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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一張大桌上舖開我們祖國的大幅地圖。請在所有的首府，所有的鐵路樞紐，所有鐵路線与河道、河道与土路聯結處的轉運站打上粗大的黑點。這像是什么呀？莫不是整張地圖都落滿了傳播病菌的蒼蠅？告訴你吧，你們得到了一張宏偉的“群島港口分布圖”。 誠然，這不是亞歷山大·格林招引我們去的迷人的港口，那里人們在小酒館里喝朗姆酒，向漂亮的娘儿們獻殷勤。這里也沒有溫暖的藍色海洋（這里洗澡水規定一人一公升。為了方便，四個人的四公升合倒進一個盆里，請一塊洗吧！）。但是其他方面的港口羅曼蒂克——肮髒、臭虫、粗話、胡鬧、語言混雜、斗毆——這里是綽綽有余的。 沒有經歷過三五個遞解站的犯人是少見的；很多人能記起十來個，而古拉格之子們能夠毫不費力地數出半百。只不過它們在人們的記憶中混成了一團，因為它們彼此雷同：毫無知識的押解隊；昏頭昏腦的根据案情的點名；在烈日下面或者在秋季的嚴寒中的長久的等待；更長久的脫光衣服的搜身；不講衛生的推頭；冰冷溜滑的浴室；臭气熏天的廁所；散發霉味的走廊；永遠擁擠憋悶并且几乎永遠黑暗潮濕的監室；地上或板舖上貼在你兩邊的人肉的暖气；木板釘成的枕頭的棱脊；夾生的、几乎是流質的面包；好像用青貯飼料煮成的菜湯。 如果誰有准确的記性，能夠分別回想得起每一個地方，那么這個人就不必在國內旅行了，因為根据遞解站他已經熟悉了全國的地理。新西伯利亞城？知道，去過。棚屋很結實，是用粗原木搭的。伊爾庫茨克？那儿的窗戶是分几次用磚頭砌嚴了的，還能看出沙皇時代的老樣子。每次砌的磚都不連接，中間留下了細縫。沃洛格達？對了，是一座有塔樓的古老建筑。廁所是上下間。樓板朽了，樓上廁所往下漏水。烏斯滿嗎？那還用說！臭烘烘的牢房，虱子都滿了，是圓拱屋頂的古式結构。監室里頭填的可實在啦：每當犯人起解的時候，隊伍能拉半個市區長，你簡直想象不出是怎么裝在里面的。 最好不要對這樣一個行家說你們知道還有一些城市是沒有遞解站的，不要去惹惱他。他會向你确切地證明，這樣的城市是不存在的，而且是他說得對。薩里斯克？解犯在那里是關在暫羈室，和受偵查人關在一起。每個區中心都是這樣辦。這跟遞解站有什么不同？在索里-伊列茨克嗎？有遞解站！在雷賓斯克？設在修道院的第二監獄是干什么的？哦，那里可安靜啦。院子是石板舖的，空蕩蕩的，古老的石板長滿了青苔。洗澡房的水桶是木頭的，挺干淨。赤塔嗎？第一監獄。在納烏施基？那儿不是監獄，是個遞解勞改營，都一樣。在托爾日卡？也設在修道院里。 你要明白，親愛的先生，沒有遞解站的城市是不可能存在的！要知道到處都有法院在開庭。怎么樣把犯人送到勞改營去？坐飛机嗎？ 當然，遞解站并不盡然相同。但是要說哪個好點，哪個坏點——那是爭不出結果的。三四個犯人湊在一堆，每人必定夸獎他“自己的”那一個。 “雖說伊万諾沃遞解站算不上什么有名的。可是你去問問一九三七到三八年那個冬天在那儿蹲過的人。獄里不失火——可是非但凍不著，而且上層舖的人連衣裳也穿不住。為了不憋死，窗戶上的玻璃全給打掉了。二十一號監室定員是二十人，實際關了三百万十三！板舖下面都是水，就在水上也搭塊板子睡人。破窗戶眼正好朝那地方灌寒气。板舖下面那一展完全像北极之夜：沒有一點亮光。板舖上的和站在過道里的人把光線全擋住了。通往便桶的過道根本不能走人，必須踩著板舖的邊緣爬過去。吃的東西不發給個人，而是十人一份。十人中有一個死了，就把死人塞到舖板下面，直到它發臭。剩下的人就吃死人的空額。這一切還可以忍受過去，但是車頭們卻好像是抹了松節油一樣，沒完沒了地把犯人們從一個監室赶到另一個。剛剛安頓下來，——“起——來——！換監室！”又得去搶地盤。造成超員的原因是這樣的：三個月沒讓洗澡，虱子大繁殖，虱子引起了腿部潰瘍和傷寒病。為了防止傷寒病蔓延，遞解站被宣布隔离，四個月沒有發送解犯。 “伙計們，問題不在伊万諾沃監獄本身，關鍵在年份。一九三七到三八年，那是自然的。不用說犯人，就連遞解站的石頭也擠得哎喲叫喚了。伊爾庫茨克的也一樣，它也算不了什么特別的遞解站。可是在一九三八年，獄醫們連往監室里伸伸頭都不敢，只在走廊里轉悠。牢頭朝監室里喊；‘昏迷過去的——快出來！” “三七年，伙計們，經過西伯利亞往科雷馬去的人流沒有斷過，全都堵在鄂霍茨克海岸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往科雷馬去的輪船一個月只能運三万。可是莫斯科不管這一套，一個勁儿地朝這邊轟人。結果積壓了十万。明白了嗎？” “誰數過？” “該數的人數過。” “如果說的是符拉迪沃斯托克遞解站，那地方三七年二月頂多有四万人。” “可是一卡在那儿就是好几個月。臭虫滿床爬，像蝗虫一樣！一天給半杯水：再多沒有了！沒人去運水！有一個隔离區全是朝鮮人，害痢疾死光了，一個不剩！我們的隔离區每天早晨拉出去一百口子。他們蓋一座停尸房，叫犯人拉車運石料。今天你運料，明天人家運你。到秋天斑疹傷寒又傳染開了。我們也采取這個辦法，尸首不發臭味我們不交出去，照領他的口糧。藥品是一點雞沒有。我們爬到隔离區邊上求他們——給點藥吧！了望塔上就朝我們開槍。后來把傷寒病人集中到一間單獨的棚屋。也來不及全都抬進去，從里面出來的也沒有几個。那儿的板舖是兩層的。上頭的發著高熱，大小便下不了床，就往下舖的人身上澆：那里躺著一千五百來人。衛生員全是盜竊犯。他們從死人嘴里拔金牙。就是對活人他們也沒有什么不好意思做的事……” “為什么老說你們的三七年、三七年？四九年在瓦尼諾灣，第五隔离區，——不想說嗎？三万五千人。也是一連呆好几個月！又是因為解決不了去科雷馬的運輸問題。不知道為什么原因，他們每天夜里把人們從一間棚屋赶到另一間，從一個隔离區赶到另立個。就跟在法西斯那儿一樣：又是吹哨，又是吼叫。——‘一個不剩地出來！’而且都得跑步！干什么都得跑步！押著一百人去領面包——跑步！領菜湯——跑步！什么食具也沒有。菜湯能盛在哪儿就盛在哪儿——用衣襟兜著也行，用手捧也行！喝的水是用大水箱運來的，沒東西舀，就打開口子讓它自己流。誰能把嘴湊上去，水就是他的。犯人們在水箱前頭干起架來——了望塔上就朝他們開了火！和在法西斯手里一樓一樣。烏斯維特勒的長官捷列維延科來到現場。一個空軍駕駛員當著大伙的面向他走過去，扯開胸前的軍裝上衣說：‘我有七顆戰功勳章！誰給你們權利朝隔离區開槍？’捷列維延科說：‘我們今天開了槍，將來還要手槍，一直到你們學會守規矩。’ “不，伙計們，這些還不算遞解站。基洛夫遞解站才是真格儿的！不說什么情況特殊的一年，就拿四七年來說吧——基洛夫遞解站監室的房門要靠兩個牢頭用皮靴硬把人蹬進去才能關上。九月間（基洛夫市以前叫維雅特卡，可不是在黑海邊上），三層板舖上所有的人都熱得脫光了衣裳坐著——說‘坐著’是因為根本沒有躺下的地方：一排人靠床頭坐，一排人靠床腳坐。過道的地上也坐著兩排，中間還有一排人站著。他們互相倒換。背包拿在手里或者擱在膝蓋上，因為沒有地方擺。只有盜竊犯寬寬敞敞地躺在自己法定的位置上——靠窗口的二層舖。臭虫多到大白天也咬人，它們直接從天花板上俯沖轟炸。人們就得這樣熬上一個星期，甚至一個月。” 我本來也想插進去談談胜利年的夏天——一九四五年八月的紅色普列斯尼亞。可是覺得不好意思：我們夜間總還能伸直腿，臭虫也還算溫和，只是蒼蠅整夜在強烈的燈光下把我們這些熱得光著身子，汗水淋淋的人們叮得難受。不過這實在算不了什么，拿這個來夸耀實在害臊。我們一動彈就一身汗，吃完飯身上簡直跟’下雨一樣。在一間比普通單元房間稍大一些的監室里裝了一百人。我們擠得死死的，地面上沒有下腳的空當。兩個小窗戶被鐵皮“籠口”擋著，是朝南的，不但不通風，反而被太陽晒得滾燙，朝監室里散熱气。 莫斯科很少人知道這個具有光榮的革命名稱的遞解站。沒有人去參觀。咳，哪能參觀！它到今天還在使用呢。要想靠近它看一看，用不著走遠——它緊挨著諾沃霍洛舍夫環行鐵路。 正像遞解站本身是沒頭沒腦的一樣，關于遞解站的談論也都是沒頭沒腦的，所以本書的這一章也八成會寫成這個樣子：不知道該首先抓住什么好，介紹哪一個好，開頭說點什么好。遞解站里積壓的人越多，它就變得越加沒頭沒腦。它搞得使人不堪忍受，對于古拉格也沒有好處。可是人們仍是一個月又一個月地滯留在里面。遞解站變成了不折不扣的工厂：口糧面包使用在工地上抬磚用的那种擔架運送；冒熱气的菜場盛在六提桶容量的大木桶里面，用撬杠插進孔眼里抬著走。 科特拉斯遞解站比許多別的站更加緊張，更加開誠布公。更緊張是因為它是通往整個歐俄東北部的門戶，更開誠布公是因為它已經處在群島的腹心地帶，不需要對什么人躲躲閃閃。它就是一塊空地，上面用板牆分隔成許多小格子，每一格子都上鎖。盡管一九三0年流放農民的時候，曾有過稠密的人口在這儿定居（應當設想當時在他們頭頂上是沒有房頂的，但是現在已經沒有人能告訴我們這些事了），然而到了三八年，用毛板釘成的……帆布頂的搖搖欲墜的棚屋仍是遠遠容納不下所有的犯人。在秋季的濕潤的雪花下，或冒著開始冰凍的寒气，人們露宿在這里的地面上。誠然，人家不讓他們這樣直挺挺地凍僵，不斷地點人數，用清查（那里同時曾達到二万人）或者夜間突然搜身的辦法給他們提精神。后來在這些方格子里面支起了帳篷，有的格子里用原木搭起了兩層樓高的房屋，但是為了合理地節約造价，當中不舖設樓板，而是直接搭設多達六層的板舖，板舖的兩側釘著直上直下的腳蹬子。那些只剩一口气的犯人也得像水手一樣踩著它們爬上爬下。（這种結构對于海船比對于港口更相宜。）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的冬天，全体都住進了有頂的屋子，這時候就只能容納下七千五百人了。這些人當中每天要死掉五十人。往停尸房抬死尸的擔架一會儿也歇不住。（有人會反駁說，這完全說得過去，每天的死亡率不到百分之一。在上述的周轉率之下，每一個人可以拖五個月之久。不錯，可是你要知道主要的屠宰机——勞改營的勞動還沒有開動呢。現在這种每天百分之零點七三的損耗是純縮水率，并非任何一個蔬菜倉庫都能容許這种比率。） 越深入群島的腹地，混凝土筑成的港口越顯眼地變成了木樁結构的碼頭。 卡拉巴斯——卡拉干達附近的一個遞解站——這個字已經變成了一個普通名詞。在几年之內經過這里遞解的犯人達到五十万（尤里·卡爾貝一九四二年經過那里的時候，登記號碼已經是四十三万三千多號）。關人的房屋是一些低矮的夯土牆棚屋，泥地。每天的消遣是叫犯人帶上東西，統統赶到屋外，由美術家在地面上刷白灰，甚至畫出地毯的花樣。晚上犯人們躺在地上，用身子把白灰和地毯一道蹭掉。 卡拉巴斯比別的遞解站更有變成博物館的价值。可是，嗚呼，已經不存在了：在它的原址上現在是一座鋼筋混凝土制件厂。 克尼亞日一波戈斯特遞解點（北緯63 ）的營地是一些支在沼澤地上的窩棚！用樹根扎成的骨架上蓋著一塊四邊不著地的破帆布帳篷。窩棚里面的雙層舖也是用樹棍（連枝權都沒有削干淨）搭的，中間的過道同樣用樹根舖成踏腳板。白天稀泥從踏腳板縫里扑哧扑哧 地往上冒，夜晚凍得梆梆硬。隔离區里各個地方的通道也是用細脆搖顫的小樹棍舖成的。由于身体虛弱而變得行動笨拙的人們時而在這里或那里閃進水里或爛泥里。一九三八年克尼亞日一波戈斯特的伙食沒有一天變過樣：麥屑粉和魚骨頭熬的糊糊。吃這東西比較方便，因為缽子、缸子和勺子之類的東西遞解站一概沒有，囚犯們自己更沒有；可以讓他們几十人一批到大鍋邊排隊，用長柄勺把糊糊舀在他們的便帽、皮帽、衣襟里。 在同時蹲過五千人的沃格沃茲金諾遞解點（它离烏斯特-魏姆几公里遠。讀到這一行以前，哪一位讀者知道有一個沃格沃茲金諾？有多少個這類不知名的遞解站！請將它們全都乘以五千吧！），供應的食物是稀湯，但是照樣沒有缽子。然而也想到了辦法（我們俄羅斯的急中生智的本領有什么困難克服不了！）——菜場倒在洗澡盆里，一次發十個人的，讓他們你爭我奪地搶著喝吧。 誠然，在沃格沃茲金諾沒有人蹲過一年以上（蹲一年以上的有過，是那些只剩一口气的家伙，所有勞改營都不接受）。 在群島上著的生活風貌面前，文學家的想象力實在惊人地貧乏。當他們想寫出點有關監獄的最可譴責、最丑陋的東西的時候，總是拿便桶作為非難的對象。便桶在文學中變成了監獄的象征，屈辱和污穢的象征。噢，全是無知妄說！難道便桶是囚犯們的災難嗎？它是獄吏們最仁慈的發明。一切可怕的情景是從監室里沒有了便桶的那一瞬間開始的。 一九三七年西伯利亞的某些監獄里面是沒有便桶的，因為不夠用。事先沒有准備下那么多——西伯利亞的工業跟不上大逮捕的規模。倉庫里發不出新建監獄需要的便桶。老監獄里倒是有便桶，可是又舊又小，這時候唯一明智的辦法是把它們取消，因為在人數猛增的情況下，跟沒有一樣。例如，米努辛斯克監獄老早是按五百人的容量建造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沒有進去過，因為他是以自由人身份乘車去流放地的），現在裝一万人。那就是說每一只便桶應當增大二十倍！但是它并不能增大呀……。 