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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白夜的白海上，大索洛維茨島把一座白色的教堂舉出水面，教堂的四周圍繞著一圈由長滿赤褐色苔蘚的巨圓石壘成的衛城的高牆。灰白色的索洛維茨海鷗不停地在衛城的上空翱翔，唳叫……。 “在這塊淨土上似乎還不存在罪孽……這里的自然界似乎還沒有成熟到犯罪的年齡。——這就是索洛維茨給予普里什文的感覺。 在有我們之前，這一群島嶼便從海水中升起了，在有我們之前，在這里的地面上便注滿了兩百多個魚蝦丰富的湖泊；在有我們以前，大雷鳥、野兔、麋鹿遷入了這些島嶼，而這里卻從來沒有過狐狸、狼和其他猛獸的蹤跡。 冰河侵來又退去，把花崗岩的巨圓石堆積在湖泊的四周。湖泊在索洛維茨漆黑如夜的冬季里封凍著；海水在怒號的狂風中激蕩著，冰凌在海面上漂浮，有些地方凝結成冰層；北极光映亮了半個天空；然后，天空又漸漸地發白，气候漸漸地變暖；云杉長高，變粗，禽類發出咕咕的低鳴和吱吱的尖叫，幼鹿嗷嗷地長嘯。——地球帶著世界的歷史旋轉，一個個的王朝衰亡又興起，而這里仍是沒有猛獸，也沒有人類。 諾夫戈羅德人有時在這里登陸，他們把這些島街划入了奧胞涅日的轄區。卡累利阿人有時也在這里居住。庫利科夫大戰之后五十年，亦即國家政治保衛局成立前五百年，兩位高僧——薩瓦季和佐西馬駕著一葉扁舟渡過了珍珠母色的海洋，認定這個沒有猛獸的荒島是一塊圣地。他們來后，便出現了索洛維茨修道院：自那時起，先后修建了烏斯賓斯基（圣母升天）和普列奧布拉仁斯基（變容）兩座大教堂，斧山頂上的“斷頭”教堂。還有另外的二十來座教堂以及二十來座小禮拜堂。此外有峨爾峨他隱僧修道院，三位一体隱僧修道院，薩瓦季隱僧修道院，穆克薩姆隱僧修道院以及設在偏遠地點的獨居修道士和苦行修道士居住的孤單的隱廬。在這些島嶼上投入了大量的勞動，起初是僧侶們自己，后來還有隸屬修道院的農民。用几十條運河把湖泊聯接了起來。湖水通過木制的管道流進了修道院。最惊人的工程是，不知用什么辦法把“不可移動的”巨大圓石舖砌在沙灘上，硬在穆克薩姆島上修筑起一道堤壩（十九世紀）。大小穆克薩姆島上，開始放牧肥壯的畜群。僧侶們喜愛照料動物，不管是馴養的還是野生的。原來，索洛維茨的土地不但是圣洁的，而且是富饒的，能夠養活這里的好几千居民。菜園里出產著瓷瓷實實的色白味甘的白菜（它 的菜莖享有“索洛維茨苹果”的美稱）。所有的菜蔬都是本地產的， 都是好品种。還有自己的花房，甚至栽培著玫瑰。捕魚業很發達， 有海上捕撈業，有在与海洋隔開的“總主教養魚池”里的魚類養殖業。在几百和几十年的過程中，相繼出現了自己的谷物磨房，自 己的鋸木厂，本地陶窯燒制的器皿，自己的鑄鐵厂，自己的鐵匠 作坊，自己的裝訂工厂，自己的皮革制作業，自己的馬車制造業。 甚至有了自己的發電厂。樣式复雜的异型磚和自用的小型海船也 全由自己制造。 然而，無論在過去和現在，島上的人民生活卻從來沒有獲得 過獨立于軍事思想和監獄思想之外的發展，而且也不知道將來能 不能獲得這樣的發展。 軍事思想：決不能允許一些不懂事的僧侶們平平常常地生活 在一些平平常常的島嶼上。這些島嶼位于大帝國的邊緣，因而它 們就必須和瑞典人、丹麥人、英國人打仗；因而就需要建起圍牆 厚達八米的要塞，建造八座塔樓，開出狹長的炮門，保證大教堂 的鐘樓上有良好的觀測視界。（修道院确實曾于一八0 八年和一八五四年兩次抵御過英國人的進犯，均獲得胜利。但在“一六六七年与尼康總主教的支持者發生沖突時，僧人費奧克季斯 特打開了一個暗道，把索洛維茨衛城出賣給沙皇的大臣。） 監獄思想：這太妙了！又是在一個孤獨的島嶼上，又有堅固 的石牆！有地方可以禁閉要犯，也有可以責成看管要犯的人。我 們不妨礙他們拯救自己的靈魂，可是他們必須替我們看守囚徒。 （基督教修道院的這种兼職使得多少人的信念遭到破滅！） 薩瓦季在圣島上登陸的時候想到這個嗎？…… 這里關押過教會异端分子，也關押過政治异端分子。阿夫拉 米·帕利岑在這里坐過牢（也死在這里）；普希金的舅舅工·漢尼 巴爾因為同情十二月党人也在這里蹲過。扎波羅日軍營最后一個 統領卡爾尼舍夫斯基（彼得留拉的遙遠的先驅者？）在垂暮之年被關到這里，經過長期監禁，年過百歲之后才獲釋放。 然而所有那些人几乎是可以按名字數出來的。不過索洛維茨修道院的古代史在我們蘇維埃時代亦即在索洛維茨勞改營時代被披上了一件神話的罩衣，它哄騙了參考指南和歷史記述的編寫者，因而我們今天在某些書里看到索洛維茨監獄是刑訊監獄的說法。据說這里又有拷問架的吊鉤，又有皮鞭，又有烙鐵之類。實際上，俄國一般的修道院囚牢里根本沒有這些伊麗莎白時代以前的刑訊監獄或西方宗教裁判所里使用的刑具。這全是一個不老實的并且一竅不通的研究者捏造出來的。 索洛維茨的老犯人們都還清楚地記得這個人。他就是小丑伊万諾夫，營里的外號是“反宗教杆菌”。此人原是諾夫戈羅德大主教的仆役，因為把教堂珍品盜賣給瑞典人而被捕。一九二五年被押到索洛維茨。他上竄下跳，千方百計地逃避一般勞動，以便保住性命。他干上了在犯人中進行反宗教宣傳的專業，當然也變成了情偵科（情報偵查科。就取了這樣一個坦率的名稱）的人員。不僅如此，他還推測說僧侶們一定在這里埋藏了許多珍寶，使得勞動營的領導們都動了心，于是組成了一個由他帶領的發掘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挖了好几個月。——嗚呼，僧侶們欺哄了反宗教杆菌的心理學推想：他們在索洛維茨什么珍寶也沒有埋藏。伊万諾夫為了光榮下台，便把在地下修筑的庶務、貯藏、防衛等用途的房屋解釋成為監禁和刑訊的場所。据他說，經過了那么多的世紀，細小的刑具自然未能留下來，但是有一個鉤子（是吊肉胴用的）就足以證明這里曾有過拷問架。至于為什么十九世紀的酷刑也沒有留下一點痕跡，這就比較難以說出理由。于是他得出結論說：“索洛維茨監獄的制度，自上一世紀起，變得大大地溫和了。”反宗教杆菌的這一“發現”非常合乎時宜，也使大失所望的長官們多少得到一點安慰。文章刊登在《索洛維茨群島》上，后來又由索洛維茨印刷厂印成單行本，從此便十分成功地熏黑了歷史的真相。（索洛維茨的繁榮昌盛的修道院革命前馳名全國，极受人們尊重，所以小丑耍的這一套把戲更被認為是适合形勢的需要。） 勞動人民掌握了政權以后，對這些不怀好意的僧侶寄生虫們采取了什么措施？給修道院派去一些政委和政治上可靠的干部，宣布把修道院改為國營農場，命令僧侶們少禱告，多為工農勞動。僧侶們整日勞動。由于他們對于下网的時間和地點具有特殊的知識，能夠捕到味道非同尋常的鮮魚。這些鯡魚全運到了莫斯科，送上了克里姆林宮的餐桌。 然而修道院里的珍寶，尤其是集中在法衣圣器貯藏室里的大量珍品，使外來的領導和訓導干部心中不能平靜：這么多的珍珠寶貝作為呆滯的宗教貨物積存在這里，未能轉入勞動者（他們）的手中。他們此時便采取了一個与刑法典稍有抵触而与剝奪非勞動者財產的總精神完全符合的手段——在修道院里放了一把火（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建筑物損坏了，法衣圣器貯藏室里的許多珍寶不見了。而主要的是，所有的登記帳簿都燒掉了，沒有辦法查清究竟損失了多少東西，什么東西。 用不著進行什么偵查，革命的法律意識（嗅覺）還不能提醒我們該怎么辦嗎？燒毀修道院的罪犯不是僧侶這幫黑色的狗東西還能是誰？把他們統統攆到大陸上去！把北方特种營統統遷到索洛維茨群島上來！八十高齡甚至百歲的老僧們跪下懇求留他們死在這塊“圣土”上，可是當局以無產階級的堅決性將他們一概掃地出門，只留下最必需的人員：漁業隊；穆克薩姆島上的畜牧專家；會釀白菜的梅福季神甫；鑄鐵匠人薩姆遜神甫；還有另一些有類似用途的神甫。（在衛城里撥給他們一個与勞動營隔開的角落，有單獨出入口——鯡魚門。他們被稱為“勞動公社”，但是為了照顧他們受毒太深的實際狀況，把坐落在墓地上的奧努弗里教堂留給他們，讓他們在里面做禱告。） 囚犯們時常愛說的一句諺語：“圣地不愁沒人住”，果真變成了現實。鐘聲沉寂了，神燈和香火熄滅了，再也听不到彌撒和徹夜祈禱的聲音，再也沒有人晝夜不停地喃喃誦經，圣像壁毀坏了（只有普列奧布拉仁斯基大教堂的還保存著）。可是，身穿拖到腳后跟的超長下擺軍大衣、縫著帶特殊標志的黑色袖章和領章、頭帶沒有五角星的黑箍制帽的英勇的契卡工作人員，于一九二三年六月來到這些島上，在這里創建了一座森嚴的模范勞動營——工農共和國的驕傲。 連這些具有階級性的集中營那時也被認為是不夠嚴格的了。于是，一九二一年創建了“北方特种勞動營”，縮寫是C几OH（“大象”），歸肅委管轄。第一批這种營地出現在彼爾托敏斯克、霍爾莫哥雷以及阿爾漢格爾斯克附近嚴但是這些地點顯然被認為是難以警戒的，從長遠看來不适于犯人的大量聚集。首長們的視線自然地轉向了离它們不遠的索洛維茨群島。