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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馬常提到的厄俄斯，亦即羅馬人稱為阿芙樂爾的司晨女神，也曾用她的玫瑰色的手指撫摸過群島的第一個黎明。 當我國同胞們從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里听到，M·米哈伊洛夫發現我國早在一九二一年就有了集中營的時候，許多人（西方也有許多人）大為震惊：難道這么早嗎？難道一九二一年就有了？ 當然不對！當然是米哈伊洛夫搞錯了。實際上，在一九二一年集中營已經發展到了鼎盛時期（甚至已經接近了尾聲。如果說群島是在阿芙樂爾巡洋艦的炮聲中誕生的，那要确切得多。 情況能不是這樣的嗎？讓我們細想一下。 難道馬克思和列宁沒有教導過，必須摧毀舊的資產階級的強制机器并且應立即建立新的來代替它嗎？而強制机器包括：軍隊（我們對于一九一八年初紅軍的建立并沒有覺得奇怪）；警察（建立軍隊以前就重建了民警）；法庭（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開始存在）；再就是監獄。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新型監獄的設置怎么可以慢慢來呢？ 總之，在監獄的事情上，無論是新的舊的，都是不可以慢慢來的。十月革命以后的最初几個月，列宁就已經要求采取：“最堅決最嚴酷的加強紀律的措施。”而嚴酷的措施沒有監獄能辦得到嗎？ 無產階級國家在這方面能提供一些什么新的東西呢？伊里奇正在摸索新的途徑。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作為初步的設想，他提出了一套懲戒方法：“凡不服從本法令者……沒收其全部財產……并加以監禁或押送前線進行強迫勞動。”据此我們可以指出，群島的主導思想即強迫勞動是在十月革命后的頭一個月內提出來的。 當伊里奇還和和平平地坐在拉茲里夫的芬芳蔥郁的列草場上听著丸花蜂的嗡嗡聲的時候，他已經禁不住要思考未來的刑罰制度了。早在那時候他已經對這個問題做過估量并且要我們放寬心，因為：“由昨天還是雇佣奴隸的多數人去鎮壓剝削者少數人是一件比較容易、比較簡單和比較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會比從前少數人對多數人的鎮壓少得多，人類為此而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 那么，從十月革命開始的這种“比較容易的”國內鎮壓讓我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呢？据流亡國外的統計學教授伊·阿·庫爾干諾夫計算，從一九一七到一九五九年，不算戰爭死亡，單算由于以恐怖手段消滅、鎮壓、饑餓而死的，以及勞改營中高于正常的死亡率，包括由于低于正常的出生率而造成的人口赤字，我們付出了……六千六百万人的代价（不算上述赤字則是五千五百万）。 六千六百万人！五千五百万人！ 不管是自己的還是异己的——誰不渾身發麻？ 我們當然不能擔保庫爾干諾夫教授數字的准确性，但我們沒有官方的數字。只要發表了官方數字，專家們可以拿兩者做批判性的對照。（現在已經出現了几篇利用了被隱瞞和打亂的蘇聯統計數字的研究文章，——但被害者的數量之大仍是這樣令人惊心動魄。） 再舉出几個數字來對照一下也很有意思。人們談虎色變的沙俄憲兵第三廳曾像一條繩索似地把偉大的俄國文學團團捆牢，可是它的中央机關有多大的編制呢？成立時是十六個人，活動的全盛時期是四十五人。對于任何一個最偏遠的省份的契卡机關說來，這都是一個可笑的數字。再如：在沙俄的“各民族的監獄”里，二月革命發現了多少政治犯？（應當記住，“剝奪者”、搶劫者、政治殺人犯當時也列為政治犯。）什么地方是存著所有這些數字的。大約，單在一座克列斯特監獄就關著五十多名這類犯人，還有施呂瑟爾堡的六十三名，還有從西伯利亞流放地和苦役場所回來的几百名（亞歷山大羅夫斯克中心監獄釋放了約兩百人），另外在每一座省監獄里都還蹲著一些他們這樣的人呢！