我們俄國人的筆寫東西從來是粗線條的，我們經歷的事情可謂多矣，但是描寫出來，揭示出來的几乎等于零。在慣于通過顯微鏡觀察生活的微小細胞、慣于在照明器的光束下搖晃試管的西方作者們的筆下，處在超員二十倍又沒有便桶而且一晝夜只許出來解一次手的監室里的人類心靈的惶亂情狀，可以寫出一部長篇的史詩，可以再寫出十卷《追憶似水年華》！當然有許多情節是他們不知道的：在帆布風帽里小便的辦法他們就想不出來；另一個犯人提出的可以把尿撒在長統靴里的忠告，他們更是完全不能理解。其實這項忠告是經驗丰富的智慧的結晶，它決不是叫你毀掉皮靴，也不是把皮靴降格為提桶。它的意思是：脫下一只靴子，倒過來，把靴筒往外翻上來——于是就形成了環槽狀的、你十分一需要的那個容器！而且如果西方作者們知道米努辛斯克監獄里下述的獄規的話，他們將能以多么曲折細微的心理描寫去丰富他們的文學啊（而且決不會冒重复著名大師們的手筆的危險）！在這個監獄里，飯缽子四人只發一個，飲用水每天每人發一缸子（茶缸子倒夠用）；可能出這樣的事：四人中的一個竟然利用公共的缽子行了方便，可是在吃午飯以前又不肯交出自己保留的水去洗缽子。這將出現一場怎樣的沖突！怎樣的四种性格的頂撞！多少微妙的差別！（我不是說笑話，只有這時候才顯露出一個人的底蘊。只不過俄國人的筆沒有工夫去描寫這些，俄國人的眼睛也沒有時間去讀它。我不是說笑話，因為只有醫生才能告訴你，在這樣的監室里呆几個月就能永遠毀掉一個人的健康，即便他到了葉若夫時代也沒有被槍斃并且在赫魯曉夫時代恢复了名譽。） 你看，我們還幻想過在港口里休息一下，松快一下呢！在“澤克車廂”包房里擠成一團的那几天几夜里，我們是怎樣地幻想著遞解站啊！想的是在這里我們可以伸伸腰，直直身子。想的是在這里我們可以足足地喝到涼水和打到開水。想的是在這里不會再強迫我們用自己的東西向押解隊去贖買自己的口糧。想的是在這里會供給我們熱食。最后還想著會把我們帶進洗澡房，在熱水里浸一浸，那時渾身就不會這么痒了。“烏鴉車”里我們的腰撞得生痛，從一側摔到另一側；押解隊朝我們吼叫：“挽臂！”、“抓腳跟！”我們暗暗鼓勵自己：“沒有什么，沒有什么，快到遞解站了！到了那里就好了……” 可是到了這里，即使我們一部分夢想能夠變為現實，也總要被另外一些事情弄得十分掃興。 洗澡房里會遇到什么你永遠說不准。忽然他們動手剃光女人的頭發（紅色普列斯尼亞，一九五0年十一月）。或者讓清一色的女理發員給我們一長串光屁股的男人剃頭。在沃洛格達的蒸气浴室里，胖大嬸莫吉亞吆喝著：“男人們，排好隊！”然后用蒸气管子朝整排男人們身上放气。伊爾庫茨克遞解站的見解不同，認為洗澡房服務人員全部是男性并且由男子漢在女人們的兩腿之間涂抹焦油軟膏更加符合天理人情。或者如像在新西伯利亞城遞解站里那樣，大冬天冰冷的洗澡房里的水龍頭只流涼水；囚犯們鼓起勇气要求首長來看看；來了一個大尉，他竟滿不在乎地親自伸手到水龍頭下面試了試，然后說：“我告訴你們，水是熱的，懂嗎？”至于有的地方洗澡房里根本沒有水，有的地方在烘爐里把犯人的衣服烤焦，有的地方強迫洗完澡的犯人們赤身光腳在雪地里跑到另一處去取衣物（羅德尼查，第二白俄羅斯方面軍反間諜机關，一九四五年），我們已經說膩了。 一跨進遞解站，你就會發現在這里掌握你命運的不是看守員，也不是戴肩章穿制服的，這些人不管怎么說總得遵從一點成文的法律。這里掌握你命運的是遞解站的雜役。是那個前來招呼你們這批新到解犯的，臉色陰沉的洗澡房服務員：“喂，法西斯老爺們，去洗澡！”；是那個手拿一塊寫字用的三合板墊板，兩眼在你們的行列里搜索，催你們快去干活的派工員；是那個剃光的頭上留著一撮長毛、摸著一卷報紙在腿上敲敲打打，眼珠儿卻瞟著你們行囊的教育員；還有另外一些你們認不出來的雜役，他們正用X光般的視線透射著你們的皮箱。他們彼此多么相像啊！在你們短短的遞解途中你們好像在什么地方已經見過這一幫家伙，雖不像他們這樣干淨整齊，但同樣是露著殘忍的獠牙的畜類。 是了，又是那些盜竊犯！又是那些烏喬索夫歌頌的扒手！又是那些任卡·若果里，野獸謝廖嘎和吉姆卡-基施肯尼亞……只不過他們現在已經不是蹲在鐵窗里面，他們已經洗干淨、穿整齊，成了官方人物，神气活現地維護著紀律——只要我們遵守的紀律，如果有人帶著一點想象力仔細端詳這一些嘴臉，他甚至可能得出這樣的印象：他們也是從我們俄羅斯的根上生出來的，一度曾是一些農村孩子，他們的父輩是一些名叫克里姆、普羅霍爾、古里之類的鄉下人。他們的身体构造甚至和我們的都有點相似：兩個鼻孔，兩只眼珠上各有一片虹膜，緋紅色的舌頭是用來吞入食物和說出一些俄羅斯話音的，只不過用詞和我們完全不同罷了。 任何一個遞解站的首長都會找這個竅門：所有編制內職務的工資都可以付給呆在家里不上班的親屬或者由監獄頭頭們私分。監獄里的差事只要你吹一聲口哨，社會親近分子中自報奮勇的人要多少有多少。他們只圖一點，就是可以在遞解站系纜，從此不下礦井，不上礦山，不進泰加森林。這些派工員、文書、會計、教育員、浴室服務員、理發員、保管員、炊事員、洗碗工、洗衣工、縫補匠——全都是遞解站的永久居民。他們領的是犯人口糧，算在監室的名額里，但是他們不用首長關照也自有辦法從大伙房里或者解犯的包袱里撈到額外的食物和油水。這些遞解站的雜役們認准了，隨便哪個勞改營里也不會比他們現在舒服。我們落進他們手里的時候，還是沒有被搜刮干淨的，所以他們要美美地敲我們一杠子。在這里他們甚至代替看守員對我們進行搜查。搜查之前勸我們把錢交給他們保管并且像煞有介事地開列一個什么清單，可是清單和錢一起馬上就不翼而飛了。“我們把錢交上去了！”“交給誰了？”走來的軍官惊奇地問。“就是剛才在這儿的那個人！”“具体是誰？”在場的雜役們都說沒有見到……“你們為什么要把錢交給他？”“我們以為……”“以為個屁！少以為點就好了！”一切都吹了。他們勸我們把衣物留在洗澡房的脫衣間里。“沒人拿你們的！誰要你們這些東西！”我們留下了，反正也不能帶進浴室去。回來：毛衣不見了，毛皮手套不見了。“什么樣的毛衣？”“灰的……”“噢，那准是它自己跑進洗衣房了！”他們有時也很講信義地收取我們的東西：作為替我們把箱子送進貯藏室保存、把我們關進沒有盜竊犯的監室、盡快地起解、盡可能不再拖延起解等等服務的酬勞。他們唯一不干的事是直截了當地搶劫。 “這些人可不是盜竊犯！”我們當中的內行們解釋給我們听。“這些人是‘母狗’．是給監獄當差的。他們是正經扒手們的敵人。正經扒手是那些蹲在牢房里的。”但是這一套對于我們這些家兔們的腦子是太難懂了。他們的派頭都一樣，他們身上刺的花紋也都一樣。也許這一幫是那一幫的敵人，可全都不是我們的朋友，這是明擺著的事儿…… 這時候，他們叫我們在院子里緊挨監室窗戶的地面坐下。