他都深惡痛絕，視為莫大的敵人。我們常聽見他對祖母罵：現在這個世界還成個樣子嗎？康有為提倡什麼保皇，骨子裡是他自己想當皇帝。他曾進紅丸想謀弒當今的光緒皇上，幸而陰謀敗露，同黨六人被殺，他卻逃到外國去了，太便宜他！至於那個「海盜孫汶」更不像話，他居然想排滿，要知道目前朝廷雖是滿洲人，但入關已差不多三百年，對我們施了多少深仁厚澤，我們怎可忍心排它？況且君臣名份一定之後，永遠不能改變，我們又怎樣可以排它？祖父罵革命黨總連保皇黨一起罵，後來才知道他也相信了後黨所散佈關於康先生的不利謠言：他們不是說康有為這個名字便含有帝王思想，「有」是「富有四海」，「為」是「貴為天子」嗎？ 祖父說的這些話，不但當時我們小孩兒聽得莫名其妙，連祖母也半明不白。她問祖父「你老愛說什麼『君臣名份』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祖父回答道「同你們不讀書的婦女說話真難，文了一點便嚷不懂。好，女人嫁人的道理你總知道吧。一個女人只能嫁一個男人，丈夫死了就該守節，不能再嫁第二次，這叫做『好馬不跨兩鞍，好女不嫁二夫』，不是這樣，便不算是貞潔的女人，人家都會瞧她不起。像我們做了大清朝的臣民的人，居然想對大清造反，那就是不忠，該捉來殺頭。聽說那個『孫汶』在英倫曾被我們公使館捉住一次，不知為什麼又讓人救了出去。真可惜。不過這種『亂臣賊子』，將來國法總是難逃的，我們等著瞧就是了。」 這一回祖母好像弄清楚了，我們卻只能懂個大意，將祖父說的話記錄成為目前型式，乃根據後來叔輩所追述。當時真正聽懂的是「康有為」、「孫汶」兩個都是壞人，他們想造反，造反便該殺頭！ 不過革命潮流居然衝入縣署的鐵門檻，爆發在年輕一代的書房裡，卻是我祖父所不能料到的。 祖父第二個兒子即我們的二叔，名錫衡，字均平，曾進過學，得過起碼的功名——秀才。因他天生剋妻命，連喪二妻，發憤要去當和尚，和尚若當不成，便要祖父讓他東渡留學，結果，他到日本學習什麼速成法政科了。到了日本，免不得斷髮改裝，半年後寄回家中一幀照片，頭上牛山濯濯，身穿方格西式學生裝。闔家傳觀，覺得影中儼然是個和尚，不再是我們的二叔，祖母更傷心流淚，飯也吃不下便去睡覺。她為怕兒子當和尚才花費一筆錢讓他出國，誰知仍然剪去了辮子，這與當和尚有什麼分別呢？一個人出了家，從此便要六親不認，世緣盡斷，這個兒子不算是丟了嗎？ 二叔赴日本僅年餘便返國，當時我太幼小，不知他為什麼，認為他和尚當膩了，又返俗，後來才知道是為日本文部省頒發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我國留日學生認為有辱國體，鬧了很大的風潮，許多留學生都捲起鋪蓋回國，二叔也是回國學生之一。 他在祖父縣衙裡裝了一條假辮，睡個午覺，辮子會掉下來，小孩頑皮扯辮梢一把，也使他立刻禿頂豁露，當堂出彩，他常怨苦不絕。後來頭髮長長了三四寸，那條假辮才編結牢固了。 二叔在日本時，不知曾否加入中山先生的興中會（我想他沒有，但看他以後和革命黨不發生關係便知），不過他一到日本，思想便起了絕大變化，回國後便在弟輩侄輩中灌輸革命思想，宣傳排滿理論，縣署裡那間為男孩們所設置的書房，空氣日益激變，老師不知道，祖父當然更不知道。 記得有一回我在書房門外走過。忽見四叔五叔六叔，大哥二哥在庭院裡用竹竿挑起一方白紙旗，旗上大書： 殺盡滿洲韃子， 恢復大漢河山。 他們在旗下拍手歡呼。我那時已能讀一些舊式章回小說，在精忠岳傳裡知道金國人叫做韃子，又聽見人說我們的大清朝皇帝也是韃子。