不過想知道有多少呢？請看摘自當地態度激烈的報紙的唐波夫省的數字。二月革命打開了唐波夫監獄的牢門以后，在里面發現了政治犯……七人。在伊爾庫茨克要多得多——二十人。（無需我們提醒大家：一九一七年從二月到七月沒有因政治原因抓人，七月以后坐牢的也寥寥無几，條件也极為寬松。） 然而這時候卻遇到了麻煩：首屆蘇維埃政府是個聯合政府，部分人民委員部不得不交給左派社會革命党，司法人民委員部便不幸落到了他們手中。這個司法人民委員部按照腐朽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觀念辦事，差點沒把我國的刑罰制度引向了崩潰的邊緣。它做出畸輕的判決，對于先進的強勞原則几乎是拒不實行的。一九一八年二月，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宁同志要求增加監禁場所的數量和強化刑事鎮壓，五月，他轉入具体的指導，指示：對受賄者必須判處不少于十年的監禁，此外再附加十年強迫勞動，總共二十年。這樣的量刑標准最初可能使人覺得悲觀：莫非二十年以后仍舊需要強迫勞動嗎？可是我們現在知道了，強勞原來是一种生命力极強的措施，哪怕是五十年以后仍會是十分流行的。 十月革命以后的好几個月之內，各地監獄的管理人員仍是沙皇時代的原班人馬，派去的新人只有監獄政委。厚臉皮的獄吏們成立了自己的工會（“監獄職工會”）并在監獄行政管理方面實行了選舉制！犯人們也不甘落后，他們也實行了內部自治。（司法人民委員部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通令：凡有可能的地方，均應吸引犯人參加自管自監。）囚徒的這种自由群居方式（“無政府主義的散漫性”）自然不符合先進階級專政任務的需要，不利于從俄羅斯大地上消除害虫的工作。（想想看，要是監獄教堂沒有封閉，我們蘇維埃的囚犯們每逢禮拜天都高高興興地往那里跑，哪怕是為了散散心，那將成何体統！） 自然，盡管是沙皇時代的獄吏，對于無產階級說來，也并不全是廢物。不管怎么說，這是一門對于實現革命的近期目標十分重要的專業。因而當時的任務就是“從監獄管理人員中挑選那些沙俄監獄的積習尚未深到麻木和冥頑程度（“尚未”是什么意思？如何甄別？只要忘掉《上帝佑我沙皇》就行了？）并且有可能留用來完成新任務（比方，凡能干脆利落地回上司的話“是，長官！”，“不，長官！”或能迅速地開鎖的人都合格，是嗎？）的分子”。至于監獄建筑物、囚室、鐵窗和門鎖，雖然表面上還是原來的樣子，而實際上都獲得了嶄新的階級內容，崇高的革命意義。 然而直到一九一八年的年中，各個法院還是按照慣性習慣，在判決書上一味地寫什么“入獄”、“入獄”之類的詞句。這就延緩了在監獄領域內打碎舊的國家机器的進度。 一九一八年的年中，确切的日子是七月六日，發生了一起并非所有人都理解其意義的事件。它表面上叫做“鎮壓左派社會革命党人的叛亂”，其實是重要性不亞于十月二十五日的一場政變。十月二十五日宣告建立了一個“工農代表蘇維埃”的政權，由此得來“蘇維埃政權”的名號。但是這個政權的成分還十分渾濁，因為其中除布爾什維克以外還有其他党派的代表。盡管聯合政府的成員只有布爾什維克和左派社會革命党兩個党派，但在几屆（第二、三、四屆）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上以及大會選出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里卻有社會革命党、社會民主党、無政府主義者、人民社會党等等其他社會主義政党的代表。因而全俄中執委還帶有极不健康的“社會主義議會”的性質。一九一八年的頭几個月內，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得到左派社會革命党人支持的）果斷措施，其他社會主義政党的代表或被開除出全俄中執委（是根据該組織本身的決議，此可謂別具一格的議會程序），或者干脆被取消了入選的資格。在議會中還占据著三分之一席位（第五屆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最后一個异党就是左派社會革命党了。但是擺脫他們的時刻也已經來到。