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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蒂爾卡“車站”旁邊的隔离室即著名的搜身室（在那里搜查新來的犯人，面積相當寬敞，足夠五、六名看守一次處理二十個犯人）里面，現在沒有什么人，粗糙的搜身台空著，只是在旁邊，在一盞小電燈下，有一個衣著整洁的黑頭發的內務人民委員部少校坐在一張臨時搬來的小桌旁邊。耐心忍受的無聊就是他臉部的主要表情。他明知道這樣把犯人一個個地帶進帶出是白白浪費時間。湊齊犯人的簽字本來有快得多的辦法。 他指指自己桌子對面的一張凳子讓我坐下，問了問姓名。在他面前的墨水瓶的左右兩面，各放著一疊只占半張打字紙的一式一樣的文書，和房管所發的燃料證或机關開的購買辦公用品介紹信同樣大小。少校翻了翻右面的一疊，找到了与我有關的那張文書。他把紙抽了出來，用平淡的語調快速地念了一遍（我明白了給我的是八年），馬上就在背面用自來水筆寫上，文本已于今日向我宣讀。 我的心沒有多跳半下事情的經過太平常了。難道這就是我的判決書我一生的決定性的轉折？我想要激動一下，好好感受一下這個時刻但怎么也辦不到。而少校已經把那張文書反面朝上向我推過來。一根插著劣質筆尖、帶著從墨水瓶里挂出來的毛毛的七戈比一支的學生用泊水鋼筆已經放在我的面前。 “不，我應當自己讀一下。” “難道我會騙你嗎？”少校懶洋洋地反對說。“好吧，拿去讀吧。” 這才勉強地松開拿著文書的手。我把它翻了過來，故意慢慢地、不是一個詞一個詞地、而是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細看起來。它是用打字机打印的，但在我面前的不是正本，而是副本： 難道我就應當這樣簡簡單單地簽上名，然后不聲不響地走掉？我望了少校一眼他會不會向我說點什么，會不會作些說明？不，他沒有這种打算。他已經向站在門口的看守點頭示意准備帶下一個。 為了使這個時刻哪怕稍有一點重要色彩，我悲劇性地問他： “但這是多么可怕！八年！為了什么？” 自己也感到，我的這些話听起來是虛假的：無論我無論他都沒有感到什么可怕。 “就在這里。”少校再一次指給我在什么地方簽名。 我簽了名。因為我想不出來還能做什么。 “那就請允許我在您這里寫份申訴吧。因為判決是不公正的。” “按規定程序辦。”少校机械地向我微微點了一下頭，一面就把我的那張文書放在左面的一疊上。 “走吧！”看守向我下了命令。 于是我便未了。 （看來，我腦子太慢。格奧爾吉·登偌得到的誠然是二十五年，但他是這樣回答的：“這不等于無期嗎！先前宣判無期徒刑要打鼓，要召集眾人。你們這里倒好，像領肥皂一樣二十五箱，推走吧！” 阿爾諾德·拉波波爾特拿起筆來在背面寫上：“堅決抗議恐怖主義的非法判決，要求立即釋放。”宣判的人起初耐心地等著他寫，讀了以后勃然大怒，把這張判決摘錄撕個粉碎。沒有關系，刑期依然是有效的：這本來只是一個副本。 薇拉·科爾涅耶娃一直預料是十五年，她喜出望外地看到文書上印的只有五年。她爽朗地笑了起來，赶緊簽了字，生怕被收回。軍官有點疑惑：“你明白了我給你念的什么嗎？”“明白，明白，非常感謝，五年勞動改造營！” 對匈牙利人羅札什·亞諾什，他的十年刑期是在走廊里用俄語宣讀的，并且沒有翻譯。他簽了名，卻不明白這就是判決，過后好長時間一直等待開庭審判，最后在勞改營里模糊地想起這件事來，才猜到了。） 我面帶笑容回到了隔离室。奇怪，隨著每一分鐘過去，我越來越感到愉快和輕松。大家回來都帶著“十元券”，瓦連金也是。我們今天這伙人中，那個發了神經的會計（他直到現在還不懂人事地坐在那里）得到刑期最短，是幼儿園的期限，其次是我。 在燦爛的陽光下，在七月的微風中，窗外的那根樹枝仍在愉快地晃動。我們熱鬧地閒聊著。隔离室各個角落愈來愈多地爆發出笑聲。我們笑一切進行得這么順當；笑那個惊魂不定的會計；笑我們早上抱的希望；笑監室里怎樣送別我們，怎樣約定在送牢飯時做暗號四個土豆！兩個環形小面包！ 某些人斷定說：“大赦是會有的！這不過是走走形式，嚇唬一下，讓我們記得牢些。斯大林對一個美國記者說過……” “記者姓什么？” “姓什么不知道。……” 這時叫我們拿起東西，排成雙行，再次把我們帶過這個充滿夏意的奇妙的小花園。往哪里去呀？