那里已經有現成而完善的經濟設施，有石砌的建筑物，距离大陸二十至四十公里，這對于監獄管理人員說來是夠近了，對于逃犯說來是夠遠了。而且有半年時間和大陸斷絕聯系——是一顆比薩哈林島還要難啃的核桃。 對于“特种”兩個字的含義，各种條例中還沒有明确詳細的規定。但是索洛維茨勞動營營長艾赫曼斯當然在盧賓卡得到了口頭的說明，來到島上，又對自己親近的助手們做了傳達。 索洛維茨的故事現在也許不會使以前的犯人甚至六十年代的普通人感到惊奇了。但是請讀者把自己想象成一個契訶夫時代及契柯夫以后時代的俄國人，一個號稱俄國文化的白銀時代即二十世紀錄訂十年的人，一個當時教育出來的盡管受過國內戰爭的震蕩但仍習慣于人們應有的食物、衣服和口頭交往規范的人，然后再請他跨進索洛維茨的大門克姆佩朋克特——克姆中轉站吧。這個遞解站設在既沒有一棵喬木也沒有一叢灌木的荒蕪的神父島上，它靠一道堤壩与大陸相連。他在這個光禿肮髒的畜圈里首先見到的是檢疫隔离連（當時犯人們編成“連隊”，還沒有“作業班”）。人們身上穿的是……麻袋！普普通通的麻袋：下面露著腿，好象穿著裙子。上半截為頭和雙手挖了洞。（虧他們想得出來。可是沒有俄羅斯的机智克服不了的難題！）新來的犯人，當他還有自己的衣袋的時候，可以暫時躲過這條麻袋，可是他對這個麻袋還沒來得及仔細研究，就會看見傳奇般的騎兵大尉庫里爾科。 庫里爾科（別洛博羅多夫也和他一樣）出現在解犯縱隊面前的時候，也是穿著縫著嚇人的黑袖章的契卡人員的長下擺的軍大衣、黑袖章纏在陳舊的俄國軍服料子上顯得特別古怪，好像是死亡的徽志。他跳上一只木桶或者別的什么合适的高台，對新來的犯人們發出突如其來的刺耳的狂叫：“喂-！都听著！這地方不是索（蘇）-維埃共和國，這地方是索-洛維茨共和國！你們要放明白點！索洛維茨這塊地面上，檢察長的腳還沒有踩上過！他也永遠踩不上來！你們要知道，把你們送到這里來，不是要你們改造！天生的羅鍋子，改不過來了！告訴你們我們這儿的規矩：我說‘起立’，就起立！我說‘趴下’，就趴下！給家里的信要這么寫：活著、健康、對一切都滿意！完啦！……” 瞠目結舌的名門貴族、京城的知識分子、神甫、毛拉和愚昧無知的中亞人恭听著這一番從未听過、見過、讀過的訓話。沒能在國內戰爭中出名的庫里爾科現在以這种歷史性的特殊方式把自己的大名寫進俄國的史冊。隨著每一句恰到好處的叫囂和訓詞，他的勁頭越來越大；更有無數新的更加鋒利的叫囂和訓詞不斷地脫口而出。 在自我陶醉和滔滔不絕地喊叫聲中（可是他內心卻在幸災樂禍地想著：你們這些書生，我們跟布爾什維克打仗的時候，你們躲到哪里去了？你們想避風頭嗎？結果被人家揪到這里來了。這就是給你們狗屎不如的中立主義的報酬！而我們也能跟布爾什維克交朋友，我01是干實事的人！），庫里爾科會這樣地開始他的教練； “第一隔离連，你們好！……不行，再來一次！第一隔离連，你們好！……不行！……你們喊‘首長好！’聲音要大，要叫全索洛維茨群島，要叫海峽對面都能听到。兩百人一齊喊，要能把牆都震塌！！！再喊一次！第一隔离連，你們好！” 庫里爾科盯著要每一個人都使勁喊，直到喊得累趴下，才轉入下一個科目——全連圍著柱子跑步： “腿抬高！……腿抬高！” 到這時候，連他自己也不好受了，連他自己也像是演到第五幕最后一次謀害之前的演員了。經過半小時操練后，他用嘶啞得几乎說不出話的喉嚨向正在和已經東倒西歪地癱在地下的人們許下了一個愿，這句話一語道破了索洛夫卡的實質： “我將來要強迫你們吸死人的鼻涕！” 而這僅僅是為了摧毀新來者的意志的第一次操練。下一步將是命令他們睡在腐朽發黑的木板工棚的光板地上。這還沒有什么，只要給班長一點賄賂，就能把他塞到舖板上去。其他的人將要在板舖之間的過道里站一個通宵（犯了過錯的人還得站在便桶和牆壁之間）。 這還是在极幸福的“大轉變的一年”以前，在產生個人迷信以前，在政策被歪曲和被破坏以前的一千九百二十三年、一千九百二十五年發生的事……（從一九二七年起，增加了一項，就是板舖全歸盜竊犯們占有，他們把自己身上的虱子彈向站在地下的知識分子們。） 在等候“格列布·博基號”輪船期間，他們還需要在克姆中轉站從事一段勞動。其中有的人將要被逼著圍繞一根柱子跑步，嘴里還要不斷地喊：“我是懶虫！我不愛勞動！我瞎搗亂！”一個工程師提便桶時摔了一跤，洒了一身糞尿，他們把他關在工棚外面，讓髒東西在他身上結冰。在這以后，听到的將是押解隊的吼叫：“不許掉隊！我們不警告就會開槍！齊步走！”接著就是嘩啦嘩啦的拉槍栓的聲音“想找麻煩嗎！”冬天押著他們在冰層上步行，犯人還要自己拖著小船，以便在沒有封凍的海面上乘著它渡過去。開凍以后就把他們裝進輪船艙，塞得那么滿，以致到達索洛維茨之前必然有人憋死，連赭紅色圍牆中的雪白的修道院也來不及看到一眼。 新來的犯人到達索洛維茨后，大約在几小時之內就能經歷到入營澡房里的一場惡作劇：他脫光衣服，第一位服務員在盛著綠色肥皂水的大木桶里蘸一下刷帚，在他身上涂蹭；第二位服務員上來一拳把他推到斜木板或台階下的什么地方；那里有第三位服務員拿一桶水朝這個惊呆了的人身上潑來；第四位馬上把他推到穿衣間。已經有人從上面把他的“破爛”亂七八糟地扔在那里了。（從這個惡作劇里可以預見到整個古拉格的面貌，包括它辦事的速度和對人的价值的態度。） 新來者就是這樣吞進索洛維茨精神的。這個精神全國還不知道，這是正在索洛維茨醞釀中的未來的群島的精神。 新來者在這里也能見到穿麻袋的人；有的人穿著普通的“自由人”衣服，新的、破的都有；有的穿著用軍大衣粗呢料子做的索洛維茨式外套（這是一种特權，也是地位高貴的標志。營地行政人員才穿這樣的衣服），帶著用同樣呢料制成的“索洛維茨帽”；他忽然看見，囚犯當中走著一個穿—……燕尾眼的人！而且，這個人并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惊异，誰也不朝他扭過身去，也沒有人笑。（要知道，每個人都是把自己原來的一身穿破為止。這個倒霉的先生是在“大都會”飯店”被捕的，那只好請他穿著燕尾服將就熬完刑期了。） 《索洛維茨群島》雜志（1930年，N01）上說，領取標准服裝是“許多犯人的幻想”。只有在儿童教養院里才發給全套的公家服裝。舉個例子說，一個女犯是什么也領不到的，無論內衣、長襪還是包頭布。抓住了一個穿著單布連衣裙的大嬸，那就請她穿著它度過北极圈內的嚴冬吧。因此許多犯人蹲在連隊的宿舍里，身上只有一件內衣。當局也不攆這樣的人出去上工。 公家的衣服如此珍貴，所以在索洛維茨對于以下的場面誰也不覺得希奇或野蠻：隆冬季節，囚犯們在衛城附近脫掉衣服鞋襪，把全套服裝整整齊齊上繳給公家，然后光著身子跟到二百米外的另一堆人中間，在那里另外發給他一套衣裳。這一套手續表示：他們正由衛城管理處移交給費利蒙諾沃鐵路支線管理處產但是，如果讓他們穿著衣服移交，接收單位可能不把衣服還回來，或者以坏換好，暗中掉包。 還有另一個冬季的場面，事由不同，但風尚一致。他們查明衛生科的醫院不符合衛生要求，命令用開水燙洗。但把病人放到哪里去？衛城內所有的房屋都擠得滿滿的。索洛維茨群島的人口密度超過比利時（索洛維茨衛城內的密度又如何？）。于是把所有的病人用被子兜著抬到雪地里，放三個小時。洗完了再拖回來。 我們還沒有忘記我們的新來者是白銀時代教育的產儿吧？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關于布痕瓦爾德集中營，他還是一無所知呢！他在這里看到：身穿用軍大衣料子做的粗呢制服的班長們互相之間以及對著連首長以端正的軍人姿勢行軍禮，可是正是他們手里拿著長根子——即所謂“制子”“（甚至出現了一個人人懂得的動詞：挨制子）驅赶著自己的工人去上工。他在這里看到：雪橇和大車不是用馬拉的，而是用人拉（几個人拉一輛），并且還有一個專門名詞——“馬臨代”（馬的！臨時代理人）。 他還會從別的索洛維漢人嘴里听到一些比眼見的更可怕的事。人們會向他說出一個陰森的字眼“謝基爾卡腳、這指的是斧山。山頂上有一座兩層的大教堂，禁閉室就設在里邊。關禁閉的待遇是：兩面牆壁之間裝著几根胳膊粗細的樹根。受處分的囚犯整個白天都要坐在這几根樹棍上（夜晚躺在地上，但因過于擁擠，只能人深人）。樹棍安裝的高度正好使犯人兩腳挨不著地面。保持平衡并非那么容易，所以囚犯整個白天就得使勁支撐著，如果掉下來，看守就跑進來揍人。還有：帶到外面，讓他站在三百六十五級的石階的上端（從大教堂通往湖邊，是僧侶們建造的）；把他從頭到腳捆在一根圓木上，以便加重分量，然后橫放，沿石階推下去（中途沒有一處平台，台階十分陡峭，捆著人的圓木停不下來）。 嗯，樹棍其實無需到斧山上去找，衛城里的永遠擠得水泄不通的禁閉室里也有。另一种辦法，就是把你放在一塊有尖脊的巨國石上，在那上面呆牢也是不容易的。夏天叫做“坐樹墩”，意思是光著身子喂蚊子。但是這時需要派人監視受罰者，如果把他扒光再把他捆到樹干上，就可以由蚊子自己去完成任務。還有——把整連人拉到雪地里，叫他在那里受罰。還有——把犯人赶進湖邊的爛泥洼里，讓他在齊脖子深的爛泥里呆著。