不過我那時頭腦裡並無種族之見，只知皇帝高高在上，和我聽慣的「玉皇大帝」、「如來佛」一樣，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再者祖父經常說那類忠愛的議論，我雖聽得似懂非懂，也相當受他的影響，現在看見「殺盡滿洲韃子」一類大逆不道的話，竟在縣署裡出現，我怎能不驚！ 我當時便學著祖父的口氣對他們說道：「你們在這裡幹什麼？是想造反嗎？造反是要殺頭的啊！」 他們見秘密被人窺破，頗為氣憤，一齊握拳跺腳罵道：「小鬼頭，誰教你來偷看？快滾吧！你敢把今日的事去對人說，看我們不揍你個半死！」 我嚇得拔腳就逃，果然不敢把那天所見對人提起。 二叔在家裡沒住多少時候便到上海，和那些回國留東學生創立中國公學。他居然說服了祖父，捐出了一筆廉俸，作為公學的開辦費之一部分。他自己在那個學校裡算是創始人，又算是學生。三叔、四叔、大哥都跟他去上學。五叔體弱多病，六叔二哥年齡太小，仍留祖父身邊。後來六叔二哥還是去了。中國公學是光緒乙巳年（公元一九○五）開始創立的，第二年，即光緒丙午（一九○六）胡適之先生也考入這個學校（見他的《四十自述》），可見我們一家人和胡先生都有同窗之雅。可是，五四運動後，胡先生出了大名，我卻沒有聽見叔輩談起這件事。開始我不知其故，現在才知道胡先生在中國公學時，名字是「胡洪騂」庚戌年（一九一○）他考清華官費赴美留學才改名為「胡適」的，無怪我二叔們弄不清楚了。 至於我二叔在那公學裡經過了一個短時期，祖父便要他回家結婚，他的命果然不利妻宮，不久又遭了鼓盆之戚。心灰意冷，和尚固不做，革命也不談了。進了天津法政學校，第四次續絃，生了一夥兒女，自此只想謀個一官半職，獲升斗之祿，以維家計而已。我的四叔和大哥後來也均以家室之累，壯志消沉，成了一個普通人物。可見人在少年時代以無所牽累之故，思想純潔，志氣也較高，是非善惡之辨，比中年老年來得正確，究竟是可愛的！ 晚清的政治被西太后和一群昏庸貪戾的親貴大臣，搞得敗壞不堪，人心盡失，革命的火種蔓延愈廣。聽說一個叫做吳樾的革命黨，身懷炸彈，強圖擠上火車，行刺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五大臣沒有刺到，他自己卻給炸彈炸死。沒過幾時，又聽見有個革命黨叫做徐錫麟的捐了一個道台，刺殺安徽巡撫恩銘，被捉住剖心活祭。又有一個女黨員名叫秋瑾的在大通被砍頭。當祖父到上房，心情非常沉重地把這些消息報告給祖母時，祖母總是戰抖抖地說「啊！啊！革命黨這麼厲害，又這麼不怕死，看來大清江山是保不住了呀！」 這些話我們當時也不大聽得清楚，只聽見什麼「炸彈」，是不是像我們過年時節放的「沖天炮」、「雙響」？什麼「剖心」，莫非像太平天國他們玩的那一套？所有人名、事跡，都是我現在按故事情節給補上的。 我那時受祖母委任管理上房貓兒，四叔頂聰明，也頂刻薄，慣用俏皮話挖苦人，喚我做「貓監」。當時我不懂這句話的出典，現在想他也許從史記司馬相如傳「狗監」兩個字套來的。我只要幾隻小貓能和我相終始，大清江山保得住保不住，與我有什麼相干？ 可恨的是：小貓才一長大，正跌撲起勁的時候，祖母便替它們找婆家，一隻隻嫁出去。每嫁一隻，我就傷心難受幾天。看來大清江山，果然比不上我的小貓重要。 祖父由金華蘭溪調到錢塘仁和，一共干了好幾年，最後二年我已稍能閱報。 叔父諸兄自上海回家度寒暑假，總帶來一批新書新報，保皇黨和革命黨的刊物都有。前者可以公開，後者則成了他們枕中鴻寶，背著祖父偷閱。杭州距離上海頗近，新風氣傳來頗易，縣署裡報紙已有好幾份了。黨人的機關報什麼《民呼》、《民吁》、《民立》的，也備了一份。國家大事、世界新聞，當然不是我所能完全瞭解，但也知道這種報紙言論頗激烈，和滿清政府處處過不去。叔父諸兄非常愛讀，我的興趣只集中於錢病鶴繪製的畫報，曾收訂了幾大冊。辛亥年三月間，革命黨大舉襲擊廣州督署，事不成，同志殉難者甚眾，葬黃花岡者七十二士。