又上洗澡房！ 這使我們哄堂大笑起來真有這樣的糊涂虫！我們一面笑著，一面脫衣服，挂在今天早晨才挂過的鉤子上，送進今天早晨才送進的蒸衣室。笑著領取了一片難聞的肥皂，走進寬敞的有回聲的洗澡房去洗掉沒有染上的污垢。我們濺著水，把干淨的熱水往自己身上倒呀，倒呀，像考完最后一門功課后進了澡堂的小學生們似地嬉戲著。這种使人淨化、使人輕松的笑聲，我認為甚至不是一种病態，而是對机体的積极保護和拯救。 瓦連金一面擦著身子，一面向我安慰地、舒暢地說： “沒有關系，我們還年輕，我們還要生活。主要的是現在一步也不能走錯。我們上勞改營去一句話也不要跟誰說，免得再給我們搞上新的刑期。我們將誠實地干活再就是沉默．沉默。” 他，斯大林磨盤中間的一顆天真無邪的谷粒，曾如此相信這個綱領，曾這樣抱著希望，真想同意他的看法，舒舒服服地服滿刑期，然后把經過的种种從腦里一筆勾銷。 但是我內心產生了這樣的感覺：如果為了生活而必須不生活那又是何苦呢？…… 不能說特別庭是革命以后想出來的。葉卡捷琳娜二世給了不合她心意的記者諾維科夫十五年，可以說是采取了特別庭做法的，因為沒有把他交付法院審判。并且所有的皇帝都曾家長式地時而把一些不合他們心意的人不經法院審判而放逐。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實行了根本性的司法改革。好像統治者和臣民都開始養成對社會的類似法制觀念的東西。然而在七十和八十年代，柯羅連科還觀察到一些代替司法審判的行政制裁事件。他自己就曾在一八七六年与兩個大學生一起，不經審判和偵查而依國家財產副大臣的命令遭到放逐（特別庭的典型事例）。另一次他与兄弟一起不經審判而被流放到格拉佐夫。柯羅連科給我們指名道姓說出來的有費多爾·波格丹一個上告到沙皇的農民請愿代表，后被放逐；皮揚科夫，他經法院宣告無罪但奉偷令被流放；還有其他几個人。 這樣，傳統像一條虛線似的在延續著，但是它太松散，并且只能适合那种沉睡著的而不是向前躍進的亞洲國家。再者，這是一种無人負責現象：誰是特別庭呢？一會儿是沙皇，一會儿是總督，一會儿又是副大臣。還有，對不起，如果連姓名和事件都可以—一列舉的話，它的气魄還實在太小。 气魄是從二十年代開始具備的，那時為了經常地繞過法庭建立了各級常設的三人小組。起初甚至驕傲地加以標榜國家政治保衛局三人小組！審理人員的名字不僅不隱瞞，而且還大肆宣揚！在索洛維茨誰不知道著名的莫斯科三人小組格列布·博基、武爾和瓦西里耶夫？！何況TPOHKA又是個多么響亮的字眼！在這個字眼里，馬車軛下的小鈴鐺響聲隱約可聞，謝肉節縱情疾馳的景象依稀可見，同時又夾雜著一种神秘感：為什么叫“三人小組”？這是什么意思？法庭也不是四人組成的呀！但三人小組卻不是法庭！而更大的神秘感在于它是不露面的。我們沒有到過那里，沒有看到過，只給我們送來了一張文書：簽字吧。實際上三人小組比革命法庭還可怕。而且后來它還与世隔离了，裹得緊緊的，關在單獨的房間里，姓名也瞞起來。于是，我們就習慣于認為三人小組的成員是不吃、不喝、不在人們中間走動的。他們一旦進入了評議室就永遠留在那儿了，只是經過打字員給我們送來判決（而且閱后退回：這樣的文件是不能留在手頭的）。 這些三人小組（為牢靠起見，我們用的是多數，好像講到群神眾仙那樣，你永遠不知道他們在什么地方）适合以下的絕對需要：一旦抓過去就不能放出來（它類似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技術檢驗科：不許出廢品）。如果一個人真的無罪，而且實在沒有法予審判他，那就叫他通過三人小組得到自己的“減三十二”（省會）“”或者流放兩三年，再一瞧一只耳朵上的毛已經被剪光了，他已經永遠打上了記號，從今以后就是“累犯”了。 （請讀者原諒，我們又犯了右傾机會主義的錯誤使用了“罪”的概念，什么有罪、無罪之類。不是向我們解釋過了嗎，問題不在于個人的是否有罪，而在于社會危險性；如果是社會异己分子，無罪也可關進監牢，如果是社會親近分子，有罪也可釋放。但是，如果我們二十五年來据以生活的一九二六年法典本身，也因“不可容許的資產階級立場”、“階級觀點不充分”、“依行為輕重程度量刑的資產階級態度”而受到了批判。）那末，我們這些法律的門外漢更是有情可原的。 可惜我們無緣寫出這個机關的引人入胜的歷史。