一九一八年七月六日他們一個不剩地被清除出全俄中執委和人民委員會。這樣一來，“工農代表蘇維埃”政權（按傳統仍稱為“蘇維埃政權”）便再也不會違抗布爾什維克党的意志，并且從此便具備了新型民主的形式。 只是從這個歷史性的日子起，舊型監獄机器的改造、群島的建立，才可能真正地著手進行。 至于這項希望中的改造的方向，那是早已明确了的。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里已經指出，生產勞動是改造犯人的唯一手段。當然，許久以后維辛斯基做了解釋，“這不是那种使人心智枯竭的勞動”，而是“魔術師（！）般的勞動，它能把空虛和渺小的人們變成英雄。”為什么我們的犯人不應該在囚室里閒聊天或者翻書本而應當去勞動呢？那是因為在蘇維埃共和國里是不能容許被迫的游手好閒的，是不能容許“強迫寄生”的。這种現象只能存在于寄生性的制度之下，例如在施呂瑟爾堡里。如果讓囚犯們過這樣的閒散生活，那就直接違背了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憲法規定的蘇維埃共和國勞動制度的基本原則：“不勞動者不得食”。所以，如果不讓犯人參加勞動，這些人的口糧就會按照憲法的規定被剝奪。 一九一八年五月司法人民委員部中央懲治局《布列斯特和約》簽訂后左派社會革命党退出政府，司法人民委員部由布爾什維克主持。一成立，馬上就把當時的犯人摸去勞動（“開始組織生產勞動”）。但是以立法形式正式宣布這個作法還是在七月政變之后，即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發布的《剝奪自由暫行條令》。整個國內戰爭期間，直到一九二年十一月為止，這個條令一直有效。“凡被剝奪自由并具有勞動能力者，必須從事強制性体力勞動。” 勞改營的出現，群島的誕生可以說正是從這個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十月革命后九個月）的條令開始的。（有誰會責怪它是早產儿嗎？） 在第七屆全蘇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再次說明了對犯人實行強迫勞動的必要性（其實這時用不著說明已經很清楚了）：“勞動是抵制犯人彼此間無休止交談的……腐蝕作用的最好方法。有經驗的犯人正是利用這种交談對新手進行教唆。” 緊接著發動了“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的運動。于是這個司法人民委員部又發出號召：“必須使（犯人）養成共產主義的、集体的勞動習慣。”這么說，連強制性質的勞動營里也要貫徹“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的精神了。 那個匆忙的時代就是這樣地一下子提出成堆的任務，叫人几十年也理不出個頭緒。 勞改政策的原理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寫進了新党綱（一九一九年三月）。而勞改營网在蘇俄境內的設置在時間上是与最早的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二日至五月十七日）完全一致的。全俄中執委關于強迫勞動的几個決議的通過日期是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五日和五月十七日產決議規定：（省肅委）必須在每一省會（視當地條件，可設在城內或修道院內，也可設在近郊庄園內）和某些縣份（暫不規定在一切縣份）建立強勞營地。每一營地的容納量不得少于三百人（為了可以靠犯人的勞動收回警衛和行政管理的費用）并應歸屬省懲治處管轄。 然而強迫勞動營仍然不是俄羅斯聯邦境內最早的營地。讀者在革命法庭判決書（第一部第八章）里已經几次見到“集中營”這個字眼。也許你們會認為這是我們的筆誤？認為我們輕率地使用著后來才出現的術語？不對。 一九一八年八月，在。·卡普蘭行刺的前几天，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打給葉甫蓋尼亞·博什（整個平扎省的命運當時都托付給了——由中央和肅委——這個現在已經被人遺忘的女人。）