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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他們說不肯給我一毛錢，但是我离開飯店之前，其中—個家伙借給我一塊錢。我一見到公用電話就打電話到我媽媽住的貧民之家。但是，一名修女說：“甘太太已經不在我們這儿了。” 我問她去哪儿了，修女說：“不知道——她跟一個新教徒跑了。”我謝謝她，挂上電話。說起來，我是有點儿安心了。起碼媽媽跟某個人跑了，不再待在貧民之家。我想總得找到她。但是，老實說，我并不急著找她，因為她鐵定會為了我离家之事對我又哭又叫又罵，就好比天絕對會下雨那么鐵定。 天果真下雨了。淋得一身濕的貓儿、狗儿和我找到一個遮雨篷躲在下面，直到有個家伙出來把我攆走。我全身濕透又冷，經過一棟政府辦公大樓的時候，看見人行道中央有個大大的塑膠垃圾袋。我走近時，袋子動了一下，好像里面有東西！ 我停下來，走到袋子前面，用腳尖頂頂它。突然間，袋子往后跳丁四尺遠，一個聲音從袋子底下傳出，說：“滾開！” “誰在里面？”我問。 那個聲音說：“這是我的暖气柵，你去找你自己的。” “你在說什么？”我說。 “我的暖气柵，”那聲音說，“別碰我的暖气柵！” “什么暖气柵？”我問。 突然，塑膠袋略微抬高，一個家伙探出頭來，眯眼看著我，好像我是什么白痴似的。 “你剛到城里還是什么？”那家伙說。 “可以這么說，”我回答，“我只想躲雨。” 垃圾袋底下那個人模樣真可怜，頭發半禿，几個月沒刮胡子，眼睛紅通通布滿了血絲，牙齒基本掉光了。 “唔，”他說，“既然如此，我想讓你待一下倒無所謂——”拿去。”他伸出手遞給我另一個折好的塑膠袋。 “我要怎么用這袋子？”我問。 “打開它，鑽到袋子底下，你這笨蛋——你不是說想躲雨。”說完他拉下垃圾袋重新遮住自己。 唔，我照他的話做了，老實說，真不賴。暖气柵底下會冒出熱气，使袋子里頭暖呼呼的，舒服又可以躲雨。我們罩著垃圾袋并排坐在暖气柵上。半天，那家伙對我說：“你叫什么名字？” “阿甘，”我說。 “啊？我也認識個家伙叫阿甘。很久以前。” “你叫什么名字？”我問。 “丹恩。”他說。 “丹恩？丹恩？——喂，且慢。”我說。我掀開垃圾袋，走過去也掀開那家伙的袋子，果然是他！沒有腿，坐在一輛裝著滑輪的小木車上。起碼蒼老了二十歲，我几乎認不出他。不過，是他，沒錯。是丹恩少尉！ 從陸軍醫院出院之后，丹恩問到康涅狄格州想重拾教鞭教歷史。但是歷史這門課沒有空缺，于是學校要他教數學。他憎恨數學，況且，數學教室在二樓；他沒有腿，上樓吃盡了苦頭。同時，他老婆跟一個位在紐約的電視制作人跑了，并且以“性情不合”為由訴請离婚。 他染上酒癮，丟了工作，游手好鬧了好一陣子。小偷把他家搬空了，而醫院給他裝的義肢尺寸不合。過了几年，他說，他索性“放棄”，過起流浪漢的生活。他每個月都會領到一些傷殘撫恤金，但是他多半把它送給了別的流浪漢。 “我也說不上來，阿甘，”他說，“我想我大概只是在等死吧。” 丹恩給了我几塊錢，叫我去街角買兩瓶“紅匕首”。我只買了一瓶，剩下的錢給自己買了一份現成的三明治，因為，我已經一整天沒吃過——點東西。 “唔，老友，”丹恩喝下半瓶酒之后，說，“談談咱們分手之后你都做了些什么事。” 我就說給他听。我告訴他，我去過中國打乒乓球，還有找到了珍妮，參力加“裂蛋”合唱團和示威游行，我還把勳章扔了，結果坐牢。 “嗯，這件事我記得。當時，我還在醫院里，也想去參加游行，不過我想我不會扔掉我的勳章，你瞧！”他說。他打開外套紐扣，里面的襯衫上挂滿了他的勳章——紫心、銀星——起碼有十几二十枚。 “它們讓我想起一些事，”他說，“我也說不上來是什么事——戰爭，當然，但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失去了太多東西，阿甘，不只是兩條腿。還有我的銳气，我的靈魂。如今只剩下一片空白——原先我的靈魂所在之處，現在只有勳章了。” “可是，你說的那個管理一切的‘自然法則’呢？”我問他，“我們每個人都得配合的‘万物規划’呢？” “去它的，”他說，“那淨是哲學屁話。” “可是打從你告訴我之后，我就一直照著它去做。我順勢而行，盡力而為。盡量做對的事啊。” “唔，也許它對你管用，阿甘。我原以為它對我也管用——可是瞧瞧我。瞧瞧我，”他說，“我有什么用？我是個他媽的缺腿怪物。一個混混。一個醉鬼。一個三十五歲的流浪漢。” “還算好啊。”我說。 “哦，是嗎？怎么個好法？”他說。