國家政治保衛局整個存在期間進行缺席定罪時是否一直有槍斃人的權利？（如像一九二七年對著名的立憲民主党人帕維爾，多爾戈魯科夫，一九二九年對帕爾欽斯基，馮·梅克和維利奇科。）是否僅在證据不足但本人顯系社會危險分子的情況下才采用三人小組的方式，或許比這更隨意些？后來在一九三四年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悲哀地改稱內務人民委員部時，白石城中的三人小組如何開始稱為“特別會議”，而各州的三人小組如何開始稱為州法院專門庭，也就是由三名法院人員組成、沒有半個人民陪審員、永遠秘密開庭的那個庭。從一九三七年起在各州和自治共和國里又增添了由州委書記、州內務局局長和州檢察長組成的另一种三人小組。（這些新的三人小組頭上是莫斯科的由內務人民委員及蘇聯總檢察長組成的簡簡單單的二人小組您得同意，總不便于請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作為第三個成員來參加會議吧？）當時從一九三八年末起，這些三人小組啊，二人小組啊，都不知不覺地消散了（須知連葉若夫也栽了）但同時我們親愛的OCO（特別庭）卻更加鞏固了，把缺席的和不經審判的處分權先為十年以下，后來到十年以上，后來包括槍決接收了過來。親愛的OCO的風光日子延續到一九五八年，直到我們的恩人貝利亞跌跤子的時候。 它存在了十九年，可是你問：我們那些袞袞諸公中誰參加過這個机构；多長時間開一次庭，每次多久；有茶沒茶，吃什么茶點；這种討論本身是怎么進行的討論時互相交談還是連談都不談？我們寫不出來—一因為不知道。我們只是風聞，特別庭的實質是三位一体，雖然現在說不出它那些勤懇的審理員的姓名，但知道那里派有常任代表的三個机關党中央一個，內務部一個，檢察院一個。然而如果哪天我們發現根本沒開過什么庭，在編的只有几個負責從不存在的筆錄中編造摘錄的經驗丰富的女打字員，和一名領導女打字員的辦公室主任，那也用不著大惊小怪。女打字員确實會有的這一點我們可以保證！ 特別庭無論在憲法上、無論在法典里都沒有提到，然而卻是一台最方便的絞肉机它沒有己見、要求不高，而且不需添加法律的潤滑油。法典是一回事，特別庭是另一回事，它很容易運轉，而不需要法典的全部二百零五個條文，不使用它們，也不提及它們。 正如勞改營里開玩笑說的：無法〔庭]無法，有〔特別]庭就行。 當然，為了方便起見，它也需要有某种輸入密碼，因此它給自己制定了一些很便于應用的（不必傷腦筋去适應法典提法）而在數目上連小娃娃也記得住的大寫字母條文（其中一部分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 反蘇宣傳 反革命活動 反革命托洛茨基活動加上了“T”（托）這個小小的字母的犯人在勞改營中的日子難過百倍。 間諜嫌疑（超出嫌疑范圍的間諜行為移交給軍事法庭處理） 引起（！）間諜嫌疑的聯系 反革命思想 怀有反蘇情緒 社會危險分子 社會有害分子 犯罪性活動（對于過去的勞改犯，如果再也排不出什么毛病來，他們很喜歡給他們扣上這一條） 最后，還有一個容量很大的條文： 家屬（依上述大寫字母中任何一條被判刑的人的家屬）。 不要忘記，這些大寫字母代表的罪名，并不是均勻地分配給各种人物，分布在各個年代，而是同法典條文和法令項目所規定的犯罪一樣，像流行病似的一陣陣突然發作的。 還要附帶聲明：特別庭根本不認為自己有權給人判決！它給的不是判決！它科以行政處分，僅此而已、所以它享有法律上的自由是很自然的。 但是，行政處分雖然不認為自己具備司法判決的效力，它的期限可以達二十五年，并包括； 剝奪稱號和獎勵； 沒收全部財產； 秘密監禁； 剝奪通訊權。 因此，比之簡陋的司法判決，特別庭的決定使一個人從地面上消失得更加牢靠。 特別庭還有一個重要优點是，對它的決定是不能申訴的沒有地方可以提出申訴；既沒有比它高的任何審級，也沒有比它低的任何審級。它只服從于內務部長、斯大林和魔鬼。 辦案迅速也是特別庭的一大优點：它只受打字技術的限制。 最后，特別庭不僅不需要親眼看到被告本人（從而減輕了監獄之間運輸的負擔）甚至也不要求看到被告的照片。在監獄人滿為患的時期，它還能提供一條方便，那就是，一終結偵查，犯人就不再占用監獄的一塊地面，不再吃白給的面包，而是立即送往勞改營去誠實勞動。他可以很晚以后再讀到摘錄的副本。 