和平扎省執委會的電報里寫到；“將可疑分子（不是“犯罪分子”，而是“可疑分子！”——作者注）關人城外的集中營。”（此外還有“……實行無情的大規模恐怖……”——這還是在頒布《紅色恐怖法令》之前。） 一九一八年九月五日，在上述電報發出十天之后，頒布了由彼得羅夫斯基、庫爾斯基和邦奇-布魯耶維奇簽署的《人民委員會紅色恐怖法令》。除了大批處決以外，法令還特別提到：“采用集中營隔离方法使蘇維埃共和國免受階級敵人的危害。” 原來集中營這個術語就是在這里發明的，并且立即得到了沿用和固定。這是一個后來在國際上大為流行的二十世紀的主要術語。它出現的時間原來就是一九一八年的八、九月。這個字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就使用過。但是只和戰俘以及不受歡迎的外國人有關。在這里它第一次用到了本國公民身上。詞意的轉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戰俘集中營不是監獄，而是對這些人必要的預防性集中。現在所要做的不正是對本國人實行法律之外的預防性集中嗎？列宁的靈活的頭腦只需想象到圍在一群未經判罪的人們四周的鐵絲网，順便就能找出一個需要的字眼——集中。 不過革命軍事法庭的頭頭也正是這樣寫的：“集中營的監禁具有隔离戰俘的性質。”這就是坦白地說：拿他們當做抓來的俘虜，具有戰爭行為的全部特征——只不過是對本國人民的罷了。 如果說，司法人民委員部的強迫勞動營屬于一般監禁場所，那么，集中營就決非“一般場所”了。它是直屬契卡管轄的關押特殊敵對分子和人質的地方一固然，后來關進集中營的，也有一些是經過了革命法庭審判的；但是源源不絕地送進來的不是被判了刑的人，而只是根根敵對性特征抓耒的。從集中營逃亡，刑期增加（同樣是不經過法庭的）十倍！（要知道當時叫得很響的口號是：“十人為一人！”“百人為一人！”。）因而，如果什么人原來的刑期是五年，逃跑后被捉住，刑期便自動延長到一九六八年。從集中營再次逃亡，按規定應槍斃（這一條當然是一絲不苟地執行了的）。 在烏克蘭建立集中營的時間比較晚，是從一九二O年才開始的。 但是營地的根子埋藏得比這還要深，還要深，只是我們現在已經找不到它們的地點和痕跡。大部分最早的集中營內的情況，已經沒有人能告訴我們。我們只能根据那些營中最后的幸存者的一些證詞搶救出一點材料。 那時，當局慣于把集中營設在修道院里面：那里有牢固嚴密的圍牆，堅實的房舍，而且都是閒置不用的（修道上不算人，隨時可以攆出去）。所以莫斯科的集中營設在安德隆尼克；諾沃斯帕斯克、伊万諾夫等修道院。一九一八年九月六日彼得格勒《紅色日報》的一則消息報道說，第一座集中營“將設在下諾夫戈羅德市的一座閒置的修道院里……預計初期將遣送五千人去下諾夫戈羅德集中營”（著重點是我加的——作者注）。 在梁贊市，集中營也是設置在以前的女修道院（喀山修道院）里。關于這個集中營我听到以下情況。關在那里面的有商人、神甫、“戰俘”（舊軍官而未在紅軍中服役的，抓起來以后稱為“戰俘”）。但還有一些不知該屬哪一類的人（我們已經知道的那個托爾斯泰主義者伊·葉-夫也進去了）。營里有織布、縫紉、制靴等車間以及“一般勞動”（一九二一年已經這樣稱呼了）。犯人還進城去完成修繕和建筑等工作。他們上下工都有人押送，但是個別的工匠是不用押送的，按不同的工种單獨放他們出去干活計。老百姓在家里用好吃的東西款待這些人。梁贊市民對待這些“剝奪分子”（他們的正式名稱是“被剝奪自由分子”，而不是犯人）深抱同情，這些人的行列經過的時候，紛紛給他們施舍（面包干、煮熟的甜菜根、土豆）。押解隊也不阻攔他們接受施舍。“剝奪分子”們把得來的東西在他們內部均分。（這些舉動哪一樣都不符合我們的習慣，我們的思想。）有的“剝奪分子”被安排在符合他的專業的單位里（葉-夫被安排在鐵路系統），這是最走運的，他們能領到在城里來往的通行證（晚上回營睡覺）。 營里的伙食是（一九二一年）：一天半磅面包（完成了生產定額，再加半磅），早晚是白開水，中午是一大勺菜湯（那里頭有几十粒麥片和一些土豆皮）。 點綴營中生活的，一方面是官方派遣的好細的告密（以及根据告密而實行的逮捕），另一方面是劇團和合唱團。“剝奪分子”們在原來澳貴族俱樂部大廳里為梁贊居民舉行音樂會，他們的管樂隊在市里的花園里演奏。