窗戶都有“籠口”，看不到里面，但是里面有人用沙啞而善意的聲音忠告我們：“鄉親們！這儿有規矩：凡是茶葉、煙末之類散裝的東西，搜身的時候都要沒收。誰有，快擺到這儿來，撂進我們窗戶里來。我們以后還給你們。”我們能知道什么？我們是“福來儿”，是家兔。說不定真地要沒收茶葉和煙末。我們在偉大的文學著作里面談到過囚犯之間普遍的團結精神，囚徒是木會欺騙囚徒的！稱呼得那么親熱——“鄉親們！”。我們把煙荷包撂給他們。純种的扒手們在里面接住，然后傳出哄堂大笑：“哎，法西斯小傻瓜們！” “別想在這儿講理！”“把你的東西全交出來！”——這就是遞解站迎接我們的標語，盡管并沒有挂在牆上。“把你的東西全交出來！”——看守員、押解員、盜竊犯全都向你重复這句話。你已經被沉重的刑期壓得不能翻身，你想的是怎樣松一口气，而周圍的人想的是怎樣搜刮你。一切人都是想方設法對本來已經精神頹喪和孤立無援的政治犯再加一層壓力。“一切你都得交出去！”——高爾基遞解站的一個看守員無能為力地搖著頭說。安斯·伯恩施坦像解除負擔似地把自己那件軍官大衣交給了他——不是白給的，是交換兩顆蔥頭。去告盜竊犯的狀有什么用？你沒有看見紅色普列斯尼亞所有的看守員都穿著公家從來沒有發過的鉻鞣革的大皮靴嗎？這全是盜竊犯在監室里弄來然后轉手給他們的。告盜竊犯的狀有什么用，如果連文教科的教育員都是盜竊犯并且由他們給政治犯寫鑒定（克麥羅沃遞解站）？在羅斯托夫遞解站能夠要求管束盜竊犯嗎，如果那地方正是他們自古以來的老窩？ 据說一九四二年在高爾基遞解站几個被捕的軍官（加甫里洛夫、軍事技術員謝別金等人）竟然奮起反抗，痛打盜賊，硬把他們整服帖了。但是對這种事一般都當做傳奇看待：只在一個監室里整服帖了？服帖了很長時間？藍邊帽是干什么吃的，能讓异己分子打親近分子？至于有人說，四0年科特拉斯遞解站小賣部旁邊盜竊犯從政治犯手里搶錢，政治犯動手狠揍他們，別人制止不住，這時候警衛隊帶著机關槍開進隔离區來保護盜竊犯——這种事沒有什么值得怀疑的，這完全像真的。 糊涂的親人哪！她們在外面奔走借貸（因為家里沒這筆錢），給你們捎進東西和食物——守活寡的妻子的最后的奉獻。殊不知這些禮品是有毒的，因為它會把你由一個饑餓但是自由的人變成一個惊恐不安和膽小如鼠的人。它會使你喪失那剛剛萌芽的醒悟和正在凝結的堅韌，這兩者才是你進入深淵之前唯一需要的東西。哦，關于駱駝和針眼的睿智的寓言啊！這些身外之物不允許你走進精神解脫的天國。你在“烏鴉車”里看到，別人也帶著和你一樣的口袋。盜竊犯們朝我們狺狺狂吠：“帶爛包袱的畜牲們！”但是他們只有兩個人，我們有五十來個，他們暫時沒有動我們。現在我們在普列斯尼亞監獄交接處已經被關押了一天多。因為擁擠，兩腿只得盤在身子底下，坐在肮髒的地面上。但是我們誰也無心觀察周圍的生活，因為我們的心都放在怎樣寄存箱子上。雖然寄存東西被認為是我們的權利，然而僅僅是因為這儿是莫斯科的監獄，又看到我們當時還沒有完全喪失莫斯科的外表，派工員們才勉勉強強地答應替我們辦這件事。 一塊石頭落地！——東西收下了（這表示我們將不在這一個遞解站把它們貢獻出去，而是在下一站）。只剩下倒霉的食品包裹還在我們手里晃蕩著。由于我們這一批“海狸”過分集中，他們把我們分散到各個監室。我和瓦連金被關進同一個監室，他就是和我同一天在特別庭決定上簽名的那個人。當時他曾經激動地提議要在勞改營里開始一种新的生活。這個監室還沒有填滿；過道空著，板舖下面空地也很多。按照傳統，二層舖果然是由盜竊犯占据的：頭頭們靠窗口，小哥儿們稍遠點。下舖躺著中立的灰色人群。沒有人向我們進攻。我們這兩個沒有經驗的人事先沒有好好考慮，也沒有朝四面瞧瞧，扑在瀝青地上就往舖底下爬。我們認為在那儿一定會很舒服。板舖很低，大塊頭的男人要平趴下貼著地面才能鑽進去。我們爬到了。現在我們將要悄悄地躺在這儿，悄悄地聊天了，可是不好！在下層的昏暗中，傳出一陣無言的蟋蟋聲，一群少年犯四肢挨地像大老鼠似地從四面八方向我們偷偷地爬過來。這些家伙還完全是小孩子，甚至有的才十二三歲，但是刑法典規定也可以抓這樣的。他們已經按盜竊罪受過審判，現在來到這里向他們的賊師父們繼續學藝。師父們現在放他們出來向我們襲擊了！他們一言不發地爬到我們身邊，十來只手同時生拉硬拽，把我們身邊和身下的財物搶個精光。干這營生的時候，他們不說一句話，只是惡狠狠地喘著粗气。我們掉進了餡餅：既站不起來，又不能動作。不到一分鐘，他們就拽走了裝著咸肉、砂糖和面包的口袋，立刻消失了。而我們卻像傻瓜一樣躺著。我們的全部給養已經不戰而棄，現在雖然可以繼續躺著，但是已經根本躺不下去了。我們可笑地用兩腿蹭地，屁股朝前，挪到板舖外面坐起來。 難道我是個膽小鬼？我原來覺得并不是。在開闊的草原上我曾鑽進過炮彈爆炸的火网，我曾敢于乘車通過明知埋設了反坦克地雷的小道。當我把炮兵連帶出包圍圈并且再次返回去搶出一輛打坏了的“嘎斯”的時候，我始終是十分鎮靜的。那么我為什么不揪住一只這樣的人面耗子，把他的鮮紅的嘴臉按在瀝青地上使勁搓搓？他太幼小了？——那就沖著他們的頭頭們去吧。不能……。在火線上有一种附加的意識（也許全然是虛假的）使我們變得堅強：是我們軍人的團結感？是我個人行為的适當感？是義務感？然而此時此地卻是無所适從的。沒有條令。一切全要憑摸索才能弄明白。 我站起來，朝他們的一個頭目轉過身去。在緊挨窗口的二層舖上，所有搶去的食品都擺在他面前：小耗子們一星半點也沒有往嘴里放，他們有紀律。這個賊頭的腦袋的前半部分，即兩足類身上通常稱為面孔的那個部位，是大自然怀著嫌惡与憎恨的心情捏塑出來的，但也可能是他的禽獸生活使他變成了這個樣子。歪斜松垂的臉肉，低額頭，原始社會的刀疤和門牙上鑲的現代的鋼齒冠。他的一雙小眼恰好足以看到他所熟悉的目標而決不能觀賞世界上美好的事物。他用這雙小眼看著我，好像一頭野豬注視著馴鹿，他深知隨時都可以一拳把我打翻。 他等著。而我做了什么呢？蹦上去哪怕在這獸面上擂它一拳再跳下來回到過道里？瞎，我沒有這樣做。 我是個卑劣的人嗎？在這以前我一直覺得不是。但是，在被掠奪、被屈辱了以后，再乖乖地肚皮貼著地爬回板舖下面，我覺得太委屈了。我恨懣地對賊頭發話，我說既然你們搶走了吃的，至少該在舖上給我們騰個位子。（嗯，作為一個城里人，作為一個軍官，這不是個很自然的要求嗎？） 結果呢？賊頭同意了。要知道我這就等于自愿放棄了咸肉，等于承認了他的至高無上的權威，等于暴露出与他的觀點相似——他也會赶走最弱者。他命令兩個灰色的中立人物离開靠窗口的下舖，把位子讓給我們。那兩個人順從地离開了。