在优待的情況下，有時這樣辦，犯人在目的地車站下車；叫他們馬上跪在路基旁邊（這是防止逃跑，結果成了向特別庭禱告），當即向他們宣讀判決。也有另外的做法：在一九三八年，一批遞解到別列波爾的犯人既不知道自己触犯了什么條文，也不知道刑期，而前來接收他們的文書卻已經知道了，并且當即在名單中找到：（社會有害分子）五年。 另一些人在勞改營已經勞動了許多個月，卻還不知道判決。在此以后（据H·多勒里亞克所述）讓他們隆重地列隊不是在一個隨便的日子，而是在懸挂起紅旗的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宣讀了斯大林省三人小組的判決（特別庭在忙不過來的時期畢竟還是。分散了）：每人各得十年到二十年。我的勞改營小隊長辛漢勃留霍夫就在那個一九三八年隨著一整列車的未決犯從切利亞賓斯克被送往契列波維茨。几個月過去了，犯人已經在那里工作。突然，在冬天的一個休息日（請注意利用哪些日子！看出特別庭的好處了嗎？）在酷寒中把他們赶到院子里，排好隊，走出一個外地來的中尉，自我介紹說，是被派來向他們宣讀特別庭的決定的。他這個年輕人倒并不狠毒，斜眼瞧了瞧他們的開口鞋子，瞧了瞧冰柱上的陽光說： “其實，伙計們，干嗎你們要在這里挨凍呢？你們知道，特別庭給你們大家的都是十年，只有很少很少的人給八年。明白了嗎？解散！……” 但是，有了特別庭的這种露骨的机器處理還要法院干嗎？已經有了使你無法跳下來的不發噪聲的現代電車，還要鐵軌馬車干嗎？是為了養活審判人員嗎？ 這只不過是因為一個國家完全沒有法院有點不成体統而已。一九一九年第八次党代表大會在綱領中寫道：力求做到使個体勞動居民人人參加行使審判員的職責“人人參加”沒有做到，當審判員是個細活儿，可是完全不要法院也不行啊！ 其實，我們的政治法庭各省法院的專門庭、軍事法庭，以及所有的最高法院都一致地在向特別庭看齊，它們也沒有受到公開訴訟程序和兩造辯論之類的麻煩事的拖累。 它們的第一個也是主要的特別是不公開審理。它們為了自己方便，首先是不公開的︿ 我們已經那么習慣于几百万几百万的人在不公開的庭上被判刑，我們已經那么安干這种情況，以至有的被判刑人的糊涂儿子、兄弟或侄子還自以為滿有道理地對你嗤之以鼻：“照你說該怎么辦呀？看來，案情一定關系到……會讓敵人知道！絕不能……” 因為怕讓“敵人知道”，我們就把自己的頭夾在自己的兩腿中間。現時在我們祖國，除了書蛀虫以外，有誰記得，那個向沙皇開過槍的卡拉科佐夫，還被給予了一名辯護人？對熱里雅鮑夫和所有的民意党人都是公開審判的，一點也不怕“土耳其人知道”？薇拉·扎蘇里奇開槍射擊了那個用我們現在的術語來說就是莫斯科內務局長的人（雖然子彈從頭分飛了過去沒有射中），不僅沒有被消滅在刑訊室里，不僅沒有不公開地加以審判，而是由陪審員（不是三人小組）在公開的法庭上宣判無罪而她便坐上轎式馬車凱旋而歸了。 我并不想用這些比較來說明，俄國某時曾經有過完善的法院。大概，當之無愧的法院應是最成熟的社會最晚期的產物，或者至少需要有一個所羅門皇帝出來。弗拉基米爾·達里指出，在改革前的俄國，“未曾有過一則稱贊法院的諺語”！這多少說明點問題吧！好象，稱贊地方行政長官的諺語也一個都沒有來得及形成。但是一八六四年的司法改革畢竟至少使我們社會的城市部分走上了通向英國典范的道路。 說這一切的時候，我并未忘記陽思妥耶夫斯基對我們的陪審法院的責難（《作家日記》）：濫用律師的雄辯術（“陪審員先生們！一個女人如果不殺死自己的情敵，那還算個什么女人？……陪審員先生們！你們中間誰不會把嬰儿扔到窗外去呢？……”），陪審員一時的沖動可以壓倒公民的責任。但是，陽思妥耶夫斯基所擔心的不是那种他應當擔心的東西。他認為公開的審判是已經永遠爭取到手的東西！……（是呀，他的同代人中誰能相信會有特別庭呢？……）在另一個地方他也寫道：“与其錯殺人，宁可錯放人。”啊，說得對，說得對！ 濫用雄辯術不僅是正在形成中的法院的一种弊病，而且還要更廣泛些它是已經确立的民主制（已經确立，但已失去自己的道義目標）的一种弊病。仍是英國給我們提供例子：反對派的首領為了使自己党占上風，可以毫不難為情地把言過其實的國內不良狀況歸咎于政府。 濫用雄辯術這是坏事。但對于濫用木公開審理又能用什么話來形容呢？陽思妥耶夫斯基向往的是這樣一种法院，在那里，檢察官應當說出為了替被告進行辯護所需要說的一切。