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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經典是一張航海圖，中國的許多統治者正是靠它來駕駛國家這艘航船的。這是人類繪製的最好的航海圖。在已故的衛三畏博士、理雅各博士等人說來，儒學經典的作者們在某種程度上如有神助。這種說法也並不為過。中國人是如何成功地駕駛了自己的航船，駛進了什麼海域，此時此刻又在朝哪個方向航行——既然中國如今與這麼多西方國家有密切關係，中國的影響越來越大，那麼，上述問題就變得極為重要了。 據說：「一個社會的道德生活有六項標準，每一項都極富含義；如果驗證中包含所有這些標準，那麼，對這個社會真正特點的檢驗，便是準確無誤的。它們其一是工業狀況；二是社會習俗；三是婦女地位與家庭特點；四是政府機構和統治者的品質；五是公共教育的狀況；六是宗教崇拜對實際生活的現實作用。」 在討論引起我們注意的中國人的各種素質時，上述各項都已有所附帶說明，儘管不全面，也沒有充分考慮到各項標準的不同比例。中國人素質所包括的範圍甚廣，許多問題只能略去不談。選出來談的各種素質，只不過是些可以連成線的點，而線可用來勾畫整個輪廓。還應該增加很多別的素質，這樣才能完整地再現出中國人。 我們在例證中國人的各種素質時就曾引用過許多很說明問題的典型事例。他們如同一副骨架上的骨頭，只有這些骨頭放到了它們該呆的地方，才能看得出整個框架結構。這些骨頭不可忽視，除非或可證明它們根本不是骨頭，而只是巴黎的石膏模擬像。確實可以反對說，每根零散的骨頭都放錯了地方，還有會極大影響總體結果的大骨頭也沒放對。這是一個完全公正的批評，我們不僅同意，還要特地這樣說明：不可能從選出的素質去得出對中國人的完整理解，這就好比僅通過對眼睛、鼻子和下巴的描述還不足以正確瞭解人的輪廓一樣。但我們必須同時提醒讀者，我們的判斷不是匆忙得出的，我們觀察到的大量事例遠遠超過我們所引用的。而且，我們在許多事例中所持的非常肯定的觀點，也是被許多事實充分證實了的。經歷過中國北方風沙的人都知道，人的眼睛、耳朵、鼻孔。頭髮和衣服上全是塵土，風沙遮天蔽日，時常不得不用燈，有時中午也要點燈。人們也許會在解釋這種現象的原因時出錯，但他們對這個現象的描述卻很對。不過，觀察自然現象與道德現象截然不同：自然現象本身會迫使每個人注意，而道德現象只有那些具有良好機遇並且敏於觀察的人，才會注意到。 事實上，中國人生活中的各種現象是互相矛盾的。如果一個人只看到問題的一面，卻忽視另一面，他的判斷就一定會出錯，並且還不會意識到自己錯了。把兩個顯然對立的觀點融合在一起已屬不易，卻常常必須這樣做，因為在中國，把問題的一面完全看清，就已十分困難，更不用說兩個面了。 我們已經談過儒學高尚的道德屬性。我們願意相信，儒學造就了一批道德高尚的人。那是人們對如此美好的道德體系所應有的期望。但它是否造就出了很多這樣的人物呢？從下面三個問題中就可從中發現人的真實素質：其一，他與自己的關係如何？其二，他與他同伴的關係如何？其三，他與崇拜對象的關係如何？通過這三點，可以對他的性格進行準確定位。閱讀到此的讀者已經知道這些測試題的答案。如今的中國人對己對人都無真誠可言，對他人缺少利他主義；他們與崇拜對象的關係是多神論、泛神論和不可知論。 中國人並不缺少智慧，也不缺少忍耐。務實和樂天性格，在這些方面，他們都非常傑出。他們真正缺少的是品格和良心。有些中國官員禁不起賄賂，做了錯事，還以為永遠不會被發現，因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有多少中國人能頂住壓力，不舉薦自己不稱職的親戚去任職呢？請想像一下這種壓力的「內部結果」，任何一個中國人都會害怕，對此難道還有什麼奇怪的嗎？在這樣一種實際情況下實踐理論上的道德，中國人是作何想法的呢？看到依附關係和裙帶關係在中國行政、軍事和商業中發揮的作用，還會奇怪中國的看門人和警察不忠於職守嗎？ 