“剝奪分子”們和當地居民越來越熟悉，越接近，搞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這時候，當局開始把“戰俘”遣送到“北方特种營”去。 集中營所以缺乏牢靠性和嚴峻性，其教訓就在于它是處在平民生活的包圍中的。因此才有了建立北方特种營的必要（集中營于一九二二年廢除）。 這是營地黎明時的曙光，它值得我們對它每一种色調的變幻進行更仔細的觀察。 托洛茨基建立的兩支勞動兵團，在國內戰爭結束后由于被勉強留在其中的士兵的怨言，不得不解散。但是勞動營在俄羅斯聯邦結构中的作用非但沒有因為此舉而逐漸減弱，反而更加增強了。一九二0年未，在俄羅斯聯邦共有八十四個勞動營，分布在四十三個省份里。如果相信官方的統計（盡管這些數字也是保密的），在這些勞動營里一共拘禁著二万五千三百三十六人，此外還有二万四千四百名“國內戰爭的俘虜”。以上兩個數字，特別是后者，看來都是縮小了的。然而如果考慮到，由于采用了所謂“減輕監獄負擔”、鑿沉駁船以及別的大規模消滅被拘禁人員的辦法，使統計數字多次地從零開始，這些數字也可能是准确的。所有的缺額后來都得到補充。 早期的勞動營對于我們今天的人說來，似乎成了不可捉摸的東西。在里面關過的人好像從來沒有對外人講過那里的情形：任何證据都沒有。文藝作品、回憶錄講到軍事共產主義的時候，只提處決和監獄，卻根本沒有描寫勞動營的。你從字里行間、從言外之意里都看不出關于勞動營的一點暗示。因而米哈依洛夫自然是要搞錯的。這些營地在哪里？叫什么名稱？是什么樣子？…… 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條令有一個決定性的（所有法學家都能指出的）缺陷。它絲毫沒有談到犯人的階級區分。也就是說，沒有提出對某一類犯人應當給予較好的待遇，而對另一類應當給予較差的待遇。但是它規定了勞動制度，這是我們想象營中情況的唯一依据。工作目規定為八小時。可是，由于事情新鮮，以致頭腦發熱地做出了這樣的決定：對于犯人的任何勞動，除營內勤務外，都按照相應工會的計件工資表付給……（駭人听聞！難以下筆！）百分之百的報酬！（按照憲法強迫你干活，也按憲法付給你報酬，還有什么話說？）誠然，從工資里扣除了勞動營維持費和警衛隊的工資。“表現好的”受优待，可以住在私人住宅里，只到營地來上工。對“勞動特別積极的”，答應可以提前釋放。但是總的說來，對管理制度沒有做出詳細的指示，實際是由各勞動營各行其是。“在建設新政權的時期并鑒于各監禁場所异常擁擠的狀況，不可能考慮勞動營管理制度的問題（！——著重點是我加的——作者注），因為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減輕監獄的負擔方面。”讀這些話，就像是讀一段巴比倫的楔形文字。馬上就會冒出好些問題：那些倒霉的監獄到底怎么啦？“我們的監獄秩序很糟糕……最短期的監禁都變成一种折磨。”這种擁擠不堪的現象的社會原因何在？“減輕負擔”——是該理解為槍斃呢還是分散到各勞動營？“不可能考慮勞動營管理制度問題”是什么意思？這就是說司法人民委員部沒有時間保護犯人不受地方勞動營長官的肆意侵害。是不是只能這樣理解呢？沒有管理制度的細則，那么，在憑“革命的法律意識”辦事的年代，每一個勞動營的土皇帝都可以拿犯人愛怎么辦就怎么辦學？ 根据一些簡略的統計數字（全是從同一本《文集》里摘出來的），我們得知：勞動營里干的基本上都是粗笨的体力勞動。一九一九年在手工業作坊里勞動的犯人只占總數的百分之二點五，一九二年占百分之十。我們還得知：一九一八年年末，中央懲治局（听听這名稱！不覺得毛骨悚然嗎？）正忙于建立農業勞動營；也得知了：在莫斯科建立了几個由犯人組成的國有化房屋水暖設備修理隊。（這一類犯人顯然是沒有人押送的。他們拿著螺絲扳子、焊烙鐵、各种管子，往來于莫斯科的街頭、机關大樓的走廊；出入于當時的大人物的住宅，如果首長夫人來電話叫人去修理的話。——這樣的場面沒有寫進任何一部回憶錄，任何一個劇本，也沒有拍進任何一部影片。）如果在押犯人中沒有這類專家怎么辦？可以斷定會從外面抓進來一些的。 幸運地保存下來的俄聯邦全部監禁場所的負責人葉·希爾文特同志向蘇維埃第十次代表大會的報告給我們提供了有關監獄——勞改系統一九二二年情況的進一步的資料。