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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受到懲罰，也沒有判什么緩期罪。邁克·沙貝拉對我很冷淡。但是，由于我不是入盟党徒，在判斷上有些過失得到了原諒。我放跑了坎特，放掉了20万美元，勒菲蒂對此總是耿耿于怀。我在這一帶晃來晃去，度過了几個月，假裝為我和勒菲蒂找個下手的地方。 7月份我在邁阿密，勒菲蒂突然打電話叫我買紐約報紙。他說：“你會大吃一惊的。” 卡明·甘蘭特被打死了。這個布拿諾家族的老板在亞特蘭大聯邦政府牢房里才蹲了几個月。往日我和勒菲蒂在沙沙貝拉旅館外面常常為他站崗放哨，那時我就擔心自己遭到暗算。現在，卡明本人出現在報紙的頭版上，仰面躺在血泊之中，嘴里還緊緊叼著雪茄。在布魯克林的布什維克地區，拉鏈活動分子經常出沒的尼克鮑克大街上有一家喬和瑪麗開辦的意大利美國飯店，卡明·甘蘭特正在那后院里吃午飯，三個人對他開了槍，把他打死。飯店老板和一位朋友也被打死。与甘蘭特一起吃飯的另外兩人經查明是甘蘭特貼身保鏢：鮑爾多·阿邁托和凱撒·邦万特。這兩個人都是拉鏈行動分子，我在多依蘭交誼俱樂部里曾經見過。在開槍以后，他們倆逃跑了。 “啊呀，”我在給勒菲蒂的電話里惊叫一聲。 “形勢將有重大變化。” “那么，我們該怎么跟別人相處呢？” “這在電話里不好談，你立即過來。” 一個家族的老板被打死，事情并不到此就了結。如果一個派別得到家族委員會的允許推派一名老板，那么競爭的派別或效忠于已死老板的派別一定要服從，要么就被消滅。有胜方，也有敗方。有時候，一派要經過好几年才取得胜利，殘殺才停止下來。我現在還不知道各個派別的情況，也不知道勒菲蒂最終采取什么立場。勒菲蒂憎恨甘蘭特，但僅憑這一點不能說明問題。据說，拉鏈活動分子是甘蘭特挑選的人。但是，他被打死那時候，和他一起吃飯的主要拉鏈分子是兩個人，這也說明了組織結构的情況。因此，我不知道各人所采取的立場，當然也意味著我也不知道自己應采取什么立場。 我在瑪迪森大街糖果店外見到了勒菲蒂。 “勒斯蒂·拉斯苔尼是新任老板，盡管他還待在大牢里，”勒菲蒂說，“我們將歸孫尼·布拉克管教，他是個入了盟的副官。他要接管邁克的人馬。” “多米尼克·孫尼·布拉克·拿波尼塔諾”和布魯克林的布拿諾家族成員待在一起，我見過他一兩次面。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布魯克林的党徒待在布魯克林，曼哈頓的党徒待在曼哈頓。孫尼因為搶劫而坐牢。我大部分時間也都是干搶劫工作。 “邁克怎么樣？”我問。 “他和尼基据說要被處死，但是由于許多人都喜歡他們，他們就免了難。他們作個交易，以降職代替。” 邁克·沙貝拉和尼基·馬倫格羅同意降職處分。現在他們只不過是勒菲蒂手下的普通兵丁。他們很幸運。 “這些變化，叫我們怎么辦？”我問。 “我們沒問題，我本來以為我也要被干掉。” 他說，甘蘭特死了以后，他接到了孫尼·布拉克的電話。孫尼雖然知道勒菲蒂是邁克·沙貝拉手下的人，但還是下令要他在午夜和他相見，地點在布魯克林的格拉漢姆和威瑟斯街道的一個酒吧間，那是孫尼常去的地方。勒菲蒂不得對任何人透露自己的去向。 “我以為他們也要干掉我，因為我一向緊跟著邁克，”勒菲蒂說，“他對我的吩咐是，我到他那儿去，這事不准告訴我自己的副官。我沒有辦法，只好听命，因為我知道孫尼現在是個有實權的人物。我駕車到布魯克林見孫尼，究竟干什么，我一點儿也不知道。” 會見的气氛很友好。孫尼向他談到局勢的變化，誰遭到貶降，誰會成為新的副官等等全都說了出來。我在交誼俱樂部里見過的那個胖子喬伊·馬西諾被任命為副官；多依蘭俱樂部的另外一個家伙薩爾·卡塔拉諾成了拉鏈行動的老板，拉鏈活動分子都是從西西里那邊運到美國來的。甘蘭特被打死那時候，一個瘦條條的拉鏈活動分子凱撒·邦万特在陪他吃飯，也成了副官。他才28歲，是家族里最年輕的副官。孫尼讓勒菲蒂作出選擇：要么跟他，要么跟喬伊·馬西諾。但是，孫尼想要他。 “我就說，‘啊，我當然跟你干。’” 在党徒之間打交道，你所問的問題只涉及你個人方面。本來是很正常的好奇，對于一個老練的党徒來說也屬于不正常。老練党徒不會轉彎抹角去問是誰干掉了老板。看上去你過于好奇，但只注意你自己。