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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克車廂”使人受罪，“烏鴉車”里苦不堪言，遞解站也是個折磨人的地方。頂好還是躲過這几關，乘紅色悶罐車廂直達勞改營吧。 在這方面也像在一切方面一樣，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用直達列車道送罪犯去勞改營可以減輕市內鐵路線、汽車運輸和遞解站人員的負擔，這對國家是有利的。古拉格早就明白這個道理并且做了出色的安排：編組紅色列車（用運牲畜的紅色車皮）運輸隊和駁船運輸隊，在既無軌道又無水道的地區組織步行的囚犯大隊（不許可犯人使用馬匹和駱駝）。 每當什么地方的法庭的高速工作或什么地方的遞解站擠得難以招架的時候，便顯示出紅色列車的极大优越性—一它可以一次集中遣送大量的囚犯。一九二九——一三一年曾用這個辦法遣送過几百万農民。用同樣的辦法把列宁格勒遷出了列宁格勒。“三十年代的科雷馬殖民也是靠這個辦法實現的：我們祖國的首都莫斯科每天吐出一趟紅色列車開往蘇維埃港、瓦尼諾港。每個省府也發出這种列車，不過不是每天一趟。一九四一年用它把伏爾加河畔的日爾曼族共和國遷到哈薩克斯坦，后來對其他各民族也是如法炮制。一九四五年這种列車從德國、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接回俄羅斯的浪子和浪女們，或者把自行回歸的人們從西部邊界上運回來。一九四九年把五十八條的犯人們集中到特別勞改營也是用這种交通工具。 “澤克車廂”的運行要按照凡俗的行車時刻表，紅色列車則遵照古拉格的神气的將軍簽署的神气的指令運行。“澤克車廂”不能停在一片曠野里，它的終點總得有一個站房，有一個盡管很不像樣的小鎮，有一個有房頂的羈押室。但是紅色列車卻可以開進哪怕是真空里面，它在哪里停下，在它旁邊立刻就會從草原或森林的海洋里升出群島的一座新的島嶼。 并不是隨便一節紅色車廂都可以馬上用來運犯人——首先要對它進行整備。整備的意思并不是如讀者可能想象的：把它打掃一下，清除裝人以前用于貨運時剩下的煤屑和石灰，——這類事情不是每次必須做的。整備的含義也不是把車皮的縫隙填塞好，安上爐子。（克尼亞日一波戈斯特至羅普恰之間的線路剛一建成就立即投入運輸犯人的工作，那時它還沒有并入全國的鐵路网。在這條線上使用的是既沒有安爐子又沒有支舖位的車皮。大冬天犯人們躺在結冰積雪的車廂底板上，而且還吃不到熱食，因為列車跑完這一段的時間從來不超過一晝夜。有誰哪怕在想象中能夠躺在那里熬過這十八—一二十個小時而且還能活下來！）整備工作指的是以下這些事：要檢查底板、壁板、頂板是否完整牢固；要在小窗孔上裝好牢靠的鐵柵欄；要在底板上打一個下水口，四周用鐵皮和密釘特別加固；整個列車要均勻地、按必要的密度分布一些平台（上面設置帶机關槍的押解崗哨），如果平台太少，要臨時加造；要裝置登上車廂頂棚的梯子；要周密安排設置探照燈的地點并保證電源的暢通；要制造長柄木槌；要加挂一節指揮部用的客車，如果沒有，則准備几節設備齊全并能取暖的宿營車供警衛隊長、行動特派員、押解隊員乘用；要設置給押解隊和給犯人做飯的廚房。待一切准備停當，便可以沿著列車首尾走一趟，用粉筆在車皮上歪歪斜斜地寫上“專用設備”或者什么“易腐品”之類的字樣。（葉·金茲布爾格的《第七節車廂》對紅色列車的押解有很生動的描寫，這里不再贅述。） 列車准備工作結束之后，現在面臨的任務是把囚犯裝進車廂，這是一場复雜的戰斗行動。進行這件事必須達到兩個重要的目標： ——要使老百姓看不到上車，以及 ——要使犯人感到恐怖。 上車必須瞞過當地居民，因為一趟列車一次要裝進一千來人（至少挂了二十五節車皮），這不同于“澤克車廂”里運的那一小股，那一點人當眾押送也是不礙事的。當然盡人皆知每日每時都在抓人，但是不應當讓任何人看到大批犯人來在一起的情景而感到可怕。一九三八年在奧廖爾，沒有一家沒有人被抓，奧廖爾監獄門前的廣場上停滿了農村來的大車，旁邊站著哭哭啼啼的農村婦女，活像蘇里柯夫的《射手刑場》的畫面。（啊，什么時候還會有人給我們畫一幅呢！不用指望了：這已經不時髦，很不時髦……）當時當地這類事情是沒有法于掩蓋的。但是何必在我們蘇維埃人眼前顯示出一天就抓來一列車之多呢（當年的奧廖爾被抓的人一天就能湊足一列車），況且更不應該計青年們看到這些——青年是我們的未來。所以這事只能夜間干——每天晚上從監獄押出一支黑色的解犯隊伍步行去車站（“烏鴉車”正用于新的逮捕），這樣連續几個月。誠然，女人們是警覺的，女人們有法子打听出來，她們深更半夜從全城偷偷地溜到車站，緊盯著停在待避線上的列車，她們沿著列車奔跑，在枕木和軌道上磕磕絆絆，她們朝一節車廂里喊：某人在這里嗎？