想要瞭解中國人真實的道德狀況，的確可以通過中國人的幫助去瞭解，儘管中國人時時準備掩蓋自己的和朋友們的缺點，卻會十分坦率地承認民族性格的弱點。他們對其他中國人的描述，時常令我們想起卡萊爾在《普魯士腓特烈大帝史》一書中的一段對話，很顯然，他十分欣賞這段對話。這位君王手下有個督學，很受寵信。胖特烈大帝總愛跟他談話。「蘇爾澤先生，你那些學校怎麼樣啊？」這位君王有一天問他，「你的教育事業怎麼樣啊？」「當然，還不壞，陛下，近年好多了。」蘇爾澤先生回答說。「近年，為什麼這樣說？」「陛下，過去總認為人生來就是惡的，校規就很嚴格；但如今我們意識到人生來是善的，而不是惡的，便在學校採用了較為寬容的手法。」「人性善！」腓特烈大帝搖了搖他那蒼老的頭顱，苦笑著說，「唉，親愛的蘇爾澤，我看你是不瞭解這些該死的人類。」１ -------- １譯註：這裡最後一句話是名言，原文是：「Er kennt nicht diese verdammteRace」。 中國社會就像中國的許多景色迷人的地方，遠看美麗如畫，可是，走近點，總會發現破舊與可憎之處，空氣中瀰漫著難聞的氣味。沒有一張照片能客觀地反映中國的景致，儘管人們說照片是「公正而又無情」，但中國的照片不然，垃圾和臭味都不曾在取景框之中。１ -------- １譯註：這段文字曾因後人在評論中不斷引用，而十分出名。 除了中國，世上沒有哪個國家舉目都是象徵幸福的「福」字。但過不了多久就可以發現，中國人的幸福的確全在表面。我們相信這是個公正的批評，就像有人認為在亞洲沒有真正幸福的家庭一樣。 在思索中國社會理論以及如何將理論變為事實時，我們時常想起跨越河流的主幹公路邊的石碑。樹立這些石碑的目的，是為了把修建橋樑的人們的名字保存在「永恆的記憶」之中。但相隔不遠就有六塊破損程度不同的石碑。我們對歷朝歷代的這些紀念物極感興趣，便問起為之立碑的橋樑。「哦，那個，」我們被告知，「多少代人之前就沒了——誰也不知道啥時候！」 幾年前，筆者在大運河旅行，有一股逆風阻止了前行。我們便上岸漫遊，發現農民正在忙於種田。那是五月份，鄉間景色極美。任何一個旅行者都會讚美說，是精耕細作和不知疲倦的勤勞把廣闊天地變得像花園一樣。但與這些農民稍作交談，就知道他們剛剛度過了一個嚴冬。去年，洪澇和乾旱毀了全部莊稼，當地所有村莊裡的人都快餓死了——不僅如此，他們現在就在挨餓。知縣撥下來一點救濟，但不夠，零零星星，卻還被無恥地盤剝了不少，窮人對此一籌莫展，這種情況還是一如既往。而這些情況，表面上看不出來。那一年，別的地方年景很好，糧食豐收，人們安居樂業。《京報》和在中國出版的外國雜誌也沒有報道這些事實。但是，忽視這些事實，並不能改變事實。這個地方的老百姓還在挨餓，別人知道不知道都一樣。即使斷然否認這些事實，也無法證明採取了有效的救濟措施。事前預先推論中國人應該是什麼樣子，這是一回事；仔細考察中國人的實際情況，則又是一回事。 我們很清楚，我們所指出的中國社會存在的各種弊端，也同樣可見於「徒有虛名的基督教國家」。也許讀者會感到失望，沒有發現我們對這個事實作更為明確的闡發，也沒有系統的比較。我們也曾這樣想過，但不得不放棄了。筆者除了自己國家之外，對其他西方國家的瞭解極其有限，不足以擔此重任。讓每一個讀者自己邊讀邊比較，讓他們盡量不受「愛國主義偏見」的影響，永遠都不要把中國人看死。若作了這樣一種比較，我們至少可以假定這樣一個事實：西方國家都面臨未來的黎明，而中國卻時時處處面對著遙遠過去的黑夜。如果這是一個事實，那就是一個最為意味深長的事實，請讀者深思：這是如何造成的呢？ 讓我們重複一遍，中國所需甚少。只需要人格和良心。甚至可以說，這兩者實際是一樣東西，因為人格就是良心。有一位著名的鋼琴製造家，他的人格被人讚為「像他做的樂器一樣——方正、正直而高貴」。誰又曾在中國碰到這樣的人呢？ 