警方如果真的披露些什么，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有告密者。我不希望人家說：“多尼怎么事事愛打听？” 聯邦調查局可能從知情者那里得到凶手的消息，我也知道一些情況，但是我并沒有因此而使自己的行動超出了界限。作為一個聯絡党徒從邏輯上說應該知道多少就是多少，我不想知道得更多。懂得太多和懂得太少其危險程度相同。我要是知道得比自己應該知道的還多，我還得要對此進行分析整理，我不想增加這樣的負擔。 大街上，人們對殺害老板的凶手談論得并不多。家族的政策并不改變。党徒內部有一條不變的政策：你弄到了錢，你就得交一部分給上面。要變的只是人品。普通的入盟党徒或聯絡党徒對此毫無過問的權利。你只顧干你的行當，權力由各個派別的頭頭們進行分配。 “等到勒斯蒂放出大牢的時候，”勒菲蒂說，“情況將會有所變化。” 他喜歡“菲力普·勒斯蒂·拉斯苔尼”，他們本來就是老交情。我從來沒有見到過拉斯苔尼，因為他犯了搶劫罪，自1975年起就一直關在牢房里。 在桑樹街上漫步，經過沙沙貝拉旅館的時候，我意識到：邁克·沙貝拉已經不再擁有權力。想到這一點，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覺。 有一次，勒菲蒂說：誰也不會采取什么重大行動。他還干他的支票騙局和彩票行當。他決定把那爿炸魚、炸土豆片的店舖改成快餐烤雞食品店，叫他女儿經營。由于附近都是住宅區，所以店舖將會有穩定的收入。他想購買拐角處的一家酒吧，但我們要拿出6万塊錢。聯邦調查局根本不想出這种錢，我也不想待在一個酒吧里把自己束縛住。 這時候，我的行動已經有些自由，可以到處轉轉，還可以參与別的破案行動計划。別的特工可以把我作為聯絡党徒和他們在紐約的朋友向別人介紹。這樣可以提高他們在同歹徒共事的那些人中的威信。我對勒菲蒂說，我想要掙一些大錢，因此要到四周對一些情況作點了解。我為調查局各种不同的特工搞調查研究作過一定的工作，地域上涉及到新英格蘭和西南部一帶。這些地方的行動計划有的還在繼續，有的一無所獲，有的我還不便講。 拉里·基頓是在洛杉磯外執行任務的特工。他的破案工作在一個城郊的城鎮上，涉及到一幫黑人。他們從事對政府官員的政治腐蝕、賭博以及毒品交易。他想向這些匪幫表明他与党徒有聯絡關系，要我到拉斯維加斯去，扮演一個代表某個老板的黑手党党員。他讓另外一個伙伴扮成這個老板。 要我擔當的作用是：看看這幫家伙所干的一些項目中有沒有值得向老板匯報的東西。如果有，我就安排他們和老板見面，教他們言談舉止。 我來到了沙漠旅店，我們租了一大套房間。他們來了四條漢子，個個長得結實，衣裝入時，都是滑頭滑腦的花花公子。我們把他們安排在房間里，叫他們坐有坐相。有個家伙把雙腳搭在咖啡椅子上，我把它踢下去，說：“像你那樣蹺著腳，你以為能同老板談話？你不尊重家具？”我教訓另外一個家伙說：“哪能像你那樣躺在沙發上！坐好，要表現出會見老板很有興趣的樣子。” 拉里說：“要明白，這位伙計真的難得轉到這儿來。要是老板來了，你們弄得不成体統，那就是叫我臉上無光，因為這里一切好坏都与我有關。” 這時候，他們一個個挺斯文地坐在那里，顯得思想很集中。我對他們一個一個地問話：“你，再說一遍，叫什么名字？干什么活？”他們告訴我：他們運可卡因、大麻，開賭場。我說：“我們要确保你們受到當地政府官員和司法官的保護。”我要他們講一講自己能干些什么，因為我要計算老板花多少時間。他們說：“我們買通了城里一些政府官員和司法官。”他們真想要我相信：他們有資格和老板見見面。他們向我說了姓名、年齡、人數及計划。 “嗨，慢慢講！”我說。“老板進來以后，你們要慢慢講，一件一件地說清楚，因為老板不想對任何事還問個再說一遍。他沒有同黑人談話的習慣，也不想听黑人的亂七八糟的談話。” 另外，我們在房間里安了竊听裝置，我們就可以确保得到所有的情況。 我說，老板進來，他們要站起來，表示敬重，別指望要同老板握手，任何人都不得碰一碰老板。沒有問到他們就不准說話。他們不該期待老板對他們講話，因為老板不直接同普通人說話。老板只是到這儿來走一走，表示對拉里的喜歡，因為拉里非常尊重他。我們大肆渲染了一下气氛，叫他們一個個專心致志，特別要他們注意行動無誤，好端端地坐著，說話要慢、要清楚。 接著，我到隔壁房間去叫老板。 老板就是化名為史蒂夫的特工，裝成老板真是天衣無縫。他身穿一套黑西裝，白色領帶，翻領上系一棵白色康乃馨。