人民司法委員部和人民內務委員部的所有監禁場所在這一年第一次合并為監禁場所管理總局，交到捷爾任斯基同志的翅膀下。（在他的另一個翅膀下面已經有了國家政治保衛局的監禁場所，他仍不嫌過飽似地想把這方面的一切也全部管起來。）監禁場所管理總局下轄三百三十處監禁場所，剝奪自由者總人數為八万至八万一千人，比一九二年增多了，“監禁場所人口今年确有不斷的增長”。但是我們從這同一本書中可以看到（第四十頁）和國家政治保衛局的一起，關押人數從來沒有少于十五万，有時候達到十九万五千人。“監禁場所人口數變得越來越穩定”（第十頁），“列為革命法庭審判對象的百分比不但沒有下降，反而有一定的增長趨勢”（第十三頁）。而在不久前發生人民騷動的地區——中部黑土省份，西伯利亞，頓河兩岸，北高加索，偵查中人數占被監禁者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一至百分之四十三，這證明著勞改營發展的良好遠景。 一九二二年歸監禁場所總局系統管轄的有：勞動感化院（即服刑監獄），關押所（即偵查監獄），遞解、檢疫、隔离監獄（奧廖爾監獄“無力容納所有難以改造的犯人”，恢复了一九一七年二月如此光榮地敞開了牢門的“克列斯特”監獄），勞改農場（刨灌木叢和樹根，用人力），末成年人勞動院以及集中營。可謂發達的懲治事業！在監獄里，“每五個定員空位需要安排六個多人，并且有許多這樣的院所，那里一個定員空位要容納三個以上的人員”（第八頁）。 我們也可以知道建筑物（監獄和勞動營）的狀況：它們破爛不堪，以至連最基本的衛生要求都不能滿足，“到了不能使用的程度，以至整座樓甚至整個感化院所都不得不關閉”（第十七頁）。關于伙食，“一九二一年監禁場所的狀況是很困難的：被監禁者沒有足夠數量的口糧。”“從一九二二年起由于轉入了地方預算，監禁場所的物質狀況應當認為几乎是災難性的”（第二頁），各地省執委甚至不肯發給被監禁人員足額的口糧。年初國家計委撥給十五万至十五万五千名被監禁人員十万人的口糧，伙食標准降低了，某些食品根本不發（四分之三的被監禁者獲得的熱量低于一千五百卡路里），從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起，除了十五個全國性的以外，根本取消了對全部監禁場所的口糧供應。“被監禁人員在餓肚子”（第四十一頁）。 國家很想，很想有群島，只是沒東西給它吃！ 勞動報酬的价格已經降低了。“物資供儲极端不能令人滿意……預計恐怕會成為災難性的”（第四十二頁）。“几乎到處都感到燃料不足。”一九二二年十月份的死亡率在監禁總局系統不低于百分之一。這表示一個冬季將死去百分之六以上——或許還會達到百分之十？ 這不能不反映在警衛工作上。“大多數看守人員直截了當地逃离工作崗位，有些做投机買賣，跟被監禁人員進行交易”（第三頁）——此外還會盤剝他們多少！“工作人員被饑餓驅使的職務犯罪事件激增”。許多人次行去干待遇較好的工作。“有一些感化院只剩下一個院長和一個看管人員”（可以想象是多么沒本事的），因此，“不得不吸收模范的被監禁人員擔任看管”。 不把這個正在死絕的群島解散回家，而是把它硬拖到光明的未來，這必須具有怎樣的捷爾任斯基的精神力量和對共產主義懲罰事業的信心啊！ 結果如何？一九二三年十月——已經是晴朗的新經濟政策年代的開始（而距個人迷信時期還相當遙遠），拘禁的人數為：三百三十五座勞動營內共有被剝奪目由分子六万八千二百九十七名；二百零七座感化院內共有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三人；一百零五座關押所和監獄里共有一万六千七百六十五人；三十五處勞改農場里共有二千三百二十八人，另外有一千零四十一名未成年者和病號。 而這一切還沒把國家政治保衛局的監獄算在內！多叫人高興的增長！灰心喪气分子們丟臉了。党又對了：被監禁者不僅沒有死掉，人數反而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而監禁場所還超過了一倍，并沒有垮掉。 還有一項關于勞動營內過度擁擠現象的很能說明問題的統計數字（犯人增長的速度超過勞動營組建的速度）。