民立報那一段時日裡的文章，激昂悲憤，有光有熱，我讀了每深為感動。該報所發表的林覺民、方聲洞烈士遺書，也賺了我不少的眼淚。可是這不過感於他們的慷慨犧牲，視死如歸的精神，並不攙雜種族情感，後來山西巡撫陸鐘琦全家盡節，我還謅了一篇祭文祭他，便可證明我的話了。 即於是年八月間，武昌首舉義旗，埋伏全國的革命火種，像受著狂風的煽揚，頓時都放出熊熊光焰，匯成了一片火海。今天打開報紙。某某地方光復了，明天打開報紙，又某某省份宣佈獨立了。報紙宣傳的威力，再沒有像那個時代大得驚人的：好像張良一曲楚歌，吹散了楚霸王八千子弟兵，又好像一股強烈颱風，襲來時拔木摧屋，排山倒海，非人力所能抵抗。有人說滿清三百年的皇朝是給報紙打垮了的，果然，果然。不過若非人心思漢，報紙又能發生什麼力量？人心何以思漢？又豈不是為了種族情感是人類的良知，人類的本能，雖被壓抑數百年之久，一旦時機來到，便像萬派狂流，朝宗入海，沛然莫之能御；又像火山爆發，烈焰衝霄，熔漿滾滾，蔚成天下奇觀。 我的祖父在江浙做了二三十年的縣官，積資升任海寧知州，時已交卸了錢塘縣縣篆，賃屋於撫署左右，待辦理了入京引見各項手續，便將赴任。是年九月中旬，上海光復，浙江也於同日落入革命軍之手。率領部隊攻擊撫台衙門，生擒巡撫曾韞的革命軍頭領，後來才知道便是現任總統蔣公介石。在那些日子裡，我們闔家上下都提心吊膽，寢食不安。那晚聽見撫署槍聲，知道革命軍已在發動，當然更秉燭待旦，不敢更睡了。天色已明，有個小僕人悄悄來報告，看見革命黨軍隊都騎著馬，出入撫署，馬都是好馬，跑得飛快飛快。我素膽大，兼好奇心重，便溜出大門，隱身照壁之後，向撫署偷窺。果見一些馬隊，馬上人都著新軍制服，背著槍，進進出出地。等了一會，又看見一大隊騎馬的人出來，個個年輕力壯，精神飽滿，最後有一位目射神光，威儀不凡的少年將軍，我見站在大門口守衛軍士都舉手對他敬禮。現在回想這位將軍也許便是今日的蔣公吧。倘使我的猜測沒有錯，那麼，在五十年前，我還是一個雙辮垂肩的女孩，便已瞻仰到這位偉人的丰采了，請問是何等的榮幸！ 革命軍除攻佔政治中心以外，對老百姓秋毫無犯，紀律之好，簡直像個奇跡。我祖父那時是個已卸任的官吏，本來不必急於遁逃，但有幾個僚屬想邀他去投效新政府，他要做滿清忠臣，惟恐名字見了報紙，掉進黃河也洗不清，還是躲避了為是。他先率領全家老小，在迎江寺附近某相熟棧房住了一夜，次日包了幾隻船直航義橋伯祖父家，住了半月，托人在上海租界租了一幢弄堂房子，做起寓公，從此一住便是三年。家丁衛兵早已遣散，家中只留一二家鄉男僕，二、三丫環和傭嫗，合計家口也還在二十餘人上下。 我的智慧開啟頗早，而知識的發展則甚遲，實以身為那個時代的女孩，缺乏接受教育的機會。在縣署時，雖看了些稗官野史，也會胡謅幾首打油詩，清末流行一時梁啟超文字和民立報排滿理論，也略知梗概，但對政治情形完全隔膜，並且也絲毫不感興趣。滿清皇朝傾覆了，我不知惋惜，革命成功，共和政體成立了，我也不感鼓舞，仍然糊里糊塗，過我的日子。 前文固曾說種族情感是基於人類的良知和本能，我的種族情感什麼時候開始覺醒的呢？可以說在上海那幾年裡。那時不知從何處弄來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一類書來；又不知從誰借來了一部大義覺迷錄，一些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獄記事，一些關於清朝的野史筆記之類，胡亂翻了一陣，我的思想便和祖父的起了莫大的距離，而和叔父諸兄接近了，而且憎恨滿清，比他們更激烈，更徹底了。 