這我們還需要等待多少世紀呢？暫時，我們的社會經驗告訴我們的是存在著數不清的這樣一類的辯護律師，他們干的是向被告提出指控（“作為一個正直的蘇聯人，作為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我在分析這些罪惡行為時不能不感到厭惡……”）。 在不公開的法庭上多么好呀！不需要穿法官的長袍，還可以把袖子卷起來。工作起來多么輕松呀！沒有麥克風，沒有記者，也沒有听眾（不，為什么沒有，有是有的，但那是偵查員們）。例如，在列宁格勒省法院，他們白天去听審案，看看他們的偵查對象的表現，然后在夜里到監獄里去拜訪那些應當教訓一下的人。 我們的政治法院的第二個主要特點，是工作中的确定性。就是說它的判決是預先決定的。 還是那本《從監獄到……》對書籍硬塞給我們的資料：預先決定判決的做法，是早就有的事情，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九年，法院的判決就已受著統一的行政和經濟方面的考慮的調節。從一九二四年起，由于國內存在失業現象，法院減少了居家勞改的判決數量，而增加了短期監禁的判決（指的當然是日常生活犯）。因此就發生了監獄擠滿短期服刑犯（六個月以下的）和沒有充分利用他們在勞改營工作的情形。一九二九年初，蘇聯司法人民委員部以第五號通令指責了判處短期服刑的做法，而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六日（十月革命十二周年前夕及轉入社會主義建設的時刻）的決定干脆禁止判處一年以下的刑期！ 審判員事先知道或者是關于他辦的具体案子，或者是按照上級指示總的精神要求他怎樣判決。（須知審判員房里一般還是裝著電話的呀！）有時甚至照特別庭的做法，把所有的判決都事先打印好，以后只用手填上姓名。如果有個斯特拉霍維奇在審判庭上惊叫起來：“我怎么能被伊格納托夫斯基收買呀，那時我才剛滿十歲！”那時審判長（列宁格勒軍區軍事法庭，一九四二年）只需吆喝一聲：“不准誹謗蘇聯的偵察机關！”一切早都決定好了：整個伊格納托夫斯基集團統統槍決。只是有一個和這個集團沾一點邊的利波夫；集團里的人誰都不知道他，他也誰都不知道。好吧，那就給利波夫十年算了。 預先決定判決一它使審判員的艱難生活變得多么輕松呀！甚至与其說是腦子的輕松不用思考，不如說是道義上的輕松：它使你解除了擔心在判決上出錯而使自己的子女成為孤儿的苦惱。甚至像烏爾里赫那樣窮凶极惡的審判員—一哪一項大規模槍決的判決不是他嘴里宣布的？預先決定判決的做法也使他變溫和了。例如，在一九四五年，軍事審判庭審理“愛沙尼亞分立主義者”的案件。當審判長的是矮小結實、和和气气的烏爾里赫。他不僅不放過与同事開玩笑的机會，而且不放過同犯人開玩笑的机會（這不就是人情味嘛！新的特點。哪里見過？）。他得知蘇濟是個律師，便微笑著對他說：“瞧，您的職業對您有用了！”是呀，他們之間有什么可爭論的？干嗎要發火？審判依照令人愜意的程序進行：坐在審判員席上可以抽煙，有愉快的時間—一美好的午間休息。到傍晚該去合議了。誰在夜里評議呀？讓犯人們在桌旁坐一宵，而自己便各自回家。早晨來上班，一個個神清气爽，臉刮得干干淨淨的，上午九時整：“起立，現在開庭！”—一犯人各得一張“十元券”。 如果有人責備說，特別庭至少不虛偽，而這里卻假仁假義—一裝樣子在評議，不，我們將堅決反對！堅決反對！ 最后，第三個特點是辯證法（從前粗俗的說法是：“人嘴兩張皮，怎么說都有理”）。法典不應當是審判員路上固定不變的石頭。法典的條文都已經有了十年、十五年、二十五年迅速流逝的生命，并且，正如浮士德所說： “整個世界都在改變，一切都在飛奔向前， 而我卻不敢違背諾言？”所有的條文都附生了一大堆的解釋、指示、細則。如果被告的行為不在法典范圍之內，那還可以采用下述辦法判刑： 類推（多方便！） 干脆根据出身（刑法典第七、三十五條，屬于社會危險階層） 因同危險人物有聯系（天网恢恢！什么樣的人是危險人物以及有什么聯系這只有審判員明白）。 對于頒布的各項法律，用不著在明确性上去挑毛病。例如，一九五0年一月十三日頒布了一項關于恢复死刑的法令（恐怕它從來也沒有在貝利亞的地下室里廢除過）。寫著：可以對破坏和暗害分子處以死刑。這是什么意思？就是這個意思。