身体敦實，黝黑的臉膛，濃密的短須，樣子就像電視里放的老片子《不可捉摸》里的弗蘭克·尼蒂。 我耀武揚威地把他領進來，端了椅子讓他坐。 “啊，好，唐納德，”老板說話了，“給我介紹介紹這些先生們啦。” 我一個一個地介紹了他們。我說：整個情況我已經告訴了老板，你們一心一意在干，還能有大的行動，他非常高興，因為他很看重拉里。他不想看到拉里處于對他不利的任何環境。 啊，不會，他們說：我們不會那么干。 老板史蒂夫一聲未吭，只是點點頭。他問他們有沒有什么話想要問問老板。沒有，沒有，沒有。接著我問史蒂夫：“老板，可有什么話對這些先生說說？” 他說：“你告訴他們，這儿事事都干得不錯，我對此感到很高興。” 我重复了他的話，然后說：“好了，就到這儿了。”我送老板出了門。 整個活動用了大約40分鐘。 這件案子我沒有什么更多的工作要干了，因為拉里把他們全都定了罪。 我和勒菲蒂在邁阿密一帶度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度假，在賽馬場、賽狗場里輸錢，找交易。邁阿密像拉斯維加斯一樣，多少是個開放的地方。各個家族的党徒，只要不干扰別人的事，大家都能干自己的行當。勒菲蒂總是在打著主意，想著怎么樣擠進賺大錢的地方——佛羅里達。我們一有什么活儿，手頭有些現款，他就想著要買個酒吧或娛樂場所。他常常說：“要是抓到個像樣的娛樂場所，那你就發了大財。” 我們常常待在悌維爾旅館或雷鳥旅館，因為他知道那里住著許多老練党徒，他不時地把我向他們介紹介紹，其中還有一些布拿諾家族的成員，他們就住在這一帶。勒菲蒂非常喜歡到悌維爾旅館，因為經理尼克是個堅定的党徒，是他的朋友。勒菲蒂老是同他談起要搞個娛樂場所，或是在一家旅館里搞一間賭室。尼克听他說話總是睜著骨碌碌的眼睛。 8月份我和勒菲蒂待在邁阿密，那時候有一批党徒帶著妻子或女朋友從紐約到這邊來度假。他們老是談論著，要是有一艘船在海面上游弋一番那有多痛快。勒菲蒂因為自己的那艘船已經沒有了，也一直巴望到水面上觀光觀光。 這一時期，隱蔽的“螫刺行動”，即人們熟悉的代號為ABSCAM行動正在進行。此案最終將有几名議員被逮捕，因為他們接受了裝扮阿拉伯富翁的特工的賄賂。聯邦調查局為實施這一行動，用一艘輪船招待目標中的人員。這艘船名為“左手”，是中國制造的一艘白色汽艇。當時這种型號的汽艇世界上只有兩三种。船上有一名全天工作的船長。 巧得很，從事這項ABSCAM行動的隱蔽特工我認識，他的隱蔽姓名是：托尼·戴維塔。我和他取得了聯系，說明了我的要求：如果我能借用一下气艇，讓一幫老練党徒和他們的女人在海上游弋，他們將會非常感動。我問他：ABSCAM行動是不是即將破案，如果不是，可否借用一下。他說：此案在很長時間內都不能對外公開。他在行動日程表上找了一個公開接待的日子，為我們借用“左手”做出了安排。 我對那伙党徒說，我在勞得戴爾堡那里和一個女人玩在一起，她對我說，她的兄弟很有錢，還有一艘很漂亮的船。這位兄弟住在加利弗尼亞，但那艘船停泊在勞得戴爾堡的66號碼頭。她兄弟來的時候，她介紹了我。我們很談得來。他讓我見到了船長，并且說：歡迎我用他的船。因此，我要求借用一天。 大家都非常高興。我們共有十几個人，包括勒菲蒂和116號的荷里得酒吧店里的一名招待。我們出去買了意大利冷切肉、面包、橄欖、腌漬食品以及配菜。女人們制作了三明治。冷凍箱里塞滿了啤酒、紅酒和蘇打。東西都堆到車上，大家開往66號碼頭。 他們一看到船，個個都高興得像發了瘋似的，尤其是勒菲蒂，他為自己的伙伴能為大伙儿弄到船感到非常自豪。他說：“真他媽的漂亮船！多尼，你真棒，弄到這么一艘船。”大家上船的時候，一個個歡呼雀躍。 “你那位女人呢？”勒菲蒂問我，“你不是說那女人有個兄弟，她人呢？” “她不能來。” 但是，我的确帶來另外一個人。對于從事另一項破案工作的那位特工，我為了感謝他，我帶了一名搞隱蔽工作的警察，讓他跟這伙黑手党人混在一起。這位警察的化名是羅基。帶羅基一道游玩，這樣他以后在辦案中若碰到歹徒還可能与他們拉上關系。 我們向海洋游弋。玩了一天，又吃又喝，大家玩得很痛快。有几個人還帶了照相机，挺高興地相互拍照。 然后我們返回，把船停在一個小碼頭旁邊，又吃喝了一頓。大家說：“游艇這么大，真沒見過！乘這樣大的船，航行到巴拿馬都沒有問題！” 這天真是痛快。事后，我把ABSCAM行動以及船的事全都置于腦后。 