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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正在忘記一切。我們記得的不是往事，不是歷史，而只是別人想用不停的敲打鑿刻在我們記憶里的那一條干篇一律的點線。 這是不是全人類的特性，我不知道，但說它是我們俄國人的特性，那是不錯的。這是個很令人惋惜的特性。也許，它是由于善良的緣故，然而是令人惋惜的。它使我們成為撒謊家的俘獲物。 因此，連那些公審的案子，如果不需要我們記住——那末我們也就不會記得。大張旗鼓地做了，報紙上也寫了，但是人家沒有在我們腦子里鑿上個坑地——所以我們也就不會記得（在腦子里留下坑儿的只是每天廣播的東西）。我說的不是年輕人，他們當然不知道，我說的是那些公審案件的同時代人。你請一個普通人數數有過哪些轟動一時的公審案子——他會記起布哈林的案子，季諾維也夫的案子。再皺皺眉頭也許會想起工業党。完了，再也沒有別的公審案了。 可是，公開審判是十月革命后馬上就開始的。一九一八年已經很多。在許多法庭上都舉行過。那時進行公審，既沒有法律，也沒有法典，審判員只能參照工農政權的需要去斷案。它們的詳細歷史，將來什么時候是否會由什么人寫出來呢？ 然而，不作一點簡短的述評也是不行的。我們畢竟有義務在當時的一片粉紅色的輕柔晨霧中也來探索一下某些燒焦的廢墟。 在那些動蕩的年代，打仗用的馬刀沒有插在鞘里生銹，懲罰用的左輪手槍也沒有凍結在槍套里。把槍殺偷偷放在夜里、放在地下室里進行和往后腦門上開槍是以后才想出來的辦法。一九一八年，有名的梁贊的契卡人員斯捷爾馬赫大白天就在院子里槍殺人，所以等待處死的犯人可以從監獄的窗里看到這种情景。 當時有一個正式術語，叫做非司法制裁。并非因為當時還沒有法院，而是因為存在著契卡。 這只嘴喙漸硬的小雛是托洛茨基孵出來的：“恐嚇是政治的強大手段，只有偽君子才不懂得這一點。”季諾維也夫在還沒有預見到自己末日的時候也興高采烈地說過：“國家政治保衛局，正如全俄肅反委員會，是在全世界范圍內最負盛名的。” 實行非司法制裁，是因為這樣做效率更高，法院也是存在著，也在進行審判，也在判處死刑，但是應當記住，与它們平行地并且脫离它們而獨立地，還在進行著非司法制裁。怎樣設想這种制裁的規模呢？M·拉齊斯在他的一本對契卡活動的通俗介紹中，給我們提供了只是一年半時間內（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上半年）并且只是俄羅斯中部二十個省的材料（這里所提供的數字遠不是完全的，部分地也許是出于謙虛）：被契卡槍決的（即不經審判，越過法院）——八千三百八十九人，破獲的反革命組織——四百一十二個（如果考慮到我國人民有史以來一貫缺乏組織能力，再加上那些年代的普遍各自為政和精神頹喪，這個數字是不可思議的），總共逮捕八万七千人（這個數字令人覺得有點縮小）。 為了進行評价，可以拿什么來比較一下呢？在一九0七年，一群左派活動家出版了一本《反對死刑》的論文集（格爾漢特編），那里把一八二六年至一九0六年所有被判死刑的人指名道姓地開列了一個名單。編者附帶聲明：這個名單也是不完全的（但總不會比拉齊斯在國內戰爭時期匯編的資料更殘缺不全）。它統計了一千三百九十七個人名，其中應當除去改判的二百三十三人和沒有緝捕歸案的二百七十人（主要是逃跑到西方的波蘭起義者）。剩下八百九十四人。這個八十年的數字比契卡的數字少二百五十五倍，而契卡的數字包括的省份還不到總數的一半（北高加索、伏爾加下游大批的槍決數都沒有包括進來）。誠然，論文集的編者同時用了一個推測性的（恐怕是有意加大的）統計資料。根据這個資料，僅在一九0六年一年內被判死刑者為一千三百一十人（也許并沒有處決這么多，須知當時有多次大赦）。這正是挨罵最凶的斯托雷平反動（這是對革命恐怖活動的回應）的高潮，關于這個時期還有另一個數字：六個月內執行了九百五十起死刑（斯托雷平的戰地法庭總共活動了六個月）。听起來是可怕的，但對應我們過硬了的神經來說，它也不會引起緊張：把契卡的數字換算成半年，還要比它多出兩倍——而且這還只是二十個省份的，而且這還是不經過法院的，不經過法庭的。 可是——法院呢？ 那當然有！十月革命后頭一個月也建立了法院——第一，是由工農自由選舉的人民法院，但是要求審判員必須具有“在党的無產階級組織中的政治經驗”，經區蘇維埃執委會“須先詳細審查候選人是否符合任命條件”后方可就任，并隨時可由該會撤免。（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一號法院法令，第十二，十三條）既然是這樣——人民法院也就不實行全民選舉，而直接由蘇維埃執委會任命了，兩者是一回事，因為誰都知道蘇維埃是代表勞動群眾利益的。 第二，又可以說是第一，根据同一個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法令，建立了從鄉和縣起的工農革命法庭。這是作為無產階級專政机關而設立的，不知怎么搞成了這樣，革命法庭一瞬間就到處出現了，而人民法院又過了好多個月還沒有露面，特別是在荒僻的角落。 但是我們將安慰你說，人民法院和革命法庭之間的差別也不那么大：晚些時候，一九一九年，出現了俄羅斯聯邦的刑法原則，其中對兩种法庭的定性几乎是相同的：對兩者都沒有規定适用刑罰的任何界限，兩者應有絕對的行動自由：法律對執法不規定任何批准手續，法庭在選擇和采用鎮壓手段上享有完全的自由（如果是剝奪自由——那期限可以不确定，等接到特別指示再說）。人民法院和革命法庭一樣，是僅以革命的法律意識和革命的良心為依据的。兩种法庭的判決都是最終的，不能向任何一級机關上訴的。人民法院和革命法庭在活動中不受任何形式條件所約束，唯一的量刑標准就是被告人行為給革命斗爭利益帶來的危害程度，判決應适合國防与勞動建設的利益。（起先革命法庭里甚至有可以隨時由地方蘇維埃指定的審判員，后來獲得了比較明确的常任三人小組的形式，但三人小組的一個成員必是由當地省契卡机關派出的——這樣就能實現各級革命法庭与契卡之間的具体結合。） 一九一八年五月四日有了一個關于建立全俄中央執委會最高革命法庭的法令——那時人們認為這就是革命法庭建設的最終完成了。但是，嘛，离這還遠著呢！ 原來為了維持鐵路的運行，還需要建立全國統一的鐵道革命法庭系統。然后是——統一的內衛部隊革命法庭系統。 一九一八年所有這些系統都在協調一致地工作，不給俄羅斯聯邦境內反對群眾革命斗爭的罪行和過失任何一處避難所了——然而托洛茨基同志敏銳的眼睛看出了這一套完備系統的不完備——于是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他簽署了一道關于組建一個新系統——革命軍事法庭系統的命令。 我們這位整日忙于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工作和從外敵手中拯救共和國的領袖和鼓舞者對自己的构想并沒有作詳細說明——但卻极為成功地選用了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法庭的庭長——達尼舍夫斯基同志，這位同志不但輝煌地建立和發展了這些尚屬新的法庭的整個系統，而且還寫出了一本為它們提供了理論依据的小冊子。其中一份奇跡般地保存了下來并且落到了我們手里。不錯，封面上印有“秘密”字樣——但因時間久遠，我披露其中一些內容也許能得到原諒。（上面說的關于法院的情況也是從那里引來的。） 十月革命后，按照它口號的精神以及二月革命后軍隊中形成的慣例，最初的想法是，紅軍中將由選舉出的團級和師級法庭行使權力。但是它們的民主活動還沒來得及被享受到——很快根本就不要了。反正到處都自行成立了戰地法庭，三人小組之類，全俄肅委各個前方机關干自己的（槍斃人），反間諜机關——特科前身也在于自己的。在對那些對共和國十分殘酷的月份里，當托洛茨基同志在全俄中執委說了：“我們這些工人階級的儿子和死亡簽了約，就是說也和胜利簽了約”的時候——要求全体和每一個人都打起精神，履行自己的義務。 “革命軍事法庭——這首先是對工農祖國的敵人進行消滅、隔离、清除、實行恐怖的机關，其次才是确定某一對象有罪程度的法院”（第五頁），“革命軍事法庭——這是比插入了統一的人民法院的嚴整系統的革命法庭更加非常的法庭”（第六頁）。 