揚嘉屠戮之慘，雖足令人怵目驚心，但和我幼時所聽祖公祖婆輩口述的洪楊暴行相比較，覺得也沒有什麼；何況我還讀過蜀碧，張獻忠在四川所幹的，不更可怕十倍嗎，我所恨的是大義覺迷錄，那位雍正帝把曾靜、張熙一對師徒當猴子來玩耍，逼他們「彌天罪犯」長，「彌天罪犯」短，滿口認罪，並逼他們寫出《歸仁論》那種言不由衷，可笑的文章。雍正自以為道理爭贏了，將雙方辯論文字，刊印成書，頒布天下，其實正如某作家所說「一個做皇帝的人與書獃子打筆墨官司，有甚體面？」滿清最可惡的是從來不講信用。譬如雍正假示寬仁，將曾靜、張熙赦歸鄉里，並遺囑子孫，決不可再將他們加害，誰知雍正才一歸天，他兒子乾隆帝便把曾張抓到京師，請他們各吃一頓魚鱗細剮，說是替先帝報被辱之仇（因曾靜曾控雍正弒父逼母殺兄屠弟，諸般罪狀）。做皇帝的人如此行事，說得過去嗎？殺降不祥，也是不可寬恕的罪惡，滿清則自入關，至平定三藩之亂，及太平天國之亂，殺降成為家常便飯。也可歸入不講信用之例。 那十次文字大獄，更足駭人。人家做詩，做出句「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便算是譏諷清朝提倡文化事業了，捉來砍頭！人家詠黑牡丹，偶然說了句「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又算是暗示滿清奪取朱明的天下了，死了的開棺戮屍，活著的殺頭滅族。為一部私家編寫的明史稿，當事人全家就戮不算數，刻書的工匠，販書和買書的人，都賠上性命。甚至聽說當查抄書店時對偶然在那店裡歇歇腳的過路客，也不分皂白青紅，撩進一湯鍋煮熟。某寺藏經樓偶夾有前代因國難出家的某文士一部手稿，其中有反清復明的話，被一遊客拿去告密，全寺數百僧人均送卻頭顱，那座大叢林也付之一炬。 這一類血淋淋的記錄，我們於數百年後來讀它，仍覺慘霧迷漫，腥風撲面，有不知人間何世之感，當時恐怖氣氛籠罩全國，亡國奴生活之苦還能想像嗎！ 滿清諸帝之殺人，總要說出無數道理，逼迫那被殺者自己承認罪惡之重，已無可容於天地之間，反懇求皇帝將他早日明正典刑，讓他死時良心稍獲寧貼。每一個被殺的人，總頌揚皇帝至公至平，他只有心悅誠服，甘願接受任何處置。假如真無大罪，而皇帝要尋他開心，輕輕判他一個死罪，也只有望闕謝恩，引頸就戮，這叫做雨露固屬皇仁，雷霆亦是帝德。諸帝殺人，又常諉責於群臣，表示那是公意。他們常叫滿朝臣子公議某人之罪。群臣揣摩聖意，故意將那人判決得十分沉重。皇帝則又下旨，減罪一等，譬如凌遲者改為斬首，滅族者改為充軍，使人歸怨於群臣，轉而感激皇帝的寬大。清帝又常壓迫人出賣朋友，好像年羹堯之獄，雍正唆使某某督撫告年謀逆，並暗示你們想自己免罪，只有出此一途。許多人怵於殺身破家的慘禍，只有昧著良心，做這種傷天理的勾當了。 我國士大夫最講究氣節，讀書人又死愛顏面。滿清諸帝瞧透了這一點，對此每極力摧殘，簡直不留餘地。你自以是堂堂的一個人嗎？我偏要剝奪你的衣冠，叫你匍匐泥塗，自認是至卑至賤的蟲豸。你說士可殺，不可辱嗎？我偏教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要你自己痛打嘴巴，直打到我認為滿意了，才讓你死去。這裡有個顯例：乾隆朝有一臣不知得了什麼罪，皇帝並不殺他，只教他繳上印綬回家，卻叫滿朝大小臣工，每人做一首詩給他餞行，那些詩嘻笑怒罵，輕蔑侮辱，洋洋焉極天下之大觀；皇帝又欽賜一個「名教罪人」的匾額，要他懸掛家中大門上，仍命地方官監視著他的行動，時常呈報。直到一日地方申報某人已痰終，皇帝才停止他殘酷的戲弄這裡又有一個顯例，某臣常以道學自命，偶受某案株連下獄。皇帝叫人審問他，每每舉些與本案無涉，而與其人行止有關的話來問他。譬如某某事你居然干了，是不是「廉恥喪盡」？你自負理學，某件事合乎「天理」之正呢？