勒菲蒂把他妻子露易斯帶到了邁阿密。我和他們一道去雷鳥旅館吃飯，然后觀看表演。我們去得很晚，盡管我們緊催店老板，但我們還是坐到了舞台正中前面的一張桌子旁，因為那場子已經擠滿了人。 一個喜劇演員登了台。我以為他是澳大利亞人。他開始對觀眾表演，對坐在靠近舞台的觀眾鬧點玩笑一類的表演。很快，他就注意到了我們這一邊。 勒菲蒂揮手要他离開，說：“別在這儿打扰我們。” 那位演員以為自己善于取笑，走到勒菲蒂面前，接二連三地說些俏皮話。 “我告訴你了，叫你拿著麥克風到那邊去，”勒菲蒂邊說邊指著舞台的另一端。 那位演員還不肯罷休。突然間，勒菲蒂跑上舞台，從演員手里奪走麥克風，跑到了另一端，扔在地下，然后回到演員這里。“這是最后一次警告你。” 勒菲蒂對我說：“如果這家伙再要到我們這儿，你就上去，把他媽的從舞台上拖下來。” 那演員到了那一邊，但仍然對著我們說些譏諷話。觀眾都以為這一切是演出的一部分。 演出結束以后，勒菲蒂對我說：“去對那家伙說說，下次表演別往我們這儿來。” 我追上了那家伙，抓住了他的胳膊。“嘿，伙計，下次你可得注意一點。我們還要進來看，你就當作我們不在這儿，當作根本不知道我們。” “你听著，”他一面說一面掙著要走，“我一向對觀眾就是這樣，不能因為你們不喜歡就改變我的演出。” 我隨手就給他肚子一拳，打得他東倒西歪，然后把他又拉了回來。 這時候，經理已經來到了我們這里。他問：“多尼，出了什么事？” “你看清楚了，我們盡量叫他別惹我們。” “是啊，我也一直在對他使眼色。真對不起。” 我放了那個家伙，第二天他被解雇了。 勒菲蒂收到新澤西那邊一個老練党徒的電話，是“撒姆·普拉姆堡·迪卡瓦坎特”１的一個伙計，負責解雇了那個演員，對頭天晚上發生的事表示歉意，并且邀請我們還到那個地方去，他當天晚上要設宴招待我們。 １ 普拉姆堡：即Plumber，代號“堵漏”。 我們去赴宴，所有費用都由他掏腰包。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賠禮道歉。 “算了吧，”勒菲蒂說。“那家伙簡直是個混帳。多尼已經教訓了他一頓。” 在我搞隱蔽工作的初期，隱蔽特工查克曾經辦理錄音机和音樂會方面的案子。現在，查克在邁阿密辦理銀行案子，因為有些銀行為哥倫比亞和古巴顧客用瞞匯漏稅法在犯毒資金上打掩護。聯邦調查局立此案代號為“班克舍爾斯”。歹徒們總是尋找各种方式瞞匯漏稅。查克以為，我可以把布拿諾家族的人引進來。 我向勒菲蒂提到了這件事，向他建議：我們或許可以指派一些顧客進去，參与分利。他決定，我們應該打進去，要与背后策划人相會。查克不能和勒菲蒂直接見面，因為多年前，他在紐約市里曾以“作證”特工而不是隱蔽特工与勒菲蒂見過面。我們引進來尼古拉斯·J·羅爾特工。他曾在加利弗尼亞工作過，從聯邦調查局退休以后一直就住在那里。他扮演的是搞大買賣的自由職業者，是一切活動的總后台，各銀行之間的交易都由他來總負責。 我在無意中向勒菲蒂提到了尼克，我們那天在海上游弋正是乘了他的船，就是我認識的那個女人的兄弟。把一個有親屬關系的人帶入伙，比單純帶一個普通人入伙，就會使我們這一伙的買賣更具有真實性。 我們接著就和尼克見面。勒菲蒂的印象中，尼克是個大款。他在基·比斯凱涅酒店請我們喝酒吃飯，還向勒菲蒂介紹了“托尼·佛南德斯”特工，把他作為各銀行之間打交道的中間人。托尼和邁阿密一家銀行的總裁一起工作，那位總裁是個古巴人，在他的銀行里為販毒錢財瞞匯漏稅已陷得很深。 勒菲蒂想把銀行里瞞匯漏稅的業務与紐約取得聯系。他還想走私可卡因買賣。在那個時間，你在哥倫比亞買一公斤可卡因要5，000-6，000美元，拿到紐約出售大概高達45，000美元。但是，勒菲蒂對毒品的態度是：什么中間人，去他的，不同任何人分利，我們自己干，自己得。多尼自己就能到哥倫比亞弄到貨。他說：“我在紐約不需要任何人，多尼進去干，誰也搞不清他的買賣。”弄到了錢不同家族的人分利，要么使你發財，要么就使你掉腦袋，要么又發財又丟腦袋。由于我們打交道的人不是家族里的党徒，甚至還不是美國人，勒菲蒂認為值得冒險去干。 佛南德斯把這個建議轉告了那個古巴人、銀行家，說他要与紐約來的老練党徒勒菲蒂和我一起干買賣。銀行家立即表示同意，并在他的銀行里安排和我們見面，就細節問題進行討論。 我和勒菲蒂与佛南德斯來到銀行家的辦公室。那位銀行家卻要講西班牙語，因此佛南德斯就當了翻譯。