我們在最好的位子上躺下。對于我們的損失我們還難過了一陣子（我的馬褲沒有引起盜賊們的興趣，這不是他們的制服。可是一個扒手已經在摸瓦連金的毛料褲子。他看中了這東西）。只是天快黑的時候我們才听到鄰人的悄悄的責難：我們怎么能央求盜賊們的庇護，把兩個自己人赶到舖底下去？也僅僅是在這時候我才像被針扎一樣意識到自己的卑劣，我的臉發燒了（以后許多年，每當回想起這件事我還是臉紅）。睡在下舖的灰色囚犯們都是我的兄弟，五十八一l-乙，是被俘人員。我不是在不久以前還發誓和他們共命運嗎？怎么這會儿就已經把他們往舖下赶了？誠然，當盜竊犯欺侮我們的時候他們也沒有出來替我們說話——但是既然我們自己都不戰斗，他們為什么要為我們的咸肉去戰斗？足夠多的殘酷戰斗早在戰俘營里就已經使他們失去了對高尚行為的信念。畢竟他們沒有做過有損于我的事，而我卻做了損害他們的事。 我們就是這樣像一窩小豬一樣用腰，用鼻頭沖撞著、沖撞著，為的是至少有朝一日我們會變成人……為了變成人。 但是，即使對于一個新犯人，盡管他在遞解站被剝一層皮，去一層殼，遞解站也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它使他能夠逐步地向勞改營過渡。因為一步完成這樣的過渡是人的心髒經受不起的。他的意識不可能馬上在這一片漆黑中判明方向。需要逐步地過渡。 還有，遞解站給予他一個和家庭聯系的表面机會。他在這里寫出第一封合法的家信：有時候是告訴家里他沒有被處決，有時候是通知發配的方向。總之，是一個被偵查的，用犁頭反复翻耕過的人初次寫家信的時候使用的那些不習慣的字眼。在家人的記憶中，他還是原來的樣子，但是他已經永遠不會再成為原來的那個人了——這一切會像電光一閃似地通過几行歪歪斜斜的字跡呈現在家人眼前。歪歪斜斜，這是因為遞解站雖然准許寫信，院子里也挂著個郵箱，但是紙和筆均不可得，更談不到削鉛筆的工具。不過總能搞到一張展平了的馬合煙包裝紙，或者一張包砂糖的紙。另外，監室里面總歸會有人藏著鉛筆。于是几行難以辨認的潦草字跡便寫成了。這几行字將成為家庭今后是合是分的契机。 喪失理智的女人們有時候還會憑著這封信冒冒失失地長途跋涉到遞解站來，想見到丈夫一面，盡管這里永遠不會准許他們會面。她能做到的只是送去一些東西給她的丈夫添累贅。這樣的婦女當中有一個，据我看，提供了為所有這些妻子們樹立一座紀念像的標本，并且連建立這座塑像的地點也指定了。 事情發生在古比雪夫遞解站，時間是一九五0年。這個站設在一片洼地里（然而從那里卻可以看見伏爾加河上的日古里峽口）。一道雜草叢生的高峻的山梁矗立在它的近旁，環抱著洼地的東側。山梁在隔离區以外，整個地勢很高；我們從下方看不到從外面登山的道路。山梁上也很少有人影出現，偶爾見到山羊在上面吃草，或者有小孩在上面亂跑。在一個陰沉的夏日，陡崖上出現了一個城市打扮的婦女。她用手搭在眼眶上朝下面我們這里觀望，緩緩地轉動著身体。這時候，三間擁擠的監室里的犯人們正分別在各個院落里放風。她希望在下面的這個深淵里從三百個失去個性的螞蟻當中分辨出自己的那一個！她是不是指望她的精誠之心能給她以啟示呢？她一定是因為探視本能獲准才攀上了這座商丘。各個院落里的人都發現了她，都凝望著她。在我們這洼地里沒有風，可是那山梁高處風卻吹得很疾。她的長裙、短衣、頭發被疾風掀起、扇動，好像是為了披露她內心全部的愛情，全部的憂患。 我想，如果就在她站立的地方，在俯視著遞解站的山梁上，采取她站立的姿勢，面朝著日古里的方向，建立一座像她這樣的婦女的石像，也許能讓我們的子孫后代們稍許明白一些事情吧。 不知道為什么好久沒有人上去赶開她，可能是警衛隊懶得爬山。后來終于有一個當兵的爬了上去，朝她吆喝，揮手，——把她赶走了。 遞解站還能打開囚犯的眼界，讓他看到廣闊的事物。俗話說，雖然忍饑挨餓，但是過得快樂。在這里的永不休止的流動中，在成十成百人的交替中，在坦率的敘述和交談中（在勞改營里是不敢這么說話的，那里到處都害怕碰上行動人員的触須）——你漸漸耳目清新，豁然開朗，心明眼亮，對于你自己、對于你的人民甚至對于世界上發生的事情開始能夠更好地理解。有時候，被推進監室里來的一個古怪的犯人竟能告訴你一些在書本里永遠讀不到的新鮮事。 監室里忽然關進來一個奇跡般的人物；一個有著羅馬人臉型的高個子的年輕軍人，頭上仍然保留著淡黃色的鬈發，穿著一身英軍制服，好像是一個直接來自諾曼底海岸的登陸部隊的軍官。他走進來的時候態度非常高傲，似乎預料著所有的人都會在他面前肅然起立。實際上這是因為他根本沒有想到現在走進了朋友們之中：他已經被關了兩年，但是一次也沒有進過監室。他被秘密地裝進單獨的包房里，直接運到這個遞解站。現在出人意外地，不知道是由于疏忽還是故意地，關進了我們這間集体馬廄。他在監室里走了一圈，見到一個穿德國軍服的國防軍軍官，便用德語和他攀談起來。可是沒說几句就發生了激烈的爭吵，看樣子如果帶著槍，他們馬上就會動武。戰爭已經結束了五年，而且人家反复向我們灌輸說，西線的戰爭是裝樣子的，所以看到他們之間這么仇恨，我們甚感奇怪。這個德國人在我們當中躺了那么久，我們這些俄國佬并沒有跟他發生過沖突，相反卻經常在一道說笑。 如果不是艾里克·阿爾維德·安德森幸免剃光的頭發（這是全古拉格的奇跡），如果不是他那洋里洋气的派頭，如果不是他那一口流利的英語、德語、瑞典語，他講出來的事情恐怕誰也不會相信。据他說，他是瑞典的一個不止是百万富翁而是億万富翁（好吧，就當他吹了一點牛）的儿子，是德國英占區司令官羅伯特將軍的外甥。作為一個瑞典公民，戰爭期間他以一名志愿者的身份在英軍中服役，真的參加過諾曼底登陸。戰后，他成為瑞典軍隊的一名職業軍官。然而他一直對考察社會制度怀著興趣。對社會主義的向往超過了對父親的資本的留戀。他對蘇聯的社會主義抱著深厚的同情，而且當他作為瑞典軍事代表團成員訪問莫斯科的時候，他還通過親眼所見确信了它的繁榮昌盛。主人為他們舉行宴會，邀請他們到鄉間別墅。在那里他們可以不受阻礙地和普通蘇聯公民——漂亮的女演員們——接触。她們都不忙著去工作，都很樂意陪他們消磨時間，甚至私下在一起。這樣最終地确信了我國社會制度的胜利之后，艾里克回到西方就開始發表一些捍衛和盛贊蘇聯社會主義的文章。這終于成了他毀滅的禍根。在這几年，即一九四七一四八年，蘇聯正從各個縫隙里搜羅愿意公開和西方決裂的西方國家進步青年（似乎如果能湊足十來二十個這樣的人物，西方就會發抖和崩潰）。根据艾里克在報上發表的文章，他被內定為一個合适的對象。他當時在西柏林服務，妻子留在瑞典。由于可以諒解的男性的弱點，艾里克時常去東柏林和一個未婚的德國女人幽會。