這話可難倒我了，因此，我繼續跟他說完我的經歷——被扔進瘋人院，然后被送上太空，又掉在食人族的村子里，還有公蘇、弗芮區少校和小黑人等等。 “呃，我的天，阿甘小子，你可真是奇遇連連，”丹恩說，“那你怎么會落得跟我一起罩著垃圾袋，坐在暖气柵上面？” “我不知道，”我說，“不過我不打算久留。” “那么，你有什么主意？” “等雨一停，”我說，“我就去找珍妮。” “她在哪儿？” “我不知道，”我說，“不過我會查出來。”“听起來你似乎需要援助。”他說。 我望向丹恩，他兩眼在胡子后面閃閃發光。不知怎的，我覺得他才需要援助，不過我不介意。 老丹和我那天晚上找了一家廉价教會招待所投宿，因為雨一直未停，丹恩付了一人五毛錢的晚飯錢，和兩毛五的床舖錢。只要你肯坐在那儿听布道等等就可以免費吃晚飯，但是丹說他宁可睡在雨地里，也不愿浪費寶貴時間去听一個唯圣經是從的人說他對世事的看法。 第二天早上，丹恩借給我一塊錢，我找了一個公用電話打到波士頓找摩西，從前“裂蛋”合唱團的鼓手。果然，他還住在老地方，而且完全沒想到我會聯絡。 “阿甘——我真不敢相信！”摩西說，“我們以為你玩完了！” 他說“裂蛋”散伙了。費波斯坦答允他們的錢統統被一些開支什么的耗干了，而且出了第二張唱片之后就沒人再找他們簽約。摩西說現在的人听一种新的音樂——“滾石”、“老鷹”，還有什么的——“裂蛋”的成員都离開了，找到了正經工作。 摩西說，很久沒有珍妮的消息了。她去華盛頓示威游行，而我被捕之后，她又回來跟“裂蛋”合作了几個月，但摩西說她似乎變了一個人。他說有一次她在台上哭了，他們不得不用樂器演奏填塞那一場表演。之后，她開始喝伏特加，演出遲到，他們正打算跟她談談，她卻索性不干了。 摩西說他個人覺得她的行為變化与我有關，但是她始終不肯談，過了兩星期她离開了波士頓，說要去芝加哥，打那以后五年來他沒再見過她。 我問他是否知道有什么法子可以找到她，他說也許他還存著她臨走前留給他的一個舊電話號碼。他擱下電話，過了几分鐘回來把電話號碼告訴我。除此之外，他說：“我一無所知。” 我要他保重，還說我要是去波士頓一定會去找他。 “你還吹口琴？”摩西問。 “呃，有時候。”我說。 我跟丹思又借了一塊錢，打電話到芝加哥。 “珍妮·可蘭——珍妮？”一個家伙接電話說，“對了——我記得她。一個蠻漂亮的小姐。好久了。” “你知道她在哪儿嗎？” “她臨走的說她要去印第安那波里。誰知道？她在‘天波祿’那儿找到了工作。” “哪儿？” “天波祿——輪胎工厂。你知道，做輪胎的——汽車輪胎。” 我謝過那家伙，回去告訴丹恩。 “唔，”他說，“我從沒去過印第安那波里。听說那邊秋天很美。” 我們先是想攔便車离開華盛頓，但是運气不佳。后來—個家伙讓我們坐在一輛運磚卡車的后面，坐到市郊，但是之后就沒人肯載我們。我猜想大概我倆模樣太奇怪——丹恩坐在他那輛小滑輪車上，我這大塊頭站在他旁邊。總之，丹恩說咱們何不搭巴士，他的錢夠買車票。老實說，拿他的錢我很不是滋味，但是，我覺得他想去，而且，讓他离開華盛頓也是件好事。 于是，我們搭上赴印第安那波里的巴土，我把丹恩放在我隔壁的座位上，將他的滑輪車塞在上方的架子上。他一路喝“紅匕首”，說這世界真是個鳥地方。也許他說得對。我也不知道。我終究只是個白痴。 我們在印第安那波里市中心下車，丹思和我站在街上正考慮下一步怎么走，一名警察走過來說：“不得在街上游蕩逗留。”予是我們就往前走。丹恩向一個家伙詢問“天波祿輪胎公司”在哪儿，結果它在市郊，我們就往那個方向走。走了一陣子，沒有人行道了，丹恩沒辦法推他的小滑輪車，于是，我把他夾在腋下，把滑輪車夾在另一邊腋下，繼續走。 大約到了中午，我們瞧見一個大招牌上寫著“天波祿輪胎”，推測到了地頭。丹恩說他在外頭等，我就走進去，柜台有個女人，我問她可不可以找珍妮·可蘭。那女人看看一份名單，說珍妮在“補胎”部門工作，但是除了工厂員工，外人不得入內。呃，我呆站在那儿，不知該怎么辦，那女人說：“這樣吧，甜心，再過一會儿他們就要午休了，你何不到大樓旁邊去等。也許她會出來。”我就照這么做了。 一會儿出來了許多人，接著，我瞧見珍妮獨個儿穿過一扇門，走到一棵樹下，從紙袋里取出一份三明治。我走過去，悄悄來到她背后，她坐在地上，我就說：“這三明治看起來可真好吃。”她根本沒抬頭看。她一直盯著前頭，然后說：“阿甘，一定是你。”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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