莫非還要“更加非常”嗎？气都喘不過來了，開頭甚至不能相信：還有什么能比革命法庭更加非常的？它們的功勳活動家，當年許多判決書的監護人向我們解釋： “与司法机關并列的，應當存在一种，愿意的話可以稱之為司法懲治机關”（第八頁）。 現在讀者區別出來了嗎？一方面是“契卡”，這是非司法懲治。另一方面是革命法庭，非常簡化，毫不仁慈，但局部說來畢竟好像還是——法院。而在它們之間呢？您猜著了嗎？而在它們之間恰恰缺少一個司法懲治机關——你瞧這就是革命軍事法庭了！ “革命軍事法庭從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就是革命政權的戰斗机關……立即采取了不容絲毫動搖的明确的基調和方針……我們當時需要巧妙地利用革命法庭積累的經驗并且把它進一步發展。”（第十三頁）——這還是在僅于一九一九年一月才發布的第一號指令之前呢。同樣，為了和契卡靠攏，也吸取了它的經驗，即革命軍事法庭的一名成員由方面軍特科指定。但是方面軍存在時間有限——在它們消亡的時候革命軍事法庭并沒有消亡，而在各州和各區穩穩地站住了腳跟，“為了在發生暴動時進行斗爭及直接的懲治”。（第十九頁） 革命軍事法庭審理“勞動脫逃行為”，這种行為“在目前形勢下是与反對工農的武裝暴動相同的反革命行為”（第二十一頁），——這么多的起來反對工人和反對農民的家伙，究竟是誰呢？甚至——為了“對下屬的粗暴態度，不認真履行職責，工作不熱心，不了解自己的權利……”（第二十三頁）以及其它等等。革命軍事法庭完全不是僅僅為軍人而設的，也包括了居住在前線地區的全体平民。它們是勞動人民的階級斗爭机關。為了不和并列行動的革命法庭發生爭執，确定了這樣的職權划分：誰經辦的案子就由誰去審——不許向任何人要求复審和提出申訴。對判決是依据軍事形勢進行調整的：一九二0年南方胜利之后，向各革命軍事法庭發出了一項減少槍決的指示——該年上半年執行槍決的真的只有一千四百二十六人（不算革命法庭！不算鐵道法庭！不算內衛部隊法庭！不算契卡！不算特科！——我們回想一下阻止了全俄謀殺狂潮的斯托雷平的九百五十名的數字，我們回想一下俄國八十年內的八百九十四人）。一九二0年開始了波蘭戰爭——革命軍事法庭單單在七月和八月之內判槍決（不算……不算……不算……）的人數就達一千九百七十六人（第四十三頁。以后各月的數字沒有提供）。 革命軍事法庭對臨陣脫逃者以及對反內戰的鼓動者（即和平主義者——第三十七頁）有直接立即懲治的權力。它們應區分刑事謀殺（不槍斃）和政治謀殺（槍斃，——第三十八頁）；向私人行竊（“法庭應當表現同情与溫和”，因為資產階級的財產推動人們行竊）和盜竊人民財產（“革命的嚴懲”）。“編制任何懲治條例都是不可能的而且也許是不明智的”，但“也不能沒有上級的指示和具体辦法”（第三十九頁）。“革命軍事法庭常常需要在這樣的環境下進行工作，在那里甚至難以确定法庭是起著它本身的作用呢，還是直接起著一支戰斗隊伍的作用。往往……工作在法庭審判庭上和大街上同時進行”。槍決“不能被認為是懲罰，這不過是對工人階級敵人的肉体消滅”并且“可以為達到恐嚇（恐怖）這類罪犯的目的而采用”（第四十頁）。“刑罰不是對于‘罪’的報复，不是贖罪……”。法庭“在依据罪犯的生活方式及其歷史可能弄清的程度上……查明罪犯的身份”（第四十四頁）。 在革命軍事法庭中“資產階級規定的上訴權失去了本身的意義……在蘇維埃制度下，這种拖拖拉拉是誰也不需要的”（第四十六頁）。“實行上訴的作法是絕對不允許的”，“遞交上訴書的權利是被否定的”（第四十九頁）。“為了使鎮壓的效果盡可能強烈，判決需要几乎立即執行”（第五十頁）。“革命軍事法庭——這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的和忠實的机關，它應當穿過前所未聞的經濟破坏，穿過鮮血与淚水的海洋把工人階級帶到……自由的勞動，勞動者的幸福和美麗的世界”（第九頁）。 還可以更多更多地引用，但是夠了！讓我們深入地看一眼那一段歷史，沿著我國當時火焰熊熊的地圖走一遍，想象一下法庭小冊子沒有說出地名的這些有活人居住的地區吧。 在國內戰爭中每拿下一個城市，作為慶祝的標志不僅有契卡大院里的陣陣槍煙，還有革命法庭的通宵不眠的開庭。當時要吃一顆它的子彈，不一定非是白軍軍官、參議員、地主、僧侶、立憲民主党人、社會革命党人或無政府主義者不可。只要長著一雙白白嫩嫩的沒有老茧的手，在那些年代就完全可以被判槍決。但是，可以猜想到，在伊熱夫斯克或沃特金斯克，在雅羅斯拉夫爾或穆羅姆，在科茲洛夫或唐波夫等地發生的暴亂使粗糙的手付出的代价也不會輕。如果有一天非司法制裁和革命法庭判決的案卷竟能從天而降，出現在我們面前，其中最令人惊奇的必將是普通農民的數字。因為從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一年發生的農民騷亂和暴動是無數的，盡管它們并沒有反映在《國內戰爭史》的彩色插頁上，沒有人給那些手拿粗棍、干草叉和斧頭沖向机槍，然后被綁起雙手——十條命頂一條——排成橫隊站在刑場上的暴動群眾照相或拍電影。薩波日科夫暴動只在薩波日科夫有人記得，彼杰林暴動只在彼杰林有人記得。我們從拉齊斯的這篇關于當時一年半期間內的二十個省份的綜合介紹里，也看到被鎮壓下去的暴動的數字——共三百四十四起。（從一九一八年起就把農民暴動稱為“富農暴動”，因為農民怎能起來暴動反對工農政權！但怎能解釋，每次起來暴動的并不是村中的三兩家，而是整個村子？為什么貧農群眾不是用同樣的干草叉和斧頭去殺死起來暴動的“富農”，而是同他們一起沖向机槍呢？拉齊斯說；“富農用許愿、誹謗和威脅等手段強迫其余農民參加這些暴動。”但是，有什么比貧農委員會的口號許的愿更多呢！有什么比特務隊（特种部隊）的机槍的威脅更大呢！ 還有多少完全偶然的人被牽扯進這個磨盤中去，消滅這些完全偶然的人——這构成任何一次開槍的革命實質的不可避免的一半。 以下就是一個目擊者講述的梁贊革命法庭一九一九年審理托爾斯泰主義者葉-夫一案開庭的情況。 參加紅軍的總動員令發布以后（“打倒戰爭！把刺刀插進地里Z各回各家！”等口號提出后的一年），光是在一個梁贊省里，迄至一九一九年九月，“就有五万四千六百九十七名逃兵被抓住并送往前線。”（還有多少就地槍決示眾的）葉-夫根本不是逃兵，而是國宗教信仰公開拒絕服兵役。他是被強迫動員去的，但在兵營里他不拿武器，不去操練。部隊政委一怒之下把他交給了契卡，附帶寫了一張條子：“該人不承認蘇維埃政權。”審訊。桌后坐著三個人，每人面前放著一支手槍。“你這類英雄我們見過，現在你就會下跪I馬上同意去打仗，否則當場斃了你！”但葉-夫是堅定的：他不能去打仗，他是自由基督教的信奉者。他的案子移交革命法庭處理。 開庭審理，大廳里有一百來人。 有客客气气的老律師。有學問的公訴人（“檢察長”一詞在一九二二年以前是禁用的）尼科爾斯基，他也是一位老法學家。一個陪審員試圖弄清楚受審人的觀點（“您是勞動人民的一員，怎么能和貴族托爾斯泰伯爵的觀點一致？”），革命法庭庭長中途打斷詢問，不讓弄清觀點。爭吵。 陪審員：“你說你不愿意殺人并且勸阻別人去殺入。但是白軍發動了戰爭，而你卻妨礙我們進行防衛。現在我們把你打發到高爾察克那里，你在那里去宣傳你的不抵抗主義吧！” 葉-夫：“你們送到哪里，我就上哪里去。” 公訴人：“革命法庭應當管轄的不是任何刑事行為，而只是反革命行為。根据犯罪构成，我要求把本案移交人民法院處理。” 庭長：“哈！行為！真有你的，好個法律專家！我們遵循的不是法律，而是我們的革命良心！” 公訴人：“我堅決請你把我的要求寫入筆錄。” 辯護人：“我同意公訴人的意見。此案應該在普通法院審理。” 庭長：“真是個老傻瓜！從什么地方把他找出來的？” 辯護人：“我當了四十年的律師，第一次听到這种侮辱的話。請寫入筆錄。” 庭長（哈哈大笑）：“寫入！寫入！” 場內哄笑。退庭評議。從合議庭里傳出爭執聲。最后出庭宣判：槍決！ 場內一片憤慨的喧嚷聲。 公訴人：“我對判決提出抗訴，我將向司法人民委員部上告！” 辯護人：“我同意公訴人的意見！” 庭長：“全体退場！！！” 押解人員把葉一夫帶到了監獄，對他說：“兄弟，如果大家都像你這樣，那就好了！什么戰爭都沒了，沒有白軍，也沒有紅軍！”押解人員回到了自己的兵營里，召集了紅軍士兵會議。會議譴責了判決。往莫斯科寫了抗議書。 葉-夫每天等待死神來臨，從窗中親眼看到槍殺，這樣蹲了三十七天。