在一位幾年前去世的英國作家傳記的結尾處，他妻子這樣寫道：「外界一定稱他為作家、牧師、社會活動家；但只有在家裡每日與他共同生活的人，才能告訴人們，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在他真正浪漫的一生中，在他私人信件的至柔至愛處，必然是除去面紗的；但用不到那樣做，我也可以說如果在人間最崇高、最親密的關係中，有一份永不逝去的愛——純潔、熱烈，長達三十六年——從未把愛從其神聖高度降為一個倉促的字眼、一個不耐煩的姿勢或者一個自私的舉動，無論處於生病還是健康，無論陽光燦爛還是暴風驟雨，無論白天還是黑夜。如果這份愛可以證明騎士時代沒有永遠過去的話，那麼，對於這個今生和來世都享受這份愛的女子來說，查爾斯·金斯利１是一位『最真實最完美的騎士』。」 -------- １譯註：查爾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1819—1875），英國小說家和詩人。他是窮苦的牧師，曾參與發起基督教社會主義改革運動。1860至1869年任劍橋大學現代史教授。早年的小說揭露英國小工場中殘酷的剝削制度，呼籲社會良知，糾正非正義現象。他的思想近似空想社會主義，但並不否定舊制度。他的歷史傳奇小說《希帕蒂亞》（1853）寫公元5世紀亞歷山大港一位女哲學家被群眾撕裂的悲劇；《向西方！》寫伊麗莎白時代反對天主教和擊敗西班牙艦隊的故事。他的童話小說《水孩兒》（1863）寫一個打掃煙囪的男孩落水而變成小人魚，曾經風行一時。 基督教文明最美好的結果，就是它所造就的美好人生。這種美好人生並不少見。當代就記載了成百上千這樣的人生，此外還有成千上萬不為人們所知。每位讀者肯定至少知道一個一心為別人利益的例子，有的讀者則有幸親歷更多。如何解釋這些人生，這些人是受到什麼鼓舞的呢？我們不願胡亂猜疑，但經過長時間反覆考慮之後，我們確信：如果把中國人的人生變成現在這個樣子的那些力量，能夠造就一位如金斯利夫人眼中的丈夫那樣的人物，那一定是一個比任何或所有道家寓言故事中的記載還要非凡的奇跡。沒有一種人類制度可以逃脫規律，其之所以不可抗拒，是因為神「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１儒學的力量有足夠的時間去獲得最終結果。我們相信，它所能做的，已經做了，再不會有新的成果了。他們已經取得了人力之所能及的一切，比任何國家任何情況下都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悉心考察了中國提供的一切之後，最友好的批評家也只能無可奈何而又不無悲哀地下這樣一個結論：「儒學的最終結果就是中國。」 -------- １譯注；語出《新約·馬太福音》：「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荊棘上豈能摘葡萄呢？蒺藜裡豈能摘無花果呢？這樣，凡好樹都結好果子；惟獨壞樹結壞果子。好樹不能結壞果子，壞樹不能結好果子。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裡。所以，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 關於中國的改革，有三種互相對立的理論。其一，沒有必要改革。無疑，這是一些中國人的觀點，儘管不代表全體中國人。某些外國人，遠距離看中國與中國人而產生幻覺，他們也這樣認為。其二，改革不可能。這是不少極其瞭解中國的人所下的悲觀結論，他們深知任何永久的真正的改革肯定會遇到極大的障礙，哪怕只是改革前的嘗試。在他們看來，針對龐大的中國的徹底改革，其毫無希望，如同要用電流去刺激埃及木乃伊的生命。在我們看來，第二種觀點與第一種一樣毫無道理；不過，如果我們上述所述未能說清楚這一點的話，這裡也再說無益了。其三，對於那些認為中國的改革既必須又可能的人來說，重要的是通過什麼來改革，井且毫不奇怪。人們對這一點持有好幾種非但不同而且相互不協調的回答。 首先，我們必須面對這樣的問題：中國能徹底脫胎換骨嗎？那些能夠覺悟到這是改革的必須之舉的政治家，肯定會接受這種徹底的變革。最近《京報》刊登了一份奏折，就是這樣設想的，作者抱怨中原某省民眾不斷鬧事，並說已經派了一些富有才幹的人去巡察了，向民眾宣講康熙《聖諭廣訓》１中的訓示，顯然是希望用這種行之有效的方法及時感化人們。