我們坐下來，開始就价格等問題進行細節上的討論，以及買賣如何實施。那位銀行家突然躲躲閃閃，對于毒品買賣的事一問三不知，也不知道瞞匯偷稅的事。很顯然，交易很難做成。對于這個家伙采取跳踢踏舞的態度，我和勒菲蒂很快就失去了耐心。我想查一查這個銀行家，勒菲蒂想從可卡因上賺大錢。 我們走了。我們不知道那家伙為什么那么鬼。勒菲蒂是個很嚇人的党徒，可能是他嚇坏了對方。 其實嚇坏了對方的不是勒菲蒂，而是我。后來，佛南德斯去問他出了什么事。那位銀行家說：“我看多尼那雙眼睛，簡直就是個殺手的眼睛。如果在哥倫比亞或是別的什么地方出了差錯，他回頭來會砍我的腦袋。我不想同多尼那家伙打任何交道。” 勒菲蒂哈哈大笑。他說：“在党徒里，我是真正的殺手，可他卻怕你。” 我們失去了在哥倫比亞的毒品聯系，這對勒菲蒂來說可不是開玩笑的事。他對尼克說：“要找人同這個銀行老板談談，對他說一說：你答應了的事怎么又反悔，白白浪費我們的時間。這哪里像意大利人干事的樣子。” 一個隱蔽姓名叫托尼·羅西的特工，在佛羅里達設法打進賭博行業，因為那行業有可能使他接触到桑多·特拉弗坎特家族。特拉弗坎特在坦帕市活動了25年之久，是佛羅里達州黑手党最大的首領。他在哈瓦那開辦過卡西諾賭場，一直辦到卡斯特羅掌握了古巴政權。肯尼迪執政期間１，他因為同意參加中央情報局暗殺卡斯特羅的行動而名噪一時。 １ 肯尼迪（Kennedy，John F，1917-1963）：美國第一35屆總統（1961-1963就任），1963年遭暗殺。 羅西搞到了一份工作，即歹徒內為維護紀律而設的執法殺手，是個保護紙牌賭博的鐵腕人物。干了几個星期以后，羅西和其督學員托尼·丹尼爾斯都認為：那种差使對于破案工作進展不夠快。 托尼·坎特參与了羅西的工作，增加了在密爾沃克從事“木材行動”的經驗。他們想到一個辦法：開夜總會。利用夜總會作為行動場所，以此來打進特拉弗坎特家族。這個行動代號叫“冷水工程”。 辦此案的特工有四名，他們和隱蔽特工進行聯絡。這四名特工是：吉姆·基尼、杰克·凱斯、比爾·加納和邁克·朗斯福德。1979年的秋天，他們在帕斯科縣的荷里得一帶租了一家俱樂部，离坦帕市西北方向40英里，位于繁忙的美國19號公路上。這是一幢八角形大樓，圍地有5公頃，一直是一個网球俱樂部，有六個网球場，他們稱為第一流的网球俱樂部。 羅西被推為俱樂部的“主人”。因此，第一流的网球俱樂部無權從事賣酒的營業，這是私人的“飲酒俱樂部”，你交25美元就可以成為會員。人們自己帶酒，收在酒吧后面的小鎖柜里，各人用的器具自己付錢。 羅西和坎特雇用了：一名管理网球場的經理，几個酒吧招待員，女服務員，一名鋼琴演奏員，還有一名俱樂部經理。誰也不知道這是聯邦調查局的行動。俱樂部全部裝修一番，酒吧換上新顏，窗帘、橡木桌子、帶墊子的橡木椅子全都煥然一新。大門上有個窺孔，門上的招牌上寫著：第一流网球場屬私人娛樂場所；他人不得入內：會員和客人進門要按鈴。 他們開始在俱樂部的后室里搞扑克賭博，房東收5％的利。他們給帕斯科縣司法部門的一位官員付錢，請他保護。他們引誘那些搞小型的貴重贓物交易、從事毒品交易的地痞流氓。引誘進來的有几個人是干垃圾行業的，他們就提出個點子：成立一個“車夫協會”，這樣會員就可以控制這一帶，不准外人進來。 一些亂七八糟的党徒開始在這儿溜達，這些都是前芝加哥和前紐約的党徒。他們表示有和大人物的多种聯絡，可能通到特拉弗坎特。但是什么結果也沒有。 坎特建議，我或許能把布拿諾家族的成員帶進來，如同我們往日在密爾沃克所做的一樣。我們說不定可以同特拉弗坎特打上交道。与佛羅里達老板聯絡的人員允許他們在這一帶活動，他對于我們這儿的興趣如同對布拿諾成員的興趣一樣。正如我們在密爾沃克一樣，我們在這儿說不定也能与特拉弗坎特舉行會談。當然，坎特不能參与這樣的行動，他無論如何要回避，因為他過去的那段歷史已經成了他行動的障礙。 10月份的一天，聯邦調查局總部突然傳下來命令：要我撤回去，結束多尼·布拉斯柯的使命。調查局發現，密爾沃克的弗蘭克·巴里斯特艾里已經知道，托尼·坎特是個特工，按照党徒的准則，他下一步就要把情況告訴紐約的布拿諾家族。他們眼看著就會把矛頭對准我。 這個決定是總部的上層人士作出的，事先并沒有同我商量。我要同他們講清楚。我相信：我有足夠的基礎可以繼續工作下去。 我乘飛机到了芝加哥，會見了邁克·鮑特肯杰克，他是“木材行動”的專案特工。我陳述了案情。 