改判決定下來了：十五年嚴格隔离。 這是頗有教益的一個例子。雖然革命法制也算局部地取得了胜利，但這需要法庭庭長作出多少努力呀！思想還多么混亂，紀律性、覺悟性還多么差勁！公訴与辯護一鼻孔出气，押解人員多管閒事，把決議捅了出去。啊，無產階級專政和新的審判机關的形成真是來之不易呀！當然，不是所有的開庭都如此稀松，但這樣的開庭也不是一次！又花了多少年頭，才使一條合乎需要的路線得到明确、完善和固定，才做到使辯護与檢察長和法院步調一致，使受審人同他們三者步調一致，使所有群眾性決議同他們全体步調一致啊！ 徹底考察這個多年的歷程，是史學家的一項高尚任務。而我們在那一片玫瑰色的迷霧中怎樣才能摸出頭緒？詢問誰呀？被槍斃了的人不會講，失散了的人們也不會講。無論被告，無論律師，無論押解人員，無論旁听者，即使他們還活著，也不會允許我們去尋找。 因此，很明顯，能給我們幫助的只有公訴。 几位好事者惠賜我們一本沒有銷毀掉的書，這是激烈的革命家、第一任工農軍事人民委員、紅軍總司令、司法人民委員部非常法院司的創始人（還曾給他准備了一個“保民官”的專有職位，但列宁取消了這個名詞）、歷次重大案件的光榮公訴人、而后來是被揭穿了的凶惡的人民公敵11·B·克雷連科的公訴詞集聲如果我們還是想對歷次公開審判做一次簡略的考察，如果我們還是想去吸一口革命后最初几年的司法空气—一我們應當讀讀這本開別的辦法沒有。凡是沒有提到的，凡是外地的情況，只能靠思想去補足。 當然，我們更愿意看到那些審判的速記記錄，听到那些最初的被告和最初的律師的凄厲悲愴的聲音，那時誰也還沒有預見到，所有這一切將依著怎樣的鐵面無情的順序，連同這些革命法庭工作人員一起被吞咽下去。 然而，克雷連科解釋說，“由于若干技術卜的老虎”不便發表這些速記記錄（第四頁），方便的只是出版他的公訴詞以及那些當時已經同公訴人要求完全符合的法庭判決書。 莫斯科革命法庭和最高革命法庭的檔案（一九二三年以前），据說是“遠非那么井井有序…··老干案件的速記記錄寫得那么不清楚，以至不得不或者整頁整頁地抹掉，或者憑記憶來恢复原文”。（！）而“若干特大案件（其中包括左派社會革命党人叛亂案、海軍上將夏斯特內案）審判時根本沒有作速記記錄”（第四——五頁）。 奇怪。審判左派社會革命党人并非區區小事——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后，這是我國歷史上的第三個起點——向治國的一党制的過渡。而且槍斃了不少人。可是卻沒有作速記記錄。 還有一九一九年的“軍事陰謀”，這個陰謀是“全俄肅反委員會依非司法制裁程序加以扑滅的”（第七頁），這就更加“證明了它的存在”（第四十四頁）。（此案總共逮捕了一千人以上——難道能對所有的人都搞一次審判嗎？） 這樣，誰有本事把那些年的司法審判有條有理地講清楚？…… 但是，一些重要原則我們還是能搞清楚的。例如，最高公訴人告訴我們，全俄中執委有權干預任何一個司法案件。“全俄中執委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自行決定赦免或處決（第十三頁，著重點是我加的——作者八例如，把六個月的判決改判為十年（讀者明白，辦這事并不要全俄中執會開會，而是例如由斯維爾德洛夫在辦公室里在判決書上改几個字）。克雷連科解釋說，所有這些，“使我們的制度优于虛偽的分權理論”，（第十四頁）优于司法權獨立的理論。（不錯，斯維爾德洛夫也說過：“我們這里立法權和執法權不象西方那樣截然分開，這很好。一切問題都可以迅速解決。”特別是打電話處理。） 克雷連科在那些法庭上的講話中，對于蘇維埃法院的一般任務作了更加坦率更加明确的表述：法院“同時是法的創造者（黑体是克雷連科改的）……又是政治的工具”（第三頁，黑体是我改的——作者）。 是法的創造者，因為四年沒有任何法典，沙皇的扔掉了，自己的沒有制訂出來。“我不要听那种話，什么我們的刑事法院只應當依据現行的成文規范進行工作。我們生活在革命的過程中……”（第四0七頁）“革命法庭不是那种使法律的奧妙和狡猾伎倆得以复活的法院……我們創造著新的法和新的道德規范（第二十二頁）——不管你們在這里說多少什么權利、公正的永恒法則之類的東西，我們知道，……這些東西使我們付出過多昂貴的代价。”（第五0五頁，著重點是我加的——作者） （可是，如果把你們的刑期同我們的刑期比一比，代价也許并不算貴吧？也許有了永恒的公正——要稍微舒服一些？……） 不需要法律上的奧妙，是因為不必去弄清楚——受審人有罪還是無罪：罪的概念，這是舊的資產階級概念，現在已經被排除了（第三一八頁）。 總之，我們听到克雷連科同志說，革命法庭——這不是那种法院！另一次我們還會听到他說，革命法庭——這一般說不是法院：“革命法庭是工人進行階級斗爭的机關，是用來對付敵人的。”它的活動應當“從革命利益的觀點出發……念念不忘達到最符合工農群眾愿望的結果。”（第七十三頁） 人并不是人，而是“一定的思想的一定的代表者。”“不管「被告」有怎樣的個人素質，對他只能适用一個評价方法：這就是從階級适宜性的觀點出發所做的評价。”（第七十九頁） 這就是說，只有你的存在對工人階級适宜的時候，你才能存在。“如果這种适宜性需要使懲罰之劍落到被告的頭上，那末無論怎樣……用言語解辯也都無濟于事。”（第八十一頁）例如律師的論据等等。“在我們的革命法院里，我們遵循的不是條文，也不是減輕處罰情節的程度；在革命法庭里，我們應當以适宜性的考慮作為出發點。”（第五二四頁） 在那些年代，許多人遇到這樣的情況：活著，活著，突然間得知，他們的存在是不适宜的。 應當這樣理解：使一個被告遭到懲罰的，不是他已經做了的事，而是如果不槍斃他，他將來會做的事。“我們不僅防患于已然，而且還防患于未然。”（第八十二頁） 克雷連科同志的聲明是清楚的，并且有普遍意義。他已經和盤托出了那一時期司法工作的真面目。透過春天的水气，突然露出了秋天的清朗。也許不需要再往下分析了？不需要一件一件地翻閱那些舊案了？到處都是堅決按照上述聲明的精神辦事的。 只請大家眯縫起眼睛想象出一間還不是金碧輝煌的狹小審判廳、一批身穿儉朴的弗列奇式上裝、体格消瘦、臉蛋上還沒有長稻子的熱心真理的革命法庭干部。公訴當局（克雷連科喜歡這樣稱呼自己）身上穿的便服上裝敞開著，領子的開口處露出水兵襯衫的一角。 最高公訴人用這樣的俄語表達意思：“我感興趣的是事實問題！”“請把趨向的契机具体化一下！”“我們是在作客觀真理方面的分析。”有時，你瞧，忽然露一手，蹦出一個拉丁文諺語（誠然，從一個案子到另一個案子老用同一個諺語，經過几年再出現另一個諺語）。要知道在革命的奔波中念完了兩個系可不是說著玩的。他引起別人好感的地方是他常把被告罵個痛快：“職業惡棍！”并且他毫不假仁假義。一個女被告的微笑使他很不受用，他在還沒有作出任何判決以前便威嚴地對她吆喝：“對您，伊万諾娃女公民，連同您的譏笑，我們會定出价錢，我們會找到辦法，做到使時遠也不會再笑！”（第二九六頁，著重點是我加的——作者） 那末我們就著手來分析吧？…… 1《俄羅斯新聞》寨。這是最初和最早的一次審判——對言論的審判。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四日這家著名的“教授”報紙刊登了薩文科夫的《寫自途中》。當然更樂意把薩文科夫本人逮住，但是，該死的途中，上哪儿去找他呢？于是封閉了報館，把年邁的編輯葉戈羅夫拖上了受審席，請他解釋怎敢這樣做？因為新時代已經有四個月了，該習慣了！ 葉戈羅夫天真地辯解說，文章是一個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寫的，他的意見，不管編輯部是否同意，能夠引起普遍的興趣。他接著辯解；他不認為薩文科夫以下論斷是誹謗，即“不要忘記，列宁、納坦松及其同伙是經過柏林回到俄國的，也就是說德國當局在他們返回祖國時給了他們幫助。”——因為實際上正是這樣，作為交戰國的德意志帝國幫助了列宁同志回國。 克雷連科喊叫說，他也不會以誹謗罪提起公訴（為什么不呢？……），報紙受到審判是因為它企圖影響思想（難道報紙敢于抱這种目的嗎？！）。 薩文科夫的下面這句話也沒有當作報紙的一項罪名：“只有瘋子罪犯才能認真斷言國際無產階級會支持我們。”——因為它反正還會支持我們的…… 因企圖影響思想得到的判決是：這份一八六四年創辦、熬過了各种不可思議的反動時期——洛里斯-麥利科夫的、波別多諾斯采夫的、斯托雷平的、卡索的以及還有什么人的——的報紙，從今永遠封閉！