還有一种方法：把馬套進空轅杆，把受罰者的雙腿系在轅杆上，警衛隊士兵騎上馬背，策馬在伐林殘址上奔跑，直到馬后的呻吟和呼叫聲听不到為止。 新來者沒有開始索洛維茨的生活，沒有開始服他的等于無期的三年刑期，就已經在精神上被壓垮了。但是如果當代的讀者用一根指頭指著說：瞧，這是公開的殺人体制，死亡營！那你就過于匆忙了。哎，我們才不這么簡單！在這第一個試驗場上，以及在后來的其他場所，包括規模最大的營地，我們不是公開行動的，而是采取多層次的、混合的方式，所以才進行得這般順利，所以才進行得這般長久。 忽然，一條威風凜凜的漢子騎著一頭山羊走進衛城的城門。他的神气很庄重，也沒有人笑話他。他是什么人？為什么騎山羊？這個人叫杰格佳廖夫，過去是放牛的。（請勿与自由人杰格佳廖夫——索洛維茨群島部隊首長混淆。）他本來要求給他一匹馬，可是索洛維茨馬很少，就給了他一頭山羊。但是他憑什么贏得了這個榮譽？因為他放過牛嗎？不，他現在是樹木苗圃主任。他在這里，在索洛維茨，正培育著遠方的外國樹种。 從這個山羊騎士身上便開始了一首索洛維茨的幻想曲。索洛維茨僧侶搞起來的簡單而合理的蔬菜种植業全被破坏了，連菜也快沒有吃的了，為什么偏要培育外國樹种不可？可是你要知道，在靠近北极圈的地方引种异國樹木可以表明索洛維茨也和整個蘇維埃共和國一樣在改造世界呀，有建設新生活呀！但是种子、資金從哪里來？問題恰巧在這里：有錢為苗圃買种子，而給伐木工人吃飯偏偏就沒有錢了（這時候伙食還不是按定量供給的，而是按經費多少提供的）。 還有考古發掘工作呢？對了，我們這里有一個發掘委員會。了解過去對于我們是一件有很重要意義的事情。 勞動營管理處對面有一個花壇，那上面鑲砌著一頭很可愛的大象，象背的披衣上鑲嵌出一個字母“y”。另外在當做這個北方國家的貨幣使用的索洛維茨流通券的票面上，也印著同樣的畫形謎。這是多么愉快的家庭假面舞會啊！這里的一切不是很可愛嗎？調皮鬼庫里爾科人成只是嚇唬我們吧？ 國家政治保衛局勞改營內多年流通著穩定的貨幣。特殊的貨幣有助于把這些勞改營更好地与世隔絕。甚至各級行政及警衛人員，更不用說犯人，都要把他們持有的全部蘇聯貨幣交出來，換取訂成小本的“結算票”（厚紙，有水沖，面值為二、五、二十、五十戈比，一、三、五盧布。不同發行年代的票子有不同的全俄國家政治保衛局委員的簽字——博基、科甘或者M．貝爾曼。在營內私藏國家貨幣應判槍決。（這种嚴厲措施的目的之一是為逃跑制造困難。）在國家政治保衛局所有勞改營范圍內，一切帳目都是用這种票子清算。釋放時（如果有這個時候的話……）持有者拿它換回國家貨幣。一九二三年后勞改營數量激增，所有這類票券都取消了。（M·M·貝科夫提供。） 瞧我們還有自己的雜志——也叫《大象》（一九二四年創刊，最初几期是打字的，從第九期開始在修道院印刷厂排印），一九二五年改稱《索洛維茨群島》，二百份，甚至還有一种附刊——《新索洛維茨報》（讓我們与可惡的僧侶時代徹底決裂！）一九二六年起改為全國發行，龐大的印數，巨大的成功！要知道在二十年代是不把索洛維茨藏起來的，甚至不斷地在人們耳邊絮叨它。公開地耍索洛維茨牌，公開地以索洛維茨自豪（有過自豪的勇气！），蘇聯歌曲中提它，游藝演出的說唱段子里拿它逗笑。要知道階級正在消失（消失到哪儿去？），索洛維茨也快到頭了。 對雜志的審查工作甚為浮皮潦草，犯人們（据格魯波科夫斯基說）寫了一首關于國家政治保衛局三人小組的打油詩，竟然通過了！后來他們又從索洛維漢劇場的舞台上面對著前來視察的格列布·博基演唱： 博基、費爾德曼、瓦西里耶夫和武爾 答應給我們一大口袋厚禮…… ——首長听得高興1（心里确是美滋滋的！盡管你大學沒上完，照樣在歷史上留名。）副歌是： 誰把索洛維茨賞給了我們， 請你們務必親自光臨。 和我們一起呆上三年五載， 將來回想保險愉快。 ——首長們捧腹大笑！愛听（誰能猜到其中的預言？……） 但是一九二七年雜志就停刊了：當局表示沒有心思開這個玩笑。一九二九年，當索洛維茨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全國勞改營整個轉入再教育的方向以后，雜志又复刊了，一直出版到一九三二年。 膽大妄為的舍普欽斯基（被處決的將軍的儿子）當時在大門口挂出一條橫幅標語： “索洛維茨要為工農服務！” （要知道，這也是預言！但是這東西他們不喜歡，猜出來了，叫人拿掉了。） 話劇團演員穿著用神甫法衣改制的戲裝。《鐵軌轟鳴》。舞台上是一對對七扭八歪地跳著狐步舞的人們（作垂死掙扎的西方）和畫在背景上的胜利的紅色鍛爐（“我們”）。 幻想般的世界！看來庫里爾科這坏蛋果真是在開玩笑！…… 此外還有一個索洛維茨地志學會，它出版自己的研究報告，在那里發表的有關于別具一格的十六世紀建筑藝術，關于索洛維茨動物志等方面的論文。文章寫得周密翔實，顯示出忠實于科學的精神，對所研究的對象怀著脈脈的深情，好像作者是一些為了滿足求知的欲望來到這些島上的悠閒而怪病的科學家，而不是已經經歷過盧賓卡的、整日擔心上斧山、喂蚊子、被“拖尸”的囚犯。索洛維茨的獸類和禽類，也具有和這些忠厚的地志考察者同樣的精神，竟沒有絕种，沒有被獵盡，沒有被驅赶到別處，甚至沒有受到惊嚇——一九二八年還有成窩的野兔滿不在乎地走到大路旁邊，好奇地注視著把囚犯押送到安澤爾的情景。 野兔沒有被打光，是什么原因？人們向新來者解釋說：小獸和飛禽在這里是不怕人的，因為國家政治保衛局有一道命令：“愛惜子彈，除向犯人外，不准開槍！” 這么說來所有的恐嚇不過是玩笑華！但是——“讓開！讓開！”——在像涅瓦大街一樣熱鬧的白天的衛城大院里，有人大聲吆喝。三個有著嗜毒者面容的浪蕩公子似的年輕人（走在前面的一個不是用“制子”而是用馬鞭驅散囚犯的人群）拖著一個只穿內衣的渾身癱軟的瘦削的人，快步地往前走。這個人的面孔實在可怕——它竟像液体一樣往下流淌！這就是所謂“拖到鐘樓底下”。他們把他推進這個小門洞，然后朝后腦勺開槍。陡直的台階通往下方，這個人沿著它滾下去，一次足可以填進七、八人之多。事后派人來把尸首拖走，再打發几名女犯（這些是出走到君主坦丁堡的那些人的母親和妻子；她們是自己不肯放棄信仰也不許改變她們的子女的信仰的宗教徒）來擦洗台階。 為什么要這樣？不能在夜間——悄悄地干？但是為什么要悄悄地？那樣子彈就會白白地浪費了。在白天，當著稠密的人群，子彈能發揮教育作用。一槍的效果等于打死十個。 也有另一种槍斃方法——直接在奧努弗里墓地上，在女犯宿舍（原來是朝圣女香客的客房）背后。因而女犯宿舍旁邊那條路就叫做行刑路。在當時你可以看到，在冬天的雪地里，一個光著腳只穿內衣（不，這不是為了對他用刑，這是為了不糟蹋靴子和外衣）、雙手被鐵絲反綁著的人被帶到這里來戶犯人昂首挺胸，不用手拿著，而是叼在嘴唇上吸著他一生最后的一支香煙。（据這种神態，可以判斷他是一名軍官。要知道，這里有度過七年戰場生活的人。有一個十八歲的男孩子，是歷史學家B·A·波托的儿子。派工員問他的職業，他聳聳肩膀說：“机槍手。”由于年紀小，又碰上國內戰爭的高潮，他沒有來得及獲得另外的職業。） 幻想般的世界！事情有時候會是這樣。歷史中許多事情是重复的，但在短暫的期間或有限的地點也存在一些空前絕后的結合。其一例是我國的新經濟政策。早期的索洛維茨也是一例。 對這里的成千上万的犯人，只派了數量很少的契卡工作人員來監管。（就連這些人來這里也是半受處分的性質。）總共才二十至四十名。（最初沒有考慮到要來這么多犯人，但是莫斯科一個勁儿地往這里送，送，送。到一九二三年十二月為止，僅僅是頭半年，單在一個十三連——一般勞動連，隊尾報數時就已經喊道：“376！十路橫隊！”這說明共有三千七百六十人。十二連也這么龐大。號稱“万人坑”的十七連就更大了。除了衛城之外，已經有了几處派遣點——薩瓦季耶沃、費利蒙諾沃、穆克薩姆、三位—·体修道院、“小野兔”——野兔列島。）截至一九二八年，總人數已經達到大約一万六千。而犯人當中有多少“机槍手？”有多少久經行伍的老兵油子？況且從一九二六年起形形色色的老牌刑事慣犯也源源而來。怎么樣才能管住他們，讓他們不能暴動？ 只有用恐怖！只有用斧山！用樹棍！用蚊子！在樹墩中間“拖尸”！白晝的槍決！莫斯科往這里遣送犯人時不考慮本地的力量，但是莫斯科也沒有用任何虛偽的規章限制自己的契卡人員：只要是為維護秩序，不管什么事，做了就是做了。當真是永遠不會有一個檢察長踏上索洛維茨的地面。 另一方面，還有一件鑲著玻璃珠的薄紗外衣呢？——平等的時代！新索洛維茨！犯人的自我警衛！自我監督！自我管制！連干部、排干部、班干部全是來自犯人。又是業余文藝活動，又是自我娛樂！ 被恐怖和玻璃珠籠罩著的是一些什么人呢？什么人？世襲貴族。職業軍人。哲學家。科學家。美術家。演員。高等法政學校學生。 以下是幸存者記憶中保留的少數索洛維茨人的名單：希林斯卡妮-沙赫瑪托娃、沙霍夫斯卡婭、菲茨圖姆、杰利維格、巴格拉圖尼、阿索齊阿尼-艾里斯托夫，戈舍龍·德·拉·福斯，西維爾斯、奧索爾金、克勞德、巴赫魯申、阿克薩科夫，科馬羅夫斯基、沃伊科夫，瓦德博利斯基，翁里雅爾斯基，B·列瓦紹夫、沃爾科夫、羅金諾-羅金斯基，古多維奇，陶貝、穆羅姆采夫。