這種向民眾宣講道德訓誡的辦法（起初是對基督教布道的模仿），雖然沒什麼結果，卻是改善當時道德的常用處方。一旦無法奏效，總是只有再來一次。長期的實踐表明它必定失敗，事情只會發生表面上的變化，而結果卻無一例外地等於零。我們在那位能言善辯而腿是石頭的老人這則寓言裡，已經充分表明了這一點。 -------- １譯註：1670年，康熙皇帝發佈了一道勸善詔書，共十六條道德格言，每條七個字。安徽繁昌知縣梁延年旁徵博引，闡述了這十六條道德格言，編成一部共二十卷的註釋性教科書，名為《聖偷象解》，於1681年刊行。1724年，雍正皇帝又作了進一步解釋，編成《聖諭廣訓》，官吏以此告誡百姓。山西鹽運使王又樸對此用順口溜形式作了生動解釋，以求家喻戶曉，名為《聖諭廣訓直解》，每逢初一、十五在街頭公開宣講，居民必須往聽。 但是，如果訓誡無能為力的話，還可能指望榜樣或許更有效一些。前文已經談及這個問題，我們在此只想指出為何最優秀的榜樣往往不能產生人們想要的結果。這就是因為這些榜樣無力使更多的人接受推動力，而他們自己的人生靠的就是這種推動力。就拿原山西巡撫張之洞１為例，據說他很有魄力地禁止下屬官員吸食鴉片，並禁止老百姓種植鴉片。有多少下屬會誠實地與他合作，沒有這種合作又會怎樣？任何一個外國人，如果他依賴辦事的中國中間人不認可他的改革計劃，這個外國人就只好承認自己在中國事務方面非常無助。但如果一個外國人無助，那麼，一個中國人，不管何等官階，也一樣無助。這位廉潔的官員能做的，至多是在確定自己的目標之後，著手於眼前的一切事情（至少表面上如此），就像一隻貓出現在閣樓上，閣樓上就沒有老鼠了。但這位官員一走，幾乎還沒有走遠，老鼠就立刻照樣我行我素，一切恢復原樣。 -------- １譯註：張之洞（1837—1909），清末洋務派首領。直隸南皮（今屬河北）人。同治進士。曾任翰林院侍講學士、內閣學士等職。1884年（光緒十年）中法戰爭時，由山西巡撫升兩廣總督，起用馮子材，在廣西邊境擊敗法軍。1889年調湖廣總督。開辦漢陽鐵廠和湖北槍炮廠，設立織布、紡紗、繅絲、制麻四局，並籌辦蘆漢鐵路，與李鴻章爭奪權勢。1898年發表《勸學篇》，提出「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以維護封建倫理綱常，反對戊戌變法。1900年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時，在帝國主義策劃下，參與東南互保，鎮壓兩湖反洋教鬥爭和唐才常自立軍起事。1907年調任軍機大臣，掌管學部。著有《張文襄公全集》。 如果中國一位政治家有單槍匹馬改革國家的願望，這不僅是可信的，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了，因為捨此別無他途。一位聰明的英國官員，如果知道「東方特有的冷漠和宿命論的可怕結果——席勒１稱之為即使神也無能為力的愚蠢」——如果他瞭解永久「改良」中所牽涉到的一切，他就可以絕對準確地預見改革的結果。在談到中國西南銅礦開採冶煉中的某些弊端時，貝德祿先生說：「在這些礦藏充分開採之前，雲南必須補充人口，必須善待羅羅２，必須修築道路，揚子江上游的航運設施必須得到改善——總之，中國必須開化。要完成這一切，一千年都太短，除非借助一些外力去加速它。」３不「借助外力」，而要改革中國，就如同在海水中造船；海風和海水不會讓這事辦成。凡是始於並終於一部機器的力，不能帶動這部機器。 -------- １譯註：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os），德國劇作家、詩人。生於醫生家庭，學過醫學和法律，當過軍醫。青年時為狂飆運動主要人物之一。早期劇本《強盜》上演後遭到迫害，逃出符騰堡公國。劇本《陰謀與愛情》曾被恩格斯稱為「是德國第一部有政治傾向的戲劇」。