在一個夜間，就在她那里被人捆綁起來（“去找大娘，進了牢房”這句俄國諺語說的就是這种事儿吧？大約早已經是如此辦理的，他并不是頭一個）。他被帶到莫斯科，葛羅米柯在斯德哥爾摩曾經在他父親家里吃過飯，和艾里克相識。現在為了酬答他令尊大人的盛情，要求這個年輕人公開咒罵整個資本主義和他父親。作為代价，他答應這位公子在我國立即得到終生的資本主義式的物質享受。但是令葛羅米柯吃惊的是，雖然艾里克在物質上不會受到任何損失，但他卻勃然大怒，說了一大堆難听的話。他們仍不相信他能夠死硬到底，便把他軟禁在莫斯科郊區的一座別墅里面，供養得像童話中的王子（有的時候對他也實行“殘酷迫害”：拒絕接受他預定的第二天的菜單，他原來點的是筍雞，卻忽然給他端上一盤煎牛排），在他周圍擺滿了馬、恩、列、斯的著作。這樣等待了一年，期望把他改造過來。奇怪的是連這也沒有奏效。這時候弄來一個在諾里爾斯克服過兩年刑的前中將，和他軟禁到一起。大概是想要中將用勞改營里的可怕情形促使艾里克就范。但是中將執行這項任務极不得力，也許是并不想執行。在一起蹲了十個月，全部成績只是教會了艾里克一口半通不通的俄語，再就是加強了艾里克本來已經產生的對藍箍帽的厭惡。一九五0年夏天，再次由維辛斯基出面召見，艾里克再次表示拒絕（他竟以意識踐踏了存在，這是完全違反馬列主義規律的舉動）。于是阿巴庫莫夫親自向艾里克宣讀了決定：二十年監禁（？？為什么？）。他們自己已經后悔跟這位呆公子打上了交道，可是又決不能把他放回西方。就是在這時候他被裝進一間單獨的包房，押往勞改營服刑。在車上他听到隔壁的一位莫斯科姑娘的敘述。第二天清晨，他又通過車窗看到了朽爛的草屋頂的梁贊地方的俄羅斯。 這兩個年頭使他牢固地确立了對西方的忠誠。他對西方的信任達到盲目的程度。他不愿意承認西方的弱點。他認為西方的軍隊是不可摧毀的，西方的政治家是不會犯錯誤的。我們告訴他，在他關押期間斯大林下了封鎖柏林的決心并且相當順利地實現了，他不肯相信；當我們嘲笑邱吉爾和羅斯福的時候，艾里克的乳白色的脖頸和奶酪色的面頰气得鮮紅。他同樣堅信西方決不會容忍對他——艾里克—一的監禁，西方情報机關馬上就會根据從古比雪夫遞解站得到的情報查明艾里克并沒有淹死在施普累河里，而是正在蘇聯坐牢，一定會把他贖買或者交換出去。（相信自己的命運不同于其他犯人的命運——在這一點上他很像我們的思想純正的正統派。）盡管我們之間進行了激烈的舌戰，他還是邀請我的朋友們和我有机會到斯德哥爾摩的時候到他家去作客（他含著疲倦的微笑說：“人人都知道我們。瑞典王室差不多全靠我父親維持”）。而眼下這位億万富翁的公子卻沒有擦臉的東西，我把一條多余的破臉巾贈送給了他。他不久就解走了。 人們不斷地流動—一帶進來，帶出去，單個地和成批地。解犯的隊伍一個接一個地出發。表面上如此有條理、有計划，實際上其中充滿了胡鬧荒唐，簡直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 一九四九年建立了特种勞改營。遵照某人的最高決定，大批女犯從蘇聯歐洲部分的极北地區和外伏爾加地區經過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遞解站遷往西伯利亞泰謝特市的奧澤爾拉格。可是到了一九五0年，某人又認為把女犯拉到奧澤爾拉格是不方便的，不如集中到莫爾多維亞捷姆尼基地方的杜布羅夫拉格。于是這同一批女犯又經過同一個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遞解站邐西行，一路享受著古拉格旅行的全部舒适條件。一九五一年在克麥羅沃省建立了几座新的特种營（卡梅施拉格）——鬧了半天，原來需要婦女勞動力的還是這個地方！于是這一批時運不濟的女犯們現在通過同一個可詛咒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遞解站又登上了奔赴克麥羅沃特別營的苦難歷程。釋放犯人的時代來臨了，但不是所有的人全放啊！在全面松動的赫魯曉夫時代仍需服完刑期的女犯們又從西伯利亞經過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遞解站被裝運到莫爾多維亞：上面認為把她們全集中在一起比較牢靠。 反正這全是我們內部的業務，各島嶼全是我們自己的。它們之間的距离對于我們俄國人來說也并不那么遙遠。 個別倒霉的男犯有時也遇到同樣的情形。申德里克——面容憨厚、樂呵呵的大塊頭青年，在古比雪夫的一座勞改營里從事著所謂誠實的勞動，他沒有料到會有什么災禍。但是禍從天降。營里接到一項緊急指示—一不是來自一般人物，而是來自內務部長本人（部長從哪里知道申德里克這個人？）：立即把這個申德里克送往莫斯科第十八監獄。他被提出來，拽到古比雪夫遞解站，從那里毫不拖延地送到了莫斯科。但并沒有把他投進什么第十八監獄，而是和別人一起關進了大名鼎鼎的紅色普列斯尼亞。（申德里克本人壓根不知道十八號監獄的事，因為沒有向他宣布過。）可是他的劫數未盡：沒過兩天，他又被拉出來解送。這次是去伯朝拉。車窗外的景色愈來愈貧瘠陰郁。小伙子嚇錯了：他知道有部長的指示。現在這樣一個勁地往北方拉，八成是部長手里有申德里克的過硬材料。路途的疲勞再加上被偷走了三天的口糧，申德里克到達伯朝拉的時候已經東倒西歪。伯朝拉的接待很不客气，餓著肚子，不讓住下，就押著他們頂風冒雪去上工。一連兩天連襯衣也沒有机會晾干，連床墊還沒有用松枝填上。一聲命令又要他交還全部公家的東西，往更遠處遣送——去沃爾庫塔。根据這一切跡象看，部長是決定把申德里克在勞改營里熬死。誠然，不是專門對付他一個，整整一批犯人都要摘掉。在沃爾庫塔整一個月沒有人過問申德里克。他參加了一般作業。雖然還沒有從旅途的疲憊中恢复過來，但已經開始順從北极圈內的命運了。可是有一次忽然大白天把他從礦井里叫出來，叫他赶緊回營里交還全部公家的東西。一小時以后就上了往南邊開的火車。這次可有點像專門懲罰他一個人了！拉到了莫斯科。投進了第十八監獄。在監房里關了一個月。后來一個什么中尉叫了他去問：“您跑到哪里去了？您真的是机械制造工程人員嗎？”申德里克說是。于是就把他送到了……天堂島！（是的，群島里也有這類島嶼！） 這一類人物的隱現，這一類的遭遇，這一類的故事，使遞解站大為生色。老勞改犯傳授經驗說：“躺著，別管閒事！在這儿能吃最低保證的口糧，也不需要賣牛勁。人不擠的時候，你只管足足地睡。伸直了腿，吃了睡，睡了吃。吃不飽可是能睡足。”