而編輯者葉戈羅夫……說起來都難為情，好似在什么希腊那樣……得到三個月的單獨監禁（如果好好想想也不至那么難為情：須知這只是一九一八年呀！要是老頭儿活下來——那又會給關進去的，而且還會好多次被關進去）。 行賄和受賄在俄羅斯自古已然，在蘇聯將永世長存，但在這些風雷激蕩的年代，也照樣親熱地行賄和受賄，實在有點奇怪。向司法机關送禮之風竟然盛极一時。還要戰戰兢兢地補充一句——禮物也送到了契卡門上。燙金精裝的大部頭歷史對此緘默不語，但老人們，目擊者們回憶說，革命初年与斯大林時期不同，被捕的政治犯的命運大大取決于賄賂：毫不拘束地收受賄賂并在受賄后誠實地放人。克雷連科只挑選了五年內的十二起案件，就告訴了我們兩起這樣的審判。嗚呼，莫斯科革命法庭和最高革命法庭都是經過歪門邪道才擠入完美的境地，它們都曾陷進過不体面的事件。 2莫斯科革命法庭三名偵查員案（一九一八年四月）。一九一八年三月，逮捕了一名倒賣金條的投机商貝利澤。他的妻子，按當時的慣例，開始尋找贖買丈夫的途徑，她通過輾轉介紹打通了和一個偵查員的關系，這個人又拉進了另外兩個。在秘密會晤時，他們向她索取二十五万盧布，經過討价還价減少到六万，講定先付一半，通過格林律師接頭。如果那個女的不是在錢上摳門，如果她如數交給格林三万預付款而不是一万五，更主要的如果不是由于婦道人家的慌亂一夜間改變了主意，認為這個律師不可靠，第二天早晨又急忙去找新的律師雅庫洛夫，那末，一切本來會像几百宗同類交易那樣順順當當過去，根本不會有人知道，案子也不會寫進克雷連科的編年史，也不會寫進我們的編年史（也更不至于提到人民委員會的會議桌上）。究竟是誰決定讓偵查員們吃吃苦頭，書里沒講，但看來就是那個雅庫洛夫。 在這次審訊過程中有趣的是，全部證人，從那個倒霉的妻子起，都竭力作出有利于被告的陳述，并為他們洗刷罪狀。（這在政治案件上是不可能的！）克雷連科這樣解釋：這是出于庸人的考慮，他們沒有把我們的革命法庭當做自己的法庭。（我們也斗膽做一個庸人的設想：是不是經過了半年的無產階級專政，證人們還沒有學會害怕？須知要斷送革命法庭的偵查員，可得有包天的膽量。以后你會有什么下場……） 公訴人的論据也很有趣。要知道一個月以前被告還是他的戰友、助手，這是一些無限忠于革命利益的人，其中一個叫列斯特的，甚至是“能夠對任何侵犯原則的人給予無情打擊的嚴峻的公訴人”——現在該怎么說他們呢？往哪里去找定罪材料呢？（因為納賄本身還不足以定罪）。很清楚該往哪儿去找；歷史！履歷！ “如果仔細考察一下”這個列斯特，“那就會發現极有趣的材料”。我們很想知道：這是一個老野心家嗎？不是，他是莫斯科大學教授的儿子！并且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教授，而是一個由于對政治活動不感興趣在二十年內經過了歷次反動時期而沒有受到損害的人！（可是克雷連科本人被接受為校外學生也是在反動時期……）這樣一個人的儿子是一個兩面派還值得奇怪嗎？ 波德蓋斯基是一個司法官吏的儿子，父親無疑是個黑幫分子，不然怎能為沙皇服務了二十年呢？儿子也准備從事司法工作。但是發生了革命——于是就鑽進了革命法庭。昨天這還是高尚的，現在卻成了丑惡的！ 比他們兩人更卑鄙的當然是古格里。他過去是個出版商——他曾給工人和農民提供了些什么精神食糧呢？——他“供給廣大讀者質量低劣的著作”，不是馬克思的著作，而是享有世界聲譽的資產階級教授的書（我們很快就將在被告席上看到這些教授）。 克雷連科既憤慨又奇怪，革命法庭里竟混進了些什么樣的人呀？（我們也莫名其妙，工農革命法庭都是由誰組成的呀？為什么無產階級委托這樣一批人去打擊自己的敵人呀？） 至于曾伊然以“自己人”身份出入于有權隨意放人的偵查委員會的格林律師，這是“馬克思稱為資本主義制度吸血虫的那一類人的典型代表者”，這類人中除了所有的律師外，還包括全部憲兵、神甫以及……公證人……（第五00頁）。 好像，克雷連科已經盡了一切力量要求不考慮“罪責的個人差別”而作出無情的判決——但永遠朝气蓬勃的革命法庭這次卻有點發蔫、有點發呆，它有气無力地宣布：偵查員們各處六個月的監禁，而律師——罰款（只是利用了全俄中執委的“無限處決權”，克雷連科才在大都會飯店“爭取到了判給偵查員各十年徒刑，吸血虫一律師——五年徒刑附加沒收全部財產。克雷連科以高度警惕性而名噪一時，并且差點儿沒有得到“保民官”的稱號）。 我們意識到，無論在當時的革命群眾中，以及在我們今天的讀者中，這個不幸的案子，不能不破坏對革命法庭神圣性的信念。我們現在怀著更加惶恐的心情轉入下一個案件，有關更崇高的机關的案件。 3科瑟列夫塞（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科瑟列夫及其伙伴們利伯特、羅登貝格和索洛維約夫以前在東城供應委員會工作（還是和立憲會議軍隊打仗的時候，在高爾察克以前）。業已查明，他們在那里找到一次獲利七万至一百万盧布的生財門路，騎上高頭大馬東游西逛，同護士小姐們吃喝玩樂。他們的委員會給自己搞到了房屋、汽車，他們的合伙人在“雅拉”飯店大吃大喝。（我們不習慣把一九一八年設想成這個樣子，但革命法庭是這樣證明的。） 然而，案情并不在這里：他們中間的任何人都沒有因在東線的所作所為而受到審判，甚至一切都得到了諒解。但是真奇怪！他們的供應委員會剛一解散，所有他們四個人，還加上一個過去的西伯利亞流浪漢、科瑟列夫服刑事苦役時的伙伴納扎連科，被邀請去組成全俄肅反委員會里的監督檢查委員會！ 請看這是個什么樣的委員會：它有權審查全俄肅反委員會所有其余机關的行動是否合法，有權在任何訴訟階段上調閱任何案卷，撤銷除全俄肅反委員會主席團外其余一切机關的決定！！！（第五0七頁）權力不算小吧2——它是全俄肅反委員會里僅次于主席團的第二掌權者！——是捷爾任斯基-烏里茨基-彼得斯-拉齊斯-明仁斯基-雅戈達的后一排！ 然而這伙小兄弟的生活方式還是以前的一套，他們一點也沒有顯傲气、擺架子，照樣跟那些与共產主義組織沒有任何關系的馬克西梅奇、廖尼卡、拉法伊爾斯基和馬利馬波爾斯基之流混在一起，在私人住宅里、在薩沃依飯店里大搞“豪華的排場……在那里打牌（一注就是上千盧布）喝酒、玩女人”。科瑟列夫還給自己置辦了昂貴的陳設（价值七万盧布），而且不擇手段地從全俄肅反委員會里偷走食堂的銀匙、銀碗（全俄肅反委員會里的這些東西是從哪儿來的？……），連普通的玻璃杯也拿。“瞧，他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思想方面，而是跑到這种地方去了……，他從革命運動中為自己取得的就是這种東西。”（那位高級契卡人員現在矢口否認曾經收受賄賂，瞪著眼睛撒了個謊，說他在……芝加哥銀行里存著二十万盧布的遺產！……看來，他覺得這個情節和世界革命一樣，都是可以想象為真事的！） 怎樣正确利用自己這种可以隨便逮捕和隨便釋放的超人的權利呢？顯然，應當預先選好肚里有黃金魚子的那种魚，而在一九一八年网里正有不少這樣的魚（因為革命搞得太倉促，未能面面俱到，因此有多少寶石、項鏈、手錫、戒指、耳環被資產階級太太們藏起來了）。然后再通過一個假冒名義的人出面同被捕者的親屬接触。 審訊過程中，這類人物也出場了。例如二十二歲的烏斯賓斯卡妮，她在彼得堡的中學畢了業，但沒有能進入高等學校，這時建立了蘇維埃政權。一九一八年春天，烏斯賓斯卡婭到全俄肅反委員會自荐充當情報人員。她外表合格，被錄用了。 眼線工作（當時叫秘密工作）本身，克雷連科是這樣解釋的：對于自己來說，“我們在這方面并沒有看到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我們認為這是自己應盡的義務；……工作事實本身不會玷污他；既然一個人承認這种工作是革命利益的需要——他就應當去做。”（第五一二頁）但是，烏斯賓斯卡頒并沒有政治信條！——這就可怕了。她率直地回答：“我答應的條件是，每破獲一個案子給我一定的提成，”而且每次還要和革命法庭不愿提到和不讓說出姓名來的那個人“對半分帳”。克雷連科用自己的話這樣表達：“烏斯賓斯卡灰不是全俄肅反委員會的編內人員，她是做計件工作的。”（第五0七頁）不過，公訴人又以人之常情，對她的行為向我們做了如下的解釋：她大手大腳花慣了，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發的可怜的五百盧布工資在她眼里算什么，因為一次敲詐（為撤除商店的鉛封替一個商人出一把力）就能給她五千盧布，另一次從一個被捕者的妻子麥謝爾斯卡婭-格列弗斯手里得了一万七。