……某某和某某在這里嗎？…… 接著又跑向另一節車皮，然后又有另一些人跑到這節車廂來問：有某某人嗎？忽然從貼了封條的車廂里傳來了回話：“我！我在這儿！”或者：“快去找！他在別的車廂！”或者：“大嫂子們，勞你們的駕，我老婆就住在車站附近，請你們跑一趟告訴她！” 這類有損于我們現時代榮譽的場面之所以能發生，是上車的組織工作不完善所致。當局從錯誤中汲取了教訓，于是從某一夜晚起，一群狂吠亂叫的狼狗組成了一個警戒圈，遠遠地把列車包圍起來。 在莫斯科也是如此，不知是老斯列金卡遞解站（這地方現在連囚犯們也不記得了）還是紅色普列斯尼亞遞解站，把犯人裝上紅色列車只准許在夜間進行，這是法律規定的。 然而，盡管白日的光輝對于押解隊是多余的，可是他們卻使用夜間的小太陽——探照燈。這東西用起來方便，因為它們的光束可以集中射向需要的地點——坐在地上的惊慌失措的囚犯的人堆。他們在那里听候命令：“下一批的五個人——起立！目標——車廂，跑步走！”（一切都是“跑步走！”，免得他們東張西望，免得他們心里打主意，要使他們覺得像被一群狗追赶著，只顧往前跑，千万別摔倒）；探照燈射向他們奔跑的坎坷不平的小路；射向他們攀登的車廂踏板。探照燈的陰森凄慘的光束不單是為了照明：它是恐嚇囚犯的重要的戲劇性手段。此外還有對落后者的厲聲恫嚇与槍托的猛擊；還有“就地坐下！”的命令（有時命令：“跪下！”例如在上面講過的奧勒爾的車站廣場上就曾如此，一千個人像現代的朝圣者一樣紛紛跪倒在地上。）；還有本身毫無必要但具有很大震懾作用的向車廂的跑步前進；還有警犬的嗥叫；還有對准犯人的槍口（早年是步槍，后來是自動步槍）；這一切都屬于這种手段。主要目的是壓垮和摧毀囚犯的意志，使他們不能產生逃跑的念頭，使他們長久地不能領悟自己新的有利條件：他們從石砌的監獄里轉入了薄木板制成的車廂。 但是為了能在一夜之間把成千人麻利地裝進車廂，監獄當局必須頭天早晨就把犯人從監室里提出來進行起解前的處理，押解隊要花一整天時間在監獄里長久而嚴格地進行接收，對接收來的犯人還要負責看押好几小時，不過不是把他們放在監室里，而是集中在大院里，以免和留獄的犯人摻混。所以，夜間的登車對于因犯說來不過是一整天磨難的令人松一口气的結束。 除了常規的點數、核對、剃頭、蒸衣和洗澡，起解准備工作的主要內容是總搜查。搜查不由獄方主持，而由前來接收的押解隊負責。遵照紅色列車押解條例并出于押懈隊本身的戰斗行動的考慮，搜查時要做到不給犯人留下任何有助于逃跑的物件：沒收一切帶尖的有刃的東西；為了防止犯人們洒迷押解人員的眼睛，必須沒收各种粉末狀的市西（諸如牙粉、砂糖、鹽粒、煙末、茶葉之類）；任何繩索，不管是粗繩、細繩、腰帶，要一律沒收，因為都可以利用于逃跑。（小皮帶當然也不例外！一個獨腿人系義肢的小皮帶也被剪掉了，這個殘廢人只好把假腿扛在肩上，靠旁邊的人扶著往前跳。）其他東西，包括資重物品和提箱，按條例應一律送進專門的寄存車廂，到押解終點再歸還原主。 但是對于沃洛格達或者古比雪夫的押解隊，莫斯科定的條例的權威是疲軟而松弛的，而對于囚犯們，押解隊的權威可是具体而實在的，這一因素便決定了登車行動的第三個目的：為了維護正義，必須沒收人民之敵的一切值錢的東西，供給人民之子享用。“就地坐下！”“跪下！”“脫光！”——這几句條例中規定的押解口令体現了一种不容爭辯的根本權威。要知道，一個赤身露体的人心里是發虛的，他不能驕傲地挺起胸膛和一個穿著衣服的人平等地談話。搜查開始了。（古比雪夫，一九四九年夏天。）赤條條的人們拿著自己的東西和脫下的衣服一個個地走過來，四面站著大批戒備森嚴的武裝士兵。气氛不像是起解，而是要拉出去槍斃或者送進煤气室燒死。人在這時候已經不再關心身外之物。押解隊故意把一切做得生硬、粗魯，沒有一個字是用普通人類的聲音說出來的，因為目的就在于嚇倒和壓垮。箱子全被抖空（把東西抖在地下），然后扔進一個大堆里。囚犯們的煙盒、皮夾子以及其他一些可怜的“貴重物品”全被挑揀出來，不標姓名，一概丟進旁邊的大木桶。（不用保險柜，不用木箱，不用大盒子，偏偏用大木桶——這种做法對于赤身露体的人們不知為什么具有特殊的壓力，使他們覺得反抗是無益的。）光著身子的人們只得赶緊從地面上收拾起搜查后剩余的破爛，塞進小包袱或者打進行李卷里。氈靴嗎？可以寄存，扔在這一堆里，在登記表上簽個名吧！（不是發給你收据，而是要你自己簽字證明你往這一堆里扔了東西！）最后一輛裝運囚犯的卡車開出監獄大院的時候天已昏黑了，囚犯們看見，押解人員們一擁而上，從大堆里搶光最好的皮箱，從大木箱里挑揀最好的煙盒。接著是看守員們跑來揀點便宜，隨后是遞解站的雜役們。 這就是為了登上悶罐車在一天之內需要付出的代价！好了，現在總算松了一口气，爬進來了，身子換上了扎人的舖板。