前立憲民主党領袖涅克拉索夫（是他嗎？）。財政學家奧澤洛夫教授。法學家博羅金教授。心理學家蘇哈諾夫教授。哲學家——梅耶爾教授、阿斯科爾多夫教授、丹扎斯，神智學者苗布斯。歷史學家——安齊費羅夫、普里謝爾科夫、戈爾登、扎奧澤爾斯基、瓦先科。文學理論家——利哈喬夫、蔡特林。語言學家安尼奇科夫。東方學者皮古列夫斯卡婭。鳥類學家波里亞科夫。美術家布拉茲、斯莫特里茨基。演員——卡盧金（亞歷山大劇院），格盧博科夫斯基（科羅連科的侄子）。王十年代索洛維茨關閉以前，保羅弗洛連斯基神父也在這里蹲過。 由于教養，由于傳統，他們太驕傲，所以決不會顯出沮喪和恐懼，決不會嚎哭，連在朋友們面前也不訴苦。永遠帶著微笑是好風度的表現，即使是在走向刑場的時候。好像這個孤懸在咆嘯的大海中的北极監獄只是野餐中發生的一次小小的誤會。盡情地開開玩笑吧，盡情地對獄吏們進行嘲弄吧。 于是，流通券和花壇上出現了“大象”。于是，出現了當馬騎的山羊。如果七連的成員都是搞藝術的，它的連長准會叫做“孔斯特”；如果什么人的外號叫伯瑞雅戈達，他一定是漿果干制組的組長。于是，就有了和雜志審查員糊涂虫開的那些玩笑。于是，就編出了各种小調。格奧爾吉·米哈伊洛維奇·奧索爾金喜歡在散步時開玩笑說：“在島上CommentvonsporteZvous？”——“ALagercommeaLager。”（“您在島上身体可好？”——“在營里就是這樣。”）（法語） 這一類小玩笑，這种故意顯示的獨立無羈的貴族精神最使陷入半野獸狀態的索洛維茨獄吏們惱火。有一次他們決定槍斃奧索爾金。正在這一天，他的年輕的妻子（他本人也不到四十歲）登上了索洛維茨的碼頭！奧索爾金請求獄吏們不要讓這次探視傷他妻子的心。他答應只留妻子在這里呆三天，她一离開，就槍斃好了。瞧瞧人家的自制力。我們咒罵貴族，結果自己卻把這种自制力丟光了。有點小災小難，小小的痛苦，就齜牙咧嘴。而人家一連三天和妻子在一起，都不讓她看出一點痕跡，不做一句暗示！沒有一聲低沉的語調！眼神里沒有一絲陰影！只有一次（他的妻子還活著，她回憶說），當他們沿著圣湖散步時，她猛一回頭，看見丈夫痛苦地抱住頭。“你怎么啦？”“沒有什么。”他馬上變得開朗起來。她本來還可以多留几天，但他說服她离開。當輪船駛离碼頭的時候，他已經脫掉衣服，等待槍斃了。 但是要知道，總算還有人贈給他們這三天。奧索爾金的這個三天，以及另外一些事例，表明索洛維茨的管理制度當時還沒有披上“体系”的錯甲。它給人的印象是：索洛維茨的空气是已經達到极端的殘忍和几乎還是憨厚的模糊狀態的奇异的混合物。當時還模模糊糊：這一切將來會如何？索洛維茨的特征哪一些正變成偉大的群島的萌芽，哪一些一出土就注定要枯死？總之索洛維茨人對這件事還沒有堅定的共同信念：他們經管的北极奧斯威辛煉人爐已經點燃，它的爐膛已經對所有運到此地的人開放（而實際上正是這樣……）。當時還有一個難題，就是所有人的刑期都短得要命：十年的很少見，連五年的已不常有，老是三年、三年。當時的人還不會玩法律的貓捉老鼠的游戲——按緊再放開，放開再按緊。“這一切將來會如何？”——這种鴻蒙初辟時代的混沌狀態對于由犯人充當的警衛隊員不可能毫無影響。即使對于獄吏，也會稍有影響。 不管到處公開宣揚的階級斗爭學說的詞句多么鮮明：敵人唯一應得的命運就是被消滅！但當時的人仍然不能設想這种對每一個有頭發、眼睛、嘴巴、脖子、肩膀的具体的兩足個体的消滅。他可以相信階級正在被消滅，但构成這些階級的人們還是應當留下的，不是嗎？……在另外一些比較寬厚和含混的概念的熏陶下成長的俄國人的眼睛，就像透過度數不對的眼鏡片看東西一樣，總是不能准确地看清這种殘酷的學說的詞句。“恐怖月”、“恐怖年”好像還是不久前公開宣布過的，但是人們就是不肯相信會有這等事。 群島的這几個最初的島嶼也受到了這個五光十色的二十年代中期特有的不隱定性的感染。當時全國還弄不清楚，那些事全不許干了嗎？或者相反，正好從現在起什么事都許干了？老腦筋的俄羅斯還是非常相信那些熱烈的詞句的！只有為數不多的冷漠無情的人心里早就有了底，只有他們知道將在什么時候用什么方式打破這個局面。 教堂的圓頂毀于大火，但石砌的牆体是永恒的……人們在天涯海角開墾了田地，但如今卻荒蕪了。永不平靜的大海色彩變化万端。寂靜的湖泊。不害怕人類的動物。殘忍無情的人們。信天翁帶著群島的第一個島嶼的秘密飛往比斯開灣過冬。但是它們不會把這信息告訴海濱浴場上無憂無慮的人們，不會告訴歐洲的任何人。 幻境般的世界……為時不長的主要幻景之一就是：營中的生活是操縱在……白衛軍官們的手里。所以庫里爾科并不是偶然現象。 情況是這樣的。在整個衛城里，唯一有自由人身分的契卡人員就是全營值班員。看大門（那里沒有了望塔）、島上巡邏、抓逃犯全由警衛隊負責。警衛隊里除了自由人，還招收普通的殺人犯、偽造貨幣者、其他刑事慣犯（但不要小偷）參加。可是整個的內部組織工作由誰來搞？誰來經管行政科？誰來當連長、班長？總不能讓神甫、教派分子、耐普曼、學者和大學生（這里也有不少大學生，但是索洛維茨犯人頭上如果帶著一頂大學生制帽，就被認為是挑釁和放肆，是招災的標記和槍斃的申請）。最胜任這些工作的當然是前軍人。而在這里除了白軍軍官還有什么人？這樣，在契卡人員和白衛軍官之間——既非互相勾結也不見得有什么周密的計划——就形成了索洛維茨的合作。 雙方的原則性都跑到哪里去了？奇怪嗎？惊人嗎？只有那种搞慣了階級分析而不會用別樣方式進行思考的人才覺得惊訝。但是對于這樣的分析家，世界上第一件事情都一定是奇怪的，因為世界和人類永遠也不會适合他事先准備好的框框。 既然上級不給紅色名額，索洛維茨的獄吏們連魔鬼也會找來替他們辦事。這是符合規定的：犯人應實行自我監督（自我壓迫）。那么還有什么更好的人可以委托呢？ 對于永恒的軍官——“軍界精英”——說來，哪怕是勞動營內生活（營內壓迫）的組織大權，也怎么能輕輕放過呢？怎么能順從地站在一邊，眼睜睜地看著別的什么人笨手笨腳、馬馬虎虎地承辦這件事呢？我們在這本書里已經探討過肩章對人心所起的作用的問題。（你們以后再瞧吧。到了紅色指揮員們被關進來的那一天，你看看他們是怎樣地拚命往警衛隊里鑽吧。看看他們是怎樣巴不得撈到一支看守員的步槍吧。他們唯一的目標就是重新取得信任！……我已經說過：如果馬柳塔·斯庫拉托夫召募我們去當他的御林軍呢？……）是的，白衛軍官們也許會這樣想：反正是完了。既然全完了，那還在乎什么！也可能有這种想法；“搞得越糟越好”，我們幫你們制造一個在我們的俄國從未見過的獸性的索洛維茨，好讓你們臭名遠揚。還可能這樣想：我們的伙伴們什么都同意了，那么我干什么好呢？難道像神父那樣到倉庫里去當會計嗎？ 然而索洛維茨的主要幻景還不在這里，而在于白衛軍官們占据了索洛維茨的行政科以后，竟然和契卡人員爭斗起來！勞動營從外面說是你們的，從里面說是我們的。決定誰在哪里勞動，派到哪里去，是行政科的事。我們不干涉外部的事，你們也不要干涉內部的事。 這怎么行呢？要知道，整個勞動營內部必須普遍安插情報偵查科的眼線！情報偵查科是營內占第一位的令人生畏的力量。（當時的行動特派員也是由犯人中選派的，這可以說是自我監督的最高成就！）白衛軍官們掌握的行政科專門跟它對著干！其它部門，如在后來的勞改營里變得十分重要的文教、衛生兩科，當時還是既薄弱又可怜的。以H·弗連克爾為首的經濟科也僅是混飯吃而已。它跟外部世界進行著“貿易”，主管著實際并不存在的“工業”；日后發達昌盛的門道，當時還沒有找准。因此斗得起勁的就是情報偵查科和行政科這兩派勢力。這种斗爭從一進克姆佩朋克特就開始了：新押送來的詩人亞·雅羅斯拉夫斯基走到班長身邊，咬著耳朵說了几句悄悄話。班長用軍人的清楚的口齒向他大聲吼道：“你原先是個暗的，以后就當明的吧！” 斧山、禁閉室、告密材料、犯人的個人檔案都在情報偵查科手里，提前釋放或是槍斃都由他們做主。他們還負責對書信和食物包裹的檢查。行政科負責分派勞動、島內的調動和向島外的遣送。 行政科查出誰是眼線，就把他遣送出去。眼線被捉拿的時候，逃到情報偵查科的屋子里躲起來。他們硬是追到那里，砸門而入，把眼線拽出來強行押解出去。 眼線們被派遣到康德島的伐木場。幻想般的故事在那里仍繼續著，被揭穿了因而變成了廢物的眼線們在康德島上出版報頭叫做《斯圖卡奇》的壁報。他們在那上面怀著感傷的幽默進一步互相揭底，例如兜出某某過去是上頭寵愛的“大紅人”之類的劣跡。 情偵科的頭子們這時就針鋒相對地對行政科的熱心分子們提起訴訟，增加他們的刑期，送上斧山。但是他們的行動遇到一個麻煩，暴露了身份的秘密人員，按那些年的解釋，應該稱做罪犯規事法典第一百二十一條“公職人員泄露不應公開的情報”——不論此項泄露是否由于他的意愿而發生，也不論他擔任的是多大的職務）。情偵科不能保護和挽救敗露了的眼線。出了事——自己負責。遣送康德島的作法几乎是符合法律規定的。 