順便提一句，烏斯賓斯卡婭充當普通秘密人員的時間并不久，依靠契卡中大人物的幫助，她過了几個月已經成了共產党員和偵查員了。 然而我們怎么也弄不清案情的實質。大工厂主麥謝爾斯基因在与蘇維埃政府（尤·拉林）的經濟談判中的不讓步態度而被捕。契卡人員猜想他妻子手里有貴重物品和現金，便對她進行訛詐，親自跑到她家里去，把她丈夫的處境一次比一次說得凶險，要求越來越高的贖金。万般無奈的麥謝爾斯卡婭-格列弗斯自己告發了訛詐（通過那個已經搞垮了几個受賄的偵查員并且看來是對整個無產階級司法和非司法制度怀有階級仇恨的雅庫洛夫律師）。而革命法庭庭長也犯了一個階級錯誤；他本來可以給捷爾任斯基同志通個气，按家庭方式處理一下就算了，可是他偏偏叫人給麥謝爾斯卡婭一些供她行賄用的編號的鈔票，并且在她家的帷幕后面安排了一個女速記員。科瑟列夫的鐵哥們，一個叫戈德留克的人，來談贖金的价錢了（要六十万盧布！）。戈德留克提到科瑟列夫、索洛維約夫以及其他委員們的那些話，他講的全俄肅委里誰拿几千誰拿几平的那些事，統統被速記下來了，戈德留克收下做了記號的預付款也被寫進了記錄，他把一張由監察委員會、利伯特和羅登貝格簽發的進全俄肅委的通行證交給了麥謝爾斯卡婭（下一步的交易應在契卡里繼續進行）。他一出門就被扣住了！一時心慌，全招了。（而麥謝爾斯卡婭趁這時候去了監委，她丈夫的案卷已經被調到那里去“宙核”了。） 但是，對不起！要知道這樣揭發問題明明會給肅反委員會的圣洁外衣沾上污點！這個莫斯科革命法庭庭長精神正常嗎？他干的是份內的事嗎？ 我們冠冕堂皇的歷史隱瞞了曾一度出現的一個机緣。原來，肅反委員會開始活動的第一年造成的印象，連當時還沒有習慣這一套的無產階級政党都覺得吃不消。總共才一年，全俄肅反委員會在自己光輝的道路上才邁出了第一步，就已經發生了克雷連科用晦澀的語言寫出的那個“法院及其職能与肅反委員會的非司法職能之間的爭論，這次爭論在當時把党和工人划分成了兩個陣營”。（第十四頁）科瑟列夫一案之所以能夠產生（而在此以前這類事情都沒有出過問題），而且甚至鬧成一件全國的大事，完全是這個原故。 必須挽救全俄肅反委員會！挽救全俄肅反委員會！索洛維約夫請求革命法庭允許他到塔干卡監獄去和關在那儿的（哎呀，不在盧賓卡）戈德留克——談談話。革命法庭拒絕了。那時索洛維約夫便不管什么革命法庭私自潛入了戈德留克的監室。說來也巧；戈德留克正好從此得了重病，一點不錯。（克雷連科奉承說：“未必能夠說索洛維約夫怀有惡意。”）戈德留克感覺到死期已近，万分悔恨自己不該誣陷契卡，請求給他紙筆，寫了一個書面的翻供聲明：他對科瑟列夫和契卡其他委員的誣陷，一概不是事實！在帷幕后面速記下來的東西也不是事實！ 啊，多少題材呀！噢，莎士比亞在哪里呀？索洛維約夫穿牆而入，模糊的監室暗影，戈德留克用漸漸無力的手寫翻供——而在戲院里、在電影院里，人家只用“仇恨的旋風”這類街頭歌曲向我們描述革命年代。 克雷連科堅持問：“是誰給他簽發的通行證？”給麥謝爾斯卡婭的那些通行證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呀？不，公訴人“并不想說索洛維約夫与這案子有牽連，因為……沒有足夠的材料，”但是他推測，索洛維約夫可能是被目前還逍遙法外的那些“偷吃了雞嘴上還留著雞毛”的公民派到塔于卡去的。 這時理應傳訊利伯特和羅登貝格，他們也接到了出庭通知！——但沒有出庭！就那么簡單，沒有出庭，規避了。那對不起，麥謝爾斯卡妮總可以傳訊吧！真難以想象，連這個朽爛的貴族女人也膽敢不到革命法庭出庭！ 賄賂被截獲之后，麥謝爾斯基由雅庫洛夫作保獲釋——和妻子一起逃往芬蘭。而在科瑟列夫一案開庭之前，很高興地把雅庫洛夫看押起來了，也許是為了這項擔保，不然就是作為一條吸血的毒蛇。他是被押上庭來作證的，想必很快就被槍斃了。（而我們現在還在奇怪：怎么到了這么無法無天的地步，為什么誰也不斗爭呢？） 可是戈德留克翻了案——奄奄一息了。可是科瑟列夫什么也不承認！索洛維約夫清白無辜沒人可審問…… 可是，卻有一些什么樣的證人自愿來到了革命法庭呀——全俄肅反委員會副主席彼得斯同志——被惊動了的費利克斯·埃德蒙多維奇（即捷爾任斯基——譯者注）甚至也親自來了。他那苦行者的灼人的長臉向著目瞪口呆的法庭，發表了一篇熱情洋溢的證言，為清白無辜的科瑟列夫辯護，為他的高度的道德品質、革命品質和辦事才干辯護。這些陳述的原文可惜沒有引用，但克雷連科轉述說：“索洛維約夫和捷爾任斯基都詳細描述了科瑟列夫的优良品質。”（第五二二頁）（哎喲，好一個冒失的准尉！”——過二十年后在盧賓卡會讓你記起這個案子的！順容易猜出捷爾任斯基能講些什么：科瑟列夫是一個鋼鐵般的契卡人員，對敵人毫不留情；他是個好同志。心是熱烈的，頭腦是冷靜的，手是干淨的。 于是從誹謗中傷的垃圾堆里鑽出來一個青銅騎上科瑟列夫的高大形象，呈現在我們眼前。而且他的歷史也顯示出他是具有非凡意志的人。革命前他已經有几次前科——多半是因殺人罪：因（在科斯特羅馬市）以欺騙方式、怀著搶劫的目的，闖入老太婆斯米爾諾娃家中，并親手把她掐死。然后是因謀殺自己的父親和因殺害自己的同伴以便利用他的身份證。其余几次科瑟列夫是因詐騙吃官司，總的說，服了許多年的苦役（他追求奢侈生活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每次都是沙皇的大赦救了他。 這時，契卡的最高層人物的嚴厲而公正的聲音打斷了公訴人的發言，向他指出，以前那些法庭都是地主資產階級的，因而他們的判決，我們新社會根本不能考慮。但是，出了什么事？膽大妄為的准尉從革命法庭的公訴席上說了一大段這樣的思想上錯誤的話來回敬了他們，甚至我們在這里、在對革命法庭審判的嚴整論述中加以引用都感到不協調： “如果說在沙俄的舊法院里有什么值得我們信任的好東西的話，那只有陪審法庭……對于陪審法庭的裁決，我們始終可以信任，那里司法錯誤最少。”（第五二二頁） 從克雷連科同志口中听到這种說法特別令人遺憾，那是因為在此以前三個月，在審理那個曾經是列宁的寵儿、盡管過去有四次刑事前科而仍被補選入中央委員會并任命為杜馬代表的奸細羅曼·馬林諾夫斯基的案件時，“公訴當局”曾站在無可非議的階級立場上： “在我們的眼里，每一個犯罪都是特定的社會制度的產物，在這個意義上講，根据資本主義社會和沙皇時代的法律判定的刑事前科，在我們看來并不是那种一經沾上便永遠洗不掉的污點……我們知道許多例子，我們隊伍里的一些人過去有過這類事實，但我們從來也不由此作出結論，認為必須把這种人從我們隊伍里清除出去。了解我們的原則的人不會擔心過去有前科會使他遭受被排除干革命隊伍之外的威脅……”（第三三七頁） 你瞧克雷連科同志多么善于按党的原則說話！而這一次，由于他的錯誤論斷，科瑟列夫的騎上形象便黯然失色了。革命法庭上出現了這樣的局面，以至捷爾任斯基同志不得不說：“我一剎那間（只是一剎那！——作者）產生了一個想法，科瑟列夫莫非是最沉時期圍繞肅反委員會燃起的政治激烈情緒的犧牲品？” 克雷連科突然醒悟過來：“我不想而且從來也沒有想過要使本案的審判成為不是對科瑟列夫和烏斯賓斯卡婭的審判，而是對契卡的審判。我不僅不能想這樣做，而且我應當全力去反對這樣做！”“領導著肅反委員會的是最負責任的、最忠誠和久經考驗的同志，他們承擔起打擊敵人的艱巨任務，雖然也冒著犯錯誤的危險……對此，革命應當表示自己的謝意……我著重指出這個方面，是為了關于我……以后任何人都不能說；‘他成了政治背叛的工具’。”（第五0九——五一0頁，著重點是我加的——作者）（會這樣說的！……） 瞧最高公訴人是踩在怎樣的刀刃上行走呀！但是，看來他有一些過去地下工作時期的老關系，他從那里得知明天的風向。這在几起案件的審判上可以察覺出來，這次也是如此。一九一九年初刮過一股風——夠了！該到約束一下全俄肅反委員會的時候了！不錯，有過這樣的机緣，并且“在布哈林的一篇文章里表達得非常好，他說，應當由革命的法制取代法制的革命。” 到處是辯證法！克雷連科開口也是辯證法：“革命法庭負有代替肅反委員會的使命”（代替？？……）不過“……在實現恫嚇、恐怖和威脅措施方面的可怕程度，它決不應小于以前的肅反委員會。”（第五—一頁） 以前的？……它已經把它埋葬了嗎？……對不起，你們——是來代替的，那末契卡人員往哪里去呢？