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喜歡這樣做：不把話說清楚，只做暗示。這里是否只指那些用梯恩梯去破坏鐵軌的？沒有寫明。什么叫“暗害分子”？我們早就知道；誰生產了劣質產品誰就是暗害分子。那末，誰是破坏分子呢？譬如說，如果在電車上談話破坏了政府的威信，算不算？或者嫁給了一個外國人難道這不是破坏了我們祖國的尊嚴嗎？…… 實際上不是審判員在判案審判員只領工資，是指令在判案！三七年的指令：十年二十年槍決。四三年的指令：二十年苦役絞刑。四五年的指令；平均各判十年附加剝奪權利五年（三個五年計划的勞動力）。四九年的指令：平均各判二十五年。（因此，真正的間諜舒爾茨，柏林，一九四八年可能得到十年，而那個從來沒有當過間諜的根特·瓦施考卻得到二十五年。因為他赶上了浪頭一九四九年。） 机器在沖壓。一個人一旦被捕，在國家安全机關門口被割掉鈕扣，他的一切權利從此就被剝奪了，刑期是逃不了的。法律工作者們已經那么習慣于這种情況，以至在一九五八年鬧了個大笑話：在報紙上發表了新的《蘇聯刑事訴訟綱要》草案，卻忘了在里面寫進關于可能做出無罪判決的內容。政府報紙（參看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消息報》）溫和地責備說，“可能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我們的法院只能作出有罪判決。” 如果站到法學家們的立場，便會覺得：既然連全國普選也只有一名候選人，那末，說實話，審案子為什么必須有兩种可能的結局？而且無罪判決在經濟上也是一种胡鬧！因為這就是說，情報人員、行動人員、偵查机關、檢察机關、監獄的內部警衛、押解人員大家全都白干了！ 這里講一件簡單而典型的軍事法庭審理的案件。一九四一年，在我們駐扎于蒙古的無事可為的軍隊里，契卡行動處需要表現出一點積极性和警惕性。正和帕維爾·丘爾佩涅夫中尉爭風吃醋的軍醫洛佐夫斯基摸准了這個气候。他私厂向丘爾佩涅夫提出了三個問題：1．你是怎樣想的為什么我們在德國人面前退卻？（丘爾佩涅夫：他們的技術裝備多，而且動員得早。洛佐夫斯基：不，這是一种策略，我們是誘敵深入。）2．你相信盟國的援助嗎？（丘爾佩涅夫：相信他們會援助，但不是無私的。洛佐夫斯基：他們將欺騙我們，一點也不會援助。）3．為什么派了伏羅希洛夫去指揮西北前線？ 丘爾佩涅夫回答了也就忘掉了。而洛佐夫斯基卻寫了個小報告。丘爾佩涅夫被叫到師政治部，開除出共青團：罪名是抱有失敗情緒，吹捧德國技術裝備，貶低我國指揮部的戰略。發言最激昂慷慨的是團小組長卡里亞金（丘爾佩涅夫見過他在哈勒欣戰斗中的膽小鬼表現，他現在有了方便机會一勞永逸地收拾掉見證人）。 逮捕。只同洛佐夫斯基作了唯一的一次當面對質。偵查員沒有盤問他們上次的談話。只提出一個問題：你認識這個人嗎？認識。證人，你可以走了（偵查員怕控告被駁倒）。 在地坑里蹲了一個月弄得精神沮喪的丘爾佩涅夫，在第三十六机械化師的革命法庭面前受審。出庭的有師政委列別捷夫、政治部主任斯列薩列夫。甚至沒有傳證人洛佐夫斯基出庭（然而，為了辦好偽證手續，審判以后將會取得洛佐夫斯基和政委謝廖金的簽名）。法庭提的問題是：你同洛佐夫斯基有過一次談話嗎？他問了你什么？你是怎樣回答的？丘爾佩涅夫老實地作了報告，他還是不明白自己有什么罪。他天真地叫起來：“可是許多人也都在議論呀！”法庭反應很快：“是誰？說出姓名來。”但丘爾佩涅夫不是他們那一路貨！讓他作最后陳述。“我請求法庭再一次考驗我的愛國感情，給我一項赴死的任務！”淳朴的勇士還說：“讓我，還有那個誹謗我的人，兩人一起去！” 哎，不，在人民中消除這种騎上式的作風正是我們的責任。洛佐夫斯基應當發藥面，謝廖金應當教育戰士。你死掉或者不死掉難道有什么重要意義？重要的是我｛I〕在堅決捍衛。審判員們退庭，抽了抽煙后重新入席：十年勞改附加剝奪權利三年。 戰爭期間這樣的案子在每個師里何止十起（否則供養軍事法庭就太不合算）。一共有多少帥—一請讀者算一算。 ……軍事法庭一次次的開庭彼此相似得使人厭煩。一個個橡皮手套似地無個性無感情的審判員使人厭煩。判決都是從傳送帶里輸出來的。 大家都裝出一副鄭重其事的樣子，但大家都明白，這不過是演一場草台戲，那些押解隊的小伙子們對這點最清楚，他們直話直說。