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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在十二月的一天清早把詹尼安葬的。幸而是在清早，因為到下午一場特大的新英格蘭暴風雪襲來，一下子就變出了一個雪壘冰封的世界。 爸爸媽媽問我是不是就跟他們一起搭火車回波士頓去。我盡量做到不失禮數，客客气气回絕了。我一再推說菲利普少不了我，沒有了我他要垮下的。其實情況倒是正相反。我這輩子几曾嘗過人世間的生离死別之痛，連傷心痛哭都還得要菲爾來教我呢。 “可要通通音信啊，”爸爸說。 “好，一定。”我跟他握過了手，又在媽媽面頰上親了親。列車就北去了。 卡維累里家起初并不冷清。親親戚戚都不想把我們兩個就孤零零撂在家里。不過他們終于還是一個個都走了——也難怪，大家都有個家庭，總得回家去吧。臨走時個個都讓菲爾作出了保證，舖子要重新開張，生意要做起來。不干這檔于事又干什么呢。他听了總是點點頭，大概算是表示同意吧。 最后就剩了我們兩個，在屋里干坐著。我們根本就不用動一動，因為大家都沒忘記替我們在廚房里備了許多吃的，色色齊全，都夠吃上個把月的。 眼前沒有了這些姑媽阿姨、遠近表親，沒有人來分散我的心思了，我感覺到禮儀這一劑麻藥在我身上產生的藥性也漸漸消失了。以前我只當自己這嘗到的就是傷心滋味。現在才知道那只是知覺麻木了而已。痛苦還才剛剛開始。 “嗨，你也該回紐約去了，”菲爾嘴上雖這么說，那口气听來卻并不是很堅決。我也沒有對他提出“答辯”，其實他的糕點舖子也不見得就已經開門營業。我只是說：“不行。除夕夜我在這儿克蘭斯頓還有個約會。” “跟誰？”他問。 “跟你呀，”我答道。 “那倒也不錯，”他說，“不過跟你說好——到元旦早上你就回去。” “OK，”我說。 “OK，”他說。 爸爸媽媽每天晚上都有電話打來。 “沒有，沒有什么事，巴雷特太太，”菲爾在電話里總是這樣對媽媽說的。媽媽顯然是在問可有什么事需要她……幫忙的。 “請別費心，爸爸，沒什么事，”輪到我，我總是這樣說。“我心領了。” 菲爾讓我看了一些“保密”的照片。當初詹尼下過最嚴格的命令，這些照片是絕對不許讓我看的。 “哎呀，菲爾，我戴著矯齒架的照片可說什么也不能讓奧利弗看啊！” “詹尼啊，可那時候你的樣子才逗人喜愛呢。” “我現在還要逗人喜愛呢，”她的回答充分表現了她的詹尼性格。隨即又補上了一句：“娃娃時代的照片也一張都不能讓他看啊，菲爾。” “可這又是為什么？為什么不能讓他看？” “我不想讓奧利弗看到我那個胖娃儿樣。” 她們父女倆的這場快活的舌戰，叫我看得簡直出了神。其實當時我們已經結了婚，我也總不見得會因為她小時候戴過矯齒架，就提出要跟她离婚吧。 “嗨，這屋里到底誰說了算？”我巴不得他們熱熱鬧鬧把嘴斗下去，就問菲爾。 “你猜呢？”他笑笑說。結果照相簿沒有打開，就這樣又收了起來。 可今天我們看了。照片還真不少呢。 早期的照片張張都有個顯眼的人物，那就是菲利普的妻子特里薩·卡維累里。 “她真像詹尼。” “她長得可好了，”菲爾歎了口气說。 就在詹尼留下胖娃儿照之后、戴上矯齒架之前，中間看得出有個分野，從此照片里便再也沒有了特里薩的身影。 “我真不該讓她晚上開車，”菲爾說話的神气，好像她出車禍去世還是昨天的事情似的。 “你是怎么挺過來的呢？”我問。“你怎么經受得住的？”我這樣問他其實可是為了自己，我想听听他是不是有什么巧方儿可以供我借鑒，好撫慰撫慰我心靈的創傷。 “誰說我經受得住啦？”菲利普回答說。“不過我好歹膝下還有個小女儿……” “對，是得要你照看……” “哪儿呀，是她來照看我呵，”他說。 于是我就听到了一些故事，在詹尼弗的一生事跡中這些故事原本是歸入“背景材料”一類的。小女儿總是想盡辦法來照應爸爸，來減輕爸爸的悲痛。爸爸只好听女儿的，由女儿來做飯。更要命的是，女儿從超市的雜志上一知半解看來了菜譜，學著做出來的菜他還不能不硬著頭皮吃下去。