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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開始寫作繫在民國十七年夏間，翌年春，付北新書局印行，到目前為止，算來差不多經過三十年了。原書寫成以後，自覺極不愜意，本不想公之於世，誰知印成後倒成了一本暢銷書，十餘年間，銷達十餘版，並且文壇上一致推此書為我的代表作。我常說自己一生慣於承受「不虞之譽」，這本《棘心》和另一本《綠天》，都是一想到便使我自己雙耳發燒的作品，何以二書都能獲得廣大的讀眾，並且歷數十年而不衰，實非我當初意料所及。這當然又由於讀者「偏愛」的關係，說來只有教我既感謝而又慚愧。 我在某書局曾出書二種，鑒於索取版稅之難，遂以很低廉的代價，把本書版權賣給了北新書局。原印本以校對欠精之故，錯誤指不勝屈，我屢次向北新書局提議，請他們設法改正。大約為剜改紙型的較費手腳，人家只潦草做了一張僅僅十行的刊誤表，附於原書之後，所改正者不及原來錯誤十分之一。這件事每令我異常不快，覺得非常對不住那些偏愛本書的讀者，對他們像負了一筆債一般。 五年前，作者自海外回到台灣，便有朋友來勸我在本省重印《綠天》和《棘心》，並說《棘心》已有香港的翻印本了。她們把那種本子給我看，印刷紙張都相當精美，可是其中錯字脫句，比原印本更多，因錯字脫句而致文理欠通之處也不少，一看之下，我氣得發昏，重印本書的興趣，竟因此而被打得煙消雲散，況且整理一本舊著作，比寫作一本新著作，有時更感困難，我的功課又忙，實在也抽不出工夫來作這種事。 後來那種翻印本，竟由香港打入台灣，並且有兩種以上的版本。原印本署名是我的筆名「綠漪」二字，翻印本未徵求我的同意，居然用我的真姓名「蘇雪林」三字。朋友們都誤認為是我自己印行的，見面便問，頗使我難為情，看來修訂之事，實在是勢所難免了。前年才抽出一部分時間，把《綠天》增訂出版。本想接著便修改《棘心》，無奈究竟為了生活太忙，寫了一二章 便又擱下，直到去年寒假，才全部補成，算了卻這個多年的心願。原印本只有十二萬字左右，現增為十八萬字以上，所有原本錯字，固一一改正，文句也頗多修飾竄易之處。我對讀者多年所負之債，現在總算償還，並且還加上了一點兒利息，不敢說現已可以告無罪於讀者，至少自己良心可以稍覺平安。 照出版法，一本著作售了版權，滿了二十五年即可收回。《棘心》版權自民國十八年一月起賣給北新書局，迄今已超過了法定的年限。北新不肯改正書中錯誤，傷害著作者的名譽，照出版法，原著作者也可以將版權收回。北新書局現在大陸，我無法而且也不必去同它交涉，不過現在流行香港及本省的一些翻印本，所托的名義有的是北新書局，有的是詐稱北新轉售版權的印刷機關，諒必會向我提出抗議，所以我在此聲明一下。 我著手修訂《棘心》以前，本來揭示了一個目標：「充分表現時代氣氛。」原本《棘心》，時代氣氛並非完全缺乏，不過總嫌其過於稀薄，遂使書中主角及其他人物的個性都不能顯露出明確的線條，情節也縹渺虛無，好像空中樓閣，因而全書感動之力，也就打了大大的折扣。這並非作者沒有表現時代氣氛的能力，實因當時各方面顧忌太多，不能讓我自由寫作。十餘年以來，人事上起了莫大的變遷，這類顧忌現已失其存在，所以我才把要說的話說個痛快，要抒寫的事實也寫個暢心遂意。 有人或者要說《棘心》並不能算是一部純粹的小說，卻是作者的自敘傳，是一種名實相符的「寫實主義」的作品，作者也並不諱此言。若說本書人物典型的塑造尚屬相當的成功，所敘情節，尚富於真實性，應歸功於這種「寫實主義」；若說本書因被事實所牽掣，寫來未免拖泥帶水，笨重不靈，則也應歸咎於這種「寫實主義」。實際上，並非作者敢於自己吹噓，這本書的結構還算緊湊，情節安排得也頗為自然，似是一種有機體，不像一般自敘傳作品之往往為了牽就主觀的敘述，妨礙了客觀藝術節奏的和諧，說《棘心》是一部小說，我想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何況將自己的身世及人生經驗，攙入虛構的小說，中外作家均有此例，譬如曹雪芹之於《紅樓夢》，迭更司之於《大衛·考伯菲爾》皆是。安知我寫《棘心》不是採用這種手法，何必硬要咬定說此書是我的自敘傳呢？ 本書的主旨在介紹一個生當中國政局蛻變時代，飽受五四思潮影響，以後畢竟皈依了天主教的女性知識青年，借她故事的進展，反映出那個時代的家庭、社會、國家及國際各方面動盪變化的情形；也反映出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煩惱、苦悶、企求、願望的狀況；更反映出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對於戀愛問題的處理，立身處世行藏的標準，救國家救世界途徑的選擇，是採取了怎樣不同的方式。