只有嘗過勞改營一般作業滋味的人才懂得遞解站是休養所，是我們途中的幸福。還有一樣便宜事：白天睡過去——刑期就過得快些。只要把白天消磨掉，夜晚反正是瞧不見的。 誠然，遞解監獄的主人們由于念念不忘勞動創造了人以及只有勞動才能改造罪犯的理論，有時由于有一些輔助性的活茬，有時由于承包了一些外活以便搞點額外財政收入，他們也驅使手頭這些整日挺尸的遞解勞力去干活。 在上面說過的那個科特拉斯遞解站里，戰前時期這种性質的勞動一點不比勞改營輕。六七名身体衰弱的囚犯套著搭縛，拉一輛拖拉机的挂斗雪橇。一個冬季的白天要沿著德維納河拉上十二公里的路程，到維切格達河口去。一會儿人陷進雪里，摔倒在地，一會儿雪橇又卡住動不了。似乎再也想不出比這更累人的活儿了。可是這還不算真干活，這不過是活動活動筋骨。在維切格達河口還要把十立方木柴裝上雪橇，原班人馬用原樣的都具，（列賓不在了。這對于我們新時代的畫家已經算不了可以發揮創造性的主題；這不過是實景的粗陋的素描）把雪橇拖回遞解站的家園。在這种情況下已經不必再談你的什么勞改營了——到不了勞改營你已經完蛋。（干這些活時的作業班長是柯魯巴耶夫，當過拉車牲口的有電气工程師德米特里耶夫、后勤部中校別利亞耶夫，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已經熟悉的瓦西里·弗拉索夫。其他几個人的姓名現在已經說不全了。） 阿爾扎馬斯遞解站在戰爭期間給犯人吃的是甜菜疙瘩，而讓他們干的勞動卻是長期性的，它附設了縫紉厂、□氈制靴車間（在滾燙的酸性液中□制毛胚）。 一九四五年夏天我們自報奮勇地從紅色普列斯尼亞的悶熱窒息的監室里出去干活；這是為了取得一整天呼吸空气的權利，為了取得在安靜的板條釘的廁所里不慌不忙、不受阻撓地蹲一會儿的權利（這可是一种常常被忽略的鼓勵手段！）。八月的陽光（這正是波茲坦和廣島的日子）把廁所晒得暖洋洋，可以听到一只孤單的蜜蜂的安詳的嗡嗡聲。我們也是為了取得晚上多領一百克面包的權利。我們被帶到正在卸木材的莫斯科河碼頭。我們的任務是把原木垛倒到別處，重新碼起來。我們花的力气遠遠超過得到的報償，可是我們仍然高興到那儿去勞動。 青年時代（我的青年時代就是在那里面度過的！）的回憶常常逼得我臉紅。但是凡使你沮喪者必給予你以教訓。我發覺，在我肩頭總共才搖顫了兩個年頭的那一副軍官肩章，竟在我肋間那塊方寸空地上抖落了大量的有毒的金粉。在河運碼頭上——它也是一個小型的勞改營，也划出了一個四周設有了望塔的隔离區——我們是外來人，是臨時工。根本沒有听說過可能把我們留在這個小型勞改營里服刑。但是，當我們第一次排好隊，派工員在隊前走過用眼睛物色臨時作業班長的時候，我的卑微的心房簡直要從毛料的軍便服下面蹦出來：指定我吧！我！我！ 沒有指定我。可是我為什么要當這個？那只會使我做出更加可恥的錯事。 哦，和權力分手是多么困難哪！這是必須懂得的。 紅色普列斯尼亞曾經有一個時期几乎成了古拉格的首府——不論到哪里去都不能繞過它，正如不能繞過莫斯科。那個時期在國內旅行，無論從塔什干到索契，還是從切爾尼戈夫到明斯克，最方便的路線是通過莫斯科。運囚犯也一樣，不論從哪里來到哪里去，都要沿鐵路線拉著他們經過普列斯尼亞。我在那儿的時候正好赶上了這個時期。普列斯尼亞苦于人滿之患，正在蓋一座新樓。只有運送反間諜机關判處的犯人的直達悶罐列車沿著環城線路繞過莫斯科，它們恰巧在普列斯尼亞旁邊通過，說不定在過站時還向它鳴笛致意呢！ 如果你是從外地到莫斯科中轉的普通旅客，手里總歸是拿著車票的，總歸有希望或早或晚登上所需方向的列車。然而戰爭末期和戰爭結束后的普列斯尼亞，不僅被運到這里的犯人，就連最上頭的人，就連古拉格的頭頭們，事先也說不出誰該往哪里去。監獄的秩序還沒有像五十年代那樣定型化，誰的檔案上也沒有寫明途徑路線和目的地。頂多有個工作上的附記：“嚴加警戒！”“只可使用于一般作業！”押解隊的中士們把用散亂的細麻繩或者紙繩隨便捆了一遭的裝著監獄檔案的破爛卷宗夾子一擦一棵地抱進監獄辦公室的木頭房子，胡亂地摔在書架上面、桌子上面、桌子下面、椅子下面，或者干脆扔在過道的地板上（就像它們的本主地橫七豎八地躺在監室的地面上一樣）。這些公文松了捆，散亂了和混淆了。一間、兩間、三間房子堆滿了這些一團糟的檔案。監獄辦公室的女秘書們——穿著花里胡哨的連衣裙的肥胖懶惰的自由雇用人員——熱得汗流浹背，成天扇著扇子跟監獄里的及押解隊的軍官們調情逗笑。她們既不愿意也沒有力量去翻騰這些亂紙堆。可是每個星期都要發出几次紅色列車。每天還要用汽車運出上百號人到較近的勞改營。每個犯人的檔案必須隨人一同發出。這件傷腦筋的麻煩事誰來干？誰去把檔案分類并且組配遞解的批次呢？ 這种事情委托給几個派工員去完成。他們是從遞解站雜役里頭挑選的——這些人是一些“母狗”、或者“半帶色的”。他們可以在監獄走廊里隨意走動，隨意進入辦公樓。是把你的檔案隨手放進坏的遞解批次還是費心勞神地找出你的檔案以便塞進好的批次，這全要仰仗他們。（新進來的犯人打听出有一些惡劣透頂的勞改營，這個情況他們沒有搞錯，但是他們以為還有一些好的勞改營，那可是受騙上當了。不可能有“好的”勞改營，只可能在勞改營中謀求某類較好的命運，不過那只能就地去爭取。）囚徒們的整個前途依賴著另一個跟他們身份一樣的囚徒的態度。人們盤算著是不是該找机會跟這個人談談呢（哪怕是通過浴室服務員拉拉關系）？是不是該給他塞點東西呢（哪怕是通過財物保管員的后門）？——這可真不如听天由命的好。存在著這樣一种捉摸木定的机會——一件皮外套可能把諾里爾斯克改換成納爾契克，一公斤咸肉可能把泰謝特改換成銀松林（皮外套和咸肉也可能白丟）——它徒然給已經疲憊不堪的心靈增加痛苦和不安。也許有人真的得到好處，也許有人真的換來如意的安排——但是最幸福的還是那些無可奉獻或不愿為此惶惶不可終日的人們。 听天由命，完全排除自己對自己生活前途的意志，認識到預測吉凶非但無用而且很容易導致你走出將使你遺恨終生的一步。這可以使一個囚犯獲得某种程度的解脫，使得他比較安詳，甚至比較高尚。 這樣，當囚犯們橫七豎八地躺在監室里的時候，他們的命運也高如山積地堆放在監獄辦公室的各個房間里，而派工員們則是從容易下腳的地方取出卷宗。因此．一部分犯人要在這個可詛咒的普列斯尼亞恭候兩三個月，而另一些人則可能以流星的速度從這里一閃而過。由于犯人的密集、辦事的匆忙、案卷的混亂，在普列斯尼亞（在其他遞解站亦如是）有時竟然發生刑期替換的情形。五十八條的犯人們沒有這种危險，因為他們的刑期，用高爾基的說法，是大寫的刑期，天生是漫長無際的，即使看起來好像快到頭了，實際上永遠到不了頭。