巴里斯特艾里顯然沒有把情況傳到紐約那邊。我們估計，即使他最終會傳過去，會發生什么呢？ 紐約方面獲得情況以后，要干掉我，的确事先不一定有什么警告。但是，我認為這种情況不會發生。是我把坎特引了進來，這也是事實。但是我在引他進來時非常謹慎，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為他作了擔保。如果勒菲蒂問到我，我會說：“你看，我不是同你說過了，我和他10年前在一起干過一些事。我對他沒有什么可挑剔的。要么他10年前就是特工——還是怎么的？當時我不知道，現在也并不知道多少。”勒菲蒂會相信我說的話。再說，他也感到左右為難。當時他為了使巴里斯特艾里相信坎特的可靠性，他親自對巴里斯特艾里說：他了解坎特，坎特是他自己的朋友。還有，在“活躍气氛”那次宴會上，巴里斯特艾里曾經介紹過坎特，說坎特是來自巴爾的摩、他自己的朋友。 鮑特肯杰克同意我的看法，支持我的還有我一直最信任的老朋友朱利斯·波拿伏龍塔，他是紐約犯罪組織工程的協調員。不過，情況非常緊急，我們要抓緊工作，而且全靠電話交談。我們說服了總部的吉米·耐爾森。他是“木材行動”的督學員，也是我早先在紐約工作的同事。 他們在總部的高層次人士中做工作。最后，大家都表示同意，允許我繼續干多尼·布拉斯柯的工作。但是，華盛頓那里仍然顧慮重重。從那以后，人們不時地為我的安全擔心，認為我應該要撤退。但是，他們一次又一次被說服：我應該隱蔽干工作，我會安然無恙，我們的情況越來越好。 我非常相信我做的對。但是從那以后，這一段插曲一直留在我的腦海里。每當家族里有人打電話要會見我的時候，我就犯了疑：是不是巴里斯特艾里終于把情況透露過來，我是不是到了末日。 我妻子和女儿乘飛机到了新澤西，要和親戚們在一起度過圣誕節日。 圣誕前夕那一天，所有的党徒都四處活動，到各個交誼俱樂部去向別的党徒表示節日的祝賀。凡是你認識的人，你都同他喝一杯。我和勒菲蒂到了各個場所，包括沙沙貝拉旅店以及党徒出沒的其他飯店。 圣誕前夕，我到了勒菲蒂的寓所，与他及露易斯一起吃了晚飯。桌上放了一棵圣誕樹，我和勒菲蒂交換了禮物：他給我兩件襯衫，我也給他兩件襯衫。 大約在11點的時候，我回到了澤西市，“要見一見我的女朋友。” 圣誕節那天，我回到了小意大利區，和勒菲蒂一起度過節日。我們又一次到各個旅店、娛樂場所轉轉。下午4點左右，他回家了，我也回到了澤西市，和家里人一起度過了節日。 圣誕節的第二夭，我們全都回到了工作崗位，大家忙忙碌碌于自己的活。 勒菲蒂終于把儿子湯米改正過來，讓他改掉了吸毒的惡習。他把湯米送到了夏威夷一家康复中心。接著，他給他在富爾頓魚市場上搞到了一份工作。湯米和一個女人住在一起，還有了個孩子。 一天下午，我來到116號荷里得酒吧，勒菲蒂也在那里，滿臉怒气。他告訴我，湯米的女朋友打電話對他說：湯米最近一直不回家，不給她錢買小孩子的食品及生活必需品。看樣子，湯米可能又犯上了吸毒的毛病。 勒菲蒂气得沒法說，因為湯米沒有照顧孩子。 “多尼，他說好了要到這儿來，我好同他談談。可他還沒來。我想叫你去找他，把他媽的狠狠揍一頓。然后，你再把他帶到我這儿來。” 我不能揍他的儿子。因此，我采取拖延時間的辦法。“出了什么問題？” “媽的就那個問題，不是對你說了嘛。” “嗯，可我是說，是毒品，是女人，還是什么？” “多尼，給我把他找到，耍個計策，帶他到我這儿來。” 幸好，湯米這時來到了酒吧，朝我們這邊走。勒菲蒂破口大罵，數落他的惡習，不照顧孩子。湯米想解釋，勒菲蒂不听，只想把他儿子罵出門。 從1979年秋天到1980年2月份這一段期間，我漸漸培養了勒菲蒂對第一流网球場的興趣。我對他說，我在皮茨堡認識的一個朋友，來到了坦帕市一帶，來勢很凶。來了以后就開了一爿夜總會。他和任何人都沒有聯系，受到了一些不三不四的党徒的凌辱。我們可以乘机打入進去。勒菲蒂很感興趣，叫我注意動向。与此同時，羅西對人們介紹我，說我是他在紐約的親戚。 最后，我給勒菲蒂打電話，對他說：我認為，与這個家伙結伙可以得到很大的好處；眼下正是宣布進去的恰當時机，免得其他人乘虛而入。 “我們從他那里能弄多少錢，多尼？”勒菲蒂問我。“我們第一趟去至少要弄到5，000美元，因為我首先要征得孫尼的同意。如果他同意，我要給他2，500美元。另外2，500美元，我給你一份利。” “好，我去落實。” 但是我對羅西說：“托尼，我們不能一下子就給他5，000美元，最多只能給他2，000美元。