這等於把時代大輪退轉到廿世紀的初期，而後順著時序，放映電影般，將那些情情色色的景況，一幕一幕在銀幕上顯出。為了本書既算小說體裁，並非某個人的回憶錄，當然不能把那些情況寫得十分仔細，不過鼎嘗一臠，可知全味，我以為這樣也僅夠了。此書對於五十幾歲以上的知識分子，頗可引起心理上的共鳴，為的大家都是那個時代的過來人，本書主角杜醒秋的身世是他們的身世，杜醒秋的人生經驗也便是他們的人生經驗。對於現代青年呢，則這本書是會使他們感到隔膜的，不過也可以教他們由本書而認識一點當時政治、經濟、文化、學術以及宗教各方面對於一個知識分子的影響。要說這本《棘心》有什麼貢獻，這便算是它的貢獻吧。 本書真正的主題，杜醒秋的故事尚居其次，首要的實為一位賢孝婦女典型的介紹，這位婦女便是醒秋的母親杜老夫人。她是一個十九世紀後半期的中國婦女，一個大家庭制度和舊禮教觀念的犧牲者。她一生所受的痛苦，正是當時大多數中國婦女所受的。現在還有人在大罵五四運動推翻了中國舊的一切，未免太傷天害理，甚至可說是罪大惡極。現在也還有人妄想扭轉時代之輪，恢復五四運動以前的文化面貌。作者認為說這話的人，若非頑固成性，則必誕生於一個比較單純而和睦的家庭，或者他誕生時代較晚，未曾感受舊社會的迫害之苦。前者是他個人的好惡不同，後者則由於他的機會好。試想一個民族的運命隨個人好惡為轉移，又繫於個人機會之優劣，則豈不危險萬分麼？因此作者一直偏袒著五四運動，認為這個運動之發生，有它百分之百的理由，也有百分之百的必要。至於五四流弊，誠然不能說完全沒有，不過我要請問世間哪一種主義，哪一個運動沒有流弊呢？「兩利相衡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這在於我們明智的抉擇。 杜老夫人既是一個舊社會的犧牲者，則她的價值是否要因此而貶損呢？不，理由在本書各章已敘述得非常明白，現在不必在此更作贅辭。總之，「德行」便是「犧牲」的代詞。德行的外表隨時代環境而變遷，德行的意義則恆古不改。作者在本書裡誠然很反對「片面的倫理道德」，而主張《大學》的「絜矩之道」，不過作者對於道德的絕對性，也並非毫無所知。絜矩之道是「恕」，絕對的道德便是盡其在我，是「忠」，近代學者黎東方先生在他所寫的《孔子》一書裡，曾說出一番意味深長的話，他說：「原來一切道德根本都是義務，包含有自我的犧牲。這自我犧牲出發於極高度的愛，方其發展到有人無我的境地之時，早已拋卻任何利害的計較，忘懷於對方的反映了，這才算得上純粹的人格。也只有做到這一點才達到仁字的最高峰。這便是『盡其在我』，廣義的忠字。不僅君臣應該如此，五倫都應該如此。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也只有大家努力做到此點，國家才能夠存在，家庭才能夠存在，社會才能夠存在。」 本書杜老夫人的行誼，一「忠」字可以括之。所以她的人格是完美的，純粹的。作者不怕現代青年笑為頭腦陳舊，我對德行素認為是高於一切，素說它是世間最美麗的事物，我抱著莫大的虔敬之忱來介紹「一代完人」杜老夫人，其故在此。前年台灣文壇上發生「擁護德行運動」，筆者也曾追隨發起人之後，搖旗吶喊了一陣，其故亦在此。 我並不是敝帚自珍的人，對於本書的寫作既自認很糟，本來是不願修訂的。因為一件破舊衣，打上「補丁」，並不足使它變得完整如新，反而弄得滿身疤痕纍纍，更覺不堪入目。不過既有許多人不憚其煩，願意義務地宣傳此書，又不肯負責地搞上許多錯誤，我自然不能永久坐視，只有編個修訂本出來，將這種混亂的局勢澄清一下了。修訂以後，自覺這件破爛衣服，補得還相當光鮮，只有強顏像那年重印《綠天》，再來災梨禍棗一次。當此讀者購買力衰落，出版界也難於振作之際，我寫不出新書，只管把隔宿冷飯一盤一盤炒了托出，不顧主顧吃了膩胃，實在是太不應該。不過這都是義務代人宣傳者逼迫出來的，尚望讀者多多海涵，不勝幸甚！這本《棘心》是在故神師徐宗澤神父鼓勵之下而寫作的。各章原稿都先經過他的審閱而後付排，他算是第一個「偏愛」本書的人。現恰逢徐公逝世十週年，這本增訂本出來，就算我對他在天之靈所奉獻的一種小小的敬意。 1957年6月19日於成功大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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