但是這里哪有什么松快，這算什么取暖宿營車？！囚犯們又陷入了寒冷和饑餓、干渴和恐懼、盜竊犯和押解隊的兩面夾攻。 如果阿罐車廂里有盜竊犯（在紅色列車里面當然也不會單獨把他們隔開的），他們便會占据著靠窗孔的上層舖的傳統的好位置。這是夏天。我們可以猜出冬天他們在什么位置。當然是靠著爐子，緊緊圍成一圈。當過小偷的米納耶夫回憶，一九四九年的嚴冬，從沃羅涅日到科特拉斯全程（好几晝夜），他們那一節“取暖宿營車”統共領到三提桶煤塊！這時候盜竊犯們不單是占据了爐邊的位置，不單搶光“福來儿”的全部厚衣裳穿在自己身上，甚至連他們的包腳布也不嫌棄，把這東西從他們的鞋里抖出來，纏到自己的賊腳上。“今天該你死，明天才是我！”吃飯問題更要稍微糟糕一些——全車廂的口糧全由盜竊犯負責領取，他們留下最好的或者他們需要的。洛希林回憶起一九三七年的那一次由莫斯科到佩列波爾的三天三夜的遞解。因為只有短短的三晝夜，不值得在列車里面煮熱食，所以只發給干糧。盜竊犯們把全部夾心糖給自己留下，面包和鮮魚允許別人均分；這表明他們當時肚里不餓。當供給熱食的時候，盜竊犯近水樓台，菜湯是由他們分配的（由基什涅夫到伯朝拉的為期三周的遞解，一九四五年）。除此以外，盜竊犯們在途中也不嫌棄普普通通的小搶小劫：他們發現一個愛沙尼亞人鑲著金牙，便把他撂倒，用一根火鉤子把金牙敲下來。 犯人們認為紅色列車的最大优點是供給熱食。在一個荒僻的車站上（仍是為了不讓老百姓看見）把列車停下，把菜湯和稀粥送到各個車廂。但是發放的時候總要搞一些歪門邪道。他們可能（例如上面說的那趟由基什涅夫發出的列車）把菜湯倒在領煤用的提桶里。要洗也沒有水呀！因為列車里飲用水是定量的，比菜湯還缺。就請你一邊喝湯，一邊嘎吱嘎吱地嚼煤粒吧。或者他們給一節車廂送來了菜湯和稀粥，卻不給夠缽子，四十個人只給二十五個，同時又命令：“快吃！快吃！我們還要往別的車廂送，不是你們一節！”請問怎么喝法？怎么分法！按缽子平均分配根本不可能，只能憑眼力掌握，手緊一些，免得發過頭。（先喝的人叫喚：“你攪和攪和呀！”后來的人不吭聲：就讓它底下稠一點吧！）頭一撥喝著，第二撥等著。快點喝吧！肚子餓得發慌，桶里的粥也要涼了。外頭已經在催促：“喂，完了嗎？快了嗎？”然后才輪到給第二撥舀粥。必須舀得不多不少，不稠不稀。發完以后，還需要估量出每個人還能添多少，這一次至少可以把兩份合舀在一個缽子里分給全体了。從頭到尾這四十個人簡直不是吃飯，而是眼睛盯著分粥，心里受罪。 不給取暖，不管束盜竊犯，水不給喝夠，飯不給吃飽——再加上連覺也不讓睡。白天押解員能看清楚整個列車和車后面的線路，知道有沒有人跳車，有沒有人臥軌。到了夜間，警惕性害得他們不得安生。夜間每到一站他們就用長柄木槌（全古拉格標准）咚咚地敲打每一塊車板：可別被那些家伙鋸斷了吧？在某些車站上，車門猛然大開，電筒的光束，甚至可能是探照燈的光束，直射進來：“檢查！”這意思是要你們立即跳起來，站好，准備听喝——全体朝左跑還是朝右跑。手持木槌的押解人員躥進車廂（另一些手持自動步槍的在車門外面排列成半圓形），他們指示：向左！這意思是：左邊的人原地不動，右邊的人必須立即像跳蚤一樣一個從一個頭上蹦到那邊去，見縫插針，能站在哪儿就站在哪儿。誰的腿腳不靈便，誰在那發呆，——腰間、背上就要吃水相，這是給他握精神。同時，押解員的皮靴已經在亂踩你的叫花子窩舖，亂扔你的破衣爛裳。到處用燈光照亮和用木槌敲打——查看有沒有鋸縫。沒有！這時候押解人員就叫你們一個個從左邊走到右邊，他們站在車廂當中點數：“一！二！三！……”本來只要簡單地數一數，簡單地用手指頭點一點也就夠了。可是那么辦不嚇人，所以還是用那個木相在你腰間、肩膀上、頭頂上或者隨便什么地方“點”數才更直觀，更精确，更提神，更迅速。點完了，共計四十名。現在輪到在左邊亂扔、探照、敲打了。最后完事了，走了，車廂上鎖。你們可以睡到下次停車。（不能說押解隊是沒事自找麻煩——有本事的人确有從紅色列車里逃跑的。例如，他們敲打車板的時候，有時就發現一塊已經有了鋸縫，或者某天清早發菜湯的時候忽然發現：在一群胡子拉碴的面孔中間有几個剛刮過胡子的人。押解隊端著自動步槍把車廂包圍起來：“把刀子交出來！”這都是那些盜竊犯和靠近他們的人的臭講究：他們“當膩了”大胡子。現在只得把刮胡刀交出去了。 紅色列車与其他長途直達列車不同的地方是，上了這种列車的人不知道還能不能下車。由列宁格勒監獄發出的（一九四二年）一趟列車在索里卡姆卸車的時候，整個路基上擺滿了死尸，活著到達的只有少數。一九四四一四五年和一九四五一四六年的兩個冬天，從被解放的領土（波羅的海沿岸，波蘭，德國）開來的囚犯列車抵達鐵路村（克尼亞日一波戈斯特）的時候，也和開到极北地帶所有主要樞紐站的時候一樣，都挂著一兩節裝死尸的車皮。