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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司馬遼太郎是日本當代著名作家,擅長寫歷史小說,也寫散文、游記以及有關歷史和文學的評論。司馬是一位多產作家,從1956年發表處女作到1982年的二十六年間,已經寫了几十部長篇小說和不少短篇小說、游記、評論等。1971年,日本文藝春秋社在紀念該社成立五十周年時,開始出版他的全集,至今已達三十二卷。

                 一

  司馬遼太郎1923年生于大阪市,原名福田定一,父親福田定是系經營藥房的藥劑師。
  司馬從小就對歷史有興趣,小學時代他常去奈良縣的外婆家玩,那一帶有許多古代留下的墳墓,以及日本最古的官道——竹內街道。司馬在那里拾到了大量的彌生時代的土器和石鏃的碎片。從1938年起,在中學讀書的司馬,每天放學之后都上大町市內御藏跡町的市立圖書館博覽群書,總要讀到晚上八九點鐘才离開。1940年司馬中學畢業,在投考舊制大阪高等學校落選之后,利用這一年的空暇時間步行游歷了有名的金剛山、葛城山和六甲山等,增長了許多見識。
  1941年4月, 司馬入大阪外國語學校蒙古語科學習。在大阪外校學習期間,司馬閱讀了大量小說,特別是俄國文學,并酷愛《史記》。他后來在一篇文章中說:“青年時代讀《史記》,每次都很激動。”
  戰后,司馬曾當過几年記者。1946年他進入京都、大阪、神戶地區的一家新興報社——新日本新聞社京都分社工作, 1948年5月轉入產經新聞社京都分社。他在這兩家報社擔任記者期間主要負責大學和宗教方面的采訪任務。他曾先后任產經新聞社文化部副部長、文化部部長之職,1961年升任該報社出版局副局長。為了專心從事文學創作,他于同年3月辭去了報社的職務。
  1956年4月, 司馬發表了第一篇小說《波斯的魔術師》,用的是司馬遼太郎這一筆名, 意思是他遠不如《史記》的作者司馬遷。1957年5月他与日本作家海音寺潮五郎等人創辦了同人雜志《近代說話》刊行會,他在創刊號上發表了小說《戈壁的匈奴》。自那以后,司馬寫了許多歷史小說,大多是些卷帙浩繁的鴻篇巨著,也寫過不少有關日本歷史和文學的評論以及散文等。
  進入七十年代,司馬的創作題材從日本歷史擴大到中國歷史,寫下了《漢風楚雨》、《空海的風采》、《項羽与劉邦》等長篇小說以及散文集《從長安到北京》。
  司馬自開始文學生涯以來,曾多次獲得各种文學獎。