他會催要，但不用擔心。” 我和羅西的關系，正如我同坎特在密爾沃克的關系一樣。我是党徒的代表，他是地方商人，盡管他的作用還不像坎特那么“直接”。我要處理好勒菲蒂，或者紐約方面的其他老練党徒。 在3月份，勒菲蒂第一次來到了第一流网球俱樂部。我和羅西開車帶他到坦帕市西邊的塔彭斯普林斯市，市內有色彩丰富的希腊人居住區。 勒菲蒂說：“多尼，叫托尼對我說說情況。” 我叫羅西向他講。他對勒菲蒂說到了俱樂部，賭牌室，以及不三不四的党徒出沒的情況。他說，一個叫吉米·伊斯特的党徒，是盧克徹斯家族的副官，答應他在這一帶搞賭博場。兩個前紐約党徒，名叫約-約·弗塔佩里和吉米·阿瓜弗里達，給俱樂部幫了點忙，說他們和大人物有聯系，正在設法成立垃圾工的壟斷組織。 “我對那幫党徒很厭惡，”羅西說。“他們談自己是紐約的党徒，可是什么也拿不上來。我想干些事——可能還要在奧蘭多那邊干，因為我在那邊買通了一名地方檢查官。可是，我不想讓這些家伙纏著我，因為他們搞不出什么名堂。” “還有沒有人在俱樂部投資？”勒菲蒂問。 “全部都是我自己的錢。” “沒人合伙？” “沒有伙伴，就我自個儿。” 勒菲蒂說：“既然沒有別人投資，你又沒有伙伴，這就是說，我和你可以合伙。如果有什么人問你，你就說，我在俱樂部里投資了15，000美元。” 党徒之間的章法是：一旦某個党徒在俱樂部或是別的行業里投了資，他就是伙伴，別的党徒就不能擠進去，因為他要從別的党徒那里獲利。因此，你和党徒合了伙，你就得到了保護，也就是說，你花錢買了“平安”。 我們回到了第一流网球俱樂部，坐在后面的羅西的圓桌旁。女招待員根本不知道那桌子旁坐著什么人，除非要她們進來。室后有落地窗，通向后面的网球場。羅西指了指阿瓜弗里達，他坐在酒吧里。 勒菲蒂說：“托尼，你去告訴他，叫他見一見你的要好朋友勒菲蒂，是紐約市的老練党徒。” 羅西把阿瓜弗里達帶到桌旁，把他作了介紹。他看樣子像個硬漢，可是坐在勒菲蒂的對面臉都變了色，顯得很緊張。阿瓜弗里達說：他認識勒斯蒂·拉斯苔尼以及那一伙人中其他几個党徒，他正在搞一种“車夫協會”。 勒菲蒂說：“我在這儿要待几天，看看我這儿的老朋友托尼，我的伙伴。我剛剛給俱樂部投進了一些錢。這情況托尼可以告訴你。我不時地要到這儿來看一看，保證這里一切平安無事。在邁阿密——勞得戴爾這一帶，我有16個弟兄，他們也會照管這儿。這里一旦出什么事，有人會和我在紐約聯系。” 阿瓜弗里達畢恭畢敬點點頭，回到了酒吧里。 約-約在門口值班。門上有窺孔，還有進門時按的門鈴。勒菲蒂要羅西把約-約叫過來。 我最初几次到這儿時，就知道約-約很想對俱樂部盡快采取什么行動。我看得出來，他心里不痛快，因為我和俱樂部有聯系，可能影響他的計划。 經過介紹以后，約-約說：他在紐約有個表親，最近成了盧克徹斯家族的入盟成員。這位表親下個星期要到俱樂部來，對這儿作一番了解。 勒菲蒂心平气和地說：“既然我是托尼的伙伴，你的表親就沒有理由到這儿來，除非他是來度假。如果他要就這儿的俱樂部有什么話要說，他可以和我聯系。我就在瑪迪森大街或桑樹街。只要問一聲勒菲蒂就行了，那里個個都知道我。” 弗塔佩里點點頭，回到了門口。 “現在，誰也不會干扰你了，”勒菲蒂對羅西說。然后他對我說：“好吧，多尼，現在我們談一談錢的事吧，問問托尼，他打算給我多少？” 我正要問托尼，可勒菲蒂馬上就說：“不，多尼，帶他到外面談去。” 我們走過了落地窗。 “這究竟是干什么？”羅西問。 “這就是他們干事的諾，”我解釋說：勒菲蒂同大多數党徒一樣，這就是他的思想方法。他要是听不到談論搶劫、談論搞什么陰謀的時候，他不會打破這一套規矩。“關于錢的事，我們得堅持我們的，我把你答應的數字告訴他。他听了會多要的，我們再到外面來商量。但是，我們不能他要多少就給多少。堅持2，000塊這個數，不管他怎么說。” 我們回到桌旁坐了下來，羅西正好坐在勒菲蒂的對面。我說：“勒菲蒂，我知道我曾對你說過，他打算給你5，000塊錢，可是他現在只有2，000塊。” “多尼，我對孫尼說過是5，000塊，我要和他一起平分。我約了這里的人，叫他們關照這里的形勢。我拿了錢，還要給這些人意思意思。你同他談談。” “勒菲蒂，他說他一共只有2，000塊。可能在你离開這儿時再拿1，000塊出來。” “多尼，你問問托尼，他一個星期能弄多少錢，我作為他的伙伴，他肯給我多少？” 我們來到外面。