充滿危險的日子！你走得太快了，你把一個身穿拖到腳后跟的長軍大衣的人“拉到法庭上作證也未免太匆忙了吧。 不過，克雷連科同志，你所依据的材料也許不可靠吧？ 不錯，在那些日子，盧賓卡的房頂上曾經一度烏云遮天。而這本書本來也可能寫不成這個樣子。但据我推測，鋼鐵般的費利克斯上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那里去了一趟，談了談，解釋清楚了。于是——天空重新明朗起來。盡管兩天以后，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七日，全俄中執委做出一項特別決議使契卡失去了司法權，——“但為時并不長久”！（第十四頁） 由于烏斯賓斯卡啞這個搗蛋家伙在法庭上表現极為惡劣，給我們這次為期一天的審理工作添了更多的麻煩。在被告席上她還“血口噴人”，把与本案無涉的其他契卡領導人甚至彼得斯同志本人都扯進去了！（原來，她曾經利用他的清白名聲來干自己的訛詐勾當；在彼得斯同其他情報員談話時，她已經可以滿不在乎地坐在他的辦公室里。）現在她暗示彼得斯革命前在里加曾經有過一段不清不白的歷史。請看她在八個月內變成了一條多凶的毒蛇，雖然這八個月她是在契卡人員中間度過的！拿這樣的人該怎么辦呢？這時克雷連科与契卡人員的意見完全一致了：“在鞏固的制度還沒有确立起來以前，而達到這一點為時尚遠（？？難道？）……為了保衛革命……對于女公民烏斯賓斯卡啞除了消滅外，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判決。”不是槍決，正是說的：消滅！可是這丫頭還年紀輕輕的，克雷連科同志！得啦，給她個十年，給她個二十五年就行了吧，到那時候制度總該鞏固了吧？惜哉：“為了社會与革命的利益沒有也不可能有別的回答——而且問題也不能有別的提法。在這种場合任何隔离措施都不會產生效果！” 她把人得罪了……就是說，知道的太多了…… 科瑟列夫也不得不被當作犧牲品。他被槍決了。其他的人將更安穩。 難道將來什么時候我們會讀到盧賓卡的舊檔案？不會的，會燒掉的。已經燒掉了。 讀者已經看到，這是一個意義不大的案件，本可不必多做分析。可是請看： 4）“教會分子”秦（一九二0年一月十一至十六日），照克雷連科的說法，將“在俄國革命史冊上占有适當的地位。”真地該入史冊。收拾科瑟列夫只花了一天，而這些人卻遭了五天罪。 主要被告如下：A．從薩馬林——俄國的知名人士、前東正教事務總管理局局長，曾致力于使教會擺脫沙皇政權，拉斯普金的宿敵，曾被他赶下台。（但公訴人認為，薩馬林也罷，拉斯普金也罷——有什么區別？）庫茲涅佐夫，莫斯科大學教會法教授；莫斯科大司祭烏斯賓斯基和茨維特科夫（關于茨維特科夫，公訴人自己也說：“一個大社會活動家，也許是宗教界所能提供的最优秀的人物，慈善事業家。”）。 他們的罪狀是：他們創建了“莫斯科聯合教區委員會”，而這個委員會又建立了（由四十至八十歲的教徒組成）總主教的志愿衛隊（當然是非武裝的），在他的教堂宿舍固定地日夜值班，其任務是：在總主教遇到來自當局的危險時，敲警鐘或打電話聚集群眾，然后全体跟隨總主教到他被帶往的地方去，并請求（瞧，這就是反革命行動！）人民委員會把總主教放回！ 真是古俄羅斯的、神圣俄羅斯的傳統作風！——敲警鐘聚集人群并蜂擁前去叩頭請愿！…… 公訴人表示奇怪：思主教遇到什么危險呢？為什么忽然想起來要去保護他呢？ 真的：無非是兩年來契卡對不合意的人實行著非司法制裁；無非是不久前在基輔四名紅軍戰士殺死了大主教；無非是對總主教已經“定了案，只待移送革命法庭了”，“只是為了愛護還處在教權派宣傳影響下的廣大工農群眾，我們暫時不去惊動我們的這些階級敵人。”（第六十七頁）—一因此東正教徒們為總主教有什么可擔心的呢？兩年以來吉洪總主教一直沒有緘默——他向人民委員們、向神職人員、向教徒群眾寄發文告；他的文告（第一個私下出版社原來在這儿！）印刷厂不接受，用打字机打印；他揭發殘殺無辜、毀滅國家的种种事實——因此現在為什么要為總主教的生命感到不安呢？ 被告的第二條罪狀。全國正在查封和征用教會財產（這已經是封閉寺院、沒收寺院地產以后的事，現在涉及的已經是盤、碗和技形大吊燈了），——而教區委員會則向教民散發文告：號召敲一起警鐘，反抗征用。（這是自然后果！過去韃靼人入侵的時候，他們也曾這樣保護教堂！） 第三條罪狀：狂妄已极地不斷向人民委員會呈遞申訴，控告地方干部侮辱教會、褻瀆神圣和違反信仰自由的法律。這些申訴雖然沒有得逞（人民委員會辦公廳主任邦契-布魯也維奇的陳述），但卻有損于地方干部的威信。 綜述了被告的各條罪狀后，對這些可怕的犯罪應該要求怎么處理呢？革命的良心是否也能告訴讀者？只有槍決！克霍連科也正是這樣要求的（對薩馬林和庫茲涅佐夫）。 但是，正當忙著那一套可惡的法制形式、听取為數太多的資產階級律師的為時太長的發言（由于技術上的考慮沒有引用給我們看）的時候，得到消息說……死刑廢除了！可真沒有想到！這不可能，怎么會這樣？原來，捷爾任斯基已經在全俄肅反委員會范圍內做了指示（契卡——而沒有槍決？……）。人民委員會向革命法庭下達了這項決定嗎？還沒有。于是克雷連科就振作起來，他繼續要求槍決，理由是： “即使可以認為，共和國日益鞏固的形勢正在排除來自這類人物的直接危險，但我依然認為無可怀疑的是，在建設工作的當前時期……消除……這些舊時代的活動家和變色龍……是革命必然性的要求。”“蘇維埃政權為全俄肅反委員會作出廢除槍決……的決定而感到自豪。”但是；這“還并不一定要求我們認為，關于廢除槍決的問題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能管蘇維埃政權的千秋万代了。”（第八十——八十一頁） 很有預見！槍決會恢复的，而且很快就會恢复的！因為還有好長一串的人需要干掉！（還有克雷連科自己，以及他的許多階級兄弟……） 好吧，革命法庭听從了，把薩馬林和庫茲涅佐夫判處了槍決，但正好赶上了大赦，改判為送往集中營監禁，直到對世界帝國主義取得完全胜利！（恐怕今天他們也還得蹲在那里……）而對“宗教界所能提供的最优秀的人土”則判了——十五年，后改為五年。 為了多少有一點實際的罪狀，這次審判還捎帶進來其他的被告：因一九一八年夏天的茲維尼戈羅德一案被控，但不知何故一年半沒有審判（也許已經審判過一次，現在根据需要再判一次）的几名僧侶和教師。在那年夏天，几個蘇維埃干部到茲維尼戈羅德修道院找修道院長約恩，命令他（“動作麻利些！”）交出所保存的圣薩瓦的干尸。同時，蘇維埃干部不僅在廟堂里抽煙（顯然也在祭壇上），當然更不用說沒有脫帽，而且那個把薩瓦的顱骨拿在手里的蘇維埃干部還故意往上面吐唾沫，證明神圣的虛假性。還有其他一些褻瀆行為。這樣做的結果就引起了鳴鐘報警、民眾暴動和一名蘇維埃干部被殺。別的干部后來矢口抵賴說沒有干過褻瀆的事，沒有吐過唾沫，而克雷連科有了他們的申明也就足夠了。 是呀，誰不記得這些場面呢？我出生以后第一個印象（我那時大概是三四歲）就是：一些尖頭人（戴布瓊尼軍帽的契卡人員）走進基斯洛沃德斯克教堂，分開嚇得目瞪口呆的做禮拜的人群，尖頭帽也不摘掉就朝祭壇上闖去，打斷了祈禱儀式的進行。這樣現在就把這些蘇維埃干部……拉來一道審判？不對，是把這些僧侶們拉來一道審判了。 我請求讀者自始至終記住一件事：從一九一八年起，就确定下我們的這樣一种司法慣例，每一起莫斯科的審判（當然除了對契卡的不公正的審判以外）并不是對一些偶發事件的孤立的審判，不是的。這是司法政策的信號；這是櫥窗里的樣品，根据這种樣品從倉庫里發貨給各省；這是典型，這是算術習題集每節前的一個示范解法，學生們按照這個示例再動腦筋去演算。 因此，如果說了一個“東正教徒案件”，就應當把這個單數名詞理解為大大的多數。而且最高公訴人自己也很樂意地向我們解釋：“几乎在共和國的所有的革命法庭里都轟轟烈烈”地（什么詞儿呀！）進行類似的審判（第六十一頁）。北德維納、特維爾、梁贊革命法庭剛剛搞過；在喀山、烏發、索爾維契戈德斯克、察列沃科克沙依斯克對“被十月革命解放了的”教會里的神甫、誦經上進行了審判。 讀者會覺得這里有一個矛盾：為什么這許多審判要比莫斯科的樣板早呢？這只是我們敘述上的缺點。對被解放了的教會的司法的和非司法的迫害早在一九一八年就開始了，据茲維尼戈羅德的案件判斷，那時就已經達到了尖銳程度。