這表示在途中他們認真地從活人車廂里把死人檢出來，放進了死人車廂。實際上并不是經常這樣做。在蘇合別茲沃德那亞火車站（翁日拉格）有好多次是這樣分清誰死誰活的：列車進站后，打開車廂的門，凡是爬不出來的就算是死人。 冬季乘這种列車是可怕的，致命的，因為押解隊一心用在警惕性上，實在無力為二十五個爐子拉煤炭。可是大熱天乘這种車也不是那么甜蜜：四個小窗孔兩個被封死，車廂頂棚晒得滾燙；至于飲水的問題，如果連一節“澤克車廂”的飲用水都供不上，卻硬要押解隊為一千口子去提水，豈不會把他們忙坏了？因此，囚犯們認為遞解最好的月份是四月和九月。但是，如果一趟列車需要在路上走三個月（由列宁格勒去符拉迪沃斯托克，一九三五年），那么就是連最好的季度也是不夠用的。預定要長期運行的列車，對于途中押解隊的政治教育以及被囚禁的靈魂的精神關注都會有周密的安排：為這趟列車必定指派一位“教父”——行動特派員，他乘坐一節單獨的車廂。這位行動特派員在監獄里就對這次押解做好了准備，犯人不是隨隨便便地而是按照他認可的名單安排進各個車廂。他批准每節車廂的室長，訓練和安插每節車廂的眼線。每次較長時間的停車，他總要找一個理由把這個人或那個人從車廂里叫出來，詢問人們在里面談些什么。這類特派員要是在旅途終了仍然搞不出什么現成的結果，是沒臉見人的。他保證在路上就會給什么人立案偵查，你瞧著吧，一到目的地那個人又會被套上一個新的刑期。 算了，讓這种可惡的紅色牲畜列車，連同它的直通、直達也都見它的鬼去吧！經歷過這种遞解的人反正永遠是忘不了的。還是快點到達勞改營吧！快點到達吧！ 人是希望与急躁的動物。好像勞改營的行動人員會比較有人性，好像那儿的眼線們將不會這樣昧良心，（實際正好相反！）好像我們到達那里以后，他們不會用同樣的恫嚇和同樣的警犬強迫我們坐到地下，（“就地坐下！”）好像現在吹進了你們的紅色車廂的大雪，在車外的地面上不會積得更厚一些。好像我們現在一下車就等于到達了目的地，而不會再把我們裝上露天的平台車沿窄軌鐵路繼續往前拉。（可是使用沒有遮攔的平台車怎么運送犯人呢？怎么看守呢？——這确是押解隊的一項難題。問題是這樣解決的：命令我們擠成一團躺倒，用一整塊大帆布苫在上面，和“波將金”號巡洋艦上被槍決以前的水手們一樣。為了苫上這塊帆布，還應該對他們說聲謝謝呢！）奧列涅夫和他的伙伴們在北方的十月間坐在露天的平台車上等了一整天（人已經裝上了車，可是火車頭沒有調來。先是下了一場雨，后來上了凍，犯人們的破衣爛衫全結了冰）。小型列車開動起來猛烈顛簸，平台車的槽幫子常會裂縫和折斷，一次震蕩就能把什么人甩到車輪子下面去。那么煩請諸位猜一猜：由杜金卡發車，在北极的嚴寒中乘露天平台車沿窄軌鐵路行駛一百公里，在這种情況下盜竊犯坐在什么位置？答案是：在每一節平台車的正中，以便讓他們四周的牲畜們捂暖他們，也護著他們免得掉到火車底下去。答對了。還有一個問題：在這條窄軌鐵路的終點，犯人們將會見到什么（一九三九年）？那儿會有房子嗎？不，沒有一間。地屋？有，可是已經擠滿了．那不是給他們住的。這么說，他們首先得給自己挖地屋嗎？不、因為在北极的冬天怎么能挖呢？他們不是去干這個，而是被帶去開采金礦。“可是他們在哪儿住呢？”“什么？——住？……哦，對了，住……住……——住帳篷嘛” 但是不會每一次都需要再乘一段窄軌火車吧？不，當然不。有乘大火車直接抵達的：葉爾佐沃車站，一九三八年二月。半夜里車廂門打開了。沿著列車的全長燃起了一堆堆的篝火，在火光照耀下人們從車里下來，站在雪地里。點數，站隊，又點數。气溫是零下三十二度。這批犯人是從頓巴斯來的，都是同年夏天被捕的，穿著短腰皮靴、便鞋，還有穿涼鞋的。誰想在火堆旁邊取暖，押解隊馬上把他赶開：篝火不是為這個預備的，而是為了照明，一眨眼工夫手指頭就凍木了，雪填進單薄的鞋子里連化也不化。沒有一絲寬容，只听見口令聲：“站隊！看齊！誰离開隊列左右一步，我們不打招呼就開槍……齊步走！”系在鐵鏈上的警犬被它們心愛的口令和這個興奮的時刻激動得陣叫起來。穿著羊皮大衣的押解隊員們開步走了，穿著夏季衣服的注定滅亡的人們也沿著積雪很深的完全沒有踩出來的道路走向泰加森林中的某個地方。前方看不到一點燈火。北极光在閃耀。這是我們一生第一次也多半是最后一次見到北极光……云杉在酷寒中發出干裂聲。沒有鞋穿的人們用凍僵的腳掌和小腿測量著積雪的深度，把積雪踩實。 或者以一九四五年一月（“我軍攻占華沙！……我軍切斷東普魯士！”）到達伯朝拉的情形為例。荒涼的雪原，把人們從車廂里轟出來，叫他們坐在雪地里，排成六路橫隊。接著就沒完沒了地點起數來。一次數錯了，再數一次。然后叫犯人們站起來，押著他們在沒有人跡的雪原里步行六公里。這批犯人也是從南方來的（摩爾達維亞），所有的人腳上穿的都是單皮鞋。狼狗緊跟在他們后面，用前爪推著最后一排人的脊背，向他們的后腦勺子吹送著狗的气息。