情偵科和行政科之間“敵對行動”的頂點發生在一九二七年。當時白衛軍官們沖進了情偵科，砸開了保險柜，取出并且公布了全部眼線的名單。從此這些眼線們全成了永世不得翻身的罪犯！在這以后，行政科的勢力一年比一年不行了；前軍官越來越少，安插進去的刑事犯越來越多（例如，在轟動一時的列宁格勒暴徒審判后關進來的“丘巴羅夫集團成員”）。最后，行政科逐漸地被制服了產 到了三十年代，營地的新時代開始了。這時連索洛維茨也不再是索洛維茨，而成為了一個普通的“勞動改造營”。一顆黑星——這個新時代的思想家納夫塔利·弗連克爾——正在天空升起，他的公式變成了群島的最高法規： “我們必須在頭三個月中就榨取出犯人的一切，過后他對我們就沒有用了！” 薩瓦季和格爾曼，還有佐西馬，你們都在哪里？是誰出的主意要在這既不能畜牧，也不能捕魚，糧食蔬菜也不能生長的北极圈附近定居的？ 噢，毀坏繁榮的大地的行家們啊！你們竟能這么迅速地，僅在一兩年之內，就導致一份模范的修道院產業全面的不可挽回的衰敗！這是怎樣做到的？是搶光運走了？還是全在原地糟塌淨了？有几千雙空閒的手，卻不能從肥美的土地里取得任何東西，這也頗不容易！ 只有自由人才能吃到牛奶、酸奶油，不錯，還有鮮肉，還有梅福季神父种植的出類拔萃的大白菜。而犯人們吃的卻是腌咸的或風干的爛鱈魚；用大麥粉料或黍子煮的連土豆也不放的稀場。白菜湯或紅菜場從來沒有見過，其結果就是出現坏血病，甚至“辦公室連”的犯人也全部長膿瘡，那些干一般菊新的鏡不用說了。從遠地派遣點押送回營的犯人隊伍變成了“匍匐大隊”（從碼頭上真的是四肢貼地爬行著回來）。 家里匯來的錢，一個月准許用九盧布。在格爾曼小禮拜堂里開設了一間小賣部。食物包裹一個月許可寄來一次，由情偵科拆包。如果不給他們送賄賂，就會宣布包裹中許多東西不合規定，如麥片等，不能給你。尼古拉教堂和烏斯賓斯基大教堂里的板舖越長越高——一直長到了四層。在貼著普列奧布拉仁斯基大教堂（見照片6y的宿舍里住的第十三連，也不比這里寬敞。下工回來的時候，三千五百人一起涌向這個門洞，請想象一下在這人口處擠成什么樣子。到鍋爐房打開水要排一個鐘頭的隊。每禮拜六的晚點名要拖到深夜（如同以前的晚禱……）。對于衛生當然是特別注意的：強迫犯人們把頭發推光，把胡子剃掉（所有的神父也一律照辦）。此外，長衣服的下擺都要剪掉（尤其是僧袍），因為据說它們是傳染疾病的主要來源（而契卡人員的軍大衣是拖到地面的）。真的，只穿著內衣和披著麻袋片的病人和老人，冬天是沒法從本連的板舖上爬起來走進洗澡房的。虱子就可以把他們結果了。（為了多領一份口糧，活人把死人藏在板舖底下。盡管這樣做對活人是不大有利的：虱子會從變冷了的尸体上爬到有熱气的活人身上。）衛城里有一個很差勁的衛生科，它附設著一座很差勁的醫院。在索洛維茨的其他各地，是沒有任何醫藥的。 只有一個例外，那是在安澤爾島上的各各他耶穌受難隱僧修道院，一個懲戒派遣點。那里治病的辦法是用……謀害。被饑餓和虐待弄得奄奄一息的囚犯們躺在各各他教堂的地上，衰弱的神甫挨著花柳病患者，年邁的殘廢人挨著年輕的小偷。根据垂死者本人的請求，也是為了減輕自己的負擔，各各他的醫生給沒有希望的病人服用士的宁——烈性毒劑。只穿著內衣的胡子老長的尸体冬天要在教堂里放很久。然后把它們在門庭里豎著激起來，因為這樣可以少占地方。到了該運走的時候，只消從各各他山頂上往下推就行了。 這個山名和修道院的名稱很不尋常，別處沒有見過。傳說（十八世紀手抄本，國立公共圖書館，《索洛維茨圣僧列傳》），一七一二年六月十八日修士司祭約伯在這座山下做節前徹夜祝禱，忽然看見圣母“在天上光華中”顯靈。她說道：“這座山從此稱做各各他，山上將建造一座教堂，一座耶穌受難隱僧修道院。它將會因為遭受無數苦難而白頭。”因此就給它取了這個名字，建造了教堂。但是兩百多年過去，這個預言仍是一句空話，似乎看不出何時能夠應驗。自從這里有了勞動營，你便不能這樣說了。 一九七五年去過的人說，寺院毀了（六十年代還是完整的），但牆壁還保留著，有些地方還能看到壁畫。 一次，一九二八年，在克姆地區爆發了傷寒流行病。那里的居民死掉了百分之六十。傷寒也蔓延到大索洛維茨島。在這個地方的冰冷的“劇場大廳”里同時倒臥著好几百名傷寒病人。成百的人進了墳場。（派工員為了怕把名單搞亂，就把姓氏寫在每個犯人的手上。這樣一來，病愈的人就把病死的短期犯人的姓氏改寫在自己手上，以便和他調換刑期。）一九二九年押來成千上万的“巴斯馬赤”“他們帶來了一种流行病，得病的人身上出現黑斑，必死無疑。這种病決不可能是索洛維茨的犯人們推測的鼠疫或天花，因為這兩种疾病在蘇維埃共和國境內早已徹底消滅了。這种病被稱為“亞細亞型傷寒”。這种病是治不了的，只能采取以下辦法加以根除：如果監室里有一人得病，就把全室的人統統封閉在屋里，不讓出來，只把食物遞過去一直到全屋的人都死光。 如果能斷定，群島在索洛維茨時代對自己還沒有一個明确的認識，這個孩童還沒有猜出他自己將來的性格，這將會是我們的一大科學發現！接著，我們便可以順藤摸瓜地考察它的性格是怎樣一步步地顯示出來的。可惜不然！雖然當時沒有什么人可以請教，也沒有先例可以效仿，好象也沒有什么先天的遺傳——群島卻很快就認清了自己的性格并把它充分地顯示了出來。 未來的經驗中的許多東西，早在索洛維茨已經發明了。已經有了“免除一般勞動”這句話。全体犯人都睡板舖，可是已經有人睡木床；整連人住在一間大廟堂里，可是已經有人住在單間里。有的二十人一間，有的四、五人一間。已經有人知道了自己的權力：打量每批新押解來的女犯，給自己挑選一個女人（几千個男人只有一兩百女人。后來增加了一些）。靠溜須拍馬和出賣別人取得舒适地位的斗爭已經在進行。所有的“反革命分子”都被撤銷了辦公室內的職位，可是后來又恢复了他們的工作，因為刑事慣犯們只會把一切事情弄亂。不斷傳來的凶險的風聲已經把營內的空气搞得十分緊張。“對誰也不要相信！”——這已經成為人們行為的最高准則。（它擠走了和凍殺了“白銀時代”的溫情主義。） 自由人也已經嘗到了勞動營生活的甜頭，開始認真地享受它的快樂。自由人的家庭有權得到營里派給的免費的女廚子，隨時可以叫劈柴工、洗衣婦、女裁縫、理發匠到家里來。文赫曼斯給自己建造了一座北极別墅。波將金的排場也很大，此人是沙俄龍騎兵上士，后來成了共產党員、契卡干部，現在又當了克姆中轉營的營長，他在克姆市內開設了一個飯店，他的樂隊隊員都是音樂學院畢業生，女服務員穿著絲綢布拉吉。三十年代初期，從實行配給制的莫斯科來的古拉格的同志們可以在這里痛快地吃喝玩樂一番，給他們端菜的是沙霍夫斯卡婭公爵夫人；帳單是象征性的，只要三十來戈比，其余的錢由勞動營報銷。 索洛維茨衛城還不是整個索洛維茨，這還是最受优待的地方。真正的索洛維茨甚至不在各個修道院里（把社會党人運走以后，在那些地方成立了勞動派遣點），而是在森林采伐場上，在遠處的工地上。但是現在最難探明這些偏遠荒僻的場所的情況，因為正是在那里勞動的人沒有活下來。据我們知道，早在那時候就已經是：秋天不讓他們晒干身上的衣服；冬天在老厚的雪地里干活也不發給御寒的衣裳和靴襪；工作日的長短根据勞動定額決定：定額完成了，工作日結束；沒有完成，你就別想進屋。當時也已經發明了這种“開辟”新派遣點的辦法：把几百名一批的犯人派到一些毫無准備的荒無人跡的地方就算了事。 但是索洛維茨的最初几年，要求拼命干活和下達突擊任務看起來是陣發性的，是間歇發作的火气。它們還沒有變成纏住不放的制度。全國的經濟還沒有以它們為基礎，五年計划還沒有制定。北方特种營最初几年顯然并沒有對外承擔硬性的經濟計划，而且對于營內勞動的耗工量也并沒有認真的統計。因此他們忽然可以隨隨便便地用懲罰代替正經的生產勞動：從一個冰窟窿里舀水灌進另一個冰窟窿，把圓木從一地搬到另一地，然后再搬回來。這表現出殘酷性，是的，但是也表現出原始性。當要求拼命干活變成了一种周密的制度以后，在嚴寒中往身上潑水和捆在樹上喂蚊子就已經是多余的了，是浪費劊子手們的精力。 有這樣一個官方的數字：一九二九年以前全俄羅斯聯邦范圍內，“參加勞動的犯人只占全体犯人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四至四十一”（在國內有大量失業的情況下，也只可能是這樣）。不清楚這里面包括了勞動營本身的內勤勞動或者僅僅是“外活”。但是其余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的犯人反正也是沒有那么多內勤勞動可干的。這种比例不能不同樣表現在索洛維茨。可以肯定，整個二十年代那里有不少犯人沒有被派去從事任何經常性的勞動（部分的原因是他們身上沒有衣裳），或者只擔負著形同虛設的職務。 震撼了全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划的頭一年也震撼了索洛維茨。