                 二

  司馬遼太郎的歷史小說,大抵取材于日本的戰國時代、幕府末年以及明治維新初年這三個時期。在取材于戰國時代的人物和故事的小說中,比較著名的有長篇小說《竊國故事》、《新史太閤記》、《關原》、《城塞》和《丰臣家的人們》等;取材于幕府末年的有《龍馬行進》、《燃燒吧,劍!》、《新選組血風錄》、《幕末》、《生活在世上的日子》、《花神》、《最后的將軍》和《山岭》等;取材于明治初期的有《板上之云》、《歲月》和《殉難》等。
  司馬喜歡描寫大動蕩時代的歷史人物。他在《我的小說作法》一文中曾經這樣寫道:“我的小說所需要的是歷史上那种劍拔弩張、金戈鐵馬式的緊張時期。緊張得就如一根繃得很緊、即將斷裂的弦。這樣的歷史緊張時期,可以看作一輛正從橫里開過來的汽車,而我作品中的人物和他的人生則處在与疾馳中的汽車相交錯的位置上,看看到底會發生什么和發生了什么,這就是我的工作。”也就是說,他喜歡把人物放在時代矛盾的焦點上來描寫,這樣便于把人物的性格特點充分表現出來。
  司馬自有他自己的描寫歷史人物的方法。他稱這种特有的小說技法為“俯瞰法”。他在《我的小說作法》里對此作了如下說明:“我常從高樓的頂上往下眺望。即便在平日住慣了的城市里,從上面看到的也是一番完全不同的地形和景物。變小了的人和車輛在其中行進。我喜歡從高處往下看事物。也就是說,在我看一個人的時候,我喜歡踏著樓梯的台階來到大樓的頂上,從上面再次一窺視這個人。這比從同一水平面來看,別有一番情趣。……總之,‘看完整的人生’是很有趣的。”
  司馬認為,任何歷史人物都不能預見到身后的事。而歷史小說作家則可以清楚地了解歷史人物所處的環境、他的命運以及他的存在与行動對后世的影響。他舉例說:“如果寫織田信長,任何粗心的筆者,總可以知道信長自身不曾知道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在京都本能寺為他的部將所殺的命運。而歷史小說正是以這樣的視角來寫成的。”
  司馬所說的“俯瞰法”以及“看完整的人生”,据譯者理解,就是居高臨下地看待歷史人物,對歷史人物作出全面的評价。
  司馬根据他自己的上述技法塑造了眾多的歷史人物的形象。他筆下的人物既有長處也有缺點,使讀者感到親切、可信,無論是織田信長、丰臣秀吉還是德川家康都無不如此。
  司馬對他所寫的人物是非常熟悉的。日本的著名評論家尾崎秀樹在談到這點時說:“司馬對他所寫的人物了如指掌。無論是板本龍馬、齋藤道三、還是織田信長……他都能与之交朋友。”“与歷史上的人物交朋友并不那么容易。”“他用一种獨特的敘述故事的方法來表現人物。因此他作品中的那些人物仿佛都在我們眼前。就象我們談論自己的伙伴那樣,司馬自如地談論歷史中的人物,好象他是他們的伙伴。”
  關于同一個歷史人物,往往有著几种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記載或傳聞。歷史小說的作者往往是從中選取一條線索,舍棄其余的線索來從事創作的。在這种取舍中間正好反映了作者對歷史的看法。
  司馬的歷史觀中有一些積极的東西。從他的歷史小說中可以看到如下几點:歷史是變化的、發展的;戰國時代、幕府末年的社會已經腐敗,舊的封建制度必然要崩潰,新的社會不可避免地要產生;肯定那些舊秩序的破坏者和新秩序的建設者在歷史上的功績,歌頌歷史上的這些英雄,并為他們中的某些人翻案,幫他們摘掉原來戴在他們頭上的“惡人”的帽子。
  司馬的歷史小說在日本擁有廣大的讀者,他的作品不僅受到一般讀者的歡迎,而且為歷史學家、文藝評論家們所稱道。所以如此,我們以為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司馬的作品在客觀上适應了戰后日本人民要求推翻舊的秩序、探索新的秩序、建立新的生活的愿望和要求,對經過了十五年戰亂生活、正在埋頭于經濟恢复和建設的日本人民起了啟示和鼓勵的作用。
  二、司馬通過小說這一形式,以他對日本歷史的獨特的見解,敘述了日本中世紀至近代的為期數百年的歷史。讀者們從中可以得到生動而丰富的歷史知識。
  三、司馬的小說,不僅給人以藝術享受,而且往往包含著某些有益的教訓和解決難題的辦法。
  四、司馬把歷史和現實巧妙地糅合在一起。讀者們從他的歷史小說中既可以看到現代社會的面貌,也可以看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以及周圍的人們。
  五、司馬的歷史小說的构思雄偉,情節曲折,引人入胜,細節描寫逼真生動,故事的展開條理清楚,語言通俗流暢。他特別善于通過對話來表現人物的性格和他們之間的關系。