（走在這一排的是兩位神甫——銀發蒼蒼的年邁的費多爾·福羅利亞神父和攙扶著他的年輕的維克托·施波瓦里尼科夫神父。）使用警犬的技術如何？不，警犬顯示的自制力如何？——要知道它們是多么想咬上一口啊； 終于到達了目的地。勞改營的入營洗澡房；先在一座小屋里脫掉衣服，光著身子跑過大院，在另一座房屋里洗澡。但是眼下這一切都是可以忍受的：主要的罪已經受過了。現在總算到達了！天黑了下來。忽然听說：營里沒有空位子，不能接收新犯人。于是洗完了澡以后又把解犯叫出來排隊、點數，四周布置了警犬——一切再來一遍，拖著自己的東西，還是原來那六公里，他們踩著積雪重返自己的列車，只不過這一次是摸黑。他們走后的几小時內，車廂的門一直大開著，原來那點可怜的熱气早已跑得一干二淨。而且抵達目的地以前車上的煤炭都燒光了，現在到哪儿去找？他們挨了一夜凍，早晨發給他們干石斑魚去嚼（誰想喝水——嚼雪去吧！），然后又沿著原路帶去勞改營。 這還是一個幸運的事例！因為好歹還有一個勞改營。今天不接收，明天會接收。而紅色列車按照其本性說來一般是開往真空地帶的。遞解終了之日往往就是一座新勞改營開創之時。因之列車可以在北极光的照耀下徑直停在泰加森林當中，在云杉樹干上釘一塊小牌牌：“第一獨勞點”（獨立勞動點）。在這种地方，犯人們在一周之內要靠嚼風干鯔魚、和著雪吞咽面粉維持生命。 如果有一座即便是兩星期前開辦的勞改營，那已經會滿舒服了；已經可以煮熱食了。雖然沒有缽子，但是稀的和干的可以混在一起，六個人一份，盛在洗澡盆里。六個人站成一圈（桌椅都還沒有），其中兩個人用左手提著澡盆的把手，挨著號用右手從盆里抓飯吃。這是重复前面說過的嗎？不，這是一九三七年的佩列波爾，是据洛希林的介紹。不是我在重复，是古拉格在重复。……再接著，他們就會派來一些老勞改犯給新犯人當作業班長。這些老手很快就能教會他們如何生活、找竅門和欺騙。第二天一清早就要出工，因為偉大時代的鐘聲在轟鳴，時不等人。我們這里不是沙皇時代的苦役服刑地阿庫台，那地方新到的犯人有三天的休整。 群島的經濟日漸繁盛。新的鐵路支線到處伸延，許多地點不久以前還只通水路，現在已經可以用火車運輸了。但是有一些群島的老土著還活著，他們能夠告訴你，當年在伊日瑪河上是如何乘著真正的古俄羅斯的大木船航行的。一船裝一百人，犯人們自己划槳；他們還能夠告訴你，他們是怎樣乘著平底小漁船沿著烏赫塔河、烏薩河、伯朝拉河抵達自己的勞改營。當時連去沃爾庫塔也是用駁船押運的：先用大船過到阿茲瓦窩姆，那儿設了一個沃爾庫塔勞改營的中轉站。從那儿出發，比方說到咫尺之遙的烏斯特烏薩，需要乘淺水駁船走十天。虱子多得能把整個駁船拱得顫動起來，押解隊准許犯人們二個一個地上甲板把虱子抖落在水里。水路遞解也不是直達的，一會儿要換船，一會儿要把船拖過一段陸峽，一會儿要下船步行。 在這些地區也曾經有過自己的遞解站——那是用樹棍搭的窩棚或者是帳篷（烏斯特烏薩、波莫茲金諾、謝里亞尤爾）。那里也有自己一套特殊的秩序，有自己的押解規章，當然也有一套特殊的懲治犯人的辦法。但是描寫這一類异國情調顯然并非我們的任務，所以我們也就不著手去做了。 北德維納河、鄂畢河与葉尼塞河知道用駁船運輸囚犯開始于什么時候——那是在消滅富農時期。這几條河流都是流向正北的，而駁船又是一些大肚子，大容量的家伙，只有依靠它們才能完成把如此龐大的灰色群体從有生的俄羅斯拋到無生的權北地區的任務。人們被傾倒進像個大木槽似的駁船艙里，人摞人地躺在里面，像裝在提籃里的一堆大蝦一樣微微動彈著。哨兵高高地屹立在船舷上，好像站立在山岩上一樣。有時候就這樣不遮不蓋地駁運這一堆東西，有時候蒙上一塊大帆布——也許是為了不想看見他們，也許是為了更容易警戒，反正絕對不是為了給他們遮雨。這樣的駁船押運已經不是遞解，而簡直是分期處決了。再加上途中差不多是不供給伙食的。把他們丟棄到凍土地帶之后，就根本不給吃的了，他們被留在那里与大自然一起自生自滅。 北德維納河（以及維切格達河）上的駁船遞解直到一九四0年還沒有停止。奧列涅夫就經歷過這樣的遞解。囚犯們在船艙里人貼人地站著，——而這并不止是一天。尿撒在玻璃罐里，傳到舷窗口倒掉。如果是比這更嚴重一點的問題，那只好在自己褲襠里解決了。 沿葉尼塞河的駁船遞解變成了固定航班，几十年沒有中斷過。三十年代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的河岸上搭起了一些敞棚。在寒冷的西伯利亞春天，等待裝運的囚犯們在那里面一連打一兩晝夜的哆嗦。葉尼塞河上運囚犯的駁船有固定的結构，船艙里是沒有光亮的，分上下三層。只有安裝著梯子的艙口能透進一點折射的光線。押解隊員住在甲板上的小屋里。哨兵警戒著艙口和水面，注意是否有人离水逃走。他們永遠不下船艙，不管里面發出怎樣的呻吟和呼救的哀號。