一九一八年十月吉洪總主教在致人民委員會的文告中就提出沒有傳道自由，他說“許多勇敢的傳教土已經付出了殉道的鮮血……你們染指由世世代代的信徒們聚積的教產，不假思索地踐踏他們的遺愿。”（人民委員們當然沒有讀到文告，而辦事人員們則哈哈大笑說：真會找出名堂來責備人——遺愿！我們還想在我們祖先身上……哩！——我們只為后代工作。）“純屬無辜的主教、神甫、男女僧眾被毫無道理地冠以措詞模糊、定義不明的反革命罪名，橫遭殺害。”誠然，由于鄧尼金和高爾察克的逼近，為了使東正教徒們愿意去保衛革命，暫時住了手。但是國內戰爭高潮剛一過去，又拿教會開刀，各革命法庭對這類案子又搞得轟轟烈烈。一九二0年謝爾吉圣三一大寺院也受了打擊，弄走了謝爾吉·拉多涅日斯基這個沙文主義者的干尸，把它扔進了莫斯科的博物館。 總主教援引了克柳切夫斯基的一段話：“只有到我們將圣謝爾吉等俄國大長老們遺留給我們的全部精神道德寶藏糟踏淨盡的那一天，圣謝爾吉寺院的大門才會關閉，他的墓穴上的神燈才會熄滅。”克柳切夫斯基沒有想到，這個寶藏几乎在他有生之年，就將被糟踏淨盡。 總主教求見人民委員會主席，想說服當局不要触動寺院和圣者的干尸，教會不是已經和國家分离了嗎！得到的答复是，主席正忙于討論重大事務，近B不能接見。 遠日也未能接見。 司法人民委員部發布了一條關于取締一切圣者干尸的通令（一九一O年八月二十五日），因為正是這种東西阻礙著嶄新的公正社會的光輝進程。 下面我們還是按照克雷連科的選擇，再看看“高庭”審理的一個案子。（高庭就是最高法庭。瞧他們在自己人中間使用著多么好听的簡稱。可是對我們這些小虫著他們只是吼叫一聲：起立！現在開庭！） 5“策略中心’案（一九二0年八月十六至二十日）——二十八名受審人，還有若干無法傳喚的缺席被告人。 因為掌握了階級分析所以心明眼亮的最高公訴人，用他開始慷慨陳詞時還沒有沙啞的嗓子，告訴我們，除了地主和資本家以外，“還存在過并繼續存在著一個社會階層，關于這個階層的社會存在，革命社會主義的代表者們早就在進行思考……這個階層就是所謂知識階層……我們這次審判將是一場歷史對俄國知識階層活動的審判，”和革命對知識階層的審判。（第三十四頁） 我們研究的范圍具有特定的狹窄性，因而我們不可能探明革命社會主義的代表者們對于所謂知識階層的命運究靜是怎樣思考的，他們為它究竟想出了什么？然而，我們感到寬慰的是，這些材料已經公布，人人可以讀到，可以詳盡地搜集。因此，只是為了說明共和國當時的一般形勢，我們把人民委員會主席在這些革命法庭開庭的年代發表的意見向大家提示一下。 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五日給高爾基的信中（此信我們已經引用過），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回答了高爾基因逮捕知識分子所作的說項，關于當時俄國知識界的主要部分（“近立憲民主党的”）他寫道：“這不是民族的頭腦，而是糞便。”在另一次他對高爾基說：“如果我們把盆盆罐罐打爛得太多，那將是由于它的（知識界的）過錯。”如果它尋求正義——為什么不走向我們？……“我就是中了知識分子的子彈。”（就是說中了卡普蘭的子彈。） 提到知識分子，他用的詞總是：腐爛的自由主義的；“循規蹈矩的”；“有學識的”人所常有的“懈怠”；認為它永遠是輕率的，認為它背叛了工人的事業——但它什么時候宣誓效忠過？ 這种對知識界的嘲笑，這种對它的蔑視，被二十年代的政論家們、被二十年代的報紙、風習，最后還被知識分子自己深情不疑地接受過去，他們咒罵了自己永遠的輕率、永遠的兩重性、永遠的無骨气和無可救藥地落后于時代。 而且是公正的呀！听，“公訴當局”的聲音在“高庭”的拱頂下隆隆作響，使我們回到座位上來： “這個社會階層……這些年來受到了全面重新估价的考驗。”重新估价，當時經常這么說。重新估价的結論是什么呢？請看：“俄國的知識階層帶著民權的口號（畢竟還是有點東西！）投入革命洪爐，從那里出來的時候成了黑色（連白色都不是！）將軍們、雇佣者們（！）的同盟軍和歐洲帝國主義的順從代理人。知識階層踐踏了自己的旗幟，并使它沾滿了污泥。”（克雷連科，第五十四頁） 只是因為“這個社會集團已經成為歷史陳跡”，所以才“沒有必要把它的個別代表人物徹底打倒”。 這是在二十世紀的開端！多么強大的預見力！啊，科學的革命家們！（然而徹底打倒還是有必要的。整個二年還在繼續打呀，打呀。） 現在我們怀著厭惡的心情察看這二十八名黑將軍的同盟軍和歐洲帝國主義的雇佣者。一股“中心”的刺鼻的味道迎面扑來——又是策略中心，又是民族中心，又是右派中心（一想起二十年來的各种案件，腦子里就出現各式各樣的中心，一會儿是工程師中心，一會儿是孟什維克中心，一會儿是托洛茨基一季諾維也夫中心，一會儿是右派-布哈林中心，虧得把這些中心一個一個地粉碎了，我們大家才能活到現在）。哪里有中心，哪里當然就有帝國主義插手。 誠然，當我們往下听到，現在受審判的這個策略中心并不是一個組織，它一沒有章程，沒有綱領，三沒有會費，我們心里就稍稍輕松一些。那是什么呢？那是：他們會過面！（不寒而栗。）會面時，他們彼此交流了觀點！（渾身冰涼。） 罪名十分嚴重，并且附有罪證：對二十八名被告共提出兩件罪證。（第三十八頁）這就是不在場的活動家米亞科京和費多羅夫（他們在國外）的兩封來信。他們現時不在場，但在十月革命前曾与在場者同屬于各种委員會，這就使我們有權把不在場者和在場者同等看待。信中講的是：關于同鄧尼金在一些小問題上的分歧，如農民問題（沒有告訴我們內容，但顯然是：建議鄧尼金把土地分給農民），猶太人問題，民族聯邦問題，行政管理問題（民主制而不是專政）以及其他一些問題。從這些罪證中得出了什么結論呢？很簡單：它們證明了在場者同鄧尼金有通信關系和觀點一致。（哎喲，好冷呀！） 但是對在場者還提出了直接的指控：同居住在不受中央蘇維埃政權控制的邊區（例如基輔）的熟人交換情報！那就是，比方說，從前這是俄國的土地，而后來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我們把這塊邊地讓給了德國，而人們則繼續有書簡往返：伊万·伊万內奇，在那里生活得怎樣？……而我們這里……H·M·基施金（立憲民主党中央委員）甚至從被告席上狂妄地辯解說：“人不想當瞎子，總是想知道各地的情況。” 知道各地的情況？……不想當瞎子？？……難怪公訴人把他們 的行為公正地評定為背叛！對蘇維埃政權的背叛！！ 但是他們的最可怕的行為是：在國內戰爭正在熾烈進行的時候，他們……卻在寫著作，編寫筆記、草擬方案。是呀，“國家法、財政學、經濟關系、司法和國民教育的行家們”在寫著作。（而且，很容易猜到，他們在寫著作的時候絲毫也不依据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已有的著作）C·A·科特里亞列夫斯基教授——關于俄國的聯邦制，斯堅普科夫斯基——關于農業問題（想必沒有講集体化……），B·C·穆拉列維奇——關于未來俄國的國民教育，H·H·維諾格拉茨基——關于經濟問題。而（偉大的）生物學家H·K·科里佐夫（他在祖國的遭遇只有迫害与死刑）竟允許這些資產階級權威們在他的研究所里聚會談話（康德拉季耶夫也陷了進去，他在一九三一年最終因勞農党案件受到審判）。“我們的問罪之心等不及宣判就已經要從胸膛里跳出來。喂，該給這些將軍的幫手們什么樣的懲罰呢？只能給他們一种懲罰——槍斃！這不是公訴人的要求——這已經是法庭的判決！（可惜后來減輕了：在集中營監禁到國內戰爭結束。） 被告的罪過正是在于他們沒有蹲在自己的角落里慢慢嘬那四分之一磅面包，他們經常碰頭和商談在蘇維埃制度垮台后應當建立怎樣的國家制度。 用現代科學語言來說，這就叫做：他們研究代管辦法。 公訴人聲若洪鐘地講著，但是我們听出突然有點斷气，似乎他的眼珠朝講台上亂轉了一下，他是在找一張紙嗎？一段引文嗎？稍等一下！該說得漂亮點！還是用另一個案件里說過的那個嗎？沒有關系！是不是這個，尼古拉·瓦西里伊奇，請吧： “對于我們來說……折磨的概念已經包含在把政治犯關進監獄的這個事實的本身之中……” 什么！把政治犯關進監獄——這就是折磨！而這是公訴人說的！——多么寬廣的觀點呀！新的司法制度誕生了！接著， “……同沙皇政府進行斗爭是他們的[政治犯的]第二天性，因此要他們不去同沙皇制度斗爭是不可能的！”呼十七頁） 那本不去研究代替辦法更是不可能的學？……也許、思想——這是知識分子的第一天性？ 唉，笨手笨腳地遞錯了引文！