我們無論怎么說，托尼一個星期弄多少錢，勒菲蒂反正是要一半。我們不想給他太多，也不能給他太少。最終在法庭上審案的時候，我們不想讓別人看到我們是在拿國家的錢往這些党徒身上撒。但我們給的錢數要使他保持興趣。誘惑人的東西是錢。你要表明：這個交易能吸引人，俱樂部在賺錢上有很大的潛力。如果我們處理得當，我認為勒菲蒂會把孫尼·布拉克引進來，我們就有很好的机會可以和桑多·特拉弗坎特打上交道。我們待在外面倒很痛快，待到討論這個問題所需的那么長時間才進去。 在桌旁坐下來以后，我說：“勒菲蒂，他說一個星期能弄到500塊，說每星期給你250塊。” “那好，對他說，我每星期收250塊，他每個星期三給我匯去，我星期五就能收到，加上這次要給的2，000塊，還有我臨走時的1，000塊。” 我重复了這些話，算是合了伙，談話也就顯得自然了。勒菲蒂對羅西說：“現在你高枕無憂了。”他說要和“對路的人”聯系一下，為羅西掃清道路，使他能把買賣擴大到奧蘭多以及佛羅里達的其他地方。他想了解俱樂部在賭牌上能弄多少錢。 羅西說：“賭博的業務我們才開始。上一次賭場淨收247塊錢。” “不，不，那算不了什么。你們要干的是，一次賭注限額是20塊，三次加叫，這樣一個晚上就能收個千儿八百的。因此，這筆營業要干下去。” 勒菲蒂還想把俱樂部的外圍擴大：搞一個像奧林匹克規模的游泳池，4個短网拍牆球場，15個更衣室，另外還要搞許多風景游樂場所。 “找個建筑設計師來，”勒菲蒂說，“叫他造個計划。打電話找一個來。” “明天一早就辦，”羅西說，因為此時已是夜里2點。 “不，現在就辦。翻翻黃頁簿１，找家庭號碼。對他說，你叫托尼，是第一流网球俱樂部的老板。他會知道你。對他說，你招待他吃牛排，還給他100塊錢，他馬上就會來。” １ 黃頁簿（the Yellow Pages）：專載公司、厂商等電話用戶的名稱及號碼，按行業划分排列，并附有分類廣告。 我說：“勒菲蒂，我們和桑多·特拉弗坎特打交道，在坦帕市一帶開展經營，你看有沒有問題？” “這用不著擔心的。你們只管集中心思，好好搞業務就是了。” 我和勒菲蒂回到19號公路上西堤希提旅館的房間里，他為沒有得到5，000塊錢還在抱怨。 我說：“勒菲蒂，事情剛剛開頭，別對人家逼得太緊，我們的事情還順順當當地進展嘛。” “對。不過，多尼，如果孫尼到這儿來要說上什么，你可一定要把我拿了多少如實告訴他啊，因為我可不要使他以為我在克扣他的錢。” “我會為你說話的。” 他在房間撥了個電話號碼。“是孫尼嗎？這里一切都很好，我對這里情況很滿意。” 勒菲蒂回到了紐約。一個星期以后，即复活節后的第一天，孫尼派他回來傳達一份正式合伙協議。協議簽定的日期比實際生效要早一個月，杜絕了別的家族的任何非難。協議重申：他們是一半對一半的伙伴關系；第二位伙伴向俱樂部投資了15，000美元。他們去了公證處。羅西簽名是：“E·安托尼·羅西”。勒菲蒂的簽名是：“托瑪斯·斯巴諾”，是他儿子的名宇。 勒菲蒂打電話給自己在邁阿密那里一個手下人叫約米·斯巴格提，叫他開車到荷里得一帶去看看，以防我和勒菲蒂到了紐約以后，羅西与人發生糾紛的時候，約米·斯巴格提可以從邁阿密那里赶去解決問題。 那天下午，約米·斯巴格提去了那儿。他生得虎背熊腰，身高約6英尺，体重220磅，滿頭銀發。他曾在紐約的碼頭上工作過，后來傷了背，開始拿工傷補償費，搬到了邁阿密，繼續為家族干活。勒菲蒂叫羅西給斯巴格提40美元，作為他從邁阿密跑一趟的汽油費。 那天晚上，我們來到坦帕市郊的得比巷那家賽狗場。羅西給了勒菲蒂一周的薪水250塊錢，加上最近賭牌場上的200塊，他全輸在賽狗場上。 第二天早上，在旅店的咖啡館里，勒菲蒂說：“我應該同羅西談談，原來要給的5，000塊錢，還有一部分沒給。對他說，他要平平安安地營業，還得再給2，000塊。對他說，多尼，如果不是因為你与這事有關，而你又是我的伙伴，他沒拿出5，000塊錢，我本來就擺手不干的。我還要另外2，000塊，和原來的錢湊在一起帶到紐約去，多尼。” 那天晚上，我和羅西討論了這件事，認為這事值得：勒菲蒂讓孫尼有興趣，我們可以和孫尼·布拉克与桑多·特拉弗坎特聯系上，再給他2，000塊錢又算什么呢？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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