北方特种營管理局的新局長（一九三0年前上任的）諾格捷夫（就是那個屠殺社會党人的薩瓦季修道院勞動營的長官）“在大為震惊的听眾的一片惊訝的低語聲中”向克姆市的自由人報告了以下的數字：不算北方特种營本身的正以空前速度增長的森林采伐業，單單依照鐵道木材公司和卡累利阿木材公司兩家的“外活”訂貨計划，北方特种營管理局完成了以下采伐任務：一九二六年產值——六万三千盧布；一九二九年——兩百三十五万五千盧布（增加三十七倍！），一九三O年又翻了兩番。在卡累利阿的摩爾曼斯克邊疆區境內，道路建設的產值，一九二六年完成了十万零五千盧布，一九三0年完成了六百万盧布——增加了五十七倍！ 先前苦于不知怎樣消耗犯人体力的冷冷清清的索洛維茨到此告終。勞動——魔術師前來幫忙了。 索洛維茨的創辦時期，一切都是通過克姆佩朋克特進來的。它度過了成熟期以后，從二十年代末開始，又通過克姆佩朋克特往回擴展，向大陸擴展。現在犯人吃到的最大苦頭，就是到大陸上的派遣點去勞動。先前索洛維茨在大陸上只有兩個派遣點，索羅卜和蘇姆關廂，兩處都是沿岸的修道院的地產。現在北方特种營膨脹起來，已經忘記了修道院的邊界。 犯人們開始修筑一條由克姆往西穿過沼澤地帶的克姆-烏赫塔公路，“過去認為在這里修路几乎是不可能的”，夏天淹死，冬天凍死。索洛維茨的犯人們對這條路怕得要命。在好長時期內，衛城大院的上空回響著低沉的恐嚇聲：“怎么？？想去烏赫塔了？” 這時動工的第二條公路是帕蘭多夫斯克公路（以麥德維熱戈爾斯克為起點）。在施工過程中，契卡人員加什澤命令把炸藥填在一塊岩石里，叫几名反革命分子站到岩石上。他通過望遠鏡觀看怎樣把他們崩上天。 据說，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紅山（卡累利阿），讓一群犯人留在森林里過夜，作為對他們沒有完成任務的懲罰，結果凍死了一百五十人。這是常規的索洛維茨方式，沒有什么可怀疑的。 另一個傳說就比較難以置信了：一九二九年二月，在克姆-烏赫塔公路上的一個叫庫特的小居住點附近，一個大約一百人的犯人連隊因為沒有完成定額而被赶進火堆里——全都燒死了！ 告訴我這事的只有一個人，那就是當時站在附近的德米特里·巴甫洛維奇·卡利斯托夫教授，是一個老索洛維茨囚徒，不久前才去世。是的，我沒有搜集到關于這個事件的旁證（可能誰也搜集不到。還有許多別的事情，也搜集不到證据，哪怕是一條孤證）。但是他們既然能把人們凍死，把人們炸死，為什么就不能把他們燒死？是因為干這件事在技術上困難一些嗎？ 請那些不相信活人的口述而宁愿相信印刷字母的人讀一讀下面的材料吧。這是同一年，由同一個北方特种營管理局，由同樣的犯人，但在另一地點——科拉半島修筑道路的情況： “在白河河谷，沿著伍德亞爾湖岸，克服了巨大困難，修通了一條通往庫基斯伍喬爾山（磷灰石產地）的全長二十七公里的土路。他們用……”（你們想的是用什么？有一個詞好像要脫口而出，但是不能寫到紙面上，不是嗎？）“……原木和沙土把沼澤填平，整平了由于塌陷的多石山坡造成的复雜地形。”在這以后，北方特种營管理局又在那里修筑了一條鐵路——“需要在冬季的一個月內完成十一公里……”（為什么非要在一個月內完成不可？為什么不能推遲到夏天？）“……任務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三十万立方，”（在北极圈內！冬天！那難道是泥土嗎？那比任何花崗岩還要堅硬！）“必須完全依靠人力——用丁字鎬、鐵棍和鐵鍬去挖掘。”（有手套嗎？……）“大量的橋梁工程延緩了修路的進度。晝夜三班，煤气燈的光芒射穿了北极的黑夜。在云杉林中開伐通道，掘出樹根，迎著把路面埋了一人多深的暴風雪……” 請你們再讀几遍。現在請眯上眼睛。現在猜想象一下：您，一個柔弱無力的城里人，契柯夫的迷戀者，落進了這個冰冷的地獄！您，帶著繡花小圓帽的土庫曼人，迎著這場夜間的暴風雪！并且還要請您挖挖樹根！ 這是在最光明最美好的二十年代，還是在各种各樣的“個人迷信”之前，當時地球上白色的、黃色的、黑色的和棕色的种族都把我國看做自由的明燈戶在這些年代，游藝劇場里正在大唱特唱有關索洛維茨的逗趣的歌曲。 僅在若干小島上建立一座与世隔絕的特种營的這個原來的意圖，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中被（被生產任務）破坏了。在索洛維茨誕生和成熟了的群島開始了全國范圍的惡性擴散。 這時便產生了一個課題：既要把我國全境都向它開放，又不讓全國被它征服，被它吸引，被它接管和同化。群島的每一個小島嶼，每一塊小高地都必須處在蘇維埃洶涌大海般的敵意包圍之中，兩個世界中許界限分明，不許互相摻混。 這時便有了引起“惊訝的低語聲”的諾格捷夫的報告。他說這些話是為了寫成一個決議，為了寫成克姆市勞動者的決議（接著就會登上報紙，就會在各村鎮張貼）： “……蘇聯國內日益加劇的階級斗爭……以及空前增長的戰爭危險……要求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和北方特种營管理局与勞動群眾同心協力，提高警惕…… “……通過組織社會輿論……展開斗爭，反對……自由人与犯人拉拉扯扯、窩藏逃犯、收買贓物和公物……反對階級敵人散布的關于北方特种營管理局的形形色色的流言蜚語。” 這都是些什么樣的“流言蜚語”呢？是說營里關著完全無辜的人們。是說如何在那里把他們整死。 下面還有一條：“……人人都有義務及時報告……” 可惡的自由人！他們和犯人交朋友，他們窩藏逃犯，這是极可怕的危險。如不及時制止，就搞不成什么群島。國家就要滅亡。革命就要失敗。 于是針對著這類“惡意”的流言，散布出一些誠實而進步的流言：營里關著的是殺人犯，暴徒！每一個逃犯都是危險的強盜！關上門，提防著，救救你們的孩子！捕捉吧，告發吧，協助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工作！如果有人不協助——赶緊來報告！ 現在，隨著群島的蔓延擴大，逃亡事件增多了：林業和筑路派遣點上的絕無生望的前景，但畢竟逃犯腳底下踩著的是完整的大陸，這里總歸有一線活命的希望。即使當北方特种營還局限在与世隔絕的小島上的時候，逃亡的思想也不斷地扰動著索洛維茨人的心。容易受騙的人期待著自己的三年期滿，而有先見之明的人已經明白，無論是三年也好，二十三年也好，他們都是看不到自由的。要自由，只能逃亡。 但是從索洛維茨怎么逃呢？海面半年結冰，而且不是整的，許多地方有裂溝。飛旋的暴風雪，徹骨的嚴寒，無邊的濃霧和黑暗。春季和夏季的大部分又是白夜，值班汽艇老遠就能看見。只有夏末和秋季，夜晚漸長的時候，才是方便机會。當然不是從衛城里逃出來，而是認可以走動和有時間進行准備的派遣點上逃走。人們在靠近海岸的樹林里造好小船或木筏，夜間划出去（有時直接騎在原木上），碰運气，主要是希望遇到一艘外國輪船。島上的人們根据警衛人員的慌亂、汽艇的出海，知道發生了逃亡事件。索洛維茨的犯人們又興奮又緊張，好像是他們自己在逃跑。他們悄悄地問：還沒抓住？還沒發現？……想必許多人哪里也沒到就淹死了。也許有什么人到達了卡累利阿海岸，那個人便會比死人更無聲無息地隱藏起來。 那次著名的逃亡英國的事件是在克姆發生的。那個勇敢的家伙（我們實在孤陋寡聞，不知道他的姓氏）懂得英語，但是沒有讓別人知道。他得到了在克姆碼頭給外輪裝木材的机會，和英國人接上了頭。押解隊發現少了人，把這艘英國船扣留了一個星期，搜查了几遍，但是沒有找到逃犯。（原來：每當從靠岸的一側開始搜查時，英國人把他用錨鏈從另一側放到水下，嘴里叼著一根出气管。）為扣留外輪而付出了一大筆違約罰款。最后做出了犯人大約已淹死的結論，就把輪船放了。 經海上逃走的還有別松諾夫等五人（馬爾扎戈夫，馬爾布羅斯基，薩佐諾夫，普里布盧金）。 于是在英國便出現了一部書，好像還不止出了一版（尤德·劉松諾夫《我的二十六座監獄和我從索洛維茨島的逃亡》）。 這部書使歐洲大吃一惊，（他們無疑會指責逃犯作者夸大其詞；“新社會”之友們當然不會相信這部誹謗性的作品！）因為它与人們已經熟知的情況相抵触：《紅旗報》（德共机關報）關于索洛維茨島上天堂的描寫，蘇聯駐歐洲各國政治代表處散發的介紹索洛維茨的畫冊：精美的紙張，一間間舒适的僧家的富有真實感的照片。（身在奧地利的我國女共產党員娜杰日達·蘇羅夫采娃從我國駐維也納政治代表處收到一本這樣的畫冊后，曾憤慨地駁斥了歐洲流行的關于索洛維茨的誹謗。而她未來的丈夫的姐姐這時候恰好蹲在索洛維茨，她本人也注定了將要在雅羅斯拉夫水隔离所“排成單行”放兩年的風。） 誹謗雖然是誹謗，但是它終歸造成了一個叫人傷腦筋的缺口！一個以“党的良心”索爾茨為主席的全俄中執委的委員會前來調查在索洛維茨島上究竟發生了什么事（人家原來什么情況也不了解嘛！……）。但這個委員會只不過坐著火車沿摩爾曼斯克鐵路轉了一趟，什么特別的事也沒有辦。至于上島考察，他們認為再好莫過于派——不，勞駕！——剛好不久前回到無產階級祖國的偉大無產階級作家馬克西姆·高爾基去一趟。