一九四五年在諾沃西比爾斯克遞解站，押解隊接收一批犯人，正在依案情點名：“某某！”“五十八條1-甲，二十五年。”押解隊長發生了興趣便問“為了什么事判的？”“平白無故。”－“你瞎說。平白無故那都是判的十年。” 當軍事法庭工作緊張的時候，“合議”只占一分鐘出去又進來。當軍事法庭一天連續工作十六小時的時候從合議室的門里可以看見白色的桌布，放滿食品的桌子，盛著水果的高腳盆。如果不很匆忙，就喜歡“利用心理學”去宣讀判決：“……判處极刑！……”停頓。審判員直望著被判刑人的眼睛，這很有意思：他是什么心情？他現在有什么感覺？……“但是，考慮到……真心悔悟……” 軍事法庭候審室的所有牆壁上都用釘子和鉛筆划滿這類字樣：“得了槍決”、“得了二十五年”、“得了十年”。故意不擦掉這類題詞：它能起教訓作用。害怕吧，低頭認罪吧，不要以為你能用自己的行為來改變什么。在空蕩蕩的審判廳里當著一小撮偵查員的面，你縱然用狄摩西尼的辭令來為自己辯護（奧麗加·斯遼茲貝格在最高法院，一九三六年）也絲毫幫不了你的忙。把刑罰從十年提高到槍決這則是你能做到的，如果你沖著他們叫喊：“你們是法西斯分子，我為我參加過几年你們的党而感到可恥！”（尼古拉·謝苗諾維奇·達斯卡爾在亞速夫-黑海邊疆區專門法庭，庭長霍利克，邁科普市，一九三七年）那就會另立新案，那就會把你毀了。 察夫達羅夫講述了一件事：在法庭上被告們突然推翻了自己在偵查中所作的全部假供。這又怎樣呢？如果為了交換眼色也算發生了一點停頓，那也只是几秒鐘的事情。檢察長不說明理由就要求休庭。偵查員們帶著打手從偵查監獄飛奔而來。把被告分散到各個隔离室，重新好好痛打了一頓，還許下諾言在第二次休庭時再打個徹底。休庭結束了。審判員把所有的被告再詢問了一遍現在大家都相認了。 紡織科學研究所所長亞歷山大·格里戈利耶維奇·卡列特尼科夫表現了出色的隨机應變本領。在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開庭的前一刻，他通過警衛聲言愿意作一些補充供述。這當然是令人發生興趣的。檢察長接見了他。卡列特尼科夫解開衣服，讓他看被偵查員用凳子打斷的已經在腐爛的鎖骨，并聲明：“我的全部口供都是在刑訊下逼出來的。”檢察長只好詛咒自己貪求“補充”供述，但是，已經晚了。他們中間的每一個人，只有當他是運行中的總机器的一個不被察覺的部件的時候，他才是有恃無恐的。但只要個人的責任一集中到他身上，光束直接照著他的時候，他便臉色發白，他懂得他也等于零，他也能在任何一塊果皮上滑倒。這樣，卡列特尼科夫就把檢察長抓在手里了，而那人也就不敢把事情搪塞過去。軍事審判庭開庭了，卡列特尼科夫在那里又重述了一遍……軍事法庭這次可真地去合議了！現在它只能作出宣告無罪的判決，那就是說，應當立即把卡列特尼科夫釋放。因此……它就沒有作出任何決定。 若無其事地又把卡列特尼科夫押到了監獄，稍稍給他治療了一下，羈留了三個月。來了個新的偵查員，一個彬彬有禮的人，簽發了一個新的逮捕證（如果軍事庭不昧良心做事，至少這三個月卡列特尼科夫可以在外面逍遙一下！），重新向他提出第一個偵查員提過的問題。卡列特尼科夫預感到自由即將來臨，表現得很堅定，不承認自己有任何罪。結果怎樣呢？……根据特別庭的決定他得到了八年。 這個例子足以表明一個囚犯能做些什么和特別庭能做些什么。杰爾查文是這樣寫的： “偏私的法庭比強盜還狠。 法律睡覺時法官就是敵人。 在你們面前站立著一個公民 伸長了脖子悉听尊命。” 但最高法院軍事庭上是很少發生這种不愉快的事情的，而且一般說來，它很少擦擦自己的迷糊眼睛去瞧一下單個的“錫囚犯”。電气工程師A·江·羅曼諾夫在一九三七年由兩名押解員架著跑步拖上四樓（電梯大概是開著的，但囚犯上下得那么頻繁，如果讓他們用，工作人員就上不了樓）。他們和迎面下樓的已判犯互相錯開，一路跑進了審判廳。軍事庭忙得實在不可開交，連坐也沒坐下，三個人一齊站在那里。羅曼諾夫艱難地喘過一口气（要知道他已經被長久的偵查弄得精疲力盡），報了自己的姓氏、本名与父名。審判員們咕嚕了几句，互相使了個眼色，于是烏爾里赫老是他！便宣告：“二十年！”又馬上跑步把羅曼諾夫押走，跑步拖進了下一個。 真像做夢一樣，一九六三年二月，我也沿著同一座樓梯走上樓去，但卻是在一名上校党支書的彬彬有禮的陪同下。