在藝術理論方面，受康德唯心主義哲學影響、寫有《論悲劇藝術》、《美育書簡》等美學論文，1794年後與歌德交往甚密，曾合辦《時代》雜誌，共同領導魏瑪劇院。著有《華倫斯坦》三部曲、《奧爾良的姑娘》、《威廉·退爾》等。主要詩作有《希臘的神》、《歡樂頌》、《鐘之歌》等。 ２譯註：羅羅，彝族的舊稱。也作盧鹿、裸羅、羅落、落落等，都是同音的不同寫法。盧鹿之稱最早見於唐代史＃。元代在今四川西昌地區及大涼山設立「羅羅斯宣慰司」。羅羅等名為元明以來史籍所習用。有些地區的彝族認為這個稱謂帶有侮辱性，故解放後已不沿用。 ３原註：已故貝德祿先生的這段意味深長的話，最近有了驚人的證明：1890年呂月的《京報》上有一篇奏折，作者是督辦雲南礦務的巡撫唐炯，他報告了工作和產量的情況，聲稱：」當地人大量非法開採，銅礦官員害怕不讓當地人開採會帶來嚴重後果，因而制定了一個計劃，低價收購當地人非法開採的礦砂，用這種方法可以利用額外的勞動力，既得利，又皆大歡喜。在下以為，採礦可用此法進行，也不會讓外來者有借口闖入。」給這份奏折的批示只是命令戶部「備案」。 在奏折的一份附文中，這位巡撫稟報皇帝，每月從非法私開銅礦的工人手中購入一萬斤銅礦，對挖礦的人「不付工錢，只給油和米。」他在結尾處說，「全礦狀況很令人滿意。」 並不是每天都有總督巡撫一級的官員正式英報皇帝：很多人不斷故意違法，而當官的非但不敢干涉，反而拿油和米去安撫，而一小點錢又足以誘使他們交出偷來的礦砂；但這種公然與皇帝和官員作對的結果，卻使皇帝的礦區情況「很令人滿意」。難怪要讓戶部將此良策「備案」了！譯註：唐炯（1829一1909），清末貴州遵義人，字鄂生，晚號成山老人。舉人出身，咸豐六年（1856年）署四川南溪知縣。曾鎮壓李永和、藍大順起義，進太平軍石達開部，並捕殺「號軍」首領劉義順。光緒九年（1883年）官至雲南巡撫。中法戰爭中擅自脫逃，被革職逮問，遣成雲南。光緒十三年（1887年）後，督辦雲南礦務達十五年，多次集資採礦，用機器開採。1889年開採巧家廠，月產銅七萬斤，不久因經費不敷，改向礦戶收購礦砂。 天津與北京之間的那段北河，有一個河灣，旅行者可以看到岸邊有座破廟，廟的一半已被河水沖走，廟下面有一道擋水的柵欄，用一捆捆蘆葦綁在木樁上。一半柵欄也被洪水沖走了，神像櫛風沐雨，土地失卻堤防，河流半被淤泥堵塞。此情此景，恰是這個帝國悲愁狀況的寫照。有一句古話很有道理：「朽木不可雕也。」１只有全部砍去朽木，老根才能發出新芽。中國永遠都不可能通過內部自身進行改革。 -------- １譯註：語出《論語·公冶長》：「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 把中國帶入「姊妹國家」而使獲得新生，這是個西方國家剛剛廣泛接受的觀點。而把中國引入「妹妹關係」，卻的確不是復興國家的可靠希望。如今，西方主要國家派駐北京代表已有三十年，他們在那裡到底對中國所受的苦難起到什麼效果？令人悲哀的事實是，大國之間的國際關係，恰恰並沒有給中國帶去什麼好處。中國人是敏於觀察的人：他們從西方國家的治理上所看到的，並不能使中國人相信，激起西方國家改革的動機要比他們自己「改良」這個帝國的願望更為高尚？既然中國本身也在成為一種「力」，它正忙於著手讓外國之間利益衝突，以便坐收漁利，而沒有從那些一味「掠奪」卻不教它道德的國家那裡學到點什麼。如果中國要改革，是不能通過外交途徑來進行的。 中國需要的，不僅僅是進入國際大家庭，而且還要自由的交往、自由貿易，以及和睦友好的關係——持這種觀點的也不乏其人。主張貿易，這是滿足中國多種需要的靈丹妙藥；更多的港口，更多的進口，更低的關稅，取消各種通行稅。這樣的說法，今天聽到的或許要比二三十年前少多了。那時，中國人比以往更充分地滲入澳大利亞和美國，結果卻並不總是有利於「自由交往」以及「和睦友好」。難道人們沒有在私下裡大聲議論中國的茶葉和草帽緶質量不令人滿意，難道這與西方國家出口到中國的低劣產品有何不同嗎？ 作為文明的附屬物，貿易的價值是無法估量的，但它本身卻不是一種改革手段。