第一百個定員空位的實際容納量，一九二四年為一百一十二人；一九二五年——一百二十人；一九二六年——一百三十二人；一九二七年——百七十七人盧親自在里面蹲過的人都很清楚，如果一個空位需要容納一點七七個犯人，營中的日子是怎么過的（包括板舖上的空位、食堂里的飯缽以及營里發的棉背心之類的東西）。 通過勞改營系統的發展，展開了一場對世界各國的“監獄拜物教”發動的一場勇敢的“斗爭”，其中也包括對除了監獄之外什么新鮮玩藝儿也沒有想出來的早先的俄國。（“把全國變成了一座大監獄的沙皇政府帶著某种特別刻毒的虐待狂發展著它的監獄系統。”） 盡管一九二四年以前在群島上仍然很少有普通勞動營。那几年占主要比重的是封閉型的監禁場所。以后也沒有減少。克雷連科在一九二四年的報告里要求增加特种隔离所的數量，以便關押非勞動者和勞動者中特別危險的分子。（克雷連科本人后來也顯然變成了這种分子。）他的這种提法一字不改地寫進了一九二四年的勞動改造法。 在跨入“建設時期”的時候（意思是從一九二七年起），“勞動營的作用……（您以為呢？現在，當取得了所有的胜利之后，該如何呢？）……在日益增強——用以對付最危險的敵對分子，暗害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宣傳活動。” 總之，群島不會沉到海底去的，群島將會存在！ 任何群島的造島過程都是這樣，先是某些支撐地層發生某些看不見的移動，后來在我們眼前才出現地面的景觀。在我們的群島的形成過程中也發生過一些我們的智力几乎不能理解的极為重要的變動和改換名稱。最初是創世時期的混亂狀態：監禁場所由三家領導——全俄肅反委員會即“契卡”（捷爾任斯基同志）、內務人民委員部即“恩克弗德”（彼得羅夫同志）、司法人民委員部（庫爾斯基同志）。內務人民委員部方面的主管机构有時是“監禁場所管理總局”（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后馬上成立的），有時是強迫勞動管理總局，有時又是監獄管理總局。司法人民委員部方面的主管机构是監獄管理局（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后來是中央懲治局（一九一八年五月），它下面是各省的懲治處，甚至還有各省處召開的代表大會（一九二O年十一月）。以后改成了一個好听的名字，叫中央勞動改造局（一九二一）。不用說，這种多頭領導對于懲改事業是沒有好處的。捷爾任斯基致力于實現統一管理。恰好，這時發生了一件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事情，就是內務人民委員部与全俄契卡的結合。捷爾任斯基從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六日起兼任了內務人民委員。到了一九二二年，他達到了目的——司法人民委員部把全部監禁場所統統移交給他的內務人員委員部（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勞動營的警衛系統也与此平行地進行著改組。最早是共和國對內警衛部隊，后來是內勤部隊。一九一九年它与全俄肅委兵團合并，捷爾任斯基兼任這支部隊的軍委主席。（盡管這樣，直到一九二四年，有關逃亡事件的頻繁，有關工作人員紀律廢弛的狀況，如酗酒、玩忽職守、只拿錢不辦事之類，仍听到不少批評）到一九二四年六月才依照全俄中執委和人民委員會聯合發布的法令，在押解警衛部隊里實行了軍事紀律，由海軍人民委員部給這支部隊補充了兵員。 与此同時，于一九二二年成立了中央指紋登記局和中央役犬及警犬繁育場。 在此期間，蘇聯監獄管理總局改稱為蘇聯勞改机關管理總局，不久以后又改稱為國家政治保衛局下屬的勞動改造營管理總局。該局的局長同時擔任蘇聯押解警衛部隊的司令員。 這里面包含著多少大動蕩啊！牽涉到多少處的樓梯、辦公室、哨兵、通行證、印章、招牌啊！ 監獄管理總局之子——勞動改造營管理總局就是我們今天的古拉格（勞改營管理總局）的前身。 ------------------ 圖書在線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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