還是「人欲」之私呢？這樣問案，你認為奇怪吧。不算奇怪。奇怪的是問官怎樣問一句，犯人鸚鵡學舌般照樣回答一句：「是呀，我干某事，果然廉恥喪盡，尚有何話可說？」「是呀，我所作某事，純乎是人欲之私，沒有半毫天理，哪裡算得道學？」一般犯人總設法替自己解辯，或東閃西諉，企圖拖延定案的時間，而這個犯人，倒像想堂上早日判決他的罪名，讓他早些受死完事。我開始也不解其故，後來才悟出道理。大凡貓兒捉住老鼠，總愛七擒七縱，舞弄半天，直到那只可憐鼠兒鱗傷遍體，奄奄一息了，才肯加以大嚼。聰明點的老鼠便索性僵臥不動，瞑目裝死，讓貓兒提早將它吃掉，免受零碎罪，我想這個犯人是從貓鼠之間，得到對付清帝惡毒手段的妙法吧？ 滿清諸帝自知本屬腥羶之族，文化水準太低，最怕中國文學之士。有一個文臣大概是因名氣太大，皇帝有點忌他。他已辭官回鄉，某次皇帝南巡，他不敢不來接駕，皇帝一見他的名字便對左右說「某人還沒有死嗎？」那個臣子當晚果然死了，不知是做皇帝的人果然是金口玉言，說某人死，某人便真的死了，還是那文臣聽出皇帝說話的苗頭不對，趕緊自殺，趁了皇帝的心願，圖免一家之罪，我想理由是屬於後者。又有某文臣以健啖著，患傷寒大症，尚未全愈，皇帝派人問他還能吃肉嗎？他回答道「能」，賞了他一大盤半生不熟的紅燒豬肉，那文臣吃罷，立刻舊症復發，嗚呼尚饗！這位臣子即說饕餮，也未必肯以性命賭勝，他之甘願吃那盤豬肉，理由當然也不問可知。要說黨獄的株連，明朝比滿清更厲害，清朝文字獄每次所殺不過數十人或數百人，明太祖胡惟庸之獄濫殺至三萬人之眾，為了奏章裡「體乾法坤」，「為民作則」諸語，懷疑笑他為僧，罵他作賊；也殺了若干擬稿的教官；明成祖於方孝孺一殺便是十族。明朝對待大臣，動輒加以「廷杖」、「立枷」之辱，清朝則尚無此。不過明朝諸帝僅屬橫暴無知，不像滿清之故作精神上的虐殺，明朝諸帝僅加人以形體上的摧殘，不像滿清有意的侮弄，我以為後者所給人的痛苦，是遠勝於前者的。何況明朝皇室是漢人，是我們同種，受同種的迫害，比受異族的凌辱，在感覺上總有些不同吧。 以後十餘年，我又讀了金源，蒙古侵略我們時所作種種罪行每使我憤恨填膺，鬱鬱者數日。抗戰中期，我受中央宣傳部的請托，寫了部《南明忠烈傳》，又以明末抗清志士的故事為題材，寫了若干篇短篇小說，編成了一個《蟬蛻集》，我民族思想的水銀柱，那時可算已上漲到了最高峰。 於今基於我的楚辭研究，知道世界文化同出一源，區區種族的歧見，更屬無謂，我算已擺脫了狹小的民族主義圈子，邁進闊大的世界主義的天地了。可是，不知什麼緣故，我對滿清仍抱甚大的惡感。每見有些遺老遺少，眷念前期，喜談掌故，隱約委婉地對滿清歌功頌德，心理輒覺老大不快。於今五族共和，我對旗籍人士當然以同胞相待，可是，假使宣統還想復辟，我也要去做革命黨的。人家說我對一種主義或思想，不能得風氣之先去宣揚，等那主義或思想快落伍了，然後才來承認，笑我是個尾巴主義者，我每直認不辭。辛亥革命前，我太幼小，不知道革命，於今將進墳墓了，又說要革命，抓尾巴恐怕連尾梢上的毛也抓不著，不太可笑嗎？但我不管，我不許異族再來統治我們！ 我的祖父自光復後，隱居不出，貧病而死，我諒解他，對他不失其尊敬，因為他是我的祖父。像王靜安先生投水殉清，我也諒解他，對他也不失其尊敬，但有時卻怪他身系學術文章之重的人，作此匹夫匹婦之愚行，哪裡犯得著？何況他所殉的還是異族之君呢。 這當然是我的矛盾，但也可見種族情感果然基於人類的天性，不是理性所能解釋的！ 原載《作品》第四卷第一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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