一到星期三晚上，女儿就非要他照老規矩去跟一班老朋友玩上几盤保齡球不可。總之女儿是千方百計總想使他快活起來。 “你一直沒有再結婚，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嗎，菲爾？” “因為什么呀？” “因為詹尼的緣故，是吧？” “哪儿呀。她倒是老纏著我，要我去找個老伴哩——還替我物色對象、安排約會哩！” “真的？” 他點了點頭。“我不說瞎話，南起克蘭斯頓北到波托蓋１，凡是條件相當的意大利裔美國娘們，她全都給我介紹過，我敢說決漏不了一個。” １羅德艾蘭州東北部的一個城鎮。 “可就是都看不上眼，是不是？” “倒也不是，有几位還是挺不錯的，”他說。他這話倒很出乎我的意料。“比如有位里納爾迪女士，是詹尼念初中時的英語教師……” “哦？”我應了一聲。 “她就挺不錯。我們來往過一陣子。她如今早嫁了人了。孩子都有了三個了。” “我看你是根本沒打算想結婚，菲爾。” 他望著我，把頭搖搖。“我說奧利弗呀——這樣的好福气我可是已經享受過一回了。我算是什么東西，哪里敢存這樣的妄想——常人一次都難得的好福气，難道想要上帝賜給我兩次？” 說完他好像憋不住把眼光避開了，大概是向我吐露了真情，感到有些后悔吧。 到了元旦那天，他簡直是連推帶搡逼著我乘上火車回家的。 “別忘了是你親口答應了的，得回去干你的事了，”他說。 “大家彼此彼此，”我也回他一句。 “于點儿事有好處哪。真的，奧利弗，好處真大著哪。”他的話說完，列車也就開動了。 菲爾的話說得有理。一頭扎進了人家的訴訟案子，我原先郁積在心中的憤懣便由此而得到了宣泄。我原先總有那么個感覺，總覺得自己仿佛受了誰的什么委屈。是社會体制有問題！是天道有虧！因此我就覺得自己應當切切實實做一些事，去糾弊補偏。這樣我同意承辦的案子里，屬于“錯案”性質的也愈來愈多了。要知道，當時我們的百花園里穢草惡卉還是不在少數的。 由于“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一案（384 U.S.436）１的影響，我便成了個大忙人。從該案開始最高法院就确認了：對嫌疑犯務必先講清楚，在尚未清得律師的情況下他有權暫不回答問題。此前也不知有多少人根本還沒有請教過律師，便給匆匆押上法庭審理結案了——我一想起來就激動，真為這些人憤憤不平。利羅伊·西格就是一個例子：我通過美國公民自由協會承接下他的案子時，他早就給關在阿蒂卡２了。 １這是美國司法史上的一個著名判例，1966年由沃倫主持下的最高法院作出判決。 ２阿蒂卡：指紐約州的阿蒂卡監獄。 這位利羅伊老兄當初之被定罪，依据的是有他簽字的一紙供狀，其實那是經過了長時間的審訊以后，被警方以巧妙的手法套取了去的。（他們也真有辦法——可這是不是合法呢？）他簽下名字的時候，也不清楚這個字簽下去分量有多重，他只求簽了字就能讓他闔會儿眼。他的案子一經提出复審，當時就成了援用“米蘭達”案判例的紐約几宗大案之一。結果我們終于使他得以出了班房。算是討回了一點公道。 “真謝謝你啊，老兄，”他謝過了我，就轉過身去吻他熱淚盈眶的妻子。 “不要大激動了，”我應了一聲也就走了——我又不能叫利羅伊·西格把快樂分一點給我。再說，他到底還有個老婆呢。而且，話又得說回來，我們律師私下行話中的所謂“冤包子”，天下也實在太多了。 再如桑迪·韋伯也是一個例子。他是跟征兵局打的官司，為的是出于信仰原因，他要求援例免服兵役。征兵局覺得事情難辦。桑迪如果是教友派倒也罷了１，可他又不是，所以很難證明他不肯去打仗原因不在于怕死，而是出于他“根深蒂固的信仰”。盡管他明知官司打起來吉凶難卜，桑迪卻還是情愿留下來打這場官司，怎么也不肯逃到加拿大會。他要表明自己是對得起良心的。自己是堅決主張非暴力的。為了他他的女朋友都快急死了。他有個朋友就在劉易斯堡２坐班房，那日子才不好過呢。因此他的女朋友就勸他：我們還是逃到蒙特利爾去吧。他卻說：我要留下來戰斗。 １教友派，又稱公誼會或貴格會，為基督教新教教派之一。創始人福克斯勸誡會徒向“主”祈禱時須作顫粟狀，故會徒被稱作貴格（顫栗者）。該教派反對一切戰爭和暴力，在美國規定教友派成員可以免服兵役。 ２在賓夕法尼亞州中部，該處有一聯邦監獄。 我們戰斗了。第一次官司沒打贏。我們又提出上訴，這一次到底胜訴了。雖說他還得去一家醫院里洗上三年碗碟，他卻樂意得不得了。 “你真神哪！”桑迪和他的女朋友唱著這么句歌儿，一齊來跟我擁抱。我回了他們一句：“堅定信心就是胜利，”就一邁腿走了，這屠尤偉業還有待我去擴大戰果呢。我也回頭看過他們一眼，見他們倆在人行道上簡直跳起舞來了。可我就是笑不起來。 唉，我心頭只覺得憤懣難言。 我就埋頭工作，總是能干到多晚就干到多晚。我真不愿意下班回家。也不知怎么，家里似乎什么都會浮現出詹尼的影子。就比如那架鋼琴。還有她那些書。我倆一道挑選的那套家具。真的，我心里甚至還掠過了一絲想搬家的念頭。好在我總要老晚才回到家里，搬不搬家暫時好像也無所謂。漸漸地，一個人在冷清清的廚房里獨自吃飯我慣了，一個人听錄音帶听到夜深我也慣了——不過詹尼的那張讀書專用椅我是從來不去坐的。我甚至還自己摸索出了一些門道儿，在我們那張空蕩蕩的大床上我也勉強睡得著覺了。所以心里也就覺得不是非搬家不可了。 可是有一天我打開了一扇櫥門，情況就起了突變。 那是詹尼的衣櫥，本來我是從來不去碰一碰的，可是那天也不知怎么，我卻糊里糊涂打開了這衣櫥門。一眼就看見了她的衣服。詹尼的連衫裙，短上衣，領巾披巾，全在那儿。還有羊毛衫——里邊有一件還是她中學時代穿的老古董呢，盡管早已穿得都快爛了，她卻一直舍不得丟掉，在家里還常穿的。一櫥的衣服都在，可就是詹尼不在了。怔怔地瞅著這些遺物，綢的毛的好大一堆，我也真說不上心頭到底是個什么滋味。反正總依稀有這么個向往吧：我要是去把那件老古董羊毛衫摸一下，是不是就能沾到一點詹尼的嬌軀散落下的屑屑粒粒呢？ 我把櫥門一關，從此再也沒有去開過。 兩個星期以后，菲利普·卡維累里悄悄來收拾起詹尼的東西，一股腦儿都拿了去。嘴里還兀自咕噥，說是天主教會里有個專門幫助窮人的机构，里邊的人他認識。他借來了一輛送面包的卡車，好把東西運到克蘭斯頓去，臨走一本正經向我道別：“你要再不搬家，我今后就不來看你了。” 說來也怪。屋里凡能引得我睹物思人的种种東西一旦被他席卷而去以后，我不出一個星期就找到了一套新的住房。新居面積不大，更有點牢房的味道（記得嗎，紐約凡是底層的屋子窗上都是釘了鐵條的）。那其實倒是一幢上等的住宅，正房住的是一位劇院的闊老板，我住的則是半嵌在地下的底層，比起正房來就要差點儿了。他家的漂亮大門門把儿金光珵亮，不過好在要進他的家門得上一列台階，所以去他家胡天胡帝的人再多，也打扰不到我。而且我這新居离上班的地點要比以前近多了，到中央公園更是几步路就到。种种跡象顯然表明，我心靈的創痛看來要不了多久就可以平复了。 可是我的心里總還揣著一大塊心病。 盡管我這新居四壁都挂上了新的裝飾畫儿，連床也換了一張簇新的，盡管朋友見了我說“老兄，气色不錯啊”的也愈來愈多了，可是其實我還一直暗暗藏著我那亡妻詹尼的一樣遺物。 家里寫字台最下面的一個抽屜里，我還藏著詹尼的眼鏡。而且不是一副，我把兩副全藏在那儿。因為我只要對她的眼鏡看上一眼，就會想起當初透過鏡片便能把我一眼看透的那一對可愛的眼睛。 不過除了這一點以外，在其他方面我還是蠻不錯的。所以見到我的人，也個個都毫不猶豫地說我蠻不錯了。 “你好，我叫菲爾。我是個烤糕餅的迷。” 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听他這樣赶時髦說這個“迷”字，人家真會當他烤蛋糕是一种業余愛好，不會想到他可是靠這個手藝吃飯的。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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