從來不讓囚犯們上來放風。一九三七一三八年，一九四四一四五年，在遞解途中沒有向艙里的人們提供過任何醫療幫助（可以猜想，以上兩個時期之間的年代也是一樣）。囚犯們分兩排躺在每層的艙板上，一排頭朝船舷，一排頭朝他們的腳。要上便桶只能從人身上跨過。便桶并不是經常允許及時倒掉（應當想象一下怎樣提著滿滿的糞桶爬上陡直的梯子），糞便溢到外面，在艙板上流淌，漏到下面各層去，那里可也是躺滿了人呀！開飯的時候，幫廚的（是從犯人中間抽的）把盛在木桶里的菜場分送到各層。在那永遠黑暗的艙房里（現在也許裝了電燈），在一盞“蝙蝠牌”煤油燈的光亮下給犯人們發放。到杜金卡去的這樣的一趟遞解有時要走一個月。（現在當然只用一個星期就夠了。）由于擱淺或水路上的其他障礙，拖長了路途的時間，攜帶的糧食不夠用，在這种情況下，他們就索性一連几天不開伙。（“積欠”的這几天的口糧，以后當然是不會補發的。） 說到這里，机靈的讀者不用作者提示也可補充一點：盜竊犯在貨艙里占据著最上面的一層，靠近艙口的地方——換句話就是靠近空气和光線的地方。他們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充分地享受分發面包的特權。如果這一趟旅程條件特別困難，他們會毫不客气地摔掉神圣的拐杖（換句話說就是奪走灰色牲畜——政治犯—一的口糧）。賊骨頭們在漫長的旅途中用打牌消磨時間。賭博用的紙牌是自己做的。可是賭注的本錢卻是靠搜查“福來儿”搞來的。他們選定艙內某一地段，對躺在那儿的人實行逐個搜身。搜來的東西在一段時間之內是在他們中間根据牌局的輸贏反复倒手的。最后全都會“浮”到頂上去，脫手給押解隊。對了，讀者現在什么全能猜到：盜竊犯和押解隊是挂著鉤的。押解隊或者把贓物留給自己，或者在碼頭上賣掉，然后給盜竊犯們帶來吃的作為報酬。 有反抗嗎？有，但是很少見，流傳下來一個事例。一九五0年，在一艘与上面所講的情況差不多只是稍大一些的駁船（是一艘海船）里面，在由符拉迪沃斯托克駛往薩哈林島的途中，七名手無寸鐵的年輕的“五十八條”犯人對盜竊犯（這是一批“母狗”）進行了反抗，對方總共有八十來個人（其中照例會有人帶著刀子）。還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三·一門”遞解站里面，這批“母狗”就曾對犯人們實行過一次搜身。他們搜得非常徹底，一點不比獄卒們干得差勁。他們熟知一切的隱藏辦法。但是不管怎么搜，要發現一切公辦不到的。他們明白這個，所以在船艙里面假意宣布：“有錢的可以買馬合煙！”米沙·格拉切夫拽出了縫在棉坎肩里的三個盧布。“母狗”沃洛吉卡·塔塔林朝他喊：“喂老鴰的死尸！你不交稅啦？”說完就跳過去奪。可是陸軍准尉帕維爾（姓氏沒有傳下來）一把推開了他。沃洛吉卡·塔塔林用手指頭分成“兩股叉”去戳帕維爾的眼睛，帕維爾把他撂倒在地上。立刻就有二、三十個“母狗”擁了過來。前陸軍大尉施帕科夫；謝廖沙·波塔波夫；沃洛尼·列烏諾夫，沃洛甲·特列久興（這兩個人也是前陸軍准尉）；還有瓦夏·克拉夫左夫等人挺身而出，毅然站到格拉切夫和帕維爾身邊。結果如何？僅僅是互相獻了几拳就了事。不知道是賊骨頭們祖傳的真正的怯懦（他們總是用虛張聲勢的果敢和滿不在乎的放肆把它遮掩起來）現了本相，還是因為附近有哨兵（事情發生在艙口下面）妨礙了他們。他們現在需要保存實力，因為他們此行負有一項更加重要的社會使命——從正經盜賊手里奪取亞歷山大羅夫斯克遞解站（就是契訶夫曾經描寫過的那一個）以及薩哈林建設工程（奪取的目的當然木是為了建設）。總之是他們退卻了，僅僅限于虛聲恫嚇，說：“要把你們變成一堆垃圾！”（架沒有打起來，誰也沒有把這几個小伙子變成“垃圾”。這幫“母狗”在亞歷山大羅夫斯克遞解站遇到了麻煩：那地方已經被正經盜賊們牢牢地掌握在手里了。） 開往科雷馬的海船，在一切方面都和駁船很相似，只是規模大一些。不管多么奇怪，一九三八年乘坐由“克拉辛”號破冰船開路的“珠爾瑪”、“庫魯”、“漢瓦工程”、“第聶伯工程”等几艘舊套鞋似的破船被遣送到科雷馬去的那一批犯人（即有名的“克拉辛遠征隊勾當中，今天竟有几個人還活著。這几艘輪船的寒冷肮髒的貸艙也是分作三層，但是在每層上面又用樹村搭成了雙層的統舖。并不是到處一片漆黑，有的地方點了几盞油燈。允許犯人們以隔艙為單位上甲板放風。每條船裝三四千人。一次航程要用一個多星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領的口糧在路上就發了霉，因而一天的口糧定量由六百克減少到四百克。還供給成魚，至于飲用水……。是的，是的，沒有什么可幸災樂禍的，在水的問題上我們的确存在著暫時的困難。与內河遞解比較起來，這儿還增加了風暴和暈船。