他的證言將是對那本卑鄙的國外偽造的出版物的最好的駁斥！ 人未到，消息已到，索洛維茨囚徒們的心劇烈地跳動起來，警衛人員們忙碌起來。要熟悉犯人的心情，才能想象出他們的期待！在這暗無天日、橫行肆虐、沉寂無聲的淵藪中，突然沖進一只雄鷹！海燕！頭一名俄國作家！這下他可要給他們一個利害看看！這下他可要管教管教他們！這下老爺子可要來保護我們啦！人們簡直像期待全國大赦似地期待著高爾基！ 首長們也發了毛：連忙把見不得人的東西盡量隱藏起來。把門面盡量裝點得漂亮些。一批批的犯人被發送到遙遠的派遣點，以便營里留的人少一點，衛生所讓許多病人出院，打掃環境衛生。用沒有根的云杉戳在路旁，形成了一條通往三個月前創辦的儿童教養院的“林蔭路”（几天之內枯木了）。這個教養院是北方特种營管理局的驕傲，那里的孩子都有衣穿，而且沒有一個是敵對階級的成分。高爾基當然會有興趣在那里看看，為了使少年罪犯們將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活，現在是怎樣對他們進行再教育和挽救的。 只是在克姆發生了疏忽：只穿著內衣和披著麻袋片的犯人們在波波夫島上為“格列市·博基”號輪船裝貨，這時不知從哪里忽然出現了高爾基的扈從們，要上這艘船！發明家和思想家們！盡管智者千慮也必有一失，但這也是一個值得你們鄭重研究的課題：一個光禿禿的小島，沒有一叢灌木，沒有任何可以隱藏的地方——在三百步之外出現了高爾基的扈從。諸位能拿出解決辦法嗎？把這些有礙觀瞻的穿麻袋片的男人們藏到哪里去？如果偉大的人道主義者現在看到了他們，他整個這次旅行將等于白費。是的，當然，他會努力不去注意他們，但是也要幫幫他的忙啊1把他們扔到海里去？他nJ會在水里扑騰……理進土里？時間來不及……不，這件事只有當之無愧的群島之子才能找到出路。派工員下了一個命令：“停止工作！全体靠攏，擠緊些！坐在地下，坐著不許動！”一塊帆布苦到了他們頭上。“誰動一動我要他的命！”前裝卸工馬克西姆·高爾基登上了舷梯，啟碇前站在輪船上觀賞了整整一小時的風景——并且沒有注意到…… 這是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大名鼎鼎的作家在幸福灣走下了輪船。和他并排走的是他的儿媳婦，穿著一身皮貨（黑色皮革的制帽，皮外套，皮馬褲，瘦窄的高筒皮靴）。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活的象征与俄羅斯文學家并肩而行。 高爾基在國家政治保衛局官員們的簇擁下，邁著輕捷的闊步，走過几個宿舍的走廊。所有的房門都大敞著，但他几乎一間也沒有進去。在衛生科，穿著嶄新的白大褂的醫生護士們夾道歡迎，但他几乎一眼都沒看就走出去了。從這里，北方特种營的契卡人員們毫無畏懼地把他帶上了斧山。這里有什么看的呢？原來，禁閉室里并沒有人滿為患的現象，而主要的是，根本沒有什么樹根！一根沒有。盜賊們坐在長椅上（這時索洛維茨已經有了大量的盜竊犯），他們全都在……讀報！他們當中誰也沒有站起來告狀的膽子，但是也想出一個花樣：把報紙反著拿在手里！于是高爾基走到一個人身邊，不做聲地把報紙正過來。他發覺了！他猜透了！他不會棄之不顧的！他會出來保護他們的！ 乘車去儿童教養院參觀。一切多么文明1每人單獨睡一張木床，有床墊。孩子們全都聚在一起，每一個人都很快樂。忽然一個十四歲的男孩子開口了：“你听著，高爾基！你看見的都是假的。想知道真的嗎？要我告訴你嗎？”是的，作家點了點頭。是的，他想知道真實情況。（唉，你這坏孩子，你為什么要破坏文學祖師爺剛剛建立的安樂生活……莫斯科市內的宮殿，莫斯科近郊的庄園……）當時就叫所有的人——包括孩子們和國家政治保衛局的陪同人員——都退到外面去，這個男孩子花了一個半小時時間把一切都對這位瘦長的老頭子說了。高爾基老淚縱橫地從工棚里走出來。一輛四輪馬車接他到特种營長官的別墅里去進午餐。孩子們一下子涌回了工棚：“蚊子的事說了嗎？”“說了！”“樹根的事說了嗎？”“說了！”“人代馬的事說了嗎？”“說了！”“從台階上推下去的情形呢？……麻袋呢？……在雪地里過夜呢？……”全部，全部，愛說實話的孩子原來全部都說了！！！ 但是我們連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六月二十二日，已經和男孩子談過話以后，高爾基在為這次訪問特備的“意見簿”上留下了這樣一段題詞： “我難以用簡單的几句話表述我的印象。我不想而且羞于（！）對既是警惕不倦的革命衛士同時又能成為异常勇敢的文化創造者的人們的惊人的毅力做一些俗套的頌揚。” 二十三日，高爾基登船离去。他的船剛一离岸，那個男孩子就被槍斃了。（噢，闡釋人心的高手！精通人學的專家！他怎么竟沒有把這個孩子帶走？！） 這就是他們向新的一代灌輸對正義的信仰的方式。 人們試圖對我們說，這位文學界的領袖在上面曾百般推托，不愿意發表對北方特种營管理局的贊頌。但是這怎么行呢，阿列克謝·馬克西莫維奇……這可是在資產階級的歐洲面前啊！這可是在當前的形勢下啊，在這樣危險而复雜的局勢下啊！那里的管理制度嗎？……我們會改變，我們會改的。 于是他就發表了自己的文章，這篇文章接二連三地轉載于我國的和西方的自由人的各大報刊，以雄鷹和海燕的名義，宣稱拿索洛維茨來恐嚇人民是毫無根据的，宣稱犯人們在那里生活得非常之好，改造得也很好。 在他行將入木的時候，給了群島以祝福…… 我一向把高爾基從意大利歸來直到死前的可怜的行徑歸因于他的謬見和糊涂。但是不久前公布的他的二十年代書信促使我用比那更低下的動机——物質欲——解釋這個現象。高爾基在索倫托吃惊地發現他既未獲得更大的世界聲譽，也未獲得更多金錢（而他還有一大幫仆役要養活）。他明白了，為了獲得金錢和抬高聲譽，必須回到蘇聯，并接受一切附帶條件。他在這里變成了雅戈達的自愿的俘虜。斯大林搞死他其實完全沒有必要，純粹是出于過分的謹慎：高爾基對一九三七年也會唱贊歌的。 至于勞動營的管理制度，他們的确履行了諾言。管理制度修改了——在第十一懲戒連里，現在是人貼人地連續站一個星期。一個委員會來到了索洛維茨，這次已經不是索爾茨的那個，而是偵查懲戒委員會。經過調查（在當地情報偵查科的協助下），查清了索洛維茨管理方面一切暴虐行為都是白衛軍官（行政科）的勾當，一般說是貴族分子，部分是大學生干的（不錯，就是那些從上一世紀起就不斷在圣彼得堡煽風點火的大學生們干的）。這時候又發生了神經失常的科熱夫尼科夫（遠東共和國前部長）、舍普欽斯基和牛相杰格佳廖夫三人的純屬胡鬧的失敗的逃亡事件。這個事件被夸大成荒誕离奇的白衛軍官的大密謀，說他們計划奪取一艘輪船開走。于是開始抓人，雖然沒有一個人承認過這個密謀，但案子照樣越滾越大，抓人越來越多。 預定抓三百人。如數抓完了。一九二九年十月十四日夜晚，全管犯人被赶回宿舍鎖起來。為了縮短去墳場的道路，打開了平時封閉的“圣門”。整個晚上，一批接一批地帶到刑場。（每帶出一批人都傳來一陣狗的絕望的哀號，這是一條被挂在什么地方的叫做“黑子”的狗，它每次都以為它的主人巴格拉圖尼正走在這一批人中間。各連的犯人們根据狗叫聲計算著帶出去的批數，但是槍聲在狂風中听不清楚。這個哀號聲繪劊子手們的刺激這樣大，以至第二天就把黑子和跟著黑子一起叫的狗統統槍殺了。） 行刑者有那三個吸嗎啡的浪蕩公子，有警衛隊長杰格佳廖夫和……文教科長烏斯賓斯基。（只有從表面看問題的人才會覺得這种結合是奇怪的。這個烏斯賓斯基的歷史具有所謂“典型性”，即不是最普通的，但卻能集中表現出時代的精髓。他是作為一個神父的儿子生到這個世界上來的。他正是以這樣的身分遇上了革命。前面等著他的是什么？審查、限制、流放、迫害。要知道，這個家庭包袱是甩不掉的，自己的老子是換不了的。不對！烏斯賓斯基發現了辦法：他宰了他的老子并且向當局宣布他這樣干是出于階級仇恨！這是一种健康的感情，几乎根本不能算謀殺！他得到了輕判。進營以后馬上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面露了頭角，不久就獲得釋放。現在他已經是自由人身分的索洛維茨文教科科長了。這次執行處決是他主動要求的還是別人要他證實自己的階級立場，我們不清楚。那天黎明時，有人看見他在洗臉地前抬著腿，洗刷染滿鮮血的皮靴筒。 他們殺人的時候喝得醉醺醺，槍打得馬馬虎虎——僅僅蓋上了一層薄土的大坑到早晨還在那里動彈。 整個十月份，也包括十一月份，又陸續從大陸上運來一批批的人，到這里來槍斃。（庫里爾科也隨其中的一批被處決。） 過了一段時間以后，在樂隊的伴奏聲中，由犯人們把整個墳場推成了平地。 經過這些處決之后，北方特种營管理局長易人，扎林接替了文赫曼斯，据認為這就是新的索洛維茨的法制時代的開始。 不過新時代也不過如此。一九三0年夏天几十名“教派分子”被押到索洛維茨。這些人拒絕來自反基督者的一切：不肯領取任何證件和護照，不肯在任何文書上簽字，手里不肯拿錢。他們之中為首的是一位八十歲的白胡子老頭，盲人，拄著一根長拐杖。