在周圍有一排圓柱的，据說是蘇聯最高法院全体會議開會的大廳里，放著一張巨大的馬蹄形長桌，馬蹄形的中間還放著一張圓桌和七把古老的椅子，在這里，曾審判過卡列特尼科夫和羅曼諾夫以及其他各色人物的軍事庭的七十名工作人員听我講話。我對他們說：“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我作為一個起初被判勞改后來被永久流放的人，卻從來沒有親眼見到過一個審判員。現在我看到了你們大家聚集在一堂！”（他們也以擦亮了的眼睛第一次看到一個活生生的犯人。） 但是，原來他們并不是過去的那些審判員！是的。他們現在說，他們不是那些人。他們向我保證，那些人已經不在了。有一些光榮退休了，有的被撤職了（烏爾里赫這個出類拔萃的劊子手原來在斯大林時期的一九五0年就因……立場不穩被撤職了），某些人（屈指可數的几個）在赫魯曉夫時期甚至受到了審判，而他們還從被告席上威脅說：“今天你審判我們，明天我們要審判你，瞧著吧！”但是，像赫魯曉夫所有的創舉一樣，這個開頭很起勁的運動不久就被他忘掉了，拋棄了，沒有達到不可逆轉的變革的程度，那就是說，一切依然如故。 這時候有几個司法戰線的老兵說了點往事，無意中給我提供了寫這一章的資料（如果他們自己動手公布內情，寫回憶文章，情況會怎樣呢？但歲月流逝，又過了五個年頭，并沒有變得光明一些）。他們回憶，審判員們在司法會議的講壇上如何驕傲地說，他們是怎樣避免了适用刑法典中關于減輕處罰情節的第五十一條，從而做到用二十五年代替十年的判決！他們還回想起，法院怎樣屈辱地服從于“机關”！有一個審判員受理送交法院的一個案子：一個從美國回來的公民誹謗性地斷言那里有良好的公路。除此沒有別的事。案卷里也再沒有別的材料！審判員鼓起勇气把案件返回，要求補充偵查，目的是取得“有充分价值的反蘇材料”就是說對這個犯人再用點刑，再打一頓。但是審判員的這個高貴目的沒有得到理解，他得到了一個充滿憤怒的答复：“你不信任我們的机關？”于是審判員被貶滴到薩哈林島去當軍事法庭的書記員（赫魯曉夫時期處理得輕些，“犯了錯誤的”審判員被派去……你們猜派到哪里去？……當律師）。檢察机關也一樣俯首听命于机關。一九四二年留明在北海反間諜机關中濫用職權的令人發指的事實泄露了出去，檢察机關不敢行使自己的職權加以干預，而只是恭恭敬敬地向阿巴庫莫夭報告說他的孩子們在淘气。阿巴庫莫夫完全有理由認為机關是大地之鹽！（正是這次他把留明調回來提拔的，結果給自己招來一顆喪門星。） 可惜時間不夠，他們本來可以給我講十倍之多的東西。但已經講的這些，也足以深思了。如果法院和檢察机關只不過是國家安全部長的小卒子那也許并不需要專辟一章來論述它們了？ 他們爭先恐后地向我講述，我一邊望著他們，一邊覺得惊奇：是呀，他們是人呀！完全是人呀！瞧，他們在微笑！瞧，他們真誠地表明心跡說他們如何地只想著做好事。好吧，如果再來一次反复，他們又必須來審判我就在這個大廳里審判我（給我看的是主要的大廳），那時會怎么樣呢？ 那又有什么，還是會審判的。 什么在先呢？—一是雞還是雞蛋？是人還是制度？ 我國有一則流傳了几個世紀的諺語：不怕法律只怕法官。 但是，我想，法律已經超過了人，人在殘酷性上落后了。應當把這則諺語倒過來：不怕法官—一只怕法律。 當然是阿巴庫莫夫的法律。 瞧，他們一個個走上講壇，討論《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瞧，他們高興地說，這本書減輕了他們良心上的負擔（就是這樣說的……）。他們承認，我所描寫的情景還是大大沖淡了的，他們中間的每一個人都知道有條件更惡劣的勞改營（那么說，他們經管過？……）。坐在馬蹄形桌旁的七十個人中，有几個發言的人原來是熟悉文學的，甚至是《新世界》雜志的讀者，他們渴望進行改革，活躍地抨擊我們社會的症結，談論農村的荒廢景象。 我坐著，想著，如果最初的小小一滴真理的水珠都能像一顆心理炸彈那樣地爆炸那末，當真理像瀑布一樣瀉落下來的時候，在我們的國家里將會是怎樣一种情形呢？ 一定會瀉落下來的，那是不可避免的。 ------------------ 圖書在線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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