精疲力竭的人們嘔吐不已，已經沒有力气從嘔吐物中站起來，整個艙板覆蓋了一層令人作嘔的穢物。 旅途中還有一段政治性插曲。船隊要通過拉彼魯茲海峽”，和日本列島距离很近。這時候輪船了望塔上面的机關槍消失了，押解隊換上了便服，艙口緊閉，禁止上甲板。從符拉迪沃斯托克出發時就早有遠見地在船舶文書上注明了船內裝載的……不，上帝保佑，決不是犯人，而是應募去開發科雷馬的工人。許多日本小汽船和木船在部隊周圍轉來轉去，一點沒有產生疑心。（另一次，一九三九年，“珠爾瑪”號上發生了這么一件事：盜竊犯們跑出貨艙潛入了財物保管室，搶光了東西，放了一把火。這時候船恰好在日本附近。“珠爾瑪”號濃煙滾滾，日本人要來救援，但是船長拒絕了他們。他甚至沒有下令打開艙口！离開日本較遠以后，被煙嗆死者的尸体全扔進了大海，燒焦了的半腐爛食品后來移交給勞改營充當犯人的口糧。） 自那以后几十年過去了，現在國際公海上運輸的似乎已經不再是犯人，而是蘇聯公民。但是有多少這樣的事例：蘇聯人遇到海難的時候，拒絕外國救援，原因仍是這种冒充為民族自豪感的封閉性。宁愿讓鯊魚把我們吞進肚里，也不能接受你們的援助之手！封閉性——這是我國的毒瘤。 船隊在馬加丹港外被封凍在水里。“克拉辛”號也無能為力（還遠遠不到航行的季節，但是他們急于往那里輸送勞力）。五月二日。犯人們被卸到离海岸還有一段距离的冰上。當年馬加丹的悲慘景象展示在來客們的眼前；死气沉沉的山崗，沒有喬木，也沒有灌木，更沒有鳥類。只有稀稀拉拉的几間小木房和一座遠北建設工程局的兩層樓房。然而他們卻受到遠建局樂隊的歡迎。因為當局這時候還在繼續表演著“改造”的鬧劇，換句話說是做出副樣子，好像他們不是運來一堆為盛產黃金的科雷馬舖路的白骨，而是一批將來還要回到創造性生活中去的暫時受隔离的蘇維埃公民。樂隊演奏著進行曲和圓舞曲。一群受盡折磨、半死不活的人們排成灰色的長隊在冰上蹣跚行進。他們拖著從莫斯科帶來的東西（這一支龐大的政治犯隊伍在路上几乎還沒有遇到盜竊犯），背著另外一些半死不活的人——風濕病患者和失去雙腿的殘廢（對沒有雙腿的人也同樣判刑）。 但是，我發覺我又要重复；寫下去將是乏味的，讀下去也將是乏味的，因為讀者預先就已經知道了一切：現在將會用卡車把他們裝運到几百公里之外，然后還要押著他們步行几十公里。到達目的地以后他們將開辟一些新的勞改點，而且到達后一分鐘之內就必須出工。吃的將是魚和面粉，是和著雪一起吞咽下去的。睡的將是帳篷。 是的，不錯。但是頭几天他們暫時被安置在馬加丹，住的也确是北极帳篷。在這里他們還要受到一次体檢，也就是要他們脫光衣服，根据每人臀部的狀況确定他是否适宜于勞動（檢查的結果一定是全体都合格）。當然還要把他們帶進洗澡房，命令他們把皮面大衣、羅曼諾夫羊皮大衣、毛線衣、高級毛料西服、氈斗篷。長筒皮靴、長筒氈靴留在洗澡房的脫衣室（要知道這一批來的人不是土里土气的鄉巴佬，而是党的上層人物—一報紙編輯、托拉斯和工厂的經理、省委負責干部、政治經濟學教授等等。所有這些人在三十年代初對于高檔商品已經很懂行了）。“那由誰來看管呢？”新來的客人們疑惑地問。“快去吧，誰希罕你們的東西？”澡堂服務員顯出受侮辱的樣子，“進去，放心洗去吧！”于是他們就進去洗澡了。然而出口卻是另一個門。出門的時候每人在那里領到一條黑布褲子和一件軍便服上衣、一件沒有衣兜的勞改營棉背心、一雙豬皮鞋。（哦，這可不是一件小事！這是与你原先的生活的訣別——也就是和你的頭銜、職位、尊榮的訣別！）“我們的東西呢？”他們哀號了。“你們的東西——留在家里了！”一個首長模樣的人朝他們大聲呵叱。“勞改營里什么東西也不屬于你們。我們勞改營里是共產主義！帶隊的，開步走！” 既然是共產主義，那么他們有什么可以反對的？他們不是把生命都獻給了這個事業了嗎？ 還有几种遞解方式——坐大車或者干脆步行。諸位記得《复活》里在一個陽光明媚的白天一隊犯人從監獄被押著走向火車站的情形嗎？然而在米努辛斯克，一九四……年，犯人們已經一整年沒有放過風，已經木會走路了，不會呼吸了，不會看光亮了；一年以后，把他們帶出屋子，列隊，驅赶他們步行二十五公里，到阿巴坎去。路上死了十來個。這件事情可沒有人去寫成一部偉大的小說，連一章也沒有人寫：住在墳地里，顧不上為每一個死人哭喪。 徒步遞解——這是火車遞解、“澤克車廂”、紅色列車的老祖宗。這种方式現在越來越少見了，除非是在木可能使用机動交通工具的地方。例如，從被圍困的列宁格勒遣送犯人，就是讓他們徒步通過拉多加湖上的一段冰路，然后裝上紅色列車（讓女犯和德軍俘虜走在一起，用刺刀把我國的男犯從女犯身邊赶開，免得他們搶奪女犯的面包。倒在路上的人，不管是死是活，一律拽掉靴子，扔到卡車上）。三十年代，從科特拉斯遞解站每天發送一百名犯人徒步去烏斯特維姆（約三百公里），有時候去奇比尤（五百多公里）。一九三八年有一批女犯也是用這种方式遞解。