每一個明白人都能看清這些教派分子無論如何也進不了社會主義，因為進了這個社會就得大大地和各种證件打交道，所以最好還是讓他們死掉。于是就把他們送上小野兔島。這是索洛維茨群島中最小的一個島，沙土地，沒有樹木，荒無人煙，只有一間先前的打魚僧人居住的過夏小屋。當局表示可以發給他們兩個月的口糧，但有一個條件：每一個教派分子必須在表冊上簽收。他們自然拒絕。這時候不安分的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出來干預。別看她當時還那么年輕，也別看當時蘇維埃政權的年齡也還不大，她這已經是第四次坐牢了。她在會計室、派工員和正推行人道主義管理制度的勞動營長之間奔走交涉。起先請求怜憫這些教派分子，后來請求把她和教派分子一起送到野兔島上去，指派她作記帳員，她可以負責按日發給他們食物并經營全部帳目。這似乎和勞動營制度毫無抵触，但仍遭到拒絕。安娜大聲喊道：“可是你們供給瘋子口糧并不要他們簽字啊！”扎林只是笑，而派工員回答說：“這也許是莫斯科的指示……我們不了解……”（這當然是莫斯科的指示！別人誰敢負這個責任？）結果什么吃的也沒有帶，就被送到島上去了。過了兩個月（正好是兩個月，因為這時候該上島去勸他們簽收下兩個月的口糧了），人們乘船登上野兔島，只發現了他們的被啄碎了的尸体。全体都在，一個也沒有逃跑。 現在，在我們這個偉大世紀的六十年代，有誰來追究罪責呢？ 不過，孔林不久也被撤掉了，因為犯了自由主義的錯誤（好像判了十年）。 索洛維茨勞動營的面貌，自二十年代末起，逐漸變化。從一個為必遭滅亡的反革命分子准備的無聲陷阱越來越變為對當時說來是新式的，對我們現在說來是舊式的普通人的勞改營的模樣。國內“勞動人民中特別危險分子”的人數急劇地增長。普通刑事犯和無賴們大量地送到島上來。老資格的慣竊和初出茅廬的扒手們登上了索洛維茨的土地。這里的營地里灌進了大股的女扒手和妓女的水流。（她們在克姆中轉站相遇的時候，前者向后者喊著說：“我們偷東西，可是不賣身！”后者也給她們以響亮的回答：“我們賣的是自己的，不是偷來的！”）原因是，當時全國宣布了（當然不見報）開展消滅賣淫現象的斗爭。各大城市大抓妓女，按統一規格一律判三年，其中許多人被轟到索洛維茨群島上來了。從理論上說是明明白白的，正當的勞動很快就能把她們改造過來。可是不知道為什么她們總抱著自己低賤的社會職業不放，在押解途中就死气白賴地要求給押解隊營房擦地板，趁机勾引紅軍戰士，破坏押解勤務條令。她們也同樣輕而易舉地和看守員交上朋友，當然不是免費的。在女人奇缺的索洛維茨，她們被安頓得更好。分配給她們最好的宿舍，每天有人給她們送來穿戴和禮物，“尼姑們”和其他女反革命給她們的汗衫繡花，借以從她們手里掙一點錢。刑滿之后，她們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闊气地拎著裝滿綢緞的箱子；出發到蘇聯各地去開始她們的正當生活。 男賊們在這里干起了賭牌的營生，而女扒手們則認為在索洛維茨最有利的事莫過于生孩子；當地沒有托儿所，有了孩子就可以在本來就短暫的服刑期間免除勞動。（在她們之前的女反革命分子從來沒有走過這條道。）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二日，索洛維茨來了第一批未成年罪犯，以后就不斷地送來了（全在十六歲以下）。起先把他們安置在衛城附近的儿童教養院。那里有前面說的那些裝門面的木床和床墊。他們把公家發的衣裳藏起來，嚷著說沒有衣裳，不能上工。后來連這些小家伙也派到林場去干活。他們有的從那里逃散，有的假冒姓名和刑期，結果是被捉回來，被清查出來。 隨著好成分的犯人們的到來，文化教育科頓時振作起來了。使勁地號召掃除文盲（但是小偷們對“紅桃”和“梅花”本來就會認），挂出了一條橫幅：“犯人是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极參加者！”甚至還發明了一個術語：“再鍛造”。（正是在這里發明的！） 這時候已經是一九三0年的九月，党中央向全体勞動者發出了展開競賽和突擊運動的號召，犯人們怎么能置身事外呢？（既然各處的自由人都在拉車，難道還不該讓犯人駕轅嗎？） 我們下面引用的資料不是來自活著的人，而是摘自法律學家阿維爾巴赫的大作，因此建議讀者將它們除以十六、除以二百五十六，有時候甚至需要在它們前頭加上負號。 一九三O年秋，建立了索洛維茨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工作者運動指揮部。窮凶极惡的累犯、殺人犯和強盜突然變成了“精打細算的經濟工作者，熟練的技術指導者，能干的文化工作者”。（安德列夫回憶：他們慣于沖著你的臉吼叫：“給我交出木方來，你這反革命！”）小偷和強盜們剛一讀完党中央的號召，馬上丟掉手里的尖刀和紙牌，心急火燎地要求建立公社。他們在章程上寫著：公社社員的社會出身必須是貧農、中農和工人（需要說一句：在登記分配料的名冊上，盜竊犯的出身一概寫為“前工人”——舍普欽斯基的口號“索洛維茨為工農服務！”差不多變成了現實），“五十八條”絕對不能入社。（社員們還提出了一項建議：把他們的刑期全部加在一起，再除以他們的人數，算出一個平均刑期。服滿這個刑期后，全体同時釋放！盡管這項建議体現了共產主義精神，但契卡人員認為它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索洛維茨公社的口號是：“向工人階級償還欠債！”還有一個比這更精彩的：“獻出全部，不要分毫！”（這是一個已經完全成熟的口號，大概是值得在全蘇普及的。）對于犯了錯誤的社員，他們想出了這樣一种慘無人道的懲罰辦法：禁止這些人出工！（對于小偷們，恐怕我不出比這更嚴厲的懲罰了！！） 不過索洛維茨的行政長官們并不像文教工作者那樣頭腦發熱，他們并不過分信賴小偷們的積极性，而是相反地采用了列宁主義的原則：“突擊工作——突擊供給”！這意思就是把全体社員們遷入單獨的宿舍，在那里他們得到較軟的床舖，較暖和的衣服，單獨開火，吃得比較好（當然是犧牲其他犯人的利益）。社員們對這些非常滿意，為了使所有的社員都能留在社里，他們走下了一個人也不開除的規矩。 非社員們也很喜歡這樣的公社，他們全部申請加入。但是上級決定不接受他們入社，而是建立第二、第三、第四個“勞動集体”，它們已經享受不到上述的全部优待。但任何一個集体也都不要“五十八條”，盡管那些最放肆的流氓無賴們也總在小報上教訓“五十八條”們說：“現在是你們該懂得我們的營是一個勞動學校的時候了！” 一篇篇的報告用飛机送到古拉格：索洛維茨的奇跡！盜竊犯態度的急劇轉變！罪惡世界的激情轉化為突擊、競賽和完成生產財務計划的動力！上頭看了不胜惊訝，馬上把這里的實驗結果廣為傳播。 從此索洛維茨就開始這樣生活了：一部分編入“勞動集体”，他們完成任務的百分數不是簡單地提高，而是成倍地增長！（文教科用集体的影響解釋取得這個成績的原因。可是我們知道這不過是“圖赫他”——勞動營里玩慣了的虛報產量的把戲。） 另一部分是“無組織的”（也就是吃不飽的，穿不暖的，干重活的），很容易理解，他們總是完不成勞動定額。 一九三一年二月的索洛維茨突擊隊代表會議決定：“用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的壯闊浪潮來回答資本家關于蘇聯強迫勞動的讕言。”三月，突擊隊已經發展到一百二十三個。可是在四月間忽然要求它們實行總清洗，因為“階級异己分子鑽進了集体，以便從內部進行瓦解。”（果真是個謎：“五十八條”一個也沒有讓參加，是誰在瓦解它們？恐怕是因為虛報產量的事露了餡。只顧吃喝玩樂，一算帳，砸了鍋，只好拉出几個來打屁股，好讓別人能繼續混下去。） 在歡樂的喧嘩聲后面，進行著解送犯人的無聲的工作：“五十八條”們正脫离原生的索洛維茨腫瘤，被送到遼遠而凶險的地帶，去開辟新的勞改營。 听說一艘（又一艘？）運犯人的超載駁船沉沒了（又是偶然的？）。 可是某些犯人從安澤爾被單個地、秘密地帶出去。警衛人員都奇怪：這是什么神秘的犯人？ 讀者，請您打開俄國极北地區的地圖。從索洛維茨群島去西伯利亞的海路要經過新地島。以破冰船打頭的船隊每年一次（六月一七月）開往西伯利亞，運去犯人和各勞改營一年的口糧。很多年在新地島上也有勞改營，那是最可怕的——因為落到這里來的人是“沒有通信權”的。從來沒有一個犯人從這里回去過。這些苦命人在那里開采和建設了什么，怎么活的，怎么死的——這些今天我們都還不知道。 但總有一天我們能等到證言！ ------------------ 圖書在線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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