亞當·斯密１，這位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偉大倡導者，把人類定義為「商業動物」；他說過，沒有兩條狗會相互交換骨頭。但如果它們這樣做的話，假如狗類在每個大城市都設立一個骨頭交易所的話，那會對狗的性格產生何種不可避免的影響呢？古代龐大的貿易國家都不是最好的國家，而是最差的國家。但它們的現代繼任者並非如此，這不是因為其貿易，而是別有完全不同的原因。有句話說得很好：商業像基督教，目標廣闊無邊；商業又像彩虹，總是彎向金色一邊。 -------- １譯注；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一1790），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建立者。代表英國工場手工業已高度發展、產業革命開始時期資產階級的利益。曾在愛丁堡大學和格拉斯哥大學講授文學、邏輯學和道德哲學。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第一次系統闡述政治經濟學的主要內容。另一重要著作是《道德情操論》。 看一下非洲大陸就足以明白，朗姆酒１交易和奴隸買賣，兩者都是貿易和基督教國家引入的，兩者都是無法形容的禍根，足以說明商業無法帶來改革效應。 -------- １譯註：朗姆酒（rum），又稱老姆酒，用甘蔗汁、糖蜜等經發酵蒸餾而成的蒸餾酒。酒精含量一般不超過百分之六十五。新酒透明無色，陳酒帶金黃色。貯藏數年的陳酒，品質更佳。以牙買加所產的最為馳名，其他產蔗地區也有出產。 不少熟悉中國情況的朋友，他們的處方要比我們剛才列舉的更加全面。按照他們的觀點，中國需要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科學以及密迪樂先生稱作的「物質文明」。中國數千年來一直是個文明民族。當我們的祖先還在原始叢林中覓食之時，他們早就開化了。中國，而不是這個地球上的別的地方，這個處方一直在試用。這樣的文化中，本質上沒有可改革的東西。文化是自私的。它有意無意的格言是：「我，而不是你。」正如我們日常在中國都可以覺察，我們引以為豪的文化被人嘲笑，但知識卻從未遭到過蔑視。如果中國文化對此不適當控制，外國的東西的命運又會如何呢？ 中國人無疑迫切需要科學。他們需要各種現代科學來開發其泱泱帝國的潛在資源。他們自己已經開始認清這一點，不久的將來，他們會看得更清。但對科學的瞭解，一定能對這個帝國的道德施加有益的影響嗎？如何實現這個目的？化學，在所有科學中，與我們當代的進步最為密切相關。那麼，在中國傳播普及化學知識，能成為使人民獲得新生的道德手段嗎？難道不會因此而在生活各方面引發新的和始料未及的欺詐和暴力嗎？如果中國人的素質還是老樣子，且又不限制化學製品的供應，在這個帝國到處散發各種現代炸藥的配方，難道人們還能安生嗎？ 「物質文明」是指西方巨大的進步和發展的物質成果，它包括由蒸汽機和電的發明所帶來的許多奇跡。有人告訴我們，這才是中國的真正需要和一切需要。通往每一個城市的鐵路、內河航運、完善的郵政系統、國家銀行、銀幣、作為通信神經的電報和電話——這些都是中國未來幸福時代的明顯標誌。 在張之洞力主修築鐵路的奏折中，或許就有這種未成型的想法，他斷言鐵路可以杜絕河運的許多危險，甚至船員監守自盜。那麼，物質文明的積聚，是否就能消除精神上的弊病呢？鐵路就能保證鐵路僱員，或者乃至管理人員都誠實可靠嗎？我們難道沒有讀過《伊利之章》１嗎？讀者不是看到州與州之間的主幹公路被完全侵佔，而股東們十分無助，並且「無人可去指責」嗎？他們在中國幹起這些事情，難道不會比在英國或美國更加厲害嗎？這是由物質文明本身造成的，還是由一長串複雜原因經長期緩慢的相互作用才造成的呢？把選舉投票箱引進中國，是否就能使中國人成為一個講民主的民族，因而適合實行共和制度了呢？物質文明在中華帝國不會產生其在西方那樣的條件，除非同樣的因素，也能調動中國來產生同樣效果。這些條件不是物質的，而是道德的。 -------- １譯註：《伊利之章》，美國歷史學家和作家亨利·亞當斯（Henry Adams，1838—1918）的隨筆集，出版於1871年。 有了香港、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這樣的實例，中國人為何不把「模範租界」引入內地城市？因為他們不想要這樣的變化，引進了也不堪忍受。他們看到近三分之一世紀以來中國海關誠實管理的實際例子，為什麼政府卻不在其他領域採用這套辦法呢？因為在中國的目前狀況下，中國人在精神上完全不可能接受這樣的稅務體系。英國人的性格和道德是歷經一千多年才達到目前的發展水平的，中國人本身不可能突然接受，也不可能立即實行，他們不像一架埃森１的克虜伯大炮，一旦架起來就能立刻開火。 -------- １譯註：埃森（Essen），德國地名。 培養了盎格魯一撒克遜民族的性格和道德的力量，如同愷撒１在英國登陸、征服者威廉２侵入英國這些歷史事實一樣，是確切肯定的。這些力量隨基督教而來，也隨基督教而發展。與基督教扎根於人們心靈相對應，這些力量所帶來的結果也枝繁葉茂，而不是相反。 -------- １譯註：愷撒（Gaius Julius Caesar，前100一前44），古羅馬統帥、政治家和作家。出身貴族，曾於公元前55至公元前54年兩度從日耳曼渡海侵入不列顛。後歷經轉戰之後，於公元前46年返回羅馬建立獨裁統治，集執政官、保民官、獨裁官於一身。著有《高盧戰記》、《內戰記》等。 ２譯註：征服者威廉（Willam the Conqueror，1027—1087），英國國王（1066一1087）。原系法國諾曼底公爵。1066年英王愛德華（仟梅者）死後無嗣，大貴族哈羅德被擁戴即位。威廉借口前王遺囑，糾集諾曼底封建主和騎士，在教皇支持下渡海侵入英國，於哈斯丁一戰擊潰哈羅德，自立為英王。他沒收大量土地，迫使全國領主效忠，並編製《末日審判書》，以加強對農民的剝削。 聽一聽文化的偉大倡導者馬修·阿諾德１的話：「每一個受過教育的人都熱愛希臘，感激希臘。希臘人是世界各民族藝術和科學的舉旗人，就如猶太人是正義的舉旗人一樣。如今，世界不能沒有藝術和科學。藝術和科學這兩面大旗的舉起咱然也就極大地佔據了世界各民族人民的心靈，而品行則被視為尋常的事。輝煌的希臘因為不注重品行而從地球上消失了；因為人們嚮往品行、持恆、性格……不僅如此，當今時代需要越來越多的美和知識，知識受到如此尊重，而能夠帶來勝利和能統治整個世界的不是希臘人，而是猶太人；不是卓越的藝術和科學，而是崇高的正義。」 -------- １譯注；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1822一1888），英國詩人和評論家。早年畢業於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並在拉格比公學短期任教，1857年被選為牛津大學英詩講座教授，並任職十年。初期寫詩，雖數量不多，但很有人情味。中期寫文學評論文章，尤其是詩論，包括《評論一集》和《評論二集》。以後寫作關於文化、社會、宗教等問題的論文，主要有《文化與無政府狀態》、《文學與教條》、《上帝與聖經》等。 要改革中國，就一定要在素質方面追根溯源，一定要在實際上推崇良心，不能再像幾位日本天皇那樣把自己囚禁在皇宮裡。有一條真理，被一位現代哲學的主要倡導者一語道破：「沒有一種煉金術能夠點鐵成金。」中國需要的是正義，為了獲得正義，必須瞭解上帝，對人要有新的概念，要瞭解人與上帝的關係。中國的每一個個人、每一個家庭以及社會，都需要一種新的生活。我們發現，中國的各種需要只是一種需要。這種需要，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永恆而又完整地給以滿足。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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