這种徒步遞解一天要走二十五公里。押解隊帶著一兩只狗，他們用槍托于驅赶掉隊的人。誠然，犯人的東西、鍋灶和食物是用跟在隊尾的大車拉著。在這一點上，這支解犯隊伍和上一世紀古典的流刑圖有些相像。途中也有宿泊的房屋——被消滅的富農的缺門少窗的殘破農舍。科特拉斯遞解站的會計室發給每一批解犯的食品是按照理論上的旅途時間計算的，其前提是一路諸事順利，從來不多計算一天（這是我國會計制度的普遍原則）。如果選中發生耽擱，食物就勻開吃，只供給不放鹽的黑麥面糊糊，有時候索性就停伙。在這一點上，他們背离了古典的模式。 一九四0年，奧列涅夫等一批解犯下了駁船以后，被押送著徒步穿過泰加森林（從克尼亞日-波戈斯特到齊比尤）。一路上根本不給飯吃。喝的是沼澤里的水，痢疾迅速地蔓延開來了。許多人体力衰竭，倒在地下，警犬撕扯倒下的人們的衣裳。在伊回馬河里，犯人們用褲子撈魚，生著就吃進肚里。（最后走到了一塊林間空地，當局向他們宣布：你們就在這里動手修建科特拉斯-沃爾庫塔鐵路吧！） 我國歐洲部分极北地區的另一些地方，也一直是采取這個辦法，先是遣送一些徒步的犯人到划定的線路上去修路基，直到快樂的紅色列車開來，運來第二期工程的犯人。 在經常和大量采用步行方式的地方，制定出了一整套徒步遞解的技術。一批犯人從克尼亞日-波戈斯特出發，沿著泰加森林中的小道，被押往維斯良納。一個犯人倒下了，再也走不動了。怎么辦？請合理地考慮一下，怎么辦？你是不會讓整個隊伍停下來的。你也不會為每一個倒下的和掉隊的人留下一名帶槍的兵——帶槍的兵很少，犯人很多。這說明應該怎么辦呢？……一個帶槍的兵留下來和這個人稍呆一會儿，隨后他一個人匆匆地赶上隊伍。 從卡拉巴斯到斯帕斯克的固定步行遞解班次保持了很長時間。那一段路總共才三十五至四十公里，可是必須一天之內走到。每一批一千人，其中很多人身体很虛弱。可以預料到，一定會有許多人倒在路上，掉隊，他們會帶著瀕死者的無所求和無所謂的表情——哪怕你如他們開槍，他們也不能再挪動一步。他們已經不害怕死亡了，——但是棍棒呢？沒完沒了地劈頭蓋腦地打下來的不知疲勞的棍棒呢？棍棒他們是會害怕的，他們會繼續走下去！這是一個屢試不爽的方法，保證有效。因而在解犯縱隊五十米之外不僅有一圈自動槍手的散兵線，而且里面還有一圈僅以棍棒做武器的士兵。落后者是要挨打的（實際上斯大林同志早就有言在先）。七打八打，那些一點力气也沒有了的人們居然走起來了！其中的一些人竟能奇跡般地走到目的地。他們不知道這叫做“棍棒考驗”，不管你怎么打仍是躺著不動的人，將由跟在后面的大車收容起來。這是一條組織工作的經驗。（可能有人提問；為什么不一開始就全用大車拉呢？……可是到哪儿去找足夠的大車？馬匹從哪儿來？我國畢竟已經普及拖拉机了。況且如今燕麥是什么价錢？……）上面說的這种遞解在一九四八一五0年依然是十分大量的。 然而在二十年代徒步遞解曾是主要方式之一。當時我還是小孩，但是記得很清楚：士兵們押著犯人的隊伍大大方方地走過頓河羅斯托夫市的街道。順便說說，那句有名的命令：“……不予警告即可開槍！”在當時的說法稍有不同，原因在于軍事裝備的差异：要知道，當時的押解隊往往只有馬刀。所以當時是這樣命令的：“凡擅自离開隊列一步者，押解隊即可開槍或刀劈！”多么鏗鏘有力：“開槍、刀劈！”馬上就產生一把戰刀從背后劈下你的腦袋的感覺。 不錯，甚至到了一九三六年二月，還押著一批從外伏爾加地區抓來的大胡子老頭儿們徒步經過下諾夫戈羅德城。這些人穿的是土布袍子，腳下穿著樺皮鞋，包著腳布。“正在消失中的俄羅斯……”突然間，三輛小汽車正好橫穿他們前面的馬路，汽車上坐著全俄中執委主席加里宁。解犯隊伍停下。加里宁坐在車里開過去，他對這些人沒有產生興趣。 讀者，請閉上眼睛。听見了嗎？車聲隆隆……。這是“澤克車廂”在鐵軌上行駛。這是紅色列車在運行。一天二十四小時，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沒有一刻稍停。听見了嗎？水聲激蕩……這是囚犯駁船在破浪前進。耳邊又傳來“烏鴉車”馬達的吼叫聲。每時每刻都有人被投入監獄、塞進囚車、輾轉遞解。這一片嘈雜聲又是來自哪里？它來自遞解站過于擁擠的牢房。而這哭號聲呢？它是被搶劫者、被奸污者、被毒打者的怨訴。 我們考察了各种遣送方法。我們發現它們一种比一种更坏。我們環視了遞解站，但是沒有找到一個好的。甚至人們最后一個希望——下一步會好一些，在勞改營里將會好一些——也是一個騙人的希望啊！ 在勞改營里將會……更坏些。 ------------------ 圖書在線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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