但是，慣偷、殺人犯如果把自己的刑期和一個傻頭傻腦的“普通犯”替換一下，倒是有一點意義。他們本人或者是他們的幫手出面向這樣的人湊近乎，關心地問東問西。那個人不懂得，短期犯人在遞解站決不能透露自己的底細，他可能一五一十地告訴人家：他的姓名，比方說，是瓦西里·巴爾菲內奇·葉甫拉施金，一九一三年生人，住在謝米杜比耶，是當地出生的。刑期一年，一0九條，“玩忽職守”罪。過后，這個葉甫拉施金睡著了；也許沒有睡著，是因為監室里太嘈雜，車門上的送飯孔旁邊太擁擠，無法靠近，听不見門外走廊里宣讀本批解犯名單的人嘀里嘟嚕些什么。站在門口的犯人們向監室里傳呼了一些姓氏，可是沒有叫到葉甫拉施金，因為走廊里剛剛念到這個姓氏便有一個賊骨頭立時巴巴結結地（在需要的時候他們可會這一手啦！）朝門外探出他那嘴臉，用又快又低的聲音回話：“瓦西里·巴爾菲內奇，一九一三年生，謝米杜比耶村，一0九條，一年”——接著就跑去取東西。真葉甫拉施金打了哈欠，又在板舖上躺下，耐心等待明天再叫號。一周過去了，一個月過去了，這時候他終于鼓起勇气打扰一下看守長：為什么他老是不起解？（而同時各個監室每天都呼喚著一個姓茲維亞嘎的人。）又過了一個月或者半年，當有了空閒時間用還累點名的辦法對全体解犯進行了一次大清查以后，只剩下一個茲維亞嘎的案子找不到人：累犯，兩次殺人，搶劫商店，十年；另有一個自稱為葉甫拉施金的怯生生的囚犯找不到案卷。憑照片根本看不清，那么就暫且把他當作茲維亞嘎好了，那么就該把他關進伊甫查里懲戒勞改營去。不然的話，就得承認是遞解站摘錯了。（已經解出去的那一個葉甫拉施金現在已經查不到下落，名單沒有留底。況且他是一年刑期，現在已經被派到營外去干免除看管的農業勞動，正享受著一天算三天的折減。也許他已經逃亡，早就在家里呆著。更大的可能是又進了監獄，正在服另一次刑期。）也能遇到這樣一類怪家伙，他們為了換取一兩公斤成肉，甘愿把自己的短暫的刑期賣給別人。他們估計反正以后會弄清楚的，會查明他的身份。這個主意也不完全錯。 有一個時期，囚犯的案卷上不注明遞解目的地，在那些年代，遞解站變成了奴隸市場。遞解站里最受歡迎的客人是買主，這個名詞在走廊上和監室里是經常挂在人們嘴上的，并不帶任何譏笑的意味。正如各工厂不能坐等中央統配物資而要派出自己的催辦人員一樣，古拉格也有類似情況：各島嶼的土著在漸漸絕滅，他們雖然不值一文錢，但卻是有統計數字的，因此需要自己設法弄進些人口來補充，以免完不成計划指標。買主須是一些精明干練、很有眼力的人。凡要帶走的犯人都必須仔細過目，免得讓人家塞進一些老弱病殘充頭數。不中用的買主才憑檔案挑選犯人，正經八百的商人要求貨物活生生、光溜溜地在他們眼前走過。貨物這個詞儿不是當笑話說的。“喂，這回運來的是什么貨？”布蒂爾卡交接站上，一個買主發現了十七歲的伊拉·卡林娜，一邊上下打量一邊問。 人類的天性即便能夠變化，也不會比地球的地質面貌變得更快。二十五個世紀以前奴隸販子在女奴市場上体驗過的那种好奇、玩味、品評的心理當然也支配著一九四七年烏斯滿監獄中的古拉格官員們。他們——身穿內務部制服的二十來個男人——分別坐在几張舖著床單的（這是為了顯示隆重，不然總歸有點不好意思）桌子后面，女犯們在旁邊的隔离室脫光衣服。她們必須赤身露体、光著腳在他們面前通過，朝他們轉過身，停下來，回答他們的問話。“把手放下來！”這是對那些采取古希腊雕像的遮羞姿態的女犯們發出的命令（要知道，軍官們正在為自己和自己的同事們認真地挑選姘婦）。 新囚犯到達遞解站時精神上感到的一些天真無邪的快慰也會被明日勞改營中那一場苦戰的濃重陰影所籠罩。 普列斯尼亞監室里關進了一個專用犯人，他在我身邊睡了兩夜。“專用通知單”是總局開具的一張隨犯人轉送到各地的通知單。他就是按照這樣的通知單的規定解送的，那上面寫明他是建筑技術人員，各地必須按他的專業使用他。專用犯人途中乘坐普通的“澤克車廂”，拘押在遞解站的集体監室，但是他心里有底：他受到通知單的保護，不會分派他進森林里去伐木。 這個業已服完大半刑期勞改犯的面部表情的基本特征是殘忍和果斷。（我當時還不知道這樣的表情正是古拉格島民的民族特征。有著溫良柔順的表情的人們在島上是不能生存的）他嘲弄地觀望著我們手足無措的掙扎，好像人們在看著一窩剛生下兩周的狗崽子。 我們在勞改營里將遇到什么？他出于怜憫之心給我們上了一堂課： “你們一跨進勞改營的大門，所有的人都會使勁地哄騙你們，搶劫你們。除了自己，對誰都不要相信！要瞻前顧后：提防有人偷偷過來咬你們一口。八年前我初到卡爾戈波爾勞改營的時候也是這樣天真。下了列車，押解隊正要帶我們上路：离勞改營還有十公里，全是松軟深厚的雪地、這時來三輛雪橇。一個身材虎勢的大叔招呼我們說：‘弟兄們，快把東西放在雪橇上，我們替你們拉去！’押解隊也不干涉。我們回想起文學書里說過囚犯的東西是用大車拉的。我們尋思，勞改營也并非那么不人道，對人還是挺關心的！我們把東西放上去，雪橇拉走了。完事。從此再也沒有見到我們的東西，連個包袱皮也沒剩下。” “這怎么可能？那儿沒有法律？” “別問這些傻瓜問題。法律有。法律就是泰加森林。而正義——一古拉格從來沒有過，也永遠不會有。這個卡爾戈波爾事件差不多是勞改營的象征。你們還必需習慣于這一條：勞改營里誰也不會白做什么事，誰也不會出于善心做什么事。一切都必須付給代价。如果有人向你們提出什么大公無私的建議，你們必須知道這是圈套，這是引你上當。最主要的：必須逃避一般作業！從頭一天起就要逃避！如果頭一天掉進去了，你們就完蛋了，永遠完蛋了。” “一般作業？” “一般作業——這就是一個勞改營的主要作業。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干這個。他們全都得像牲口一樣倒斃。全部。然后又會運來新的人去干‘一般’作業。干這种勞動，你周身力气都會使盡。永遠吃不飽。永遠濕淋淋。鞋也沒有穿的。什么都克扣少給。住最坏的工棚。有病不給治。只有不干‘一般’的人才能在勞改營里活下來。要不惜任何代价爭取不掉進一般勞動的火坑！從第一天起。” 不惜任何代价！ 任何代价嗎？…… 在紅色普列斯尼亞我汲取和接受了這個殘忍的專用犯人的這些絲毫不夸張的忠告，只是忘了問他一件令：代价的尺度是什么。它的最高界限在哪里？ ------------------ 圖書在線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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