真是難為情！……但是尼古拉·瓦西里耶維奇已經在彈奏華彩過門了： “甚至假定被告們在這里，在莫斯科，什么事情也沒有做過——（好像也正是這樣……）——那反正也一樣：……在這樣的時刻即使在喝茶聊天的時候談論用什么樣的制度去代替似乎正在垮台的蘇維埃政權、那也是反革命的行動……在國內戰爭時期，不僅[反對蘇維埃政權的]行為是犯罪……而且不作為本身也是犯罪。”（第三十九頁） 現在明白了，現在一切都明白了。他們一定會被判處槍決——為了“不作為”，為了喝一杯茶。 例如，彼得格勒的一群知識分子決定：如果尤登尼奇進了城，他們應當“首先關心召開民主的市杜馬”（就是說防止將軍的專政）。 克雷連科：——我想向他們大喝一聲：“你們必須首先想——宁可戰死，也不能放尤登尼奇進來！！” 但他們——沒有戰死。 （話又說回來，尼古拉·瓦西里耶維奇也沒有戰死） 還有這樣一些被告，他們知道情況，但——沒有告發（照咱們的說法是“知情不報”）。 下面要說的已經不是“不作為”，而是積极的犯罪行為了：通過政治紅十字會會員赫魯曉娃（她也在席上入另一些被告向布蒂爾卡的犯人們提供金錢（可以想象這筆資金怎樣流向監獄小賣部！）和衣物（瞧，還有毛料的？）的接濟。 他們的罪行是十惡不赦的！而且無產階級的懲罰也將是毫不容情的！ 像電影放映机慢慢傾倒的時候那樣，在我們眼前晃過歪歪斜斜模糊不清的二十八名革命前的男人和女人的面孔。我們沒有看清他們的表情！——他們是惊呆？是輕蔑？是傲然？ 因為沒有發表他們的回答！因為沒有發表他們的最后陳述！——据說是出于技術上的考慮……為了補償這個缺陷，公訴人向我們哼哼道：這是連篇的自我鞭笞和對所犯錯誤的悔恨。知·識階層政治上的不堅定和中間本性……——（噢，噢，還有這個東西：中間本性！）——……在這個事實上完全證實了布爾什維克一向對于這個階層所作的馬克思主義評价的正确。（第八頁） 這個一閃而過的年輕的女人是誰呀？ 這是托爾斯泰的女地亞歷山德拉·利沃夫娜。克雷連科問她在進行這些談話的時候做些什么？她回答說：“燒茶！”——三年集中營！ 根据境外出版物《在异鄉》，我們可以判明事實的真相。 還在一九一七年夏天臨時政府時期，就產生了一個“社會活動家聯盟”——宗旨是支持將戰爭進行到胜利結束、与社會主義派別，尤其是社會革命党，相對抗。十月政變之后，許多著名成員出國了，其他人留了下來，再也不能召開代表大會，從事有組織的活動了，但是知識分子習慣于思考，評价事件，交流想法——他們很難馬上放棄這种習慣。他們与學術界的接近使他們能以學術會議的形式進行聚會。那時可以討論的事情很多：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以喪失大片領土為代价退出戰爭，戰爭在歐洲繼續進行的時候我國与以前的盟友及以前的敵人的新關系。一些人認為為了自由和民主，也為了盟約的義務，應當繼續協助協約國，而布列斯特和約是一些沒有得到國家授權的人們簽訂的。有些人希望，一旦紅軍力量鞏固了，蘇維埃政權就會和德國人破裂。另一些人則相反，把希望寄托在德國人身上，認為他們按照條約成為了半個俄國的主人，現在就會除掉布爾什維克。（而德國人合理地認為，為立憲民主党人出力就等于為英國人出力，蘇維埃政府之外的任何別的政府都會恢复對德戰爭。） 由于這些分歧，一九一八年夏天從“社會活動家同盟”里分裂出去了一個“民族中心”——它實質上不過是一個小組，持极端親協約國觀點，成員都是立憲民主党人，但是他們像怕火一樣害怕恢复布爾什維克堅決禁止的政党形式。這個小組除了在科里佐夫教授的學院里舉行過偽裝的集會之外，什么也沒做過。有時候他們派組員到庫班去打听情況——但他們一去就沒影了，好像是把莫斯科的同道們忘了。（不過協約國對志愿軍顯出的興趣也极其薄弱。）但“民族中心”的精力主要還是集中在為未來的俄國安安靜靜地擬定各种法律草案上。 与民族中心同時建立了一個比它左的“复興同盟”（基本上是社會革命党的——不好意思与立憲民主党聯合，又恢复了習慣的党派傾向与觀點），其宗旨是進行既反對德國人又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斗爭。但是他們覺得這种斗爭也沒法在布爾什維克地區進行，斗爭內容只能歸結為把人們輸送到南方去。然而在志愿軍地區也以它的反動性使他們討厭。 在軍事共產主義的真空中憋得要死，一九一九年春天三個組織——社會活動家聯盟、民族中心和复興同盟決定保持經常的協作，為此各抽出了兩個人。一九一九年中，新組成的六人小組有時開會，后來就停頓了，不存在了。對他們的逮捕從一九二0年才開始——到那時候，在偵查期間給六人小組取了個響亮的名字“策略中心”。 逮捕是因民族中心的一名平庸的成員H·H·維諾格拉茨基的告密而發生的，他在放進過許多“中心”成員的特科牢房里繼續充當頗有成績的“內線”，而那些人還以克雷洛夫時代的天真在牢房里向他公開說出想瞞過偵查員的話。 也落入被告之列并且是主要被告（六人小組成員）的著名俄國歷史學家梅爾古諾夫在流亡期間不得已地寫出了一份關于這次審判的回憶——如果不是出版了正是我們手頭這本正是登著這篇雷鳴般的演說詞的克雷連科的大作，他可能避免寫這篇東西的。梅爾古諾夫怀著對自己和同案人惱恨的心情給我們描繪出一幅如此熟悉的蘇聯偵查工作的圖畫：偵查者手里沒有任何罪證，“案卷里沒見到一份文件。起訴材料整個來自被告本人的供詞……所有后來受審判的人在預審期間沒有堅持沉默的策略……我覺得，采取不說話的原則，我是在不必要地使自己，也許還有別人，遭到更大的厄運……當你面臨著遭槍決的可能時，你并不總能想到歷史。” 在《全俄非常委員會紅皮書》（第二卷，莫斯科，一九二二）里，逐字引用了被偵查人的許多供詞，它們，唉，是不漂亮的。 梅爾古諾夫不帶幽默感地責備偵查員雅科夫·阿格拉諾夫（他把他們所有人都制住了）對他及其他被偵查人進行欺騙，巧妙的愚弄，他認為“沒有什么比這更大的對我的嘲弄了”。他說：這比任何肉刑更坏。后來如此洞徹地剖析過不少俄國革命的歷史人物的梅爾古諾夫這時輕而易舉地掉進去了：從向他出示的書面供詞中看，一些人的問題好像已經澄清了，他卻證明他們參加過复興同盟。而且總的說“開始提供比較有條理的證詞”——一篇不把偵查員的問題區分出來的完整敘述。（后來這些供詞被給同案人看，使他們感到吃惊和沮喪：好像他是帶著難以遏制的愿望講述這一切的。） 阿格拉諾夫還用這些話把他們都“收買”了，他說，既然這是“過去的事”了，所有這些中心早已經不開會了——所以被偵查人是沒有任何危險的，契卡查明一切只是著眼于歷史价值。雅科夫·薩烏洛維奇用他的親切態度迷惑了很多人。在另一些人面前，他把蘇維埃政權和俄羅斯之間畫了一個絕對的等號，這么一來，如果你熱愛后者，那么反對前者就是有罪的。就這樣從某些人那里獲得了真正卑躬屈節、巴結討好的供狀。（腳注中提到的科特利亞列夫斯基的論文專門被阿格拉諾夫指定為犯人的學習材料。） 在法庭上怎么樣呢？梅爾古諾夫寫道：“「知識分子的」革命傳統要求一定的英雄主義，可是心里沒有這种英雄主義所需要的激情。如果把法庭變為抗議示威——意味著有意地使不僅自己的還有別人的處境更加惡化。” 在他們還沒挨整的沙皇時期曾是如此愛好自由，如此不可調和，如此不能壓服的俄國知識分子，就是這樣容易地上契卡的釣鉤的，就是這樣容易地降服和滅亡的。 但比這更鮮明更可怕的是阿格拉諾夫的另一件成功之作——1921年的“塔甘采夫案”（盡管它不屬于這一章，因為沒有上法庭）。塔甘采夫教授在偵查的四十五天之內英勇地保持著沉默。可．是這以后阿格拉諾夫使他同意和他簽了一項協議： “我，塔甘采夫，自覺地開始毫不隱諱地供出我們組織的情況……我不隱瞞与我們集團有關系的任何一個人。我做這一切都是為了使我們同案受審人得到寬大處理。 我，全俄肅委特派員雅科夫·薩烏洛維奇·阿格拉諾夫，保證在塔甘采夫公民的協助下迅速結束偵查工作，并在其結束后將此案送交公開法庭審理……我保證對被告中任何一人都將不用极刑。” 但就搭甘采夫一案——契卡槍斃了八十七人。 我們自由的太陽就這樣升起了。我們的十月革命同齡儿——法律在幼年時期就是這樣一個胖乎乎的淘气孩子。 這些我們現在完全不記得了。 ------------------ 圖書在線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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