                 三

  《丰臣家的人們》一書所描述的是日本封建社會中的戰國時代的故事。
  距今約四百年前,日本歷史上第二個軍人政權——室町幕府日漸衰落,出現了群雄割据、逐鹿中原的局面。這在日本歷史上稱為戰國時代。這期間,以本州中部岐阜城為根据地的織田信長异軍突起,勢力日益發展。織田信長想以武力統一天下,然而在大業未竟的時候,由于部下將領明智光秀的反叛,在京都本能寺喪生。同是織田部下將領的丰臣秀吉以討伐叛逆者明智光秀的名義,將大權掌握到自己手里,實現了統一全日本的偉業,并以大板(現在的大阪)為中心,建立了丰臣政權。這一政權在結束亂世、統一全國以及實行某些政策方面,具有進步意義。然而它對外窮兵黷武,兩次出兵侵略朝鮮;對內橫征暴斂,窮奢极侈,使經過長期戰亂的百姓無法安居樂業,休養生息,從而失去了民心。丰臣秀吉死后,權力轉移到了丰臣政權的首席大臣德川家康手里。家康移都江戶(現在的東京),建立了日本歷史上第三個幕府政權,即江戶幕府。
  《丰臣家的人們》所寫的,是在日本歷史上實現了統一全國偉業的丰臣秀吉及其几個親屬的故事。它最早連載于《中央公論》雜志上,1973年出版單行本。全書由九個短篇小說組成。由于所寫的都是丰臣家的人們的事,相互有聯系,因而這九篇故事既是獨立的短篇小說,又可以當作描寫丰臣家的興衰史的長篇小說來讀。
  在封建社會里,權力是掌權人——皇帝、將軍和各路諸侯的私有物,即所謂“家天下”。丰臣政權是丰臣秀吉及其家屬的私有財產。因而,小說中所說的丰臣家、織田家或德川家,既是指他們的家庭、家屬,也是指他們所掌握的權力或擁有的勢力。為此,《丰臣家的人們》既是丰臣秀吉及其几個親屬的故事,也是丰臣政權的興衰史。
  本書的构思有其獨到之處:在橫的方面,九篇故事中所著重描述的十個人物,都与丰臣政權的首腦丰臣秀吉有著密切的聯系;而從縱的方面來看,每篇故事都對主要人物的一生作了有頭有尾的描述,巧妙地將其長達數十年的生涯壓縮在短短的篇幅里,而并不象一般的短篇那樣,僅僅截取人生長河中的一段或几段,一個或几個場面。作者從人物的一生中攝采了某些具有特征性的事例,加以探討,渲染,賦予每個人物以特定的個性和使命。
  作品對人物的描寫,貫徹了作者看待歷史人物的“俯瞰法”、“看完整的人生”的主張。例如,在作者筆下,丰臣秀吉既是一個實現了統一日本偉業的英雄,也是一個封建思想很濃的人物,他千方百計、煞費苦心地要使自己掌握的權力成為丰臣家世襲的天下,而以致最后陷入了昏庸。
  作品所描述的雖然沒有什么离奇的情節,惊險的場面,毋宁說都是些常見的、容易理解的故事,然而讀來不僅使人感到親切、有趣,而且使人覺得有不少發人深省之處,對于我們理解日本的封建社會——生活在那個社會的人,他們的思想、風習、趣味、愛好等等會有不少裨益。
  譯者在日本工作期間,曾有机會于1980年秋天到大阪市司馬先生府上拜訪過先生,受到先生親切的接待。司馬先生對中國怀著友好的感情,曾多次訪問過中國。司馬先生現任日中文化交流協會常任理事,對日中兩國的文化交流甚是熱心。司馬先生要我向中國的讀者轉致問候。《丰臣家的人們》是我國翻譯出版的司馬先生的第一部小說。這個譯本的出版,如果能在加深我們對日本的了解方面起一點作用,將使譯者感到十分喜悅。由于譯者水平有限,錯誤的地方在所難免,希廣大讀者指正。

                      譯者

                 一九八二年六月于日本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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